经济学的各种效应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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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关键词]职业学校环境教育环境意识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09)1110159-01

环境意识是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所必需的思想和心理条件。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不加节制盲目开发,导致全球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出现各种生态灾难,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问题中最突出的社会性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强环境教育,而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是保护环境的前提条件[1]。学校环境教育是实施环境教育的重要环节。职业学校学生是我国各行各业未来的基本队伍,是未来企业和行业技术进步以及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力量,他们大部分在毕业后将成为技术工人的主体,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居于第一线,直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他们环境意识的强弱,将会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2]。有资料显示,职业学校环境教育还处在探索阶段,很不规范,职校生环境意识还很薄弱。所以,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中的环境教育,增强职校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责任感,十分迫切和必要[3]。

笔者根据十几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在职业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应注重以下几个环境意识的培养:

1.环境忧患意识。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严重,全球环境问题随之显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酸雨蔓延、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这些问题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随着地球人口的巨增,土地资源的流失和沙漠化,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采,生态环境的破坏还会更进一步使环境恶化。而更让人忧心的是,环境在短时间内遭到的破坏,恢复起来却要付出相当长时间的、沉重的代价。严重的环境问题已威胁和危害到当今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发展。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得出结论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毫无顾忌地消耗自然财富,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20个地球”。因此,我们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过去那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粗放型线性发展模式必须得到扭转,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要让大家真正认识到,善待自然环境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2.环境道德意识。环境道德是指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的规范与原则。环境道德观认为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要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即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包括土地、岩石、自然景观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环境道德作为人类可持续生活的道德,是一种新的世界道德,它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对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确认,制订和实施新的道德原则。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应以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持续发展为准则,使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协同发展。保护环境,是真、善、美的体现,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是假、丑、恶的表现。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都在一个家园中,必须树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崭新的环境道德意识[4]。

3.可持续发展意识。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5]。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长期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首先肯定要发展,决不能停止经济发展;同时发展要有限度,不能损害或危及后代人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环境意识认为要采取新的途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人与自然关系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6]。

4.环境参与意识。在预防及解决环境问题时,主动参与是十分重要的。环境教育是“学中做”的教育,引导鼓励学生亲自参与环保活动,这是增强环境意识的最有效手段,如:调查本地动植物资源、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空气监测、水质量调查等,要人人以实际行动,从身边小事做起,汇集起来就是对保护环境的大贡献。环境意识的培养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尽量采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环境教育途径和方法,来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

5.环境科技和绿色生产意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环境问题涉及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广泛领域,也涉及基本理论、规划管理、工程技术等广泛问题,因而离不开科学技术[7]。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上有着广阔的空间。人类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不断完善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使整个科学技术沿着符合生态保护的方向发展[8]。绿色生产,就是实行不污染生产环境和企业周边环境,对人、自然、社会均不造成危害的生产[9]。通过采用绿色技术进行清洁生产,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达到提高经济效率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的。职校生毕业后将是技术工人的主体,直接服务于生产第一线,他们熟悉和掌握先进环境科技设备的使用、懂得操作流程,具备绿色生产意识,并认真去实现这一目标,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郑丹星等,环境保护与绿色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2]梁建军,职业学校环境教育浅探[J].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03.

[3]马志宏,环境教育: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J].职业技术教育,2003,24.

[4]武青艳,环境教育的内容和特点[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05.

[5]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张三元等,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论纲[J].武汉化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6,09(05).

[7]欧阳金芳等,人口、资源与环境[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8]刘捷,简论中小学生环境意识与素质教育[EB/OL].我的,[2006-7-28] 省略/paper/article/education/200607/1248

2_2.htm.

[9]编者,树立绿色生产意识推动企业健康发展[J].环境教育,2005,01.

第2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第3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第4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非理性；偏好

一、引言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假设规定了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致力于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利己的，这就是所谓的“合乎理性的人”。主流经济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建立在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之上的，以此为基础就产生了人们所熟知的效用论、偏好的一致性和有序性等经典经济学理论。但是，由于人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要受到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人和社会环境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人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现实中一些“非理性”的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一些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致力于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行为经济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发展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心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就涉及到了人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诸如利他主义、公平、损失厌恶、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都在其著作中有所阐述，特别是利他主义。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试图说明，天性就是自私的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要发扬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这样才能保证和维持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除此之外，边沁等人也注意到了心理活动在人的经济行为中产生的作用。他认为，面对选择，人追求的目标是效用，也就是心理满足的程度，心理满足程度的大小决定着选择的绩效。当经济学说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心理因素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一思想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尤其得到了发展。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概念就包含着主观因素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时凯恩斯的投资行为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的理论对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认为市场的波动会受到群体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的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前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经济学的萌芽开始产生。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去。在这期间，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早期行为经济学形成的标志。他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及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非完全的，因而，人做出的往往是最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的决策。这一理论已经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而乔治卡托纳甚至对“理性人”这一公理化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强调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之上，因为人的内在动机决定了人的行为。此后，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开始兴起。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着手联合起来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到，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阶段。他结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对少数民族歧视、竞争与民主、犯罪与惩罚、家庭和婚姻等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他的成就也正是在于此。他运用经济学及心理学的理论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查德•泰勒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主流经济学强调人是纯理性的“理性人”，“理性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形成了有效市场；而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者则认为人根本就不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选择，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作为选择设计者在现实中建立一个选择的框架体系以便促进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投身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诸如戴维•莱布森和马修•拉宾描述了有关人和金钱之间存在的一种“反常现象”，即在储蓄行为中出现的“夸张贴现”现象。威廉•庞德斯通指出人们并非总有明确的偏好，提出选项的方式方法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等理论。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定义众说纷纭，概括起来，行为经济学就是将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试图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是试图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中是存在着“非理性”的。

三、理论成果

1.有限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成为了行为经济学者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与“理性人”假设所强调的经济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完全利己”和“有完全意志力”不同，“有限理性”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不仅要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思维能力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经济行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利己”和“有限意志力”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标准是追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决策。西蒙等人尤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由于获得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无论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无法获得全部所有的信息。信息的残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决策，从而也可以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用于解释那些非理、随意甚至于“不明智”行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行为经济学者甚至其他经济流派的学者在一些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如公共物品、社会福利和社会准则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主流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全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公理”，然而这些对于“理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理性的吗？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直接取自日常用语，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不精确性和弹性。在现实研究中，诸如凯恩斯、赫西曼等那些不那么看重形式化的演绎推理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在“常识”的意义上使用“理性人”这一概念，他们往往是根据语境的不同对于个体的行为做出“经验上可信”的假设，就连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提到我们无法逐一对理论的假设做出“经验上的检验”。而所谓“经验检验”依然是根据人们长期以往对于现实社会的普遍性的认识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普遍性认同为依据的。而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普遍的认识和认同”或者“社会准则”或者说“常识”反应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甚至是不同的个人的行为上都是有差异的，继而对于“理性”的定义以及判断“理性”的标准也存在偏差，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无法做到完全统一的。因此，“有限理性”显然要比“完全理性”更加贴近现实。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理性人”假设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围绕着可形式化展示的模型进行的。对这类研究，通常个体的认知和动机等经验事实并不进入分析而与分析的结果无关，从而，“理性人”的前提更多的是帮助演绎推理。

2.选择框架

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学者们结合心理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审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机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在涉及到具有不确定性的选择中框架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设计的“疾病治疗困境”实验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事实上，在正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A，而在负面框架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B’，即便同一种治疗方案在不同的描述中实际上治疗结果是相同的，但是显然积极描述要比消极描述更具有吸引力。人们往往在面对过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症”。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名市场营销专家在超市布置了两处果酱展示台，一处只展示了6种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果酱，而另一处展示了多达24种果酱。实验发现，24种果酱的展示台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围观，但是最终还是6种果酱的展示台的购买率更高。这就表明，可提供的选择越多，人们反而越难以决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放弃选择或者另寻它法。锚定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该信息所限定的某种模式之下。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些起始值就像“锚”一样使人们的估测值落于某一区域中。如果这些“锚”定的方向有误或者是虚假的，那么估测的结果就会产生偏差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歪曲。以上提到的现象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提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外部环境因素等对于人们的决策行为影响是很关键的。积极的因素会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而消极的因素会使人做出错误的决定。理查德泰勒强调，为了使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政府、企业等应该构建一个有效的选择框架来引导人们进行决策。有时只需要一个“温柔的推动”(Nudge)，与强势的命令相比，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人们更乐于接受，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他们做出选择设计者所期望的决策。

3.不确定性(系统偏差)

正常情况的选择已经足够复杂，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就更加难以做出决策。坎尼曼和特沃尔斯基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偏离经济学理性状态下的标准范式，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的假定存在着系统偏差。小数定律就是系统偏差的典型。大数定律是统计学中的概念，相较于小数定律，大数定理更加被人们所熟知。该定律的前提条件是样本规模足够大。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都是小样本，小样本的均值不会遵循大数定律接近于总体的均值，而是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中人们却更容易受到小样本的过度影响，尤其是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4.偏好常规理论认为偏好是预先存在并且稳定的，而心理学家则认为偏好是构造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坎内曼、特沃尔斯基、拉宾等对偏好的一些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人的偏好是在做出判断的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选择的设置和外部因素会影响偏好的形成，人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苹果。人对于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呈递减趋势的，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损失获得的关注度要更高，人们对于损失的估价通常高于等量的收益。另外，如果存在一个参照点，人们常常对于某个行动的后果与这个参照点的相对差异比较敏感，反而对于行动后果本身不敏感。

四、发展趋势

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正统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理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的分析研究方式。由于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而是试图解释人们非理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势必要成为一种潮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成功结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仍然相对分散还需要全面系统的检验、完善和稳固。如何使得理论更加合理、系统和科学更加贴近实际与现实相符是今后行为经济学所要发展的目标。行为经济学兴起于西方，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概括、评述和总结，而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贫乏。尽管有黄祖辉、胡豹、汪丁丁、奚恺元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学结西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国学者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思维方式、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最终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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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一、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子，一般认为其研究方向主要为发现劳动关系，并揭示劳动经济发展规律。从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即劳资雇佣关系出现之后。[1]因为随着劳资雇佣关系的出现，各种劳工问题也逐渐产生。这些劳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并促使研究劳动关系的学科出现。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劳动经济学逐渐从萌芽走向成型，许多有关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论著开始涌现出来，如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到了20世纪初，劳动经济学的专门论著产生，例如美国管理学家F.W.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S.布卢姆的《劳动经济学》等，这些论著的出现标志着劳动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人力资源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同时与经济学有着一定的关联，它是指企业管理者运用一定的手段来科学、合理地管理人力资源的过程。对企业管理者而言，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它需要管理者拥有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从而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应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分为六个方面，在内容上，它将“以人为本”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是核心观念，在企业员工招聘、筛选、薪资、福利等问题上做出相关的管理。[2]

二、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劳动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范畴，而人力资源管理属于管理领域的研究范畴，二者之间看起来并没有关联，但是在实际上，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同时又有一些差别。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劳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是雇佣关系，这两种关系在本质上都是属于劳动关系，因而说它们具有相似性。[3]但是在另一方面，劳动经济学中，劳资关系以企业内部劳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对市场所做的一种调节，本身并不存在交易成本，且劳资关系表现为竞争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中，雇佣关系是对企业相关管理层所做的协调，只要人力资源管理行为成立，那么交易成本就相应产生；同时，雇佣关系表现为合作关系。尽管劳资关系研究和雇佣关系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二者在内容和目的上都趋向一致，二者都是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人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二者联系起来，共同应用于企业管理中，就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三、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到如今，已经趋向成熟，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方面的建设逐渐完善。然而，社会的发展速度远大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速度，在当今社会，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内容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4]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管理重新建构。下面笔者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探讨如何利用劳动经济学来促使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第一，在人才招聘和选拔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首个环节就是员工招聘与选拔，作为管理工作的第一步，理所当然需要谨慎对待。在利润的驱使下，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更多的是考虑雇佣工人的成本，所以，在招聘和选拔员工时，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合理地雇佣员工，使员工的数量保持在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又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对此，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招聘和选拔员工时，要充分应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与劳动资本的替代效应理论，合理规划企业招聘员工的数量，从而实现以最少的员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目的，避免员工过剩的情况发生，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需要注意的是，短期之内，企业的资本投入难以做出改变，而劳动力的投入量则可以改变，所以，企业应当在劳动力的投入上做出适当的变通，当前所收获的经济效益超过了劳动力投资时，企业就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量，从而使这些劳动力投入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5]

第二，在人才培训与储备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人才的培训工作与储备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员工初级阶段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要节点。因此，在人才培训与储备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内容的执行方面，将劳动经济学关于员工培训的量化与优化理论作为理论指导。一方面，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对员工的职业培训要保持一定的强度和数量，从而保证员工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进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对员工的培训工作进行优化整合，使员工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获得有效的培训，减少无意义的、机械重复的培训内容。

第三，在人才的薪酬管理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薪酬对企业员工具有直接性的激烈作用，如果给予员工的薪酬是合理、得当的，那么企业员工将获得物质上的激励，进而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工作水平以及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对此，人力资源管理者要运用好劳动经济学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

四、结语

第6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关键词：框架和内容 证明和推理 图形和案例 理论和政策 宏观和微观

国际经济学是运用微观、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工具和模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这门课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两部分内容，知识点较多1；作为一门实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运用了大量的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来阐述各种理论；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各种理论本身以及理论之间的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关联度很高。因此，学生在学习这门课时普遍感到吃力，课堂教学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笔者在多年的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分析能力的课堂教学思路，具体来说，就是对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做到“五个”方面的结合。

一、简单框架和复杂内容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揭示了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内在机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和体系。根据田国强的分析，一个规范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部分组成：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2。这一基本分析框架为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现象和问题提供了普遍、规范的分析方法。尽管国际经济学理论众多，模型不一，图形繁杂，但都可运用这种简单统一的分析思路。所不同的只是，需要根据具体理论不同的假设条件、推演过程、结论等，填充复杂不一的内容。比如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到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等，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假定前提条件的过程，相应的模型结论以及政策含义也就各不相同。将复杂不一的理论简单化，又在简单的分析框架中填充具体复杂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复杂——简单——复杂”的分析过程。这种讲解有助于学生的轻松学习和正确理解，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和训练，使学生掌握理解经济现象、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的基本思路。

二、数学证明与逻辑推理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在研究和探索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程度问题时，自然需要使用一定的数据、图表、数学（模型）等工具。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借助数学模型可以把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下来，有助于学生理解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3。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国际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几何图形，不仅增加了他们理解的难度，而且往往会忽略国际经济学本身的含义。数学仅仅是国际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工具不能替代内容，工具的作用是让内容更清晰、更科学。教师应该把数学证明和国际经济学本身的逻辑关系结合起来，赋予数学模型以鲜活的经济含义。比如罗伯津斯基定理的讲解，不仅要把数学公式讲解清楚，还要将定理在现实生活中的衍生形态——“荷兰病”讲解出来，这样，学生既能体会到严密的科学分析方法，又能了解国际经济学本身丰富的内涵。

三、图形和案例的结合

图形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一大特色，《国际经济学》中几乎每页都有几何图形。几何图形十分直观，能够让学生一目了然地理解国际经济反应机理；同时，几何图形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具体的国际经济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在对书中图形准确讲解的基础上，还应辅以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几何图形是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的高度抽象，而典型案例则是对几何图形的一种实践证明。例如，巴西咖啡豆的比较优势和“悲惨增长”问题、要素禀赋理论和里昂惕夫之谜、重叠需求理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问题、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经贸政策在IS—LM—BP模型中的体现等，都可以在几何图形中来解析经济现实。将图形和案例结合起来讲解，不仅使图形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还能锻炼学生从复杂的经济环境、经济关系中，把握分析事物本质的能力。

四、理论和政策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相应的政策含义，各国实行的国际贸易政策、国际金融政策都来自于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在国际经济中贯穿的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政策之争、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之争，都能在《国际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源头4。将国际经济理论和各国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既是理论和政策本身内在联系的要求，也是学生学习国际经济学的目的所在。比如新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等，它们产生的理论渊源以及现实政策中的某些混合做法等。通过讲解，应使学生了解、掌握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演变中的理论背景，从而探索国际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二者交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

五、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中的微观部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各有一条能把各部分知识内容串连起来的主线：微观部分的主线是国际贸易的起因，宏观部分的主线是“内外平衡”。这两条主线不仅能把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基本内容串连起来，而且它们也相互交叉：国际贸易中不可能脱离货币因素，国际金融也和国际贸易收支状况紧密相连。比如在加入货币因素后，国际贸易中各国的比较优势可能要发生改变；国际金融理论中的休谟定律、马歇尔—勒纳条件，J曲线效应等都充满了国际贸易因素。在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各自内容讲解清楚的基础上，还应该适当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深入解析，以便全面、系统地反映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使学生了解国际经济学的全貌，形成比较完整的国际经济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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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78―200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尤其是2002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从改革开放初的0.28猛增至2013年的0.473，且自200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高于贫富差距警戒线0.4。因此，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原因的探讨在中国从来没有平息过。

金融部门――这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是近年才出现的。金融作为连接储蓄和投资的纽带，对于居民财富的使用、收入的分配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界大致给出了三种观点：一是金融的发展缩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盖勒和泽拉（Galor和Zeira）在1993年的分析;二是金融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满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对这一关系最为著名的阐述是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和Jovanovic）在1990年建立的动态模型;三是金融发展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这种观点主要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给出，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上述三种观点在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路径时主要沿袭从西方经典理论出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大都是基于金融发展加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来分析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出发，会发现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膨胀的后果以及连接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关键一环――政府的作用。

二、对金融发展本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学离不开经济学的土壤。然而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在论证金融发展、自由化时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并不能真正分析其本质。为此，在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运用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正确认识金融发展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

金融发展在狭义上主要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变化。在广义上包括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与金融有关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发展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包括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及货币金融的自由化、虚拟化，可以说金融发展正在逐渐地远离实体经济。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是大量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膨胀，它们会促进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

货币金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当这些货币流入产业经济领域时，无疑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推动起来的闲置资本被再次投入金融领域并继续虚拟化而不是投入实体经济增加社会投资时，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会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出现泡沫。当这种泡沫足够大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也将随之到来。

因此，根据货币金融理论，由于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发展而来的金融领域可以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所以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的虚拟化导致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会催化泡沫的产生，而西方经济学界、政界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助长这种泡沫的产生，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路径――西方理论与理论的差异

（一）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主要是指金融发展，尤其是非正式金融机构中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帮助穷人融资，从而缩小了贫富差距。他们认为，金融领域的门槛效应使得富人能进入，穷人无法进入该领域，导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金融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会使得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从而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使得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此，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 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首先，金融资本的积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两极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职能资本逐渐向银行资本和各种生息资本转移，造成货币/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金融资本的积累使得普通劳动者处于贫困的一极，无形中造成了进入金融领域的壁垒即门槛效应。因此，金融资本是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作为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同资本积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一样，也使得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其次，股份资本的发展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股份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把分散在社会中的资本积累起来，且随着股份资本的发展，竞争被垄断所代替。一方面，垄断必然会形成垄断价格，资本家通过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股份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使得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买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股票的暴涨暴跌中，普通居民由于不具备相关知识及信息，很容易造成投机失败，而投机失败者的财产，以及社会资本会转移到投机成功者即大资本家手中。结果，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工人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间接缩小收入差距。西方金融理论中，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会减缓贫困，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因此间接效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自从熊彼特分析了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来，多位经济学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希克斯曾经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即全要素增长率是长期中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事实。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非流通的长期资本，如果没有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不完善，是很难做到积累大量非流通资本并使之运转的。因此，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之一。

其次，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分配状况，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西方理论界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机制的自动调节而逐渐趋于缩小，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服从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

2.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扩大收入差距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干预市场下才会缩小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其投入实体经济后客观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从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经常不能回流到产业资本经济，即实体经济中，而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产业资本之外，造成金融领域的泡沫化，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泡沫化。因此，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泡沫经济，从而西方经济学界所分析的间接效应路径的第一阶段在质量上（经济发展质量）会大打折扣。

西方经济学界所认为的间接效应第二阶段，即经济增长会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更是捕风捉影，经济增长后收入差距只会内生地扩大。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使得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收入和之前自身收入水平相比都会上升，但是其上升的速度不同，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穷人，因此二者的收入差距与之前相比也并没有减少。另外，随着金融泡沫的产生，整个经济体也将处于泡沫之中，泡沫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破灭，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的过度放任、自由化、放松监管甚至没有监管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工人阶级和小型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大型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资源，迅速撤离金融领域，减少亏损，从而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会影响投资于不同企业的居民收入，从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差距却缩小了，这不是高收入者自发地向低收入者进行的救助，而是政府干预市场，强制施行救助措施的功劳。危机爆发后，各产业濒临瘫痪，失业率增大，通货膨胀上升，严重降低了政府的信誉，使政府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社会动荡的潜在压力以及面临下台的压力，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社会趋向于稳定。

因此，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存在性的逻辑推导完全不同于上述西方理论中的逻辑推导。政治经济学中倒U形曲线的形成机制是，在金融出现危机、收入差距扩大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而进行的外在的行政性干预使得收入差距缩小，这种情况下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并非由经济内生。

3. 两种理论间结论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促进经济发展，后间接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在放任条件下无约束发展会爆发金融危机，扩大收入差距，之后在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才会外生地缩小收入差距。虽然最终结果都是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西方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贫富双方都可以获得金融发展而带来的好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政府干预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前提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几乎只是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干预市场。在危机爆发前，金融发展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进一步扩大，富人在享受了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的同时却剥夺了穷人应得的福利。

因此，相似的结果却有着极其不同的意义，西方理论很自然地隐藏了富人对穷人的这种福利剥夺，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揭示出了这种隐含着的剥削关系。

四、结束语――政策性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最终会内生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只会内生性地扩大收入差距，而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因此，尽管现实中的确存在收入差距先上升后逐渐缩小的情形，但是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并非单靠经济内部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规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1所示：

[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图1：传统西方分析模式

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2所示：

[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出现金融泡沫化][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干预经济][?][?][?][?][?]

图2：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

这种分析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政策性的结论，即过度的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会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政府应该考虑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与调节，防止金融过度泡沫化，从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当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就与金融的泡沫化有关，需要政府进行管控。另外，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不能一味崇信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化、市场化，而是要坚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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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斯达斯・拉帕查韦斯（希）著，李安译.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5）.

第8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9篇：经济学的各种效应范文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整肃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要求充分认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

通过阅读此文，可以看出林教授提出的新经济结构学重构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理论思潮。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强调国家经济的落后原因在于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第二波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过多干预，主张"休克疗法"。而新结构经济学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和这种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政策主张是一个特定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及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文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

二、读后感想

本文基于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就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谈谈自己的感想。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区别

首先，林指出新结构经济学与以往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其分析方法。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来优先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例如上个世纪一些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了本国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反的，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作用，政府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过度干预。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还区别于经济管理的关键工具的运运用方式。旧结构经济学中政府的系统性干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手段，如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遵循与政治利益思潮和过于宏达的经济目标的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导致失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如产业升级必须符合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

2.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首先要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之前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此次更加强调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不能强行实施系统性干预，而只能在一些"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上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关于"协调问题"，林教授特意注明在这里不是指过去经常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协调作用。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应采取一种"务实、渐进"的的方法，"一方面为原优先发展产业提供暂时性保护以维护宏观稳定，另一方面则放手让那些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以获得经济成长"。

其次，中国应该发展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将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应用于发展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产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 。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能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总而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优先发展不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在林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就是要政府去选择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产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才能自生下来，不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其存在。例如，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其实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当资本越来越多，其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最优的决策就是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商品，以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商品，从而形成"倒V"形产业动态过程并持续下去，这又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飞燕模式"。

再次，在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强调基础设施配套的必要性。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要求基础设置的相应配套。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也会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

第四，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会带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资源，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也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资源。与旧结构经济学将外国资本看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害控制的工具不同，林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区别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和那些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最后，重视发展人力资本。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提升必须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保持齐头并进。否则，人力资本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以教育投资为主要部分。国家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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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永定. 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2013（12）：1075-1078.

[5]张军. "比较优势说"的拓展与局限--评林毅夫新著《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2013（12）：1087-1094.

[6]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经济学，2013（12）：1079-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