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案件类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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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经济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规定的犯罪，具体包括以下八类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经济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这个特征决定了这类犯罪所具有的复杂性及对市场经济秩序危害的严重性。经济犯罪在主体上也有显著的特点-大多数经济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经济犯罪是刑法分则中涉及单位犯罪数量最多的一类犯罪。民商事纠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曾被称作经济纠纷，我国司法界习惯上把单位之间发生的因违约纠纷或侵权纠纷而形成的诉讼案件称作民商事纠纷案件。从民事活动的角度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获利是单位最主要的目的。从经济犯罪的角度来看，单位是经济犯罪的重要主体，谋取非法利益是其犯罪的最终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在获利的目的的支配下，既有可能成为民事活动的主体，也有可能成为经济犯罪的主体。行为主体的复合性及目的的同一性决定了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必然发生交叉，这是经济犯罪案件与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最基本的连接点。

如果仅作上述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与单位有关的经济犯罪都会牵涉到民商事纠纷，然而司法实践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八类具体的经济犯罪类型中，只有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及合同诈骗罪才最有可能牵涉到民商事纠纷，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犯罪具有不同的犯罪对象，由于犯罪对象的不同而决定了某类具体的经济犯罪是否会与民商事纠纷相联系。从犯罪客体来看，经济犯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经济管理的制度和活动，每一类具体的经济犯罪又都有其直接客体，直接客体的差异性只能反映不同的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不同，它本身不是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发生连接的中介。而从犯罪对象来看，只有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及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才指向特定单位的财物，特定单位的财物受到侵害后，才可能引起民商事纠纷，因此犯罪对象才是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发生连接的中介。

经济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还可以是个人和单位共同犯罪。不同犯罪主体构成的经济犯罪都有可能涉及到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但考虑到司法实践已经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限定为单位，因此在实践中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连接的类型主要有四种：1、单位直接进行经济犯罪，此时单位构成犯罪，同时该单位又是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2、个人以单位以名义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单位若承担民事责任，则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3、个人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个人所在的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4、个人利用单位疏于管理的过失而进行经济犯罪，此时个人构成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单位成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

从承担的民事责任的形式来看，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单位的责任形式主要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在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单位的责任形式既可能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也可能是违约的民事责任，但对同一个责任主体而言，一般不发生竞合的问题。从侵权责任的责任对象（债权人）来看，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与因金融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权利主体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权利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而后者的权利主体既可能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从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来看，因侵犯知识产权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构成犯罪的单位，因金融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有过错的金融机构，因合同诈骗罪而引起的民事责任其责任主体为单位-或者该单位本身就构成犯罪，或者是个人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诈骗，虽然单位不构成犯罪，但如果单位在诈骗行为中有过错，则单位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

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两者的法律后果也有根本的区别。在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只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而民事行为只产生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但经济犯罪行为可能同时会产生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两种法律后果都因犯罪行为而引起，其责任主体有时具有同一性，有时又会发生分离。当主体同一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将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这种民事责任主要是侵权的民事责任；当主体发生分离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基础，这种民事责任主要是违约的民事责任。

二、“先刑后民”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先刑后民”是一个简略语，全称为“先刑事诉讼程序而后民事诉讼程序”，具体含义是指当一个民商事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牵连时，民商事纠纷案件应销案或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案件要等有关联的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恢复审理。“先刑后民”已成为法院审理与经济犯罪有关联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由于构成要件的不同，侵权的民事责任与违约的民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责任的认定的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侵权的民事责任一般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虽然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并不是侵权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刑事责任的认定以犯罪行为的成立为基础，侵权责任的确认以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基础，这两者的确定虽然从诉讼程序的性质来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但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行为属性的差别（侵权行为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程度就构成犯罪），因此刑事责任认定可以为侵权责任的确认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先刑后民”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采取“先刑后民”的诉讼顺序而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时进行，则有可能由于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在证明原则上的差异性，导致一个行为在民事程序中可能确认为不构成侵权，但在刑事程序中可能被认定为构成犯罪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条件下的“先刑后民”的程序价值在于它可以保障在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同时，不放纵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犯罪，可以做到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结合。而违约的民事责任的确认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这是由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所决定的。通常认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债权人只需证明债务人存在不履行债务的事实就可以了，至于债务人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而这种证明责任对于债权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违约责任的确认并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先民后刑”或刑民诉讼程序同时进行并不会导致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的结果发生冲突，因为构成犯罪可能承担违约责任，不构成犯罪同样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反之亦然。所以，当民事责任的形式为违约的民事责任时，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并不存在紧张关系，并不需要对这两个诉讼程序预先确定一个先后顺序，否则既会影响诉讼效率，又会对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1、“先刑后民”会对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的诉权产生不利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民商事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民商事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驳回起诉的前提是原告不享有诉权，具体而言，这里的驳回起诉的根本原因及理由是法院认为原告不享有实体权利的请求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程序上看，法院既然已经立案受理，就表明原告的起诉在形式上是符合这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的。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随着庭审调查的深入，法院可能发现该民商事纠纷案件可能涉嫌经济犯罪，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的关系？《规定》所实行的是刑事阻却民事的原则，即驳回民商事案件原告的起诉，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在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案件原告的一个符合法律要求的起诉就被强行终结了。而刑事案件侦查的结果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另一种可能性是行为人不够成经济犯罪。然而不论出现哪一种结果，在法院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在先的情况下，该行为人都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实际上原告都享有实体权利的请求权。若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则该行为人可能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也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若行为人不构成经济犯罪，则该行为人可能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但法院无条件地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民事权益的救济途径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按照“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如果行为人构成经济犯罪，则从理论上讲被驳回起诉的原告只能在刑事案件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也仍然受到了限制，即只有当刑事责任的主体与民事责任的主体同一时，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才会为法院所接受，因为“尽管司法解释明确肯定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对象可以是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但是审判实践中，涉及犯罪人以外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或共同侵害人的民事侵权事实，因为与刑事案件无关，刑事审判程序并不关注。即使受害人对其提出请求，法院也不接受。”既然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救济，那么原告只有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当原告再次起诉时，法院如果以“一事不再理”为理由拒绝受理，则原告的诉权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如果法院再次受理该案，则一方面与“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相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事实上的“讼累”，增加了诉讼成本，影响了诉讼效率。

2、“先刑后民”客观上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被告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创造了条件。由于司法体制及执法环境的原因，我国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不在执行程序之前就采取有效的保全措施，法院的判决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落到实处。在“先刑后民”原则的制约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起诉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同时由于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债务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悉数转移财产，最后原告即使胜诉，他所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3、会引发法院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冲突，为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民商事纠纷）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全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确属民商事纠纷的，人民法院依法继续审理。这条规定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的权力，法院将以预先审查的结果决定案件的性质及归属。这条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划清经济犯罪案件与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界限，防止两者发生错位而放纵犯罪或干扰正常的经济交往活动，但这种预先审查权的设立实际上是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活动设置了一个前置程序，这个前置程序是违背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制原则的，因为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分工上，是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由法院行使审判权，这三种职权是相互独立的。而预先审查权的设立，则打破了这种相对平衡，使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法院经过预先审查以后，如果法院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则法院的意见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见取得了一致，一般不会引发冲突，但当法院审查认为确属民商事纠纷时，法院的意见就有可能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意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协调起来将具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这种权力分工上的冲突不是权力配置本身产生的问题，协调起来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即使进行协调也可能会无果而终；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特别是在跨区域的情况下，协调机构缺位的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在坚持严肃执法这个共同的前提下，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法院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各持己见，法院对已经立案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则将其作为经济犯罪案件继续立案侦查。从事实的角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在定性上要么构成经济犯罪，要么属于经济交往过程中正常的民事交易行为，不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但由于预先审查权的存在，使我们对这一行为的性质无法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

由于民商事纠纷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相应的预先审查权也由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来行使，然而民事审判法官很可能是民事审判方面的专家，但同时要他成为刑事方面的专家而行使预先审查权则可能有些勉为其难，因为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练掌握刑事方面的所有法律规定，他在审查时肯定会遇到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的困难；而从审查技术的角度看，刑事审查与民事审判具有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证据的认定与事实的查明这两个方面，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可能熟练掌握刑事审查在这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随函移送的有关材料往往是一些初步的、并不很全面的侦查资料，这样一来民事审判法官在预先审查时就会显得更加力不从心，其结果是预先审查的准确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虽然这种结果是相对的，尚需由最终的侦查结果来决定）。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法院预先审查的意见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已构成经济犯罪而预先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则会放纵犯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经济犯罪而预先审查认为构成犯罪，则会扩大打击面，与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背离。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以法院预先审查的意见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则法院的预先审查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反而会加剧法院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权力行使方面的紧张关系，这个结果是与这一原则倡导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原因，在地方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借口而插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事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先刑后民”原则在客观上对这一不正常现象的愈演愈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单位之间发生正常的民商事纠纷时，若债务人被起诉至外地法院，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考虑，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往往会以该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该经济往来中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对该工作人员予以立案侦查，而其目的本身并不在于追究个人的经济犯罪（不论该个人是否真正构成犯罪），而在于立案后以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函告已立案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院，要求该法院撤销已经受理的民商事纠纷案件，而由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在多数情况下，受案法院出于外部社会评价及内部工作效率两方面的考虑，往往会顺水推舟，应债务人当地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要求全案移送，而将民事案件予以撤销。即使法院审查后认为不属经济犯罪案件而对该民商事纠纷案件继续进行审理，当地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案件，他们会以法院审查结论错误为借口继续立案侦查，这在客观上会给法院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带来重重障碍与困难，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处于被动而无可奈何的境地，最后只能勉强依据程序法的规定作出实体判决，这种实体判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委曲求全的结果。而公安机关由于有“先刑后民”的原则做保护，其插手民商事纠纷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有恃无恐。

三、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的复归

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的复归，是指在办理涉及经济犯罪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时，摒弃“先刑后民”的传统作法，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相互独立，按照谁先启动谁先进行，同时启动同时进行原则来处理。在探讨程序复归的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程序复归的情况下，程序进行的过程是否会对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前已述及，当涉及经济犯罪的民商事纠纷为侵权之诉时，一般要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因为民商事纠纷中的侵权行为的存在与否与程度大小需以刑事部分的认定结果为基础，这种程序上的先后顺序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颠倒的。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是当涉及经济犯罪的民商事纠纷为违约之诉时程序复归对刑事和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众所周知，刑事部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犯罪的认定问题，从犯罪认定的角度看，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或刑、民同时进行，刑事诉讼程序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刑事诉讼程序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它完全可以独立于民事诉讼程序而进行，不存在依附性，更不存在服从性。对犯罪结果认定的评价标准也是有别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这个评价标准并不会因为程序顺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受刑事诉讼程序影响的主要有诉讼主体的出庭应诉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两个方面，从诉讼主体来看，由于我们将民商事纠纷的被告特定为单位，因此，即使该被告单位涉嫌犯罪，不论单位是否正在接受审判，单位都不会发生不能出庭应诉的问题，因为单位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委托人出庭应诉；从事实认定方面来看，在违约之诉中，举证责任主要在原告方，违约事实及损害结果均由原告举证，因此，违约之诉在事实认定方面仅靠原告方的举证即可进行，而不象侵权之诉事实的认定那样有时需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若无被告举证，仅有原告举证尚不具备认定事实的基础。因此，在违约之诉中，民事诉讼程序并不需要以刑事责任的认定为前提，民事诉讼程序可以独立地完成其所担负的职能。在民商事纠纷为违约之诉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用担心民事判决的结果与刑事判决的结果会发生冲突，因为它们之间并不象侵权之诉那样存在发生冲突的基础。这里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这种情况就是单位以合同为手段进行诈骗而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先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以违约之诉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则有可能与刑事判决结果发生冲突，因为同一合同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和刑事法律后果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合同诈骗罪成立，则受害人只能提起侵权之诉，而不能提起违约之诉。这种类型的案件需要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来进行审理。

第2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 基本特点 实现机制

在我国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所以进行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济法责任理论是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进行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及其基本特点

在我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经济法责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致使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理解的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主体因其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或不当行使经济法中的权利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是其他法律责任所不能替代的。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点，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通过对已有成果的研究和笔者自身的思考，本文对经济法责任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法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产物，是国家用来调节和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的法律；二是，制定经济法责任制度时，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

（2）双重性。我国民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法律责任的特点是倾向于对受害者的补偿，也就是法律责任中的补偿性特征，而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其法律责任则以惩罚性为主，也就是法律的惩罚性特征。由于经济法的本质主要用于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使得经济法责任同时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特征，这也是经济法责任跟其他法律责任的不同之处。

（3）综合性。众所周知，当今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规范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干预行为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弥补了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某些经济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部门的规定，使得其违法行为在民法、行政法等单一部门法律范围内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运用经济法综合性的角度才能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这就是经济法责任综合性的表现。

二、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及其局限性

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是构成我国法律实施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目前，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基本是借用我国民法、行政法中的实施机制，其自身还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实际中屡禁不止的经济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这种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存在着很大缺陷。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本身独有的社会性特征。这使得经济法责任与其它法律责任不同，它是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的；另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责任形式与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例如经济法责任在保护权利方面就是有别于民法、行政法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我国现有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本质，才能构建适合经济法责任特色的实现机制。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的探讨

我国对宏观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主要依据就是经济法，其功能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主要是指它的司法实现途径，也就是经济诉讼问题。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关于经济主体的诉讼权则没有明确的表现，致使对经济法责任的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混同的现象。比如将经济纠纷案件错误判定为民事纠纷案件，或把民事纠纷案件错误的判定为经济纠纷案件，这也是我国现有经济诉讼理论不健全的具体表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纠纷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固定、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现有的很多经济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性的去考虑问题，必须摆脱我国目前单一部门法律领域的那种固定、单一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而应该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独特本质属性选择使用或合并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某些好的实现机制，并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方面综合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纠纷中的有关问题，只有建立这种复合型的责任机制才有可能彻底的、有效的解决经济纠纷中的复杂问题，也能给予经济纠纷中的受损害者充分合理的裁决和救济。

此外，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经济法诉讼机制是当前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要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首先就必须先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诉讼制度。在制定我姑经济诉讼制度时，我们首先必须对我国当前政治、法律 和文化的特点有正确的了解，这是我们进行经济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次，我们要充分理解经济法的特殊性。由于经济法调整对象是整个市场经济范围内所有的市场主体，使得其调整方法必须是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我们不可能设计一套标准统一、能适用于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纠纷的经济法诉讼制度，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纠纷异常复杂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违法行为灵活的采用不同的诉讼处理策略。例如：如果是经济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违法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而如果只是一般普通公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则按民事诉讼处理。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已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三大诉讼机制并不能解决好所有的经济纠纷问题。一旦遇到现有三大诉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问题时，如果我们继续固执的套用已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去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就会发现现有的诉讼机制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已有的诉讼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设置一些特别的规定，创新原来那种单一固定的诉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需要。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法诉讼机制也应独立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但这并不能阻碍它借用传统三种诉讼制度中的某些好的方法，因此，经济法诉讼制度应该多元和开放的。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经济法责任也有别于其他法律责任，它具有独立性特征。因此，在研究经济法责任问题时，我们必须正视和正确理解经济法责任自身这种独有的本质属性，而不能将它与别的法律责任等同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彤方.经济法责任理论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颜运秋.经济法责任基本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10).

[3]唐光丽.浅论经济法责任的基本特征[J],知识经济,2009，(2).

第3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存款人根据存单享有哪些权利？

存单，是指受理存款业务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给存款人的存款凭证，是存款人提取存款的证明。我们在到银行存款后拿到的存折就是典型的存单。从法律上来说，存单是证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凭证。它反映了以下的合同内容：（1）双方具有建立存款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存款人愿意将款项存入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则愿意接受存款。（2）存款已实际交付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存款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同”，即存款人和金融机构除了达成存款协议之外，必须有存款人将存款实际交存于是金融机构的行为，存款合同才告成立，金融机构才能向存款人出具存单。（3）存款金额、存款期限、利率等条款均为合同的内容，双方应共同遵守。存款人除了享受合同规定的以一定利率、在一定期限，取出一定金额款项的合同权利外，其存款还受到法律的直接保护。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一保护存款人储蓄的法律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1）存款的所有权属于存款所有人，任何人不得侵犯；（2）存款的使用权归存款所有人；（3）存款的处分权归存款人，存款人有权将自己的存款赠与、转让。存款人死亡后，继承人有按存款人的遗嘱或法定程度继承存款的权利。《商业银行法》和《储蓄管理条例》均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如司法机关因侦查、或审理案件，需要向银行出示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司法机关的正式查询公函――协助查询通知书，经银行县（市）支行或市分行区办事处一级核对，指定所属储蓄提供资料。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存款与案件直接有关，要求停止支付存款时，必须向银行出具县级或县级以上司法机关的正式“协助停止支付通知书”及裁定副本，止付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逾期自动解除。人民法院在执行民事判决时，涉及个人储蓄存款的，应由当事人交出储蓄存单。当事人拒绝交出的，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向银行发出“协助停止支付通知书”，附判决书或调解书副本，对当事人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没收罪犯的储蓄存款时，银行凭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储蓄存单办理提款手续。这些规定都有力地保护了存款人的合法利益，防止因司法专横而造成对存款人存款的非法侵害。

典型的存单纠纷案件的类型和处理

所谓存单纠纷案件，是指当事人持金融机构的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存款合同等凭证向人民法院提讼，向金融机构主张或要求兑付存单、进帐单、对帐单或存款合同项下民事权利的经济纠纷案件，以及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确认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存款凭证无效的经济纠纷案件。典型的存单纠纷主要有7种类型。

（1）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柜台向存款人出具虚假存单或在记载上存在问题的存单，私吞款项或携款逃跑后，引发存款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单纠纷。

对于这种纠纷，只要存单不是伪造、变造的存单，人民法院应对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而金融机构则对存款行为是否真实负举正义务。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涉嫌犯罪并不影响金融机构对外应负的民事责任。只要存款关系真实，金融机构仍应对存款人负兑付义务。

（2）金融机构工作或其他人持银行真实存单、印章到客户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单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人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交付款项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合同即告成立，至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向金融机构交回款项，款项是否入帐，不影响存款关系的成立与效力。

（3）存单持有人的真实存单与金融机构的底单不符，金融机构拒付存款项引发的存单纠纷。

对于这种情况，存单持有人以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与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的存款关系成立。

（4）当事人仿造、变造存单金融机构，企图骗取款项而引发的存单纠纷。

如果金融机构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是仿造、变造的，则法院可以直接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的诉讼请求。

（5）金融机构负有相关职责的工作人员虚开存单而引起的纠纷。

如果存款人在存款时，没有将款项交付给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失误出具了存单，金融机构是否要向存款人支付款项呢？存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存储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存款的实际交付行为，如果存款人没有实际交付款项，仅仅是因为金融机工作人员的失误而出具了存单，并不能在存单持有人和金融机构双方之间产生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金融机构只有证据证明存单是因失误而开出，人民法院应认定虚开的存单无效。

（6）当事人恶意骗取金融机构存单。

如果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外单人员的欺诈，在其未交付款项的情况下向其出具了存单，根据《民法通则》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规定，应当认定存单无效。如果当事人涉嫌诈骗犯罪的，还应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7）因存款被冒领而引起的纠纷。

存款被冒领后，金融机构是否应付对持真实存单的存款人负支付义务？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应当视金融机构在存款被冒领时有无过失而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对存款人的挂失作出了详细规定，如存款人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提供姓名、存款时间、种类、金融、帐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书而向原储蓄机构正式声明挂失止付。储蓄机构在确认该笔存款未被支取的前提下，方可办理挂失，挂失7天后，可办理补领新存单或支取存款。如存款在挂失前或挂失失效后已被人支取，储蓄机构不负责任。

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

第4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院党组和分管院长的正确领导下，2010年上半年。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守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

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2010年截止6月30日。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局部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局部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激进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置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置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发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抵触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债权转让顺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顺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发明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动身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示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置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水平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处置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满意公司不分配利润，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采用诉请又有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维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抵触。三是以平等维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涉及合同撤销、变卦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卦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卦或者解除。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依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安排，一是紧跟省委决策安排。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证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证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依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法，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证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证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守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平安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平安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平安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庭推动下，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料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平安公司联合座谈会，就平安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平安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平安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守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守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掌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协助企业掌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证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平安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安排，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问题调研，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平安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演讲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资/料来.源,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进去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平安合同纠纷中关于平安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平安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于:gzu521学;习/网]gzu521.com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演讲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保证公正廉洁执法

第5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关键字：当庭宣判 法律及政策 理论研究 立法例 问题 建议

一、关于当庭宣判①的法律及政策依据

截止2003年4月14日，②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有“当庭宣判”四个字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若干规定》第45条；最高人民法院《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0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三家联合的二个司法解释，《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0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1998年12月2日所作的《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的比例，不能当庭宣判的，开完庭后要尽快合议，尽快宣判，不要拖很长时间，以防背后交易，淡化庭审效果，影响裁判的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第12条指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

根据以上不完全的统计，可以得出：当庭宣判制度已经是我国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力提倡和鼓励的一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当庭宣判的理论研究

据笔者对相关网站及核心期刊③的查阅，学者以及司法工作者对该问题研究者甚少。笔者只查到了五篇论文，即杨建明先生的《提高当庭宣判率的对策探讨》、朱效良先生的《对目前当庭宣判的几点思考》、金广良、王俊武二先生的《影响当庭宣判的几个因素》、方金刚、刘涛二先生的《当庭宣判背后的理由》和薄继山先生的《当庭裁判率低的原因及其对策》等。

对学术著作，笔者翻阅了：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裁定与裁定结案”（第402页）、第三节“判决与判决结案”（第412至416页）中对当庭裁判没有论述；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重排版），在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判决”（第190至196页）、第二节“裁定”（第196至201页）中对当庭裁判也没有论述；作为研究诉讼法学的大家的张卫平先生在其所著的《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肖建国先生著的《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当庭裁判制度根据本没有涉及；我的学兄温树斌教授，在与其同事所著的《走向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模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当庭宣判制度也没有述及。

司法工作者对此的研究更少。

三、立法例上对当庭宣判制度的考察-以民事诉讼法上的裁判为中心

1、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①该法第223条第2款规定：“宣示判决应于辩论终结之期日或辩论终结时指定之期日为之。”第3款规定：“前项（指第2款，笔者所加）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辩论终结时起，不得逾五日。”

2、德意志联邦民事诉讼法。②该法第310条[宣判期日]规定：

（1）判决应当在言词辩论终结的期日、或在随即指定的期日宣誓之，指定的宣判期日，除有重大事由，特别是由于案情复杂困难而有必要时外，不得定在三周以外。

（2）判决不在言词辩论终结的期日宣誓时，判决在宣誓时应作成完全的形式。

3、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③该法典第450条规定：“如判决不能当场宣告，为对案件进行充分的评议，判决得推迟至法庭庭长指明的期日宣告。”

4、日本新民事诉讼法。④该法第251条[宣判期日]第1款规定：“宣布判决，应当在囗头辩论终结之日起两个月以内进行。但是，案件复杂或有特殊情况，则不在此限。”

5、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⑤该法第190条规定：“审判组织在判决书上签字之后回到审判庭，审判长或人民陪审员在庭上宣布法院判决。然后由审判长说明判决的内容、上诉的程序和期限。”

从上述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法关于宣判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国、俄罗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庭宣判制度。台湾地区、德国则以言词辩论终结日为宣判日，该规定为当庭宣判制度的规定。⑥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则没有规定当庭宣判制度，只规定了定期宣判制度。但笔者认为，从诉讼法理论上理解，当庭宣判也是在“囗头辩论终结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的，因此，得出当庭宣判也是日本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制度的结论，应当没有太大的争议。

上述分析说明，当庭宣判制度，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上也有明确的规定。

四、当庭裁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民事诉讼为考察对象

如前所述，当庭宣判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对何种案件可以当庭宣判，对何种案件不能当庭宣判。2、当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该二个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具体规定。本文列举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也不明确。因此，对上述二个问题有探讨的必要。现分述如下：

（一）对何种案件适宜于当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民事案由分为四部分五十四类300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⑦对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只有对疑难、复杂、重大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合议庭认为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或者本院审判委员会确定的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民事案件，应当定期宣判。

而对除上述三种案件外的其他案件，则应当当庭宣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收到起诉状经审查立案后，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经济纠纷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根据《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审判员可以当庭宣判。

（二）当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但各级人民法院对此的执行不力。与当庭宣判制度相关的有，举证期限制度、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调查的证据的范围、证据交换制度、当庭证据认证制度等。具体而言：

1、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并没有依据证据规定第33条-第36条规定的举证期限制度让当事人举证，仍沿用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的让当事人开庭提交证据，或者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更有甚者，庭审已经结束，当事人仍有证据提供，且仍要质证，并可能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这就使得当庭裁判成为一句空话。

2、证据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即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的证据范围。第17条明确规定了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对上述二条应当理解为，除上述二条外，其他证据均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但在实践中，人民法院超出该范围调查取证的情形比比皆是。这使得本应是当庭裁判制度保障的制度，成为当庭宣判制度的障碍。

3、证据规定所规定的证据交换制度，本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7项规定的证据交换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也是当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制度。但实践中，人民法院的审理人员并没有根据证据规定第37条-第40条的规定进行证据交换。此为其一。即使进行证据交换，也使得证据交换等同于开庭审理，使得庭前交换证据成为诉讼前的另一个诉讼程序，增加了诉讼的繁杂。此其二。根据证据规定第38条第2款前段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而司法实务上，对交换证据之日后，当事人仍有提供证据的，而审判人员仍要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其弊端如上所述。

4、根据证据规定第五部分，“证据的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的精神，笔者认为，当庭认定证据应是其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2条前句更是明确规定“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当即认定”。但在法院庭审过程中，当庭认定证据的效力十分少见，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不是本篇短文的范围，故不述及。同时，即使当庭认证，也是只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而不是从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上作出对证据的认定。①真实性是指由证据本身所体现的形式、思想内容在审判上对反映案件事实所具有客观上的本质属性。证据具有真实性，只是说明其具有法律上的真实性。②具有真实性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争议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时，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只认定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五、提高当庭裁判率的几点建议

提高当庭裁判率，涉及当前理论界热衷于讨论的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也包括人民法院内部的诸项制度的改革。但因笔者水平所限，不探讨如此大的制度重构问题。从头到尾只是谈一些具体制度的适用及个人的理解。因此，笔者所探讨的当庭裁判制度是从微观上进行的。提出的建议也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但为了这篇小文的完整，也试图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现行有效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就能提高当庭裁判率。

其二，要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学习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适用的能力。特别是一些理论上方面的讨论，对提高理论水平及法律的适用能力将大有好处。

其三，要有法律、司法解释的空隙中，发现问题所在，进行改革，在实践中大胆进行试用，创造出经验，并为最高人民法院所采纳。此为，法律适用之最高境界。

作者：孙瑞玺，1965年出生，汉族，山东省寿光市人，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笔者认为当庭裁判与当庭宣判是同一概念。因此，本文将二者不作区分。

② 根据“法律之星”2003年第2期数据更新光盘，文件截止日期为2003年4月14日统计得出。

③ 主要的网站有“人民法院报”网、法律图书馆网、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网、中国民商法律网、北大法律信息网等。核心期刊主要有“法律适用”、“法商研究”、“河北法学”等（自2002年至今）。

① 张知本主编、林纪东续编：《最新六法全书》，大中国图书公司，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修订版。

② 谢怀试先生译：《德意志联邦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④ 白绿弦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张西安、程丽庄译：《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⑥ ⑤ 笔者认为，对此可以理解为当庭宣判。因为，这二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与期日宣判并列的另一个规定，即辩论终结时的指定期日。该指定期日，应理解成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第2款后句规定的定期宣判。

⑦ 第12条规定：“合议庭应当依照规定的权限，及时对评议意见一致或者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直接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但是对于下列案件，合议庭应当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拟判处死刑的；

（二）疑难、复杂、重大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三）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的；

（四）合议庭认为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或者本院审判委员会确定的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① 反对者可能认为，上述证据的三性规定在证据规定的四部分（质证）中的第50条。是当事人对证据质证的对象与内容，而不是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认定的标准。因为，证据规定第五部分（证据的审核认定）对证明要求及证据的审查判断均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才是证据认定的标准。但笔者认为，证据的三性不仅是质证的对象与内容，更是审判人员对证据认定的标准。因为，证据能否成为裁判依据，其最根本的标准仍是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规定第五部分所确立的内容是证据三性适用的具体化，而不是对三性的否定。

第6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引言

自1978年11月原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试点开始，经济审判庭和经济诉讼逐渐从全国各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和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并为1983年9月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确认，从此形成了民事审判和经济审判分立的格局。回顾经济诉讼走过的20余年历程，我们不能否认经济诉讼在支持和推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立法，提升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促进法学和法学等多个方面所作出的性贡献。但是，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后，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大民事”审判格局的建立，宣告终结了经济诉讼的发展前程，似乎是“经济审判工作已经历史性地完成了它在特定时期所承担的特殊任务”。[1]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改革措施，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的强烈反响，至今余波未了。

经济法的实施不仅要依靠行政执法，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可诉性，重视运用司法手段来保障经济法的实施，这是为大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但是，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后至少在短时期内堵塞了经济法实施的诉讼保障之路，因此，这一举措遭到广大经济法学者的一致反对是当然之举。[2]广大经济法学者们的态度折射出他们对经济法独立品性的坚决捍卫和对经济法实施的重新审视。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举措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笔者愿意把研究的重点投向对以往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对经济法诉讼保障机制的独特要求和构建设计上，因为这对于在将来真正建立独立的经济审判机构和经济诉讼机制更为重要。

一、对经济诉讼历史和现状的三点反思

反思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是否足以否定经济法的独立和真正经济诉讼的建立呢？诚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似乎意味着经济法的司法救济途径就此中断，但是，从长远来看，经济庭的撤销极有可能为建立真正的保障经济法实施的经济审判机构提供巨大契机。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大多并非经济法性质的案件，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涉及民商法的合同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将经济庭撤销而改为民庭，至少在表面上是对理论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提出的经济庭“名不副实”之观点的接纳。对从事民商法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而言，将他们理论视域中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返朴归真”，大为认同。而对经济法学者而言，我们有必要为一个经济审判的空壳的撤销而惋惜吗？显然不必，因为名不副实的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反倒凸显了经济审判的缺位，为我们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理论和完善经济法的实施条件提供了极好的实践契机。因为经济法的独立部门地位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理论的构建，而且已经得到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确定，特别是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而已经存在并且将长期大量存在的有关市场秩序、规制市场主体行为、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社会分配关系等类型的经济法案件，确实因现行民事审判无法有效解决而缺乏司法救济的途径。

反思之二：是什么造成了轻视经济法实施问题的现状，特别是对经济诉讼理论研究的缺乏？尽管类似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这样的话语经常被加以引用或阐发，尽管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实体法理论的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然而，缺乏对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理论的研究和现状却是现实。例如，对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对经济诉讼独立特性的揭示，或者说对经济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区别和联系的系统论证都付之阙如。我们缺乏对经济诉讼理论系统的研究和对现实密切关注的热情，可能源于经济法理论本身的不成熟或所谓“纯粹性”，或许我们更愿“坐而论道”，认为经济诉讼研究是诉讼法学界的事，经济法实施问题是实务界的事。而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借口或理由一步步导致了对经济法实施问题特别是诉讼保障问题的疏忽以及对经济诉讼程序建构的漠视。

反思之三：为什么极少有人提出经济诉讼程序的大致结构？在笔者狭窄的视野内，仅见极少论述经济诉讼的文章，而其中又多以该不该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为重点，至于对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经济诉讼程序，则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不愿（或不敢）突破传统观念的作法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试想，没有人提出一些初步设想，那就没有形成争论焦点的机会，就不能诞生成熟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对实践的指导。具体到经济诉讼，没有经济诉讼独立性的揭示和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诉讼程序设计，怎么能让实务界试验这一程序并由此而相信经济诉讼独立的必要性和经济诉讼程序建构的可能性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倘若理论界就经济诉讼独立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已就真正意义的经济诉讼模式达成了共识，并为实务界特别是司法机关所接受，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就不是撤销经济审判庭，而是经济庭审判功能的转换或正名，或者撤销经济庭后，建立起其他具有真正经济审判功能的专门法庭。

二、经济诉讼独立性的客观依据及其含义和特征的法律界定

（一）经济诉讼独立性的客观依据

诉讼是社会冲突不能和解并经过其他也不能解决的最终、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不同诉讼类型的存在取决于不同社会冲突的性质差异和程度强弱以及反映到不同实体法上的质的规定性。经济诉讼能否独立存在也需从社会经济冲突和相应实体法的规定中去寻找依据。

1.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质的经济冲突的大量存在和尖锐化，是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伴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不断发生，社会经济生活正经历着剧烈的深刻变迁，经济冲突已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拨开繁乱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迷雾，不同经济冲突的性质归属和特殊表现依然是清晰可见的。第一类就是伴随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植根于市场的平等性、自由性、竞争性和自发性而存在的经济纠纷大量发生；第二类是根源于市民社会对国家的警惕和抗衡而产生的规范政府有限、有序运行而发生的经济冲突也大量出现；第三类是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经济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而倍受关注。面对各自拥有不同属性和特质要求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冲突，自然不能采用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应对，这就为我们在法律上采用多元的应对措施和手段提供了最深刻、最根本的依据。

2.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大量诞生和实施，是经济诉讼得以独立存在的实体法律依据。面对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冲突，世界各国都在不断调整着应对策略和措施。就法律手段而言，大量新的调整手段和法律机制应运而生。而这些新生的法律现象确是有着不同于传统民商事、行政等法律特质的新事物，它们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干预性和社会公益性，不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不论是对广大市场主体运行的规制和广大社会弱者群体的保护，还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干预，无不如此。这种新型实体法的大量出现，不论它被称为经济法或是被称为其他，都不影响它的社会生活中的实施和实现而对司法救济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从而也就对被称为实体法“姊妹”的程序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3.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解决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经济冲突的特定诉讼制度和诉讼实践，是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直接实践依据。针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传统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包打天下”的作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为此，世界各国均已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作出了各自的调整和突破。不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作出突破或异化，还是传统三大诉讼模式的整合或嫁接，都是这一现实的直接证明，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程序和州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的规定，尽管还称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但呈现出了与传统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制度设计和程序要求。[3]再如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审查及审判规则同样具有不同于传统诉讼模式的特别诉讼程序特征。[4]

4.在我国，专门性审判机构设置的撤销和特别程序规定的缺位，是重构我国独立经济诉讼的紧迫现实依据。不论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了经济审判庭，在实践上确实造成了专门审判机构的缺位和其他审判机构难以应对特别经济冲突的尴尬局面。尽管在经济庭存续期间，由于其受理的案件大多归属民商事领域而颇受人们质疑，但在撤销之后，却又表现出某些不可缺少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在经济审判庭被撤销之前，它已经担负起解决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质的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的实际任务，这在我国已经多次召开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已得到了明确体现：积极审理好与宏观调控关系密切的案件，抑制通货膨胀，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积极审理好与经营机制转换相关的案件，促进企业制度的建立；积极审理好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案件，促进商品、、技术市场的建立、发育和完善；积极审理好涉及农业、经济的案件，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等等。以上任务的确立与落实，无不体现经济诉讼与其他诉讼的不同特质所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撤销经济庭的举措是不慎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

综上所述，经济诉讼的独立性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法律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潮流，有其客观存在的依据。

第7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整体原因

1.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第8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一、虚假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

    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事经济纠纷,为达到转移财产或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虚拟法律关系,故意制造诉讼。

    2、在涉及企业或其他组织资不抵债的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与第三人串通提起财产纠纷诉讼,虚构债务或转移债权,意图在破产清算或法院执行分配中减少债务的清偿。

    3、双方当事人实际为同一主体,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虚构劳动争议或普通债务纠纷。

    4、房地产纠纷案件中,为规避行政职能部门的管理而虚构诉讼。

    5、执行案件中,双方并无争议,只是因为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办理某些手续,企图利用审判机关的强制执行的职能实现其非法目的。

    6、执行案件中,双方并无争议,通过达成仲裁和解协议,申请法院执行仲裁裁决,从而规避房地产税收征管制度。

    二、虚假诉讼的主要特点

    1、案件类型多为财产纠纷。主要以借贷纠纷、房屋权属纠纷、离婚中的财产分割纠纷等最为常见。当事人往往希望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法院对财产权利的确认或变更,继而达到对自己企图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规避法律的目的。

    2、当事人关系较为密切。原、被告多为夫妻、父母与子女等近亲属关系,或者是关联企业、上下级单位,甚至双方当事人就是同一主体。

    3、案件往往涉及国有或集体资产,被告通常存在经营情况恶化并伴随有其他纠纷,资不抵债。如恶意欠薪案件中往往是企业财产已严重资不抵债,财产全部被法院查封或拍卖,将被其他债权人执行。

    4、证据往往存在瑕疵。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往往不能完全证明整个案件事实。如虚假欠薪案件往往不能提供原始的劳动合同、相关的考勤表及工资发放记录;虚假借款案件无法提供所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支付被告款项的渠道和方式的相关证据。

    5、诉讼标的额较大且不合情理。如虚假欠薪案件标的额高达几万或几十万元,平均月工资明显超过市场工资的一般水准,与原告职业状况不符。

    6、案件办理周期较短。由于虚假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已事先合谋串通,当事人之间配合默契,实质上并不存在矛盾对立的情况,法院很容易促成双方当事人调解。案件绝大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办理周期比其他案件要短。

    三、虚假诉讼的成因分析

    1、民事诉讼的性质导致虚假诉讼的可能。

    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相比较,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更为中立和消极,并且在诉讼中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依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因此,民事诉讼的性质为虚假诉讼留下了缺口。

    2、民事诉讼的规则为虚假诉讼提供了空间。

    首先,由于法院作出的判决有对世效力和强制执行力,判决一旦生效后,如果发现有虚假诉讼的可能,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这种事后救济手段来救济,同时由法院承担误判的责任,使欺诈主体逃避了责任和必要的惩罚。

    其次,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自认可以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法官往往只注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表达而忽略了合意的真正动机,使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有了可乘之机。

    再次,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和权力大量缩减,即使怀疑有诉讼欺诈的存在,也难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3、制裁措施乏力助长了虚假诉讼的发生。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虚假诉讼的民事责任,更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规范。惩罚机制的缺位使得对于虚假诉讼的惩戒力和威慑力严重弱化,当事人违法无需成本,助长了当事人因违法成本低而不择手段制造虚假诉讼。

    4、社会诚信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良好的诚信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公民价值观、利益观发生扭曲,虚假诉讼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迎合了部分人的需求,导致虚假诉讼案件呈增多趋势。

    5、查处虚假诉讼难度大。

    由于部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制假、造假行为隐蔽、形式多样,且往往是恶意串通,而法院相应的查证手段有限,单纯通过法官的分析、辨认难以辨清真伪。

    四、遏制虚假诉讼的对策

    1、强化法院职权,完善制度建设。

    遏制虚假诉讼现象的产生,首先应完善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并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法院职权,堵塞立法漏洞,减少产生虚假诉讼的可能。一是完善第三人诉讼制度。扩大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适用范围,将对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诉讼结果将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包括进来。二是建立立案特别审查制度。包括原告身份是否真实、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是否明显不合常理;原告的诉讼证据是否存在伪造可能等。三是完善民事调解制度。在民事调解合法、自愿的原则上,增设“真实义务”,以诚实信用原则禁止虚假诉讼的发生。四是建立当事人信息查询机制和诉讼通报制度。建立系统全面的案件信息库,对怀疑虚假诉讼的,要主动通过信息库检索当事人涉案数量、受理法院、案件进展等信息,初步查明有无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发现该案涉及第三人或者诉讼参加人可能损害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时,将案情通报给利益相关人,由其决定是否提起或参加诉讼。另外对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案件和当事人进行登记、备案,供法院系统搜索查询。

    2、建立惩治虚假诉讼者的完整体系。

    依靠党委政府、公安、检察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在制裁措施上的衔接与统一,形成民事制裁、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有机结合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制裁体系,从而形成打击合力,在全社会营造共同遏制虚假诉讼的良好氛围。

    3、强化法官防范虚假诉讼的意识。

    通过业务培训、典型案例分析等,增强法官防范虚假诉讼的意识,增长法官的审判经验和技能,提高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

    4、加强对法律工作者的监督力度。

    司法部门、律师协会应加强对律师、法律工作者的教育监督,提高其执业操守,净化执业队伍,对于发现帮助当事人制造虚假诉讼的法律工作者,加强惩戒力度,及时处理并公示通告。

第9篇：经济纠纷案件类型范文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概述

一、物业管理

“物业”一词由英语“property”引译而来，是单元性房地产的称谓。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说，物业是指各类建筑物及其附属物的设备、设施和相关场地物业管理的概念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

二、物业管理纠纷

纠纷一般是指争执的事情。它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有人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争执。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在物业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物业管理纠纷的当事人有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建设单位、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等。物业管理纠纷是我国目前新出现的法律纠纷，但它并不是一种法律纠纷类型，只是其纠纷的内容涉及物业管理而巳。可以说物业管理纠纷是兼有民事物业管理纠纷的概念物业管理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在物业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物业管理纠纷的当事人有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建设单位、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等。物业管理纠纷是我国目前新出现的法律纠纷，但它并不是一种法律纠纷类型，只是其纠纷的内容涉及物业管理而巳。可以说物业管理纠纷是兼有民事关系、行政关系的法律纠纷。

第二节物业管理纠纷的类型

按纠纷所属法律部门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的差异，可以将物业管理纠纷划分为四大类

一、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是指民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发生的纠纷。物业管理纠纷大部分属于民事纠纷，主要表现为：服务合同纠纷（违约纠纷）、侵权纠纷、不动产相邻关系纠纷、无因管理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正确地说是经济管理和协作纠纷。指存在经济组织隶属关系地位不平等的个人与其所在经济组织之间、下级组织与其上级组织之间或者依法依合同结成经济协作性隶属关系的不同经济组织之间，基于经济利益关系和组织管理职责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民事纠纷的广义包括经济纠纷，其狭义仅指不存在社会活动组织隶属关系的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间发生的纠纷。

三、行政纠纷

狭义的行政纠纷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职权过程中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具体行政行为争执及连带利益（如行政赔偿）争执，广义还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规范的争执。在物业管理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要有在物业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纠纷。

四、刑事纠纷

刑事纠纷是指个人和法人单位的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而引起的纠纷。有些物业管理纠纷首先表现为民事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但由于未得到及时的解决或未得到公正、公平、合理的解决，就很容易使当事人矛盾冲突尖锐化、剧烈化，使纠纷扩大化，演变成刑事纠纷，这样也就使物业管理纠纷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三节物业管理纠纷的特点

一、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数量激增

物业管理纠纷几乎涉及到民事、经济、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物业管理各个阶段，涉及到不同的主体，如在物业开发设计阶段涉及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等；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涉及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在日常物业管理阶段，既涉及工商、税务、物价、房管、规划、园林绿化等政府主管部门，又涉及供水、排水、供电、燃气、市政等单位，还涉及业主、使用人、业主委员会、建设单位、物业服物业管理的主体。因此在物业管理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出多发性的特点。

二、物业管理纠纷的涉众性

物业管理是为千家万户提供安居乐业的保证，物业管理集分散的社会分工于一体。在物业管理三大服务中，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涉及全体业主、使用人，物业服务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物业管理区域内绝大多数业主、使用人的利益，因此，有时所发生的物业管理问题，如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纠纷，与物业服务企业的纠纷，往往会引起业主们的集体争执或者是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诉讼。

三、物业管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

物业管理纠纷案的诉讼主体、法律关系十分复杂。案件所涉及的主体，既有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又有外国公民、外国企业、港澳台同胞；参与诉讼的既有业主、使用人或小区管委会，也有物业服务公司、房地产开发商或行政管理部门。既可能涉及业主与使用人的关系、业主或使用人与物业服务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关系、侵权关系，又可能涉及到房地产开发商与物业服务公司的关系、管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的关系，业主、管委会或物业服务公司与房产管理部门的关系，而有关规章的规定又不详尽或明确，给正确处理该类纠纷带来一定的难度。

四、物业管理纠纷具有易发性

物业管理服务大都直接面对业主或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业主或使用人的生活或工作。其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直接决定了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同时就目前在物业管理中对物业服务标准、物业服务水平的优劣很难用较为精确的量化指标给予制定和评价。再加之物业管理中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从各自考虑问题的角度出发，很难对服务质量好坏有较为一致的认定。因此很容易导致在物业管理服务中，供求双方对服务质量好坏的争执。

第二章、我国物业管理的现状

在我国，物业管理纠纷通说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相互之间在物业管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活动中，因对一项与物业有关或与物业管理服务有关或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权利义务有相互矛盾（对立、对抗）的主张和请求，而发生的具有财产性质的争执”。现代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生行业，在我国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发展势头迅猛。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是物业管理的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我国物业管理的快速成长阶段，那么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是稳中求进。1981年3月10日，我国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诞生，标志着我国对物业管理的探索与尝试的开始。物业管理这种集高度统一的管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市场化经营为一体的管理模式在我国一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着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物业管理工作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高效，法制、规范的高速发展新时期。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房地产管理模式，在观念上、体制上、操作上都存在着与现代物业管理不相适应的地方。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物业管理日益成为社会各界认识和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物业管理活动中，许多人对物业管理的模式还比较陌生，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再加上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物业管理行为尚不规范，物业管理纠纷层出不穷。

第三章、物业管理纠纷产生的原因及解决依据

第一节物业管理纠纷产生的原因

物业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业管理在我国城市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普遍，而人们对物业管理这样一种新生事物认识还不够全面，从而使得物业管理的纠纷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房地产项目开发时留下隐患在现有的物业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开发商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的。许多物业纠纷是由于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开发商擅自改变规划，以及无法兑现当初售楼时对购房人的承诺，并采取卖了房子就走人的错误做法，于是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便转嫁成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业主往往因为房子质量或其他购房中产生的问题而拒绝支付物业服务费用，从而引起纠纷。

2．物业服务企业的优质服务不到位由于我国物业管理起步较晚，大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专业水平较低，专业物业管理人员较少、素质较低，造成物业管理的优质服务不到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们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在业主对物业服务质量的需求渴望与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现状之间便产生各种纠纷。

3．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管理工作不到位物业管理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93年开始才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来调整物业管理，2003年才颁布实施《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的各种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于物业管理的实际发展。而物业管理的各行政主管部门也较多，往往存在多头管理的局面，使得政出多门，责任相互推诿，从而使行政管理工作做不到位，导致纠纷产生。

4．业主对物业消费认识不足，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一方面由于受传统福利分房制度的影响，一些业主对物业管理服务有一种抵触性情绪；另一方面，‘一些业主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忽略了自己也是义务主体，总是希望尽可能少地缴纳服务费而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标准的物业管理服务，从而导致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大量纠纷的频繁产生；其次，业主缺乏法律知识，在订立各种服务合同时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那么在履行合同时就会产生纠纷。个别业主的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不但不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故意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必然会导致纠纷产生。

5．有些纠纷当事人确有困难这主要体现在收取物业服务费的纠纷上，有些业主确实是因为经济紧张，但物业公司收不来物业费就不能开展正常工作，这样就容易使双方争执不下，产生纠纷。总而言之，造成物业管理纠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但是，就具体的某一个纠纷案例而言，主要的原因可能只会有一两个。因此，在处理物业管理的纠纷时，应当实事求是地针对具体原因找出合理妥当的解决办法，从而保证民心稳定和行业的发展。

第二节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原则

对物业管理纠纷，无论是人民调解组织、物业管理行政主管机关、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处理时，还是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时，都应遵守下列原则：

(一)严格执行法规和政策的原则中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所谓“严格执行”含两层意思：凡是法规政策有明文规定的应照文严格执行；凡是法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同样的，就应严格按照法规政策的原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公正地作出处理或裁决。

(二)保护合法产权、债权的原则合法的产权通常有房地产权证为凭据，合法的债权通常有合同为凭据。只要谁能举证证明自己是某项产权或某项债权的合法属主且查证属实，就应当予以确认和给予法律保护。产权和债权是民事经济活动的两项维系经济利益的基本权利，是民事经济社会活动关系的重要权利纽结，关系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历来是国家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

(三)法律政策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原则由于物业管理纠纷的情况比较复杂，牵涉面广，引发原因多样。因而在具体处理纠纷时，既要严格依法处理，也要奉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兼顾社会妥当效果。对于以往已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裁判，若确实有失误，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精神，依法予以纠正。

(四)及时原则多数物业管理纠纷最初都是轻微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及时，矛盾极易扩大、激化，所以及时将物业管理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时原则应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受理应当及时；其次，调查取证应当及时；再次，处理决定应当及时。

(五)便民原则物业管理纠纷的处理应当随时考虑到当事人的便利，便民原则应表现在申诉或投诉的便利。有关单位应在小区设立申诉或投诉接待站，使当事人可就近要求解决物业管理纠纷，不因申诉或投诉无门，以致纠纷长期存在，日益激化，影响安定。解决纠纷过程中时间、精力和财力的节约，这也是实际的便民措施，以较少的投入，高效率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在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没有浪费。

(六)合理原则正确处理物业管理纠纷，必须从团结出发，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公平合理的原则应包括必须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和责任；必须有利于管理，方便生活；承担责任

方式适当，使责任人心服口服。，此外，贯彻综合治理的原则和坚持纠纷处理的法定程序原则也应属于物业管理纠纷处理应坚持的重要原则。

第四章、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研究

第一节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原则

一、以人为本：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思考

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又是一种价值取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时展的要求、历史进步的结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需求是不断更新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满足了“住”这一基本需求后，又产生了“住得舒适”的新需求，这就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满足居民的新需求，当物业公司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的时候，物业纠纷就产生了。社区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全面发展，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人和为了人。所以，我们在构建物业纠纷解决机制的时候，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人为本。

二、合作共赢：基于利益集团理论的思考

随着外部社会结构的不断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可能独立完成任何事情，它需要与其它领域的集团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博弈达到“共赢”。城市社区组织结构体系是一个开放、有序、具有多元主体的系统，这就意昧着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或主体的变动和发展，都会带来其它部分的变化，也会给与之相联系的外界环境带来影响。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也需要各个利益主体相互妥协、相互合作来实现的，社区内各利益主体之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而应该是社会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在实现自身基本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一下别人的利益，做出一定妥协，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共同增长，最终达到各利益主体的共赢。

第二节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

我国物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应包含“骨架”和“筋脉”两部分，这两部分是紧密结合、互相支撑的关系，其中“骨架”确定了纠纷发生后的基本解决途径，“筋脉”则为各种解决途径的有效实现提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缺一不可。

一、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骨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六章，关于争议的解决的第三十四条有五类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协调；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参考上述法条，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应有一个梯级层次：沟通协商→调解→行政裁决→仲裁→诉讼。物业管理纠纷发生以后，如果全部都寻求法律途径的话，由于我国物业管理纠纷数量激增，就目前的法院的现实情况来看，是无法承担这么重的负荷的，而且会浪费许多法律资源。我们如果按上面那个层次来处理纠纷，会节约许多社会资源，也会提高物业管理纠纷解决的效率。

二、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筋脉”

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筋脉”主要指建立起各种机制，比如培训机制、竞争机制、沟通机制、联席会议制度、监管机制、预防机制、保险机制、评估机制等等，为骨架“筋脉”的保障作用则贯穿于“骨架”的始终。过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保障物业收费、资质管理、服务标准等向社会的公开、透明，将有利于物业管理市场的良性运作，使业主、物业公司受益，也使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节实现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机制的途径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物业管理纠纷的解决途径非常广泛，从我国民事立法有关规定和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总的说来，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可分为两类：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前述方式除诉讼外，都属于非诉讼方式。

一、协商

协商是物业管理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自觉履行。协商无须第三者参与斡旋、调停、仲裁或裁判，这种方式简便易行，省时、省力、省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解决方式，关键是在运用过程中要注意合法性和自愿性。单纯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属于典型的“私了”，通过协商“私了”是有条件的，在条件不具备时，往往难以达成合意，且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力，约束力不足，具有不确定性。

二、调解

调解是在第三方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调解可以视为协商的延伸，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中立第三方(调解人)的参与。调解分诉讼外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等)和诉讼内调解(司法调鳃)。从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出发，本部分内容重点介绍民间调解，而行政调解和诉讼内调解分别在行政处理和诉讼方式中介绍。调解具有如下特点：

(1)调解是在中立第三方的参与下进行的纠纷解决活动。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调解人可以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专门机关(机构)，也可以是个人。

(2)调解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

(3)调解具有程序的简便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纠纷当事人能够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应该说这是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最理想方式。

三、行政处理

行政处理，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相应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或依职权依法处理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理是解决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途径，它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强以及效率高、成本低等优点。物业管理行政机关对当地物业管理行业情况最熟悉，掌握当地物业管理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资料，便于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做出妥善处理，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理的形式广泛多样，主要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等。

(一)物业管理纠纷的投诉和受理为了解决物业管理的各种纠纷，我国建立相应的投诉、受理制度。物业管理纠纷的投诉是指业主委员会、业主或使用人对物业管理企业或其他物业管理主体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委托管理服务合同等行为，而向所在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或物业管理企业的上级部门进行口头或书面的反映。物业管理纠纷的投诉受理，是指物业管理行政部门接受投诉后的处理程序。建立物业管理投诉受理制度，有利于维护业主委员会，业主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规范物业管理企业的行为，也有利于物业管理业健康发展。这一制度已经纳入到物业管理的法律体系中。《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指在特定的国家行政主管机关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具有行政性质。行政机关主持的纠纷调解，与民间调解比较，具有依靠专家判断、对纠纷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效率高、成本低以及可以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积累政策经验等优势。

(三)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是指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者所作的处分或处罚决定。如果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可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向原行政主管部门的上级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申请，上级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复议，维持、变更或撤销、部分撤销原处理决定。在处理物业管理纠纷中，上级房地产管理机关通过行政复议，对下级机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决定进行复查，维持正确、合法的行政决定，纠正和撤销不合法的、不适当的行政决定，这种复查过程，就是实施监督的过程。这样做，有利于房地产管理机关依法行政，正确贯彻国家的物业管理政策，正确实施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做好物业管理工作。

四、仲裁

仲裁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事先或事后达成协议，把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争议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作出判断。仲裁这一方式有自愿的一面，也有强制的一面。当事人双方自愿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责任，对方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有以下特点：(1)以双方自愿为前提；(2)仲裁的范围一般为民商事纠纷；(3)仲裁有极大的灵活性与便利性；(4)仲裁具有强制执行力。

五、诉讼

诉讼是指受害人、案件的其他当事人或法定国家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上诉或申诉，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处理案件，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物业管理纠纷的诉讼主要是民事诉讼。司法救济作为纠纷解决最终的和最有效的途径有其特有的优点，人民法院作为惟一的审判机关，其程序规范严密，判决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所以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通过诉讼外手段难以解决时，最终还是要选择司法救济。人民法院的审判，也首先适用调解。《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物业管理纠纷大部分属于民事案件，在审理中也首先应当适用调解，在调解中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与民间调解、行政调解(统称为诉讼外调解)所不同的是，法院调解为诉讼内调解，双方当事人一经达成协议并送达，即产生法律效力，它与司法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强制力和约束力。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