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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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统计思想；探讨
统计学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从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发现事物的规律。统计方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统计思想，只有对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学的命脉是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必要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复存在，那么统计学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统计学的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工具”，它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发展探究中，都离不开统计学的参与。同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统计学这个“万能工具”。统计学的具体实施，第一步应用解决的就是研究的目标和对象。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来愈高。想要在经济学中有效的利用统计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认识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人和社会如何将稀缺资源运用到各类商品中，并使这些商品供人们消费之用，正是这些资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经济现象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因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对经济学的探索难上加难，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对经济学的探索。
二、统计思想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与统计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学的利用可以发现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经济模型；对于统计学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减少经验性分析的不准确性。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所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经济学中，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建造出一个数学模型，从而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通过利用统计思想来完成他们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可见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统计学的应用，因为统计学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经济学实际理论中，用到统计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思想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准备数据阶段，这其中包括收集与整理；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阶段，利用统计方法的多样性，来进行数据分析。
三、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数据收集的统计思想
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共同组成了经济数据。其中宏观数据大多数是又政府部门进行收集和，而宏观数据只有利用现有的数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微观数据中大多数数据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统计，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观数据的经济研究就要对数据重新进行整理，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济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就是从众多的数据中，随机挑取几个数据，通过少量的数据反映总体数据的特征。可见抽样调查法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计思想。
(二)数据预处理的统计思想
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可能数据不能满足分析要求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数据缺少的情况，而影响正常的分析工作。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统计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监测数据的可信度，效度检验是通过数据来反映研究主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插补方法是对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数据转换是在不对数据进行改动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变换，展现出灵活性的思维模式。宏观数据平衡是使指标之间达到平衡，来从中找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平衡协调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四、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现象描述出的统计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将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加工融合，来分析出这些数据特征。统计指标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可以将大数据转换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简单的数字来展现数据的重要特征，帮助总体想法的形成。统计表能替代较长的文字描述，通过更直观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统计图更能生动的表达数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统计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经验思维，通过分析个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来对事实进行整理、归纳，并归纳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描述统计方法属于推理性逻辑，不具备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计量经济分析出的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对数据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数据的总体进行推断是有必要性的，从中体现推断性统计思想的重要性。推断统计是以样本观测数据作为基础来对总体特征做出的估计，其中包含了区间参数和总体参数两部分内容，从中可以展现出估计与检验的统计思想。参数估计是通过样本中的数据来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其中的准确率较低，其结果大概就是区间内的概率。样本推断总体是在认识方法中将同类事物进行推断。只有样本和总体的性质相同，得出的数据才能代表总体。但是其中的样本可能带有偶然性，在估计理论中在样本的数据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的统计思想还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理论模型是必然经济规律的呈现，在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时，必须将随机性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预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预测中都含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每个预测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有对偶然性充分正确的认识，才能为必然性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计量模型估计参数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统计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消除偶然性，获取必然性。在统计预测中会发现，大部分的规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只能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从而体现出或然性统计思想。
五、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不同
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逻辑形式的不同，经济学偏重于演绎逻辑，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从分析结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构建假设的数理模型，从假设的模型中得出数据，最后形成一个二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而统计学大多数是利用归纳逻辑，以数据作为研究中心，通过描述来做出最初结论，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断出总体特征。统计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针对于经济学中的问题，先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应结论，最后根据统计方法制定最后的结果。
(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统计规律是人们在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统计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数据的基础上去研究问题，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统计方法是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单纯的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规律难免会产生误导的问题。而统计学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结论的解释。在一个好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实证搞的过于复杂，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研究实证的正确性上，要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统计思想的参与，所以要正确的认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中，使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注意正确的运用统计方法，避免一些统计方法的误用造成的恶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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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契合；经济思想史；历时性；共时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各类知识之有机契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契合是建立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则首先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如库恩、劳丹、夏佩尔等都把历史看成是对科学作出哲学断言的来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学说史和社会史的学习上。究其原因，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从而也就不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会现象却不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任何社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因而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吃透实践背后的思想。例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强调，史学家之所以关心历史事件，仅仅在于历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现了或体现了思想；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而“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必须注重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
第3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公平价格；公平价格思想；绝对公平；利益公平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12-05
价格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的利益关系是通过价格来调节的。所以，公平价格就成为分析经济伦理秩序的逻辑起点。“‘什么是公平’这个一般的问题和‘什么是公平价格’这个特殊的问题，从来都是作为关键的问题深深打动着富于思想的头脑”。纵观我国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价值规律或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商品价格的决定，对于价格机制背后的经济伦理思想，则少有涉及。本文拟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中公平价格思想的演变进行探讨，以揭示经济公平所具有的历史的科学意义。
一、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虽已存在，但尚不发达。市场交易仅是个人行为，还没有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经济学从属于哲学和政治学，并不是脱离一般社会思想的独立体系。思想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解决更重要的伦理或法律问题，并无经济目的。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亚里士多德又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另一类是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这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交换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使它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买卖过程中的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公元2-3世纪的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虑讨价还价行为之合法与不合法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在分析价格问题时，法学家们总是以两个交换者的讨价还价是否存在欺诈意图为主题，而没有从更广泛的范围探讨市场动向，因而他们考虑价格问题的层面是比较狭窄的。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是“奴隶和解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利人，被罗马人征服或被他们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基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对公平价格的分析着重于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巴西尔强调了交换平均的思想，“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看作是商品交换的公平准则。他说：“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相似的思想还可以从当时一则普遍流行的寓言故事中反映出来：“一个到罗马朝圣的僧人为他的主教买了一只银制圣餐杯。在与一群商人一道返回德国的途中，他向他们展示了那只容器，并告诉了他花了多少钱。商人们向他表示祝贺，告诉他付出的价格远远低于那只容器的价值，并笑道，尽管他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但他比任何人都会讨价还价。僧人吓坏了，马上返回罗马，付给圣餐杯售卖者足够的钱，以达到价格”。僧人重返罗马付给圣餐杯商人更多的钱，也是道德力量使然。
总的说来，在中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对公平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按照伦理原则，要求每个人在交换中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他们把获取利得的商业交换看作是欺诈行为而予以非议，“正如钉子钉在石头的接合处一样，罪恶也钉在买卖之间”。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公平价格思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思想家通过宣扬商品、市场面前人人平等的交换原则来体现公平、正义，并以此证明人对人的、不变的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作方式。它对于劝导人们注重社会群体的稳定秩序是适用的，但与财富导向、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行为不一致。自11世纪起，西方社会的经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日俱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基督教神父和教会法学者清醒地看到，是价格涨跌而不是道德原则成为影响人们关系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在13世纪中叶，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进入市场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在这种复杂的、大量的、经常性的交换中，市场体系对价格的调节作用日益显现。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按照当时的基督教教义，一个把全身心奉献给上帝的人要从道义上对他人负责，不可因追求财富陷入贪婪欺骗的境地；另一方面，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胜过他人，精明于他
人，并且要战胜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教会原来所恪守的一套说教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作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产生了较大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思想：
首先，他接受了前辈神学家反对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利润的行为，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 “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
其次，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导致托马斯・阿奎那不得不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的社会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价格上升，远远高于必需品的成本，供给将会增加，竞争将驱使价格下降”。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将公平价格视为保证社会秩序不断再生产的价格，它促使生产者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得到正常利润并继续进行交易。同时，作为购买者，在保证售卖者必要收入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必需品，使家庭得以维系。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它在当时的欧洲广泛流传，成为一种影响至今的学说。
最后，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托马斯・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也就是从物品所得到的利益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因此，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被看作是公平的，进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从中攫取额外的收入。他觉察到把公平价格解释为效用的均等与前面两种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他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针对教会的观点，即商业必然包含欺诈和道德堕落，阿奎那建立起商人的意图或动机标准，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如果商人追求必要的或者甚至是高尚的目的，例如，自立、慈善事业或者公共服务，它就成为合法的、至少适度的利润是这样”。在此基础上，阿奎那为封建主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物品进行辩护。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就本身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但是，如果物品“对一方有利益而对另一方有损失，比如，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另一个人失掉这件物品就有损失的话”，那么卖主就有权把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因为“公平价格不仅根据所出卖的物品来决定，而且还根据由于出卖所给卖主的损失来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诈术，卖者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或买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均是不违法的，唯在高或低失之过甚时，则按法律可以要求偿还。而且，所谓公正的价格不能以精确数字来决定，只是一种估计，稍有增减也无损于正义，交易上的正义只要求以现实之均等为主”。
可见，阿奎那这种调和的公平价格论，在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的事实面前，允许价格围绕其价值有所上下，将公平价格归之于客观的生产成本，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资本积累。同时，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将公平价格归之于主观因素，断言公平价格必须照顾到出售者的等级地位，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在其概念的范围内“承认了某一物品对卖者的主观价值因素，虽然没有承认该物品对买者的主观价值因素”。因此，阿奎那的公平价格论尽管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由于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仍不适为一种纯科学性质的运作理论。不过，正如马歇尔所说： “经济学不会突然作巨大的飞跃，它在中世纪是爬行的，但却是按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中世纪起，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变化，实物主义的个人行为得到了教会认可，但道德问题依然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使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努力，他们按照自我的决断和价值判断在市场中沉浮，在这种机制背后，似乎存在着无序性和非理性。可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在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不断变化的市场体系中，产生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表达了一种信仰，即社会进步不应该允许个人道德因市场力的作用而扭曲和泯灭。因此，市场体系自动运行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在18世纪兴起，亚当・斯密给了这种思想以最有力的表述。他的竞争性市场均衡论为公平价格思想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回答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试图回答但未能回答的问题。
三、经济学的“利益公平”价格论
从16世纪起，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中世纪的社会特征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弱肉强食中追求私利。传统思想中的矛盾逐渐加深，人们改变了对商业的态度，商业精神已经不是同宗教观念调和折中的问题，而是被置于一个同信仰领域不发生联系的世俗领域内。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道德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18世纪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建造一座桥梁，一端搭在自利的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上”。它促使价格分析从“等级公平”论转向“利益公平”论。
关于个人利益可被用来实现公共利益的观点，在人类学术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早在4世纪的教父思想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约翰・克吕索斯托曾教导说，“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工人不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能得到自己的工资。……人由他们的需要相互联系起来。……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而经济像全部人类生活一样建立在相互取予的基础之上”。世纪有关的思想再度出现。如在皮埃尔・尼科尔的作品《道德论文集》第三卷中，他特地把追求“文明的自私”与有益的效果联系起来，指出其有益的效应与
慈善活动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同。洛克资助人的嫡孙沙夫兹伯利第三伯爵认为，人是赋有“道德感”的，它使人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行动。这种行动在人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不仅给个人带来愉快，也有助于社会的福利。“根据私人利益和每个人的作用，导向了普遍的利益”。孟德威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指出：私恶即公利。他认为，人类社会“每一部分分开看时都充满着败行恶习，但合拢起来则成了极乐世界”。18世纪20年代，坎提隆在其著作《商业本质通论》中提出了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交易者的理性私利可以形成价格和交易量的协调与均衡，人类的理性可以使经济有序化。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自由体系论”。
在该体系中，他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充分肯定了利己主义是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的和正当的原动力。企业家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情和怜悯他人，而是出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他又指出：“对他来说，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的幸福重要。因此，虽然每个人心里确实必然宁爱自己而不爱别人，但是他不敢在人们面前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在这种场合，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他一定会收敛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成的程度”。由此可见，人类的本性是利己的，一个人的私利仅受到别人利益的制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既然追求私利来自于人的本性，那么这种追求就是合理的，有它存在的权利和理由。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斯密第一次系统而清晰地论证了“经济人”假设，强调了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尤其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私利在促进人的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此，斯蒂格勒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他创造了在竞争环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这个创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与牛顿的创造媲美”。
如果人是既有利己心，又是有理性的，那么经济运行机制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及其他为自己打算的人的利益，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和共同的利益。依此类推，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题，把利己与利他联系起来了。“一般说来，每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在斯密看来，市场交换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买卖双方从利己目的出发进行交换，交换的结果会变得更好―卖者为了获得利润展开竞争，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消费者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时，竞争所维持的利润水平足以对生产者形成刺激。正如布隆克指出：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竞争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自然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制度指挥经济交响乐的指挥棒”。021ao以此为基础，斯密提出了市场体系自我调节的“自然价格”思想。
按照上述观点，每一种商品都有一种“自然价格”，当商品的市场价格偏离自然价格时，市场的力量就会调节市场价格，并使之回到自然价格。“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有效需求时……人们需要的商品数量得不到供给……就会有人愿意增大供给。在他们之间就会展开竞争，市场价格就会升高……当市场中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商品就无法全部售给那些想按照地租、工资和利润之和的价格购买的人们，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自然价格就是中心价格，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围绕这一价格波动。有时一些偶发事件会使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会低于自然价格，但是，它总是持续、不断地趋向中心价格即自然价格。市场中的全部产品同样按照这样的机制与有效需求相吻合。从而达到充裕的商品供给，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与需求相等”。可见，自然价格不仅是所有商品价格向其不断趋近的中心，也是市场行为的各种动机经过细致的平衡，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相等的结果。
综上所述，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与“看不见的手”和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一脉相通，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经济理论体系。在斯密的论证中，自由社会的利己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不仅可以实现他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可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逻辑一致性来看，社会进步和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依赖于自由的市场竞争，自由的市场竞争又依赖于经济人假设。斯密将这几种关系表述在同一体系中，从而使构筑以现实市场为背景的价格运动模型成为可能，也为从理论上说明以利益公平为核心的价格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早期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斯密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的天才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资源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第4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思想政治教育；成本；投入；供给
在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断受到质疑的今天，理论视角的转换、问题域的扩展、实践运作方式的变革，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突破点现代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精细剖析，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价值缺乏共识，要求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及其价值
长期以来，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性质和价值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模糊认识。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参与生产，其劳动成果没有使用价值，也不创造价值。二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为看重的是物质利益，只有讲物质利益、给钱给物，才是“实打实”，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是“空对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三是不能正确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认为军事训练可以从射击的环数、投弹的米数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效果是难以衡量的。显然，澄清这些模糊认识，要求准确定位和辨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和价值。
(一)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性质。首先，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性生产劳动。人类社会生产是由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组成的。精神生产本质上是人类的主观精神活动，是人们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思维器官——大脑，对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精神生产对象进行精神性加工、整理和制作而形成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的过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影响人改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运用精神生产资料，即运用人类社会传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理论对官兵的精神心理世界施加影响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其劳动样式可分为以文字符号系统为劳动对象的理论研究(初始生产劳动)和以官兵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领域为劳动对象的宣传教育(再生产劳动)两种形式，在性质上是一种脑体兼有的综合性劳动，因而也是一种复杂性劳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性劳动。
(二)合理廓清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产品形态是思想产品和增强的人力资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生产劳动，其初始生产劳动生产出的是思想产品，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创作、生产、使用的包含各种思想、观点和理论的思想材料等，以文字符号为劳动对象，包括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精神劳动成果，如讲稿、材料、笔记、音像带、光盘等物质载体，以及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思想劳动，如谈心、谈话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再生产劳动生产出的是增强的人力资本。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培养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则是受教育者知识技能的增加和能力素质的提高，用教育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受教育者人力资本的增强。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所增强的人力资本，最终又表现为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官兵的全面发展。
(三)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通过其生产的思想产品和增强的人力资本来体现，具体表现在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方面。如思想政治教育生产出来的思想产品因其政治和军事需要特征，表现出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一定条件下思想产品还可以创造出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表现出经济价值。再如思想政治教育所增强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国防实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全保障，又间接地创造了社会财富，创造了经济价值。和平稳定的环境要靠强大的国防来维系和创造，而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则又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上所流通的各种商品的价值，都包含着军人的一份汗水，军队和军人不只是消费者，也是间接的生产者。因此，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隐藏于社会经济效益之中，只是这种价值不易察觉，但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二、教育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要求加大供求调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质量
在经济学上，供给可分为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有效供给是指供给的量、质、价等都能为需求者认可、所能接受的供给。无效供给则相反。”…据此可以认为，有效供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中真正起作用的、真正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并能为受教育者认可和接受的教育；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在教育中起不到积极影响的或者不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是无效的供给或多余的供给。其中，有效与无效之别，不仅在质，还在于量。品质低劣，是无效供给；品质好，但超越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和需求量，超过的部分也是无效供给。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不应求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供大于求两种情况，其实质则是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内容空泛、方法老套，适应不了受教育者的需求；二是不能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提供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和思想疏导，以致官兵想听的听不到或听了不解渴，不想听的却大量灌输；三是忽视或轻视心理问题，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心理问题上的投入相对较少，满足不了官兵的需求。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市场关系”，即思想产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愿意表达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想法，这是供给；有人欣赏这种思想，这是需求。只有两者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思想产品。思想产品的交换活动的总和，就是思想市场。”思想政治教育是生产、传播和应用思想产品的工作，既然是产品，就得面向市场。思想政治教育能为“销售”的对象所接受、欢迎和信服，就有市场；接受的人数多，市场就大；接受的人数少，市场就小；没有人接受，就没有市场。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始终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去占领。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增强市场意识，重视市场、研究市场、推向市场，并牢牢占领思想市场的主阵地，才能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命力。
(二)加大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调控。在物质生产领域，针对需求大力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以适应市场需要。这种行为是自发的，也是市场机制力量的体现。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简单地搬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但可以借鉴物质生产领域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方法来调控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精神产品在“思想市场”都有机会亮相登台，由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的“精神产品”不一定具有稳定的“垄断”优势，因而要保证其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和优势，应当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的调控力度，对那些生产出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的精神产品者给予奖励，激励其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广大官兵的需求。
三、教育投入质量效益相对不高，要求增强成本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收益
成本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全部费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劳动，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也必然涉及到成本问题。从我军的实际情况看，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投人逐年加大，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虽不断加大，但质量效益却不高，更有的不计成本，不讲代价，盲目搞教育，造成投入多产出少、有投入无产出甚至出现负产出的现象。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路子。
(一)机会成本：正确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机和内容。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是指将稀缺资源用于某一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的价值，即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比如，休闲时间内有听音乐、看电影、打乒乓球等各种选择，选择了听音乐，那么就享受不到看电影和打乒乓球的快乐，选择听音乐的机会成本就是看电影或打乒乓球的收益。机会成本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是因放弃其他选择预计可能丧失的最大收益。机会成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在于：一是增强时机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求时机，抓住时机展开思想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特别是在国家和军队改革发展、政策制度调整、国际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军队阶段性工作转换等对官兵思想容易造成冲击的时段和时间，要开展及时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因错过时机造成的教育机会成本的损失。二是精准地选择教育内容。机会成本发生在多种选择之间。不同的教育内容对相同的教育对象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因而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也存在一个机会成本问题。这就是说，教育者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效果上会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的牵引下，正确把握教育对象的内在精神需要，科学地选择教育内容，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尽力减少因教育内容选择不当而损失的机会成本。
(二)无形成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无形投入质量。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在形态上可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有形成本主要指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投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无形成本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时间、精力、思维劳动、自身气质形象、人格魅力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投入，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尔所说，在管理中“无形因素始终起着作用”。无形成本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仅靠有形成本的投入不会产生高效益，而低质量或劣质的无形成本投入只会产生低效益甚至负效益，高质量的无形成本投入是取得思想政治教育高效益的必由之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无形成本，努力提高无形成本的投入质量。
第5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亚当・斯密；经济人；道德人；贫富分化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3-0026-03
亚当・斯密(1723－1790)耗尽毕生心血完成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蕴涵着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而“经济人”和“道德人”则是亚当・斯密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人性给予的不同定义。很多学者将这两种不同的人性加以对立，提出了所谓的“斯密问题”。然而，事实上，“斯密问题”是个伪问题。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经济人”中“利己”的人性假设包含着“道德人”的“利他”成分。因为“利己”往往需要首先建立在“利他”的基础之上。重复博弈模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道德人”中的“利他”却又常常意蕴着某种“利己”，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因此，我们不能将“利己”的“经济人”与“利他”的“道德人”彼此孤立。同时，笔者还认为，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发端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存在两个假设前提：一是由“经济人”假设引致出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二是由“道德人”假设引致出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信用机制――它保证了市场自由交易能够长期实施。
一、如何理解“经济人”
尽管“经济人”并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但亚当・斯密是对“经济人”做出系统论述的第一人，同时，“经济人”假设也是亚当・斯密构建其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经济人”的假设有三个概念内核。一是，“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己。“利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斯密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利益会促使他去，寻找最有利的用途，避开最不利的用途”；“对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社会的大多数有用劳动力行动的动机”。二是，“经济人”的“利己”性，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客观上能够促进整体的社会利益。斯密认为：“每一个人都不断地竭力地为他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使用方法。诚然，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且必然地导致他去采取最有利于社会的使用方法。”三是，“经济人”的利己的追求同时必须考虑他人的“利己”，否则，其自身的利己就难以实现。上述三个概念内核中最为核心的是“经济人”的“利己”性。如何理解“利己”成为了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关键。所谓“利己”，就是追求自身的利益。许多学者常常将“利己性”定义为“人的自私”。然而，笔者认为，这是对“利己性”的一种简单且狭隘的理解。利己不同于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当你自己的需要与别人的合法权益相冲突时，对自己的需求的利己主义考虑”。“利己”实际上刻画了人的基本属性，即人的“自利性”。笔者认为，“自利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这种自然属性是由自然法则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自然界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竞争法则。决定一个物种兴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是否能够在残酷的物种竞争中占优并得以繁衍。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之一，繁衍生息的本能使人类具有了“自利性”这一天然属性。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人的自利有分子生物学上的基础，自利是基因遗传的。1976年，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出版的《自利基因》一书中，作者引证于多种动物的生存，有力地论证了自利性是遗传的。举一个例子，一个受精卵的形成，也是自利的结果，它是通过上千万个争先进入卵细胞的竞争择优而受精的。如果没有自利，就不会有新的生命的产生。所以，人的生命从最初的诞生就具有自利性，而且通过基因的遗传将自利代代相传下来。至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的苛刻以及资源的稀缺性迫使人的自利与人的自利的基因遗传，二者孰先孰后或者是否同时发生则需进一步探讨，但二者必然会相互作用。这种“自利性”简单来说就是：人通过创造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使自己能够在所生活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因此，人的自利是被环境逼迫出来的，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了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了社会环境。作为自然环境中的人需要的是吃饱穿暖，而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人还需要尊重和平等。例如，人对财富的追求，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但实际上，追求财富是人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一种本能的表现。因为财富一方面保证其能够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保证其后代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财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是人获得尊重和平等的前提条件。一个人的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整体社会环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大环境”；另一个层次是局部的社会环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人的“生活圈子”。人所需要的尊重和平等既包括了来自社会大环境中的尊重与平等，也包括来自“生活圈子”里的尊重与平等。因此，为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赢得尊敬和平等，人就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财富。正如斯密指出的那样：“对财富的追求是每个社会的大多数有用劳动力行动的动机”。
二、如何理解“道德人”
所谓“道德人”，是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道德人”即是有利他心(或者同情心)的人。亚当・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道德人对保证经济行为的有序性以及保证商品经济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经济自由没有道德是不能很好地存在下去的，特别是在其鼎盛时期。”“‘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彼此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而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相互关系。如果人类缺失基本接受的道德规则，社会将会崩溃。”在自由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道德体现为交易者之间的诚信与利他。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了关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例子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所期望得到的自己的饭食，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对
这一句话，我们通常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私利”的。然而，这一表述中还隐含着“利他的”意涵。如果为了“私利”的最大化，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在欺骗他人且能轻易逃脱惩罚的情况下会卖出劣质的肉、酒和面包吗?斯密认为：“他们仍不会选择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失去最重要、最珍视的东西，即‘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比金钱更具有价值，那是快乐幸福的真谛所在”。因此，斯密在论及价格机制――这只市场交易的“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提出了市场交易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道德规则。道德规则构成了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力。正如斯密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人用一种内在的自我形象的观念支持自己，和他人打交道时，就产生了信任。如果信任缺失，经济机器就会磨损，就会因为缺油而停止运转。而监管和强制实施某种计划的成本无疑是昂贵不堪，难以承受的”。因此，建构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其要求的市场参与者不仅是一个“利己”的人，同时还必须是“道德”的人。“利己”是以“人的理性”，即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为体现；而“道德”则是以“人的守信”作为体现。
三、从“走向致富之路”到“走向道德之路”――基于贫富分化的思考
第6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体系第一次初具轮廓的表述，马克思在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它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的本质论述的最初尝试，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本质的论述
马克思以实践的目光去看待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因而这是后来形成的以改变世界为主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劳动或实践出发，研究了人的本质问题。
（一）劳动或实践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即将人视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的类，由此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出来，从人类的整体即“类”的角度去把握人，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和论证人的本质。那么，人是怎样的“类存在物”呢？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类存在物，其类特本文由收集整理性就在于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是指人具有自我意识，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有意识；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的自然延伸，人因有意识而能够把他自己的生活看作他的对象，可以自觉地调整他的生活，因而这种生命活动是自由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劳动的本来意义是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就是说：劳动是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劳动中看到了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把人的本质与劳动明确地联系起来，并指出人的这种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本质的不同。人通过劳动产生了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劳动过程。同时，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反复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的类存在物”。因此，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人的劳动性，作为人类的人的存在和本质是由劳动决定的。
（二）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生活表现为生产，或者说生产成为人的类生活的本质，那么生产又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生产也就是劳动，这应当是无疑义的。劳动的现实化指的是劳动借以表现或实现的形式，这一形式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说道：“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此，马克思以劳动的产品来反证劳动活动，而劳动产品显然是劳动对自然物体加工的结果，这就建立起了劳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劳动的人将自己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的本质通过劳动凝结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物体上，使自然物体按照人的愿望而成为人的产品。这样，一方面劳动产品凝结了人的自由而有意识活动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人也获得了自然物体何以成为人的劳动产品的性质和规律。这就是生产、劳动或实践的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这种对象化活动对劳动的人有着双重的意义，即人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创造着劳动产品，又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获取对外界的认识。就前一方面而言，人改变着外部世界；就后一方面而言，人发展着自身的能力。由此可知，如果说生产、劳动和实践是人的本质，那么生产、劳动和实践的实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论述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像费尔巴哈一样也假定人有固定的本质，承认一个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并由此出发用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去说明社会历史。尽管当时马克思提出问题的着眼点是具体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的人，但是作为他的理论出发点的异化主体，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它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马克思虽然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但被当作人的本质的劳动并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而是抽象地理解劳动，是劳动本身。
其次，在《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指奴隶和农奴，而是指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因而最终获得了一种理想社会关系的人。
最后，马克思还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扬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即社会历史沿着“人—非人—人”的轨迹而演进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个描述显然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类本质论述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过分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把它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内容，而忽视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甚至把关于类本质的理论当作不成熟的思想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对立起来而加以否定。其实，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劳动去揭示人的类本质及其特点，体现了一种把握人的本性的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诞生。欧洲哲学史上，历来有人道主义的传统，在许多哲学家那里都表现出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把人看作抽象的精神性存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力图把人看作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看作是类存在，但是他却把人的类本质看作是友谊、爱情、意志和心。在自然性上是具体的，在社会性上仍然是抽象的。尽管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不同，但如果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来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倒是一致的：都是思维与存在二元立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是用劳动来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他认为，劳动生活是人的类生活、类特征，正是由于劳动，人成为现实的存在物，成为自由的、普遍的、社会的和实践的类存在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历史本质的运动和现实社会历史的运动。
第7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激活；思想品德；途径
中图分类号：G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220-01
作为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品德课程在整个初中课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兼有双重使命和任务：一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道德法律、基本国情的常识教育，二是对学生进行做人的素质教育。但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的现状却令人担忧，如何激活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是我们每一个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要经常思考为什么要改进教学、如何改进教学以及教学所要实现的真正意义，才能把知识、能力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建立真正落到实处。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培养成志存高远、心智健全、全面发展的合格社会公民。
1.抓好课堂教学主阵地。课堂是师生学识与学识对话的空间，是师生心与心交流的地方，是师生思想与思想碰撞的平台。课堂不应该是教师一个人“满堂灌”表演的舞台，也不是学生放任自流、教师草率行事的场所。思想品德课堂，应该是一个激情四射的课堂，要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教师要合理利用课堂时间，对课堂负责，保证45分钟课堂的高效率和有效性。既要对学生进行合理引导，又能够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初中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相对比较枯燥和单调，要把课上得生动有趣，讲解要尽量通俗、易懂，要用“土话”、“大白话”去解读教材抽象的观点，对教材理论和社会现象要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课堂教学是有思想深度的教学，让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对社会现象和未来人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课堂教学还是有温度的教学，让学生可感知、可触摸、可体味，要洋溢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
2.做好学生的人生导师。处于变革时代大潮的初中学生，教师和家长们普遍反映不好教、不好管，我们习惯于用一成不变的眼光、一成不变的手法去看待、去解决学生身上出现的问题，但很快发现不灵验也不管用了，却怎么也找不出症结之所在。实际上，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教育是一项慢功夫，我们要给他们留有时间、留有空间、留有余地。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都有德育渗透的功能，但思想品德学科在这方面有着其它学科不能比拟的优势。教师不光要做好学生学业的“把关教师”，更要做好学生做人的“人生导师”。要把学科教学生活化、人文化，而不是工具化、应试化。要把课上成“谈心课”、“思想课”和“人生启蒙课”，不光要解决学生在青春期阶段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面对的焦虑，还要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培养学生磅礴大气的气质、胸怀和视野，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和“小家子气”的不良心态。课堂是师生之间面对面的集体交流，课下应创造条件经常进行一对一的单独对话，从学习、生活、思想、家庭和未来多方位、多角度、有针对性地交换看法和意见。我们把学生的“心结”问题解决了，学习、生活以及其它方面的问题相对就比较好处理。
3.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树立平等意识，对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对大多数初中薄弱学校来说，相当一批学生是很难进一步进入高中学校学习的，除了一部分学生进入中专、技校、师范、职中继续学习外，另一部分学生将直接步入社会。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只关注所谓的一些“优秀生”或“尖子生”，而对占班里绝大多数的“中等生”和“学困生”却不管不顾，采取放弃的态度，在教学中经常采取“双重标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前者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视而不见”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可以“一好遮百丑”，实际上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对社会对本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后者有了问题，则“穷追猛打”或“抱住不放”，学生的心里有一杆秤，时间久了，他就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不良心态和消极抵触情绪，还会滋生纪律乃至品行等其它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只要保证优秀学生的长足发展，还要保证广大中下学习程度的学生的进步与提高，给这些学生最大程度的关爱，满足这部分学生最基本的学业、心理和发展诉求。
第8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时期 玄学 秀骨清相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对诸子百家的学术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并且突破了汉代以儒学为尊的思想格局，接受了佛学、道家学说、玄学等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玄学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烦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从而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玄学思潮。玄学是了解未知事物的手段和方法，不是什么超过人类体质本能的神术。玄学的兴起，对人们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玄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标志为“贵无论”，由何晏、王弼首创，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2.竹林期：代表人物是阮籍与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认为名教是压抑人性的说教，人性应当自然发展，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3.西晋元康时期：代表人物是郭象、裴Q、欧阳健。4.玄佛合流时期：代表人物是道安、之遁、僧肇等。
玄学在影响艺术思想与审美观念的同时，艺术自身也在曲折发展，空前的艺术自觉使得绘画由粗放转向精细。玄学家的言论主张也对当时的艺术理论和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秀骨清相”一词最早出自唐《历代名画记》卷六对南朝画家、雕塑家陆探微的评语：“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凛凛，若对神明。”一般是指所绘人物面目清秀、棱角分明的艺术特点。玄学在我国一直存在，但能称得上是它的辉煌时期的就是魏晋时期了。
正由于魏晋时期人们对神鬼的崇拜，渴望死后升仙来生得道的理想愈加强烈，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在发生转变。例如南京的西善桥墓室南北两侧的印砖画像，各长2.4米，高0.8米，内容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全部以线刻凸显画面。南面墙壁刻画人物分别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面墙壁刻画人物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壁画中的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开。壁画中的人物均以玄士的宽袖长衣着装席地而坐，神情各异。“长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嵇康传》）的个性形象；阮籍为“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嗜酒能啸”（《晋书・阮籍传》）的神态；山涛能饮酒至八斗方醉而作沉思状（《晋书・山涛传》）；王戎虽身材矮小，却刻画出他“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晋书・王戎传》）的特点；向秀则“雅好老庄之学”（《晋书・向秀传》）；刘伶也嗜酒如命，却才华横溢（《晋书・刘伶传》）；阮咸能“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晋书・阮咸传》）。七贤典型的“秀骨清相”，涵盖了当时魏晋时期因玄学盛行而带来的崇尚玄士风度的社会风尚，因而《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图像被当时的设计家广泛应用于设计。玄学吸收了儒家学说、佛教思想，使得其在当时很好地迎合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需求。玄学思想的表现形式都是通过艺术来实现，具体通过工艺品的实际、绘画的风格等来表达。
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人物的形态可以看出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即秀骨清相；又如在魏晋时期比较流行的盘口壶、鸡首壶、莲花尊、水注、虎子、魂瓶，这些器物在当时也呈现着愈来愈趋向修长的造型。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人越来越“在乎自己”，现实社会让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于是他们就要从思想的境界上得到超脱，而思想又影响到了生活中现实的器物。所以，魏晋时期的器物无不体现出“士”的思想。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的人大有当代人的价值观，重视自己的所得所望，把满足自己的欲望摆在第一位。也许这样的言论有些偏激，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魏晋时期很多“士”的生活方式都是虚无、及时行乐、重视人（自己的观点）的价值、人的生命本体，强调自身个性的表达。因此魏晋时期的玄学与“秀骨清相”的设计思想都是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它们互相影响，同时又相辅相成。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的确，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才能出现像陶渊明这样伟大的隐士。受玄学影响下的魏晋士人的审美观念都是以“清”“秀”“神”“俊”这四个字来作为衡量标准的，绘画中的人物潇洒飘逸，身材修长；生活中的器物质地温润，颜色清雅，并且随着玄学与佛学的融合是的莲花纹在器物装饰上被大量的广泛的应用，把“秀骨清相”的设计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很多人的疯癫行为在笔者看来是非常消极的避世情怀。例如陶渊明，最初是怀揣雄心壮志的有识之士，在屡屡受挫之后，眼见仕途无望，才选择了隐居，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田园诗人；又如“竹林七贤”的所谓的每个人的个性……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魏晋文人所追捧的玄学思想对中国设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秀骨清相”在今天的设计中仍然被借鉴。有些灿烂的文化的确有时候必须在一种畸形的环境中由一群“非主流”的人才能创造出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化现象多种多样，但不能忽视主流文化对我们的生活起到的引导作用。我们要在欣赏众多文化现象的同时，从中借鉴精华，为艺术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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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云飞.漫谈玄学[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4）.
第9篇：经济学的思想范文
【关键词】美学思想;景观设计;文化传承
我国景观设计历经漫长的发展，积淀了众多景观设计者的宝贵经验、智慧与技艺。中国的景观设计备受追捧，根本原因在其符合美学特征，实现了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中国景观设计凭借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及别具一格的美学思想，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水平、高尚审美和民族文化。
一、景观设计与美学思想
现代景观设计作为城市审美取向及意趣的载体和直接反映，综合体现为人文和审美两个方面。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运用美学思想，不仅可以充分展现城市的生活面貌，还能凸显市民的生活志趣，展现城市特色，塑造和谐美好的城市生活形象。美学思想作为哲学的一大分支，包含的范围极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涵盖美的本质、审美情趣及审美对象，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景观设计中所体现的主流美学思想主要分为两类：现代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美学。机器化时代和工业革命为现代社会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但同时使人们加剧对环境的人工改造。破坏自然使人们在发展后备尝苦果，故而引发起崇尚自然美学的热潮，现今越发成为现代景观设计的主流思想。①环境伦理美学则是在人们追求财富和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环境问题的恶化引发人们对盲目发展经济的道德申讨，转而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去除功利化，发展道德美学。环境伦理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强调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影响了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方向。
二、美学思想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特征明显。中国传统景观设计往往因地制宜，所以自然环境资源也就成为最初景观设计的源泉和素材。美学思想应用于景观设计不仅能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大众审美，而且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明的传承影响深远。美学思想作为一个具有艺术特性的元素，因其浓厚深重的文化底蕴，丰富充实了景观设计的外在与内涵。对于景观设计，美学思想起到协调区域环境，凸显地方特色的重要作用。②研究美学思想对于景观设计的应用价值，其核心在于探讨美学思想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景观设计中的美学思想是地域文化的承载，充分体现了当地文化及历史。景观设计中的美学思想富有地域性特征，也凝结着地方情感。地域性的美学思想是人们情感的港湾和归宿，诉说着历史情怀和故土情思，因此，美学思想的情感价值是其艺术表现力的基础。
三、美学思想对景观设计风格的影响和典型代表
就艺术风格而言，景观设计大致有我国传统中式和谐风格、典型西方抽象风格、现代立体艺术风格三种，这三种风格背后的美学思想迥异，但都在现代景观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指导角色。
（一）中国传统和谐式设计风格
中国传统景观设计遵循“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设计理念，讲究诉诸情感与景观设计的结合，情景交融，追求意境升华，最终使景观设计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传统景观设计时融合多种自然因素，使得人工景观设计充分融入自然，创造返璞归真的设计美感；讲究布局设计，通常结合不同空间的特点施用不同的技法，诸如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等。③古人利用有限的空间环境，以不同艺术手法结合自然景观，创作出具有文学、美学、建筑学价值的景观设计，给观者美好的视觉体验。应用于景观设计中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包括天人合一、因地制宜、意境创造。古人受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制约，对环境的改造能力有限，且崇尚自然。因此在景观设计中，古人追求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致和周边环境的有机结合，使景观和谐统一，达到“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境界。当前，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越发成为指导方针，现代景观设计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景观设计应力争创造出符合生态标准的和谐景观。典型的中国传统和谐式风格景观设计，如苏州园林、颐和园等传统园林建筑，都是中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红砖绿瓦等园中每一处风景，都经过设计师的细细推敲、百般斟酌，凝结着景观设计师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艺术审美。④
（二）西方抽象式平面布局风格
20世纪末，印象派油画在法国大放异彩，继而风靡全球。这种新式绘画风格也由画纸延伸到实体建筑上，对后世的景观设计影响深远。例如，澳大利亚设计师尼克•博榭，他的景观设计崇尚极简主义，剥离复杂的外象，充满了现代气息；法国景观设计师伯纳德•拉索斯，师承法国印象主义，以最少的介入创作了完全异质性的景观。其设计作品回归花园、杜乐丽公园，色彩与造型兼备，景致如诗如画，备受人们的喜爱；现代园林设计师马尔克斯，其园林设计风格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设计的景观大多是平滑的曲线，展现了景观设计的别样魅力。
（三）现代立体艺术美学风格
立体艺术是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流派，立体画派画家将自然视作是一个个立体的物体，或圆柱、或球体、或立方体，在此基础上对绘画对象进行处理，这一绘画理论对后世景观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现代景观设计更加注重于对立体感的营造，立体艺术突破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从多彩角度出发，运用灵活的思维和笔触来展现物体的真实面⑥，并且在三维的概念里引进时间概念，打造四维立体空间，营造空间的连续性。现如今，立体空间艺术已经成为景观设计的主流。中国景观设计注重用有限的空间创造无限的意境，因此，设计师仿佛是在立体空间里作画一般，细节布局都需要细细思量，下笔前三思后行。每一种景观设计对应一种诗画意境，自有其独特的景观布局。立体式景观设计强调依托合适的自然景致，设计独具匠心的人工景致，从而凸显和谐而独特的意蕴美。城市建筑已经成为现代立体景观设计的典型代表。在法国，有一栋长方形整体结构对称的办公楼，建筑外墙全部涂有珊瑚粉赭色涂层，空间的立体感和色彩感十足。设计师用数量有限的砖石开发了不同形状的建筑立面，炫彩夺目的时尚外观与自然平淡的质朴内饰形成鲜明对比，彰显着未来主义的设计理念。
四、现代景观设计应遵循的美学原则
（一）提倡回归自然
在全球化时代下，经济技术飞速发展，城市化趋势明显。伴随着城市带来的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等问题，景观设计的建筑空间范围严重缩小。为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都市人群对自然美的憧憬，现代景观设计应效仿古人因地制宜的设计技巧，巧妙地将自然与人工融合在一起。在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现代景观设计可以充分利用自然景观中的山水植物，塑造更为立体、自然的景观，使得景观赋有生机与活力。
（二）注重布局和风格的和谐统一
传统的景观设计讲究两边对称，景致主要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建筑物为中心线，主轴线与副轴线层次分明，交相形成道路系统，两线交界处设置人文景观或者广场。整体布局明朗，图案清晰，鳞次栉比，自有一种严谨的大气之感。⑤现代景观设计不仅是单纯地设置景观，其更多的是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合理地安排布局、利用空间，以简单、整洁、自由、灵活为追求目标，统一风格，倡导和谐美。由于人均用地面积的缩减，现代景观设计在平面布局时要更注重空间层次的利用和排列，注重整体效果的和谐。
（三）追求良好的人机关系和可用性
现代生活更提倡智能化、便捷化，因此设计不仅仅需要注重美学和观赏性，也要具备良好的人机互动，提高其功能性。例如，根据地形、气候因素，要有针对性地考虑防洪、防涝、排水、光照等。城市公共设施中，要更多地利用公共区域为大众提供便捷，提高生活质量。坚持功能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才是打造现代城市景观的不二法则。法国设计师伯纳德•拉索斯设计的837号公路就是这样的作品，拉索斯关注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在高速公路为行车人士打造了一个真正能放松心情的休息区，他的设计将高速公路与休息区完全分开，休息区有长达600米的草坪，可以供家庭休息玩耍。837号公路十分人性化的设计，受到市民的高度赞赏。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景观设计的审美方向也在改变，景观设计的美学精髓值得设计师传承沿袭。探究美学思想在景观设计中的传承与应用，对我国现代景观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希望国内景观设计师能打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设计。
作者:徐常乐 陈见东 单位: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袁清.现代景观设计的美学发展[J].大众文艺（理论），2009（14）：96.
②吴志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美学要点分析[J].艺海，2011（3）：80.
③王尽遥.城市景观艺术中的超级平面美术研究[D].重庆大学，2014.
④胡凡，刘晓杰.民间美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J].中国园艺文摘，2013（7）：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