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管理就业去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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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土地资源管理就业去向范文

关键词：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毕业生跟踪调查 地方本科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081-02

一、问题的提出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以下简称城乡规划专业）是1998年国家教育部第四次专业目录调整设立的地理学类应用性理科专业。该专业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全国已有158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背景，面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重要问题，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该专业的人才需求显著增加。但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我国大多数院校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不尽人意。最近几年一些学者从自身院校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实际出发，基于就业视角进行了探讨，多数学者认为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专业方向不明和定位模糊，导致不能明确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行业需求面向，是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

笔者所在的黑龙江科技学院是一个新兴的地方本科院校，2002年在城市规划、地质工程等工科专业基础上开设城乡规划专业，从200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授予理学学士学位，至今有6届毕业生。专业开设之初与多数院校一样，由于相关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存在专业定位模糊、特色不明显、课程体系庞杂、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强等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定期对毕业生去向进行跟踪调查、统计分析并加以仔细研究，从而明确本专业毕业生服务面向的主导行业和领域,从而准确把握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和特色定位。

二、毕业生跟踪调查实证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是黑龙江科技学院资源环境城乡规划管理专业2007-2012历届毕业生，调查样本容量为287人。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毕业生去向、工作单位性质及类别、工作岗位与专业对口情况等。调查方法是直接访谈法，通过召开毕业生校友座谈会、网络调查、电话回访等多种途径，向毕业生本人或知情者进行跟踪调查，及时更新毕业生去向的最新信息，并进行分类汇总，对历届毕业生去向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表1）显示了2007-2012年历届毕业生去向的总体状况：到私企、国企、外企等各类企业工作的毕业生占67.6%，到政府机关管理部门工作的毕业生占9.4%，到科研设计、教学等事业单位的毕业生占4.2%，考研的毕业生占16%，出国、参军等其他毕业生占2.8%。

把企业按照私企、国企（石油企业、农垦企业等）、其他企业（外资、三资企业等）分类统计，结果（表2）显示2007-2012届所有毕业生中，90.2%到私企工作，4.1%到国企工作，5.7%到其他企业工作。

对2007-2012届毕业生到企业工作岗位与专业对口情况进行分析（表3），到与本专业对口的企业工作的毕业生比例总体在50.5%，其他与本专业不对口的占49.5%，虽然历届有所波动，但专业对口率有上升的趋势。

把与专业对口的企业类别细分为土地勘测规划设计公司、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城乡建设项目管理公司、土地房地产估价公司、地理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等，并针对历届毕业生进行统计如表4。结果显示，总体上2007-2012届毕业生到土地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城乡建设项目管理公司、土地勘测规划设计公司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比例达到59.2%，到地理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为22.4%，还有18.4%的毕业生到土地房地产估价公司从事与本专业相关工作；历届到不同类别公司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比例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但是最近的2012届毕业生到企业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的比例达到100%。

历届毕业生中，进入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培养方向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占51.3%，主要包括城乡规划部门、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环保部门、政府综合部门等，其中本专业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是城乡建设和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占81.3%。还有一些毕业生到乡镇政府等农村基层从事国土、规划管理等工作，这是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充分体现。在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及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毕业生中，在哈尔滨、大连、厦门、呼和浩特等大城市从事城乡建设、规划管理、国土资源管理等工作的仅占28%，其余72%都是到县级或县级以下的中小城市从事城乡建设、规划管理等工作。在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毕业生中，只有25.9%的毕业生是当年毕业前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录用的，其余毕业生基本都是在毕业后或次年进入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

考取研究生一直是本专业部分毕业生的去向之一。毕业当年考取国内研究生的学生占81.3%，另外还有18.7%的毕业生是次年考取的。在这里仅对考取国内研究生的院校及专业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在考取国内研究生的毕业生中，考取地理学科的自然地理、地理信息系统、人文地理方向的占总人数的58.7%；考取生态、资源环境类的占19.6%；考取农林遥感类的占6.5%；考取土地资源管理等经济管理类的占15.2%。在考取国内研究生的毕业生中，院校类型有师范类、农林类、综合类（含理工类）、地矿类、科研院所等，考取211院校的占56.5%。历届考研率变动较大，主要是受当年生源的影响较大造成的。

第2篇：土地资源管理就业去向范文

从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到神奇的东非大裂谷，从南极洲的冰雪世界到非洲的热带雨林，从富士山下的湖光山色到撒哈拉的沙漠奇景，从繁星点点的苍茫穹庐到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地理之美跨越时空，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近现代以来，随着地理科学的快速发展，它不再局限于自然地理现象的研究，而是逐步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征。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纷纷涌现，如环境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资源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等，其科学价值也越来越高。可以说，随着经济开发以及环保的需要，加之地理学本身古老而又深厚的底蕴，这门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学科正日益受到关注。下面小编就像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地理科学这门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专业吧！

地理科学的“古老”与“现代”

地理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古希腊开始便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先后经历了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三个时期。地理科学又是一门跨界学科，是连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而是通过各分支紧密地联系起来，比如，地貌学是地理学与地质学之间的桥梁；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桥梁等。

地理科学主要对地表形态、地质等地理特征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其本科方向主要包括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地质学等专业。按性质和侧重点不同，可将它们分为理论型和应用型两种。前者侧重理论，如以地形、地质、气候、海洋等自然环境为对象的自然地理学；后者则更注重实用性，需要进行大量地理应用方面的研究，如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地理学因其与人类生存繁衍间密切的关联度，使得它对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地理学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如高速铁路的修建需要沿途的详细地形、地质资料；西气东输，途经十多个省份，每个省如何合理地修建输气管道，还有西电东送、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等等，都离不开地理学的参与。

仙逝不久的钱学森院士把地理科学列为世界现代十个科学技术大部门之一。他特别强调：地理学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要在中国发展地理科学。因此一直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地理科学类专业，无论是从科研还是就业的角度来看，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是被广泛看好的专业之一。

专业概览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找到一把“尚方宝剑”作为攻下它的利器。学习地理科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地理学各专业都需要比较多地用到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知识，因此至少得具备这两方面的扎实基础；由于学习中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尤其对于应用型方向的学生，一定的挑战意识、冒险精神和动手能力必不可少；获得数据以后，还需要对数据进行统计并加以建模、分析、得出结论，所以肯于钻研、勤于思考的精神亦很必要。

地理科学专业：不只是地理教育的后备军

以理论功底见长的地理科学专业主要研究地表资源环境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领域。该专业培养的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技能，还能较熟练运用遥感、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因此，该专业毕业生不仅是地理、环境教育的后备力量，还可到国家各级科研单位、生产机构中进行生产与科研工作。其薪资1 000~3 000元不等。

可能有同学会疑惑：地理科学到底属于文科还是理科呢？不同于中学地理课程，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归属理科，但不少学校招生时文理兼收。学习地理不仅是地理位置、地理名词的机械记忆，更需要定量与定性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现代地理科学，它突破了知识理论的学习，如3S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RS遥感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开拓了地理科学的应用技术领域。

【特别提醒】：1. 鉴于地理科学的文理交叉性，且偏重于理科，欲报考此专业的同学注意哦，首先要注重打好数学和计算机应用基础；2. 地理科学专业建立在大量研究性工作基础之上，因此不仅要有扎实的数理统计功底，还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地学领域的管理者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是地理、资源、环境、规划、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综合交叉应用的专业，本科阶段主要学习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作为新兴专业，它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联系起来，预示着其很好的发展和就业前景。以培养高级复合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此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到相关科研机构、学校、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国土、环保等行业从事相关规划、管理工作。其薪资从1 000~2 500元不等。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院校，此专业可能属于不同的院系：有的归属地理科学学院，授予理学学士学位，有的则归属管理学院，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该专业不等同于城市规划专业，切勿将二者混为一谈。它与建筑学背景的城市设计相差甚远，属于应用地理科学范畴，为城市规划局、城市建委、环保等部门培养管理型人才。其研究重点也不在于城市的规划布局，而是以更大区域内的资源为主，如土地资源、水资源、树木资源等。

【特别提醒】：1. 考虑事情细致周全，统筹规划能力和管理能力较强的同学注意啦，可以考虑报考该专业；2. 该专业是各个院校地理科学类专业中的热门，录取分数相对较高，因此对于考分并不占优势的同学还需谨慎选择。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空间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完美结合

地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GIS）是地理科学、空间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等的交叉边缘学科。它建立在地理学基础之上，集计算机、遥感、测绘、地图学等技术于一体，研究空间信息的定位、定量和分布，并进行可视化表达、空间和动态的分析处理等。当前该学科被广泛应用于国土整治与规划，水利、电力、电信网络监控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市政工程以及数字城市、数字区域的建设等方面，是目前计算机应用领域与信息产业中最具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

GIS专业侧重培养学生运用计算机解决地理信息问题的能力，而非仅是地理科学本身。身兼扎实的计算机基础、GIS开发与设计技能及初步的研究和管理能力，GIS专业的毕业生具有较为广泛的就业范围，可以在城市建设、国土规划、市政建设、土地勘测、测绘等单位找到发挥自己专业技能的空间，当然也包括各类高新技术公司。其薪资从1 200~5 000元不等。

【特别提醒】：1. 该专业对计算机能力要求较高，因此对于那些对计算机有浓厚兴趣又同时热爱地理的考生，GIS专业是个不错的选择；2. GIS的交叉性和复杂性，使得本科阶段的学习一般只实现了“广”却未达到“精”，毕业生80%以上选择继续读研。所以，倘若想对GIS有更深入的研究，要做好读研的准备哦。

地质学专业：探索地球的前世今生

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晶莹剔透的水晶、光彩夺目的宝石，以及生物的起源，你能把它们联系到一块吗？地质学，这门研究地球及其演变规律的自然学科，会告诉你它们的内在联系。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重大经济及社会问题都是其重要应用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该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除了掌握系统的地质学基本知识及技能之外，还具备从事环境地质和环境保护实际工作、研究工作的能力。毕业去向主要有地质勘探员、工程技术人员、公务员、高校教师、珠宝鉴定员等。该专业从业的薪资从1 000~5 000元不等。

同属地学分支的地质学和地理学，虽然只相差一个字，但二者研究的内容却大有不同。前者主要研究地球的组成、构造、发展历史和演化规律，而后者则侧重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研究。在招生上，地质学只招收理科学生，而地理学多为文理兼收。

【特别提示】：1. 野外工作是进行地质研究的基础，因此欲报考此专业的同学注意咯，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必不可少；2. 由于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议有志报考该专业的学生可将重点集中在环境方向。

院校推荐

随着地理学科的发展，开设地理科学类专业的高校队伍也逐渐壮大，现全国已发展至百余所。综合来看，地理科学类专业主要集中在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前者以培养科研人才为主，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实力最强；后者以培养中等学校地理师资为主，同时培养科研人员与生产人员，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为代表。下面针对地理科学类的不同专业，来个高校“地理实力”大较量：

地理科学专业

设置该专业的综合院校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为代表，其中南京大学擅长海洋地理，中山大学擅长人文地理中的旅游管理方面，兰州大学则在自然地理中的冰川、冻土、沙漠地理方面实力较强。师范类院校则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它由地理系发展而来，下设地理教育、土地资源管理和旅游管理专业。

【推荐院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开设此专业的高校以综合性院校、师范院校、理工类院校和农林类院校为主，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实力最强。针对南京高校而言，南京大学着重于房地产的开发经营和城市规划设计，南京农业大学设有“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全国唯一博士授予点。

【推荐院校】：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在开设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百余所大学中，其学科背景不尽相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以地理学为背景；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以测绘专业为背景。其中拥有地理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学科的院校有武汉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其中又以武汉大学实力最为雄厚。

【推荐院校】：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

地质学专业

地质学的教育部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全国一共有四家，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其中中国地质大学见长于地球化学及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北京大学擅长于构造地质学；南京大学侧重于矿物学、岩石学及矿床学；西北大学则注重于古生物学和构造地质学。

第3篇：土地资源管理就业去向范文

关键词：农地流转；差序格局；差序治理；社会信任；市场治理；非市场（人情）治理；合约方式；书面正式合约；口头非正式合约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3009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近年来农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规模与农地现代化以及要素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将交易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是流转合约，而农地流转合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存在着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不同方式。那么，现实中农民在进行农地流转时会选择何种类型的合约？深入研究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及其机理，在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以及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现实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约类型（如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合约期限（如短期合约、长期合约）（Cheung，1969）、合约治理（罗必良，2015）等方面，对于合约方式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对合约选择现状的描述为主。事实上农地流转市场普遍存在着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交易方式，且整体而言农地流转较多集中在亲友、街坊邻里等熟人社会中（Belay et al，2004；Gao et al，2012）。Grossman & Hart（1986）和Hart & Moore（1990）倡导的“不完备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思想较好地阐述了为什么农地流转过程中关系型合约得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农户是否采用关系型合约则主要受制于信任程度（Siles等，2000；Macours等，2004）。（1998）认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乡土性”，人们以血缘和亲缘维系着稳定的乡土社会，若农地流转发生于亲友、邻居等熟人之间，此时法律意义上的书面正式流转合约显得并不必要，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构成了农地流转的重要规则。叶剑平等（2010）通过对中国17省份的调查发现，82.6%的农地转出和81.8%的转入并未订立书面正式合约。洪名勇等（2015）通过对贵州三县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农地转入时采取口头合约的比例达到90.14%，转出时为89.89%。刘文勇等（2013）认为，在熟人社会中，农户之间信息的高度对称性使农户选择口头合约的交易费用接近于零，因此农户在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普遍存在“重口头、轻书面”现象。与此同时，赵其卓和唐忠（2008）对四川绵竹的调研却发现，农地流转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为主，签订书面正式合约的比重为67.6%。

可见，在中国农村农地流转总体上以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为主，但在不同^域具有差异性。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农户流转农地时更多地选择口头非正式合约，而农户又在何种情境下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我国农村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的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采用对辽宁和江西两省1 628户农户入户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进而探讨影响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理论基础：差序治理

同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相对独立的个体间的交往）情境下的社会关系不同，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012）。“差序格局”的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是以自己为圆心、依次向外扩散的，这意味着自身同他人关系在信任程度上存在着亲疏远近之分。驱动这一波纹的“石头”则是立足家庭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在乡村社会的投影形塑了地缘关系。换言之，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通常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石，并因此催生“差序格局”。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情境中，家庭扮演了社会基本组织这一角色，内化为一种集生产、消费、分配、生活、教育以及情感乃至社会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家庭以及家族，几乎垄断了内部成员全部的社会稀缺资源，除了土地、货币以及财产这类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地位、声望、名誉、权利以及心理满足等无形的资源。而掌握各类社会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心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同他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程度。黄光国（2010）将这些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依次概括为强关联、熟人关联、弱关联和无关联。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表现为无关联；通过一般的交换和联系后，便生成了弱关联关系；与街坊邻居通过较为经常和长期的联系和了解，构成了熟人关联关系；而血缘和姻亲构成了强关系的生成机理。这种“差序格局”除了是一种道德范式外，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

差序格局中，个体之间由于信任关系的不同而对应不同的互动规则：强关联属于情感型关系的范畴，其互动遵守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不仅蕴含情感型关系，还包括工具型关系，适用人情规则；弱关联属于工具型关系，表现为弱关联关系的主体之间可能仅仅听说过对方但不熟悉，譬如校友、同乡等，不过个体间能够利用弱关联去“套近乎”，使得双方变得较为熟悉，弱关联的主体适用公平规则，对于短期内的投资回报较为注重；无关联意味着主体之间是完全的陌生人，同样适用公平规则，但相比弱关联，无关联关系更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罗家德 等，2012）。

不可否认法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但在广大农村、在差序格局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土壤一直存在（Winn，1994）。时至今日，村落共同体依然表现为熟人社会（万俊毅，2011）。差序格局中，不同的关联关系与相应的治理机制匹配，可将其界定为“差序治理”（高名姿 等，2015）。本文将“差序治理”细分为“市场治理”和“非市场（人情）治理”。无关联和弱关联关系中的公平规则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因此将其界定为“市场治理”；强关联关系中的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熟人关联中的人情规则更多的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因此将其界定为“非市场（人情）治理”。

2.研究假说：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对象涉及不同主体，比如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农户等，农户又可细分为同村农户和外村农户。刘一明等（2013）通过对全国89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表明，7477%的农地流转给了亲友邻居，因此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关系型流转”的特征（罗必良等，2013）。基于差序治理理论，根据流转对象的不同，可将农户的土地流转分为四类，即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转给外村农户、转给同村农户以及转给亲友（见图1）。

以企业为代表的规模经营主体，一般与转出农地的农户互不相识，因此体现为无关联关系。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在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上双方均更倾向于书面正式合约，流转租金在这四类主体中也是最高的。农户若将农地转给外村农户，体现为弱关联关系。一般的，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这里的“外村”是指自然村。一般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外村是指流转给本自然村以外的农户，“本自然村”与“外村”多数情况下同属一个行政村。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也佐证了这一论断。由于转出户与外村转入户分属不同的自然村但常同属一个行政村，因此其关联程度要强于“无关联”；但与流转发生在同一个自然村农户内部所呈现的“熟人关联”相比，其关联性又相对较弱。，因此，可以通过“套近乎”等方式建立起联系，但与本自然村内部的流转相比仍然缺乏信任，流转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来约束双方行为，流转租金一般低于流转给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在无关联与弱关联关系下，流转双方是一般交换的关系，宜采取市场治理范式，用签订农地流转书面正式合约的方式（正式制度）约束双方行为。

当农地流转发生在同一自然村内部时，在熟人关联情境下村民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由于人情关系、名誉和声望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有较大的约束力，因此通常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方式，且同村内流转的租金一般高于亲友间流转。亲友之间具有血缘以及亲缘关系，属于强关联，农地很多时候是免费给亲友耕种的，与村内流转相比，农地转给亲友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的可能性更大，租金也较村内流转更低。与市场治理不同，熟人关联及强关联中，由于双方遵循人情规则，在血缘、亲缘、地缘以及声誉、名望等非正式制度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时更倾向于采取口^非正式合约，因此更适宜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

研究假说：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与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与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倾向于市场治理范式，采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本文讨论的合约方式分为书面正式合约和口头非正式合约两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除这两种合约方式外，还存在第三种证明及非规范书面协议（也称书面非正式合约，指农户间私下签订的在法律意义上不具有效力的书面协议）等方式，本次对赣、辽两省农户的调研中这两种合约为38份，但不管将其划分到书面正式合约还是口头非正式合约都不科学，且数量较少，因此这两种合约方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5年1―8月在辽宁、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共涉及15个乡镇、56个行政村的1 700多户农户，其中有效问卷1 628户。结合农民收入水平、水土条件、地理位置等差异，选择以下四县区（市）为调研点（详见表1）。为保证样本随机性，四县区（市）各随机选3～4个乡（镇），每乡（镇）选3～4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30户左右的农户入户调查。由于本研究所需样本为发生过土地转出行为的农户，经过对不适宜样本的处理，最终样本包括55个行政村的516户转出户。

注：苏家屯区位于沈阳市郊，是介于城市与农村间的地域综合体；东港市属于丹东市管辖，地处东北亚、环渤海和环黄海经济圈交汇点，具有港口城市特点；丰城市属于江西宜春市，耕地面积达124.44万亩，是典型的粮食主产区；遂川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是吉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工作重点县。

从表2不难看出，当前农地流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差序治理的特征：当农地流转发生在亲友以及同村农户之间时，农地流转的租金较低，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也较低；当农地流向外村农户以及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采用书面正式合约的比例远高于亲友及同村农户间的流转。对流转租金分析，从流向亲友时的167.13元到流向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时的463.78元，也逐渐呈现出一种从人情化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征。在违约率方面，在516户转出户中仅有7户发生违约，总的违约率为1.36%，说明违约风险可控，且采用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违约率更低一些。

2.模型构建

在对农地流转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基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些不容易直接观测到（潜变量），但可以用一些外显指标进行间接测量，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具体指标值。因此，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差序治理、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四个方面来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统计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主体行为分析的统计方法，其对潜变量、测量误差和因果模型具有独特的处理能力。结构方程模型整合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指标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则描述潜变量间的关系。

测量方程为 ，结构方程为 其中，x为外生观测变量，y为内生观测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Λx为外生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为内生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B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在方程中η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为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其取值为1或2，口头非正式合约赋值为1，书面正式合约赋值为2。结构方程模型包含4个外生潜变量，共13个指标，分别为差序治理（转出农地的去向）、农户特征（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资产现值）、农地流转特征（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流转面积）和外部环境特征（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所在村庄道路状况），各变量的解释说明以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4.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 21.0平台软件进行结构模型验证，一般情况下，CMIN/DF0.85，RMSEA

注：CMIN/DF为拟合优度，NF为非常规拟合指标，GFI为拟合良好性指标，CFI为比较拟合指标，RMSEA为近似均方根误差估计。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结构模型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强度。从表5可看出，四个外生潜变量在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的影响上均有较高载荷，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外生潜变量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差序治理在1%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也均在5%水平上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与研究预期一致。作椴钚蛑卫淼目晒鄄獗淞浚“转出农地的去向”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将农地转给不同关联程度的主体时，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验证了研究假说：农户将农地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更倾向于市场治理方式而选择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而转给熟人关联及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则更倾向于非市场（人情）治理方式而选择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

差序治理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事实上，除此之外，农户特征、农地流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等也都对合约方式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6表明了可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农户特征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是党员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并运用正式制度（比如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思想等）来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因此更有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土地。户主若具有党员身份，在农村社会中一般会跻身“精英阶层”，思想觉悟较高、原则性较强，相比一般群众也更容易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转出农地。

（2）农地流转特征方面，转出农地质量、流转租金、流转期限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地质量越高，农户获得产出以及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签订书面正式合约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农户在流转农地时最为看重的方面，流转租金是农户可以实际获得的流转收益。在租金较低时对江西、辽宁两省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农户外出务工后，为了避免自己承包的土地撂荒，便将农地给亲戚朋友或者邻居代耕代种，作为回报一般只需每年给予原土地承包者几十至上百公斤粮食，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农户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合约形式；但当租金较高时，为了保障自身收益的合法性以及产权安全，农户则更倾向于签订书面正式合约。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存在的违约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相比短期流转，长时期流转更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来约束和规范，以防“敲竹杠”以及道德风险的出现。

（3）外部环境特征方面，村干部是否干预农地流转、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是否发生了调整、水利灌溉设施是否有保障对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若村干部对农地流转进行干预，农户更可能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以应对村干部干预。相比承包地未曾调整过的农户，二轮承包期内自家承包地发生过调整的农户对农地产权更为重视，出于维护自身土地权利完整性等的考虑，会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若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有保障，能够更好地应对干旱少雨等自然灾害，从土地上获得稳定性收益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户对有水利灌溉设施保障的农地更为看重，将其转出时也更多地采取书面正式合约方式。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差序治理的分析框架，从转出户角度探讨了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的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农地流转涉及转出户与转入户两个主体，本研究并未对转入户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农村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了农民群体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治理，这种局域的信任和关系网络使农村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人格化的倾向；但当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社会之外的主体（比如涉农企业）时，往往又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无关联及弱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其公平性往往通过正式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即采取市场治理范式，而市场治理需要书面正式合约方式与之匹配；当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强关联及熟人关联关系的交易主体时，血缘及亲缘间的需求规则、人情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即采取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非市场（人情）治理与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相匹配。基于对江西、辽宁两省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方式选择是在差序格局下差序治理的结果。

农地流转的合约方式选择之所以受到差序治理的显著影响，是由于农户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同，而关联程度又可以通过社会信任来表达，社会信任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化、稳定性的交融与互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契约。同村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较高，但对外村农户以及外来的涉农企业等则具有较强的排斥心理。这种信任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乡土社会相对封闭，随着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边际将不断外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也随之外扩，进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非人格化交易以及合约的规范化进程。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一蹴而就。

综上所述，农地社会差序治理的形成源于农户与不同主体间亲疏远近和社会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合约方式选择深受差序治理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化特征并不明显的情境下，流转时交易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熟人社会和乡土情境下的人情交往规则不容忽视，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宜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性而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迫使农户使用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是农户综合考虑交易成本、风险、社会信任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均衡结果，如果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不但削弱了农户的选择和处置权，还将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虽然从理论上讲，与书面正式合约相比，口头非正式合约的稳定程度较低，履约风险较大，但从本次调研结果看，目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时采取口头非正式合约方式的比例远高于书面正式合约，且口头非正式合约履约效果良好。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的进程中，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将选择何种合约方式的自赋予农民，当然也需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

总之，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农地流转等农村、农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农民的行为偏好和决策深受乡土情境中人情关系、社会信任、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语境，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各地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域以及乡土特征的差异，在充分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愿及利益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试错权，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本地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2012.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名姿，张雷，陈东平. 2015. 差序治理、熟人社与农地确权矛盾化解――基于江苏省695份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6）：6069.

高珊，黄贤金. 2012.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1（7）： 816820.

洪明勇，龚丽娟.2015.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8）：1320.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江淑斌，苏群.201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J].经济经纬（2）：110114.

刘文勇，孟庆国，张悦.2013.农地流转租约形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8）：4348.

刘一明，罗必良，等.2013.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5）：2328.

罗必良，何一鸣.2015.博弈均衡、要素品质与契约选择[J].经济研究（8）：162174.

罗家德，李智超.2012. 乡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初探[J].管理世界（10）：8393.

孙立平. 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5）：2030.

万俊毅，欧晓明.2011.社会嵌入、差序治理与合约稳定[J].中国农村经济（7）：1424.

王岩，石晓平，杨俊孝.2015.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玛纳斯县的调研[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1）：1924.

叶剑平，丰雷，蒋妍，等.2010. 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调查研究[J].管理世界（1）：6473.

张四梅. 2014. 人口结构变动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J].经济地理34（8）：131136.

赵其卓，唐忠.2008.农用土地流转现状与农户土地流转合约选择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3）：1319.

钟契夫.2000.资源配置方式研究――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BELAY K，MANIG W. 2004. Access to rural land in Eastern Ethiopia：Mismatch between policy and reality[J].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JARTS），105（2）：123138.

CHEUNG. 1969. Transaction costs，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J]. JL&Econ，12：2342.

GAO L，HUANG J，ROZELLE S. 2012. Rental markets for cultivated land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43（4）：391 403.

GROSSMAN S，HART O.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4）：691719.

HART.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6）：11191158.

MACOURS K，DE JANVRY A，SADOULET E. 2004. In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matching in the tenancy market[R].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 Resource Economics，UCB.

SILES M，ROBISON L，JOHNSON B，et al. 2000. Farmland exchanges：selection of trading partners，terms of trade，and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Farm Managers and Rural Appraisers，63（1）：127140.

WILLIAMSON O.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233261.

WINN J K. 1994. Rel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w：Informal financial practices of small businesses in Taiwan[J]. Law and Society Review，28（2）：195232.

（辑：杨睿；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828；修回日期：20160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