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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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

一、引言

2013年9月我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制定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方针，这是中国政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但区域自然环境较差，交通不够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内贸易及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中国社会同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源相比物力资源更具能动性和创新力，并能够调动物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货币流通”和“贸易畅通”是金融在融通货币和配置资源方面的重要功能体现，区域金融功能的实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资源、促进贸易流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的早日实现。发挥人力资源对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完善区域金融功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路径和内在要求。认清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情况，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对金融人力资源的需求，对我国实施金融人才战略计划、促进金融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Kletzer&Bandhan（1987）、Rajan&Zingales（1998）、Baldwin（1989）、Svalery& Vlachos（2002）等经济学家对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带贸易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金融具有资金配置的功能，而配置方式决定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模式。Rajan、Zingales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促进了行业的生产水平，进而影响了该国的对外贸易；Baldwin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一国在风险品的出口上就更具比较优势；Svalery&Vlachos通过实证分析OECD国家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的关系，验证了Baldwin的结论。国内学者徐建军，汪浩瀚（2009）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制度、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和汇率调整等影响国际贸易，是外贸可持续的重要因素。戴卓（2012）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发现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大。

关于人力资源在促进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卢卡斯（1988）将人力资本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开始，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现今，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较为成熟。Galor（2001）、Dutta（2005）、Fleisher（2009）认为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渠道之一。国内学者潘英丽（2007）从现代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角度分析，认为金融竞争的实质是金融人才的竞争，要创建适合金融人才效能得以发挥的有效激励机制。目前对金融人力资源的研究多集中于现状分析或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如李全敏（2007）对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人才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金融人力资源具有素质结构差异明显、行业分布不均衡、总需求量大等突出特点；李江、谢小蓉（2009）认为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是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商业银行的国际地位和稳定运行。专门针对金融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研究较少，如李绪红、罗仲星（2009）专门对上海人力资源进行评估和预测，发现金融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单位金融人才效率较低是约束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表明，我国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期。王保忠、何炼成（2013）认为金融和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路径之一，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和核心问题。何茂春、张冀兵（2013）认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能源等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战略难题。李忠民、夏德水（2014）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效率研究发现，贸易环境负向变化成为未来该经济带发展的重要问题。

总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解决各种资源和资本的配置问题，从而通过贸易和货币的一体化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伟大战略构想。研究证明，金融在配置资源、促进贸易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而人力资源的低效率配置成为制约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现状的分析，对未来经济带发展所需要的金融人力资源进行需求预测，以期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促进该区域金融功能的逐步完善，最终实现“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现状评估

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做出合理预测，首先应该对该区域当前的人力资源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总结该区域的金融人力资源发展规律，得出客观科学的预测结果。本文根据《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提出的金融人才发展战略目标，从人才总量、人才结构、人才素质、使用效能四个方面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延伸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也是以亚欧大陆桥等铁路大干线为纽带的经济带（刘育红，2012）。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各省市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明确的横向对比，因此分析时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划分为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三个区域：西北段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北五省区；西南段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西南四省区市；中东段包括江苏、安徽、河南三省份1。各段分析数据均由2002年至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及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一）人力资源总量

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该行业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衡量行业人力资源总量的关键指标。由表1可以看出，2001至2004年期间，三个区域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都呈现出一定波动。2004年后，各个区域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都保持了较稳定的增长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南段出现负增长，西北段增长幅度加大，说明西南段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金融人才向西北部回流。金融危机之后，各区域金融人力资源都呈稳步增长，其中中东部增加幅度最大，呈“√”型增长；西北段增速平稳，西南端增速呈倒U型。

从三个区段的对比来看，虽然中东段只有三个省份，但是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一直都高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总人数，而金融业就业的区域差距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杨艳琳，2004）。

从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西北段略高于西南段和中东段，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区域的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有所差异，后两者较为相近，说明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这与李俊（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为了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就要合理控制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

（二）从业结构

本文对金融人力资源的从业结构从性别结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变化趋势如表2所示。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各个区段的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例都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更多的金融业从业人员选择在非国有金融机构工作，即所有制结构变革推动了就业结构优化。从表2中看出，截至2014年底，中东段的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重最低，其他两个区段的比重相当，说明应该继续推进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金融人力资源就业结构。

金融业就业人数的行业结构变化较为明显，体现了金融业从业机构多元化发展趋势。2004年至2008年，三个区段除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之外的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出现大幅度增长，对比而言，中东段金融人才在除银证保以外其他金融行业就业的比重最高，说明其所在区域金融服务更优，行业就业结构更为合理。此外，西北段这一比重起初低于西南段，在2009年之后反超，表明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在西北地区成效得以显现。

（三）素质结构

随着金融全球化，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成为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金融人才的素质一般体现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此处用专科以下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来衡量个区段金融人才的素质结构。表3根据2009-2015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换算而来。

从表3可以看出，西北段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弱于西南端及中东段，但总体而言三个区段的金融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优化，其中西南段和中东段的学历层次变动较大。

（四）人才效能

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可以按照边际生产规律确定人力资源的效能，即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通过对各个区段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发现西北段人才效能远远低于中东段和西南段，反映了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水平较低，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约束（杨万平，2014）。总体来说，三个区段的人才效能水平相对于国际发达区域均较低。如香港2014年的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103.63（李绪红，2009）），中东段人才效能仅为香港水平的57%。

四、模型分析及数据选取

（一）GM（1，1）模型

目前有关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可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分析多采用德尔菲法、名义小组等方法；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ARIMA时间序列模型、GM灰色系统模型等方法。区域金融人才需求受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等多因素影响，影响因素繁杂，同时现有样本数据少，信息不完整，结合各研究方法特点和适用条件，本研究确定采用GM（1，1）灰色系统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该方法既可以弥补统计数据较少的缺陷，也可以避免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较大、预测结果过于主观等问题。

GM（1，1）模型通过部分已知的数据，将系统信息抽象的概念量化并模型化，通过模型优化来预测部分未来的数据。其计算过程如下：

（二）数据选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模型分设两个模型：人力资源需求总量预测模型和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预测模型。由于GM（1，1）适合小样本预测，且2005年的总量数据波动较大，影响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采用2006-2014年的年度数据分别对西北段、西南段和中东段构建需求总量预测模型；采用2009-2014年的年度数据构建素质结构预测模型，分别对三个区段的本科学历从业人员数量、硕士学历从业人员数量、博士从业人员数量进行预测。根据GM（1，1）模型适合短期和中长期预测的特点，模型的预测跨度为2015-2020年2。研究中为了消除不规则变动对预测结果的影响，首先通过弱化缓冲算子生成灰色序列后，运用GTMS3.0软件进行数据预测。

（三）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从表6的GM（1，1）模型精度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区段的灰色发展系数-a均小于0.3，说明可以运用已经建立的GM（1，1）模型进行中长期预测。除中东段的为二级精度等级，其他的检验指标都达到了一级精度等级，表明建模很成功。

从表7的预测结果来看，2015至2020年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增长最快的是中东段，以4.239%的增长率领先。综合来看，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西南段和中东段金融人才的总量差距在逐渐缩小，而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年增长率为2.6%，加之基数本就偏小，与另外两个区段的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差距将继续拉大。根据《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提出的2011至2020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总量按照年均3.5%的速度增长的战略目标来看，西南段和中东段都满足全国金融发展的趋势，西北段还需要政策支持以达到计划平均增长水平。

（四）结构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是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卢福财、罗瑞荣（2010），因此本文对未来金融人才发展的素质结构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并以此判断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各区段金融发展的程度。表9中，各区段的本科、硕士、博士数量预测模型的灰发展系数-a都小于0.3，表明可以运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中长期预测。各预测模型的均方差比值c和小误差概率p都达到了一级精度等级，平均精度都到达了95%以上，说明模型的预测结果可靠性很高。

从表10的预测结果来看，2015至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的本科学历金融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2%、6、67%和9.76%，硕士学历的增长率分别为7.26%、7.28%、10.00%，博士学历的增长率依次为12.48%、10.13%、10.9%。说明未来几年西北段的本科学历、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都要高于西南段和中东段；硕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增长率最高的是中东段，而西南段的各学历金融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都较其他两个区段缓慢。

就西部区域来看，西北区段基数小，各个学历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落后于西南段；就全国来看，西北段和西南段与中东段金融人力资源水平有一定差距，尤其是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人数较少，表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人才素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国家金融人才战略要求2015 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所占比重达到6.4%以上，2020 进一步达到9.6%以上。根据上文对各区段的金融人才总量的预测结果分析，2015年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的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6.42%、7.63%、14.46%，2020年各区段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所占比例一次为的8.28%、9.16%、19.08%。说明在短期内，西北段和西南段基本上会达到国家平均水平，但是中长期内将略低于国家计划平均水平，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内科学调整人才战略，以促进未来区段内金融业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发展。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三个区段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5-2020年三个区段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总量和金融人力资源素质结构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就现状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区段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不断增长，结构逐渐优化，但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较低，与国际发达区域贡献率指标差距太大。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质量有待提高，配置效率较低，制约了金融对经济贸易的促进作用。

（2）预测结果表明，在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上，西北段依然落后于中东段和西南段。在2020年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将达到44.6万人，西南段90.54万人，中东段109.29万人，西北仅占期间两个区段的差距达到50%以上。就年均增长率而言，三个区段依次为2.6%、4.003%、6.7%，西北段落后全国3.5%的增长目标。

（3）在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结构上，到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和中东段本科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将达到20.32万人、33.91万人和48.83万人；硕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将达到3.13万人、6.44万人、16.64万人；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依次为0.56万人、1.86万人、4.21万人。结果表明，三个区段本科学历人数差距较小，硕士和博士学历人数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使命，积极促成人力资源对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完善区域金融功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路径和内在要求。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人才战略，以人才发展带动金融发展，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战略路径。

第2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

工艺美术就是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术。又可称为实用工艺，一般是指在造型和外观上具有审美价值，与人类的生活用品或生活环境相关的一类工艺美术品的总称。工艺美术直接受到物质材料和生产技术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民族特色。主要包括三大类：一类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日常生活实用品，如漂亮的绣花枕套、精致的被面床单、美观的玻璃器皿等，这些用品多是以实用为主，装饰为辅，或者说，它们是在实用的基础上兼有观赏的功能。另一类是民间工艺美术品，如竹编器件、草编器件、蜡染织物、泥塑、木雕、剪纸等，它们采用的原材料一般比较低廉，工艺比较简单，价格也比较便宜，既可供实用，又可供观赏。再一类是特种工艺美术品，如景泰蓝器皿、象牙雕刻、瓷器玉雕等，它们采用的原材料比较珍贵，工艺非常精细，价格也比较昂贵，主要供观赏和珍藏之用，这些特种工艺品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实用价值，其主要价值集中体现在审美和艺术上。

中国目前有各种与它混用的相关概念。例如，最早采用的实用美术或应用美术一词，含义过于广泛；图案或设计一词只是指意匠而言，未能体现工艺制作；工业设计是指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的大工业生产的美术；特种工艺则是指材料贵重、加工复杂的传统手工艺而言。

二、工艺美术的用途

工艺美术既是一种物质生产，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并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这是它在艺术领域中区别其他艺术的根本点。

工艺美术创作，包括设计和制作两个过程；即它不只是纸面上的美的图案，而且要通过工艺材料，制成具体的物质成品。正是对于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术加工，所以它的物质功能是第一的，基本的；美观则是第二的，从属的。在历史发展中，有的工艺美术品种已渐渐脱离实用而成为纯粹欣赏品，按其艺术本质说，它已脱离工艺美术范畴而成为纯艺术。

工艺美术从用途分，有生活日用品和装饰欣赏品；从制作分，有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包括现代电子生产；从材料分，有陶瓷、金工、木工、漆器、染织等；从时代分，则有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等。

三、 工艺美术的内容及形式

工艺美术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由生活实用所规范的功能条件，由审美要求所体现的美的内容。工艺美术侧重表现美好的、积极的和肯定的题材。工艺美术主要是通过把握人们的精神世界，以表现出特定的情趣、格调等生活趣味和精神面貌。

工艺美术也同样具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符合生活使用功能要求的基本型；表现审美要求的外在型。这种外在形式受功能要求制约，通常是以造型、色彩、装饰三因素来体现。造型是以基本型为基础的外在形式，一切工艺美术种类，造型是最主要的；色彩是以工艺材料或附加材料来体现，色彩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和艺术表现力，但是没有造型，也就没有色彩；装饰是为了加强艺术效果的一种手段，优秀的装饰不是附加物，而工艺美术的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装饰的有无。

四、工艺美术的表现手法

工艺美术的表现手法，由于要服从实用的要求，受功能条件的局限，所以，一般不宜采用对客观物象的描写，而以表现为主。通常是充分运用形式感，体现其特定的审美意识、情趣和艺术格调。而这种体现往往是比较含混的，非具象的。因而，工艺美术不只经常采用表号、象征、比拟、寓意、联想等多种手法，而且要利用人们在生活中对于形式的体验、积渐形成的审美心理和情感反映。

五、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脉络

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呈现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以实用为主体的民间工艺美术和以观赏为主体的宫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艺美术体系。它们作为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生长发展起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种工艺文化形态，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功用目的和美学特征。民间工艺美术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着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使民间工艺美术产品完满地体现了实用、审美一体的基本原则，具有朴质、刚健、明快的品质。宫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艺产生于官营或私营手工业作坊之中，迎合贵族和文人阶层的需要和趣味，因而侧重于显示观念意蕴和追求观赏把玩价值，推崇精雕细刻、矫饰奇巧。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也对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提升和促进作用。部分民间工艺美术技艺已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范畴，对于工艺美术保护的内容也已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这些都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好环境。

第3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

那么普贤菩萨是何等神圣？佛教经书《华严经》云：“普贤菩萨，证穷法界，久成正觉。为辅弼释迦，度脱众生，隐本垂迹，其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名号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今且约‘普贤’二字，以示其概。”普贤与文殊同为释迦牟尼的主要助手，文殊表“智”，普贤表“德”。普贤因广修十种行愿，故又称“愿”王，号为“大行普贤”。正因为普贤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千百年以来峨眉山香火兴旺不断，至今不衰。可谓是佛因山而兴盛，山因佛而扬名。

峨眉山为什么会成为普贤的道场？清人蒋超在其所撰《峨眉山志•形胜》中引用了一个传说“汉，永平癸亥（公元63年）6月1日，有蒲公者采药于石窝，见一鹿迹如莲花，异之，追之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迁投西来千岁和尚（即宝掌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瑞象’于是蒲公归而建普光殿”。这就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药农蒲公”的故事，也是普贤道场由来的最早源头。甚至世界遗产委员也承认了这个传说“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药农蒲公在今金顶创建普光殿。”

不过，“药农蒲公”的故事真实性备有争议。一个传说不可能造就一个圣地，一个圣地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事物的产生必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峨眉山之所以成为普贤道场，无论真假的“药农蒲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推动力，笔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神奇自然的吸引、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佛教中国化三重合力推动下的结果。

一、鬼斧神工、得天独厚的峨眉山地貌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先天自然推力

峨眉山在成都平原西部边缘拔地而起，是新构造期地壳抬升与地表夷平两个相反方向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构造——岩石地层背景产生不同的地貌成因类型。其主要类型有：构造地貌、流水侵蚀地貌、岩溶地貌和构造剥蚀台地等是峨眉山的主要地貌类型。多样的地貌类型产生了多样的自然地貌景观。主峰金顶绝壁凌空，高插云霄，巍然屹立。登临其间，可西眺皑皑雪峰，东欧莽莽平川，气势雄而景观奇，有云海、日出、佛光、圣灯四大奇观。中部群山峰峦迭峰，含烟凝翠，飞瀑流泉，鸟语花香，草木茂而风光秀。植被垂直带谱明显，由山麓至顶可经历亚热带至寒带的气候和观赏多种带谱的植物景观。雄伟的山体景观与秀丽的植物景观以及神奇的气象景观有机地融合，在中国名山中实属罕见。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也正是因为峨眉山山势雄伟，层峦叠嶂，云蒸雾绕，到处弥漫着浓郁的神仙氛围。东汉以前就有轩辕问道，葛由入山，楚狂归隐等神仙故事流传，成为人们向往的仙道之地。佛教的有心之人当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天台宗沙门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三峨（大峨、中峨、小峨所组成的峨眉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岁和尚曰：‘此震旦国（古时印度称中国为震旦）第一山也。’”

峨眉山对初来中国的印度和尚可用“震撼”二字形容。

“天生丽质难自弃”，鬼斧神工、得天独厚的峨眉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闻名天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道教称之“洞天”，佛教视之“圣地”。只不过，最终历史选择了它以“普贤道场”的名义出现在今人面前。

二、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政权推力。

乐山麻浩崖墓1区1号墓门楣上发现的着名的“麻浩佛像”（高浮雕石刻佛像），其为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佛像之一。这表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乐山地区，峨眉山此时很有可能有寺庙。但这个时候的峨眉山却以道家仙山闻名。

东汉时，道教的实际创始人张陵在峨眉山周围地区设有稠梗治、北平冶、本竹治、平盖治、平冈治和主簿山治六治，其中的本竹治“北有龙穴地道通峨眉山，上有松,昔郭子声得道之处也”(《云笈七签》卷28)。张陵之孙张鲁于建安三年（198年）增设“八品游治”，其中第一治就是“峨眉治”。如果把廿四治及相关地方称为早期道教发祥地的话,那么,峨眉山即是这种发祥地之一。后来的道士又在全国分设三十六洞天，峨眉山被列为第七洞天。晚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也将峨眉山列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称之为“灵陵太妙洞天”。唐代一些诗人如司空曙、施肩吾、韦庄、鲍溶等人的诗歌中还记述了与峨眉山道士的交往，如司空曙所作《送张炼师还峨眉山》诗中有“前登灵境青霄沧，下视人间白日低。”诗人鲍溶在《寄峨眉山杨炼士》诗中有“道士夜念蕊珠经，白鹤下侥香烟听”之句。直到宋初，峨眉山仍是以道家仙山闻名全国的。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的《太平御览》卷三十六—五十《地部》篇中将全国465座名山分为两类：一是全国级的名山35座，峨眉山即在此列。该书“峨眉山”条下，所记是道家掌故，如楚狂接舆，汉武求药等，无一点涉及佛事。这说明峨眉山是以道教仙山而进入国家级名山的。由此可见，虽然东晋时名僧惠持创立普贤寺（今万年寺），标志峨眉山佛教已经走向普贤信仰的道路，但普贤道场的说法在宋初还没形成气候，影响甚微，只能是出家人的孤芳自赏。

北宋初期，也是峨眉山佛教地位发生转变的时期。由于宋太祖及其继位者，不遗余力地支持佛教的发展，峨眉山道教在长久以来的佛道斗争中渐趋弱势，逐步衰落，佛教开始扭转局势，占据统治地位。在朝廷的扶持下，峨眉山开始成为与“文殊道场”五台山相抗衡的“普贤道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敕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朝拜佛像。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赐峨眉山新寺名光相”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并诏重修峨眉五寺”。宋太宗敕建的这座巨型金铜普贤像，至今仍完整地供奉于峨眉山万年寺。巨型金铜普贤像在峨眉山的出现，是普贤道场形成的关键一步，因为它表明“普贤道场”获得了世俗政权力量的官方承认，标志着普贤道场在大众面前的正式确立，道教已不能与之相争。

明清的统治者继续扶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在峨眉山日趋兴盛，明清之际达到极盛。一时梵宇琳宫、大小庙宇170余座遍布山峦茂林间。明朝时，万历皇帝御题“圣寿万年寺”、“护国圣寿永延寺”；建无梁砖殿、大佛禅院、普贤金殿等，使得佛教以压倒之势占据了山中宗教统治地位。清朝时，清圣主取《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报国寺”匾额，道教全面退出峨眉山，至民国彻底消失。今天，峨眉山上的一些寺庙虽然保持了道家的名称如纯阳殿、遇仙寺、仙峰寺等，但供奉的都是菩萨了。普贤道场的地位至此时已经坚不可催。

从峨眉山宗教文化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普贤道场的确立以及后来的坚不可催，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政权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佛道相争的一个缩影。

三、为适应发展需要佛教进行的中国本土化改造，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公关推力。

孔子曰“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规律：外来文明如果要被中国文明所接受，必须要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发展、壮大和佛教的中国化分不开。

佛经所记载的普贤道场在何处？《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经文：“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誊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佛法。”这是峨眉山为普贤道场的理论依据。且不说“光明山”只是佛家传说，就算峨眉山的佛光勉强与光明二字有关，但西南一词稍加逻辑推理便知站不住脚：《华严经》来自梵文翻释，西南一词指的应是印度西南，峨眉山处中国西南方，恰在印度东北方，可谓差之千里。历史上高僧辈出的峨眉山僧众不会对此不知，但有趣的是中唐时“华严四祖”澄观“巡礼峨眉”，还以宗教权威人士的身份承认“普贤境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传播者的用心良苦：遥不可及的“光明山”远远不如中国本土的“峨眉光明山”更能吸引信众。本土的“峨眉光明山”对于佛教当时在乐山地区、中国西南地区的迅速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4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第5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范文

早在13世纪，往来于泉州港与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无数商船，就曾共同编织了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海上丝绸之路"，古城泉州也因此名播四海。

在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声浪扑面而来，开放的泉州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通过一种更便捷、更高效甚至无所不至的途径与世界电信业务接轨。加强与世界电信业的对话和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泉州电信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呼吐晨风，吸纳朝阳，用辛勤的双手，托出片片丰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舞台正预示着灿烂的前景，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目前，国内电信业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竞争格局，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竞争势必更加激烈。如何在强手如林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如何把最美的蓝图画在蒸蒸日上的电信发展史册上？

泉州电信认为：必须在总结继承本地区、本企业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借鉴汲取国内外优秀企业文化的成果，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指导和统帅企业的发展。

一、泉州人文的形成及特征企业文化是要有底蕴的、有根基的，泉州电信的企业文化必须根植于泉州人文的土壤。因此，首先要对泉州人文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有助于我们把泉州丰富的人文内涵融汇到泉州电信的企业文化中，以构建深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泉州人的种族血脉系来自北方中原的汉人和当地居住的土蕃越人相互配合而成。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当地土蕃越系居民，以近海或江湖的海捞为生，有贝冢遗址为证，其文化富于海洋民族的属性，后来被融合到南下移民之中，从而在泉州人的传统生活中，积淀了若干海洋文化的因素。宋代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明代郑和下西洋就从泉州招募水手，到东南亚、波斯地区。清代海禁，仍有漳泉“刁民”进行海上贸易。历史上曾有许多沿海上丝路而来的番商、回贾与外侨，长期居留泉州，他们将不少异族血脉及商业秉性，积淀在当地人民的地方文化之中，从而成为当地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善于经商的基本因素，作出贡献。

泉州地区自宋代以来，更多的是海洋文化起主导，当地居民有较多的开放心态和传统。尤其是泉州华侨众多，对外联系更多，在人文传统上具有现实主义、合理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敢于营利、善于营利、积极进取、吃苦耐劳，富于创业精神，有更多“民性”即民主意识。正如日本学者坂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中，对闽南籍华侨性格分析的那样，他们"乐天，不拘泥于小事，是非常勤勉的；他们善于不断积累资金，从事坚实的事业；他们富于进取精神，不愿受他人的支配，有在野党的精神，充满了不向权力献媚的热血性格；他们具有非常的耐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可怕的商业对手；他们心地率直，有组织合作的心情，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安全感，事业的进展方法非常健全，他们是华侨的典型之一。"泉州人"民主性"的冒险、进取与工作狂的秉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酿成了巨大的创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冲动。在极"左"年代，那样非常的岁月里，为了生存，泉州人仍然尽一切可能基于当地的人文传统，一次又一次地闯入意识形态的"禁区"。《爱拼才会赢》的歌是对泉州人文的最好诠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人文传统，对现在进行体制创新，对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良好的人文文化氛围。

泉州电信正是在这种人文文化的熏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沿海小局，发展成为名列全国地级市第7位的电信企业。这展现了泉州电信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把握机遇、开拓创新、勇于创一流的争先精神，这正是泉州人文精神的体现。

二、泉州电信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企业文化呢？Terence E. Deal（特伦斯）和Allan A. Kennedy（阿伦）合著了一部颇具影响的专著，《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书中给企业文化的定义是，"用以规范企业人多数情况下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不成文规则体系。"《电子精英的经营智慧》（Business Wisdom of the Electric Elite）一书的作者Geoffrey James（詹姆斯）将企业文化比作河岸。"企业里的行为如同在两岸间奔流的河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奔泻的河水将河道冲刷得更深，从而加强了企业文化，不断重复过去曾使企业走向成功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一个企业的动力及凝聚力都来自于企业的文化，技术只是一个平台。没有一套较成功的文化的企业，生命力是有限的。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理念的积淀和凝结，它是在特有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企业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动力，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能动的，它时时刻刻渗透到企业经营行为的各个方面。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就应该有相应的企业文化理念精神作指导，这样可以让员工明确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让消费者了解企业的服务方向是什么。经验证明那些在概念上追求个性特色和文化品位，追求时代感和民族底蕴，并包含很强的文化内涵、人道和伦理的价值，把战略目标同社会效益、人民大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立足于社会的精神理念，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如雅戈尔“服务社会，装点人生”这种服务理念作为核心，增添了品牌的竞争力，因为它时时向社会感召着服务于社会、奉献于社会、求实创新的精神。

企业文化可以形成一种组织能力，把组织结成坚实的实体，可以作为一种协调力量，成为企业的凝合剂；还可以产生一种感情的力量，给企业员工以心灵的慰籍。

转贴于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詹姆·赫斯克特指出，无论是对付竞争对手、为顾客服务，还是处理企业对内对外相互关系，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竞争力必然产生强大的经营效果。日本政府在总结明治维新时期经济能得到迅速增长的经验时发表过一份白皮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即精神、法规和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是：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这就是说钱和资本不是最关键的要素，精神的、文化的要素才是最关键的。在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实证研究中，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两者的互动性。

企业文化是融汇民族与时代特色的，继往开来的、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能唤起激情和冲动的企业意志的价值理念。泉州电信企业文化是在对泉州电信十几年来发展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进行总结和扬弃，并结合泉州的人文精神、当代企业发展的背景和信息时代企业文化的特点，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并在发展壮大中充分发挥了企业文化的辐射力和亲和力，再者，面临我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这不仅有利于泉州电信在体制上跟上国际潮流，与其接轨，还有利于两种文化的融合。

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口号，它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核心价值观是指企业内部成员对某个事件或某种行为好与坏、善与恶、正确与错误、是否值得仿效的一致认识，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统一的价值观能使企业内部成员在判断自己行为时具有统一的标准，并以此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泉州人文和泉州电信企业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泉州电信企业文化的五个核心价值观：尊重个人、止于至善、诚信不渝、团队共建、渐进创新，这五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

这种文化像一双尖利的铁爪，能抓住泉州电信员工的人心，让文化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泉州电信管理的特色。这使得泉州电信的管理能以柔克刚、柔中有刚、柔举刚张、具有人性味。

（一）尊重个人

一个企业的发展基石是对员工个性的尊重和对员工能力真诚、坚定的信任。只有相信、尊重个人，尊重员工，才能够激发员工的能动性。人都有追求自尊与心理满足的需要，因此，良好的企业文化必将体现为企业成员心理的和谐。

每个员工都有他的重要性，因此一定要尊重每个人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在一起很好地合作做事情，才会与员工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如果有一方被轻视了，那双方的沟通就不会有好结果。

尊重员工有利于在迎接激烈人才争夺战中，留住人才，避免高素质人才被竞争对手挖走。对于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追求的成功不是拥有多少金钱或多大的权力，而是一种生命的和谐。

因此，泉州电信把尊重自己的员工放在首要的位置，形成了关心和尊重个人及承认个人成就的传统，泉州电信相信，只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并相信、尊重他们，他们就能做好工作。泉州电信尊重员工的个性，排除心理障碍，创造了良好的心理环境，营造了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融洽文化气氛，以体现对员工的尊重。并把尊重个人、依赖员工贯彻于整个的经营过程，局长办公室敞开大门，一般员工都可以入内商谈。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领导与员工关系上重视和谐、团结。局长常常以下层意见为是，只有在部属发生困难时，才亲自出马。他认为公司繁荣时期，主持者应默默坐着，不要干预公司工作。如果机构遇到了困难，主持者便应亲自指挥一切。"以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同时，企业的成功取决于把职工的积极性和才干与企业的目标结合起来，因此，泉州电信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将企业的发展目标和个人的发展目标相结合，使员工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从而构造企业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达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的目的。

（二）止于至善

追求卓越：追求最高的成就，追求最好。任何一个企业组织的失败在于最高管理层缺乏鲜明的远景规划和使命感。作为一个整体，企业组织必须要有清晰的远景目标并为这一目标奋勇前进。有了明确的远景目标，就可以根据这个目标来评价每一位员工的业绩表现。"激励等于远景"。一个相当振奋人心的远景，让员工们非常乐意有机会参与实现这样一个使命，这个远景比金钱的作用更大。

当前，中国电信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1997年2月签订的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为全球电信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了条件，开放的电信市场将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必须提高质量和服务的意识。据称，未来几年内协议的直接结果将导致国际长途电话的价格下降80%以上。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995年就指出，"到21世纪中，只能剩下极少数几家真正大型的全球性企业。绝大多数原来一国一个的电讯企业都要关门或干别的去。眼下，则是富裕国家抢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时候"。中国的信息产业怎么发展？这是摆在电信企业每一个员工面前十分严峻的问题。因此，泉州电信应把企业发展的目标定位在质量世界一流，工作精益求精，尽快与国际接轨。

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对于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建设的整体运作必然是自觉的、高度重视的。泉州电信理念导入和定位建立在追求世界通信产业一流水平基础上，以此来激励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有的管理者和员工都以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向人的极限、管理的极限挑战，把挑战极限作为企业最根本的生存观和发展观。

（三）诚信不渝

做事情一定要非常正直，不可以欺骗用户，也不可以欺骗员工，不能做不道德的事，企业是否遵从这一之"道"将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应始终围绕"顾客"这一中心做文章，也就是说企业应使其提供的产品或劳务让顾客满意。

现代企业对"顾客"的概念已有延伸，分为内部顾客（企业员工）和外部顾客（用户）。企业管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应使企业的内外顾客都感到满意。从而，泉州电信提倡人本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以人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依靠全体员工发展企业。

泉州电信强调诚实、尊重、信任、公正的价值观，在与用户、员工、供应商、政府及社会大众的交往中，保持诚信的最高道德标准，树立企业的信誉，遵守"信义无价"、"不轻诺、不寡信"的原则，向用户、员工承诺的，就一定做到。

（四）团队共建

公司的成功是靠大家的力量完成，并不是靠某个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泉州人"心地率直，有组织合作的心情，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安全感，事业的进展方法非常健全……"这为泉州电信企业文化的团队共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团队生产的意义在于多项投入在一起合作生产得出的产出要大于各项投入在分别生产的产出之和，即实现1+1？2的功能。经济学指出，如通过团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各队员分别生产的产出和加上组织和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团队生产。以合作性生产为基础形成的"团队精神"与忠诚是企业家实行团队生产，达到高于队员单独生产的产出的优势而诞生的根本保证，从而由生产的制度结构层面科学地揭示出了团队意识、团队文化、以及企业共同价值赖以生成的内在机制。经济学家指出："公司和商业企业都试图灌输一种忠诚精神……它促进了雇员潜在的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更加接近，并能使每个队员实现一个文明的境况"，"当然，要创造一种经济的团队的忠诚精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要鼓吹道德行为准则"。团队精神对于团队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须有意识去培养，有意识地用道德手段去灌输。可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一种"团队精神"，是企业赖以成长的丰厚土壤。他能有效制约生产中的偷懒问题等道德风险，实现"团队生产"、"联合劳动"的高效率。

不仅要培养企业内部员工的团队精神，另一方面要寻求企业、客户之间的协同合作。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N. R. Narayana Murthy（默迪）的客户中有60多家是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评选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默迪"几乎完全"同意詹姆斯的采访对象们所表达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用企业生态观来取代军事观。"今天，没有一家企业能单枪匹马创造未来。你必须寻找协同竞争（coopetition）的领域，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 印度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Services and Company（编者译：国家软件服务行业协会）让竞争对手们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如何去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出口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电信企业，在这方面具有一种优势，因为通信企业在本质上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发展共生关系。 泉州电信从推动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高度，处理好与其他电信运营商的关系，把他们当作重要的服务对象，既与之公平发展，又与之公平有序竞争，又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联合求发展，联合求双赢。抓住社会反映强烈的服务热点、难点问题，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真诚改善服务。

（五）渐进创新

相信不断的创新，做事情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善于学习，博采众长，在引进、吸收国内外一切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体系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创造出具有自我特色的一流管理，一流技术。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应提倡创新，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中国企业需要的渐进创新。渐进创新是在他人的成果上进行创新，有参照物，有后发优势。

华为是中国目前最成功的通讯设备公司之一，其最被人看重的成果之一是它已是我国通讯产品集成电路开发能力最强的企业之一。其成绩是如何得来的？华为任正非总裁的说法是，99%是别人的，只有一点是创新。

无独有偶，联想也有一句话，就是"90%的继承，10%的创新"。联想的各种创新，从技术到经营管理制度，从某中意义上都是以"引进"为基础的。正是渐进创新，成就了联想的事业。

在电信行业，技术、客户的业务经营和嗜好都在迅速变化。员工队伍来自不同的文化背影，面对的客户也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因此，泉州电信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保持一种心态能够接受变化，成功地应变。

同时，泉州电信致力于服务创新。生产和服务是连为一体的，生产出好的产品，还需要优良的服务才能获得消费者的称赞与依赖。商业文化学、企业文化学提出"服务增值"的概念是值得企业在实施品牌战略过程中重视的。因为同样质量的产品，可以因服务得好而增值，也可以因服务得不好而减值，客户面对质量相差无几的大宗产品，选择的往往是服务。因此，泉州电信在品牌战略中，面对客户挑剔的心理，在服务方法、手段和策略上要不断注入科技、文化和情感含量，使服务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不断创新，并与客户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以此来增加品牌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三、企业文化内化到员工的行为中

文化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企业文化是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同时，它又是以企业规章制度和物质现象为载体的一种经济文化。正因为企业文化的内涵包含企业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构建企业文化对于管理者来说很重要，它可以把管理者的管理理念逐步渗透到全体员工中间，企业文化的形成不是把企业文化挂在墙上，或对其进行炫耀，而是让每一个员工能深信自己的文化会成功，并把它内化到员工的行为中，从而引导全体员工主动去实现企业目标，促进企业的发展。

（一）营造可信的文化氛围

公司不同，文化也不同。但不管你这家企业文化是软性的、还是硬性的，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你的员工相信不相信你企业文化的价值观，重要的是你的企业文化能否凝聚你的员工的向心力。如果企业所有的人都相信你的企业文化，你企业文化的力量就会很大，对人的约束力也就会很大。你的企业文化使员工的凝聚力越强、你的公司将来的实力就越大。

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可信的文化氛围，正如一个人没有思想中心，会很难获得成功。因此，泉州电信把企业文化内化到员工的行为中，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可信的企业文化氛围。

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针对泉州电信员工进行一次市场问卷调查，以此对文化现状进行投石问路。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泉州电信的优势是什么？目前有哪些方面最迫切需要提高和改善？未来5-10年中，集团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企业应具备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在工作上是否受人尊重？所在的部门领导对员工的评定是否有一套标准？平时了解企业各类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现在企业内部活动（包括员工教育训练和业余文化生活）足够了吗？您对塑造泉州电信企业文化有何建议？等系列内容。

（二） 营造人人平等的环境

泉州电信的领导层不是婆婆妈妈地告诉员工们应该做些什么，而只是提供一种企业文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可以鼓励员工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又能满足企业的需要，同时对待员工像同僚而不是下属，从而承认员工的价值。

企业是一个共有体，共存共荣，目的是让每个员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营造一个使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是公司大家庭中的一员的环境，泉州电信为员工提供一个幽雅的生活、休息和娱乐的环境和一个校园般的工作环境。一个公司的主要财富是员工，这些财富每天下班时身体和心理上都非常累了，公司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他们第二天上班时保持高昂的情绪和充沛的精力。

泉州电信的领导认为管理是一种服务，而不是控制。一般人总以为领导的工作是指挥和管住员工，其实，领导应该只是确定方向，以便让员工自由地完成工作。特别对我们电信这种服务性企业来说，授权赋能是成功的关键。在泉州电信，员工被视为领导的同仁，员工可自主做出相关决策，以取得客户和员工的最大满意度。

（三）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泉州电信向员工灌输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树立不断上进的意识，树立适应市场经济"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品质和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的新观念。使员工们把自己的生存与企业的生存结合起来，从而有一种永不满足现状、不断求上进的意识。

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不断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个性和特长。同时，要切实关心员工的生活，注重从增进交流与沟通，理顺人心人手，逐步形成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培养人、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良好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泉州电信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得到了充分发挥。

（四）营造具有创新精神的经营环境

以理想为动力，而不是以恐惧作动力。这种文化氛围能够激发人们的技术创新和积极乐观的情绪。在企业管理中，传统的组织模式是建立在管理人员的权威性基础上的，这种管理模式主张：只有将员工变成像他们管理的资产一样可以进行预测和控制后，企业管理才是成功的。家长式管理在我国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奉行上述管理模式的企业也是俯拾皆是。然而实践证明，在选择这种管理模式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注重员工对企业管理的一致性和服从性，不会倡导员工的个人创新意识和能动精神，也不会鼓励员工去承担风险，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陷入一种死气沉沉的管理状态中。这时，有才能的员工往往倍受压抑和排挤，他们的才能和专业技能也受到限制；基层管理者失去了寻求企业发展机遇或创造新设想的激情与动力，他们不关心会发生哪些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做完必须要做的活。现代企业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竞争环境--不间断地变革和高度不确定性。企业一旦陷入死气沉沉的管理状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然会逐步走向死亡。

泉州电信创造了一种能够激发普通员工建功立业的组织环境。泉州电信的管理不是把精力集中在控制新结构和体制所拥有的权利，而是集中于充分挖掘每个员工的潜力，在管理上从三方面着手，营造了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经营环境，以此来激发基层员工的能动性。

第一，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员工的能动性，需要每一位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有主人翁意识。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凝聚力首先要给员工当家作主的感觉，这样员工才有自我表现的动力，较小的组织单位比较大的组织单位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公司的领导者需要重新认识组织原理，用一种更小的经营单位来替换以事业部形式为基础的现代公司管理模式。

第二，培养员工的自律性。在培养员工主人翁意识的同时，要相应培养其很强的自律意识，在有高度自律性的组织中，员工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组织中建立这种自律观念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明确的绩效标准和民主化的信息交流体系，以及形成一种建立在同事之间的相互可比性基础上的自我挑战环境。

第三，营造对员工有利的企业环境。管理层需要一种支持性的企业文化，以体现对员工的尊重，这种文化是开放型的，不但能接纳来自基层的质疑，还要容忍他们的失败和挫折，使员工建立起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员工才能真正变得自信和自强，从而有所创造和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