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局限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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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针对高校屡禁不止且日益严重的考试作弊问题，诸多学者从社会、学校、家庭、监考老师、学生等角度就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大学课程及考试制度设置不合理、大学生投机思想与行为等是导致大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1-2]认为通过加强对学生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课程及考评制度，加大监考力度，建立信用档案，高教机构、教师、学生三方共同重视和努力建设学校的诚信氛围等措施可以有效遏制考试作弊现象。[3-4]
有学者采用博弈论方法分析认为要使考试制度达到一种纳什均衡[5]，使得考务活动成为一个重复性的博弈选择，让学生认识到无论别人怎么选择，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不要作弊[6]。但是，由于忽略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基于博弈论等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具有局限性，其结论常常与现实情况不相符。例如，通过加大对学生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增加学生作弊成本，最终并不能遏制考试作弊现象，相反，高昂的作弊成本使监考老师产生恻隐之心以及害怕学生报复，不忍或不敢抓学生作弊，导致作弊更加肆无忌惮。
本研究为避免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一方面运用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着重考虑了影响行动者行动选择的非经济因素，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向宏观层面的推进，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 理性选择理论及研究假设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以行动者为关注重点，认为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具有可以明确排序的特定的价值偏好，虽然它并不关注这些偏好的本质及其来源是什么，而是着重关注行动者的选择体系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的事实。虽然行动者的行动是由目的引起的，但它至少还受到资源稀缺程度与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同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拥有资源的多少以及获取资源的便捷程度决定着目标达成的难易程度。制度通过提高人们采取行动的代价以削弱其行动，或者提高从事某种活动的收益来鼓励其行动。
第2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纳什均衡价格联盟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B2B、C2C、B2C等电子商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快递行业的繁荣。目前国内的快递市场有国营的、民营的还有国际大的快递物流巨头，物流快递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有数据表明，GDP每增加10%，物流就会相应增加30%。此外，随着国内速递市场的不断放开和世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快递需求将会更加旺盛。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需求也将发生较大的市场分化，物流市场格局会随之变化。我国快递行业的格局主要是三分天下：以联邦快递和UPS为首的外资阵营，主要占据国际业务，运营比较规范但价格较高；以中国邮政EMS为主导的国企阵营，其拥有法规政策优势，邮局网点无所不及，价格也比较高；以“三通一达”为主的民企阵营，野蛮生长、低价灵活、竞争激烈。在这3种主要的格局中，民企阵营在我国的应用范围最广，2008年我国快递行业共有14亿件的业务量，而民企阵营就占据了近70%。“三通一达”是我国民企的代表，也是网购的主要物流合作商，主要包括申通、圆通、中通和韵达。
二、 博弈论理论研究
博弈论亦名“对策论”、“赛局理论”，属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论主要是研究人们的策略互动行为。博弈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即人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人们在交往合作中有冲突，行为互相影响，而且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研究如何使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自愿做出大家都遵守和实施的有效制度安排，以增进社会的福利机制。
现代博弈论研究，始自大数学家冯・诺伊曼1928年和1937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然而，博弈论这门学科的创立，则以冯?诺伊曼和美国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年）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影响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数学家纳什于1950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经典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和《讨价还价问题》。次年，又发表了著名论文《非合作博弈》。这一系列论文突破了“零和博弈”的框架，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的讨价还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博弈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重要贡献表现在3个方面：1.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概念，建立了讨价还价模型。2.对于两人以上的非合作博弈会出现何种结果，给出了一种分析方法，首次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它揭示了博弈论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抓住了博弈论研究的关键，其后的理论发展大都是建立在对“纳什均衡”这一核心概念的修正和完善基础之上的。3.给出了谈判理论模型。
然而，纳什均衡的概念毕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仅适用于分析一些静态的非重复性博弈，当用它来分析动态的或重复性博弈时，所得的结果往往过于含糊和笼统。因此，在纳什的基础上，后来的泽尔滕精炼了纳什均衡概念，定义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备纳什均衡”（1965），以及进一步刻画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完备贝叶斯纳什均衡”（1975）。而哈尔萨尼则发展了刻画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1967－1968）。他俩进一步将纳什均衡动态化加入了接近实际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为后人继续发展博弈论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模型。
三、“公地悲剧”博弈模型
“公地悲剧”已经成为博弈论中用来描述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经典案例。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常用的一个经典案例，一个村庄有n户农民和一块草地，农民可以在草地上通过养羊谋取收益。如果草地归某户所有，那么只有他才可以自由地在草地上放羊，这时他会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理，选择一个合适的饲养数量，记为q1。如果草地为公地，n 户农民都可以在草地上自由地放牧，那么他们会从个人收益最大的原则出发，选择自己最优的饲养数，这时草地上羊的总数等于 户农民饲养数目之和，记为q2 。q2基于草地的私有性质，它既是符合个人最优，又是符合社会最优的羊的数量。q2基于草地的共有性质，经济学中已经证明不等式q1＜q2成立。从不等式可以看出，尽管q2也符合n户农民的个人最优，但它并不符合社会最优，而且它还导致了放牧的外部不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以此认为，如果草地的产权公有，那么n户农民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不断地增加羊的饲养量，最终导致公用草地的过度放牧。这就是“公地悲剧”的由来和核心结论。
我们将n户农民养羊数目的确定过程，看作是他们之间博弈的过程，这时符合社会最优的总饲养量将是他们博弈的均衡结果，n户农民会自觉地将饲养量维持在符合社会最优的平均饲养水平，而且认为这一均衡结果会长时期地自觉维持下去，成为n户农民的共同意识，日积月累这种意识就上升为一种无形的制度。这种制度不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它是内生的博弈规则，因而能够实施。
现在将博弈模型假设为：1.有n户农民；2.每户农民养牲畜的数量分别为q1...qn ；3.牲畜总数为Q=q1+......qn ；4.养每头牲畜的成本是C=4;5 ；5、每头牲畜的产出V是Q的减函数： V=V(Q)=(q1+......qn)=100-Q。纳什均衡时每户农民尽可能多放牧，即个体利益最大化：
易知，只有当总体利益最大化，即
易知，当Q＝48时， ，总体利益最大化时样牲畜的数量是48。
因此，我们得到结论：1.和全村的最优条件相比，纳什均衡时放养的羊的总数太多，全村的草地被过度的使用，即公地悲剧。2.出现这样悲剧的原因是，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相当于面临一种囚徒困境：在总体上有加大资源可能时，自己加大利用则自己得利，自己加大利用但其他人也加大利用时自己不至于吃亏，最终是所有人都加大利用资源，直至不能再加大的纳什均衡水平。3.这说明纳什均衡常常是低效率的，如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数进一步增加，纳什均衡策略的效率会更低。
四、 实例研究――网购快递涨价联盟的瓦解
2009年年末，大雪突如其来地袭击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随后，多地大雾弥漫，橙色预警连响多日，油价上涨，有关汽油的税费纷纷恢复。 这些导火线意外地“点燃”了一个长期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行业快递行业。11月21日快递公司韵达宣布涨价，23日圆通快递和申通快递宣布涨价，25日中通快递也宣布每票货物涨价2元，续重每公斤涨1元。4家快递公司的涨价幅度均达到20％以上。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申通，市内1公斤以内快递价格从5-8元，跨省快递价格从10元涨到15元，涨价幅度高达50％。至此，主宰民营快递市场(宅送业务)的四大公司(俗称“三通一达”)全部参与快递涨价，形成事实上的“涨价同盟”。 而此前，快递价格一直呈逐年下降趋势。1999年快递费需要30几元到20几元，而2009年，只需要几元一单，考虑到物价、人力成本等因素，价格下降幅度之大令人咋舌。表面上，快递公司涨价的理由如出一辙：北方罕见暴雪、南方大雾等天气，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大量货物积压、延误，加上油价上调，快递公司希望通过提价来弥补因此带来的损失，并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服务质量。
但专家认为，除了这些导火索之外，这次集体涨价的真正推手是长期以来的恶性价格竞争。快递业是盈利前景好、门槛不高的行业，这导致很多企业涌入。对于经营水平不高的快递企业来说，这一竞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价格。价格战近几年愈演愈烈，很多快递公司现在是零利润甚至是亏损经营。再加上快递服务同质化的特性，快递市场上的几万家物流公司提供的服务差别很小，更令价格竞争雪上加霜。据了解，在快递行业，5元同城快递已经是“保本”底线，而很多快递公司为了做“协议客户”已经把同城快递的价格压到3-5元，甚至2元，出现“接的多亏得多”的现象。
“三通一达”涨价公告一发出，就在网商中引起轩然大波。大量的网络卖家发出呼吁和号召不该忍气吞声，要团结起来抵制。除了他们(三通一达)，还有10多家快递公司可供网络卖家选择。经过卖家和快递公司的多轮交锋，最终“快递联盟”中的韵达和中通两家率先宣布，针对淘宝卖家的快递价格不会高于此前在淘宝上公布的物流定价。事实上，绝大多数民营快递针对网络卖家的价格仍维持原价，涨价联盟已接近瓦解。快递公司此次只不过是想借天气带来的快递积压问题要挟消费者，形成炒作涨价之势。这和之前的牛奶企业、方便面企业酝酿集体涨价一样，无非是找借口形成行业价格联盟，所以其因利益冲突而土崩瓦解的结果可想而知。
从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预见到这一结局，四大快递公司所形成的涨价联盟属于非合作博弈，他们之间并没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利益和整个行业的整体利益，由此形成的价格联盟最终势必会因利益冲突而瓦解。
五、 结论
在当今社会，博弈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公地悲剧”是描述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经典案例。对于网购快递涨价联盟来说，完全属于非合作的博弈，在涨价前并没有达成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一个协议，任何一方出去自身利益的考虑，随时都可以退出同盟，只要一方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退出涨价联盟，其他各方也很快跟随退出，而这也意味着整个涨价联盟将会瓦解。要使这个涨价联盟能够长久下去，在结成联盟之前，就必须要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一定约束力的协议，使各方退出涨价联盟付出的代价更大，必须将联盟坚持下去，由此牵制各方都遵守这个协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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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树义.战略联盟的博弈分析[D].西南交通大学，2002．
[3]郭立宏，张玉新.营销策略的博弈分析―兼评“价格大战”[J].当代经济科学，1998 (5)．
[4]建虎.以博弈论观点看彩电价格战[J].IT经理世界，1999 (19)．
第3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个体风险决策；方法；概率；偏好；指导原则；优化
一、个体风险决策进行合理决策的方法
个体风险决策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对个体要求很强的决策，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决策的合理与否，而且决策可以利用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只能是把握，却不能完全和精确地控制。此外，决策者个人的偏好又具有差异性。这就使得个体风险决策的决策者不仅要面对决策方案的合理性问题，还需要面对偏好合理性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应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目前关于它的研究很多，主要是以概率为主的数理方法，主要有四种：可行性条件概率分析法、效用概率分析法、偏好分析法和因素的综合平衡法。这四种方法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但是却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以概率分析为主，以可行性条件、可能结果等的概率值为主要的参考指标，区别只在于可行性条件概率是从决策方案所处的可能状态出发进行可能性分析，效用概率方法是效用和概率相结合，偏好分析法是偏好和概率的结果，而因素综合平衡法则综合了上述其他三种方法的因素。
这四个方法的共通点来自于这种决策存在的特点。首先是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不确定性。决策的关键是信息，只有信息完备，才能得出确定的方案，但是个体风险决策无疑是信息不完备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从信息入手，信息越是完全、精确，决策方案的可靠性就越高。其次是研究方法都涉及概率的确定，尤其是主观概率的选择。其中不管是客观概率，还是主观概率，也不管是按照无差别原则得来的概率值，还是通过贝耶斯公式严格推导来的概率，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二、对个体风险决策的概率逻辑解析及其意义
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对决策进行研究，需要并会产生不同的方法。决策和数学的结合，将决策和概率紧密联系起来，产生了关于决策的数量方法。这种方法希望从量化方面研究并促进决策的正确和科学。而近几年来，对决策的研究又开始与哲学和逻辑联系起来，侧重于对主观概率的思辨性与实践性研究。但是却各自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前者尽管不乏对决策其它方法的探究，但是这种研究大都是对决策因子和决策过程的量化研究，都是严格的演算推理，虽然是保证了其结果的准确性，但是却无法保证结果的合理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理论假定的抽象化，主要在于其研究对象的主观性和差异性。而对后来者来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研究还只是从归纳合理性、主观概率赋值的合理性问题入手去讨论概率的合理性，期望从整体上把握决策选择的规律和影响因子，并没有关于决策各种类型的详细研究，更缺乏将这种类型的决策、决策方法和主观概率赋值三者联系起来的整体研究。具体到上文中提到的四种方法也是如此，不管哪一种方法都涉及到概率和个人偏好问题，因此比如也会遇到结果的合理性问题。因此，立足于这三者之上的分类研究就显得更为有潜力和空间，当然，也更具实践意义。
对个体风险决策进行概率逻辑解析正是立足于这三者之上的研究，通过对其进行概率逻辑解析以分析出它们的共通点，进而找到一般化的优化途径。具体的优化路径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信息和概率的选择出发，一是个人的偏好标准及指导原则出发。这种方法综合了上述四种具体的方法，也结合了逻辑分析，更加适用于现实决策，更具现实意义。
三、结语
对决策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优化决策，提高决策选择的合理性。对个体风险决策的逻辑解析亦是如此。它将对决策的优化具体到对决策方法的优化，从信息和概率出发，综合使用不同的概率选择法，尽可能提高概率的合理性。同时从决策者个人入手，挑战决策者的偏好。首先制定适应具体决策情形需要的偏好标准体系。这种偏好体系不仅需要具备适合大部分人的一般性，也需要兼顾到不同的决策者的差异性。决策者可以按照这种调整过的偏好要求进行调整，进而做出更合理的选择。此外，重要的是选择的指导原则。传统方法遵循的往往都是最优原则，但是现实中并非如此，不是完全符合推演结果的方案就是好方案，还需要结合不同的角度和影响因子综合分析。因此，合理性远比最优化要实用。所以，决策需要以满意原则为准则，而非最优原则。最后，在个体风险决策中，决策者需要立足于已有的经验基础，以信息和概率选择为核心，在适当的偏好体系中选择适合的偏好，进而在该偏好的作用下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找到满意的选择方案。这是一个动态的决策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涉及决策者自身的细化决策，所以，决策者对信息的利用和搜集也必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僵化。无疑，对个体风险决策进行概率逻辑解析得出的这几种结论对指导个体风险决策者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巨青.《科学逻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2]安东尼・凯利，李志斌.殷献民译.《决策中的博弈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洪开荣，孙倩.《经济博弈论前言专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4]莱茵哈德・哈德.《策略理性模型》.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5]戴维・M・克雷普斯.《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
[6]张掌然，张大松.《思维训练》.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第4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认知无线电技术；频谱分配
前言
认知无线电系统具有智能性，可对周围环境做出感知，并从中获取信息，获取时利用“理解-构建”法，同时，传输参数能够实时改变，与运行环境相适应，促进频谱利用效率的提升。在认知无线电系统，策略选择问题存在于多种关键技术中，而博弈论可为最优策略的选择提供指导，因此，利用认知无线电技术分配频谱资源时，可充分的借助博弈论的作用，提升分配的科学性。
1博弈论概述
决策主体包含多种行为，行为间直接相互作用时，会产生相应的决策，研究该决策及其均衡问题的理论即为博弈论[1]。换言之，一个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选择会相互影响，此时的决策问题与均衡问题就是博弈论研究的重点。由此看来，博弈论也可称作“对策论”。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冲突、竞争及合作现象，对于厉害冲突问题，博弈论会采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解决，因此，该理论可应用于多个领域中。
2频谱分配算法设计
2.1算法目标分析
认知无线电中，实际需要为分配频谱时的依据，实际需求不同时，分配目标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在博弈论基础上，认知无线电分配频谱时，目标应为最小化系统总干扰水平，即最小化各节点用户受到的干扰。
2.2效用函数的选择
算法目标确定后，采取何种效用函数描述干扰情况为接下来的工作。众所周知，通过效用函数，可将用户对于某个特定信道的性能反映出来。效用函数选择时，并不具备唯一性，但对于某个特定应用，最终选择的效应函数必须具备物理意义、数学性质[2]。通常，以自私用户情况作为考虑情况，在某个特定信道上，对其他用户的干扰级别作出感知，之后以此为依据，完成信道评估工作。自适应算法中，最小量信息是效用函数U1需要的，也就是以不同信道为基础，测量出某个特定用户的干扰。不过，效应函数U1对于自身选择影响其他用户的情况并未考虑，而干扰在用户间互相存在，因此，算法目标并无法实现。本文中改进了效用函数U1，在某个特定信道中，同时考虑用户受到的干扰以及用户产生的干扰，改进后的效用函数U2表述如下：j≠i，j=1效用函数U2组成部分包含两个：一个为其他用户对用户产生的干扰Id，另一个为用户自身产生的干扰Io，将这两个部分的表达式带入效用函数U2表达式后，形成新的表达式：U2i（si，si-1）=-Idi-Ioi，坌i=1，2，…，N测量值Id、Io时，前者通过接收端，后者通过发射端。
2.3算法提出背景与假设
假设：频分复用技术为认知无线电系统所采用的，如正交频分复用（OFDM），分配频率就是分配通信信道；小区中能够传输数据的频率信道有K个，且有N对认知无线电用户，N＞K；算法中传送信令包时，采用一个公共控制信道，与此同时，各阶段发射端、接收端的传递与接收信息均在此信道中进行，主用户频率不会干扰信道；算法中节点为固定后，或缓慢的移动，慢于收敛速度；对于小区中的各个节点，每个节点都知道其他所在的位置，而且增益矩阵GN×N保存一个，链路增益记录在其中，计算链路增益时，以小区中节点设置位置为依据；在一个信道状态表（CST）中保存各节点的发射端、接收端，其他通信节点占用数据信道的情况记录其中[3]。
2.4算法初始化
在认知无线电小区中，为保证各个用户均能将自身效用函数U2值计算出来，必须要初始化信道分配，通常随机设置初始状态。因在增益矩阵、CST中保存小区用户的发射端与接收端，可在初始化假设中获得数值。小区中，用户并不具备相等的发射功率，于初始化阶段设置其值，执行算法期间，该值并不改变[4]。此外，在一个算法周期中，公共控制信道上传送信令包问题会涉及到，若此公共控制频道被两个用户同时使用，冲突会产生，因此，策略更改能进行一次，并只有能一个用户完成，那么，下一算法周期执行时，选择具体用户的决定利用贝努利试验。
2.5算法使用的信令协议
设计信令协议时，以3次握手机制为基础。RTS-CTS包交换协议为IEEE820.11协议中的一种，而本文设计的协议与其相似，规定的信令数据包主要包含5种，具体见表1。2.6算法步骤基于信令协议，通过公共控制信道，小区用户能够传送控制信息，有利于利用效用函数，完成数据信道准确、高效的选择。本文所设计的算法具体步骤见图1，由图1可知，公共控制信道在这个算法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算法设计的关键为信令协议。
3算法的仿真实现
3.1建模
算法仿真时，平台搭建利用OPNET网络仿真工具实现。OPNET网络仿真工具中，采用的仿真概念为离散事件驱动，一段程序执行由事件触发，执行过程中保证不改变系统时钟[5]。OPNET模拟现实系统时，以三层建模机制为基础，通过进程域、节点域及网络域完成建模，三个建模域之间的关系见图2认知无线电小区结构中，以300m为半径，其中，发射-接收对共40个，存在5个可用的数据信道；主用户小区半径为200m，信道4与信道5为其工作频率，产生的干扰会影响9对用户。小区内用户进行控制信息的传递时，均采用同一个公共控制信道，且主用户并不会影响该信道。小区所有用户初始信道分配状态采取随机方式设置，在相同初始状态上进行仿真，获得仿真结果。仿真算法过程中，初始信道随机分配后，并未均匀的专用系统中的信道，10个用户占用1信道、18个用户占用2信道、9个用户占用3信道、3个用户占用4信道、10个用户占用5信道。随机选取小区内各用户发射端的发射功率，结果显示，数值在2～5MW之间，仿真过程中，取值保持不变。之后运行建立的仿真平台，实现算法。
3.2算法实现
仿真平台利用OPNET网络仿真工具建立后，每对节点用户的过程模型上体现了主要算法功能的实现，单个认知无线电小区用户节点状态转换图见图3。算法初始状态为Init状态、算法处于用户发射端为Transmitter状态、算法处于用户接收端为Receiver状态、发射端与接收端的CST更新时采用Update状态、算法步骤第一步完成时为Decision状态、父进程与子进程交换信息时为CollectProHandle状态、执行算法期间的空间状态则为Idle状态。
3.3仿真结果与性能分析
执行算法期间，较多的改变了用户数据信道选用策略，算法执行的健壮性比较强，即使少数冲突发生，收敛趋势并未改变，算法周期执行250个也就是5s后，不再改变信道选择策略，纳什均衡状况达到，一致于博弈论；仿真5s后，潜在函数曲线趋于稳定，并最大限度的保持，适应于用户选择策略的改变状态，与博弈论数学特征相符合；仿真结束后，更多的用户SIR处于5～10dB之间，明显改善SIR水平。仿真结果充分表明，在较短时间内，本文所设计的算法即可收敛到纳什均衡状态，随着算法的收敛，逐步的提升潜在函数值，达到最大后基本不再改变，明显改善SIR水平，相同于博弈论的推导结果。
4结论
在博弈论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认知无线电系统的频谱分配算法，经仿真结果可知，该算法能够将用户干扰水平最小化，并提升频谱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需继续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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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志强，余莉，韩方剑，等.应急通信系统中基于认知无线电的动态频谱分配技术方案[J].数字技术与应用，2016（02）：50~52.
[3]倪秋芬.基于博弈论的认知无线电网络频谱分配研究[J].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16（01）：95~99.
[4]廉政，韩韧，张红.认知无线电频谱分配技术探秘[J].上海信息化，2015（08）：59~62.
第5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古诺模型；博弈；信息；理性假设
Rationality Assumption in Cournot Game Model
WANG Qiao
（Faculty of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Abstract】Information is an essential notion in game theory research. It needs to specially consider how much players know about the market information in analysis of Cournot game model. In this article， it first describes the assumption of complete rationality in Cournot output game based on complete information. It also shows thre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player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ive expectation， adaptive expectation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It deduces that the assumption of players’ types differ under differnet information condition and then effect the model result of game.
【Key words】Cournot model；Game；Information；Rationality assumption
0 引言
在博弈理论的研究中，信息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指的是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所能掌握的知识，包括“自然”的选择和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等。比如，在新能源投资博弈问题中，市场的需求、政府的补贴政策、投资商A或B的投资与否、不同情况下的收益等都是知识，而投资商A、B知道这些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根据博弈的参与人对信息了解的程度，可将信息分为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其中完全信息表示每一个参与人对所有参与人的策略空间和收益函数等知识有着充分的了解，而只要有一个参与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参与人的收益函数信息，那么信息就是不对称的，也就是不完全信息。基于此，本文将分别围绕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情境下对古诺博弈模型中的参与人理性假设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1 完全信息下古诺博弈模型的理性描述[1]
完全信息下古诺博弈模型对参与人的假设是完全理性的，可简要描述为：假设市场上有生产同质产品的两个寡头企业，分别记为企业1和企业2，他们了解市场的全部知识，包括对手的特征和利润函数，选择的博弈策略均是生产的产量。设两家企业在某时期生产产品的数量分别为q1和q2，总供给Q=q1+q2；产品的价格为p（Q），是市场总供给量的递减函数；不考虑固定成本，企业i的生产成本为Ci（qi），i=1，2。两企业同时选择产量策略，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企业i的利润函数为：
πi（q1，q2）=p（Q）qi-Ci（qi）， i=1，2（1）
若策略组合（q■■，q■■）是纳什均衡，则其应满足如下两个企业利润函数的一阶条件，
■（2）
解上述方程组即可得到每家企业为获得最大收益的最优产量。可以通过验证下列矩阵是负定的，从而确保所得的解为纳什均衡。
■
2 不完全信息下古诺博弈模型中的理性假设
以上对经典古诺产量博弈参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参与人具有超强的信息捕捉能力，他们不仅了解对手、资源等市场情况同时能够预测未来，具有在确定和不确定性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并能够在此基础上准确地作出最优决策。这不仅要求参与人自身要具有完全理性，同时要求参与人互相信任对方的理性，有着理性的共同知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完全理性假设的弊端日渐明显，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参与人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并熟知对手的决策行动。
在对古诺产量博弈模型的深入研究过程中，考虑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计算能力的局限性等，学者们逐步弱化对参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并提出了与不完全信息相符的理性预期假设。博弈主体根据假设的期望类型估计对手在未来的决策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最优策略。显然，不同形式的预期将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方式。
这里考虑古诺产量博弈中两相邻经济时期企业的产量决策过程，记企业i在t时期的产量为qi（t），则其在t+1时期的产量qi（t+1）是如下最优化问题的解：
■（3）
其中，q■■（t+1）表示企业j对其竞争对手i（i=1，2，i≠j）在t+1时期产量决策行动的预期。若最优化问题（3）有唯一解，将其记为：
■（4）
则函数f和g称作最优反应函数。
首先，放弃参与企业对其竞争对手产量决策行为了如指掌的严格限制，幼稚期望和适应性期望相继被用于参与人预期类型的假设。若参与人均具有幼稚期望[2]，则企业j认为对手i在下一时期的产量生产决策和当期相同，即q■■（t+1）=q■（t），i=1，2。于是式（4）中的两反应函数所定义的离散动力系统为：
■（5）
若参与人均具有适应性期望[3]，那么每个参与人预测竞争对手在下一时期的决策行动不再是简单地保持当期的产量水平，而认为是当期对手的实际产量水平和前一时期对手产量水平预期的权重之和，也就是q■■（t+1）=q■■（t）+？淄（q■（t）-q■■（t）），i=1，2。从而式（4）中的两反应函数所表示的离散动力学模型为
■（6）
不难看出，具有幼稚期望的参与人过于理想化，而幼稚期望是适应性期望的一个特例。（下转第23页）
（上接第9页）其次，学者提出参与人不具备完全的市场需求知识，而是通过预估或计算得到产品的边际利润信息来调整自己的产量生产决策，从而实现局部利润的最大化。当参与人观测到的边际利润大于零时，其会加大生产力度；相反地，若边际利润为负，则会减少产品的生产量。如上根据局部边际利润调整产量策略的行为参与人被定义成是有限理性的或是具有有限理性预期的[4]。相应的产量动态调整方程为：
■（7）
式中的α■（q■（t）），i=1，2，指的是企业i对单位产品利润的反应调整速度。
3 结束语
本文从信息视角，分别讨论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古诺博弈模型中参与人的理性假设问题。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古诺产量博弈模型中的参与人具有完全理性；在不完全信息下，古诺博弈模型中的参与人具有三种理性预期，包括幼稚期望、适应性期望和有限理性期望，博弈主体将根据假设的期望类型来估计对手的决策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最优策略。
【参考文献】
[1]肖条军.博弈论及其应用[M].上海：三联书店，2004：58-59.
[2]Theocharis R D.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rnot solution on the oligopoly problem[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0，27（2）：133-134.
第6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竞争情报 理论来源 军事情报 情报学 理论演化
〔分类号〕G35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ang Zhiji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en Weijun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which the authors think are strategics,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theor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e paper also explains the evolvement process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theory by a flow chart and concludes tha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 evolvement follows two main clues, one is originated from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combined with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in its practice, and the other is from information science, as one of its branch.
〔Keywords〕competitive intelligencetheoretical originmilitary intelligenceinformation sciencetheory evolvement
竞争情报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实践，更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持，军事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情报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可以说，竞争情报是各学科理论相互交融的结果，而且在引进新理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着自身理论内涵、方法和技术。竞争情报的理论来源是该学科的理论研究起点，并对学科整体发展提供宏观的指导和理论支持。
1军事学理论
军事学理论来源主要体现在军事情报理论上。从传统意义上说:情报就是指军事情报。我国《辞海》的早期版本将情报释为:“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1979年的版本释为:“情报是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军事与情报长久的理论渊源，军事情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专业人才和技术、方法的支持。
随着军事情报活动的深入，对intelligence理论的研究也日趋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交战双方都认识到胜利的取得，不仅需要来自战地环境的情报，还要掌握对手的经济、资源、技术、决策意图等战略情报。二战后，研究人员结合当时的经验对组织的intelligence功能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了政府在军事政治领域情报工作的规律，这些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情报活动[1]。专家们较为认同的是:竞争情报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军政情报力量向经济技术领域转移，以及军事原理、方法和思想的移植，如C3I(通讯、指挥、控制和情报)原理、孙子兵法思想等的应用。
冷战结束后，政治、军事情报战转化为经济情报战，世界各国政治、军事情报机构及其情报人员大部分转向经济、技术领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许多前政府情报人员或直接进入企业，为企业建立竞争情报系统，或开办培训学校，为企业培养情报人员，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发展。比如，曾在法国、柬埔寨和越南为美国招募和培训间谍的W. 德根纳罗、在中央情报局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了12年的美国西媒小组(West Media Group)战略情报主任托马斯、美国国防情报署的前主任J. 威廉斯都从政府情报部门转入了企业情报部门或企业情报人员培训机构。苏联解体及克格勃解散后，成千上万的前克格勃官员以自己的情报专长创办私人情报机构，对外称为“保安公司”，经营安全保障、情报咨询、情报合作、反经济间谍等方面的业务[2]。在其他国家，很多从事竞争情报的专业人员也是有着军方背景的，他们以特有的职业敏感、良好的专业素养给这个产业增色不少。从竞争情报实践发展来看，有军事情报和国家安全情报背景的竞争情报从业者所起的作用引人注目。情报力量和技术的“民”对竞争情报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企业竞争情报借鉴了许多军事情报的思想，虽然两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军事对抗是一种严格的竞争关系，你输即我赢，我赢即你输，利益不可调和，而商业的目的更多的是创造利益，从这个意义讲，军事情报手段用于企业竞争情报更显得游刃有余。竞争情报目前较为活跃的方法，如:著名的竞争情报循环赫灵模型、OPSEC方法、竞争情报作战室方法、战争游戏法等都是军事领域的经典方法。
2管理学理论
竞争情报说到底是一种管理活动，对信息、人、流程的管理，因此必然涉及到计划、控制、组织、协调、绩效等管理问题，涉及到效率、投入与产出。工商管理、市场学、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都为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可以说，推动竞争情报理论发展最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无疑应该是战略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着手重视战略管理，以哈佛商学院为渊源的一股战略研究热潮风行美国，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日益丰厚。此外二战后美国大批高级军官进入企业决策层，在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维特质亦随之移植于企业经营过程，这些具有战略管理界背景的竞争情报从业者是推动美国竞争情报发展的主力。所以有人认为美国竞争情报发展是战略管理推动型的，可见战略管理在竞争情报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战略管理属企业高层管理活动，其核心是战略决策。战略决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战略管理的基础[3]，无论是战略的制定，还是战略的实施和评价，都需要对企业的竞争环境、竞争对手与竞争战略进行基于信息的搜集、研究及分析。从这一意义上说，竞争情报也是企业的一种战略管理行为。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将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不仅从战略管理的思维上，更是不断借鉴战略管理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丰富与充实竞争情报理论的宝库，如战略分析阶段的战略群体图分析法、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SWOT分析法;战略选择阶段的波士顿矩阵(BCG)分析法、战略地位和行动评价模型(SPACE)分析、行业吸引力分析法(竞争能力矩阵分析)等和模型都成为竞争情报分析的基本技术与手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先后发表了三部经典性的竞争研究专著，即:《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国家竞争优势》(1990年)，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理论引入战略研究领域，实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的创新性兼容，拓展了战略管理研究的全新视角，成为战略定位学派的集大成者[4]。这三部著作被认为是与竞争情报关系最为密切的竞争理论的研究成果。目前，世界上对于波特的竞争理论虽有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在竞争领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竞争情报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波特的竞争理论可以归纳为产业结构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竞争情报是为企业创造与维持竞争优势提供服务的，创造竞争优势的竞争战略是竞争情报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及最终归宿。波特关于竞争战略的选择理论成为竞争情报策略研究的主要依据，他还为竞争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分析技巧和工具，广泛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如“五力模型”、“竞争对手分析框架”、“价值链分析”等。他还曾提出建立竞争对手情报系统的必要性及系统设计框架，为竞争对手分析、竞争情报系统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波特的防御、报复、还击等竞争反攻防御理论，为反竞争情报理论和实践提供了观念与方法上的指导。
1990年，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和哈默(G.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公司的核心能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开创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能力理论，被认为是战略管理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进展，并很快风靡全球，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核心能力理论从企业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企业竞争力，提出能力是决定企业异质性的根本，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那些稀缺、不能被其他企业获得、模仿和替代的资源，尤其是无形资源[4]。核心能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独特资源、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与整合的过程。核心竞争力理论给竞争情报研究者以更大的启迪，他们开始在研究中将核心竞争力分析作为竞争情报分析的关键内容;并认为含有高智能和知识的竞争情报是企业独特的无形资源，从而将竞争情报能力看成企业的核心能力之一;更有学者提出竞争情报力的概念，力图借鉴核心能力理论提升企业情报竞争力，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3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竞争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经济学竞争理论往往从竞争环境、政府作用、产业结构等宏观角度来探讨竞争的本质，缺乏对企业竞争实战的指导性。但是能够对竞争情报从业者从竞争内涵、本质上来理解和认识企业竞争、竞争战略提供指导，并为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方法的创新提供源泉。事实上，战略管理学家也正是通过吸收经济学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能从微观上指导企业竞争战略可操作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也是竞争情报发展过程中极好的参考资料。
如对竞争情报有较大影响的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与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5]。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将竞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其结果，更重要的是研究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什么样的竞争行为、竞争方式以及竞争的过程如何。在竞争活动中，博弈参与人之间传递的信息有时就是竞争情报，在没有获得竞争情报以前，参与人只能用概率来估计对方的行为，获得竞争情报则可大大提高决策的成功率。竞争情报活动的对抗性和争夺利益的本质决定了竞争双方的竞争情报与反竞争情报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博弈，决策主体为了利益和生存空间必须通过信息的获取与分析选择最优战略。用博弈论思想研究竞争情报和反竞争情报，能够对竞争行为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因此博弈论成为竞争情报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
再如有学者尝试将西方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理论引入竞争情报领域，指出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外部条件的限制使人们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在竞争情报收集、分析、提供和利用时会出现偏差，也使竞争对手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预测。在竞争中了解自身和竞争对手的有限理性，对于有效地进行竞争情报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4情报学理论
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活动主要始于二战以后，西方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计算机的问世促进了科技文献工作的产生和开展;此后文献检索理论、标引理论、情报组织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科技情报学的基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等不断被引入，20世纪50年代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性质开始显露。
早期情报学主要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信息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促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科学。此阶段，在大情报中情报泛指有用的、能用于决策的知识，涉及到的工作包括文献资料工作(知识组织、情报检索)和情报分析工作。它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情报产生、加工整理、贮存、检索、交流、开发利用的效率，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现代情报学愈来愈关心情报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科领域的应用，特别重视研究情报在微观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情报又可细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军事情报、社会情报等，但情报学主要关心其共性问题。
也可以说，竞争情报是情报学(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Science)的重要构成，是情报研究的重要发展。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的核心是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既有中文情报的含义，即经过分析的信息，又有智能的含义，即智力和谋略。因此，从广义上来讲，Competitive Intelligence包含着竞争信息和竞争谋略两大部分[7]。而情报学对竞争情报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竞争信息的收集、组织、处理、分析、传递和提供利用等方面。目前，情报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法、文献计量统计法、系统分析与评价法、历史的研究法、德尔菲法、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也被广泛应用于竞争情报研究。
情报学作为竞争情报理论的来源在我国体现的尤为突出，图书情报界人士是推动竞争情报发展的主力，他们基于自身特有的情报敏感和情报能力，将其研究与实践中的理论、方法应用于竞争情报。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工商领域、企业界推动有着明显的不同。
5竞争情报理论的演化
从上述竞争情报的理论来源中，可以归纳出竞争情报理论的演化过程以及与情报学的关系(见图1):
图1竞争情报理论演化过程
可见，竞争情报的演化沿着两条主线:①军政情报理论应用于工商企业，与企业实践中的管理学、经济学理论的融合，促成了竞争情报理论的产生与发展;②在情报学与企业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在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为情报学的一门分支。因此，竞争情报的研究者主要也由这两类学者和实践者所构成。仅凭情报背景难以“同化”经济学、管理学和军事情报学的研究成果，而经济管理的研究者也需要在研究中加强情报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借鉴情报学相关理论。只有从军事情报方法、经济竞争理论和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中取经，再结合情报学的信息收集、存储与检索、情报分析技术，才能促进竞争情报理论的发展，更好地实现对实践的指导，也才能使竞争情报理论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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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 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治理;商业银行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1720年的南海泡沫导致的英国商法革命;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巨头倒闭引发金融监管的思考。这些都使得理论界和业界意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注册会计师审计也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目标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帮助其作出合理的决策,这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国外,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人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成本。这种成本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审计通过鉴证可以降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外部审计构成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DeAngelo,1981)。在国内,韩东京(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但整个审计市场质量还不高,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而针对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余宇莹(2007)基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系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系统越好,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越小,审计质量越高。
上述研究成果是从审计与公司治理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角度分析不能体现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二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大型商业银行及集团公司的出现,审计对公司治理在作用机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公司治理完善程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会促进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也会促使公司治理日趋完善;公司治理程度低,公司没有动力聘请高质量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不利于激励公司完善治理。文章最后以商业银行为例,分析当公司具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时,如何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完善公司治理。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
(一)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将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与审计程序联系起来,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商业银行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了解商业银行的性质以及内部控制成为风险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也将公司治理环境作为风险应对的考虑因素。这不仅是公司完善治理的内在动力,同时公司治理层同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对相关内部控制环节进行再设计,以完善内部控制。二是注册会计师在实施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时,会将交易的内部控制目标与关键内部控制联系起来,这将有助于公司相关交易所涉及人员在业务流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比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账户设置不合理,入账时间不合理,未按规定更正入账错误等,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公司治理趋于完善。
(二)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会导致审计委托关系的异化,从而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部分上市商业银行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上市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在审计委托关系上就表现为企业的经营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审计委托人,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下产生的审计委托关系将会降低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来影响审计质量。公司治理是会计信息的第一层过滤器,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有效地防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由于可能存在公司组织结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失效的情况,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而对其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及审计要求的“合理保证”,不可能发现公司所有失真的会计信息,而作为审计需求者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只关注审计报告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期望差距”使得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满足这些审计需求者的程度不高,即审计质量不高。
(三)注册会计师与公司治理相互作用关系
公司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相互作用是公司经营者与注册会计师博弈的过程,其收益矩阵如表1、表2所示。M代表公司经营者;A代表注册会计师。
1.不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因此当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质量低时,注册会计师将承担法律责任和法律诉讼的风险。则该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
2.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因此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将综合考虑或有收费、可能失去审计客户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诉讼的风险,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出具不实的审计意见。则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
商业银行治理越不完善,越会对注册会计师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可能屈从于客户的压力而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从而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提高,出现“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的“恶性循环”状态。如果商业银行将审计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内部审计存在的不足,那么注册会计师审计将有助于公司完善治理,出现“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的“双赢”状态。
注册会计师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不与公司进行审计合谋,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展开审计工作,促使公司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不高也会给管理层舞弊、粉饰财务报表提供机会,注册会计师审计没能起到很好监督的作用,这将不利于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三、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商业银行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监督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规范化治理和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可靠性方面考虑,商业银行需要重视内部控制以及管理信息系统。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受内部审计模式、内部控制受经营者观念的影响,效力有一定的局限,必须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对这些分支机构财务报表开展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将分支机构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层进行沟通,治理层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商业银行综合利用内部控制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商业银行审计与一般公司审计有所不同,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商业银行审计本身就具有较大风险。由于商业银行机构庞大、分支行众多,注册会计师不能对其进行全面审计,只能选择部分分支机构进行抽查,又由于审计抽样的局限性以及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及定性的审计评价,使得商业银行审计具有特殊性。二是商业银行业务复杂,由于不断扩展和创新,每个业务都包括大量的信息资料,给审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审计人员很难全面掌握商业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情况,而且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现有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知识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审计发展的需要,审计技术方法滞后于金融业信息化的步伐。
四、结束语
商业银行审计对于商业银行治理的重要性和商业银行审计又存在上述的问题,这两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如何提高审计质量,达到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双赢”的结果?
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提高审计质量,更好地发挥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笔者认为应该逐步改善证券市场的法律环境,引导审计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增强独立性和执业能力,提高审计质量,建立声誉和品牌,逐渐发挥出较强的外部监督能力,减少公司中的问题,改变实际的审计委托模式,提高治理效用。
第一,明确界定商业银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职责和权限,改变实际的审计委托模式。公司治理的形成和有效运转取决于组织的职责、权限。从纵向上看,必须明确股东与董事会的委托受托经营关系,划定出资权与经营权的界限,必须明确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委托受托管理关系,划定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界限;从横向上看,必须明确监事会的监督权力和责任,监督的责任必须与细化的监督权力相互对应。在合理的公司组织架构基础上,改变实际由经营者委托的审计模式,有效避免审计合谋,使得注册会计师审计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第二,建立审计声誉市场,完善审计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审计声誉的建立是由审计服务品质、足够的综合能力、较高的品牌专用性等因素互动而成的,而治理完善的商业银行倾向于接受高质量的审计,因此审计市场应该主要从培养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自愿需求、建立审计服务质量的识别和控制系统、以及完善促进审计市场合理竞争的相关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改进。二是必须强化审计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提高审计服务的收费,激励注册会计师付出与之收益对等的工作;同时加大审计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使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成为高风险行为,从而引导注册会计师行业形成自觉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良性循环格局。
【参考文献】
[1] 韩东京.所有者、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监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审计研究,2008(2).
第8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32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0000
1 城市用水定价的博弈论分析
1.1 城市水务投资特点
在城市水务投资中,无论是建水厂、污水处理厂,还是建输排水管网工程,投资总量都相当大。“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水务投资需求在10000亿元以上,其中国家(各级政府)能够投入的不会超过2 000-3 000亿元,因此将有7 000-8000亿元的投资需从市场上解决。
不可忽略的是,城市水务投资项目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两重属性。由此,水价也具有了市场价格和政府管制价格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政府代表广大社会公众,要对水价实行最高限价的控制;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性使得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水价的管制,以吸引民间投资者对城市水务设施的投入,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如何来平衡矛盾的两个方面,博弈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1.2 城市水务项目的博弈模型
为便于分析,先作以下假设:
(1)仅有两个参与者:水务企业和代表政府的管理者。
(2)社会公众对水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即水价变化而需求量变化不大。
(3)投资者知道未来市场需求量可能出现的两种状况:低水平L和高水平H,也知道这两种状况出现的概率P和1-P,但无法准确地预知会出现哪种状况。设低水平为1-α,高水平为1,需求量的期望为1-αP,α为两种需求水平的差距。
(4)受益人仅为无差别的消费者和水务企业。
水务企业的效用仅来源于经营利润π,其等于销售收入与总成本之差。总成本包括可变成本(每产出单位为b)和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率为r),则总成本为bQ+rK,其中Q为销售量,K为项目总投资。
在时间段t内,政府管理者的效用为U+θπ,在此U是消费者剩余,θ是与消费者剩余相关的企业利润的权重,0
对水务企业而言,它的行动可简单地假设为:按设计能力经营管理水务设施,或是为加强设施能力加投资,但不能转让已建成的设施。
博弈参与者采取行动的顺序如下:政府提供项目建议及相应的建设指导;水务投资者根据政府允许其在设施寿命期内所享受的补贴或利益及设施建成后的市场情况进行决策;当进行水务投资后,政府管理者和水务企业都知道了实际需求水平,政府管理者会宣布决定企业盈利水平或限定服务价格的政令水务企业会据此变更自己的经营策略。
假设水务企业和政府管理者都是风险中性,即P=0.5;水务企业单位可变成本b=1,资本成本率r=1,消费者最高心理价位为3。设α=0.25,即市场需求在H水平时为1,在L水平时为0.75。那么一次的水务企业和政府管理者的博弈就如下图:
如果政府管理者仅关心公众利益,选择价格等于水务企业可变成本P=1,θ=0,则在L需求水平时,水务企业的利润π=R-bQ-rK=1×0.75-(1×0.75)-1=-1;政府管理者的效用w=U+θπ=3×0.75- 0.75+0=1.5。在H需求水平时,水务企业的利润π=1-1-1=-1,政府管理者的效用W=3×1-1=2。如果政府管理者仅关心企业盈利,θ=1,选择价格等于消费者最高心理价位3,这时由于消费者剩余等于零,则在L需求水平时,水务企业的利润π=3×0.75-(1×0.75)-1=0.5;政府管理者的效用W=0.5。在H需求水平时,水务企业的利润π=3×1-(1×1)-1=1,政府管理者的效用W=1。效用采用行列式表示,括号前面的数字表示水务企业的效用或利润,后面的数字是政府管理者的效用,其中ε是一个正数,代表着水务企业的盈余,这是保证水务设施能够得以投资建设的条件。
利用以上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在确定城市水价时,既要保证社会公众的利益,又要使私人资本的投入获得达到资源机会成本的回报。
2 可交易水权的经济分析
2.1 可交易水权的界定
在经济学界通说认为,可交易水权是产权的一种,是实现水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条件。一般来说,水权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权必须有明确的定义。虽然在理论分析上水权的定义是明确的,它是由一系列权利构成的,如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 配水量权、让渡权、交易权等,但是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水权具有排他性。这里所说的排他性水权不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也不是指水资源的使用权,而是指水资源的配水量权。由于水资源具有各种不同 用价值,例如灌溉使用权和水力发电权使用之间相互并不排斥。所以排他性水权的建立只能从配水量权想办法。配水量权是指已经取得水资源使用权的经济主体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使用水资源数量的权利,显然,配水量权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了。
第三,配水量权在法律上应该是可转让和可交易的。配水量权的建立和界定克服了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局限性,使水权具有了排他性和可分割性,为水资源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如果配水量权是不可转让和不可交易的,那么通过市场机制对水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仍然是无法实现的。
2.2 交易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水资源的排他性成本较高,但是随着水资源短缺程度增加,水的稀缺性和价值提高,从而极大提高了水权的收益并足以抵消配水量权的建立成本。当人们积极地运用水权时,会发生确定性成本。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市场进行水权交易时,会产生交易成本;另一个方面人们通过组织将他们的水权结合起来进行运用时,则产生组织运行的内部成本。而实施成本是针对用水户和企业而言的,当他们服从政府部门法律、政策时就发生这类成本。
3 政府行政管理与水市场制度的构建
前面两个部分分别从城市水资源的定价和水权的界定加以分析,进而从水价格和水权利两个方面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上的保障。然而,完整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同农业灌溉用水在经济属性上不同,城市供水是俱乐部产品。因此,在用水户组织制度上侧重的是政府的管制。
在我国城市水市场上,国家、部门、单位和居民户是水市场的主体;交易对象是国有水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交易的方式是国家作为水权的终极所有者,把一定数量的水权出让给用水户,用水户按照最大化原则对水权的使用作出决策,一是自留自用,二是把水权再次转让给他人。国家设立必要的行政部门对水权转让和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水市场的组织和管理体系主要包括城市水资源的统一调配、城市污水处理和两个方面。下面将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分析。
3.1 城市水资源管理一体化进程
在武汉市水市场上虽然不乏各种组织机构和管理委员会,但是部门单列、地区分割的管理体制,人为地将水资源这一统一的整体分开,使防洪减灾、防治水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等工作难以统一考虑,统筹兼顾。造成“多龙管水”,利益均沾,权责不分,责任推诿的现象;缺乏一个统一、权威、协调、高效的职能部门真正对城市水问题负责,难以解决水权配置和计划用水、定额管理问题。
3.2 城市污水处理
武汉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就是水质性缺水。2003年对33个功能区其中21个功能区实施的水质监测显示:5个功能区现状水质优于水质管理目标,占监测功能区数的25%;8个功能区现状水质达水质管理目标,占监测功能区数的40%;7个功能区现状水质劣于水质管理目标,占监测功能区数的35%。如何加强截污工程和增强污水处理能力,将成为武汉市政府水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
4 政策及建议
(1)进一步理顺城市水资源管理体制,实现水资源的一体化管理。
针对现行的管理体制,城市水务局可以采取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形式参与城市水务集团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对公司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拥有决策权和监督权,可以保证水务局对城市水资源的权属管理。这不仅可以节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和运行费用,又使企业能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有效的盘活水资源。
(2)水资源有偿使用,合理调整水价,实现城市水资源级差水价机制。
城市政府针对具体的存量水资源考虑到城市产业用水,生活用水不同,而分行业,分用途所制订的区别价格,对于那些用水量大、排污严重、单位GDP耗水量大的产业,要通过制定高价的策略来限制其对水资源的利用,促进其节水积极性的提高;对那些被鼓励发展的行业,则要以较低的水价来进行激励;至于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也必须在保证其基本用水的前提下,对超额用水用限制高价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和管理,改革不合理水价,建立供水的全成本核算体系,把水资源费、取水费、上水处理费、输水费、排水费、污水处理费、供需制约关系等统筹考虑,做出合理科学量化,通过经济杠杆调节水资源的供需行为。
(3)采取措施,有条件的实现水权贸易,逐步建立水权市场体系。
水权贸易是指水资源使用权通过谈判、拍卖、协调等机制进行的转移行为。在水资源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匀,城乡配置不合理的前提下,通过进行水权贸易,能够有效的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个城市在获得水的使用权后,在水资源使用尚有剩余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水权市场进行水权贸易,这能够为其他缺水城市提供一定量的水资源,比如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上下游城市间,由于各自水权已得到界定,所以可通过水权贸易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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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博弈论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中国企业；企业起源；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66-06
当代企业似乎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济体，小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企业形式层出不穷，而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制等企业制度也是不断生成或被设计。但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起源问题，我们过去却较少思考或鲜有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仅提出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思考和主观推断，而暂不做严格的论证，为的是拓展研究边界，引出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这里的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
其次，我们要重点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可以有一般企业和现代企业两种理解。所谓一般企业，是指包括手工业企业和使用机器及机器体系的现代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基本特征的，即从事着产品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独立的经营单位。所谓现代企业，是一般企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要追溯企业的起源，我们应该将企业理解为一般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一般企业的起源研究，则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0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
最后，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而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以时间为脉络的，因此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做一界定。上文提到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而要知道，这些组织形式也可以看做是手工业和商人群体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映照。那么，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否要以家庭生产和商人的出现，甚至是以分工、交换等古老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呢?我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最初的交换活动发生在人类原始共同体(氏族)之间，最初的交换形式为礼品互换，礼品互换一开始是以男女之间互赠礼物的形式出现的，相伴随的是对偶婚配制度的日趋固定化，从而逐渐转变为个体婚配制度形式。氏族组织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方式由采集和渔猎向畜牧业乃至定居农业的发展(亦即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对偶婚配向个体婚配的演化，以及礼品互换向商品交换的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氏族组织向家庭组织的历史演进，进而以家庭组织为前提条件的家庭生产、个体商人逐渐出现。可见，这一历史进程大致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轨迹(只是在具体演进时间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讲，在尚未出现国家的概念，更没有形成政治制度、成熟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原始社会阶段，并不存在讨论中国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企业起源问题的预设条件，因此我们选以西周时期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那么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以什么时期为终点呢?我们以1840年这一历史事件为终。的爆发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而在晚清政府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移植西方企业制度(如股份制)的环境下，原有的中国本土的企业萌芽也得以根本性的转变，已显现现代企业特征的中国近代企业至此产生。那为什么我们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以为终，而舍弃对之后产生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呢?我们认为，西周至以前，中国企业的起源应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有着一定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则可以说是一种“激进式”的变迁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已有企业制度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与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形成和演变过程，并不具有理论分析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中国近代企业与中国古代企业萌芽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资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任。”
至此，我们便可以总结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了，即对西周至期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条件下，商人和手工业者如何艰难发展和兴起，他们所主导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二、已有的相关理论能否适用于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企业起源的问题似乎已得到了很好地解释。这一判断主要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所开创的企业理论。那么是否他们的理论确能适用于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解释呢?
亚当・斯密是最早涉及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手工工场(企业的早期形态)存在的原因。而马克思则继承并深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认为分工与协作是企业的本质，强调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并以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产生了企业。
不可否认，在我们今天看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解释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产生的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关于企业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并不能完全套用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研究。首先，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所说的中国企业萌芽的形成和演变的时代背景，分别是议会民主与皇权专制、工业革命与奇技巧、海外贸易与闭关锁国、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与道德宗教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使我们自然
就不能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加思考就作为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其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不是普适性的。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就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作为一种历史通则。
其次，斯密和马克思都是以当时的手52_32场作为其研究的案例。这一案例对象的选择大大限制了他们理论的适用范围。手工工场是一典型的生产性企业，这也使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自然忽视了对企业流通职能的关注，商业性企业的产生也就很难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解释。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手工工场认为是企业的初级形态，从而将手工工场看作了企业产生的起点。但是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手工工场之前还长时期存在着家庭作坊等更为简单、初级的企业形态。这类初级的企业形态的分工和协作水平自然也非常简单，所以当时的作坊主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摆脱“农本工商末”等意识形态和抑商政策的制约，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分工协作。马克思关于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在这里也就显得不那么有解释力了。
另外，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或称现代企业理论学派以交易费用为主线，认为“企业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个契约替代另一个契约”、强调企业的交易属性。但他们只是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清晰地描述出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其理论的核心――交易费用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指为概念不清、定义模糊、定量困难。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说，交易费用理论并未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仍是以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进行讨论的。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从总体全局(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分工的费用问题，却并未指明是何种人做了怎样的替代选择。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替代应是最初的没有组织的单个自然人的生产对组织成一个企业后的生产的替代。科斯直接的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忽略了企业家和工人的选择。其实，从最初单个的生产者到后来企业的组成，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互惠”过程，无论工人或企业家的收益都是有所增加的。也许从个人收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整个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存在性问题，会更有效一些。从这点上来看，交易费用理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如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倒是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到“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合作生产”。
科斯在利用交易对企业的存在性进行论述之时，只注意到了企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却没有注意到企业在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上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对于单个自然人生产的规模优势。而这也似乎是科斯在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企业看做是生产函数后，有些“矫枉过正”忽视企业的生产职能的结果。
由此可见，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这些研究要么是注重逻辑演绎的理论分析却缺少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要么是极具历史感却并不能作为通则，而难于在中国情境下得以适用。进一步地说，现有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考察这一本来就属于历时性的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过程的分析。
三、可行的研究思路
正是看到以往的经典理论依然不能很好地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起源问题进行解释。我们提出以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而若要以此方法来开展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则必须做以下的说明和界定。
1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就是说组织也可以被认为是制度。对于这一说法，学者们有争论。赞成的有康芒斯、舒尔茨、拉坦等人。康芒斯说：“制度……这种运行中的机构(组织)，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可见，在他看来具有业务规则的组织都可以称为制度。舒尔茨在谈到制度的类型时，也是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实验站等组织看作是制度。拉坦也是明确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
而持否定观点的则有诺斯、柯武刚和布罗姆利等人。诺斯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的概念之外。他指出，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组织是在基础规则即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制度类似于运动员的比赛规则，而组织则是运动员在该规则下为赢得比赛胜利，把其策略和技能加以组织或模型化的方式。柯武刚与史漫飞“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诫’和交通规则却是制度”。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对把组织看作是制度的学者，是将组织狭义地看作是只有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赞成派则是广义地认为组织包括组织中的人以及约束组织中人的行为规则，所以组织也可以算作是制度的一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以上两种判断谁对谁错，因为众多有差异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认识组织，认识企业，并将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产生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制度(契约)的形成过程。而这些契约主要包括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等等。之所以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看作是这些制度(契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是因为这种方法恰恰可以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并较好地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来考虑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这种融合是指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和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的形成过程，正是企业的分工协作以及专业化相较于自给自足生产而带来的收益过程。为了改变自然经济的局面，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从而需要克服统治者设置的各种抑商政策而带来的高交易费用。
2 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
在明确了使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后，我们则需要确定采纳何种制度分析方法。
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林毅夫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提到，西方经济学现有三个流派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第一个流派是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第二个流派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Kenneth Arrow、Frank Hahn、Joseph Stiglitz和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或从信息的不对称、克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第三个流派是以博弈论，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 Binmore、H_Peyton Young、Robert Sugden、Avner Grief等。
自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1981)最早将博弈论运用在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相互选择的博弈论为工具来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问题。为什么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如此受欢迎呢?聂辉华(2008)给出了三个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制度不完美时，我们不是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是去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改进现有制度。博弈论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强调了结果对于规则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将历史因素融入到制度分析之中。第三个优点是，博弈论允许多重均衡，有助于解释现实制度的多元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既可以容纳历史过程的分析，又可以适用于解释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形成，而这两点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关键。
因此，我们又选定了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作为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工具。而在博弈论中，一般又将制度视为博弈均衡，即如Schoaer所说，把制度当作是行为人的行为均衡(equilibrium 0f behavior)，在模型中则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策略选择以达到其收益的最大化，即所谓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旧
笔者非常认同制度均衡观，认为制度是内生于行为人在相互策略选择后自我实施(self enforced)的“共有信念”
(shared belief)，而这种“共有信念”又是与人的偏好、认知互动演化的。而回到我们讨论的主体――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形成过程是人们(包括平民和统治者)从原有的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到逐渐接受企业这种经济形式，接受雇佣关系中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企业主“富甲一方”后对统治者政权构成威胁的过程。这种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接受和旧的“共有信念”的抛弃，又是因为人们收益的变化对原有偏好和认知的影响，而偏好和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认同感。同时，我们还可以尝试把惯例、习俗、已有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对参与人的影响考虑进去，并试图体现企业相较于原有自然经济的分工协作及规模的优势。具体来说，由于一般认为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是企业的最基本权利，也是现代企业相较于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最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自由雇佣制度的形成，民营手工业能否在皇权的统治下自主经营和发展，中国古代商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下财产权是否得到稳定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从制度均衡的视角来考察，以说明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
四、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周至时期的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虽不断形成和演变，手工业者与商人群体也逐渐兴起、壮大。但是，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国的企业萌芽却未能自发演进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形式(即具备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等最基本权利的组织形式)，而是最终以屈辱的方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直接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突变”为近代企业。
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认真反思在唐宋时期曾盛极一时的中国，为何于17世纪后全方位(主要指经济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中国企业萌芽虽早已出现，但却未能如西方一样产生现代企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