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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作文之道时，苏辙认为“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并且谈到了修养历练、积极实践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教育的真谛：重视生命本身的精神成长，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本身即是一种教育。
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以生命为本的活动，离开人的生命，教育就无从谈起，极富人文意蕴的语文教育尤其如此。写作学习绝对不仅仅是学习文法技巧，决定文章厚重感的是诗意而浓郁的人文情怀。苏辙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慕先贤，体验生命价值
善于学习圣人，获得崇高的人生操守。孔子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表明儒家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言统一、砥砺人生的传统。尤其文人，更是以静修文德为人生追求。苏辙秉承孟子的“浩然正气说”，认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尘得失而不惧， 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乎天地。’”将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的内容具体化为对富贵、贫贱、夷敌、困难、死生、得失的正确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努力学习勇者，获得坚强的奋斗精神。黄宗羲在《谢翱年谱游录注序》中提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先贤们穷且益坚的抗争精神是形成美文的生命底色。苏辙曾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说苏轼“少报有为之志”，并对其人格进行赞美，说明其兄长坚韧乐观的精神感染了苏辙，无论人生如何跌宕起伏，为人志气不可缺少。
虚心学习智者，获得恢弘的人生智慧。苏辙最推崇的无疑是孔孟之书，也能在品读中有自己独到的人生感悟。在《缸砚赋》中，他借谈从黄泥而成为缸、到碎而为砚的现象，表达了他全真守正的人生思考，批评了世人汲汲于事物的变幻之中而不能自拔，指出“守性”乃是事物处于平静状态下最为本然的特质。养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使人向善而臻于理想人格的问题。苏辙在不自觉地努力涵养自己高贵的生命特质和文化人格。
二、遍览山川，迸发生命激情
体验首先是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然后才是内心的形成物。体验是生命在活动过程中的内在感受、主观体验和深刻情感，生命通过体验感知自我、认知他人、解读生活；生命更是通过体验获得意义、升华情感、净化灵魂。历史上的名人义士都十分重视游览名川大山，耳闻目见，生动深刻地体验人生百态，而后诉诸文字。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山川历目前， 而英灵助文字”（《碧溪诗话》）。自然伟大而永恒，钟灵毓秀、雄奇伟岸，总能给人以无限遐想，使人们敬畏而慨叹，从而变化气质，生发豪情。庄子主张“乘物以游心”，继而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白居易在《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说：“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正如苏轼称赞苏辙所言：“其文如其为人，故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生活的巴山蜀水，自古就是景色奇秀之地：“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旖旎的山水、变幻的风土人情给苏辙以无限的生命激情，长期徜徉其间，或居或游，耳濡目染，涤荡心灵，久而久之，便会化为一种秀杰之气，孕育华章。
另外，游历过程中的目见耳闻即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经历中体会“万物洞察皆文章”，作为对读书养气的补充。司马迁早年遍游名山大川， 积累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方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苏轼在《江行唱和集序》中也说：“山川之秀美， 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遗迹，与凡耳目之所以接者， 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辙更是大力倡导走进山水的“养气”之法，指出广泛游览可促进养气：“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时，“慨然想见古之豪杰”（《上枢密韩太尉书》）。反对一味死读书本，并且批评那种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颓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是“腐儒”（《上两制诸公书》）。
苏辙在文章中多次提及登临游览的经历。他登上黄州快哉亭时，触景生情，于是感叹道：“士生于世， 使其中不自得， 将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表示了不随世俗流传、不戚戚于个人遭逢不幸的决心。他在游览过宜宾夷中乱山、目睹乱山之中生民的生活后，从内心迸发出“遥想彼居人，状类麋鹿窜。何时遂平定，戍卒从此返”（《过宜宾见夷中乱山》）的感叹。
三、对话名士，获得生命感悟
米靖指出：“对话即意义在个体之间或通过个体而流动，这种流动导致某些新的意义产生，从而在团体中形成某种‘共享的意义’，作为保持社会或群体团结一致的粘合剂。”世界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提出“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稷下之谈、书院教学均与现代的对话教育思想有神和之处。与同时代的名士交往，成为古代文人尊崇的时尚。
苏辙出身于诗书之家，当然重视对孔孟之书的学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看到“百氏之书”“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气”（《上枢密韩太尉书》，下同），主张积极交游当时各类名人贤士，借以“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壮”。苏子由曾经激动地描述他拜谒欧阳修时的场景：“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可见其难以抑制遇到志同道合者的喜悦之情，并且格外珍惜对话交流的机会。他在《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中自谦地说，“臣自知才气学术皆不如兄”。在与其兄长交流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裨益、取长补短。他曾说：“今大天下之士，辙已略观之矣， 可谓见多识广。”他深深体会到， 一个人，于此有不足， 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 其势然矣。他同苏轼一样，兼济儒释道各家思想。因此， 他在荣升之时，决不会“春风得意马蹄疾”；失意落魄之时，也能始终保持乐观、不改素志。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广泛接触各类人物， 确实能对开阔眼界、养气起到促进作用。在行文时总是把持有度、敦厚持重，这与其广交名士、深入对话、感悟生命真谛不无关系。
总之，苏辙在重视文学写作时能够较早地认识到“功夫在诗外”的道理。他的养气说重视学养与阅历，这也正是言语活动不可或缺的两大元素。正所谓“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养气”本质上是个人禀赋、情感情结、经验阅历的潜移默化，虽然漫长缓慢，然有智慧之光烛照其中，亦有生命之火燃于其间。
参考资料：
1.叶澜《“新基础教育”语丝 》，《基础教育月刊》2004年第5期。
2.程红艳《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2期。
3.余冠英等《唐宋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学会感恩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经说过：“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唐朝诗人孟郊也曾感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乌鸦尚且知道反哺，羔羊尚且能够跪乳，为了教会学生感恩，在教学著名学者的《我的母亲》一文时，我重点介绍了母亲悲苦、艰难的人生历程，激发了学生的爱心，引导学生体会母亲那博大无私的爱，并联系自己的生活经历——“子欲养而亲不待”，进而培养学生热爱母亲、孝敬母亲的情感。学生只有做到了最基本的感恩于母爱，才能够学会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感谢大自然赐予的阳光雨露，感谢教师教会了你知识，感谢你的竞争对手让你克服了困难……才会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二、认识生命的可贵
保尔曾经说过：生命只有一次。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呢？
冰心曾在《谈生命》一文中告诉我们：“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辅相成的，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这深刻地启发了学生认识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张晓风启示我们要“敬畏生命”；法国思想家蒙田让我们“热爱生命”。
通过对这几篇与生命主题相关课文的学习，增进了学生对生命的认识，教会了学生要善待生命，因为世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呢？
三、培养勤奋求学的精神
当今是科技时代，是知识时代，要想做一个知识丰富、学识渊博的人，就必须勤奋好学，除此之外，无捷径可走。
《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宋濂讲述自己真实的求学经历和深刻的亲身体会，勉励马君则要勤奋、专心的学习。我启发学生结合课文，谈一谈现代中学生应有怎样的读书态度。通过畅谈讨论，学生树立了新的求学观，他们深深地懂得了成功来自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
我又给学生补充讲解了四年制教材中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使学生认识到不要死读书，要扩大外在阅历，向课外延伸，因为读书贵在行万里路。
学习了培根的《谈读书》后，学生进一步树立了学以致用，学习要与经验互补，通过学习知识提高修养等思想。
而出自司马迁《资治通鉴》中的文章《孙权劝学》，主人公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努力求学，最后令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故事更是给学生以启迪。
四、磨炼克服困难的意志
任何人在学习、实践、工作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学生往往在失败后垂头丧气，一蹶不振，甚至自暴自弃。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要锻炼学生的意志，使他们能勇敢地面对并战胜困难。
这正验证了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在学习《再塑生命》一文时，我让学生蒙上眼睛后从座位走到门口，去感受海伦·凯勒生活的黑暗；接着又进一步启发学生，刚才我们只是尝试着做了一次盲人就感到如此的不容易，那么作为盲聋哑人的海伦·凯勒又是如何艰辛的谱写出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生命赞歌的呢？
再由课内延伸到课外，向学生推荐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他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不正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绝不向任何磨难低头的精神吗？
继续拓展延伸到《名人传》中的贝多芬，他紧扼命运的咽喉，奏出了与命运抗争的最强音——《命运交响曲》。
以上事例和名言都使学生增强了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进而磨炼了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
五、增强忧患意识
现在的学生，生活条件好了，往往无忧无虑，很容易形成“坐享其成”的懒惰思想。所以语文教师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几千年前的孟子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何况是我们呢？
关键词：陆游 诗论 评说 工夫在诗外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不但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的诗论家，他对诗歌的论述颇多，把陆游的诗论加以整理评价，挖掘其现实意义，无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悲愤出诗人
陆游生当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金人节节进逼，南宋政权掌握在主和派秦桧手中，打击主战派，屈辱投降。岳飞惨遭冤死，宗泽、韩世忠等名将忠臣得不到重用。陆游一生始终坚持抗金主张，在仕途上也不断受到当权的和议派排斥和打击，他非常悲愤，心底里痛苦的呐喊，于是发为慷慨激昂的诗歌，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在《澹斋居士诗序》中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陆游认为诗人伤时感事，悲愤难忍，“激于不能自己”，才借歌倾诉出来。他曾说：“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这些苍凉激越之音，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言者，其皆有不得已有乎！”陆游的诗论自然和前人有师承的关系，然而更主要的是当时许多爱国志士惨遭杀戮或遭排挤，“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他自己恢复中原的愿望不得实现，国势危殆，诗人悲愤异常，所以发为这种诗论。
主和派苟且偷生，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而中国北部论陷区的遗民，则饱受金人的荼毒。“赵魏胡尘千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渴望南宋王朝收复失地，解除他们的痛苦。“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他代表遗民的愿望写出来的。然而，结果是“关河自古无穷事，谁料而今袖手看？”陆游的悲愤既有爱国主义的激情，也有忠君的因素，但他反侵略和压迫的呼声，对人民的高度同情值得肯定。
二、善养气者出好诗
陆游一贯主张文以气为主，没有“气识卑陋，而文词超然”的。他在《方德亨诗集序》中写道：“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诗人认为那些患得患失，思想庸俗的人，没有高的思想境界，没有卓然独立的气概，就写不出好诗来。他十分赞美方德亨“晚愈不遭而气逾全，观其诗可知其所养也。”他在《次韵杨伯子主簿见赠》一诗中说：“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宴坐》一诗中，他说：“周流惟一气，天地与人同。”都说明正气的养成对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他在《上辛给事书》中写道：“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陆游主张培养不屈不挠之正气，敢于反抗庸俗，蔑视富贵功名，遭受逆境而不变节，具有独立高尚的人格，有此等胸襟的人才能写出好诗。
孔子说过“志气塞乎天地”的话。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可见养气之说，始于孔孟。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苏辙的观点对陆游有很大影响。陆游看到南宋一些士大夫慑于权奸威势，对外苟且偷安，畏敌如虎。不振作其气，便不足以救亡图存，而死气沉沉，正气不足，也不能写出好诗。所以，他大声疾呼，并付诸实践，他的感情是壮怀激烈的。他在《放翁自赞》中咏道：“野鹤驾九天之风，涧松傲万木之春。”诗人以野鹤、涧松自比，自有一股傲气。骨气要从艰苦的生活中锻炼出来，他的《感兴》曰：“艰苦外奋尝，愤郁中不平……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在《周益公文集序》中，陆游也认为要成就一个人才，必“使之磨砻龃龉，濒于寒饿，以发其藏。”在生活道路上，不经过许多曲折与磨难，便不能养成坚强的战斗意志。他要培养的人物，是敢于反抗权奸，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正气人物。他自己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三、文变染世情
陆游说：“诗首国风，无非变者。虽周公之豳亦变也。”他认为不但声乐在变，器乐在变，内容在变，体裁、形式也在变。还指出：“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文学创作要密切结合时代。南齐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他列举历代文变之后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是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依存的客观法则。不懂这一法则的作家，其作品就会背离时代。
我国历史上屈原、司马迁、杜甫等人都是深谙“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的文变家。正直的作家，能根据时代的盛衰而上动下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站在世态的前面。好则歌颂之，如：文武之盛德；否则暴露之，如：对幽厉之昏愦、平王之微弱。作者的笔有匡扶神稷的责任。
陆游对文变的深刻认识，不但使他终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且对形成他明快、豪爽、雄健而自由的独特诗风，亦不无关系。陆游的时代，是金人南侵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压迫、奴役另一民族的时代。这时候被压迫的民族，理应紧急动员起来，上下一心，抵御外侮。陆游就是这一时代的旗帜，他中年入蜀，曾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他身着戎装，往来阵地，斗志昂扬；考察南郑地形，积极谋划出击敌人，有时亲自参加前线的战争，火热的战斗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坚持不渝地主张抗击入侵之敌，恢复中原。他关心祖国的统一，心系人民的安危。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多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的豪言壮语。他在74岁高龄时作的题为《暮春》的诗中说：“自笑灭胡心尚在，凭高慷慨欲忘身。”他的“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泪”的词句和岳飞的“空悲切”的愤激之辞，同样是高昂的时代音符。
四、文贵自得
陆游在《颐庵居士集序》中说：“文章之妙，在有自得处。而诗其尤者也。”所谓自得就是有独特感受且发自肺腑，抒写真情实感。当一个诗人，在喜怒忧悯、安顺颐乐的感召下，就有可能发生创作冲动，写出穷情详切，旨远言近、耐人品味，富于感染力的诗歌。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一个诗人要写出读者太息流涕，感同身受的作品，除作家应具有的文字修养外，最主要的就是陆游说的“在有自得处”了。若没有真正的自得，只是为诗而诗，最多只能哗众取宠于一时，结果“初悦，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满”了。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当“国破家亡”之时，“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这使忧国忧民的陆游寝食难安，以至于在临终之际，还发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恨。陆游的有自得体现在诗歌中，就是把自己炽热的爱国情感，铸成长枪大戟刺向敌人。
陆游用什么方法达到“有自得”？他曾有诗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他主张的“有自得”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认真读书不遗余力；二是实践，也就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有自得”是创作的源头之一，也是灵感之源，否则就不可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陆游说：“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必有是实，才有是文……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现于外，气全力馀，中正闲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这里的“胸中之妙”，说穿了就是“自得处”。正因为发其自得，才能有金石之声。陆游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等诗句，就是他“有自得”的表现，就是他广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结果。
真正“有自得”，才能创新意立新说。陆游曾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因此他“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愧色”。自从“四十从戎住南郑”，经历了丰富多采的军旅生活以后，他才达到“诗家三昧忽在前，屈贾在眼元历历”的境界。大有“从心所欲不逾距”之势，可见“有自得”是多么的重要。
五、工夫在诗外
陆游在给儿子的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是什么？一是自己的生活实践，就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实际感受。从这些触发得来的思想感情，才是真实的，写出来的诗，才是真诗。二是个人修养，即养气。也就是说要做好诗人，首先，必须做一个正真的人，做一个有正气的人，然后才能做好一首一首的诗。他十分重视生活实践对诗歌创作的感发作用：“文字尘埃我自知，向来诸老误相期。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陆游把创作的视野从书本引向广阔的生活实践，主张诗人直接感受生活，抒写生活，开拓题材，掌握真正的创作方法。他对学诗也很有心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诗人告诉我们写诗一定要“躬行”，有了纸上所得，还须经过一番实践活动方能心领神会，功力俱全。他在《上辛给事书》中说：“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明确告诉我们，宽宏的度量与精湛的才干，是靠生活与实践磨炼出来的。陆游把人生阅历、生活感受当作学诗的重要途径之一，把实践活动看作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归入“诗法”范畴，为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找到了理论依据、创作源泉，这是陆游诗论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诗论的重大贡献。
陆游“诗外工夫”之语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创作积累。他之所以强调诗人的实践活动，是为了杜绝诗坛上片面讲究形式技巧，专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拾人牙慧的恶习，为人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诗人告诉我们，只有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才能写出富有生活气息和艺术个性的诗篇。陆游一生奔波劳顿，常在山水间旅行，既增长见识，又陶冶情性。他在《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感叹道：“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没有亲身的生命体验，诗人发不出这么深沉的感叹。
“工夫在诗外”的诗论主张，使诗歌创作从单纯的技法中解放出来，面向生活，直接从生活的土壤中获得创作素材，这显然比江西诗派以流为源的创作法则要高明得多。他的诗外工夫揭示了诗歌创作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诗论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陆游的诗论，可谓博大精深，发人深思，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其价值之大和现实意义之深，可立千秋而永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2].陆游：《渭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
[3].刘勰：《文心雕龙》，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