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争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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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中国市场经济

一、引言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通过研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三者的关系，对国际贸易现象的产生提出了深层次的原因，阐明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动力、利益的来源等。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为了追寻超额利润而推动国际贸易，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而提供理论指导。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内容和对象上各有不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进程提供良好的借鉴，从而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二、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应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借鉴与批判。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较为笼统地围绕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这三者展开。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科学地揭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由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组成，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背后，来统一地揭示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源于它对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实践的探究，不是简简单单地解释表面现象。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得出一个总体的规律。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出现，是由于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而产生的。对马克思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国际分工，通过国际分工，可以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获得利润。这也是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心思想。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国的国际分工，再加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这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要真正地了解国际贸易，就要更好地了解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的出现，促进了各国的生产效率，使得各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国际分工超越了社会分工的界限，如果没有了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一直到今天，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过国际分工，使一种商品可以在各国利用各国的优势，比如技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从而使成本较低，获取更大的利益。虽然国际分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落后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是被迫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利润，通过战争等方式攫取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而这一现象，也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却忽视了社会和历史原因，只停留在经济手段上。除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还与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有关。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差异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原理，可以体现在国内市场，也可以体现在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其价值，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体现。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使得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开展国际贸易来获得差额。资产阶级通过国际分工产生的成本较小的商品，因为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将商品放在国际市场上售卖，所取得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国内取得的利润。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或者是由于商品的独特性，使其拥有国获得商品的垄断权，竞争规律受到限制，垄断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量，这使得拥有国大大受益。因此，国际价值也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就是世界市场。

西方的资本主义，以殖民扩张的形式，将东西方国家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西方的经济可以不仅在国内发展，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程度地获益。因此，可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关键，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只扩大市场，这对资本家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不可或缺的。世界市场的联结，可以将国内分工扩大到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中，需要提到的理论家是卢森堡，她首创了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她在世界体系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这一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国际政治领域，而是把市场延伸到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间的交换。资本主义间的交换，只属于内部市场的交换。而资本主义和被其剥削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换，就属于外部市场的交换，这属于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资本输出，这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作了更深入地展开和论证。因此，从卢森堡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资本主义是不能独自存在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同非资本主义交换，就不能生存。也可以说，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国际贸易在社会生产下的作用，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弊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各国的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国际交换和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一国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扩大，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愿和不流血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扩大世界市场，必然要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的无限扩大和需求的有限减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矛盾，这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这在历史上也已经证明了。

三、西方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各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补充，直到现在，已经大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可以提及的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在国际贸易中，虽然提及的是自由贸易，但是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都是由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联结在一起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有一定的保护主义，但主要着重的是自由贸易。而比较着重保护主义的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和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等等。西方经济学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呈现出国际贸易理论的萌芽，但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接着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对此进行完善，要素禀赋理论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无法满足新的国际贸易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相对的每个理论都有其弊病，而需要应对新问题，需要多者统一起来讨论。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的距离已经无法阻挡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渐渐地融入国际贸易的潮流，而面对这一情况，西方经济学也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从而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中心来思考和研究的。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浪潮中获取更大的利润，通过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来更方便地为资产阶级提高效率，这是西方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从早期的重商主义贸易学说开始，其主张认为一国积攒财富的手段，就是要增加贵金属货币财富，而为了获取货币，需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商品输出，实现本国贸易顺差。早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有了贸易顺差的意识，扩大一国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这为以后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早期的重商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局限，资本主义只是把眼光局限于货币上，而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基于这一思想，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就把国际贸易注重在国际分工上，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各自的优势，而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双赢。之后，相互需求论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贸易分析模式，它提出了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两国的需求强度上，需求强度如果发生变化，则贸易条件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综合以上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科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这一理论，也为日后的新贸易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战之后，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何来解释这些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试图用多方面多理论来研究，比如规模报酬递增理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的递减而取得成本优势，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贸易分工可以使一国扩大产业规模而获利，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与规模递增从而成本递减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来解释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技术的创新，可以使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中率先获利，但是随着模仿时滞的克服，新技术传播到各国，一些落后国家也拥有了该项技术。这一理论也符合当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这些理论都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但是都具有片面性，无法解释全部的新特点。因此，新国际贸易理论只能解释表面现象，却不能挖掘国际贸易新形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中，总有率先崛起的大国，也有落后的国家。

如何让这些稍显落后的国家，如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润，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还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其主要的论点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凯恩斯的对外乘数理论，这些贸易理论为一个稍显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各个主张仍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中，在具体操作上对保护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做深层次的分析。如果保护手段选错，也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进程，中心－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发达国家控制的体系，但其发展并不理想，中心－论抛弃了市场机制，想要争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组成的理论庞大，但是各个理论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各有其侧重点，不能一概而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体和分工上进行综合的研究，新国际贸易理论又是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不同解释，每一个理论虽然不同，但都有相关的关系。一个现象，可能是由多个理论来解释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对背后的经济现象作深层次的研究，只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利润，这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深思，它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指导，每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或多或少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它对我们的影响重大。

四、比较与评价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诞生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深刻地研究了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其国际贸易理论。两者的相通之处都看到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国际分工发展较快时，国际贸易发展也较快，国际分工还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的分工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并没有把社会差异和历史范畴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只是假设于参与国之间贸易位置的平等，通过这一方面来推导理论公式。可以说，在国际分工上，两者都注意到了，可是侧重点却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在国际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商品就更青睐于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思想，又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类似。要素禀赋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为不同国家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两者互相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揭示的是国际贸易商品交易的一般规律，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要素禀赋则是通过了解各国商品相对差异，来更好地为国际贸易服务，出口该国相对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可以这么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都有其可以借鉴的地方。两者相互关联，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提出为西方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完善，而马克思通过研究这些西方的具体实践和相对应的技术，更概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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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其人．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第2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论文摘要：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学科的完善和发展关系重大。传统法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更是不敷其用，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来源。经济法学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对个体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理论也进一步确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一、经济法对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对于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传统法学方法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而经济法学是在传统法学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双重缺陷无能为力的背景下，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建立的新型学科，如果囿于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新视角审视经济法学的特有理论内涵，也难以探索实现经济法学价值目标的路径。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标志。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法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引入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就是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多维度地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等理论进行诠释。本文试图论证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体主义在哲学范围内的发展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争论是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整体主义认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个体主义认为整体主义强调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的存在正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幸福和利益。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互指责对方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著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使得人们难以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情境来解释，因此，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因此，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而且会因为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整体主义方法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认为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属性，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依此方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三、整体主义作为经济法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界定了研究活动的思维体系、考察研究的切人点、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问题。

(1)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视角之考察

传统民法认为，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要充分保证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会活动参与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学理论的架构往往诉诸于人的生物属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格在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为原则，通过法律关系模式来安排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然而民法忽视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在社会利益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某一个体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场对此冲突无可奈何。历史证明：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个体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动下，沿着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走向了垄断。经济个体合理的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整体秩序，市场失灵了，而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没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于发生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借助新的法律制度来完善其经济管理职能，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法学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经济法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从整体出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

(2)经济法学的理念体系视角之考察

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确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和谐。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具有趋利的本性，如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有遭受损害之虞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个部门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认为个体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进而着重考虑个体利益的保护，因此不过分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而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不足而产生的。经济法学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个体行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肩负着从“社会本位”出发，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整体经济生活的介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稳协调地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增长，以消除个体权利无限制行使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有时需要对个体的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过限制个体的部分自由去为其换取更大的自由，牺牲个体部分利益去为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3)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之视角考察

经济法就是将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条件，及克服市场缺陷的方法等理论的制度化。经济法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与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理论主导地位。他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视为在交换过程中彼此会发生冲突的无数个体愿望和追求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民法学认为，经济活动应当排斥国家的干预，只要人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走向幸福和繁荣。

第3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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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关键词：价值分析公式；社会资本；国民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035.3文献标识码：A

一、商品加工全过程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

关于商品的价值组成，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种价值分析方法，这就是下面的公式1。

公式1：W=c+v+m，其中w为商品的价值，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m。在经典著作中，公式1不仅从微观上分析每种商品的价值组成，而且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为此，先对商品进行分类，并给出几个概念的定义。商品（或社会产品），可分为社会最终产品与社会中间产品。

定义1：社会最终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再加工与转售、最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社会最终产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资料，它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求。另一类是劳动资料，如厂房、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从周转方式分析，劳动资料是用固定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本文中购买劳动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用c1表示。

定义2：社会中间产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还需加工（或参与加工）与转售的产品。

社会中间产品除了以原材料表现的劳动对象外，还包括、燃料、辅助材料等，其中最主要部分为劳动对象。社会中间产品是生产资料，从周转方式分析，社会中间产品是用流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社会中间产品不同于劳动资料，它的价值一次性的转移到下一阶段加工的产品中去。在本文中，购买中间产品的资本用c2表示，c=c1+c2。社会中间产品可以按加工顺序进行分类，假定社会最终产品的加工环节的顺序为n，则与它相关的中间产品加工顺序分别为1、2、…n-1，随着加工次数的增多，从初级产品变为深加工产品。如表1中，棉花是初级产品，对它加工就形成棉纱这种中间产品，对棉纱再加工，就产生了棉布这种产品，对棉布进行最后加工，形成服装这这种社会最终产品。

（说明：表中每阶段的中间产品不只1种，表中只列举劳动对象为代表）

公式2：W=c1+c2+v+m

证明：W=c+v+m（公式1）

=c1+c2+v+m（c=c1+c2）

第5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分配正义的旨趣是在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配置机制，以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实现程序上来看，分配正义主要包括“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在经济活动之前，每个人对资源的使用机会是平等的；在经济活动之后，每个人分享的收益和承担的责任是公平的。然而，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的“责、权、利”配置原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

[关键词]

金融化；分配正义；经济哲学追问

分配是经济活动健康运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表达了关于分配与正义之间的真实洞见：经济分配的不公平会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权的价值[1]（P88-96）。现代经济已被金融所统摄，金融颠覆了分配领域中既存的“责、权、利”分配原则，主要表现在：金融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马太效应”，难以保证经济活动之初的平等；在经济活动之后，来自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存在收益与责任分担的不公平。金融运行的基础是以财富实力为核心的信用，“嫌贫爱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这意味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之初，使用资金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成本的社会共担，导致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更须提及的是，金融通过杠杆运作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象，通约着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和价值准则，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这是由于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问题，使得分配正义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金融权力通兑政治权力，“最后贷款人”的政府角色遵从金融逻辑，使分配正义失去了被追问的制度基础。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经济现实，对分配正义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与追问，是捍卫人的生命尊严，提高人的存在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金融化视阈中分配正义面临的困境

资本经历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希法亭曾经在《金融资本》一书中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实现了对经济的主导与控制。金融资本的出现，在希法亭看来，使“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2]（P1）。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垄断特征时，也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他认为是金融资本加大了世界经济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黄金非货币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充足的货币量和金融监管的放松，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创新，金融不断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中为产业部门提供融通资金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中进行“价值创造”。也即通过“实现价值流通”和“经营活动资本化”两个渠道，掌控了整个经济的资金命脉，将社会运行统摄到金融逻辑当中，打造了“金融主导经济”的图式，形成了经济“金融化”的景象。对于“金融化”的定义，简而言之，是金融活动在经济领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戈拉德•A•爱泼斯坦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3]（P14-21）。他还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实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金融化的表现形式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是指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迈克尔•赫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体，通过将在垄断行业获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进一步金融化[5]（P6-12）)。大卫•科茨认为将“金融化”取代“金融统治”，能够准确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虽然各学者对金融化的定义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都集中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从广度上来看，金融活动已广泛渗入到经济体系当中；二是从深度上来看，金融已经取得了对现代经济的支配权。金融化颠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困境。金融在资金分配上“嫌贫爱富”，因而在经济活动初始，人们对资金资源的使用机会是不平等的。这源于金融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以财富实力为尺度的信用之上，这种信用与人的品行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即是说，财富实力越强，则信用越强，越能从金融部门融到更多的资金，而真正缺乏资金的人则由于信用较差，很难得到金融资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国银行业时曾鲜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别是在伦敦———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如果对人们拥有的财富或实际资产毫无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们是不是可靠，……我想证明：尽管比较穷困的人一般都比别人勤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将其资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那我国的产业将会因而大大发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导资金配置，必然导致“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分化。在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市场中，高回报率决定了金融资源通常会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财富实力弱的人手中转向实力强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逻辑中，决定其资源流向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当下的财富实力；二是未来的升值预期。前者是传统的通行标准，后者主要表现为现代金融的风险投资。从经济的运行后果来看，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成本共担，导致收益和责任分摊上的不对等。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在经济的金融化语境中，虚拟经济对整个经济体系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正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为分配问题带来新的挑战。这是因为，金融市场解构了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商业交往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金融合约所消解。产品交易无需考虑生产过程，因而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金融产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因而无法在外观上被感知，也难以在经验中被检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纯粹的智能设计，财富获取的高度或然性与赌博类似。金融产品的载体———金融合约在内容上极具复杂性和高深性，投资者和开发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人们的投资动力只是出于“赚钱”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场是人们宣泄财富狂热的场所，被财富欲望所驱动的人性，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得以高度张扬，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是自己资产的增殖，而对于金融市场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后果并不知晓。货币在实体经济中的脱域，刺激了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这对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是一种不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资产主义财富生产的奥秘是活劳动，不是资本。而作为资本最高级形式的金融资本，其本质内涵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调剂资金余缺”和“经营活动资本化”，“流通”是其内核，尤其是虚拟经济中的巨量资产从实质上看只是一种数字符号。也就是说，资本在虚拟市场中的增殖只是一种数字的增殖，在实体中并没有生产出与之相对应的物质产品。然而，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种转换机制，即虚拟资产可以兑换实体经济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意味着，金融资产不生产物质财富，却具有分割物质财富的权力。虚拟资产的总量越大，对社会总产品的分割就越大，这对从事产业部门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分配权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8]（P10）

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的运行机理是把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目标，运用数理逻辑的论证和复杂的公式计算，将预期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未来”与“当下”之间的价值转换。这种价值是对未来预期的价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观性基础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因为投资者、交易员，甚至经济学家、政府和媒体，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飞速上涨的数字假象所蒙蔽，从而助长投机和市场不公平。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具有两面性：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会导致虚拟资产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对危机的极度恐惧也可以导致资产规模的迅速缩水。实体经济永远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资本回报率的增长速度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食利者阶层增多，会使商业社会背负沉重的负担。此外，源于虚拟部门的通货膨胀吞噬了实体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金融危机在惩罚那些贪婪的金融投机者的同时，也冲击了众多无辜的诚实劳动者，危机的成本最终会转向社会，由全社会承担。近些年来，经济危机大多源自金融领域，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虚拟经济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真正做到“自我循环”，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发展到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甚或金融危机。最后只能诉诸于政府救助，将成本社会化，让大多数人承担少数人因贪婪所犯下的错误。这会导致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让少数人享受权益而社会全体承担成本。

二、被财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义问题

在金融化语境中，财富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这使得财富分配领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工人与资本家是一对明确的对立主体。而金融化颠覆了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个异质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实施主体，并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分配规则。金融通过工具创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技术手段的假象掩盖了金融市场之中的人对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的财富攫取。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产价格上涨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物价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使从事生产制造的劳动者，陷入辛勤劳动实际收入却在下降、倍感剥削但又不知被谁剥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场中没有生产关系是分配正义被掩盖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雇佣关系，以通讯工具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与人打交道，投资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人。他们都被计算机转化为量的存在，遵循着数量的机械逻辑，因而没有交往关系。在金融市场中，个人被取消了物质的实体而成为抽象的存在，变成由符号、数字、图像所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质料。持有暴富欲望动机的投资者像一个个做着布朗运动的原子，通过数字的跳动和图线的波动表达自己的乐观、恐惧、自信、疯狂等主观情绪。在这样一个连续的、无摩擦的、完全流动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无度和无节制不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内在根基。这里所践行的是霍布斯的“丛林法则”，诸如正义、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被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场提供了财富获取量上的无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额资本回报率的意图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单一性和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导致的正义问题。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会导致投资者“动物精神”的张扬，从而失去了对金融市场飞速上涨的价格是否脱离现实，以及资产价格的飙升吞噬了劳动者的实际财富等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内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当市场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突破临界值，就会引发一轮市场恐慌和价格下跌。当危机产生时，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当的，而丝毫不会认为由个人的狂热、失误所引起的损失，是应该由自己承担的。在政府救市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价值悖论”———救市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数量众多但资金实力比较小的散户。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会考虑与个人的微量资本相比，政府救助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也损害了那些金融市场之外的人的利益。

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三个分配原则”[9]（P23-25）中曾经提到过，分配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换的原则。自由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经济行为、经济程序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反思与追问，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财富幻象所造就的社会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从而将实现正义与否的评判标准交给了“物”———资本，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现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纷纷放松或放开资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局面。然而，这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资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无限循环，利率差异和国际贸易在浮动汇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国的货币价值经常处于波动当中，诱发资本套利，加剧币值的不稳定，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它们金融市场不发达，监管不到位，极易成为金融投机大鳄袭击的目标，发生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案例。此外，资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劳动力的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反映到实体经济上来，就是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分离导致资本缺乏或过度盈余，从而引发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金融为纽带的联系，不是交往互动，而是财富转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则借助于政治权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现象。“toobigtofail”生动地体现了金融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博弈。为了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诉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种被公认的正当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实质上是将坏账从私人手中转向公众，也即成本的社会化，从而让这些拥有高额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对财富毁灭的担忧遮蔽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社会权威，使政府实施矫正正义的行为受到钳制。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政府干预理论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得政府救助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在一种“如果政府不干预，将会出现经济萧条”的看似合理与正义的威胁中，正当地实施了一种非正义行为。政府权力遵从金融逻辑，最终将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而金融机构的从业者在政府实施救助以后，依然拿着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机与他们无关。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愤怒反抗。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进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问与反思，形成一种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础上的价值导向，从而使经济行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财富幻象打造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被抽象观点所代替，经济规则也被如金融合约这样的抽象因素所决定，追逐个人私利成为人们行为的无意识。抽象观念对具体事物的代替，使人们对现实中经济状况的理解能力失效，从而对垄断金融资本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个体价值本位与整体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领域中的正义问题。

三、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义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金融化的社会语境之所以使分配正义面临新的挑战，在于金融配置资金的方式和运行机制都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高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广大的普通民众排除在金融的服务范围之外。金融化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症候，金融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发挥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将社会中的个人纳入到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中，因此，必须认真审视金融所产生的分配正义问题。金融所导致的不正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活动之前，对金融资源的使用机会和支配权利不平等；二是在经济活动之后，对权益和相关责任的分摊不公平，其表现形式是来源于金融领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共担。更为重要的是，由信用扩张所制造的财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对分配正义的探讨失去了被反思的社会基础和被追问的制度基础。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何以可能？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超越金融学自身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从经济哲学的中观层面为金融活动寻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首先，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希勒曾经说过：“创设金融机构时如果真正以人类的品性为核心，那么他们就能更灵活地调整金融创新以适应人类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地运转。”[10]（P13）

从本质上来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金融的杠杆化赋予经济主体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将经济“搞活”：工具创新将不能流动的大额资产实现上市流通；技术创新将未来价值翻转为当下价值进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财富实力为基础的信用标准，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嫌贫爱富”，产生“马太效应”，尤其是在资金流通不畅的情况下，资本的稀缺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建立更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服从于构建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需要金融的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构建平等社会方面发挥作用的衡量标准，主要是看金融服务是否涵盖了较低收入阶层和小微型企业。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价方式，长期以来，金融定价是以财富实力作为判断依据，探索一条以品性为基础的信用定价方式，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创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银行的总分行制在管理上实行统一标准，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马歇尔曾经说过：“一个银行家若一直与住在其银行附近的人来往，则常常可以只根据个人信用很有把握地发放贷款，而这是那些与其顾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银行的分行经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见，如果大银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银行，则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在困难时便无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债者告贷。”[7]（P85）

发展地方性银行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正义不仅仅属于道德层面上的社会伦理，正如罗尔斯所说：“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任务，需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不能被当成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11]（P32）。政府权力被金融权力所通兑、所重构，是金融化视阈中的分配正义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扩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社会成本共担，带来了收益与责任分摊上的不公平，这需要用政府权力来监督与制约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对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可以从开征资本税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两个角度进行：第一，征收资本税。资本税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对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大于买入价格的差价部分进行征税。在内部一般表现为资产交易税，在外部表现为外汇交易税。资本税有利于减少过度投机，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托宾对于当时巨量的国际流动资金，曾经建议“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易。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分析了当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认为开征全球资本税是一种理想政策。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12]（P532）第二，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

历史已经证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加大了金融风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监管、市场主体不成熟，通常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资金在利润回报率的导向下自由流动，世界范围内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本就资金缺乏的国家或地区面临资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在促进市场一体化的表象下，具有将市场分裂化的倾向。再次，揭开财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对称和财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正义问题。信用经济创设了一个混沌的投资环境，运转机制的复杂性使市场主体对其运行后果陷入集体无意识，从而使分配正义失去了存在的规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义，需要拨开笼罩在财富概念上的迷雾，深入到经济运行的本质探究财富的真正来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财富更多的体现在产品可交换的经济属性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劳动则是供给人们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是货币或金银的观点，“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但之所以会产生货币拜物教，在于货币具有通约一切商品的权力。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在促进流通和价值通约上有了更高层次的表现。但金融与货币一样，功能在于促进财富实现，将流通手段等同于财富本身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从历史上看，荷兰早在17世纪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但由于没有将金融资本纳入到生产过程，终被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所超过。约翰•劳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国经济山穷水尽，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充分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财富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金融的实质是“搞活”经济，金融是与资金流通相关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决因资金短缺或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萧条，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金融的信用扩张，则是缺乏物质根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功能，但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经济，如何解决生产过剩仍然是当下经济社会的重心所在。

四、结束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现代经济的运行与社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和杠杆性会促进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富裕。罗伯特•希勒曾经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谈到：“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信息足够充分；二是每个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力；三是市场监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时制止不合理行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服务无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使金融定价缺少最优的操作标准。金融作为人类智能设计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所以金融可以带来好的社会。但金融的运行遵从市场逻辑，它更为关注“效率”目标。当资金因为流通渠道不畅而显得稀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金融在分配资金上的“嫌贫爱富”。发挥金融对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的积极作用，需要将其服务功能涵盖大多数人，实现金融的民主化，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金融所带来的益处。这需要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实现金融领域内的民主，让每个人都有利用金融资源的权力。最后，金融的良性发展需要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放大了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其非理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速度近乎光速，在发现问题时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无法查清其来源和去处。因此，加强金融监管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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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第6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第7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关键词】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8-0179-02

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inous Thrombosis,DVT）是指下肢筋膜内静脉血栓形成，血栓远端静脉压升高，从而引起肢体肿胀，疼痛，浅静脉扩张或曲张等临床表现。我科为收治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的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AP病人由于病情危重，常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卧床时间长，持续CRRT治疗，高血压，腹腔内高压，镇静剂脱水剂应用等诱因引起DVT的发病率更高。ICU患者通常存在多个发生DVT的危险因素，有报道[2]：ICU患者DVT的发病率达31%，远高于普通人群，由于DVT临床表现隐匿；大约80%患者无临床症状[3]，导致在临床工作中对SAP并发的DVT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我科ICU监护室自2008年6月至2010年2月SAP病人共113例，男67例，女46例，年龄26-81岁。平均住院天数32±28（15-64）天，其中发生左下肢血栓5例，右下肢血栓2例，双下肢血栓9例，共16例。临床表现为：下肢肿胀，疼痛，皮温升高，皮肤色泽改变，且均经彩色多普勒检查证实

1.2 方法：将16例发生DVT患者从卧床时间，发复静脉穿刺，高血压，CRRT置管位置等诱因作为参数进行比较

1.3 结果：在治愈的同时配合个性化护理，治愈13例，显效2例，1例转出普通病房突发PE抢救无效，临床有效率93.75%。

通过采用对16例DVT患者的临床观察及科学有效的护理，认为具备DVT高危人群的患者首先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而对一旦发生患者，则采取个性化护理，现总结如下：

2 护理

2.1 DVT的预防护理

2.1.1 健康宣教：对DVT发生的高危人群（高龄，高血压，下肢静脉曲张，长期卧床，MODS）加强深静脉血栓知识的宣教，提高患者及家属对本病的预防认识，调动积极性，从而积极有效的预防。我科每周三下午都会安排一名高年资的护士以幻灯片的形式给家属上课，ICU的常见病及并发症的预防，各种引流管的护理等。在每天下午探视时，让家属参与治疗，行功能锻炼。

2.1.2 保暖：术后低体温不仅使患者感觉寒冷，而且，低温使机体免疫功能降低，增加切口感染率[5]。同时，低体温是一种不良刺激，机体会做出一系列的应激反应：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液回流缓慢,凝血机制紊乱[6]，提高病房的温度达25°，输入加温液体，腹腔双套管的冲洗液加温，使用加温毯保暖。

2.1.3 下肢功能锻炼：早期下床活动是预防DVT发生的最有效措施。对能自主活动的患者如踝关节趾屈、内翻、背伸、外翻组合而成的踝关节“环转”运动，鼓励并协助抬臀运动每日三次，每次20分钟。我科叶向红等设计的多功能跨床运动架正在使用阶段，临床使用效果显著。对不能自主活动者行被动锻炼，使替地做趾屈和背伸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进行比目鱼肌，腓肠肌的挤压运动[4]，重视病人主诉，若病人主诉有下肢沉重，胀痛感，应警戒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可能，保持大便通畅[15]，避免因排便困难引起腹压增高，影响静脉回流。

2.1.4 尽量避免下肢输液:静脉血栓形成多发生于左下肢。原因：1）腔静脉与左髂静脉成钝角，与右髂静脉成锐角;2）右髂总动脉走行于左髂静脉上，有压迫作用;3）部分正常人左髂静脉与股静脉交界有先天性狭窄[7]，因此左下肢血流缓慢易发生血栓。当输入20%甘露醇，肠外营养，10%氯化钾，扩血管药物时，因药物的渗透压高，PH值高均对血管内膜损伤较严重。依据我院的静脉治疗指南，建议留置颈内或锁骨下静脉穿刺（CVC）或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术（PICC），以保护血管。提高护士的穿刺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避免在同一部位，同一静脉反复穿刺[13]，静脉采血时间尽量集中，如必须反复采血，可留置静脉套管针，穿刺完毕后用肝素盐水封管。如需抽取动脉血，避免股动脉抽血，首选桡动脉，如反复作血气分析，可建立动脉留置针穿刺，行肝素溶液加压袋加压封管。行CRRT深静脉置管时颈内优于下肢股静脉。如局部出现红，肿，热，痛等静脉炎表现，局部给予喜疗妥涂抹，以保护血管。我科临床使用的中药（如意金黄散）湿敷，新鲜土豆片贴敷都起到良好效果。

2.1.5 血栓弹力图的分析:当怀疑有血栓的形成，抽血栓弹力图看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血小板功能，纤溶状态等具体数据来提示我们是何种原因导致血栓的形成，起辅助诊断作用。具体方法为在SAP急性发病期二周内入院的患者，入院时抽血，6小时，12小时，24小时分别抽血化验，得出结果分析。临床上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成功率为90%，有创静脉血管造影为确诊提供依据。

2.1.6 穿医用弹力袜，有利于下肢血液回流[4]。弹力袜以外部的压力抵消各种原因引起的静脉压增高，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入心脏，防止下肢静脉血液淤滞，保证下肢静脉血液循环。

2.1.7 气压式下肢压力梯度治疗仪的使用:下肢压力梯度治疗仪加速下肢静脉血液回流，改善静脉淤血状态，促进淤血静脉排空。[12]在治疗压力下，能促进静脉血淋巴液的回流，加速血流速度，促进水肿消退。

2.2 DVT的护理

2.2.1 护理:DVT形成急性期，绝对卧床，患肢抬高制动，位置高于心脏水平20-30cm[8]避免膝下垫枕，[13]膝关节处于微屈曲状态，利于血液回流，减轻肿胀。严禁患者及家属对患肢按摩，防止栓子脱落致肺栓塞。指导患者变换，咳嗽时动作轻柔。观察患侧肢体的皮温，足背动脉搏动，色泽改变及肿胀程度，每日行下肢肿胀肢体皮温和周径的测量即髌骨上缘上15cm，下缘下10 cm及踝上5cm[13]，做好记录及交接班,填写在患者的每日评估单上，若发现两侧肢体周径相差0.5 cm以上及时汇报。下肢充分保暖，对于重症下肢DVT患肢每日用温水泡脚，可有效缓解肿胀，同时使用50%硫酸镁湿热敷，温度50-60℃，使用食用保鲜膜包裹。足跟部依据我院压疮治疗指南使用美皮康足贴，下肢使用护腕垫，骶尾部使用美皮康减压贴，背部使用30°R型翻身垫，减轻压迫，预防压疮的发生。当全身症状与局部压痛缓解后，可进行稍许活动，使用下肢压力梯度治疗仪，加速下肢静脉血液回流。

2.2.2 溶栓药物治疗:小剂量的低分子肝素由于其抑制血小板的功能降低，微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较少，抗凝作用强，剂量少，出血率低的优点为目前溶栓剂的首选，常24小时微量泵持续静脉泵入。

3 预防并发症

3.1 预防肺栓塞:下肢DVT发生时，栓子脱落随同静脉回流入心致肺动脉，导致肺栓塞，[14]此时患者出现突发的呼吸困难,胸闷，胸痛，心悸等征象，应立即给予平卧位，高流量给氧，心电监护，抽取动脉血作血气分析，如血气分析结果出现低氧血症，而面罩吸氧又无明显改善，应给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及时抢救。

3.2 预防尿路感染:留置导尿管患者加强会阴护理，预防交叉感染[9]超过三天者改耻骨联合上膀胱穿刺术，以减少泌尿系的感染，并行膀胱冲洗2/日。

3.3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预防:如1）抬高床头30-45°，2）口腔护理1-3次/日，3）接触患者前后洗手,4）使用手套，5）实行早期活动，经常性变换，6）加强声门下吸引，更换呼吸机的管路2/周，行环氧乙烷消毒，留取痰培养2/周等

3.4 预防压疮:定时更换卧位1/1-2h，行Braden评分，低于12分的高危患者告知家属并签字，每日进行评分，上报我院压疮治疗小组，小组人员干预并制定护理措施，每周行效果评价。 Braden评分在12-14分的患者每周二次评分，制定护理措施，每周行效果评价。

4 讨论

4.1 重症急性胰腺炎中发生DVT的危险因素:1）与术后活动受限相关SAP患者术后低体温，镇静剂的使用，手术伤口的疼痛，各种引流管的放置，担心出血等原因，使得患者不愿，不敢活动，从而造成患者长期呈被动卧位，肌肉收缩力下降，使静脉瓣膜功能丧失，引起下肢静脉血液滞缓，导致DVT的发生;2） 止血药及库存血的使用SAP患者胰腺坏死出血，止血剂的使用导致凝血功能异常，输库存血虽有输血器过滤网进行过滤,但其中颗粒，细胞碎片较多，使血液的粘稠度增加。3） 血流动力学不稳，血供不足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使用利尿脱水剂，感染性休克，腹腔内高压，APACHEⅡ评分高等导致血液粘滞度高，血小板凝聚功能增加，从而增加DVT的发生率;4）血管内膜的损伤 SAP治疗中大量的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长期的肠外营养支持，大量的抗生素，药物的渗透压高，PH值高均对血管损伤均较严重，加之频繁的采血，行CRRT治疗，股静脉置管致DVT的发生率为21.5%，而锁骨下穿刺置管的发生率为1.9%[4]，静脉瓣膜损伤，加重DVT的发生。

4.2 肺动脉栓塞为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起肺循环障碍的临床病理生理综合症，具有发病率高, 漏诊率达80%，死亡率达20-30%，而PE中有90%由于DVT引起[10]，如诊断明确，治疗及时，死亡率明显下降。提示我们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应该提高重视，增强对PE的敏感性。

4.3 我科自发生抢救无效一例患者，更加重视了ICU患者的DVT的发生及预防，对转出ICU的患者给予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早发现处理，大大降低了DVT漏诊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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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Abstract] Personnel system， teaching consciousness， human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other factors put influences on th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physician who undertake medical，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asks simultaneously. The involvement of the accreditation of clinical education offers clear solutions of how to change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hysicians pay more attention to med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s rather than teaching. Review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with the Accreditation as the reference， this paper， as a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offers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eachers' enthusiasm. The government should bal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resources properly to ensure the grass-root level enjoys the necessary clin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integrate basic and clinical courses with organ-system as the main thread. The clinical colleges should optimize the payment system and appoint full-time clinical teachers. Clinical tea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eaching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with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ethod and and strengthen formativ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students should be educated for better self-learning capacity as well as humanity and quality culture.

[Key words] Accreditation of 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ospital； Physician； Teaching enthusiasm

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须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1]。此举意味着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的衔接更加紧密，教学医院作为实施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场所，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任务更加艰巨。教学医院的临床医师肩负医疗、教学、科研三重任务[2]，因教学意识、人力资源配置等因素，“重医疗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严重，教学质量难以保障。为适应国家医教协同发展的需要，亟需解决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提升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驾护航。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3]指出，公立医院要强化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医务人员的岗位聘用、职称晋升、个人薪酬挂钩。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竞相迸发出应有的活力，是公立医院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动因[4]。承担教学任务的公立医院，挖掘激发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的因素，为公立医院绩效改革提供有力参考。

总之，为顺应国家医教协同政策及公立医院改革需要，加强教学医院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

Schormair等[5]早在1994年对德国临床医师的教学动机总结如下：①临床医师的教学积极性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密不可分；②在成为大学教师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化的进程中，教学积极性不高、科研能力强的人反而受到青睐；③临床医师的教学付出不能得到充足的回报；④传统的说教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课堂参与度低，降低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教师得不到有效的反馈也是影响教学积极性的因素；⑤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过程中缺乏充足的反馈与专业的评价，学生考试采用统一的终结性评价，缺乏形成性评价导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不能全面掌握；⑥医学教育的大众化和专业化阻碍了师生间的关系，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使得师生关系疏远；⑦医学课程门类众多且分散，被划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临床前、临床课程及实践学习彼此割裂；⑧临床教师医疗、科研及行政事务繁忙，使得对教学的投入大大减少；⑨联邦医师执照法规限制了教师采用更加灵活、新颖的教学方法；⑩临床医师的岗位胜任力和应承担的义务有待完善。

1.2 国内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

王凯旋等[6]认为军队教学医院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受人事制度、人力资源、教学意识等因素制约。施建辉等[7]提出“一院多校”合作、政策导向偏移、学校过度扩招及个人利益驱使影响了临床教师教学积极性。丁俐文[8]指出教学思想意识和教育观念、心理需求、教学工作量、经济收入等为教学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国内鲜有人结合临床医学教育实施现状分析影响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的因素。

2 医学教育认证背景下的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的影响因素

专业认证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评估的过程，通过评估来检查学校开设的专业教学计划或者专业是否符合预设的合格标准[9]。《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10]指出，2020年完成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首轮认证工作，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医学教育实质等效的医学专业认证制度。目前全国已有45所高校接受了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本文参照《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和28所已认证高校自评报告及专家反馈报告，从专业认证的视角重新审视影响临床医师教学积极性的因素，作为目前国内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为提升临床教学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2.1 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采用基础课、临床专业课、临床实习三个阶段的“三段式”课程设置模式[11]。这种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存在基础与临床脱节、理论与实践割裂、教学内容交叉重复等问题。在临床课程学习阶段，同一学科知识点分散，由众多教师讲授，知识的碎片化使得教师不能系统地传授知识，且未及时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无法检测学生是否掌握其所授知识。教师无法基于知识与学生建立持续的沟通与反馈联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意识和教学积极性。

2.2 教学方法落后

教学方法是为完成教学任务，师生在共同活动中所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等相互联系的方式[12]。该授课方式通常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既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限制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动力和教学积极性。

2.3 学生成绩评定有待优化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要求医学院校必须建立学生学业成绩全过程评定体系，包括形成性和终结性评定，且宜淡化终结性评价，强化形成性评价。目前临床课程考试多采用期末考试这一终结性评价来监测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学者对835名医学生的调查统计得出78.9%的医学生在临床课程学习过程中，有“前紧后松，应付考试”情况[13]。可见采用终结性评价，既难以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利于师生间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反馈渠道。现有的学生成绩评定方式的弊端，影响了教师投身教学研究、更新教学内容、及时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性。

2.4 教师绩效评价有待改进

教学医院人事部门对临床科室的绩效评价，往往重医疗和科研指标，对临床教学工作没有建立独立的绩效评价体系，临床医师的教学工作普遍存在“有绩无效”的现象。绩效评价与教学工作利益关联不大，影响了临床医师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此外，大多数教学医院未设置专职临床教师，由临床医师兼任，医生往往认为治病救人是本职，教书育人是“副业”，教学缺乏热情。

3 政策建议

3.1 政府方面

科学规划区域卫生教育资源，引导临床教学资源下沉。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医院导致大学将三级以上综合医院作为其教学医院首选。临床实习阶段的学生大量涌向大医院加重了临床医师的负担，影响其教学积极性。教育与卫生主管部门应协同加强对大学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的宏观调控，确保区域卫生资源合理分配，减少“一院多校”合作现象，同时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保证其满足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的实训条件，引导临床教学资源向基层分流，减轻大型综合医院临床医师负担。

3.2 学校方面

实施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基础-临床课程整合。1952年美国西储大学医学院提出“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学习（organ-system based learning，OBL）模式”，按器官系统、形态与功能重新组合课程，以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使基础与临床紧密结合[14]。为适应国际医学教育趋势，广州市某医科大学于2014年启动了实施“基础―临床全面融通”的医学课程整合教学综合改革，该校基础医学院、第一、第二、第三临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单位总计173名教师投身到课程整合中。整合后的课程由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等14个模块组成，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减少了学科间的重复内容，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整合课程的开展迫使教师不断优化知识体系，积极开展教学改革，促进教学能力提升。

3.3 教学医院方面

3.3.1 改革医院绩效薪酬分配 新形势下教学医院为适应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从战略角度重新认识医教研三者关系，从顶层设计上解决重医疗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改革绩效薪酬分配制度，建立教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绩效薪酬分配体系中明确医教研三者权重，实行多劳多酬、优劳优酬为有效解决途径之一。

3.3.2 设立阶段性专职教师 专职教学人员由科室临床医师轮换担任，任职期间阶段性脱产从事临床教学工作，确保在不影响临床医疗工作的情况下，有效兼顾教学工作，其收入应不低于科室同职称其他医务人员收入。通过配备专职教学人员，理清医疗、教学工作，减轻其他临床医师工作负担，保障临床教学质量。

3.4 教师方面

3.4.1 加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改革 “以学生为中心”不是指教师与学生角色、身份、地位的高低之分，而是指教学理念、管理理念、服务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评价手段的转变[15]。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包括床旁教学、小班教学、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法（PBL）等。广州市某医科大学先后派出124名教师赴台湾中山医学大学进行PBL专题培训，邀请台湾阳明大学来校开设PBL工作坊，培训了60名PBL骨干教师；在全校发动教师参与PBL案例撰写，择优遴选了40个PBL典型案例开展教学，教学效果良好。PBL教学方法的开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同时对指导教师提出更高更远的要求，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水平[16]。

3.4.2 注重教学意识的养成及教学能力提升 临床医师在日常诊疗过程中要注重培养教学意识，积极转变思想观念，以教学规范临床诊疗行为，通过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连贯和构建，实现自我的再教育，进一步夯实临床医疗技术，在教学过程中提高自己。通过参加教学学术会议、师资培训班等形式系统学习教育学理论与方法，及时更新教育理念，提高临床教学岗位胜任力，保障临床教学质量。

3.4.3 学生成绩评定强化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于1967年由美国评价学家思克里芬最先提出，是指为使活动效果达到最好而修正其运行轨道所做的评价[17]。该模式伴随着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广泛运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近年来逐渐在我国高校进行推广和运用[18]。广州市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自主研发了临床轮转培训管理系统，内含实习评价支持系统，基于档案袋学习法理论，分解量化实习任务，学生根据实习任务要求和进度主动填写实习完成结果和实习手册，采用迷你临床评价量表（Mini-CEX）和操作技能直接观察评估考核（DOPS）开展学生与实习科室及临床带教间的相互评价。教师向学生进行学习反馈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反思、提高教学专业水平的过程[19]，该医院临床医师主动向教务管理部门查询学生反向评价（学生对教师）结果就是有力的证明。

3.5 学生方面

3.5.1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医院的学员包括实习生、研究生、进修生和培训医师等，学生人数多、层次广，需要各类学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学习，自主制订学习目标与学习计划，积极组成自主学习团队，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等途径查阅资料，主动思考和研究问题，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

3.5.2 强化人文素质培育 强化人文医学教育，有利于医学生从事工作岗位后树立牢固的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20]，兼顾“医生”和“教师”双重使命。医学生在医学课程学习及实习过程中，要积极自修人文医学课程，加强人文医学实践，如开展临终关怀、敬老院看望老人、参加社区义诊等，逐步增强其人文情怀。

第9篇：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10097）

摘要：通过对南京市十几所高校大学生进行技术素养的问卷测评，试图探求大学生技术素养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测评发现：在技术知识方面测评结果较差；大学生的技术能力整体水平较高，男生的技术能力水平优于女生；大学生的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较为合理，但是提升空间很大；性别、专业之间差异显著，“211”和“985”高校的学生与普通本科的学生差异显著。

关键词 ：大学生 技术素养 调查 南京

大学生的技术素养是公民技术素养的一部分，也是促进整个公民技术素养提升的主要力量之一。对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技术素养现状做出一个宏观上的了解及微观上的探求，对于了解中国公民技术素养的现状具有指向性意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对公民技术素养的评测体系构建以及技术教育的体系构建产生积极影响。本次研究通过选取南京市十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技术素养的问卷测评，试图反映出当前中国大学生技术素养的全貌，并找出大学生技术素养培养过程中出现的特征、问题和解决策略。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南京市本科层次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样本总数373人，调查对象成分如表1所示。为研究方便，艺体类专业归类于文史类专业；本次调查不涉及军事类院校和民办高校。

（二）研究工具的编制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的方式。问卷的编制依据美国技术素养委员会、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的《从技术角度讲，为什么美国人需要对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报告中对“技术素养”进行的三维度划分：知识、思维和行为方式、能力。问卷分为技术知识、技术能力、技术思维与行为态度三个部分。技术知识测评问卷以美国技术素养委员会关于“技术素养”的知识维度为指导思想，依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实验）》中必修模块与选修模块的内容进行编写。总共分为技术与设计基本原理（技术及其性质、设计过程、结构与设计、流程与设计、系统与设计、控制与设计）、电子控制技术、建筑及其设计、汽车驾驶与保养、现代农业技术、服装及其设计六个部分。技术能力、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测评问卷以美国技术素养委员会关于“技术素养”的相关维度制订。为保证语句叙述和问卷设计的科学性，部分语句直接来自该报告中的相关叙述。技术能力以日常生活中常会接触到的生活技能、计算机操作技能、办公用品操作技能为测试项目；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则重点关注技术事项的参与、技术益处和风险的判断以及技术信息的获取等内容。

（三）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本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技术知识测评”问卷，以技术相关的基本知识为出题内容，出题形式包括排序、对名词的理解程度、单选题和多选题。由于题型复杂，不方便进行量化统计。每个主题中不仅包含等级评价类型的问题，也包含调查对象主观态度的非等级评价类问题，此类问题中等级变量不明显，难以用内在信度分析测量各主题内部项目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另外，由于本次调研范围广，问卷样本容量大，没有实施重复调查，因而也无须使用外在信度分析。因此，问卷的第一部分未做信度和效度的分析。问卷的第二部分是“技术能力、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测评问卷，该部分问卷为李克特式问卷。在问卷设计前，研究者已通过选定55人的被试群体，以spss18.0中的一致性分析对问卷进行信度检测，以因子分析对问卷进行了结构效度的检测。从表2中可以看出，克隆巴赫系数为0.886，大于探测性试验要求的0.7的标准，说明此问卷信度高。由表3因子分析结果可知，KMO值为0.705，大于因子分析所需要的0.6。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中，显著性值为0.000，表明数据呈球形分布，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可见此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技术知识测评结果

在技术知识测评方面，各领域内的知识测评结果各有千秋。从图1大学生对“技术”一词的认识与印象统计和表4技术知识测评问卷成绩统计来看，各个领域的知识测评结果均不尽如人意；对各领域核心概念的理解水平较低，在常识性问题的回答中也没有达到合格的水平。对于技术的认识，大学生还没有下意识地去思考技术的价值观、技术的原理、技术的本质问题等，大多以一种具象的眼光去看待技术。

（二）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技术能力测评结果

通过表5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表6技术能力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表7“985”高校与普通高校学生在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技术能力的差异检验结果、表8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技术能力的专业差异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技术能力测评方面，大学生的技术能力整体水平较高，即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解决一些基本的技术问题；男生和女生在技术能力水平上呈现出明显差异，男生的技术能力水平明显优于女生。在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测评方面，大学生的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较为合理，但是提升空间很大；男女生差异明显，男生的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优于女生；专业差异显著，理工类专业学生的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优于文史类专业的学生；“985”高校的学生与普通本科的学生差异显著，“985”高校的学生在技术思维与行为方式上优于普通本科的学生。本文略去所有差异不显著的分析结果。

三、提升大学生技术素养的相关建议

基于数据及其分析，并结合团队科研方向和专业特色，我们对大学生技术素养的提升尝试性地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高中通用技术及大学技术类通识课程的研发与衔接

1．贯通义务教育阶段与高中的技术课程。

在中国，小学和初中的劳动与技术课程的推广与实施已有几十余年，但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加之高中通用技术的开发与实施在全国仍处于初级阶段，整个技术类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及普通高中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有学者认为，高中生对通用技术课程规定的价值和目标认同度较高，普遍认同开课的必要性；对教材内容的认同度总体偏低；对实施的课程认同状况复杂；教师、课程评价方式和教材是影响学生课程认同的主要因素；学生存在认同与行为相悖的矛盾。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落后以及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应试教育的后遗症。与此同时，高中通用技术的师资配备、教学指导、评价体系的建设、配套教材及资源的建设等仍显不足，教师对于通用技术课程的认识也存在着诸多偏差。种种因素制约着技术课程效果的显现。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近些年教育部门在技术类课程上所做的努力以及全国各地在技术类课程的开设与指导上创造出的成果。随着教育理念的转变，技术类课程的实施与普及正逐步从行政力量走向自然力量。正所谓“教育不是为了选拔适合教育的人”，而是应该在敬畏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合理设置课程，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成长的良好环境。

2．大学技术类通识课程的扩容与研发。

技术课程不仅注重学生对符合时代需要、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操作技能的学习，而且注重学生对技术的思想和方法的领悟与运用，注重学生对技术的人文因素的感悟与理解，注重学生技术学习中的探究、试验与创造，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共通能力的发展，为学生应对未来挑战、实现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纵观现存的各大学开设的技术类通识课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共同的问题是缺乏必要的系统性、专业性以及普及性。这些技术类课程的安排较为零碎概括，很难形成技术教育的系统效果；课程缺乏技术工程领域的专业介绍，内容基本以现代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和浅显易懂的科学知识为主，知识较为偏向科学领域和各专业门类的技术知识，缺乏技术领域的普适性知识；内容与学生的生活联系不够紧密，涉及的技术知识门类少，规模小，教师讲解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难度及与学生的契合点，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课程的有效性。作为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强调的是建立相关制度，保障通识教育理念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实际上，技术类课程服务于大学生技术素养的提升完全符合通识教育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其课程的设置也需要依照通识教育的理念进行系统化的改革，要在通识课程体系中凸显技术教育的地位，明确技术类通识课程的学时和考核方法，并根据教学内容和本校的办学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与改革，最终形成有本校特色，又不失技术教育系统、专业性特点的技术通识类课程。

（二）组建技术类社团、协会等学生团体

1．技术类社团的成立与组织。

高校社团、协会、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机构，在学生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吸引力度。学生工作的开展也多以学生组织为载体进行。将技术素养的提升迁移至社团和协会的工作当中未免不是高校开展技术教育的有效方法。技术类社团是以学生技术素养的提升为根本目标，社团的组织架构、工作方法、活动形式等都应该以技术为核心，以技术素养的提升为准绳。而技术类社团的成立本身也是高校学科的有机整合和大学通识课程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技术类社团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通常也不容小觑，很多高校的技术类社团通常都是该校中较大规模的社团，且在一些国家和国际的比赛中荣获众多奖项。

2．技术类活动的开发与实践。

技术类活动的开发是除技术类通识教育与社团活动之外的活动类型。一般是依托学校或所在院系开展的大型技术类服务、创新、实践类活动。此类活动的开发注重系统性、规模性和影响性。既是一个学校学生包括技术素养的综合素养的体现，也是高校服务地方发展、进行产学研深化合作的有效方式。此类技术活动的开展类型可以包括：技术成果转移、技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技术事项的民意调查与走访、技术成果创新、技术服务人民生活等。开展地点也可多样化，如学校、企业、工厂、社区、农村、街道等，面向的人群可以包括企业员工、普通大众、农民、学生、在职公务员、政府官员等，开展形式则可以包括暑期社会实践、课题调研、服务地方合作项目等。这类活动的举办在提升大学生技术素养的同时也能够实现技术的利润转化和价值实现，是集人文价值、科学价值、实用价值于一体的学生活动。

3．以大学生为先锋引领社会形成全民技术素养提升之风。

大学是先进思想孕育的摇篮，也是主导社会风气，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大学生群体不仅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的思想变迁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大学为基地，以大学生为载体引领社会风气的转变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生活习俗等造成深远的影响。以大学生技术素养的提升为基础带动全民技术素养整体水平的提升．不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公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有利于反哺大学生技术素养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鉴于技术素养本身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对技术素养的培育需要贯穿到全社会，形成全民学习技术之风。

*本文是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课题、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课题《大学生技术素养的调查研究——以南京高校为例》（项目号：CX-LX13一339，主持人：李政）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参与此课题研究的成员还包括南京师范大学吕倩蕾、范平平、段静毅、江苗、吴修梅。

参考文献：

[1]解月光，邢志芳，普通高中学生通用技术课程认同现状调查与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