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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牛顿力学
[中图分类号] F4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16-03
一、牛顿力学诠释经济理论的可行性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从的规律的,两者似乎大相
径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布瓦索教授认为它们有内在血缘关系,经济学不仅从经典物理学找到一般的灵感,而且采用了很多物理学的概念和模式来研究经济学。布瓦索教授在《信息空间》一书中把正统经济学称为“牛顿经济学”。米罗斯基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仿物理学不是随意的或表面的,它的模式大都是逐个术语逐个符号地仿照物理学的说法。[1]段培君在《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一文中指出,牛顿力学的重大发现,启示了经济学家试图做类似的思考:即经济现象中是否也有这种均衡的规律?段培君认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明确线索就是对“经济世界中的牛顿定律”的“科学证明”。[2]
物理学与经济学结合具备天然的基础,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二者作为经验科学,其理论都来自于对大量数据的归纳和总结,而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作为科学的典范的物理学,对于经济学肯定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物理学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学科的分化。从一开始物理学概念的借鉴,后来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借鉴,最后借鉴物理学一些规律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物理学规律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新的经济规律的发现或者促使经济学规律的再认识。目前在学术界,出现以物理学有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新的经济学学科――物理经济学和经济动力学。
牛顿力学主要包括:(1)牛顿第一定律即是惯性定律, 物体除非受到力作用,否则会继续保持其静止状态,或在直线上均速度运动;(2)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m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F=mα;(3)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4)能量守恒定律:mgh= mν2,ν= ;(5)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这个吸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用m1, 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用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k为引力常数,则两物体之间的吸引力F的大小为:
F=k• 。
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开放与合作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是构建区域的耗散结构的前提条件。我国的三十年的开放成果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欠发达地区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相互制约的死平衡,整个经济系统的外在表现为合力为零。由牛顿第一、二定律可知,其加速度也为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原来相对的静止状态。全面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欠发达地区会受到外部的牵引力,此时的合力F≠0,那么α≠0。欠发达地区开始实行经济的加速发展。
如何参与地区外的经济合作,直接影响牵引力F的大小。本节应用万用引力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分析。
在万用引力模型F=G• 中:m1,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发生作用的实体质量;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距离可以改变;G为引力常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区域的相互引力F模型中,借鉴上述公式,可定义为:
F'=G• (1)
m1,m2表示两地区要合作的经济存量,如m1表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存量,那么m2则表示要合作的地区的经济存量;r表示合作区域可以改变和缩小的因素;G为要合作的两区域目前无法改变的因素,如目前国家的有关政策等。有上述公式可以知:F'与m1•m2成正比、与r2成反比。
要想改变上述合作的引力F'的大小,需要对两方面的值进行改变:(1)使r减低到最小值,那些因素可以改变r的值,包括两地区交通距离r1、信息距离r2、产业的相似距离r3、合作者的沟通时间长短和心理距离r4等,r= ri;(2)要增大m2的值,这要求选择经济条件强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
本节从下面几点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诠释:
(1)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财政非常吃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与地区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是减小与外界的路程距离r1。想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了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共识。
(2)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有两点重要作用:一方面为了缩短与发达地区的信息的距离,在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能尽早了解有关经济信息,缩小相互沟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信息距离要比交通距离更重要,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价值也被人们所认可;另一方面,在发达地区招商引资,主要是考虑到发达地区的经济能量m2较大,两者的合作引力比较大。
(3)产业互补性与对接性,两地区的经济合作最终表现在产业上的合作,如果两地的产业没有互补性与对接性,呈现出竞争性,那么两地就很难进行合作。若两地的产业相似距离r3大,那么两地的合作引力也较小。对于欠发达地区应在产业选择上考虑发展发达地区的配套产业,相似距离r4小,这样两个的合作引力才能强。
(4)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区域经济合作中,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问题的出现也可能有利于下一步的合作。然而,若问题没能及时地解决,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没有实际效果。合作两方,在合作中都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心理距离。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能消除两方的心理距离,也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有效合作制度的建立因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建立定期的合作方高层决策者的联系会议,并设立日常秘书机构;另一方面,设计稳定的合作奖惩制度,有利于消除心理距离,这方面可利用有关博弈论知识进行设计。
区域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其受到的引力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引力合力不是矢量合成,而是符合简单相加:
F=F'= Gi• (2)
欠发达地区要积极主动参加地区外的经济合作,从各方面增加拉动经济发展的引力合力。
三、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
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理论有:(1)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进行或均匀扩散,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它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先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的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二是扩散效应。(2)美国经济学家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3)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它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4)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中心―论。他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
从牛顿力学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地区内多极点规划作用进行分析:
(1)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区域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部门成长的过程,而成长首先是从主导产业部门成长开始。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会产生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主要包括前瞻效应、回顾效应和旁侧效应。因此,科学地选择好区域主导产业,对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欠发达地区因经济实力有限,在产业发展上必须实行不平衡发展,在产业投入与重视的维度上有所侧重。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可以增加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这一点可以利用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来解释:m表示主导产业自身产业的潜在能量,g可以看作目前条件下产业潜在能量的转化率,h表示不平衡的投入程度,ν则表示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
mgh= mν2,ν= (3)
有上面公式可以知,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的速度与 成正比,g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变化不大,因此,适度范围内增加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力度,有利于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速度的提高。
(2)区域的多极点不平衡发展规划。欠发达地区在区域规划中,要在区域内选择多极点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下面以图1为例,说明多极点对地区内的其他地方的引力大于单极点的引力。若规划的单极点为O点,极点外地区为C点。现在规划极点改变为A、B两点。为了简化说明,A、B两点在O点的直线两侧,线段AB与线段OC垂直。欠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为一定值,若分为两个极点,设A、B两点投入分别为原来O点的一半,假设三点投入产出函数相同,那么三点的经济能量为:MA=MB= MO。设地区内规划极点外C点的经济能量为mc。FOC表示极点O对C点的牵引力,FAC表示极点A对C点的牵引力,FBC表示表示极点B对C点的牵引力。
由上式(7)可知,多极点规划比单极点规划,更能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但也不能任意扩大规划极点,多培植增长点,因为欠发达地区的财力等经济能量在短期是一定的,如果规划极点较多,势必在每个极点的投入较少,当投入低于某一值时,其经济能量产出函数并非是指数和线性关系,甚至低于其投入的经济量。此时,多极点规划的效应低于单极点规划的效应。
四、后 记
经济学在其发展大量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也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近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物理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本文从牛顿力学的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简单的诠释,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esot),王寅通译.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段培君.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学习时报[N].2005-10-15.
[3]张国文.一种以物理定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尝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81~85.
[4]常滨毓.茅于轼诠释市场经济与“牛顿定理”[J].东方企业文化,2007,(6):10~11.
New Annotation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ight of Newton Mechanics
Fang Da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243002,China)
Abstract:Economics absorbs something valued from physics. Therefore some economists name legitimacy economics as Newton economics. The paper applies Newton mechanics principle to annotate imbalance development tactics and full cooperatio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1热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概述
热经济学起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创始人为美国的Tribes。他在其指导的博士论文能量系统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将经济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过系统逐个寻优达到全局最优的目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经济学初步有了完善的体系,并被学术界命名为thermo-economics。
Tribes的学生Revamps还发表了热经济学孤立化原理的数学论证。随后,美国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数为主要数学计算模式,进而发展了代数模式的热经济学。德国的Beyer,结构系数模式经济学发展为符号经济学,也称知阵模式热经济学(因为西方国家习惯称知阵为符号),知阵模式代表了热经济学的成熟阶段。
到了1995年,王加漩等科学工作者开始在我国推行国际上各种流派的火用经济学的先进理论。部分学者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研究应用,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热经济学的原理与优势
目前存在的能量评价方法包括以热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的能量分析法。这种分析法虽然操作简单,且已经被广泛应用,但评价值侧重于量而没有评价质。另一种是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论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能量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时候,得出的结果往往无法顾及经济因素。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将热力学分析与经济因素综合分析的热经济学分析法也称火用经济学分析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工程经济学、系统工程、最优化技术以及决策理论等基本思想,兼顾能量使用的量与质,并将系统的火用流价格数据化,能够评估兼顾能量使用效率与经济价值的综合结果,这种分析法在复杂的工程分析、诊断、优化、改进中,都有重大作用,技术优势非常明显。
热经济学的分析能够全面辅助系统的优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进行系统优化时,确定考虑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约束条件和决策变量,最后用数学手段描述出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够对项目设计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包括对可行方案的选择、对改进措施的评价、对成本的真实计算以及单元系统的维护与更替。
3热经济学的应用
热经济学是分析现代工程系统中一切与能力相关的系统的热力学方法,一般来说,从原则上区分,可以分为两大类方法,一是在卡诺和克劳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统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完善程度,通过把被研究系统与卡诺循环理想循环系统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统的完善程度。
二是以吉布斯理论为框架,采取热力学势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统中能量转换过程,以热力学势为分析重点,进而分析各种形式之下功的数值。从这一原理出发,我们可以评估被分析系统任意一点上的物流与能流所做功的性能。这一点能够无视系统的机构复杂程度而直接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法的特点,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这种方法,首先在化学热力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而其他领域一般仍沿用第一类方法。
在我国热经济学分析法被引入到热力系统,我国学者首先主要通过概念模型来分析热力系统,并实际通过绘制结构图对实际操作进行了指导,热经济学理论并且被用于分析复杂的能量体系,模拟故障诊断,并用于计算成本。
在系统的优化方面,热经济学被用于对系统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燃料、产品流的成本,和最红产品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计算编辑火用成本的变化能够建立能量损耗分析模型,实现了在线诊断系统性能的目标,随后热经济学概念引入到火电机组,建立了加热器故障诊断指标的通用数学模型,实现了加热器故障诊断的可能性。还有学者通过研究火用流的计价和费用分配问题,对把输入的火用流进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级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计价策略,并将此原理应用于热电联产热力系统之中。
生态系统的求解问题通常会遇到非线性问题和含义的稳定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求解,必须使用微分几何与张量代数、步骤较为繁琐,且这些方法难度较大。再忽略精度细微误差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热力学方法去求解,网络热力学分析法是近年来发展并逐渐成熟的计算方法,虽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关键词]网络经济、非摩擦经济、经济学理论、企业竞争策略
网络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似乎归于平静,然而网络经济却现实地发展着,关于网络经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如何?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竞争策略是什么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我认为,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网络经济不仅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社会制度、法律、政府和人们的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竞争策略提出了迫切的更新要求。
一、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西方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是要花费费用的,经济运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一种摩擦经济。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摩擦,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一种摩擦经济的话,那么网络经济就是一种非摩擦经济。
网络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没有摩擦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费用要比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低得多,几乎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获得无限资源,无限地提品、服务及创意,从而使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就如同一个虚拟的世界,只要产品低成本制造、廉价销售,就会赢得用户。可见,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以往经济模式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
网络经济向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网络经济了传统的供需平衡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企业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供给支持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平衡供给和需求。它的传导机制是:需求——价格——供给。具体来说,需求下降,引起价格降低,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上升,引起价格升高,再引起供给扩大。而在网络经济中,由于没有什么摩擦,没有相互抵触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费力地随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经济是一种“供给主导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价格——需求。具体来说,供给增长,引起价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长;供给增长,又引起价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见,网络经济中供需平衡的规律颠倒了。
(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规律打个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吃得越饱,饥饿感就越小,对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例如,微软公司的用户需要越来越多的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因为软件用户已被锁定在某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或排版系统上,他们不愿学习使用新的系统,于是不断购买原系统的新版本。不久,一种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创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随之在消费者眼中变成了一种时尚,从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产品、服务或创意能自身获得动力,从而使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
(三)网络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反馈机制”
这里首先要明确负反馈和正反馈的概念。所谓负反馈就象是汽车行驶太快时的突然刹车,是阻力、摩擦力。在传统经济学中,负反馈既是阻力,表现为需求阻碍供给;又是摩擦力,表现为制造、分配和销售的正常开支,表现为收益递减。正反馈则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碍市场份额的变化。降低价格,锁定特定的用户群,发展长远客户,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需求不断增长,迫使产量持续增长,直到市场饱和。因此,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负反馈机制或收益递减规律的运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网络经济虽然不同于传统经济,但它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递增利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递减利润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现象将永远共存,并且起着互补作用。”实际上,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
(四)网络经济具有非线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系统时而会出现紊乱的态势,数学上称之为“混沌”。而非线性则是指人们难以预料的因果关系。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买卖、抢夺市场份额向来就是按非线性系统规律进行的。一个混沌系统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网络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它一旦有变化,就不是从一个值均匀地变化到另一个值,而是跳跃式地变化。网络经济内在的非线性特征正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种现象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一个非线性系统即使呈不稳定的混沌态势,它仍会趋于某个均衡点,系统围绕该点上下波动,达到该点时,便处于稳定状态。这个点就是混沌系统的均衡点。运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种股票价格的均衡点;运用到网络经济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内在的数学原理是用数理混沌理论描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货物的供需以及市场总是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规律,它无法解释当代网络经济所具有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网络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特殊定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尔定律(Moore’Law)
莫尔定律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变化速度(rateofchange),网络经济是按照“因特网时”(internettime)的速度运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由于这个定律首先是由美国因特尔公司的戈登·莫尔提出并应用的,因此被称为“莫尔定律”。
“因特网时”是网络经济的变化速度,它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这已接近人类能够吸收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的极限。通常7年相当于因特网时中的1年。在因特网时,每3~5年就是一个网络经济时段。一种产品在3~5年里就会达到主流饱和状态。为了更鲜明地理解因特网时,可以将网络经济与农业、工业、后工业等经济时代列表对比如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比
时代延续时间(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时)环球所需时间
农业经济3~50003~5(人力)3~5(年)
工业经济3~5003~50(马车~汽车)0.3~0.5(月)
后工业经济3~503~500(飞机)0.03~0.05(天)
网络经济3~53~5000(网络)0.003~0.005(小时)
显然,每个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交通和通讯的速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速度。根据上表,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要短10倍,后工业时代要比工业时代短10倍,而网络经济中每个时代则只有3~5年,极其短暂。
极端的“因特网时”给网络经济的运行强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学习。莫尔定律是网络经济中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必须遵循的一种业绩学习曲线(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网络经济是给信息增殖的一种经济模式,增殖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进一步增殖,这种不断循环着的特殊的信息收集过程,被称为学习。学习是运行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的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技术优势代替了物质优势。一般来说,一项新发明、新的电脑程序或新方法问世后,必然会有人对其做出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运用,从而掌握了增殖的奥秘。这促进了更多的革新和改进,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导致了后代产品的进一步增殖。这个发明、学习和增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技术枯竭或该技术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学习导致了全社会都在追求速度,学习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网络经济的推动力,因此,控制学习变化速度是网络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达维多定律(Davidow’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在网络经济中,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与其作为第二或第三家将新产品打入市场,绝对不如第一家,尽管你的产品那时还并不完美。该定律还认为,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即要自己尽快使产品更新换代,而不要让激烈的竞争把你的产品淘汰掉。这实际上是在“因特网时”中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威廉·达维多在因特尔公司任副总裁时,就注意到了提高产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定律。
(三)新兰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对网络经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英国的F.M.兰切斯特(1868~1946),他设计了英国的第一辆汽车,写了《战时飞机:第四代武器的开端》一书,并于1916年创立了“数学理论策略”。他的思想影响了运筹学的创始人伯拉德·库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两人的思想介绍到日本,日本科学院院士申夫田冈博士总结了该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人的消费状况制定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被称之为“新兰切斯特策略”。该策略描述的是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则。新兰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业时,就成为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指点市场部门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具体来说,新兰切斯特策略的运用可以使产品、服务或标准主流化。某个产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锁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户,并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兰切斯特被许多人视为运筹学之父,在网络世界里,可以称为网络经济的建筑师,至少也可称为市场交易策略的设计大师。
三、网络经济中的生存原则和竞争策略
商场就是战场。网络经济中的市场营销就象打仗一样。根据以上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运行规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存原则和相应的竞争策略。
(一)产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抢夺市场份额
主流化是网络经济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则。为了赢得最大市场份额而赠送第一代产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锁定”(lock-in),即通过吸引客户从而占领主要市场份额的过程。一旦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对该产品有了依赖感,考虑到培训费用和其他转换成本,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一旦某个产品取得了主流地位,这个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显然,主流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不仅锁定了用户,同时还消除了竞争。
免费赠送是实现主流化的具体方式,它通过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沸点,从而一跃成为市场霸主。许多网络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就是为了长期推销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市场份额的多少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企业要想在网络经济中白手起家,必须先拥有26.1%的份额,再赢得41.7%的份额,最后达到73.9%的份额。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当一个企业使用高明的计谋达到26.1%的市场份额这一最低目标时,才能成为“竞争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个可参与竞争的企业。若低于26.1%,则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稳定的竞争者”,它的地位可能随时会被竞争者取代。一旦拥有26.1%以上的份额,就开始与其他公司相脱离,处于领导市场产品的地位。获利能力一改变,市场份额也随之改变。(2)弥补缺口来进一步赢得41.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以市场霸主的目标是猎取超出41.7%的份额,这时,该公司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赢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扩大。在网络经济中取得这一关键地位的捷径常常是兼并和收购(M&A)。(3)通过主流化以赚取73.9%的份额,从而成为“垄断者”。当然,垄断是每个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终目标。但是,但再往上超过73.9%时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其一,很难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会引来与其他产业集团或专业化产品公司的竞争;其三,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两者之间就会错位。因此,虽然拥有90%、95%或100%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标,但在网络经济中不应该是一个聪明企业的目标。
(二)铸造价值链:“黄金定律”
网络经济中,许多高科技产业已构成价值链上的分支。价值链是由基础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终用户共同联结成的价值增殖链条。网络经济通过价值链实现价值增殖,企业从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分支中抽取资金,赚得利润。网络经济决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赢利,而不实现价值链增殖,将难以幸存。
价值链中包含有“黄金”,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价值链上的分支越多,它所获取的“黄金”也越多,这就是“黄金定律”。任何企业意欲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由一个甚至多个市场空间构成的价值链。
网络经济下,价值链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价值要大。单枪匹马地干无济于事,所以各企业要联合起来,形成“价值链群”才能幸存。随着产品的分解,价值链不断整合。各企业应建立合作关系,发挥联合的作用,竭力从整个价值链上获取利润。
(三)PICN原则:产品个性化
网络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个性,即质量和外观以及感觉要对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个性也许很难定义,但是有个性的产品就有市场。一个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瞄准个体市场,实现产品、服务和创意的个性化,即遵循PICN原则。
PICN是一个缩略词,由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户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组成。这里,个人化是指产品恰恰正好符合个人的需要;客户化是指客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项产品;个体化是指某项产品是专门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特定化即指客户是通过单人市场发掘出来的。所有这些,都组成了PICN因素。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代替了效率,个体化代替了大规模生产,客户化代替了客户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规模销售。
显然,PICN原则迫使生产超越了销售的束缚。网络经济中的生产不再是整体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普通呆板的产品,或提供僵硬、没有特色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事后能够改进。个人化和个体化使价值乘数达到了最大化。总之,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个体化和个人市场这些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节约资金这些传统观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网络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虚拟社区和部落意识
虚拟社区是由有着相同需要的人组成的群体,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联结起来,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和个人品味,并据此生产出符合个人需要的产品。然后企业必须找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向他们出售产品。但是要想吸引住这个群体,就得迎合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一个成功的营销策略必须迎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农业时代的部落意识。网络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适合一个单个的人,同时要能引起整个部落的兴趣。事实上,虚拟社区已超越了社团的范畴,随着网络经济趋于成熟,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这一观念实现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业时代的做法将被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传统所代替,人们的观念必须领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业产业化
[关键词] 效用;边际效用递减;物理学;可验证性
[作者简介] 吴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价格理论及其应用,重庆,401331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4)05-0014-0003
在经济学文献中,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物理学的深远影响,或许是为显得更加客观,经济学不仅像物理学那样大量使用数学、采用数据,而且还直接引进大量物理学概念:诸如弹性、均衡等。经济学应该向物理学取经吗?从物理学的丰硕成果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经济学应该向物理学借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主流趋势是恰当的吗?
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提出
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被认为是效用价值论的开创者①[1][2]。他早在1778 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认为[3]:效用是人们消费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满足感,因此,效用只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属性而已。这种效用价值观思想迅速传播至法、德、英等欧洲国家。
在效用理论上,影响最大却是比孔迪亚克晚几年的边沁[4]。边沁是英国哲学家,他在1789至1802年期间提出的效用概念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效用概念的基本内涵幸福、实惠、好处、快乐、利益;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其三,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收入带来的效用增加速度减慢② 。
边沁概念的第三个含义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后来,德国经济学家戈森(1810 ~ 1858) 也提出了“戈森定理”[5],在内容上包含了边沁的第三个含义,概述起来有三个方面: (1)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消费物品的过程中,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2)边际效用相等定理,即稀缺的约束下,要最大化满足欲望,分配稀缺物品时,要能使人的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3)原来的欲望被满足后,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才能取得更多享乐。
19 世纪70 年代初的“边际革命”由三个代表人物发起③ [6]: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差不多就是戈森定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形式上主要就是数学方法的引进。
19 世纪90 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为两个流派[7]:一个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另一个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前者以门格尔和他的继承者庞巴维克为代表。
心理学派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引申出边际效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后者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及其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数理学派用数学方法论证自己的边际效用学说,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
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前提辨析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一定时间内,一个人消费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又叫戈森(Gossen)第一法则[8] 。
(一)产品概念的理解
首先,这一规律的分析对象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哪些行为算消费行为呢?穿衣吃饭一般都没有异议地被认为是消费。但是读书识字、旅游享受、身体锻炼、寻医问药甚至求神拜佛等诸多行为能否算到消费行为的范围呢?要怎样界定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才是恰当的呢?
回到最基本的立场上: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来看,边际效用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把问题再提升一层: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仍属于科学的范畴,那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认识世界。衡量科学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解释力。解释力就是一个理论能够解释的事实、现象的多少。解释力越强是指能够解释的现象、事实越多。也就是说,解释力越强的理论,适用的范围越广泛 ①。所以,作为科研工作者,要做的是尽可能拓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例,它用于人们对产品的消费行为的分析。如果产品的含义越广泛,那么能够用以分析的行为就会越广泛,就越有机会挖掘出更大的解释力。
那么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什么是产品呢?产品看得见吗?有没有非常客观、直观的标准,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哪些事物可以算,哪些不能算经济学中的产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涉及到对“人”的分析。而人作为社会动物,在社会领域中的所有变量里,没有哪个会是常数[9]。自然科学中,可以找到诸如阿弗加德罗常数等常数、常量,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没有这个优势。也就是说,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对事物性质的判断结论是一劳永逸的。因此,还需要从“人”自身来界定产品。
作为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产品,只能从行为上判断: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10]因此,物品、商品、服务等都是产品的近义词或替代词。并且,产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对产品概念的这样广泛理解,立刻就大大拓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范围。从这样的界定,可以立刻判断,如果某产品由多个部分组成,其中单一部分对人们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产品。
最常见到的一个所谓“反例”是对于一辆四轮车而言,轮胎从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边际效用是增加了的。这样的理解就误解了产品的含义。在这里,因为要正常发挥车轮的作用,需要四个轮子同时到位,那么四个轮胎放到一起才能算一个产品。可见,产品的概念与人们日常的理解是不大一致的 ②。
(二)“一定时间”是多长呢?
先来看一个现象: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时不时地遇到有商场、快餐、电影院等商家派发优惠券。在这些派发优惠券的活动中,有一个容易获得众所认同的现象(规律):商家派发出来的优惠券上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告诉人们:做回头客,继续来消费,有优惠、有好处,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价格上会有一个折扣,而且这个折扣在时间上的规律表现往往是,越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回来消费,享受到的价格折扣幅度会越大。因此,折扣券上的有效时间越是迫在眉睫,其优惠幅度越大。这是为什么呢?
毋庸质疑,这是消费领域中的问题,当然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但要怎么进行解释呢?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时间上的约束,优惠券的现象满足吗?要怎么判断呢?“在一定时间内”,这个时间是多久呢?一年?一个月?一周?一天?还是一个小时呢?对于优惠券这个问题,时间长短要怎么界定呢?如果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明确而固定的常量标准,那就太简单不过了。然而,按照前文的说明,人类世界里,是没有常数的。也就是说,我们肯定无法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找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范围。既然如此,那这个“在一定时间内”的前提是否多余呢?
这里用一个经典物理学定律来解释一个重要的理念:
好些物理学规律,比如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中的重力加速度数值为9.8米每秒、库仑定律等理论的前提条件都需要真空状态。而何为真空呢?真空是一种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空间状态。在验证这些物理定律时,物理学家们找到的是“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空间状态”吗?物理学家们的实验室基本上都是人造的,也就是说真空的状态也是人造的。那么他们如何能做得到造出来的确是真空状态呢?要把实验仪器中的所有气体全部抽走是真空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点就无法绝对完成。要构造真空的实验环境,科学家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努力把仪器中的气体抽出来,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所谓的绝对真空状态。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空状态,岂不是这些物理学定律就没有机会得到检验了?
物理学研究得到的丰硕成果,以及带给我们的巨大价值意味着:我们想错了。错在误解了科学① [10]。首先,实验条件越苛刻,难度就越高,相应的成本就越高。而科学本身就含包着效率、简单之意,也就是说绝对不是不顾成本进行科学研究;其次,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检验都只是模拟、只是逼近。即对于需要真空状态的物理学定律而言,真空的程度越高,那么实验结果与理论推推测的结果之间的误差就会越小。所有的验证都是有误差的,人们能做的是,不断努力(或改进实验条件、或者改进理论)从而缩小实验结论与理论结论的误差。
经济学作为科学,其验证过程与物理学没有差异。回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前提条件之一――“一定时间”中,其含义的时间有多长呢?理论上,这个时间应为零:即消费一个产品与下一个产品之间的时间间隔为零。显然,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达到呢?当然达不到。作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物理学所需要的绝对真空状态又何时实现过呢?如同物理学中,越是接近真空状态,理论推测结论就会越准确(即实验结论与理论结论误差越小),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里,消费同种产品时,相邻两次消费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就越明显。消费者对所消费商品的愿意付出的价格高低取决于消费所得的效用大小,消费所得的效用越大,愿意付出的价格也就会越大。在优惠券的例子中,如果消费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回头客”,则能获得的效用就会下降得更多,那么商家就得给予更多的价格优惠。这就是前述问题的解释。
三、结 论
经济学受到物理学的影响绝不能被低估。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宗师马歇尔[11]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他本人首先是个数学家、哲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非常容易观察到的情况是:不仅表现在大量物理学概念不断被引进到经济学中,还表现在对数学知识的大量应用。可以说,没有物理学就没有经济学。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方面的影响对与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弊大于利的。笔者认为,经济学更应该受到物理学在追求科学性的理念上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理念就是追寻可验证性,即可以用现实中事实、规律来证实这个理论的对错。这是科学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要求。物理学作为一门发展得最为成熟的自然科学,在追求可验证性方面积累了大量难得的“经验”、“教训”。经济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停下脚步,反思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否是恰当的,反思向物理学所学到的是精华还是表象、形式。我们应该以理论大师马歇尔为榜样,他虽然具备深厚的数学功底,但是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却见不到数学知识的大量应用,显然,他认为数学只是形式,代表不了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即数学的采用与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关。同时,也有人指出,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颁发诺贝尔奖的原因并非是数学的应用[12],而是可验证性的富有成效的追求。作为经济学者,只有随时牢记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按照科学的要求来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无愧于社会科学皇后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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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小勇.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关键词]“奥肯定律” 经济增长 城镇失业率
一、引言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世界经济形势险象环生,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已成为我国全体国民普遍的共识,其中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然而,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持续高涨的城镇失业率,中国经济是否违背“奥肯定律”的问题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也成为目前亟需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将成为我国稳增长、促就业的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我国1978-2008年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的实证分析,以检验中国经济是否违背“奥肯定律”,并由此逻辑性地推导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而关于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研究最有影响的成果当属“奥肯(Okun)定律”(1969)。国外关于经济增长与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且凯恩斯学派、发展经济学派等早期研究并不把经济增长与失业必然联结,只是近期的研究才将两者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奥肯定律”出现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多了起来,如 Brauninger、Pannenberg (2002)运用1960-1997年欧美数据关于Solow模型中的失业与生产力增长关系等研究。代表性成果的还有Blanchard and Summers (1986)、Song and Wu (1998)等人的研究。
国内关于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实践中已出现失业、下岗等问题开始的,且多以“奥肯定律”为研究出发点。如杨子晖(2009)基于第一、二代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存在着显著的失业回滞效应,而龚玉泉、袁志刚(2002)在《经济学动态》上撰文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形成机制”。此外代表性的成果还有夏杰长(1999)、王国荣(2001)、邹薇(2003)、王艾青 (2008)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真的背离了“奥肯定律”吗?
深入分析现有的大部分研究,会发现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问题加以解释。在这个问题中,对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率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中国的失业率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或许出于各自研究目的不同,有的从国有企业隐性失业显性化 角度出发、有的从经济结构调整效应 角度出发、有的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角度出发、还有的从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 解释之,因而如何界定失业率就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一个难点问题。另外,许多专家和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城镇失业率进行了推算。比如,周天勇(2003)通过对适度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实际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比较,从而推算出中国城镇失业率;熊祖辕(2004)通过建立一个调整系数,将普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结合起来从而推算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王艾青(2008)则是先通过在社会总经济活动人口扣除农村就业人口得出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基础上推算出城镇失业人口,并推算出城镇失业率等。这些推算的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不同的结果却缺乏可比性与可取性,甚至于这些方法本身无一例外也是同主流解释一样局限于从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中国城乡社会的失业率角度出发。但可惜的是现有的研究几乎没有人从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出发,将城市经济中的GDP增长按产业结构与城镇失业问题相关联。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着做一个有益的补充,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中国国情出发,在先行对现有中国GDP增长与失业分析的基础上,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由此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从而为我国稳增长、促就业的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接下来,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本文理论架构的分析和阐述,并对本文实证中所采用的数据进行简要说明;第三部分为本文的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全文的结论,并由此对完善“稳增长、促就业”的宏观控制机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二、理论构型与数据说明
1. 理论模型
基于“奥肯定律”理论模式,本文将对“奥肯定律”理论模式做进一步的分析阐述。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会增加劳动投入、吸收就业,从而降低失业率,因此,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应该存在负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便描述了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这种反向变动关系,即失业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降低。具体而言,他把失业率作为一个变量,从测量“可能的产出额”出发,通过观察美国1947年-1960年的实际产出和失业率的变化,从而得出了有关实际产出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定律,即实际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失业率将下降0.3个百分点。
用方程式表示为: (1)
其中 为产出缺口,为失业变化率; 为t期的失业率, 为t-1期的失业率; 为t期GDP的增长率, 为t-1期GDP的增长率; 为系数(实证结果为0.3);
奥肯的这一经验规则,已经在欧美实际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证,并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所接受。因此,为了考察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是否呈现出与“奥肯定律”不一致的发展轨迹,本文将对1978年-2008年我国失业变化率与GDP增长变化率进行相关回归等统计分析的同时,还将分别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展开深入分析。
基于中国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假象,我们可假定: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轨迹背离了“奥肯定律”,则背离的情形在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无非是“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同时并存”或“经济高增长与失业不相关”。
2. 数据说明
为了对“奥肯定律”是否适应我国经济进行有效检验,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了我国至今为止监测失业状况的主要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我国失业率的代表变量(正如前文所言,这也是目前国内主流学派所采纳的代表变量),样本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数据来源于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变量选取、数据描述与理论模型具体化
本文在模型设定中把“奥肯定律”表示为: 或 ;为便于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我们需要对模型具体化,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包括:
中国城镇登记失业变化率( ):表示为t期登记失业率 与t-1期登记失业率 之差;
中国GDP增长的变化率为 :表示为t期GDP的增长率 与t-1期GDP的增长率 之差;
:第i (指一、二、三产业) 产业GDP的变化率;
此外还包括等系数,其意义与方程(1)相同。
2.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失业关系分析
要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失业关系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根据1978年~2008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数据(因篇幅限制,相关变量的变动数据汇总表已省略) 绘出各自的序列曲线图及其关系散点图(见图1一图3)。
图1:1978-2008年中国GDP增长变化率与城镇失业变化率关系散点图
通过观察图1、图2与图3,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的变动还是显现出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没有出现前文提出的“背离假定”。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还是存在符合“奥肯定律”的可能性。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利用SPSS17.0分析工具对其回归并分析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在进行正式的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采用SPSS17.0软件对中国GDP增长变化率与城镇登记失业变化率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的Pearson 、Kendall's tau_b、Spearman's rho等相关系数分别为负0.357、负0.343、负0.456(存在“低”相关性),且各自的Sig. (2-tailed)为0.053、0.011、0.011;同时,考虑到中国因市场取向体制变革而释放出的高增长对中国GDP增长变化率与城镇登记失业变化率的影响,我们也对变量进行了偏相关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其相关系数为负0.418,且Sig. (1-tailed)为0.012。接下来,我们认为,可以对中国GDP增长与城镇失业变化率进行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此外,还可以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与城镇失业的关系展开回归分析(见表2所示)。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标准系数为负0.344,F值为4.03,t值为负2.007,S值为0.054,回归方程基本上可认定为有效,且回归方程的具体形式可表达为 ;
而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的产业增长变动率对城镇失业的变化影响是不同的,尽管三大产业的回归标准系数都是负数(意味着反向变动关系),但其中第一、二产业不仅回归标准系数绝对值要低,而且还不能通过F值、T值、S值等相关检验,相比而言,第三产业GDP增长的变动率与失业的变化率之间的回归标准系数为负0.514,F值为10.792,t值为负3.285,S值为0.003,回归效果显著,且回归方程的具体形式也可表达为 。
显然,根据以上的图表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基本符合“奥肯定律”,并没有出现国内部分学者所论述的“背离”现象。那么它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与城镇失业的关系遵循“奥肯定律”首先是由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决定的;其次才是受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中国经济投资推动增长模式 等阻力的干扰。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不断显化城乡隐性失业,同时我国采用城镇登记失业又使原有城乡隐性失业显性化后再次部分隐性化。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为出发点,利用我国1978年-2008年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动关系是否背离“奥肯定律”作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并由此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轨迹并没有偏离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或者说并没有偏离“奥肯定律”。
具体而言,无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失业的总体关系分析还是第三产业(一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在产业结构层面上主要体现为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变化)层面上的个体检验,研究结果均表明:自从我国进行市场经济取向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轨迹同样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迹,即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正是这种反向关系的存在,不仅实现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说农村失业者)有效地转移,而且也促进了城镇原有的隐性失业者的就业。当然,我国经济发展轨迹在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同时,也受到来自二元经济转型与中国经济投资推动增长模式等因素的干扰,致使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背离了“奥肯定律”,甚至于还有的学者(如罗斯基 )据此质疑起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
因此,为了使“稳增长,促就业”在理论与实践中深入人心,完善我国治理失业的宏观调控机制,基于现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理论的研究,我们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内,面对现在和未来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应成为我国全体国民普遍的共识,其中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
2.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尤其应优先扶持城乡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积极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
3. 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其中,就户籍制度改革而言,应取消农业户口、非农户口、城镇户口和蓝印户口等,全面建立以居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准迁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4. 深化教育体制创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训,使技能培训与城乡劳动力素质培训相结合; 即应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大力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培训领域,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培训,逐步建立起城乡劳务培训的长效机制,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就业者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落实政策、学校与资金上的扶持。
5. 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逐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与失业保障体系,把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各级政府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援助,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创造更多智力密集型就业机会。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和拓展之处。由于篇幅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数据的获取性等限制,我们只限于利用1978-2008年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动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和比较,指出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轨迹并没有偏离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或者说并没有偏离“奥肯定律”;在我国,城乡统一的失业率为多少、中国城乡全社会失业的动态变化成因及其变化轨迹,还有经济增长与失业的较低的负相关性的具体成因又是如何等;这是我们下一步研究中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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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率;计量经济学;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
较低的就业率既对社会的安定和谐产生不好影响,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影响我国就业率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艳(2010)在《影响我国就业因素分析》一文中从影响就业的宏观层面考虑,在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网上选取1989年至2008年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支出、居民消费水平等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我国就业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本文模型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黄志云(2006)在《影响我国就业的因素分析及解决措施》一文中认为要解决就业必须转变就业观念,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要加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要保证最低平均工资,要掌握好平均工资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
此外,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就业理论也做了很多研究,首先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能通过市场作用的自我调节达到"充分就业",面对失业问题,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有政府刺激经济、扩大有效需求的宏观改革措施。其次是最典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它主要描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失业率越高,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越低,则通货膨胀率越高。最后是奥肯定律,这一定律认为,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同时就业率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
二、模型的建议
1、变量的确立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本文选取了影响我国就业率的三个变量,分别是国民生产总值、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率。选这三个变量的主要依据如下:首先根据奥肯定律:国民生产总值变化与失业率间的关系,说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率低,就业率水平高;在经济萧条时期,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可见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或降低直接影响就业率的重要因素。其次,工资刚性理论认为:工资可以对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做出反应,但其调整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正因为这种滞后性影响失业率的上升或下降,从而影响就业率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就业率的时候工资水平也是重要因素。最后,菲利普斯曲线表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呈反向关系,既低水平的失业率伴随着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因此,通货膨胀率也是影响就业率的主要因素。
2.模型的确立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模型可建立为:
Y=%[0+%[1X1+%[2X2+%[3X3+%e
其中,Y表示就业率;
x1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x2表示平均货币工资;
x3表示通货膨胀率;
u为随机干扰项;
3.模型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1985-2000)
三、参数估计
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OLS估计,得出方程如下:
Y=79.50618318+6.006334741*X1+0.0002342325*X2+3.608958283*X3
(1.8382) (0.6624) (2.1418)
从回归方程的结果中得出了R2值为0.9714,调整后的R2=0.9642,DW值为0.9530,F值为136.87,以及各个系数的T值等,这些都是模型最初的参数估计。
四、模型检验
1、经济检验:根据最小二乘法得出了模型的初步方程
从回归方程中看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工资以及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均为正,意味着这三个解释变量越高,就业率就越高。初步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2、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R2=0.971704,调整后的R2=0.964255;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较高,通过该检验。
(2)F检验:给定一个显著水平#?0.05,方程中F=135.8781,查F表得到一个临界值F0.05(3,16)=5.29,F>F#叮蛲ü煅椤?
(3)T检验:给定一个显著水平#?0.05,方程中X1的T=1.838209;X2的T=0.662497;X3的T=2.141874;查表得出T(#?2)(16)=1.771 , T>T#叮薠2没有通过检验,其他变量都通过检验。
3、计量经济学检验
(1)异方差检验: 用GQ检验该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将16个样本分成两组,16-4=12,12/2=6,因此以1985-1990为第一组数据,1995-2000为第二组数据,选取解释变量X1排序,分别做回归。
得出SE1=0.227966,SE2=0.308757;
计算F统计量:F=0.308757/0.227966=1.3543;在5%的显著水平下,F(0.05)(4,19)=5.29;说明该模型不存在单调递增型异方差。
(2)多重共线性检验:对Y分别关于X1、X2、X3做最小二乘回归,分别回归后我们发现X1的可决系数最大,因此选定X1作为模型的第一个解释变量,再逐步回归。逐步回归中发现,加入变量x2时,可决系数变化不明显,因此剔除解释变量x2。得出以下方程。
Y=79.50618318+8.151591899*X1+3.34593275*X3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我们得出:1、总体来说,我国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但是就业率比较稳定。2、影响我国就业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其次是通货膨胀率。3、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对我国的就业率影响不大,这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职工工资水平基本相差不大有关。4、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提高我国就业率的关键。
根据测量结果提出相关建议:首先,我国需要采取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政策。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就业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根据上面的计量分析,通货膨胀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可是我国就业率上升3.58%。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增长对就业率和社会的影响,我国可以采取3%-7%的通货膨胀率。其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是就业率提高的关键。根据上述计量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千亿元,就可使我国就业率水平增加7.88%。最后,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就业。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重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的服务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黄艳.影响我顾就业因素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08.
关键词:新制度 经济学 高职院校 管理体制 创新管理
作为教育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发展对于整个高校教育的腾飞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度不断增强,设立了多个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以带动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成为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在新制度经济学下进行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成为我国高职院校管理者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创新发展的必要性
第一,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专业的师资力量为保障。专业的教师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培养学生的中坚力量。所以,高校的发展需要专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个人修养等都是需要随着高职院校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这就需要我国高职院校有一个完善的、针对教师队伍培训的管理制度,以提高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但是,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素质已经不能满足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成为了影响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与教学发展的一大因素。所以,高职院校急需创新管理体制,以解决教师培训的问题,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
第二,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着高职院校的管理制度也要将“以人为本”作为创新的重点思想。在管理学中有这样的理论:人的发展是靠自身“自我实现”内驱力驱动的,而管理则是开发人的这种内驱力,使其充分激励个人的发展,从而达到最初管理的目的。这种内驱力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合力、优化人际关系等,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管理目标的达成。传统的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是以制度来管理,并没有考虑到人的“自我实现”内驱力,所以,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在“人本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创新发展是,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第三,高职院校在管理体制下分为不同的部门,比如,教务部门主管高职院校的教学,财政部门主管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管理部分主管高职院校的管理事宜等,这些部门只有协调工作才能有效地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但是,每一个部门都有其部门领导,这就造成了多领导并存的状况,各个领导对自己部门都有管理权力,而管理部门的工作正常进行就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另外,在高职院校的发展中,还要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管理,一旦教育部门领导与高职院校领导的管理理念及管理措施相冲突,那么就很难顺利管理高职院校的事务。所以,为了明确各部门分工、解决多领导管理的问题,需要高职院校进行管理体制的创新。
二、新制度经济学下,探讨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策略
(一)概述新体制经济学的内涵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争相研究的问题,其中以刘斌夫所著《新体制经济学泛论》为代表。在《新体制经济学泛论》中,刘斌夫提出四大规律、十大定律,都是值得思考的。我国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是一种低效率的体制,使高职院校的发展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高职院校需要创新管理体制,并通过新型的管理体制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在此,本文着重介绍几个有关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的定律。
竞争与需求定律:高职院校培养实用型人才是根据社会建设、经济市场发展所需来培养的,这是促进高校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不同高职院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这也为高职院校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只有满足市场需求,运用竞争激励原理,才能更好地促进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
价格与价值的现代定律:价格是一个变量,同样价值也是变量,尤其是对于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其培养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可大可小。为了适应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高职院校就要努力创新管理体制,满足社会建设对于人才的需求,这样高职院校的价值得到提升,其发展自然会愈发迅速。
资本投资与收益规律:高职院校的发展除了国家教育拨款之外,还有社会各界的捐款与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获得利益是最终目的。所以高职院校在进行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时,应该注意投资于收益之间的关系,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进而扩大高职院校的经济效益。
(二)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策略
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校重要的组成元素,它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策略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教育部门对于高职院校管理的体制的创新,另一个是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只有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都进行管理体制的创新,高职院校的发展才会更加迅速,才可为我国的建设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才能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第一,我国教育部门管理体制的创新
高职院校是在我国教育部门领导下的、为国家建设输送实用型人才的教育机构,所以,高职院校是受我国教育部门管理的。在我国教育部门对高职院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积极研究创新的管理策略,以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首先,加强地方教育部门的建设。地方教育部门的建设成为影响高职院校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地方教育部门应该设立监督高职院校发展的运行结构体系,及时对高职院校管理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正,指导高职院校的管理与发展。其次,加强相关政策、法规等的完善,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高职院校虽然对我国的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对它的性质、责任、义务等问题的定位还不是很精确,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管理。最后,国家教育部门对于高职院校进行教育拨款时,应该注意结合高职院校发展的具体情况,并且下派管理人员协同高职院校内部管理者进行管理。但是,要注意高职院校多领导问题,严格以提高高职院校管理水平与教学质量为管理原则,以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为管理目标,积极合作,协同管理,这样才能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
第二,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以人为本
教师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加强高职院校的管理体制中教师队伍建设管理的力度。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也影响着高职院校的声誉,进而影响社会对高职院校的投资。管理者应该积极探索适应高职院校发展的、可以有效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管理体制,创新进行教师的管理。定期组织教师进行业务学习,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完善教师激励制度,以物质奖励的形式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进而提高高职院校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高职院校在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
学生是高职院校培养教育的对象,完善的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可以促进他们的发展。所以,高职院校应该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下,以创新的手段进行管理。具体可以明确学生的价值,按照适应学生发展的原则,利用各种手段,充分提升学生的价值,使学生能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再反过来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效益,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提高高职院校的经济效益。
结束语:
高职院校的主要办学宗旨是为国家的发展输送专业的实用型人才,所以,高职院校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高职院校的管理体制的创新,也是将“人”作为管理体制创新的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不断探索创新的管理体制,使高职院校的管理体制能够在新制度经济学下,更好地为高职院校的发展做贡献,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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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启示;制度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增多。本文致力于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阐述在制度变迁的环境与背景下我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所源于的制度环境,以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借鉴作用。
一、国外对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外就业理论成果颇丰。早期文献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具有代表性的是劳动力需求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水平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理论。20世纪下半叶,发展到劳动力供给研究,代表人物为加里・贝克尔、西奥多・舒尔茨等,其中贝克尔在劳动力供给研究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为后来的劳动力供给理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可以概括为“遵循市场法则的均衡就业”理论,它以“萨伊定律”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经过利息率与工资的自动调节,最终使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萨伊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使得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形成充足的市场需求,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的就业理论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与质疑。凡勃伦和康芒斯等一批制度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古典就业理论与现实不符,即使在庇古的自由竞争框架内仍有可能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由此可以证明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很难达到充分就业的。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凯恩斯认为失业的根源在于三大心理规律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确立了国家干预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理念,使经济学及其就业理论进入到了现展的新阶段。二战以后,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上升到经济学的正统地位,菲利浦斯曲线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的重要依据。美、英等国在40年代中期就分别通过了所谓“充分就业”的立法。
20世纪6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出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并以此来否定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长期内不会存在,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就业政策。
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只注重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认为,人们的理性预期会抵消掉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使之归于无效。并再次强调市场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如何选择好适当的市场放任度和政府干预度,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是现代西方就业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做出较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把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源利用看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认为劳动力利用不足,人力资源大量闲置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困扰,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就业理论,力图排除困扰。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包括劳动力闲置标准、劳动者失业原因、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剩余劳动力迁移规律和就业政策。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古典经济学假设为前提,把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作为其理论的经验依据,把发展工业作为主要目标,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此后的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给予了补充和发展,对农业给予了必要的重视。托达罗在研究中,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以及制约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从地区与部门结构平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总结来看,对于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
二、我国相关就业理论
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我国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主要是围绕着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认为传统的就业和工资制度、非有效就业以及分割的劳动就业市场是我国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是集中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多数人赞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就业需求不足根源于内需不足,提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扩大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就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要不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基本优先目标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并不充分和统一。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对就业问题非常重视,就业被列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宏观经济反周期政策无一例外地根据就业信号做出反应。我国也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和明晰的思路及有力的支持,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唯一目标,政府常常把就业视为个人或企业等的个体行为,不重视发挥政府在解决失业中的主导作用,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手段与目标的倒置,这也是我国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一个原因。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由此可见,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制度选择。
第二,对“奥肯定律”在我国失效,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出现的非一致性如何解释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问题,目前的研究比较多。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在我国,实证数据却显示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变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非一致性,是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表现为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时期,传统就业体制积淀下来的存量矛盾的释放和对经济全球化条件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弹性下降。在我国,“奥肯定律”出现了变异。
蔡等(2004)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没有能促进就业,是因为国债投入行业的优先顺序与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恰好相反,而利率的持续下调鼓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提出要把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来治理周期性失业,从降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治理自然失业。
宏观政策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选择的结果,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政策取向在我国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会存在。制度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就业问题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全面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从我国的微观结构矛盾的特殊性,即从产业结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角度入手寻求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释。一些学者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对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的劳动就业存在着“路径依赖”与制度性就业矛盾,并从就业政策的制定、近远期目标的确立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给出解决方案等。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经济学中对就业问题虽然有大量研究,但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受非经济因素干扰最多、最不适用均衡模型的市场,一些理论尽管逻辑严密,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就业问题,至今一些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第一,新古典就业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由于劳动力是非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劳动力的流动有很大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迁移的成本、劳动者搜寻就业岗位信息的成本、劳动者技能转换的成本等;另外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雇主,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之上的充分就业理论无法成立。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它基本上不考虑解决就业的需求管理政策的长期合理性,例如在扩大政府投资中的各种不合理行为,因此不可能回答长期持续的充分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为基础,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已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相符,故也只能用来参考。
总结来看,西方主流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但在我国,由于“奥肯定律”的变异,经济增长已经不能成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必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第二,就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二者谁为主导、谁为辅助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下,尽管不能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更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就业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因为我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的力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并且无法替代。
第三,已有的就业理论较少涉及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就业问题时其制度前提是既定的,制度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中忽略制度分析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使得各国所选择的制度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制度的模仿和相互渗透也无法改变这种差异。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更是深刻而全面的,它必然成为经济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
经济制度与就业密切相关,因为经济绩效是扩大就业的基础,而经济绩效的好坏取决于经济制度安排,并通过对生产率的影响,直接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要具体分析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矛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导致的就业弹性较低的问题,对就业弹性的分析也应从制度入手。
说到底,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研究就业问题离不开对制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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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量化投资;数学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242-01
一、量化投资概述
量化投资,顾名思义,将投资进行量化。它结合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相关的科学技术对投资进行决策。与传统的投资方式不同,它不依靠人的主观意识去判断决策,而是通过量化模型处理大量信息以便找到一定的市场规律。
量化投资的发展史就短短的几十年,但其凭借其纪律性、系统性、及时性、准确性和分散化的优势,发展前景十分可观。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算法交易、股指期货套利和量化选股等投资策略,以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随机过程等理论进行分析最终得到决策方案。A股市场的弱有效性,使其特别适合通过量化的方法找出其无效性,发掘出超额收益的潜力。
二、数学模型的重要性
“数学模型”,又称“金融数学”或“数理金融学”,是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现象,通过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中潜在的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金融数学是现代数学与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结合应用。
金融数学的发展曾两次引发了“华尔街革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维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克维茨也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美国金融学家布莱克和舒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模型,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次授予以数学为工具分析金融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格兰杰,以表彰他们分别用“随着时间变化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数列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不仅仅是理论界在金融数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实务投资派也运用金融数学模型在市场中取得了巨大的盈利。数学教授出身的“模型先生”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连续两年在对冲基金经理人收入排行中位列第一。2005年,西蒙斯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净赚15亿美元,去年,他收入高达17亿美元,差不多是索罗斯的两倍。68岁的西蒙斯是世界级的数学家,也是最伟大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他24岁就出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曾与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一同创立了Chern-Simons几何定律,该定律成为理论物理学的重要工具。西蒙斯和他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华尔街一个彻底的异类,公司从不雇用华尔街人士,而是靠数学模型捕捉市场机会,用电脑作出交易决策,是这位超级投资者成功的秘诀。
而在量化投资学中,数学模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依靠个人判断选股,你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同时你也承担着第二天输得什么都没有的风险,模型的优势恰恰在于降低风险。举个例子,传统的定性投资依赖于上市公司的调研,结合了个人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而无法克服人性上贪婪、侥幸心理和恐惧等弱点,带着个人情感会使是判断产生偏差。模型恰恰能通过全面系统性的扫描,准确且客观地评价交易机会,克服了主观上的情绪导致的偏差,从而做到降低风险。投资能盈利的本质就在于能有效的控制风险。风险是一定存在,但只要能合理控制,即能找到商机。
三、论述数学在股市中的应用
(一)时间序列下用R/S分析法对股市收盘的预测
R/S分析法由水纹专家H.E.Hurst在1951年提出的,其旨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该序列的H值,并根据H值来判断序列的走势。H值和相应的时间学列分为3中类型:
(1)H=0.5时,时间序列是随机游走的。序列中的不同时间的值是随机的和不相关的,即市场是有效的。
(2)当0.5≤H
(3)当0
根据R/S分析法,可将要分析的股票的收盘数据导出,计算出各项指标,根据H值来预测收盘的走势,对投资决策有重大意义。
(二)多因子选股模型
多因子选股模型是一类重要的选股模型。较稳定,是综合很多市场信息最后得出的选股结果。通常有两种办法:打分法和回归法。在此介绍回归法在选股中的应用。
回归法根据过去的股票的收益率的值对多因子进行回归最终得到回归方程。再将新因子的值带入回归方程,得到的值即为对未来股票的收益的一个预判,可根据这个预判进行选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