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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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主体思维一般是指，在探讨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立足于人的生存需要和生存目的。其中，之所以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立足于主体性思维而言的。崇尚还原主义的西方文化往往都会过分重视人自身的生存目的、自身的生存价值以及人身的独特性，人为地将人与外在自然绝对地分割、对立起来，主张只有“人”才可能具有生命力、思维力、主动索求力以及改造自然的创造力，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事物则都是一些孤立的、僵化的、被动的存在物。以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去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必然无法深刻领会到人与世界万物的普遍而有机的联系，乃至将我们的“人”看做与自然彼此之间分离、彼此之间独立的一种实体性存在。正是基于此，一些持本质主义思维的人声称：世界上万事万物具有恒定不变的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以致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应该属于某种客观、而非主观的机械联系，而世界上的事物的演化律则也应该是一种永恒的律则，这种律则将是永恒不变的，它与人的存在与否毫无关联。持还原思想的人往往将事物的存在看作是一种实体性存在，坚持某种强的实在论立场，同时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做是一种机械的、固定的、内在的因果联系，而将宇宙看做是一台机器，这台机器遵循某种恒定不变的物理定理或物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原主义所对应的世界观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要关注实体性存在物的内在不变的本质、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线性因果规律这三个方面。还原主义思维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加之其机械的世界观，客观上推动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并逐渐确立起“人”在物质世界的主体地位。人本主义的价值趋向主要是崇尚人的理性，它力求剔除自古以来自然和社会对“人”的自由的束缚，不断提升我们“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甚至不断发展我们“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提升人的尊严。然而，伴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拥有物质需求的人，其欲望也日益膨胀。以至于，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工具的使用上，一些理性和理念逐渐发生了偏转，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取代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取代着重体现在：第一，过分追求某种物质性的需求；第二，无视外在自然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制约，并且否定世界万物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价值；第三，主张其他事物只有在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时，才具有相对于人的工具性价值。由此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直接助长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霸占，直接分裂了人自身的思维和肉体。笔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当前生态环境危机、“人性异化”的思想源头。世界万物是以整体存在的，各种事物都相互联系着，共存共长地向前发展，但还原主义不能如实地认识世界万物真实的状态。这种提倡分割认识的理性方法，所带来的是学科之间的日益分化和细化。相反，学科之间的整合和互动不复存在，学科之间的隔阂日趋坚厚。目前，各门学科知识正日益积累，而这种隔离和分化将阻碍新的学科体系﹙尤其是交叉学科﹚的创立和进步。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越来越变得互不相干；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自然科学各领域之内，比如物理学、化学，相互之间也隔阂极深，在协同创新上面难以真正形成有效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还原主义不仅对现代科技的发展产生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影响。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过分强调人自身的生存需要和利益，在发展人的认识理性化和科技理性化上片面化，在人—社会—自然三体之中，导致人的力量出现片面性的增强趋势，这必然会带来生态系统的失衡。除此之外，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家在还原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其建构的科学体系和技术体系，与人的发展日益分离，两者孤立的发展使得科技要适应人的本性的特点与人和谐发展的观念日益淡化。在利益的驱动下科学家往往追求的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忽略人的理性发展，致使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危机。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摧残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人精神的空虚。

科技异化与人类生存危机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人们在享受这些成果的同时，科技异化的现象也愈演愈烈，科技异化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科技与自然生态的分离、科技与伦理的疏离是科技发展的直接后果，因此，研究科学异化与人类生存危机的问题十分重要。2.1科技异化从的观点来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现象。所谓“科技异化”是指作为现实主体的人类对所创造了客体科技进行某种不恰当的使用，以致最终科技反转过来变成某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控制着我们人类自身的发展，并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作为一种改造力量，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这种改变多是积极和友好的，可是科技的负面性也不得不让我们深刻反思其内在的合理性问题。一方面，发现自然内在的规律是当代科学的目标和使命，可是伴随人类实践的日益拓展，人类对自然的驾驭显得越来越难以招架。由于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制约，人的认识也存在着无法剔除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还原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在现代主要表现为人类过分以自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否定自然万物自身的内在价值，认为其他事物只有在能够满足人的基础上才具有价值，这种认识是人类加大了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导致生态环境危机。此外，作为中性的科技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人的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活动，如果科技工作者具有良好的素质，则就会使科技朝着造福人们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科技工作者动机不纯，则科技所带来的负效应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科学本质是人的科学，发展技术最终指向的是人，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还原主义作为依据，无限地分解并过分强调人的生存需求和利益，这使得在科技的发展征途中，人们逐渐抛弃了人文价值理念，而唯一地、或不自觉地主张科技的工具理性价值，这最终导致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的脱节，以致狭隘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为了谋求私利，而滥用科学和技术，以致酿成严重后果。2.2科技异化与生态环境危机科学技术的异化表现在很多方面，从人和自然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异化突出表现在对环境的破坏上。科技异化使自然向着不利于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进，结果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在人类社会早期，科学技术水平相当低，人类主要怀着敬畏之情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尽管科技异化现象在那时已经出现，如狩猎使一些物种稀少乃至灭绝，养殖使一些物种改变习性和状态，种植使土壤成分发生变化等，但自然界的再生和自我调节能力能及时消解﹙即吸收、净化、转换﹚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不致于出现全球性生态危机。但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异化现象日益严重，如大规模的开发和兴修水利等活动、人工合成新的化合物改变着原有的地球化学循环，森林砍伐、建筑业发展、海洋和空气的污染等，科学技术异化所带来的对自然的干涉和破坏力日益超越了自然的再生和自我调节能力。20世纪以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对自然界干涉能力大大提高，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其自身的修复极限，从而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严重的烟雾、致命的酸雨、肆虐的尘暴、污染的空气、空前的水荒、枯竭的资源、严重的噪音、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日趋灭绝的物种等等，这一切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仔细分析，科技异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应用的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对自然界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第二，通常我们所说的主体、客体二分法，虽然描述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但是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自然界整体”，而是将人从自然界绝对地脱离了开来。人的主体能动性采用一种自为的方法去改变了整体的自在，但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人自为地改造了自在以后，大自然的自在也会约束和限制人的自在。具体而言，大自然这一整体将以其固有存在的自在规律维系着整体的平衡，假如我们人一旦力图以自己的行为去促使自身的自在发生改变，此时，自然界的固有平衡将由于丢失被人掠夺的那一部分而遭到破坏，并进而危及人类的自身［2］。从实践角度讲，人类在发展、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界的自在规律这种受动的关系。人们在发挥能动性来发展、应用科学时，没有相应地推进对于自身无法摆脱的受动性认识，使得人类不合理地、片面地、盲目地发展科学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并破坏生态环境［3］。第三，从社会组织、制度来看，在私有制的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和过度运用是科学异化及其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科技异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其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科技异化对生态的负效应，科技的发展该何去何从？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2.3科技异化与人的精神危机科技异化不仅对人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使人陷入了精神沦落的困境之中。当近代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继而独领的时候，人的精神生活与科学技术在人生存中的平衡开始遭到破坏。数字技术、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日益商业化、利益化发展使人的精神需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虚之中，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还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伦理危机。数字技术以综合的、全面的社会服务功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的、互动的交往空间和生活空间，但是数字技术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其消极的一面也日益显现：第一，数字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们沉浸于电子音乐、动画世界造就的电子视听世界，降低了人们对大自然最本质的感受力；第二，数字技术摧残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紧迫感、压抑感、浮躁感上升，对信息消化程度降低，感觉麻木，思维不畅，深层思考受阻；第三，数字技术限制了人的自由，人们对“可能生活”选择范围在缩小，人类个体除了接受数字技术的支配以外别无选择；第四，数字技术使人具有两面性人格，在网络上，人充分展示自我；在网络下，人们沦为电脑、知识、信息、技术的奴隶；第五，数字技术带来了“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个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损害集体的利益。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使人陷入了精神陷阱，并诱发着人的新异化［4］。再如克隆技术问题，克隆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生物界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也向人类社会现有的伦理道德及精神生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克隆技术包括以克隆人为目的的生殖性克隆，也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治疗性克隆。对于“克隆人”所引起的伦理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克隆人的尊严问题，克隆人是否符合人道，克隆人会否使人伦关系混乱，克隆人会否导致人类基因库单一等问题，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争议。但是涉及人类胚胎利用的治疗性克隆在伦理上也是不被接受的，因为以经济或其他医疗之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正经历着一场革命，附带了高科技元素的人与自然的新关系已经浮现。由这种新关系所带来的新的科学理性，也已经全面深入到社会文化活动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层面。其中，这种科学的理性精神，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认识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认识上，科技甚至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效率，也促进了生产管理方式中协作精神的发展。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在精神层面上对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积极性无容置疑。然而，由于科技存在异化的一面，因此科技在为人类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种异化的科学致使人与自然产生分裂和对抗，并增加了人性中的贪婪，助长了人的趋利性，物质欲望充斥着人类的心灵，对产品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促进了科技的不断演化和发展，而这种发展使人们偏重于物质生活，成为利益的奴隶，可以这么说，科技推进了人的异化，而这直接影响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良性发展。

发展和谐科技观

第2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关键词 科技应用;科技异化;环境问题;发展辨析

1 科技的异化：家园的残破，生活的灰暗

关于异化的概念有多种表述，但一般认为，"异化主要是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客体），而这个客体又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自身。" 简言之，科技的异化是指企望科技的应用造福于人类，而又出现制约人类发展的各种问题，如环境灾难、伦理缺失、行为失范、取向单一等。

科技中的异化现象是伴随着科技的广泛应用而衍生出来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社会，人们更多的是满足人口发展及粮食增长的需要而毁林开荒、移山填湖（河）、过度开垦而导致水土流失、干旱、风沙等人为的自然灾害。显然，人们在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想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主要是人口较多的局部地区生态失衡。近代科技的兴起及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相继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多方面快速地迸发出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日益短缺，为资源而战似乎是引发当今战争的根源；近些年以来我国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的数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甚至在首都郊区也出现了"癌症村"，这不禁令人悲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但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十分严峻。以水资源为例，"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了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 科技应用的不当，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之又用更多的资金去治理环境。如滇池的治理，阳宗海的砷污染事件，都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有些地区经济增长的部分还不抵环境治理的费用。

一般而论，科技的盲目应用，项目的盲目扩张，环境的恶化在经济有一定发展但又相对滞后这一过渡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中国的广大地区正处于这一时期，面临的环境约束矛盾也尤为严峻。

2 科技悲观主义的沉思与呼喊

任何事物都有一种自然向上的本能，都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倾向。人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灵"，自从它产生以后就企望摆脱自然的束缚，企望通过征服自然以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当人类学会了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后，人类便向大自然进军。

近代科学产生以后，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在经济繁荣的同时环境也开始受到了大量的破坏，为此，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人思考人的目的与行为问题。悲观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人们的关注。1968年总部设在意大利并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 在大力度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该组织1972年发表了一份关于人类面临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研究了人口增长、粮食生产、资源消耗、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等五种因素的变动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他们通过定量研究后发现，这五种因素的共同特点是按指数增长，经过一定时间的倍增，会变得非常巨大。但人类所处的地球是一个"有限的世界"，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之间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 为了防止此种后果发生，他们认为："首要任务是迅速地从根本上调节目前不平衡的和危险的、恶化的世界形式"，"全新的态度是需要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 这就是"零增长"的出典，即停止增长——"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

罗马俱乐部反思中的一些问题虽依据不够充分，如资源只是当时所掌握的情况，不足以得出某些开采年限的结论，同时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表现出了一种悲观的情绪。但是从总体上看，罗马俱乐部所反思的问题是严峻的，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关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充分反映了人类对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反思，都体现了对环境问题的呼唤与关切。

3 科技乐观主义的豪情

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因此，科技的发展倍受人们关注，自近代以来发表了大量颂扬科技福音的著述，其中佛朗西斯·培根则是早期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自然，以便支配自然，而"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为此，他认为应该设立专门的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以"探明事物的本质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第3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关键词：人文视角；科技异化；利益；资本主义；科学发展观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德]马克思

马克思曾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承认，科技的出现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就是说，科技的主体是人，科技的发展也是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一样，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纵观科技史的发展，科技与人的关系已经渐渐改变。科技从开始的为人所使用，到了现在渐渐转变为人开始沦为科技的奴隶，人对科技的依赖逐渐加深。而科技所带来的危害渐渐明朗。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自然失衡、科技伦理的沦丧、高尖端武器如核武器的威胁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活。科技带来的这些不正常的出现及其加重，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变化呢？针对这一系列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的学者都有很多，历史也很长。

纵观科技发展的历史，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为了生存，人类很早在生活中就掌握了技术，这时候的技术与科学联系度很低。到了中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与技术开始接近。科学革命后，科学与技术开始渐渐融合，科学渐渐演变成为指导技术的理论。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使得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得到了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就充分的体现了科学与技术融合程度的加深，是随着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及至现代，科学与技术早已无法分隔，科学与技术早已交融，技术完善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创新。以现代各种高新技术为例，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融合的产物。但是，近年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愈加明显，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已经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马克思在他的科技哲学思想中重点强调了人与科技的关系，这“既是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的充分体现，又是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彰显”[1]。这也是马克思面对科技发展问题的解决方式。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科技的人本理念是支持的。

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科技则是工业的主要手段，科技不断的改造世界、改造人类，不断的因为人类的需要而创新，可以说科技的出现就是为人类的需要而服务的。当然这是科技出现的初衷，科技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更好的生存的“工具”，无论是衣食还是住行，科技渐渐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所占的地位也日渐重要。科技从古代的为人的存在，到中世纪的为神的存在，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富有人性，进入近代，科技开始渐渐远离人类，人与科技成为对立面。这一人与科技的关系的变化，正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力急速发展，科技成为资本家手中为获取更多物质财富的有效工具。这一原因也使得科技的工具理性渐渐替代科技的价值理性，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主导人类使用科技的思维观念，而这也是科技异化的重要根源。在这一思维方式主导下，科技成为工具，而人类也渐渐沦为科技的奴隶，不仅仅是利用科技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道德丧失，更在于依赖科技便利所带来的人的各方面功能的退化。

至于什么是科技异化，前面也有所表述。科技异化的现象有很多，科技异化的原因也有很多。科技本身作为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相联系，自然能够对科技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很多。前面我们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对私有财产的物质追求，致使科技成为资本家获得资本的工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科技异化的产生提供了环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也成为资本家奴役人的工具，这是使科技发生异化的原因之一。现代性也是科技异化的一个原因。现代性的实现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但是这样一种成果却是在把科技作为工具，作为人统治自然的工具。自然，现代性的追求中也极易引发主体性原则、个人主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绝对肯定。主体性原则把人作为世界的主体，以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心，肯定个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也是引起科技异化的原因，全球化使得科技异化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都是科技异化产生的原因，其实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共同的内在联系在于利益。因为对利益的追求，大肆运用科技作为工具，科技早已失去其最终价值。道德的缺失，环境的污染，资源的短缺，生态的破坏，高科技武器的威胁等等，这一系列由科技异化带来的问题，早已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

想要解决科技异化所带来的危害，就要清楚明白科技异化的原因，从源头入手。“科学技术的异化与其说是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不如说是我们对于科技的误解和滥用所导致的，所以始作俑者是人类自己。”[2]科技的初衷就是为全人类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在运用科技的过程中，科技的使用者――人渐渐失去了本心，对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追求，渐渐掩盖了对全人类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想要克服科技异化的危害，协调好多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其达到平衡，把对科技的思维方式从工具理性转变为价值理性至关重要。科技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科技的产生也是为了人。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思想也是必要的，从思想根源上指导人。“科技伦理思想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关于科学技术的目的和价值、科技与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规范、科学家的职业道德等观点和思想的总和。”[2]当代，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即将到来，知识经济社会的全新面貌将使科技创新成为新的实践方式，新技术的发展必将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也为科技的回归人性化奠定了基础。自然，科技也有非人性化。面对科技的非人性化，把握好度。

联系中国的实际，中国目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也处速发展的国家时期，如何使发展进程加快，而又不出现大的弯路，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中国也出现了科技异化，无论是来自外界如发达国家的直接影响，还是由于自身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而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或者网络滥用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因素，面对这些科技异化的影响，中国想要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必须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时刻以的人文视角看待科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给科技营造良好的环境，科技异化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而中国也将实现发展的新目标。（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第4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关键词 科学 理性 回归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现代风险已经成为了社会存在的最大威胁。以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自然，但是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对来自于自然的灾害有了更大的预测、预防能力，纯粹的自然灾害已经不再是社会的最大威胁。在这一进程中，人们崇信科学技术，依赖科学技术、一切为科学技术是从，从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可能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近代科学史学科奠基者乔治・萨顿所就认为：“就建设性而论，科学的精神是最强的力量，就破坏性而论，它也是最强的力量。”①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带来了危机；它的每一次重大创新也都为人类创造了更大的危机。近几年来，世界上产生了像核能、基因科技、克隆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技术都具有着正面与反面的双重效应。其中核能的负面效应就已经显现无疑。深究这一切，我们会发现，科学技术因人而发展，受人的意识左右，所以说其本身并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是人类的理性，具体表现是科学理性发生异化。

所谓科学理性是一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以逻辑为依托，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坚持认为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爱因斯坦指出:“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②第二，坚持认为世界是可知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要不是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不是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在我们的一切努力中，在每一次新旧观点之间戏剧性的冲突中，我们都认识到求理解的永恒的欲望，以及对于我们世界的和谐的坚定信念，都随着求理解的障碍的增长而不断地增强。”③

科学理性的异化是指科学理性的发展偏离了服务于人的宗旨。科学理性的本质是让人们按照科学的方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对自然的征服。但是由于科学理性使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所以科学理性极度膨胀，它所针对的对象就已经不在局限与自然了，而是从自然转移到了人的身上。于是人被按照现代的社会分工组织了起来，成为了生产机器的一个部分，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人的肉体被机械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④所有的人也都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思考问题，于是新的统治意识形成了，这就是科学理性的统治。

尽管科学理性为社会带来了风险，但是应对风险也同样需要科学理性。贝克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科学不能简单地抽身退步，并说：好吧，就这样，我们将这文明的命运留给你们”。“在如今越发文明的世界中，我们只能借助科学和技术范畴来描述和把握科学技术活动最糟糕的结果”。⑤

为了应对风险，科学理性的回归是一种必然。科学理性的回归是科学理性重新回到社会理性的麾下，接受约束与指引。贝克曾经说过“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⑥这说明，在社会的发展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是相辅相成的。脱离了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势必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为了遏制现代社会中的风险，科学理性需要社会理性的救赎，需要回归社会理性。

科学理性的回归首先表现为破除科学理性的绝对权威。贝克认为:“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⑦那么，怎样破除科学理性的权威呢？贝克认为：“在科学与技术内部，必定有一种分化、一种运动，它将更加强调对风险社会的反思纳入科学研究行动与技术行动的逻辑，对那种一贯的漠然态度进行批判，代之以科学逻辑与科学行动所遵从的另一种反思性纲领”⑧其次表现为对人性的附和。要想规避风险，科学理性必须合乎社会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具体表现就是科学理性应当“从属于人性、服务于人性，受制于人性整体演进升华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制约，从而有利于人性的存在和发展、完善和升华；僭越人性的科技终将成为人类自身的掘墓者”⑨。

毫无疑问，社会理性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明灯。只有依照社会理性的指引，科学技术才能够“按照（人）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⑩。

（作者：吉林大学2007级法理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乔治・萨顿. 陈恒六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②范岱年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2.

③范岱年，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516.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⑤[德]乌尔里希・贝克,[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 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27.

⑥[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第99页.

⑦[德]乌尔里希・贝克,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风险社会政治学.与现实.2005年第3期.

⑧[德]乌尔里希・贝克,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第5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科学技术具有双重社会效应，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西方学者在对科技效应的反思中，分析了其负面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在我国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要借鉴西方的理论，同时又要基于人学的视角，即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在充分肯定和发挥科技正面效应的同时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

关键词 ：科学技术；社会效应；人学；人的发展；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14－06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人的发展理论当代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ZX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新夏（1957-），湖南桃源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本质上是就人的生存发展而言的，从人学特别是人的发展视角反思科学技术的双重社会效应，趋其利而避其害，对于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以推进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在当代，随着高新技术广泛、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愈趋明显。从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在生产中受到技术的控制，成了机器的组成部分甚至于附属物。

在现代，随着技术的力量日趋强大，出现了人与技术的异化，人的创造物成了他的主人，“技术似乎经常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在起作用，比操纵它的人类还有力量。”[1]“技术变成有自主权的了……技术一步步控制着文明的一切因素……人类自己也被技术击败，而成为它的附庸。”[1]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变成了自组织系统，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和节奏，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机器的配件，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动作。在这种“人-机”系统中，作为客体的技术装置成了主体，控制人，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了机器的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被客体化，成了附属于机器并被动地围绕机器转动的部件。人与机器等技术装置地位的转换，显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技术装置在生产中对人的控制，直接导致人的能力及其活动的片面化。在被技术装置控制的同时，人只能作为机器的配角从事某一种或某一个环节的工作，被片面化为单向度的人。人可以被机器置换，并且，离开了机器这一“主体”，人便一无所是，一无所能。

机器大工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放大了人的能力，也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机器设备成了有生命的自组织系统，一方面，机器似乎有了独立于人的需要和运行轨道，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增强，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与之相联系，技术成为权威或权威的根据，被抬举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异化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此在的一切领域中，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地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作成的。”[2]又如弗洛姆所言，“工业社会蔑视自然界和一切非机器生产的东西以及那些不能生产机器的人们。今天，使人着迷的是机械性的东西、巨大的机器、无生命的东西，人甚至越来越迷恋毁灭力。”[3]

二是人在生活中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

在当代，科技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实在太大，对我们的生存介入实在太深，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内在因素，以至于人们对科技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不可逆转的境地，逐渐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科技在给人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和便捷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对自身的轻视和对外在力量的迷恋。在当代，人们举手投足，吃、住、行、用，几乎没有一项活动能离开技术的支撑。不能设想，现代的人们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离开了水、电、煤、气等生活用具和物资，离开了电灯、电话、冰箱、空调等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将如何生存。且不说生活质量将极大降低，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就没有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人对技术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生理机能上，更表现在心理上，并且技术越是先进，这种依赖性就越强。“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显然后现代人已经被这种高度发展的新技术搞得心醉神迷，因此，当前像对电脑和信息处理机之类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对我们所说的文化逻辑来说就远不是外部的了。”[4]在当代，对技术的依赖已深深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技术已不仅是人生存的外在条件，而是成了人生活的内在因素，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不仅离开了技术不知道如何生存，甚至根本就不能想象如何去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技术的依赖已成为商品拜物教、金钱崇拜之外的又一种“物的依赖性”。

三是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弗洛姆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3]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既非危言耸听，更非绝无仅有。科技的不当利用例如运用于战争，将放大人类的破坏能力，甚至毁灭人类。即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准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5]

此外，科技在其他方面的不当运用更是呈愈趋扩大之势，一些新技术例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的使用，给自然的变化包括人的生理变异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以往不同，当代克隆人、基因工程、转基因生物等高新科技，目标和结果都在于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状态或机理，是对生物的重新设计和改变，并且，所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性质。这种对生命内在的干预，固然可以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影响如医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等，但同时也潜存着危机，包括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危机和尚未意识到的危机。

四是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使人的肌体及功能退化。

就人与动物的对比来看，表面上，人能够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于人，然而这其中却潜藏着危机，长期对技术的依赖，导致人的肌体功能退化，使人在不借助于技术时生存能力逊于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证明，人的生理器官及其机能的变化规则是“用进废退”。当代科技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人的生理功能，最典型的如以车代步等。现代科技在替代人的某些机能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方便人的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一些生理器官和机能的退化或阻碍了其继续进化。弗洛姆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分析过人的软弱性：“人和动物存在上的首要区别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调节的本能。而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却始终如一；……动物能通过主动地改变自身而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6]这里人与动物比较的本意在于说明人生存上的优越性，但却显示了人在自然生存能力上逊于动物之处及其原因。通过运用技术而最有生存能力的人，实际上正是在生理上最无能（就适应自然能力而言）的人。科学技术在给予人巨大能力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将人置于了高度的风险之中，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超出技术控制范围或能力的变化，或者人在一定情形下失去了外部条件的支持，人类似将面临严重生存的危机。离开了技术力量的支撑，人类势将成为所有高等动物中最弱势的种类。

五是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前面谈到，一些高新技术的使用，涉及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重新设计，实质是对生命性质和发展过程的内在干预，这种内在干预将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秩序，其可能的负面影响虽然迄今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会给人的生理或自然生存带来潜在的危机，也对传统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生命科学领域一系列高新技术给传统伦理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困惑。例如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等的不当使用（如克隆人），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给人们之间的人伦关系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些新问题和新困惑，迫切地要求我们重建相应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

二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首先出现于西方，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迅速进步及其负面效应的凸显，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科技是一柄双刃剑，既隐藏着一些新的机会也隐藏着一些新的危险。他们揭示了科技产生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

一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科技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巴伯曾正确地定位了科学和价值各自的社会功能，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价值之上的，而科学总是在这些价值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些社会价值提出某些非经验的问题，即意义、邪恶、正义和拯救的问题，只关心经验问题的科学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强有力地位，所以它将不断地与社会的其它部分互动，既对于良好的事情也对于糟糕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安排和社会价值的问题。”[7]“科学的社会后果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它们只能通过社会和政治的过程加以控制。”[7]这些论述指明，科技本身主要是手段性的，科技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运用。现实生活中，科技曾经一再地在许多领域被不当地运用，从而造成了负面影响。科技不当运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战争和军备竞赛，其中又以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威胁使用为最。众所周知，核能在给人类带来更高效的能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规模也更恐怖的杀人武器。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以往常规武器所瞄准的都是特定的人或人群的话，那么在核武器时代，其所瞄准的则是整个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二是人们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认识具有滞后性。科技自身具有双刃剑的特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总体上，特别是在长期预言某种科学发现将具有何种特殊的社会后果”[7]，因为人类对其活动效果的预测是十分有限的也是滞后的，尤其是对其行为长远结果的预见往往赶不上活动本身的发展。许多科技成果人们能够创造出来，却不能对其负面效应防患于未然，而总是在造成恶果后才试图亡羊补牢，DDT杀虫剂大规模运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就是典型的一例。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写道：“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或’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8]“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8]这种导致“寂静的春天”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是发明和使用DDT杀虫剂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由于不能正确预见和驾驭其结果，人们手中的科技往往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潘多拉的盒子”，给自然从而给人自身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西方学者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

一是揭示了技术对人的异化。在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提出了“技术异化”问题，认为“技术异化”突出表现为科技超出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危害人类的敌对力量，即表现为人由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变为被科技控制的工具，其结果是它的使用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他们认为在当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异化的内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解，一些人还将“技术异化”现象比喻为人成了技术的“奴隶”，形象地反映了技术与人的异化关系。

面对“技术异化”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多向度的反思。胡塞尔认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危机日趋加深，这并非科学自身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效应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科学张扬了工具理性，却遮蔽了人生存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9]海德格尔揭示了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他尖锐地指出，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是对“在”的根本遗忘。技术发展将带来价值观扭曲、人的机器化、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合理地使用技术会使人类丧失自己的家园。他指出，“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2]一句话，现代科学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类失去自己的本质，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之中。此外，马尔库塞对机械控制人的分析，弗洛姆对于人将成为机器附庸的警示，以及生态主义者对科技给自然带来的危机的分析等，也是这类反思的代表。

二是指出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对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对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展开了批评，认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相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韦伯较早地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胡塞尔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将人变成了仅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动物，技术的发展压制了个人的本性和自由。

丹尼尔·贝尔曾对于工具理性的制度性张扬作过生动地描述：“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10]“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11]“在现代社会里，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11]“经济体系有自己的测量尺度，即实际效用……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他在组织图表上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其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11]对工具理性的信赖以至于信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与物地位的颠倒，程序化的生产和生活，理性对人性、自由的遮蔽，如此种种，正是工具理性过度张扬的表现，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基于以上认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必须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其自发倾向和社会运用必须做出适时的调节和规制。他们认为，这种调节和规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使科技对自然的影响尽可能有利于自然的持续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对自然的危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现代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变革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可能深度影响自然性质以及改变自然物运行方式的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其二是，基于科技的双重效应，必须对科技的运用进行价值规范。所谓价值规范，就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普遍价值和普世理性规范和约束特定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追求而对科技的滥用，使科技的使用适应并有利于自然从而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

三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在我国也面临着反思从而应对科技负面效应的问题。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应当借鉴西方的理论。因为其一，西方曾经出现的科技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逐一显现；其二，不同国家科技负面效应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其三，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无论是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概括，对科技负面效应原因的揭示，还是对科技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影响的分析，比较全面且深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意义。有鉴于此，借鉴西方的理论不啻为一条有效的捷径。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特别是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进行人学的反思。从人的发展要求看，我国正面临着加速实现现代化从而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这一特殊背景，因而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应当特别注重全面性，即在充分肯定科技正面效应的前提下反思其负面效应。对此，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启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从人的发展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做出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2]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发展对人的负面影响，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3]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洞察到科技负面效应的同时，又深刻地指明了其对于人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4]“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一说既揭示了科技可能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应，又肯定了这种“非人化充分发展”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条件，亦即指出了“非人化”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论述显然是非常辩证而深刻的，对于在当解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无疑颇具启示意义。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正面的。众所周知，人类不辞辛苦、殚精竭虑地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发明创造，是为了增强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方向变化，是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加舒适和便捷。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应对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提升了人类生存的能力，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显著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品质，给人们带来了更为舒适、方便、精致的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造福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科技的支撑，人类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也不能生存。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虽然科技发展和运用之效果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但在一些情况下，又会与人们的初始动机相背离而出现负面效应，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爱因斯坦曾谆谆告诫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15]这一告诫提醒我们，科技具有双重效应，因而必须关注科技对于人的影响，使科学技术与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这一告诫启示我们，科技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防范或缓解的，因为科技异化为某种独立于甚至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力量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负面效应并非科技发展和运用的宿命，本质上是人们对科技的不当使用所致——深层次原因是人们价值和认识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失当所致。这一告诫还提示我们，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之根本尺度，是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必须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海德格尔曾就此提出了颇具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反对技术崇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对技术，而是要揭示技术的本性，从而让技术作为技术存在。为此，他提出了外在地对待技术的态度，即在手段层面利用技术，同时又不为其所奴役。他指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技术对象：他们甚至促使我们做出精益求精的改进。而不知不觉地，我们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为技术对象所奴役了。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他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2]这一论述，昭示着一种正确选择的可能：合理地运用技术。

正如辩证法启示我们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科技的不当运用加速和加深了对自然和人的损害，那么同样的道理，科技的恰当运用必将修复和缓解其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由于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修复和缓解科技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的发展和正当运用，因而限制或消除科技的负面作用，绝不等于限制甚至摒弃科技，而是要前瞻性地分析预测其可能的双重性，趋利避害地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固然不应重蹈西方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分离、相异化即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覆辙，但也不应矫枉过正，由反思科技的负面性而走向反科学的另一极端。

进而言之，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同样应从人的发展要求出发。应当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首先具有正面的意义。工具理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目标确定之后，达到目标的手段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从现代化的运行逻辑看，注重工具理性、借重乃至于依赖工具理性，在一定时期中是必然的且具有合理性而绝非过失。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生存方式之优越，就在于具有工具理性及依据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制度和规则。渗透着理性的科技、制度和规则的运用，既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力，提升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劳动的强度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劳动中解放了人，又创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享受到更为便利、舒适和更有乐趣的生活。正是由于工具理性显而易见的巨大威力，当代人类才凭借其创造了以往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即将在未来创造新型的生态文明。为此，反思理性并非去理性化，并非反对工具理性，而是更加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使其与价值理性相适应，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而不为其负面效应所困扰。

从我国当前人的发展要求看，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反思必须注重全面性。

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来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例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虽然我们的GDP总量已居于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还处于世界后列，许多地区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科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许多核心的高新技术仍有赖于从国外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还很低，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作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特别是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反思科学技术效应之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鉴此，我们对科技双重性的反思应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批判和否定工具理性，就难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以更好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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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商务印书馆，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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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77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775.

第6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第7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关键词:人性 异化 环境危机

一、人性的异化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对自然的利用也只有一点点,涉及不到对自然的改造。在这个时期,人只能依赖自然,人的活动是简单的生命活动,因此在这个时候,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能引起人为的环境危机。到农业时代,人类开始懂得使用和制造工具,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对自然的干预程度也扩大了。于是在某些局部地区出现了自然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但在这时,环境问题还没有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环境问题的恶劣还要从工业文明时代以后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主体地位的提升,人们把自然完全看成是自己征服改造的对象,把自然完全看成是满足欲望的工具。这是一种片面的实践,是一种扭曲的实践,最终,这种实践导致了人性的片面发展,人类的贪婪欲望和利己思想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个人总是为了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去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结果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而事实上人是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人是个体性、单一性的存在,有其独立的需要和利益。另一方面,人又不能完全孤立,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这就使人们维护共同的环境产生了困难。这一问题可以用“公用地悲剧”来解释。“公用地悲剧”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丁描述的一个对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共牧场的情景。在一个草地生态系统中,草场是公用的,而蓄群是私有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承载能力来算,这个生态系统是平衡稳定的。但是偶然有个牧民发了私心,增加了蓄群的头数,于是其他人也效仿,公用地就被毁了。在这个事件中,每个牧民都想多使用一下公用物品,结果是损害了公共利益,最终妨碍了每个人的利益。

这个情况体现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带来的后果就更为严重。比如,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工业发展快,生产过程所排放的工业废物较多,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落后工业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污染严重的工业,把污染源直接从本国转移出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会不远万里,翻越重洋,把工业废物大量排放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恶化。

二、人性的异化还表现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

所谓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是指人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创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它们破坏社会的和谐,损害人类利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成为敌视人类的异己力量。[1]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孤立地就人或自然来考虑,而应把它放在社会中来考察。如生产方式的异化,消费方式的异化,都成为阻碍人类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因素。

1.生产方式的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掠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物质生产表现为商品生产,其动力和目的已经完全背离了最初人类生存的需要,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货币也已经由工具变成目的。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一是很难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二是由于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在生产过程中就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资源大肆的掠取,还将工业垃圾任意排放,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这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给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还使人的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首先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异化,这实际上也是人与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自然界的异化。其次是人与自己的劳动异化,即人与自己的对象化活动的异己化。最后,主体与自身也疏离了,即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2.消费方式的异化

人的消费活动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生产决定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反过来,一定的消费方式也影响生产方式。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与满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背离,随着这种异化的生产方式对需要的背离,消费方式也与需要背离了,消费的功能发生了异化。消费已经不是满足必须需求的一种手段,而变成了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许多消费突破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无意义的消费或者是有害的消费,消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多姿多彩的产品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这种消费成为可能。追求无限欲望满足的生活方式反过来又成为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保证。人的生命和创造力完全被一个动力所左右――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加剧了资源消耗,自然资源不堪重负,严重加剧了环境危机。所以说,奢侈性消费的生产方式是奢侈性消费的原因,同时也是奢侈性消费的必然产物。这种异化的消费方式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对自然的恶性开发,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如果人的需要长期在物质享受层次上停留,就会产生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从而破坏环境也摧毁人自身。”

要解决环境危机,就必须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的本性中来,完善人性,这应该是最根本的。

参考文献:

[1]王凤珍.人类理性的重建─环境危机的哲学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5.

第8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risis, to analyze the causes, proposes the solution path, with a view to the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played a role.

关键词：生态危机；成因；解决路径

Keywords: ecological crisis; causes; solu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的频发，生态危机的严重加剧，使得人类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人类对自我生存产生强烈的忧患，因此，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生态危机的语义分析

所谓生态危机是指科学技术在当代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强大力量在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又会造成不良后果,引起一系列人和人的未来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起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主要表现为坏境污染现象的屡禁不止、全球气候变暖、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臭氧层损耗日益严重、物种急剧消失、能源危机咄咄逼人、人类生活质量普遍下降等。

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危机已不再是自然原因主导的，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频繁，生态危机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它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特征。从地域空间看，生态危机不再是局部的生态问题，而具有全球性特征；从生态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来看，物种的多样性受到来自危机的侵害取向于灭绝的地步。例如，在20世纪有近30种物种灭绝，有近9000种处于灭绝的危险。其次，它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生态系统是具有自我组织性的功能以及具有生态自净能力。但是在当今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受界限，生态系统失衡就很难恢复到平衡状态，因而这些消失的物种将再也不会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人类所能解决仅仅是局部问题，面对这些难以恢复的破坏人类无能为力。最后，它具有持续性和快捷性的特征。目前的生态危机已造成了物种世世代代的生态遗传隐患，对物种的进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多年来的生态危机没有的得到有效的治理，当前的生态系统已经异常脆弱，在生产活动中稍有不慎将会引发生态灾难一次性清算的危险。近几年的雪灾、地震、海啸就是生态危机对于灾难的提示。

二、生态危机的成因

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人口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科学技术、消费行为异化、国家观念的出现上，但是我们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因素的主导又是谁？难道是凭空产生的吗？

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是追求利益为目标，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追求短期利益，置长远利益而不顾，并且短暂性的经济效益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掩盖了，资本家只会关注他的产品的卖出以及所得的利润，至于卖出后的产品，利用过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促使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直到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激光通讯、海洋开发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对生态坏境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物质财富法增加，出于人的本性必不可少要追求享受、追求快乐，大量的奢侈品和大量产品被生产，而人们的消费观念就是大量购物大量废弃，大量浪费资源和能源。在加之，国家之间各自为政，发达国家转嫁本国污染源给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牺牲坏境以求片面发展，生态在这样的情况必将处于难以恢复的状态，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将会明白，以上这些的物质的主导者是人类，而为什么原始社会生态系统都没有遭到这样的极度破坏呢？正如卢梭所说的“土地的被分割变成生了一种新的权利——私有权，这种权利与根据自然法产生权利完全不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的出现，因为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出现不平等，人类只会关注于自身的利益，因为“财富是与人的幸福直接攸关的，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是可以用它来购买一切的。”[]因而产生了所谓人类中心论，这种极端的将人和自然对立的理论，将人置于人与自然的绝对主宰，忽视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以自然为前提，导致了人类更加对于自然的漠视，认为人类自己是万能的。当地球出现生态危机时，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而人类开始反思自己和自然的关系，我们要慎重处理自然和人的关系。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

在重新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之后，解决好生态危机是关乎人类的命运，更关乎人类能否能够在地球中永久生存，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

从个人角度上，我们要杜绝无效、负效和非理性的消费，要理性消费、文明消费、节约型消费，消费对象要科学，绿色消费。杜绝异化消费中奢侈消费，我国现在已经是奢侈消费的主要群体，为此每年就有许多物种消失，因而我们提倡在中国杜绝该类消费，也能减少过多垃圾的产生，减少空气和土壤污染。尤其是要认清我们只是一群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种生物，自然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保障，要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因为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从国家的角度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来治理生态危机，保护坏境，地球是我们全人类的，发达国家可以自己发达的技术区解决生态危机，而发展中国要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政府之间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控制生态危机的市场向度和资本逻辑向度，化解公害，制定出危机长效机制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全球战略。同时可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对于破坏生态危机的国家予以处理，将公平、正义、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全球树立起来。国家也要重视对国民环保意识的培养，从小抓起，进行环保教育，只有自小树立地球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环境才能慢慢变好。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目前生态面临着极大的问题，甚至是生存威胁，因而我们更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希望在不久将来能够做到主席所说“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付立荃：《“生态危机”的忧与患》，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2年第12卷第1期。

2、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刷馆2007版，第96页。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刷馆2007版，第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版。

第9篇：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异化范文

关键词： 经济转型新时期 人的生存 路径选择

一、经济转型新时期人类生存遇到的问题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一个双向的作用的过程。人对自然的发展趋势有了规划，自然同样也对人的支配权利有了限制和考核，人被自然化，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两者共同发展、互利互惠、共生共荣。

（一）人类与生存环境的背离。

生存环境由于历史的演进而改变，人类最初对生态环境的开发是无意识和无目的的。生存是人类首要的追求和向往。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要被翻新，要被创造，那么历史就必须得到重大的变革，而变革的必需品是人类能够生存，必须拥有能够生存和创造的资料。所以人类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对自然的依赖油然而生。人类必要的活动和劳作就是靠索取和加工材料来维持人类生产发展和生活，而这些材料是由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对自然物的加工、改造而来。从人的成长历程看，生源于自然，存在与发展利用自然，死也归于自然。自然母亲般的怀抱滋养着人类的产生与发展，这是人与自然无法摆脱的关系，也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最直接的体现。而人类对自然的选择是出于人类对自然有选择余地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对这一空间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当自然不堪重负，无法承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无法再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必需的消耗材料时，人类就没有了可以选择的余地，自然也就无法进行妥协，人类与自然终将分离，至此人类的生存将受到严重的威胁，眼前的生存环境也将无法保持。人类是自然界中物的主体，却失去了在自然界中的平衡地位。随着理性意识的增强，科技的威力得到显著的发展，人类开始对理性效益产生迷恋。当理性成为主体，理性便与非理性没了区别，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否定和支配便是理所应当。在工业科技眼中，地球便没有了其他生命，一切的生存客体成为了人类的资源和利用的对象，人类否定了自然存在，忽视了周围的生存环境，成为了自然界中的主宰，使人类的生存发展变得非理性化，人类与生存环境背离。

（二）人类本身的矛盾。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对生存的满足逐渐减少，发展的浪潮盖过了人类对生存的需要，科技成为了驾驭和控制自然的理性工具。而技术在给人类带来资本的同时，其带给人类的各种风险也更为具体。在物质得到极大满足时，人与其自身的欲望开始从零无限扩大，从而与自身开始分裂对抗。这种工具理性与技术的联合，确定了人类社会的霸主地位，至此人类开始从满足自身需求的生存时代走向自我矛盾、自我对立批判的时代。

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人口是首要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都与人类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源。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了获得更适宜的生存环境，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污染环境。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限制其无休止地开发，以各种灾害来反馈人类。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占有分布不均，人口素质差已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因此造成了人与其本身的异化，人本身的创造物与人分离，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并使人的意识和活动从属于它。这个已经“对象化”的东西取代了人的属性，人本身在寻找问题的根源，但同时又成为了问题的根源，转而对人本身构成否定。人的本体与意识分离，成为了对象的对象，异己的异己。这样他发现了自己与外界的不同，他从与外界的同质同构关系中挣脱出来，他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外界的一部分，相反神秘莫测的外界对自身构成了威胁，导致人与外界疏离了，人经历了最初的自我异化。

（三）人与其内在规律的不平衡

生存环境涉及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等领域，它们均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人类发展影响环境，环境反作用于人类。当下人类生存所需的天然资料取得异常困难，人类生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而生命所需的三大要素也同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此时人类的生命就变得相当脆弱，生产和发展较为困难，就连人类的健康也变得岌岌可危。经济发展必须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生态规律，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不认真考虑其生态效益，违背生态规律，破坏生态平衡，究其根本是人的本体和精神上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始终保持着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之上把本体和精神主客化，把人与身心对立化，忽略了人与生态规律的整体关系，使人的意识只存在于人与物之间，精神层面没有达到一个可以驱使本体和精神合一的状态。［1］人类对生态规律的轻视，使人类的认识论还停留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时代，主客二分的思维就是导致这些的直接原因，本体达到了极大的发展，而精神思维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进化，迫使人类对生态自然的凌驾，天性和精神无法同步进行的增长。因此，由于成长不平衡而导致人与自然精神紧张的关系。

二、经济升级转型过程中人类的生存路径选择

经济升级转型是指从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在这里是指我国由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由高耗能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的一个升级阶段。人类社会对人类生存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当今的重大决断。

（一）树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反思的结果，它承认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多重价值并要求人类充分认识其价值意义，强调人与自然的依存性和人类对生态环境保护及管理的责任，以生态的合理性为生产生活的价值归宿，建立“人―自然―社会”的整体进化和谐发展的整体价值观。价值观的生态转变有利于我们思维的整体转变，将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转变为互利性的价值取向，把人类的幸福衡量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人类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自然也会给人类以应有的回报。人类不是一个单独的群体，自然界也不是一个霸道的母亲，人与其他物种一样都是自然母亲的孩子，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情的发生与结束都是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也作用于人。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群体，生存和发展都依赖于自然界，但人并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人反作用于自然，改造并利用自然，为自身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人类通过理性地思维反作用于自然界，与其他物种相比较，人类理性地分析和计划，是因为人类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然界的本质，可以根据其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达到最终的目的。为了实现全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我们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普及教育管理，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伦理观念；推进消费观念的更新，抑制过度消费，形成利于环境的绿色消费；以生态价值观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爱惜资源，提高利用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减少资源能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

（二）建立和谐的生存模式。

自然界中的一切系统都不是独立或唯一存在的，他们都是处在与其他系统错杂之中，互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有不能相容的界限。但是，人类社会庞大的生物圈快速地融入了自然界，不断地对自然界的生产资料进行掠夺来满足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同时众多的资源濒临枯竭，大量废弃的物质残渣落入生物圈，对自然界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使自然界的物质失去了整体的循环能力。人类因此面临着“缺氧”的生活，人类的生命体在这一条件下被孤立了。人类难以从剩余的自然界中索取想要得到的生存条件，自然界也难以分解吸收人类所抛弃的残渣，生态平衡无法得到平稳的发展。

1.建立一种生态的价值观。生态价值观需要人类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将自然看做人类的朋友，它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协同进化为出发点和归宿，提倡以适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取代过度地开发自然资源，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代替对自然的占有和征服。科学技术的运用不仅要从人的物质生活出发，而且要考虑到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共荣，并注重人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

2.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既然是可持续发展，就不再是一意孤行，而是与自然和平相处，是在不破坏自然状态下巧妙利用自然。

3.建立一种生态文明的模式。生态价值观的建立，增长模式的转变，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文明的生态转型，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三）规律化生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生存发展观要求走规律化的发展道路。它转变高消费、高生产、高污染的工业文明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通过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以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化生产方式是仿效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过程进行生产活动的。因为自然和社会的内在规律是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所必须遵守的。［2］任何事物都是自己的规律，自然也是一样，也有一些人类不可触摸的内在原则，人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自己的规律。自然界是没有废物产生的，一种有机物的排泄物是另一种有机物的食物。再次利用，如此循环，支撑着自然界的万物生生不息。人类的经济活动实质上也是物质转化过程。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人类遇到困难是无法避免的，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人不能随意地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支配。在依赖自然的阶段，人类始终保持被奴役的地位，人类无法向自然索取需要的物质，而往往对自然产生敬畏和崇拜。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过程中，人类由依赖转为了征服，由于对自然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人类才能够对自然更好地利用和支配，只有附和自然，才能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提高。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得到了应有的改变，起初人类只能直接向自然索取生产资料，而不顾自然的后果，当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被人类掌握之后，人类才会更有效地对自然进行开发和支配，且不使自然受到破坏。只有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进行了解之后，人类才能与自然走入和谐共生的领域。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的工程师，只有这样相互支持和谐的发展才能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有更多的可以统一发展的地方。

（四）合理运用科学技术使发展做到又好又快。

人类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科学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科学技术造福于全人类的幸福事业。这必然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认识科技发展的“双刃剑”作用。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积极效应。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的生存危机都可以说正是科技的运用不当所带来的恶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有力的工具，怎样用他而不取决于工具，全取决于人自己。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3］所以我们的发展应是“又好又快”地发展，合理地利用科技，始终保持科技的良性发展。科技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当，则会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们要遵守“又好又快”的发展原则。所谓“又好又快”是指要始终保持科技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快速发展，理性地规划科技发展的前景和后果。［4］在当下科技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面临生存的问题，不应该把这种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技。科技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而人类盲目地利用生产工具对自然进行疯狂的索取，此时人才是最终的破坏者。只要规范人的行为，自律，自控，合理使用科技，那么科技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的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不是灾祸。

人类实现对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的和谐是人对自己，人对社会，人对精神和谐的基础，只有人类的物质和生存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社会理念，保护生态保护自然，这是人类经历了千百年行为的总结。和谐是一切发展的本源。在围绕本源发展的同时，自然允许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开发利用，来达到人类的需求；而人类也是自然的一员，有权利和义务对自然做出应有的保护和让步，只有自然得到了尊重和权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福森.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J］，2008.

［2］何玉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J］.中国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