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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构设置更加合理。联合工作站与社区独立设置,联合工作站承担所有社区政府审批事项,一般由6名全科社工组成,集约化的办公保证的服务的准确、全面、高效;居委会承担所有政府审批事项以外的工作内容,一般由15-18名工作人员组成,不必设置窗口,工作人员基本都在出来流动中处理群众事务,零距离贴近群众服务,这样还避免了站居不分,很多工作交叉重叠在一起的现象。这种做法有效整合了社区公共资源,同时也充分释放人力、激发活力,促进了公共服务效能的提升和社区自治功能的回归。
2.服务更加科学高效。构建了“互联网+全科社工”的服务形式实现社区治理以及社区和网格信息“一次采集、多方共享”。联合工作站设置专门的区域负责信息采集工作,建立社区大数据,服务社区,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工作。
3. 服务更加精准便民。“全科社工”受理业务区分即办件、承诺件,杜绝来访居民“等待、再来、折腾”等现象,达到“居民手续齐全的业务即来即办、即办即走”的便民服务标准。
4.社工考核机制更加完善。对社工进行分级管理,对应着不同的岗位和薪资待遇,让社工有“奔头”,避免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
促乡村振兴 建美丽蒋巷-惠山区前洲街道蒋巷社区争创美丽乡村示范点
蒋巷社区地处唐平湖畔,堰玉路从中穿过与洛洲路交汇于社区工业集中区,北接沪宁高速公路出入口,南邻无锡城铁惠山站,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惠山区前洲街道的西北门户。全社区下辖10个自然村,17个居民小组,总面积1.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850人。社区村道都修建成一条条的柏油路,两旁绿化郁郁葱葱,现代化厂房在工业区连成一片,整齐的农村住宅挺立在居民集中区。
在此次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蒋巷社区注重挖掘生态禀赋和人文底蕴。社区两委班子坚持规划先行,多次邀请设计院的专家实地考察社区环境,在此基础上,又广泛的听取了社区居民意见和建议。以地方风貌为参考,以居民意愿为导向,在辖区内的周二自然村确定了空间布局,建设了综合市民广场,活动健身中心、文化宣传长廊等公共基础设施,修葺了园林景观,墙绘装饰,道路绿化等江南地方特色文化建筑。在施工修建过程中,居民祖坟搬迁是社区工作遇到的一大难题。为此,社区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老年干部多动嘴,年轻同志多跑腿的精神,利用休息时间,摆政策讲道理,在未影响工程进度的前提下完成了迁坟工作。社区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环境面貌有了巨大改观。
在提升“颜值”的同时,蒋巷社区为美丽乡村注入了内涵。多年以来,社区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居民素质提升为着力点,树立社区党建品牌,传承优秀民俗、村风家训等特色文化,切实增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动员居民积极组织和参与社区活动,是建设美丽乡村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区在去年被评为全国首批“双零”试点单位,辖区内的红宝油墨公司成立了惠山区第一家台企党支部。今年,社区也开展了创建老年文体特色团队示范村(社区)活动,辖区内的长庆庵争创“三星级宗教场所”。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就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系统治理、长效治理中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质的飞跃。蒋巷社区以此次争创美丽乡村示范点为契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改善环境、补齐短板,大力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关键词:苗族;传统生态智慧;现实际遇;和谐社区建设
苗族在其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并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生态知识体系,它对于维系苗族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许多苗族传统文化在这股浪潮中不断被冲刷、涤荡、重构,一种相对平衡的传统社区不断被打破和建构。当前正值我国城镇化建设攻坚阶段,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首当改革对象,苗族地区也不例外。就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范式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而传统智慧不断被弱化或被边缘化。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特定的功能和意义,苗族传统生态智慧亦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构建苗族和谐社区时,应巧借其传统生态智慧,以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一、“现实场域”中的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具象再现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事关人类自身的长治久安和永续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的苗族,他们在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传统生态智慧。它在维系苗族社区生活,以及构建良好社区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苗族先民曾给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每当苗族人民在砍伐树木时,注重对山林进行持续性开采,例如他们习惯性将比较古老、高大、结籽多的树木保护起来。在苗族人民的传统观念里,树是他们的生命原体、精神力量。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苗族先民就懂得可持续发展理念,他们深知只有把结籽较多的树木保留下来,才能确保整个山林繁茂不绝,即保存了古树,则是保留了青山绿水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因此,在苗族的许多传统村落里,倘若出现乱砍滥伐的现象,势必受到苗族民众的强烈谴责,甚至受到相应的惩罚。苗族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学思想。在苗族先民看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理由和功能。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和人一样,都同属一个结构,彼此间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所以,苗族人民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习惯性用自己的身心同自然界万物进行互动,并因此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巫术文化”,一些苗族人也成了传达“神意”的巫者。在苗族的许多文化事项中,只有那些巫者才能读懂动植物的“话语”内涵及其象征意义。[1]85-88在贵州台江反排苗族“勾夯词”中唱道:“地方靠树遮,树寨靠人保。”《苗族古歌•枫树歌》唱到“枫树是个真好汉,枫树又有话来说,我长大来遮树寨,我的树丫六百尺,我的树干七百尺,遮蔽江河与山坡,遮护干树与万寨。”苗族史诗《种子之屋》唱到“:那古老的枫树啊,枝丫长又长,树梢伸到边边,枝叶铺展展,千山可遮阴,万谷能和凉。那古老的枫树啊,长得枫树高又直,树颠从进松云里,枝叶遮阴了大地。”可见,苗族人民深谙树对其生存环境的维护的巨大作用,从而对树产生深深热爱之情。在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苗族先民树立了严禁破坏生态的行为观念,并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如苗族的习惯法“议郎词”里唱到:“封山有树,封河有鱼......哪个乱砍山林,我们就要罚他十二两银子,他若不服,要加倍罚到二十四两到三十六两。偷人家杉树,罚银三两三,偷人家松树,罚一两二,偷人家干柴,轻的罚银六钱,重的罚银一两二。”其目的主要是教育子孙后代,教育他们不要乱砍滥伐,否则承担严重的后果,从而在心理上起到威慑的作用,使年轻人耳濡目染,让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这不仅维系苗族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苗族社会与生态的稳定和平衡。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诸如上述例子,在苗族地区比比皆是,就笔者熟知的一些地区而言,如贵州省榕江县高排苗族在砍伐树木时,不会将所有的树砍光,他们常常采用“间伐”的方式;在捕鱼的时候,往往采用的工具是渔网、木钓竿、竹络等,在什么时候捕什么鱼,都很有规矩,否则受到众人的谴责。他们不会采用雷管、炸药等化学药品;在狩猎的时候,也有相对的讲究,什么季节打哪一种猎物,不该打什么猎物。在电影《滚拉拉的枪》中,曾有一幕,讲述的是贵州从江岜沙苗族的丧葬风俗习惯,即当地人在埋葬逝去的死者时,习惯性在死者坟墓上种上树木,并希望死者保佑树木茁壮成长,而这些树木往往成为当地具有灵性的“神树”。事实上,苗族民众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中恰当的、正确的、友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持久关系,符合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在苗族的生态伦理和生态秩序中,始终秉承和践行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三者相互依存的生命体,这是一个良性依存系统,每一个环节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苗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又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发展目标。尽管苗族传统生态文化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对于苗族社区的建设不乏是一种有效的传统治理资源和建设资源。事实上,苗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学理念并不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指导资源,只是各自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而已,两者对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与现代博弈互动中的“塌方式”生态失衡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然而,工业文明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却陷入另一种困境中,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加剧。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人类急需寻求一种持续性的生存路径,重新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努力建构新的,持续性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社会,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诉求趋势。[2]183-188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逐渐被提到人类社会发展日程。尽管如此,从传统与现代博弈互动现状及趋势来看,不难发现,传统仍处于劣势,甚至被边缘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物质世界热火朝天、物欲横流四起,许多开发商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追求,以及实现和体现个人的经济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向四方索取,他们不仅在城市“大展身手”“图捞一把”,甚至连偏僻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也不放过。不断将目标转移到边远乡村,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流入其中,大捞一把。甚至假借西部大开发的名义,将当地的树林锯成木条,然后转移到现代市场,则变成“金条”,在这股浪潮反复冲击影响下,素来纯真、质朴、慈爱的苗族人民变了样,他们似乎变得“聪明”了,学习人家的技术,发了“大财”。在开发商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合作和开发”,将当地茂密的森林变成了“金条”,一起变得“富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山林变成了“光头”,江河变成“死水”。看到的仅是稀疏的“经济林”,如橘子树、苹果树、桃树、杨梅树等,有的地方甚至将其他种类树木砍光,单种杉树以求得经济利益。就笔者所知的都柳江沿岸一带的某一苗族村寨,曾经茂林片地,矿产富饶,而今却迥然不同。开发商仗着自身的“聪明”,利用各种手段说服了当地的苗族人民,于是任其无尽开采、挖掘。就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而言,我们并不反对开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只是这种开发路径让人担忧,社区发展境况不容乐观而已。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能有多少人在开发的背后深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又有多少人真正本着社会良知在进行社会改造。自从有了“外来者”,一些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皆被打破,曾一度被视为敬仰和敬畏的自然之物,至今已不再感到神圣与畏惧。原本被视为保护“自我”的自然神树,结果却倒在自己的刀下,切成“肉片”拿到市场去进行交换。他们甚至自认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一切在他们眼里变得渺小起来。反过来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文化。类似此例,在一些苗族地区比比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力量在各民族地区不断渗入,交通和信息技术不断被输送到边远少数民族山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也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都柳江边的G村是一个生态良好、矿产富集、民族文化浓郁的苗族村寨,而且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古金丝楠木盛产之地。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商业工程项目不断涌入该社区,原有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里富集的锑矿被外来开发商采掘一空,导致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水质污染等严重问题。村民不仅没有因为锑矿的开发而富裕起来,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美好家园的远逝。在当地苗族民众意识里,树象征着生命,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生命。村里那些上千年的历史的古金丝楠木,被视为神树,并定期予以祭拜,祈祷村泰民安。然而,近年来该社区的古金丝楠木遭到严重的盗伐或破坏。人们似乎陷入了忘始颠终的状态,在他们内心世界里,古树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的神圣感和惧怕感,反而认为这些古树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植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自然资源而已。因此,一种原有的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在时代潮流中不断被冲刷、淡忘;一种相对平衡的传统社会状态也因此不断被打破和重构。所谓的神圣,不断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功能,符号只是一种失去真实内容的形式。苗族社区出现“塌方式”的生态失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归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内因而言,主要源于其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结构性不良所导致;其外因主要表现为外来参与力量和形式过于强势和多样,相对传统的苗族社区也因此发生结构性转变。在传统与现代两者间的博弈互动中,难免会导致一方失衡。因此,正确和客观的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对于继承传统和发展现代都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次人类伟大的创举都建立在相对传统的基础之上,没有传统作为根基和依托,一切创新将会难以前进和继续。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智慧,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大智慧法宝,它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权衡一下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过去人们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导致生态严重失衡,这是一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类过分表现“自我”的结果,不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转变社会生产发展方式,实质上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路径和人类完善“自我”的动态过程,它有利于缓解发展与生态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一种调适。
三、苗族和谐社区构建理念与治理资源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源于自然界,因而人类行为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认为,人类并不是消极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变自然环境的积极因素。换而言之,人类是自然环境改变的一大动因之一。[3]33尽管如此,人类仍然不能摆脱自然法则所设定的行为边界。在自然界中,人是一个活跃的因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人类总是优先于动物界其他生命个体。不仅展现人类特有的本能,同时也彰显人类独特的生存智慧,这在整个自然界里,其他生命个体是无法比拟的。因此,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人类之所以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生命个体,主要取决于人类“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智慧。人类在发展“自我”的过程中,除了从自然界获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以外,同时还懂得珍惜自然、回馈自然,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智慧,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理念。在现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应秉持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并将其作为一种和谐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在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在现行社会中,经济指标成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评判尺度。人们在评判一个社区发展与否时,常以其经济总量作为依据和参考。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是人们经常接触的一种符号。因此,其他符号被弱化也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单线的发展模式,并非科学的发展路径。“唯一”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概念来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和运用,那么人们无法想象其所带来的后果。就像我们的身体机能一样,需要吸收各种营养成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主攻方向和目标任务主要是改革和发展。因而边远民族山区也在这股改革发展浪潮中成为改造和发展的重要对象。长期以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发展理念,即传统智慧。这种智慧是一个人们共同体或者几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生存路径,同时也是人们与自然生态和谐互动的方式。因此,在改造和发展乡村社会时,将当地传统智慧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是十分有意义的。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工程是全国各族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苗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响应并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除了调动自身参与积极性以外,挖掘和运用自身原有的优势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是十分有必要。能力有大小,参与的形式和力度不一。其中苗族文化中的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任何一个物品之所以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源于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地方。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文化产生的动因,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反过来塑造人类本身。[4]16同样,苗族传统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是其先民在社会发展演变过程创造出来的文化事项,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产物,以及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因人类社会需求而生,同时反过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其功能和意义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延伸。除了继承其原本所蕴含的内涵以外,不断增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元素,从而不断丰富其功能和意义,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挖掘和深究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并巧妙将其运用到现实社会中来。这不仅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保护路径。苗族传统生态智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应在运用中传承,只有在充分运用的基础上,传承才会更具实际意义,文化本身才不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纯粹性经济开发,将会导致整个生态失衡,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不能单方面发展,应该秉持统筹兼顾,并秉持和谐共生的思想和精神。苗族社区的发展,均离不开各种国家力量及社会参与。借力,事实上是一项智慧工程,如何借助各种力量来加强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这是一道难题。权衡好各方面的参与形式和力度事关苗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一刀切”或“单线”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待生态和经济的态度,倘若一味地追求经济指标,则会导致生态失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从而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理念。自古以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倘若孤立的追求经济增长,必将导致生态破坏,以及引发生态危机;同样,若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生态持续,则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经济诉求。简单来说,生态的持续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持续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以及生态持续向好的重要手段,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社会的目标。[5]41-48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权衡发展与生态的利害关系。现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谐社区的构建,应秉持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充分调动现代化科学技术参与苗族社区建设的同时,巧借苗族传统智慧作为一种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苗族传统生态智慧,是其先民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晶,它在整个苗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对苗族地区的开发,一些不适当的行为和做法,在促进苗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苗族地区生活水平的同时,使苗族传统生态智慧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了苗族地区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不仅成为苗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甚至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现代化背景下和谐社区建设,应统筹兼顾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科学技术,并将其作为一种和谐社区建设资源和治理资源加以运用,在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
作者:肖金香 包龙源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麻勇斌.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J].贵州社会科学,2011(10).
[2]杜超.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J].江西社会科学,2008(5).
[3]雷蒙德•弗思.文化类型[M].,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农村社区治理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强调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重点突出生态文明理念,美丽中国观念逐渐深入每一位中国人心中。而农村社区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才是真正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刻内涵。
一、美丽中国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关系
美丽中国是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向全世界正式表明了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立场。党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做好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同时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在中国面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的情况下,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建设出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良好生态发展环境。美丽中国指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协调,需要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中充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必须从理念和发展模式上来推动乡村治理的改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协同治理、简约治理、为民服务的合作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这些理念为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启发。而农村社区治理并不是仅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生态保护方面,农村社区治理不能牺牲农村经济发展机遇,而是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建设的全面发展,以此来确保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真正有效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二、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治理面临的问题
(一)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乡镇工业也随之兴起,导致资源出现过度利用。而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本身比较脆弱,资源相对比较紧缺,在这种形势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极低的资源利用率也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土地过度利用使得农业用地急剧缩减,土质变差,农村用地出现了严重退化。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化逐渐转移向农村地区,农村用地被大量占用,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各种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另外,我国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严峻;而农业经济本身发展也会因为农药、化肥、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自然环境污染。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处在低点,这也是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村民参与程度低。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需要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能够发挥出自身的力量为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更加有意义的建议,同时还要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监督,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社区34农村•农业•农民2021.4BShehuizhili社会治理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来看,村民在参与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相对较低,这直接会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成效。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制度层面的缺失,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对于村民参与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利益表达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比较落后,直接影响了农村的参与;二是作为农村治理主体的农民,本身文化素质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其参与到农村治理中。(三)专业治理人才缺乏。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各专业领域专业人才发挥出带头作用,但农村社区相对比较复杂。近年来,我国大力鼓励毕业大学生参与到农村建设中,可新毕业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且很多大学生将农村工作作为日后发展跳板,并不能真正扎根农村来作出贡献。这就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撑。
三、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路径
(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农村社区治理来说全面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是其核心问题所在。首先,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符合市场需求发展的经济作物。充分发挥出资源优势以及农业技术优势,强化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科技投入,让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其次,农村各地全面推出特色农业经济产业,以当地特色农产品为主,推出农产品深加工、旅游农业、绿色餐饮等产业发展模式。最后,要彻底扭转农村传统模式下粗放式的生产方式,逐步向着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链方向发展。(二)健全法律法规。农村社区治理必须不断健全法律法规。首先,需要结合农村治理中凸显出的关键问题针对农村社区治理中所需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进行逐步完善。其次,要保障法律法规建设的有效性以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最后,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农村建设治理监管,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严格落实,对村民的环保行为进行积极引导,最大限度避免工业生产对农业用地以及农村水资源造成污染,彻底扭转传统农村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脏乱差现象,同时也要对工业化城镇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进行严格控制。另外,相关法律法规在保障农村发展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三)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农村生活和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部门应该将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主导角色逐步转变为引导,通过不断强化农村日常管理工作来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并通过强化宣传来积极培育农民的参与主体意识;同时还要通过充分确保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以及表达权来进一步拓展村民的民主参与渠道。(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难留住人才的问题。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逐步强化农村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逐步强化高效培养,可以在各大高校设置相关专业,有针对性地为农村地区输送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二是针对农村地区加强实践性人才培养。在农村地区除设置村干部和基层管理人员选拔制度外,还应该进一步增设相关管理服务岗位,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政府部门也应该逐步加大财政方面补贴,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农村地区人才发展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发展机制,这样才能为农村吸引更多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逐步强化,以此来促进农村社区治理实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亚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J].文化产业,2021(03):95-98.
[2]顾宇琦,韩芳.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现状调查分析——以新疆克拉玛依小拐村为例[J].农业与技术,2021,41(02):145-150.
[3]傅李玲.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养老服务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01):198-199.
[4]丁红玲,张境芳.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价值逻辑与策略构建[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0,22(04):10-17.
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建设教育强市,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精神和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我镇实际,现就实施教育现代化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构建和谐教育为工作重心,以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坚持依法治教,科研兴教,人才强教和质量立教的发展战略,狠抓机遇,创新思路,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为富民强镇作出新的贡献。
二、主要目标
1.实现教育思想的现代化。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把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建立和完善以学生的道德品质、文化知识、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为主的科学评价体系。
2.实现教育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学前三年幼儿教育毛入园率保持在90%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9%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5%以上,19周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50%以上。盲聋哑及智障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5%,99%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并享受本镇居民同等待遇,从业人员年培训率达50%以上。
3.实现办学条件的现代化。全面完成合格学校建设任务,各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技术装备总体上达到省定标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中心幼儿园建成“省优质幼儿园”,中心幼儿园中圩分园建成省标准幼儿园,中心小学、初级中学全部达到省合格学校标准,高级中学建成省三星级普通高中。各校与市教育网实现光纤连通,网上资源丰富、利用率高;各校建有校园网络、教学辅助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
4.实现师资队伍的现代化。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稳定优质师资。小学教师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70%,初中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60%,高中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达5%。
5.实现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全镇各学校办学行为规范,安全保障体系完备,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按照《省中小学管理规范》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校长任期责任制度,促进教育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0年9月)
1.研究制定推进教育现代化工作方案,组织业务培训,分解下达有关单位创建工作目标、任务、职责及要求。
2.召开全镇推进教育现代化工作动员大会,进一步落实有关单位部门的责任,协调解决校园土地面积缺口、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幼儿园布局调整和统筹建设等任务;承担工程建设项目土地征用、规划、手续审批、规费减免和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任务。
3.各学校要根据省教育现代化建设标准,按照“一镇一案、一校一案”的要求,分别制定教育现代化实施工作计划,并于9月30日前报镇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
(二)全面实施阶段(20l0年10月一2011年8月)
1.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完善健全农村幼儿教育网络。按照幼儿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拟迁址新建一所能容纳1600名幼儿,占地面积40亩,建筑面积1440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3200平方米,功能教室齐全、设施完备的中心幼儿园。中圩分园建成省标准幼儿园。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制度,坚决取缔非法办园(班)。其它保留的幼儿园(班)园舍和设施要与保育、教育要求相适应,活动场地、活动教室、绿化面积和设施设备达到《省学前教育机构登记注册办法》的要求。按照有关要求建好镇社区教育中心。
2.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全面启动、全面建设”的要求,各单位部门要服从大局配合学校做好征地、基础建设工作。中心小学、初级中学要对照标准使“一园”、“五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网络室、艺术教室、图书阅览室)、“三场”(田径场、篮球场、乒乓球场)和食堂、宿舍符合规定要求。镇社区教育中心参照省定乡镇(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建设标准,全面调整建设到位。
3.切实加强学校内涵建设。以内涵发展为根本,不断激发教育活力。(1)建立现代学校管理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办学许可行为,加强民办幼儿园管理,将其纳入全镇教育督导体系;(2)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鼓励在职教师进行学历进修,确保2011年全镇各学校教师学历达到省定标准。(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各校要根据在办学中拥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充分挖掘安丰的人文资源、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等;全面规划校园文化建设,形成有鲜明特色、统一和谐的校园理念。
4.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制,重视师生安全教育,加大人防、物防、技防设施投入,强化校园内部安全管理和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重大节假日前、寒暑假前后要组织安全大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及时整改消除。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涉及部门较多,镇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关心教育,密切配合,切实帮助解决影响学校安全和稳定的各类问题,确保2010年底前整治到位。
5.完成教育信息化建设。2011年6月底各学校要全面完成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任务。
(三)查漏补缺和总结迎评阶段(2011年9月一11月)
1.抓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扫尾工作。镇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对全镇教育现代化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对照标准和要求查漏补缺,整改完善,确保2011年8月底前所有基建工程交付使用。
2.优化校园环境整理工作。在全面完成校园绿化、路道、下水改造和操场建设的基础上,校舍设施粉刷出新,全面整理好校园环境。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建人文校园、精品校园和特色校园为目标,提升办学品位,促进内涵发展。
3.做好迎评资料整理工作。镇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学校要对照16项指标要求,全面组织回头看活动,整理完善各类迎评资料,迎接省级评估验收。
四、工作要求
1.强化组织领导。镇政府建立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镇教育现代化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督查。各学校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各学校要根据软硬件建设要求,抽调专门人员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硬件建设和校园环境的整理,完善相关的台帐资料。
2.落实工作责任。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责任要层层分解,并分别落实到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做好中心幼儿园(包括中圩分园)建设和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工作。
3.严格规范运作。凡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确认的建设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不得私自增加建设任务和超额投资;各校不得举新债搞建设。镇财政建立教育现代化工程建设资金专户,实行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由来和内涵的不断丰富。我国追求法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从1985年到2015年,全民的法制教育从“一五”到“六五”,中国的普法教育走过了30年路程。30年的普法,总的趋势是普法逐渐向纵深发展,向依法治理延伸,其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渐提高,领域不断拓展,影响更加深远,推进法治成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律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已成为了一个“法治国家”。这是因为:第一,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弄清了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国家,以及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国家,但在实践中普及、提高与探索的道路仍会是曲折的。中国人民要振兴民族,走向富强,追求法治国家的目标是别无选择的历史必然。我们就应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向前走,在新世纪里实现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第二是自由只有获得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实行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过程是一个包含了人类的法律思想、行为和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实现法治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法治并使现代化法治长期发展的基本的先决条件。法律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1) 大部分村庄没有固定的、长期的普法阵地
由于受资金、人力的限制,大部分村庄没有长期的普法宣传栏,有宣传栏的也长期得不到更新,群众普法工作只能通过每年的法制纪念宣传日进行集中普法教育,时间短,针对性差,导致一些地区的法制宣传教育走过场,普法教育工作很不理想。
2) 普法方式不能与时俱进
现行普法方式主要是以“法律六进”为载体,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和传单、播放录音、张贴标语、悬挂横幅等方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形式重于实效,片面追求表面的热闹,忽视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对单位领导干部和职工的普法方式主要是通过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学习班进行集中学习,形式单一,无法调动干部职工学法的热情,“以考促学”成了走程序,普法教育工作无法落到实处。
3) 法制教材内容过于单一
编印的法制宣传手册和单页,在内容上多为法制理论知识和法律法规,不够生动具体,比较空洞,无法调动群众学法的积极性,普法教育的效果很差。
4) 对中小学生的普法教育工作不够重视
当前,我们对中小学生普法方式也仅仅是停留在发放宣传手册和单页等传统方式上。由于中小学生年龄小、知识不够全面、理解能力不强,宣传手册和单页上的内容很难让他们理解,难以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年是“七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开局之年。为认真贯彻落实“七五”普法规划,提升法制宣传教育质量,在总结“六五”普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做好“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1) 吸收“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成功做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必须要在方法上大胆实践,勇于开拓,积极创新,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但是,普法方法不管怎么变,“六五”普法中创立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在“七五”普法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2) 强化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六五”普法始终坚持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当作全民学法用法的重中之重。一是建立干部学法制度。统一规划干部年度学法计划,坚持各级中心学习组每季度集中一次专题学法。二是建立干部学法考试制度。坚持干部年度学法考试,把干部学法考试作为检验干部熟知法律程度的重要措施。坚持把干部学法计划的完成和年度普法考试的成绩纳入年度文明建设、综合治理、评先评优考核内容。三是建立“普法读本”必备制度。把普法读本作为公职人员学法的必备教材,要求人手一册。
3) 强化城乡居(村)民学法用法。一是认真组织农村法制宣传月活动。将与广大人民民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采用宣传车、法制板报、法律咨询、法律知识问答、资料发放等形式,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把法律送到农民手中。二是利用“12.4”法制宣传日把法律送进社区。创办社区(居委会)法制夜校,组织居民学法。建立“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维权工作站”,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普法教育贴近实际、力求实效。
4) 强化青少年学法用法。充分利用学校第一课堂的主渠道作用,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一是建立学生法制教育的师资、课时、计划、教材“四落实”制度。二是建立一支以公、检、法、司为主要力量的法制副校长队伍。三是认真组织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周活动。四是不断创新青少年法制教育方式。通过举办法制演讲比赛,组织法制征
文,开展法律知识测试,自办学生法制小报等活动,使学生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自我保护的能力进一步提高。5) 强化创新普法教育工作方法。一是“六五”普法期间,适应农村普法工作的法制宣传广播站,利用农村现有的广播站这块阵地,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开设“今日说法专栏”;法律服务咨询站,以司法所为主体,解答农民民众提出的法律疑难问题;二是围绕城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专项法制宣传。针对涉法涉诉事件,开展维护稳定的专项法律宣传活动,有效地发挥法制宣传的教育作用。
6) 强化普法和依法治理实践相结合。一是“法治县(区)”建设稳步推进。二是 “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卓有成就。
关键词:网络化 居家养老 政府 社区
1.我国老龄化社会现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1.7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1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201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上一年增长800万,预计以后每年将以860万人的增长速度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据此推算,我国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会突破4亿,占据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此形势下,我国必须妥善解决好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养老问题。
2.网络化居家养老的内涵
网络化居家养老是指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将现有的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家庭养老三种养老模式进行整合,构建统一的养老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吸收全社会为老服务的资源,使老年人居住在家中便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服务的养老网络体系。网络化居家养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面:其一,整合全社会为老服务的资源形成资源网,其中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家庭、居民自治组织、个人等;其二,引入信息化技术构建信息网,通过虚拟的网络平台实现为老服务信息的高度共享,畅通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沟通渠道;其三,发挥地域性大社区的优势构建组织网,建立统一的为老服务平台,使其成为连接各个服务组织和机构的枢纽;其四,构筑人人关注养老服务的社会网,使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让老年人融入社会大环境中,增强心理归属感。
3.新时期网络化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路径
3.1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多层次服务提供体系
养老服务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具备社会福利性质。政府要意识到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协调、整合、盘活各类服务资源,构建网络化、多层次的服务提供体系。首先,政府应加快制定激励政策,鼓励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组织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资金支持,利用政府采购模式将养老服务的任务和职责下放至非营利组织,并对非营利组织实施评估考核;其次,政府应当积极发展经营性养老服务事业,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快速成长,为我国养老服务模式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政府可借鉴项目管理的方法,明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责任主体,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有效整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种组织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3.2构建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政府要始终发挥体系建设的主导作用,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和充足的资源投入。尤其在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的资源分配和制度落实方面,政府要予以高度重视,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参与者的新型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为了确保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有序运行,还应建立社会支持系统,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提高养老服务质量。首先,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养老服务社会化,转变单纯依靠社区办居家养老的观念,充分吸收中介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人的资源力量共同参与居家养老体系的构建,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居家养老的关注程度;其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居家养老管理机构,在社区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形成宏观政策供给与微观为老服务的全方位管理网络。
3.3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构建为老服务平台
网络化居家养老模式应当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养老服务现代化、高效化。社会组织和社区居家养老中心要利用因特网、通讯技术、广播电视、一键通呼叫中心等资源技术建立为老服务信息平台,畅通为老服务供需信息的传递渠道,使养老服务供给方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
3.4落实网络化服务监督体系规范养老服务工作
为了确保网络化居家养老工作有序运行,促进网络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可持续发展,应建立服务质量监督体系,实现对为老服务质量的全过程监督管理。首先,针对不同的为老服务机构和不同的服务项目制定不同的评估考核指标,系统量化处理为老服务的各项工作,客观评价各项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在评估服务质量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各项资源;其次,建立为老服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将其工作成绩与服务质量相挂钩,力求不断提高为老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绩效考核时,可由养老机构管理人员、服务的老人以及其他服务人员共同组成考核主体,以考核服务人员品德、服务能力、工作热情度为重点,使绩效考核成为端正服务人员为老服务态度、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
4.结论
总而言之,网络化居家养老模式尚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我国构建网络化居家养老模式必须立足于国情,顾全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发展大局,优化配置政府、社会、市场三方的各项资源,建立起有效互动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从而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王荣达.“网络化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2
[2]秦勃.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难点及其突破[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
关于教育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笔者认为,围绕教育领域“供给什么”和“怎样供给”的问题,当前要抓住重点,以扩大教育有效供给、改善教育供给质量、优化教育供给结构、创新教育供给机制为突破口,努力向学习对象提供多样化、高质量、可选择的教育资源。
一是扩大教育的有效供给。“高消耗低效益、高负担低质量、高代价低获得”现象的成因复杂,但根源在于供给端。以问题为导向,反思并纠正管理和教学中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行为。首先,要积极推进教育转型,从升学第一、分数至上的思想,投入驱动、硬件导向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断增强教育工作的内生力和开放性,关注学生的幸福成长和评价制度的改革,实现服务理念、发展路径和育人方式的转型,尽可能地纠正不适应甚至违背教育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制度和措施。其次,要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对教学的推动作用,逐步推广“游考”和“免考”等评价手段;广泛开展校本教研,推动跨校、跨区域的联动教研,不断提高教研成果的产出率和转化率,尽可能地减少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练习、考试、评价等行为。最后,提高国际教育水平。积极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打造国际化的协同创新平台,重视互访互学、国际通用课程的使用、职业资格的培训等工作,着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世界公民意识、跨文化理解和国际交往能力,努力将高端教育需求留在本地、留在国内,有效遏制我国留学低龄化和扩大化的趋势。
二是改善教育供给质量。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改善教育供给质量,稳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解决教育领域“供给什么”问题的重要途径。首先,要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全域的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推进布局调整,严格控制学校规模和班额,有序完成义务教育“改薄”和现代化学校创建任务。因地制宜地实施“名校+”办学模式,加强区域内和跨县域校际之间的协作交流,搭建名校与弱校、农校、分校、新校之间的管理、研训共建通道。进一步缩小校际之间的均衡差异系数,扩大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面,进一步解决“择校”问题。其次,要积极尝试“行政班+走班”的教学管理模式。以保障学校的课程设置权、教师的课程开发权、学生的课程选择权为核心,全面推行分层教学、走班选课的教学管理模式,从学科走班、学生兴趣和成绩分层、推行教师行政班和教学班双岗管理等方面出发,逐步实现每人一张课表,更好地服务于学生,让学生能够主动发展,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最后,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新路径。搭建教育信息化应用平台,做好微视频课程、微测试题、导学案等资源的共建共享工作,让学生免费使用,打破时空通过信息化手段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推动教育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建立覆盖全社会各级各类教育的信息网络,逐步实现论证、预算、审批、申报、监督、评价等工作的网络化。
三是优化教育供给结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结构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基于总量调控的教育需求管理已不能“包打天下”。优化教育供给结构是解决“怎样供给”问题的重要突破点,重点是在补齐短板上综合施策,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着力提高教育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教育供给结构对社会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首先,推动学前教育的优质普惠发展。积极推动第二个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优化幼儿园布局,进一步增加公办幼儿园的数量,继续开展省优质幼儿园的创建工作。逐步增加公办编制,加大幼师的岗位培训力度,进一步缩小区域、城乡和园际之间的资源配置、保教水平的差距。其次,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建设水平。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强特色学科建设,推进政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引进基础研究优秀人才、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和特色学科领军人才,在提升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科研成果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上持续发力。最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调整优化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稳步扩大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建立课堂、实训车间和实习企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健全以市级开放大学、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村(居)民学校为主体的社区教育网络,统筹职业学校和社区教育资源,采用夜校或周末教学等方式,为转业军人、现代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提供就业培训,满足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
四是创新教育供给机制。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给予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选择。教育治理、师资建设、特殊群体关爱……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内容,其实都关系到教育供给侧的改革,关系到教育供给机制的创新。在结构优化之外,机制创新是解决教育领域“怎样供给”问题的另一个有效策略。首先,深化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各级教育部门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依法保障学校办学的自,推进管办评分离,引入第三方特别是以学生、家长为代表参与的教育评价,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的教育观、价值观和人才观。降低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兴办教育,尝试推行“助学卷”,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其次,健全师资培训、交流和补充机制。积极做好教师培训工作,坚持“面向全员、瞄准高端、提升薄弱”的原则,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稳步落实教师“县管校用”政策,健全城市教师支教、骨干教师送教、各类名师走教的教师轮岗制度。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并严控城区学校从农村选调教师,培养一批一专多能、素质全面的“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乡村教师。新聘任的教师要优先配置给农村学校,并探索实施新招聘教师“先在优质学校跟岗学习、再回农村学校任教”的培养模式。最后,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进城农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落实“同城待遇”政策,让所有学生都能畅通入学,保障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建立残疾儿童学籍数据库,完善随班就读管理制度,让残疾儿童教育也能和正常孩子一样接受教育。对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儿童等,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委托社会机构管理、全面落实资助政策等方式,让这些孩子也能平等地享受高质量的教育。
所谓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管理的理论与方式,民主运用公共权力,并以科学的方法依法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是一种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中运用,很快扩展到欧美各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以社区警务战略为主的第四次警务改革浪潮席卷欧美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休斯顿警察局首先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也纷纷实行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战略认为社会是产生犯罪的根源,抑制犯罪的主力军也在社会。警察的社会公仆角色重新占领上风,警察在回归社会的同时,其打击犯罪的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次改革以警察科学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为先导,以社区警务为主要内容,以全社会的力量打击与预防犯罪为重点,追求历史上“自我警务”、“人人皆警”的传统模式,形成主动提前式警务风格。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和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绝不仅仅是在时间上重合那么简单,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在于官僚制问题重重(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各国财政赤字增加,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和无法维系,影响经济发展;新技术革命使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高效、灵活、透明的政府型态;经济全球化要求西方政府进行积极的改革,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社区警务战略实施的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汽车、车载无线电台和电话这三项科技成果在警务工作中得到应用和普及,警务工作以快速反应机制与模式为取向。但与此同时,警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专业化的倾向,使得警察在许多社区内出现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这种孤立随着60年代城市问题的大量涌现而变得更加明显,民众与警方之间矛盾加剧,造成民众对警方的信心危机。为此,警方不得不对单纯追求警务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警务机制进行反思,试图改变已恶化的警民关系及以案件为中心的被动反应式警务,使警察回归社区,依靠公众,预防犯罪,重塑警民关系①。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社区警务战略实施的背景都与之前过多的强调行政专业化、技术化有关,行政上的官僚制和警务上的专业化使得政府和警察疏远了公众,拉大了与公众的距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和犯罪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顾客导向”为重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改善警民关系为重要内容的社区警务战略就应运而生了。
社区警务运动是涉及警察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一场综合性改革实践,在组织内部,以管理主义为指导原则,倡导合理授权,实行参与管理,积极引入企业化管理方式;在组织外部,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指针,寻求建立警民之间同伴关系,试图通过警民携手合作,共同鉴别影响社区品质的问题,进一步找出问题的根源,再由警察与群众共谋解决对策,达成增进整个社区治安的最终目的。可以说,西方各国社区警务改革体现了对经济、效率与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追求,包含了警察组织内部企业化,外部市场化、社会化等改革内容,蕴涵了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社会控制等理论原则,是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警察部门改革属于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部分,在新公共管理浪潮冲击下各国都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造,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众需求的强调与社区警务对公众安全需求的重视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中包括有社区警务战略的思想。
二、社区警务战略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部分
作为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深刻影响了各国公共部门的变革,警察部门自然也深受其影响,奥斯本和戴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部门改革的十大原则:(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4)有使命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③。
在新公共管理之前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行政的专业化和官僚等级制,新公共管理运动则重视“顾客导向”,即要求政府站在公众立场思考,把公众看作最宝贵的资源,通过直接与公众互动,了解公众需求,针对公众需求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公众创造利益和价值,并尽可能地减少公众成本,通过多元化、便捷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获取公众的最大满意度,并以公众的满意作为政府的基本目标。④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以社区为导向,即以社区的治安需求为导向开展警务工作。一方面是警察立足于社区,以提供全方位的警勤服务为先导,改善和密切警民关系,实现警民携手、并肩合作,治理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方面是强调以防为主原则,社区警务的着力点在预防犯罪上。注重社区预防、控制犯罪机制的建设,与公众共同寻找分析和解决滋生犯罪的各种隐患,还社区以安宁⑤。
从社区警务战略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社区警务要求警察要立足于社区,依靠社区社会化力量进行警务工作,这与顾客导向中充分重视公众需求,依靠公众的支持和参与,重视社区内的社会化力量的特点是一致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在用种种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政府困境及其原因的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政府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按照该理论,政府警察部门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治安管理的主体不只是警察部门,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甚至私人组织也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公域和私域的调整,不同的治安管理主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对象,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警察部门将本不属于自己或者自己无力独自承担的更多职责分担给其它社会组织和公众,只做他们不能做、做不好的事情,如对多发性抢劫、等恶性案件的场所进行深夜巡逻等,单凭公民个人的资源不能解决,互相联合又不太可能,应该由政府的警察部门负责。
其次,虽然治安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政府是主要提供者,但不是惟一提供者,不排除利用市场的手段由其他社会力量来提供。即在治安产品的提供上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将部分治安产品的生产向社会开放,以契约的方式(如治安承包)引入多元生产主体,营造一个竞争的局面,以提高公共治安产品提供的效率,竞争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萨瓦斯的研究表明,公营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高出35%—95%。这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全部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警察的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都可以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的。
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对警察工作而言,警务社会化同样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企业化运作,警察机关、警务工作和警务改革不应该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固守旧法。社区警务战略的理念基础之一就是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控制犯罪的责任也在社会,有效地遏制犯罪必须全社会参与,只靠警察想要有效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西方警学家认为,对于控制犯罪来说,“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政府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已”,“只有动员社会和公众参与,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这种深刻的认识是实施社区警务改革所依据的主要理念之一⑥。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对当前实施社区警务和农村警务战略和警务改革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1.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供养政府及其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纳税人有获得治安服务的权利,政府有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治安服务的义务。所以,基本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应当由政府提供,政府不应也无力大包大揽。2.对于基本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也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吸引社团、企业甚至公民个人来提供。如私人戒毒所、治安承包责任制、社区矫治机构,甚至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私人监狱制度,都值得借鉴。3.个人或者组织希望获得额外的、特别的警务保障和治安服务,如私人保镖,物业保安服务等,则个人或者组织理所当然的应当自己付费。4.鼓励警务“私有化”,即以商业运作的方式为公众提供安全服务并收取报酬获得收益⑦。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社区警务战略都强调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不只是巧合,实际上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政府警察部门的具体实践。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社区警务战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从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以来,尽管有着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各种批评和质疑,但是无疑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成效。从现代政治理论的发源地英国开始,新公共管理运动渐渐刮遍了大半个地球,成为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上讲,“新运动”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模式,引进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方法。这场运动对西方政府公共管理实践成效显著: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不同程度解决了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升了政府运作能力,回应了在全球化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具体体现为:(1)降低政府财政支出和行政成本。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85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8.5%。政府实施了一个计划以重新获得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弥合财政分裂的状况。他们在3年内消除了赤字,实现了连续6年的预算平衡。通过运用具有高度透明性和参与性的模式,政府实现了减少20%开支的目标。“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削减经费,降低成本,增强能力的行政目标。(2)确立了为顾客服务的崭新行政理念。政府自觉地把管理职能定位在是管理的掌舵人而不是划船者。这样就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集中精力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对一些能够外包的公共事务,可以让一些NGO机构去做。同时政府通过授权和分解责任,引入激励机制,对人员实行聘任或合同制,大大缓和了政府内部管理的紧张,用成绩来决定升迁去留,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行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