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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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一、开展情况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县蚕桑局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张卿、××、刘文君三名副局长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

二是部署到位。在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会后，我局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行动员、安排、部署，形成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出台了《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城乡环境容貌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确保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更具操作性。

三是责任到位。针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社区、社区所在单位、社区各住户以及社区各小区的联系单位的职能职责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帮助社区、联系乡镇明确了各清扫保洁范围，完善了“门前三包”责任管理制度。并把此项工作作为本年度职工年终综合目标考核。

四是宣传到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干部带动、街头、企业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整治的目的意义，并组织全局干部群众参加了县上组织的“万人大扫除活动”、每周周末的“文明劝导活动”和每周三的“门前三包劝导活动”。

五是保障到位。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2.7万余元专门用于环境综合治理。

六是督促到位。邀请县级领导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进行现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局组织人员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一小区坚持每天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巡查，对整治较为突出的问题，通知责任人实行限期整改。

七是整治到位。我局积极配合社区和所联系乡镇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狠抓了丝绸大院的整治,采取单位出一点,市民出一点,企业拿一点的办法,共同筹资约5万余元,集中打造丝绸大院。目前，我局所联系的社区和乡镇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多次得到了上级领导表扬。

二、下步打算

第2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一)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达到强化责任需要。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根据县综治办的要求，我乡认真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脱管人员、涉嫌重新犯罪和重新犯罪案件进行自查工作，认真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有效监管。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动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开展，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专题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并安排部署、落实责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管理。加大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力度，是规避治安风险、降低矫正对象再犯罪率的有效手段。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采取 “多方协作、联合布控、周闻其声，月见其人”的办法，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和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二、强化责任、落实措施

加大对走访工作的人员投入，努力构建以司法所为领导，村委会、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为参与主体的联合矫正工作机制，加强同各级单位的联系，做到信息畅通、行动一致，拓宽同矫正对象的联系渠道，及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积极寻找同矫正对象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和平台，通过电话、当面、汇报等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掌握矫正对象动态，方便对矫正对象进行得当的思想教育。同时，密切监督，严防死守，避免因信息反馈不及时而引发的矫正对象再犯罪情况。在矫正工作中，我们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坚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原则，以真情感动矫正对象，以此搭建相互信任的桥梁，大大的增强了矫正成功率。

通过宣传发动，组织了社区、配合公安派出所、综治部门为主的工作机构，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一是了解矫正对象最新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掌握他们的改造效果和改造中存在着的问题。二是通过自查自纠，严格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查找矫正执行期间矫正工作存在的不足。三是针对以上不足，切实整改，通过开展活动提高矫正工作水平和矫正质量。

截至目前，社区矫正对象共6人，没有1人脱管、漏管，没有1人重新犯罪。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二)按照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要求，结合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进行了自查自纠，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我乡收到达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后，及时组织召开了村(社区)三职主要干部、乡级各单位负责人、政府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就通知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领会、贯彻。

二是乡成立了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组长，乡综治办、乡司法所、乡调解中心、乡政府办等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小组，负责全乡的社区矫正工作，并明确了专人具体抓。

三是乡综治办年初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了2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目标内容，并分别与相关单位签定了责任书。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三)在20xx年5月13日区司法局召开的《社区矫正监管措施专项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各家所在下周的任务之一是自查自纠目前所里的社区矫正三大措施。以下为我所通过梳理、走访、自查自纠总结出来目前我所在社区矫正请销假、公益劳动和书面汇报三大措施的工作情况：

一、请销假

目前我所共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5人，其中长期在外务工的有三人，分别是在盐城的矫正对象王某、在新疆的矫正对象蔡某和在无锡的矫正对象詹某。这三名矫正对象都办理了长期在外务工的手续，有其社区、家属签署的保证书，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还有矫正对象本人写的保证书。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请销假手续的履行率达到了100%。另外，我所目前24人有稳定的工作，其中因为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出差的矫正对象有两人，司法所专门在个别谈话教育课上对这二人反复重申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和相关规定，一旦发现有违规乱纪的行为，司法所会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日常考核办法对违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近期，我所还将再次印制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手册，确保发放到每一位矫正对象手中，强化矫正对象遵守请销假制度的概念，同时让矫正对象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二、公益劳动

我所目前的公益劳动基地已有两个，分别是组织交通协勤活动的迈皋桥地铁站华电路口，和组织为老人献爱心关爱老年人生活的迈皋桥真善美敬老院，目前即将新增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有区司法局与区市容局联合建立的迈皋桥华电北路环境保洁公益劳动基地。可以说，迈皋桥所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是很丰富的，结合迈皋桥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多、犯罪类型复杂、年龄差距大等众多特点，丰富的公益劳动基地为不同类型的矫正对象提供了合适的公益活动平台。

我所目前参加公益劳动的矫正对象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他因为年纪大、脑疾病或躯体性疾病的矫正对象虽然不能参加司法所统一组织的公益劳动，但大多都能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或住家附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并拍下照片交到司法所来。

第3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一）社区参与可增强农民环境诉求表达力

在当前环境立法过程中，直接倾听农民环境诉求的情况相对较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环境立法中大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一般而言，农民的知识水平不能达到参与立法的要求。其二，当前的环境立法多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环境问题的预防和治理，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立法，即使存在一些关系农村环境的法律条文，也是上层立法者缺乏系统调研仅凭一些官方数据而作出的，不能真正代表农民当前最现实最紧迫的环境需求。其三，少数农民的环境诉求或者传递不畅，或者很难得到上层立法者的重视，最终难以体现在环境立法之中。农村社区是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利益共同体，它可以充分地收集汇总农民的利益需求，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环境需求，它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克服农民个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农民弱势群体拥有专门的组织代表并表达他们的环境诉求。

（二）社区参与可弥补法治农村环境监管机构的缺位

我国目前的环境监管体系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点源污染防治而建立起来的，其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随着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适用性不强，农民的环境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需要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农村环保机构的匮乏导致了农村环境问题无人问津。县级环保机构是我国最基层的环保行政部门，基层环保行政机构存在着监管人员少，监测能力低、机构不健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对地域辽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监管几乎不具有现实性。农村社区作为该特定区域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其对当地农民所处的环境的了解相比政府环保部门更为广泛和深入，可以针对该特定区域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更适合该区域农村环境的持续科学的治理措施。农村社区参与农村环境监管较之政府而言，更能够契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农村社区在环境评估与监测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社区的资源整合性特点可以发挥其公众参与的优势。

（三）社区参与可降低农村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的外部性的产生是环境产权不明引起的，根据科斯定理，可以采取明晰环境产权的方法来解决。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独特的属性，在市场条件下将其界定为私人所有将会耗费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将环境权益界定为国有情况下，则会因为资源使用者的激励机制缺失，政府统一进行环境监管就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农村社区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管，则可以有效解决将环境产权私有化的高交易成本和政府进行统一监管的低效率难题。农村社区是因特定的地缘、血缘、风俗习惯相同或相关而相互集合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由农户和农民集体组成的社区类似一个大家庭，所以在对农村的环境产权进行私有化时，可以由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同一体来享有，这样就可以降低确权的交易成本。如将山林、草地等产权确权到农民个体难度较大，但是划分到农村社区就相对容易许多，而且这也与宪法中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归集体所有相契合。农村社区是农民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农村社区共有环境时对农民的激励机制就像农民私有一样，也同样能起到农民自主保护农村环境的良好效果。

二、目前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法律地位不明

我国现代农村社区的发展较晚，从2003年湖北、江西等省开始推行了“农村村落社区建设”的试点，现有的农村社区的建制多是依附于自然村或者行政村，其法律地位尚未被国家层面的法律予以确定，所以农村社区作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主体的合法性，也尚未确立。

（二）社区参与农村环境立法未得到重视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偏离农村，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即使涉及农村环境保护的各类规定，也未充分考虑到在农村的具体适用情况，例如《固体废物防治法》虽然专门提到了农村环境问题，但是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有针对性的条款。这些问题的存在，基本都是由于在环境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农民的现实的紧迫的环境诉求在环境立法中难以得到体现。但是，我国的国情是农村地区地域广袤，农民人数众多，环境立法又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充分地倾听每一个农民的环境诉求难以实现。农村社区作为农民利益的集合体可以充分代表和表达农民的环境诉求，因此，在环境立法过程中不应忽视农村社区的作用，其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执法未充分利用

我国目前最基层的环保机构是县一级环保机构，存在着执法人员少，监管能力不高的现实特点。然而农村地区的地域十分广阔，其环境污染和破坏具有分散性、随机性、不易监测性等特点，所以单单依靠县级环保机构的力量监管农村环境显然不行，再加上环保工作分散于多个部门，部门之间利益职责不清，对于农村地区没有利益可寻的环保监管工作，往往会出现相互推诿、无人管理的现象。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社区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环境执法难、执法不到位的问题。农村社区成员间共同的利益取向，使得由农村社区进行环境监管更加人性化，社区可以利用其群众参与积极性优势，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起到充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环境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还是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监管，而对于其所无力监管的地域，就放任其环境问题，导致有些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根本无人问津，这不仅是对农民环境权益的忽视，还有可能因为环境纠纷而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

(四)有待提高的环保意识制约着社区参与环境法制建设

农村社区组成人员的环保意识决定着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水平。农村社区的组成人员为农民，而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环境保护意识是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具体认知，是指引人们环境行为的内部动因，它体现着人们的环境需求和价值取向。由于农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和生活垃圾的处理都很随意，乡村的面源污染成为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特点。一般来说，农民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薄，加之其对环境法律法规的不甚知晓，这不仅造成农民对自身环境权益的忽视，还导致了农民对农村环境的破坏。社区成员环保意识不足成了制约社区参与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

(五)对农村环保投入不足也制约着农村环境法制建设

众所周知，城市里的垃圾回收设施随处可见，城市街道都配备有专门的保洁人员。但是目前仅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才有垃圾回收设施，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和生产废物基本都是随意丢弃在住房周围和田间地头。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不够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缺乏环保投入所导致。

三、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路径探析

（一）明确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农村环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社区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开始发展城乡一体化，这就要求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时，应向其提供同城市同等的治理机制。在目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应大力培育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进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中，赋予农村社区明确的法律地位。此外，农村社区的权力能否实现指导本社区环境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作用能否得到真正发挥的关键。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的环境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明确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培育适合各特定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社区治理机制十分必要。农村社区法律地位的明确，农村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区成员环境权的确立等，都是农村社区有效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前提和保障。

（二）充分重视农村社区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专门性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立法偏离农村，缺乏可操作性，“重城轻乡”的环境立法取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立法理念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环境法律的制定者往往只关注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污染问题，对于广阔的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不够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参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的人员多为官员或者专家，他们基本都生活在城市，所以更多地关注的是他们周围发生的环境问题，农村环境问题没有代表者进行表达，农民的环境权益在立法层面就很难得到重视。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立法模式中，充分地让农民个体在环境立法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成本太高，几乎很难实现，再加上农民个体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农民个体即使参与环境立法工作，也不能充分表达农民的环境诉求。单个农民的力量十分有限，通过农村社区把农民的环境需求聚集整合，把农村居民组织化、诉求表达秩序化，才能在环境立法中充分代表和表达农民的环境要求，真正保障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充分发挥社区在农村环境执法中的作用

目前环境执法行政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县级以下则是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进行概括的行政执法工作。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少，工作经费有限，环境监测设备缺乏，技术落后，很难覆盖地域广阔的农村地区，农村社区的地缘优势和熟人关系网，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执法覆盖不了和执法人员少的难题。此外，可以在农村社区配备具有环保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对农村社区负责环保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以保证农村社区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性。各级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监管力度，依法严格处理破坏农村环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污染工业企业向农村转移的问题要严加控制，以避免次生性的污染情况出现。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现在已转移到农村的企业，不能放松控制，应该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监管作用，或者与农村社区进行联合监管，确保农村的生态环境安全。

(四)努力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环保制度意识

第4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

1.过渡型社区的界定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截止到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4.9%，城市化率近十几年年增长都在1%左右。“过渡型社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产物。过渡型社区，不是自生自发形成的社区，而是通过某种外部力量在短期内形成的，实践证明，多数情况下，是在政府强制性权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因其居民尚处于市民化过程中，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二元社区”或“过渡型社区”。

笔者认为，过渡型社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权力层面讲，过渡型社区是从“村民自治”到“居民自治”的过渡，“村民自治”承担了生产与生活两方面的职责，然而“居民自治”因其已纳入到城市政府规划之中，社区治理的部分职责由政府承担，所以，在此过渡的过程中，完成制度保障的过渡是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第二，从经济层面讲，过渡型社区大部分由失地农民组合而成，农民“依地而活”的生产方式被打破，重构新的生产方式需要一段时间，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生产方式真空”带来的伤害，是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又一问题。

2.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结合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对徐州市H社区这一过渡型社区展开个案研究。本研究调研包括随机抽样的社区居民个人问卷调查和根据调查目的选择不同人群代表性人物进行的个人深度访谈。调查问卷着重考察社区居民对社区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居民的社区参与、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及认同感等几大方面，并收集了被访人的部分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等多方面的信息。在我们的调研中，多次在H社区过渡型社区共选取10位居民进行个人深度访谈，形成一定数量的个人深度访谈资料，与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结合在一起，为研究H社区这一过渡型社区治理提供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数据资料基础。

本研究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目标和方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结果如下：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15份，问卷有效率为95.8%。其中，一般情况为，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为45.22%，女性为54.78%。

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为33.9%，初中为33.0%，高中或中专为22.6%，大专为6.1%，大学本科及以上为4.3%。

从年龄段来看，19岁以下为3.5%，20-29岁为28.7%，30-44岁为22.6%，45-59岁为15.7%，60-70岁为17.4%，70-80岁为9.6%，80岁以上为2.6%。（注：所有结果均为SPSS18.0运行的自然结果。）

3.徐州市H社区治理困境

3.1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

失地农民是“过渡型社区”中的第一批常住者，他们大都是被动进入社区的，即是指主观上不愿意被城市化或还没作好城市化的准备，但由于受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最终被融入城市的。据调查，H社区是由11个自然村组成，共3万多人。因徐州市政开发需要，各村庄从2006年起，陆陆续续进行搬迁并集体安置。他们是和H社区这一“过渡型社区”同时同步产生，“过渡型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这些居民所面临的问题。

按照H社区居民的说法，他们现在不是农民身份，因为现在没有了土地，但也不算是具有城市居民身份，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待遇并未达到云龙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水平。失地农民是被动城市化的，“时间性”效应导致自我认同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的搬迁，“空间性”效应带来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阻碍了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导致自我认同失调。在H社区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存在的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在传统农村社区，村民之间由于就业、生活方式等同质性高，即使存在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停留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过渡型社区”形成过程中，各种利益分化聚合导致一部分人收益大幅度提升，另一部分人获利较少甚至是利益受损，从而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尤其是，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原有的集体经济财产被社区中部分人员“瓜分”后，导致H社区中村民间心理的不平衡，产生了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进而对于社区“满意度”、“认同感”较低。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剥夺感带来的是社区认同度的降低，H社区这一“过渡型社区”虽存在着类似于城市社区的空间形态，但由于内在认同的缺失使得本地居民并不认可自己城市居民的身份，反而是更加倾向于认同过去的农民身份。

3.2居民的社区参与率较低

因为H社区是由不同村庄的村民组成，所以各自为政，各自聚居，依然维持这原有的“村落”生活，对于公共空间的维护、管理存在着“三不管”心态，致使社区的治理情况较为混乱。但是，据收集的数据显示，H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较为强烈，只可惜缺乏参与途径与渠道。

居民的社区参与和制度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是否具有参与社区生活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度和渠道成为影响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过渡型社区本身的特点，当前社区为居民参与提供的制度化渠道非常有限。这就导致了很多有参与意愿的居民未能真正参与到社区事务的管理工作中来。当前过渡型社区中存在的合法的对社区公共事务负责的正式机构主要有三种，即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而目前H社区主要是由村委会来管理社区。除此之外，社区中还零散存在着其他的一些衍生或民间组织，如志愿服务队、中老年健身队（自发）等。

3.3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欠缺

“过渡型社区”建立后，由于居民自治组织的不完善以及相当程度的“内卷化”，实际担负社区管理工作的是直接与社区接触的乡镇（街道）一级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对于“过渡型社区”的管理主要包括对于社区人口、治安、组织、党建、服务、文教和环境等诸多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管理，涉及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过渡型社区”自身人财物的限制，权力与责任的缺失，致使社区自身没有相应的能力提供这些社区公共产品，出现“过渡型社区”管理过程中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

据调研，H社区存在较为严重的治安问题，以及无公共厕所等生活问题。对于社区的管理，在过渡型社区阶段，H乡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其管理的力度，为H社区的居民自身建设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进一步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适当放权，积极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提升居民的综合素质。

4.结语

过渡型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社区，存在着环境卫生恶化，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等问题，无论是在社区景观或是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与市区形成强烈的反差，成为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老大难”地带。然而，如果不能够将过渡型社区进行良善治理，那么，很可能，过渡型社区的进程会是对于失地农民的新一轮的剥夺，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参考文献】

[1]何艳玲，蔡禾.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J].中山大学学报，2005，（5）：104-109.

第5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 精准扶贫 移民搬迁 “社区工厂” 识别 考核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移民搬迁是指在生态脆弱区或贫困地区防范自然灾害和解决贫困共生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扶贫开发“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7月，陕西省政府正式通过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2011年―2020年）》，计划从2011年起用10年时间，搬迁移民60万户240万人。在该项政策背景下，陕西省政府于2011年正式启动了陕南百万移民搬迁工程。在移民搬迁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农民生活条件的提高等成效显著，但如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对移民搬迁政策绩效提出了挑战。从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各个主体角度来看，移民搬迁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成为困扰精准扶贫有效实施的最大障碍。李博、左婷认为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1]。二是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和社会融入成为移民的生存难题。付少平、赵晓峰认为目前移民工程的实施来看，普遍面临着移民后失业、再贫困，生计能力下降，生计不可持续的问题[2]。姚蓉认为搬迁移民融入迁入地的过程涉及移民文化观念、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转变，对多数移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3]。三是企业的产业基础薄弱，移民就业渠道狭窄。何得桂、李卓认为陕南移民搬迁工程仍处于“重安置轻保障”的阶段，企业的后续产业发展薄弱，安置点周边带动就业的项目较少，难以为移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4]。

为解决移民搬迁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陕西省平利县在实践中坚持一手推进移民搬迁，一手发展“社区工厂”，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就业推进移民搬迁和精准扶贫的新路子[5]。“社区工厂”可以被定义为：在平利县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内创办工厂，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社区，带动社区贫困群众就业增收，助推脱贫的组织方式。“社区工厂”实现了政府、企业与搬迁贫困群众共建共赢，成功探索出一条“就业式精准扶贫”新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发展，平利县的搬迁移民工作和“社区工厂”的运作在扶贫方面已初具成效。截止2016年，全县先后建成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区130个，搬迁贫困群众4.8万人，建设农村社区75个，创办各类“社区工厂”41家，其中电子元件加工厂18家，手套、棉鞋等加工厂7家，其他行业16家，吸纳群众就近就业3000人以上（搬迁群众1800人、贫困群众600人）年创造产值1.8亿元以上，先后帮助2500余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

基于安置搬迁移民建立起来的“社区工厂”，进一步结合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导向，在地区精准扶贫模式创新中树立了典范。本文将从精准扶贫所涵盖的四个维度出发，立足于治理理论，剖析“社区工厂”的现状与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以期能为其他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二、精准扶贫政策下的“社区工厂”现状分析

1. 精准扶贫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是一场涉及到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贫困治理，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框架之下，包含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几大要素。本文在厘清精准扶贫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社区工厂”模式目前在对接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存在的现状问题。（如图1所示）

2. 精准扶贫下的“社区工厂”现状

精准扶贫是由政府推出的一项基本政策，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积极探索地方精准扶贫新模式。“社区工厂”是平利县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型的精准扶贫模式，从“社区工厂”构建至今，分别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四个方面有效帮助当地进行精准扶贫。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平利县政府和“社区工厂”相互协作、不断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但是，不够成熟的新型扶贫模式依然存在很多题有待解决，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社区工厂”参与精准扶贫的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

（1）“社区工厂”立足精准识别，建立扶贫基础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起点和基础。平利县围绕“发展社区工厂带动脱贫一批”的总体要求，深入移民搬迁中的贫困对象，“社区工厂”目前已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现在岗就业1000余人，累计吸纳在册贫困人口就业172户529人。搭建了工厂发展与贫困群众就业的桥梁纽带，实现“社区工厂”与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与互惠双赢。

从扶贫对象识别方式的精准来看，因为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和贫困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而“社区工厂”下的贫困户都是经过了政府的筛选评价过程，在“社区工厂”的需求与政府责任的联动之下，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对贫困户居住条件、家庭生活情况、收入水平、致贫原因等方面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促进并建立了一套多元化、多层次、自主性的贫困评价体系，有效的推进了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从扶贫对象的识别流程来看，“社区工厂”的贫困户对象都是由相应的扶贫部门选派干部队伍入村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切实掌握第一手扶贫资料之后，并根据扶贫资料对各村贫困户建档立案。根据贫困状况登记入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户档案体系的不断完善，基本确保了识别过程公开公正，规范透明。

当然，目前“社区工厂”在精准识别对象方面依然存在弊端，目前在确定的贫困户的过程中依然以物质条件为评价依据，这种识别方式没有考虑到部分群众存在的精神贫困状况，可能出现将有些精神贫困对象排除在外的情况。

（2）“社区工厂”创新精准帮扶，提高扶贫效率

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的中心和关键。“社区工厂”模式在不断发展中从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等精准帮扶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精准扶贫项目安排上，“社区工厂”坚持方针，安排精准、因地制宜。坚持总部建在园区，车间办在社区，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能人引领、基地孵化、连锁推进”的思路，以针织品加工、机电配件加工、传统手加工等为重点，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导外出能人返乡创业，促进贫困群众积极就业实现脱贫。

在精准扶贫资金使用上，针对“社区工厂”里工作的贫困户，由政府提供资金、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和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脱贫。此外，政府还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为社区工厂提供厂房并设有专项资金提供无息贷款，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工厂”的扶贫力度。

在措施到户的精准上，“社区工厂”到村到户，力求因镇施法、因户施策。如该县三阳镇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社区工厂”产品销售就成了一大难题。为此，该镇积极帮扶企业谋销路，引进农村淘宝项目，创办了电商孵化园，建起电子商务服务站，率先开拓“社区工厂+电商”模式，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社区工厂”的发展，实现了助力脱贫。

不断另辟蹊径“社区工厂”结合精准帮扶政策，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不断进行动力机制和结构变革，将精准扶贫融入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发展理念之中。但是，在精准帮扶的过程中，除了要营造产业建设、资金投入、措施到户等外在扶贫环境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贫困群众教育和文化娱乐水平的提高，增强受助者的自主脱贫能力，从而提升教育的反贫困绩效，而“社区工厂”的扶贫效果更多的体现在物质层面，文化娱乐设施不够完善，企业文化尚未建立，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贫困依然精准扶贫今后要探索的难题。

（3）“社区工厂”健全精准管理，促进扶贫开发

精准管理是指扶贫过程的合理化、有效化和可持续化。在阳光操作管理方面，“社区工厂”项目作为一个扶贫环节，促进了政府将扶贫资金直接用于被扶贫对象，简化了扶贫资金的发放流程，提高了扶贫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得“社区工厂”一定程度上对扶贫项目资金起着较好的监督作用。

在组织结构管理方面，扶贫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在多元扶贫主体之下，“社区工厂”与政府建立了积极的合作，在平利县成立了社区工厂办公室，有效的建立交流机制，加强了“社区工厂”与政府间沟通协调，推动扶贫主体间的资源、信息共享，加快形成主体间协调融合、责任共担的合作意识，形成合力共同扶贫。

（4）“社区工厂”强化精准考核，落实扶贫工作

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保障和优化。在突出考核导向，以发展成效促进扶贫方面，平利县各镇成立了“社区工厂”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后备干部包抓机制，始终坚持“社区工厂”与脱贫攻坚融合发展。

在考核扶贫成果方面，当地政府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扶贫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权重。一方面，当地政府将“社区工厂”带动的经济效益考核放在首位，对扶贫项目开发绩效进行重点考核，平利县政府先后出台了《平利县2016年度社区工厂建设考核评选办法》，将2016年社区工厂发展工作纳入扶贫工作考核中。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强化精准指导，在社会各界的调研交流中，县政府与专家学者、其他地方政府加强合作，计划在平利“社区工厂”成立“社区大学”，培养提升社区人的素养。

但是，对于“社区工厂”的考核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在政府和“社区工厂”方面，“社区工厂”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与政府之间的考核责任主体，发展过程中考核指标的制定、执行和推动目标实现以及事后分析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在“社区工厂”与贫困群众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员工对于绩效考核不够重视，工厂对于生产管理指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标准，贫困群众缺乏参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考核方式和过程与精准考核战略目标的脱节。

三、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有效发挥，需要良好的精准扶贫机制的支撑，更离不开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拓宽脱贫空间和激发脱贫活力。因此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是精准扶贫推进工作的重点。本文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框架下，对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精准识别：更新识别技术，建立多维识别体系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推进精准识别工作。首先是实现识别技术的创新。在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过程中，政府应在现有建档立卡基础上，突破以年人均收入为贫困户识别的单一指标，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贫困人口进行分级、分类识别管理，着力攻克例如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擎等大数据技术的核心问题，完善云计算平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6]

其次是建立多维度的识别体系。政府应构建贫困人口识别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数据化的贫困人口信息库和多维度的精准识别体系。在“社区工厂”模式中，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应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协作。政府应拓宽政策传达沟通渠道和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深入了解贫困户的信息，贫困户通过申请评议建立起“社区工厂”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在技术更新下使政府瞄准贫困对象，将贫困户有效识别出来。

2. 精准帮扶：加强扶贫专业化队伍建设，实现高效脱贫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专业化队伍的建设为活力，促进精准帮扶的措施到户精准和因村派人精准。一是健全^域内精准扶贫机构，配备专业化的扶贫队伍。政府在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管理人员的合作基础上，建立专业化的扶贫队伍，完善各地区的扶贫机构，实现基层扶贫工作的效力。二是提高扶贫队伍定向帮扶水平，增强脱贫致富责任人制度。贫困地区的专业化扶贫队伍能够为贫困群众提供有益指导，为贫困地区制定合理科学的脱贫措施及项目，促进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社区工厂”模式可同高校、科研机构、公司等第三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利用其人才、知识、资本为“社区工厂”注入活力，提高“社区工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带动脱贫能力高效发展。

3. 精准考核：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提升扶贫绩效水平

精准扶贫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扶贫绩效考核为保证力，对贫困户和政府工作实行动态监测，将各项扶贫政策、工作落实到位。一是建立起扶贫效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对政府扶贫工作实行动态监测。在政府扶贫工作中，政策的落实、项目的安排、资金的使用等都是考核的重要内容，应将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激发地方政府的扶贫积极性。二是建立贫困户的退出标准体系和脱贫户生计特征动态监测体系，适时帮扶，巩固脱贫成果，解决漏贫、返贫、“被脱贫”等“三贫”难题，加强对贫困户的信息系统的动态监测。“社区工厂”模式应加强对贫困户和政府扶贫工作以及企业管理的动态监测，完善政府在“社区工厂”工作中的考核指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实现政府、贫困群众、企业的三方共赢，全面提高精准扶贫绩效。

四、结论

“社区工厂”不仅仅是移民搬迁的衍生物，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成为一种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新型模式。基于以上论述，我国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优化路径应在精准扶贫的核心影响因素基础上，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促进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在精准识别上，“社区工厂”准确定位了现有的扶贫对象，深入探究其贫困原因，制定精准脱贫措施，未来，“社区工厂”应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识别技术的创新。在精准帮扶上，“社区工厂”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实现了“社区工厂”辐射区域物质条件的改善，让贫困户看到了新希望和新发展路径，“社区工厂”及有关部门应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授人以渔”途径，实现搬迁困难群众“助人自助”。在精准管理上，“社区工厂”有效实现了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扶贫合作，在探索过程中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如何让群众以及更多的主体活跃在脱贫的大舞台上，实现更好更快精准扶贫是“社区工厂”模式的未来探索的重点。

综上，各地在开展精准扶贫有关活动时，应更加注重精准落实落地，即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实施扶贫；更加注重综合施策，在扶贫时，应当考虑到贫困户自身以及政府实力的各个方面；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通过激励、发掘贫困户、到村干部等的能力、潜力，推动贫困户自主脱贫；更加注重脱贫质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扶贫绩效的考核应当尽可能数量化，定期化，设计专门的考核机制，敦促有关人员积极实施扶贫。

参考文献：

[1] 李博，左婷.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25- 29.

[2] 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8- 13.

[3] 姚蓉.试论陕南避灾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J].新西部，2014，（27）：25- 27.

[4] 何得桂，李卓.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的价值与困境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2013，（03）：73- 76.

第6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2020年11月25日

花园镇作为全县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在县委坚强领导下，坚持先行先试，主动作为，充分总结疫情防控期间的一些成功经验，力争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走在全县前列，现将近期工作开展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冯山社区召开11月份共驻共建单位工作例会

11月19日，冯山社区召开11月份共驻共建单位工作例会，社区书记汇报了目前基层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五个共驻共建单位同社区一起探讨了如何解决社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以及如何在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中建立长期、有效的管理机制等问题。

县城管局到花园社区进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11月20日，县城管局下沉党员干部到花园社区对经营门店消防安全进行专项整治，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并对不符合相关要求的经营门店进行劝导并责令整改。

冯山社区召开每周工作例会

11月23日上午，冯山社区召开周一工作例会，社区基层治理工作队队长董志荣出席本次会议，会上社区工作人员依次汇报了上周的工作进展情况，社区书记总结了上周的工作，安排和布署本周的中心工作，针对医疗保险收缴、疫情防控常态化等心工作安排专人负狠抓落实，并成立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工作专班。

社区专职工作者公开招聘报名工作开启

11月23日，孝昌县公开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花园镇岗位现场报名工作在桃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开启。上午10时，县民政局汪局长和熊局长来到桃源社区报名现场督导报名工作。

花园镇就落实下沉干部积分管理办召开专题会议

11月24日上午，花园镇组织8个城市社区党支部书记召开专题会议，商讨落实《孝昌县县直单位下沉干部积分管理办法》事宜，各社区书记积极发言，为落实下沉干部积分管理办法，更好地管理下沉党员建言献策。

第7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城中村”；研究现状；总结与展望

[作者简介]马继迁，江苏工业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江苏常州213164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076-03

“城中村”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学者从地理、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经济、社会等角度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研究领域

(一)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和诠释

1　关于“城中村”的内涵。“城中村”被广泛运用于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是在2000年前后，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代堂平从地域、社会关系角度认为：“城中村”是指从地域角度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就其社会属性来讲，仍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李俊夫从土地产权和土地利用角度认识：“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结合部，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是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张建明从外部景观和思想观念角度认为，“城中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

2　关于“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田莉认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不足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李立勋将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因素。吴晓则认为，在缺乏资源和远见的背景下，城市为获取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妥协性征地政策，造成了“城中村”问题。周大鸣、郑庆昌等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主要原因。李培林指出，“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单位制”的块状管理。蓝宇蕴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而村落历史的认同感则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性因素。

3　关于“城中村”形成演变机制。对于“城中村”的形成演变机制，很多学者都作了探究。张建明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村城市化的大背景、城市发展提供了总动力、土地制度成为主要因素、规划的失误和管理的不善成了加速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是制度壁垒，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城中村”。李立勋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及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演变。常辉从空间扩张、体制竞争和城乡文化交流三方面分析其变迁演变的机制。

4　关于“城中村”的类型。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分类。张建明根据广州市“城中村”的资料，把“城中村”分为三类：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土地资源充足型。常辉对西安、广州的“城中村”进行分析对比后，归纳提出了目前“城中村”三种主要发展阶段的形态类型。李培林按地理位置将“城中村”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城外村”三类。吴晓从社区构成和组织的角度把“城中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同乡、同村、同业或同族为群体聚居，以地缘、亲缘、业缘为基本纽带的缘聚型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另一类则是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性纽带或产业体系、居民来源混杂的混居型聚居区。

5　关于“城中村”的文化观念。李培林、周大鸣等认为，“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被动性和激进性，传统农村文化尚未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村民难以适从；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并未带来村民素质的提高，中青年村民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凸显。丘海雄提出“二世祖”等概念。刘钧演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下，道德品质的没落，法律意识的淡薄日益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关于“城中村”治理的研究

1　总体性治理思路。田莉、房庆方等从村镇预先规划、城市发展统一开发，出台规范“城中村”法规政策等角度提出了总体性治理建议。李弱通过分析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实例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城中村”改造应注意到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需要。李培林则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困难不仅在于生活改善，也不仅在于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网络的重组。韩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城中村”改造要调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利益均衡。

2　具体治理模式和策略。张立生认为，可以在新城建设或城市用地扩展时引入农业景观，将“城中村”改造成“都市型农业社区”张建明和李立勋等强调对“城中村”建设景观进行改造，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流程为“拆迁一补偿一重新安置”。郑静、郑庆昌等提出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直接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陈鹏认为，在政府职能上应从政府主导向政策引导转变，在土地制度上应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在改造模式上应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在优惠政策上应从宽建设向宽用地转变，在管理理念上应从强制管理向协调管治转变。

二、研究视角

梳理学术界有关“城中村”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城中村”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共同体”、“社会变迁”等三个视角。

(一)社会问题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城中村”现象的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已成了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在现代大都市中，“城中村”几乎成了“脏、乱、差、黄、毒、赌”的滋生地，因而多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建议政府从不同方面加强对“城中村”的治理或管理。

代堂平、李俊夫等学者从犯罪、社会治安、人口管理、环境卫生、文化冲突等方面论述了“城中村”存在的问题。目前“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城中村”内，“发廊”林立，赌博盛行，吸毒猖獗，黑帮肆虐，各种恶性案件不断。二是潜伏严重火灾隐患，“城中村”内街内巷狭窄弯曲，根本无法满足消防需要，一旦发生火灾，后果

不堪设想。三是规划管理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形象，制约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二)共同体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李培林、蓝宇蕴等。他们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作了“类型化”的研究。李培林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村落单位制”社区，并存有坚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单位制”是由两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是村落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也是以往“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二是村集体经济产权下的股份分红(资源分配)。首先是按村籍分配，其次是按工龄分配，这种分配本身体现了“单位制”的某些功能。

蓝宇蕴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新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种村社共同体是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特指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村社区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新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弱势的农民村民走向城市的“新社会空间”或“过渡地带”。

(三)社会变迁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周大鸣、孙庆忠等。周大鸣对广州市南景村50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南景村从一个市郊的农村变成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边上的村庄”，农村社区特征明显，村民全部为农民，并与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扩展中的村庄”，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耕地大量被征用，人口增多，非农产业发展快，村民的消费习惯在向城里人看齐；90年代以后，南景村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已基本没有耕地，同时体现了与一般“城中村”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孙庆忠也对南景村50年经济变迁的基本形貌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城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南景村，经历了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公有、村社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和以股份制为标识的经济共有等几个发展阶段。南景村的变迁轨迹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三、总结与展望

第8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一、组织相应业务科室和各监管所认真学习社会企业的定义和发展历程，搞清社会企业本质和边界，为开展培育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工作打好基础。

二、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指导企业“年报”、“万人进万企、上门解难题”大服务等活动和日常监管工作，积极向企业开展宣传工作。截止目前累计共对辖区内110余家企业宣传了社会企业章程备案、社会企业认证等相关规定和政策。

三、在区社治委的指导下，每季度定期召开社会企业培育扶持工作推进会。及时和区级各职能部门、各街道（乡镇）社区和社会企业沟通，加强工作衔接和配合，提高为企业的服务水平。

四、对辖区内种子社会企业开展了行政指导培训。从培育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生活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事务管理领域方面的积极作用等方面进行行政指导培训。同时就企业在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今年7月，我局配合市社治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委社治委开展了由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执行的“老人助餐与社区养老服务精细化”专题研讨会。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和认知度不够，在培育扶持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不知道怎么干、干什么，导致发展的种子社会企业数量少、范围窄。

2、对种子社会企业培训力度较低，范围相对较小；

3、区级层面缺乏相应的扶持发展政策；

4、具体的政策落地还需区级各职能部门共同完成。

第9篇：目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范文

过去的一年里，作为社区干部的我们做好了自身的工作，应该做好述职报告。小编为大家准备了社区干部个人述职报告范文合集，欢迎阅读！

社区干部个人述职报告范文一

尊敬的领导：

我在连队担任出纳兼保管工作，工作繁忙、琐碎，但丝毫没有削弱我对工作的热情。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本人在社区的正确领导下，在连队支部大力支持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今天按照社区的按排，我就自己任出纳兼保管业务以来的工作、学习和思想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我深知作为财务工作人员，肩负的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和职工的信任，更好的履行好职务，就必须不断的学习。因此，在这一年里，我积极参与连队支部举办的学习班和开展的学习课程。参加了连队支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每月作出了公开承诺。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扎实工作。同时在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帮助下，承诺基本完成。通过各种学习，自己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业务水平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工作中，能够认真执行有关的财务管理规定。同时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在各种利益面前能够把握自己，不拿原则作交易。

二、严谨、细致地搞好保管工作

在财务工作中，我能够遵守职业道德，做到敬业爱岗，并认真领会和学习新的会计法，以会计法做为工作的准则，认真履行保管岗位职责，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工作。真正做到材料入库有验收；保管物品有条理；发出材料有手续。每次验收材料时，按发票详细核对规格、型号、数量及时填写入库凭证，签字后交会计入账。

对协调农资及时办理转账手续，以免漏支，日清月结。当库存农资低于储备量时，及时向连队领导反映。同时保持库内卫生清洁，农资码放整齐、集中，使农资不变质，不短缺，保持原有的使用价值。以利于生产的需要。工作上塌实肯干，服从组织安排，努力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技能。尽管平时工作繁忙，不管怎样都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

三、做好管家，重视日常财务收支管理

收支管理是一个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收支管理，即是缓解资金供需矛盾。也是发展农场事业的需要。日常工作主要包括：葡萄地承包工资、农产品兑现款、干部工资、奖金及连队公共费用。根据业务顺序，逐笔登记现金日记账，每天业务结束后，认真填写现金日报表并核对相符。保证做到日清月结。同时，对到帐资金及时上缴到社区财务办。对每一笔支出严格把关，发现不和理的开支敢于斗争和碰硬。

四、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由于经验不足，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工作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今后要不断学习，进一步明确思想，提高认识，增强服务的意识。在工作上，更加严谨、细致，讲效率，讲质量，积极努力，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

以上是我一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有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社区干部个人述职报告范文二

尊敬的领导：

2020年，xx社区在xx街道的坚强领导下，切实加强社区工作，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认真执行工作责任制。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汇报如下：

一、履职情况

抓重点，认真落实基层xx责任。我作为xx工作“第一责任人”，年初即组织制定了xx工作计划，明确了我社区xx工作重点。在支委班子进一步明确xx工作分工，为抓重点，我比较注重到实地开展调查，及时发现、掌握了小区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我社区的基层xx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街道要求还有一定差距，xx工作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丰富xx工作内容上缺少创新。xx工作缺少创新意识和手段，存在流于形式的倾向，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内容枯燥，方式方法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二是阵地建设基础设施差，后勤保障不到位。一方面因缺少经费，造成学习培训教育难、开展活动难，推进工作难；另一方面支委班子成员都是在社区身兼数职，本身承担较多的业务工作，造成无时间、无精力去抓xx工作。

三、原因

思想认识不到位。出现重当前中心任务而轻xx工作，抓xx工作没有抓住重点问题，工作绩效明显偏重的思想。简单地理解为以工作目标考核成效决定xx工作好坏，有时抓xx工作仍停留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上，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思想，并没有真正重视xx工作。

四、明年工作打算

1、心贴心的服务凝聚人，困难事事帮。以支部覆盖推动服务从“支部阵地”向“小区网格”延伸。构建以支部为龙头，削除组织队伍覆盖“盲点”，推行网格化、精细化服务，做到服务不漏户，事事有人帮。以生动的宣讲教育人，政策件件明。计划把宣传教育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重要抓手，解读通俗化。引导干部由xx改说普通话，采用图表、漫画、顺口溜等形式编制宣讲稿和流程图，把政策规定转换成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传得开的群众语言。

2、以身边的典型感染人，先进人人学。在群众身边树立起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勤劳节俭的一面面旗帜。通过每季度举办一期“道德讲堂”，用图片展览等形式，让群众讲典型、评典型、学典型，持续扩大榜样的引领效应。

3、以文明的力量影响人，新风家家传。带动了社会志愿者力量的广泛参与，让居民在自娱自乐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升。带动群众文明素质全面提高。以法治的理念引导人，有话好好说。坚持民生大事群众议、干部业绩群众评，居务“四议两公开”，健全恳谈会、评议会、群众评论干部，吸引群众参与组织生活会，社区群工站，采取联点领导及组长包案、重点约访、主动领访等方式，疏通群众情绪，把问题处置在萌芽状态。

此致

敬礼！

社区干部个人述职报告范文三

尊敬的领导：

xx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镇综治办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学习科学发展观，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方针，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制定了2020年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完善了各项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责任分工明确，做到了工作有计划、有落实、完成了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为社区营造了一个稳定、祥和、优美的生活环境。现将2020年综治工作述职报告如下：

一、组织健全，完善工作责任制

一年以来，社区两委班子始终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本社区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综治工作常抓不懈。年初，及时成立了社区综合治理委员会、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反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帮教安置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综治例会，对各阶段综治工作及时传达贯彻，使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能够迅速传达到基层，贯彻到基层，及时解决综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保证综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精心调解，解决矛盾纠纷

在调解工作中，能化解在基层的矛盾尽量化解在基层，坚持矛盾纠纷由大到小、由小到了的原则来做此项工作。坚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维护稳定为基础，社区书记始终把自己摆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的主要位置，全面落实领导责任，加大社区综合治理力度，划分责任，分片管理，对综治、平安工作进行定期跟踪检查。

三、齐抓共管，创建和谐平安社区

xx社区认真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加强社区治安防范措施的落实，增强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积极推动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通过一系列防范措施，辖区治安形势良好。进一步加大了创建平安和谐社区活动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参与意识，动员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创建和谐平安社区志愿者的活动中。

社区动员辖区内居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主要街道、居民住宅区、各组公示栏张贴标语，使我们的创建平安社区、和谐社区的活动宣传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完善组织网络和规章制度，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工作。

社区群防群治工作组织健全，今年全年，我社区共出动义务巡逻队xx余次，成立了义务巡逻队、信息队，队伍成员都无私奉献，不讲价钱，任劳任怨。并且进行天网工程建设，在集镇主要路段安装摄像头二十余个，保证了社区安全稳定，社区居民群众安全感显著提高，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四、对流动人口、房屋租赁实行规范化管理

加强流动人口房屋租赁规范化管理，严抓人口管理工作。社区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辖区外来暂住人口进行调查登记，目前，我辖区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xxx人，流动人口登记率达到100%，同时对社区租赁户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以谁出租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管理好社区的暂住人口与外来人口，并依法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通过一年的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许多不足，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街道综治办的领导下，结合我们社区的实际，扎扎实实的开展好各项稳定工作，改正存在不足之处，努力为居民营造一个安定、繁荣、祥和的生活环境。

我社区将针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社会治安新形式、新问题，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新的管理模式，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好转，努力奋斗，不断开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局面。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