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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决策的内涵
科学决策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做出正确决策的过程。科学决策的根本是实事求是,决策的依据要实在,决策的方案要实际,决策的结果要实惠。
二、当前影响领导科学决策的原因
影响领导干部科学决策,导致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唯上”引起失误
决策一般可以分为高层、中层和基层。相对较低层面的决策通常要以较高层面的决策为前提和依据,以确保较高层面的决策得到落实。但是,建立在单纯“上级”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往往导致脱离实际的照搬照抄和盲目执行,不仅使本级的决策缺乏创造性,而且使本级决策既脱离上级的精神实质,又脱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造成决策不具有科学性,产生决策失误。
2.专断引起失误
应当说,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充分发扬民主,依靠科学技术和决策者的知识、阅历、经验、直觉以及专家、群众的意见,才能做出科学决策。如果领导干部认为领导决策就是领导者自己拿主意、作决断,不重视发扬民主、不调查研究、不科学论证,单凭个人主观意愿和想象,武断‘拍板’,那就必然会由于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和掌握情况的局限性而导致决策失误。
3.情绪引起失误
情绪是情感的表现,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热烈而健康的情绪与躁动和偏激的情绪对决策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领导干部凭着情绪决策,“跟着感觉走”,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4.经验引起失误
经验决策是一种传统的决策方式,具有直观感知性、认识表面性、分析情况的非定量性的特点。在生产不发达、科学比较落后、事物发展变化缓慢的条件下,靠经验决策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之后,如果还继续沿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或者照搬书本经验的老框框、老办法,决策十有八九要失误。
5.低能引起失误
领导干部决策,必然受其运用知识的能力、理性思维的能力以及决断能力、直觉能力的影响。如果不能综合地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或者不能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理性思维能力,或者抓不住机遇而优柔寡断,或者不能运用既以多向性思考为特征,又注重事物整体性的直觉能力,即领导干部能力低下,也会引起决策失误。
三、提高行政决策的有效途径
1.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正确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和各种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一个领导集体和一名领导干部能力与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领导者是决策活动的主体,其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决策,决定決策的效果和成败。特别是现代社会信息瞬息万变,社会形势日新月异,新知识、新经验、新理论、新观念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积极树立“学以立德、学以明志、学以增才、学以致用”的理念,不断提高适应新形势和岗位需要的各种能力。
2.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实践证明,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前提,领导者的谋事之基,成事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决策权。只有通过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的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增强对事物的感情认识,掌握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能够及时准确掌握上级政策、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重大任务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处理好调查与研究的关系,坚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对来源于群众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全面综合地概括、分析与总结,才能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取得制定工作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可靠依据,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化。
3.善于决断,敢于负责是科学决策对领导的要求
现代决策要求领导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要有敢于担风险,敢负责任的决策素质。领导者要正确处理“有为”和“有位”的辩证关系,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发展意识、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驾驭工作的能力,注意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切入点,对自己负责工作的重点、难点、热点了如指掌,能够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准确吃透情况,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且要有勇气和魄力,敢于决策和负责,做到“必行,行必果”,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4.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是科学决策的关键
民主决策的最重要标志便是建立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表达的体制,整个决策过程畅通、规范、透明和趋向完善,并浸透着一种宽松、自由和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决策的决断者、决策方案的选择者、决策的评价者、决策的最终受益者在这里是高度统一的。因此,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决策质量,它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决策者的信息不足、知识不足和能力不足,纠正他们价值的、理性的、观念的偏见,并且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升了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决策的实施获得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5.认真遵循科学决策的程序和方法
从决策议题的提出,到调查研究,开会讨论形成多种决策备选方案以及聘请专家咨询、论证和进行可行性分析以选出最佳方案,再到决策领导层的通过,各个环节都必须有严格的规范,以防止决策行为的混乱和决策权的滥用,也使领导的决策有章可循,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中职护生;护理伦理决策能力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04-0178-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富裕了的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也在增强,医疗护理纠纷呈上升趋势,但医务工作和一般的消费服务不同,是科学性、技术性、服务性很强的工作。在大量的医务工作中,不仅因为客观实际的医疗发展水平限制,还由于医务人员个体上存在思维判断能力、业务技术水平及道德水准等方面的差异,医疗事故和护理纠纷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是护士从事护理工作的基本条件,而护士的外部形象、服务态度、业务能力正是内涵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在对护理事业、对人民健康利益的忠诚;对病人自、对病人人格的尊重;对个人隐私、医疗秘密的保密;对护理工作的尽职慎独等。用法律的知识和头脑去约束后,怎样才能以更加道德的眼光和态度去对待所从事的护理事业?就需要培养护生的护理伦理决策能力。
1 中职护生年龄一般在15~18岁之间。从心理学观点来看,他们属于青年初期,是学生身心发展最迅速、最旺盛、最关键的时期,也是各年龄发展阶段的最佳时期,又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
2 护理实践赋予护理主体伦理特性与护理主体自身内涵的道德自主性迫使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中做出符合伦理的决策。护理伦理决策是指护理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分析护理伦理难题所涉及的伦理原则和各方利益,制定可行方案,预设可行方案的结果,最终对最为有效的方案进行选择的道德实践行为。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包括:观察力、思辨力、学习力、探索力、判断力和表达力等。在临床实践中它有决定护理程序和护理技术合理应用的道德支撑作用。
3 培养中职护生的护理伦理决策能力
3.1 强化相关护理伦理学知识的学习。护理伦理学的发展与护理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是平行的。随着护理学从利用卫生学规则照顾病人演化到界定其实践领域为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和减轻痛苦的一门专业,护理伦理学也从遵循守候病人的行动规则演化到生命伦理学内一个确定的探究领域。 护理伦理学的研究包括如下方面:护士们最经常面临的伦理问题,例如护士与医生之间或护士之间缺乏合作,提出这个问题本身说明护士们对她们的社会责任以及她们在病人关怀照顾中所起作用的自觉意识日益增强;执业护士们的伦理推理能力和伦理判断,例如护士们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护士对伦理问题的意识等;了解护士们做出伦理决策的方式,影响护士伦理决策的因素,护士对伦理问题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在关怀照顾严重残疾和长期接受人工喂饲的病人时护士经历的伦理冲突,在监护病房不进行抢救的病人如何使用护理保健资源,不进行抢救的决定对护理干预的影响;护士们在面临复杂道德问题时如何做出伦理决策和计划对病人的关怀照顾;单单从某一社会性别提出的或医生做出的决策的理论结构也许对研究护士的伦理决策不合适,如此等等。让护生明确护理工作中潜在的伦理问题,如给病人发药、注射前不洗手;注射时皮肤消毒范围不够。其次是通过临床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加深理解。如对一些隐私部位操作如导尿、妇科冲洗时,不注意操作时为病人遮挡,或未经病人同意就带学习人员观摩等。以此让护生知道护患双方应享有哪些方面的道德权利、应履行哪些方面的道德义务,从而给护生带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促进专业护理知识学习,增强职业道德修养。
3.2 各专业基础课与临床专业课程中的贯彻学习。基础课课程如《药理学》课程的教学传授应着重教会护生药物的配制、保存,药物的配伍禁忌等。临床专业课程如《儿科护理学》对儿科患者要做到体贴入微,治病育人。要向母亲一样亲近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爱好,做好心理护理,使患儿像在家里一样感受到长辈给与的照顾、体贴。临床决定的做出是基于在一定情境下对有关各方的利益和价值权衡的结果。是否坚持伦理原则要视情境而定:视在一定情境下坚持原则会不会带来积极还是消极的后果。
3.3 重视临床带教老师的选择。带教教师要求业务技能扎实,工作积极负责,有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必须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有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重视带教教师工作的实际考核,只有考核优良者才能胜任。
带教中贯穿伦理知识的讲解.带教老师结合临床强化护生的护理伦理决策能力。临床带教老师可以结合实际,一面讲专科的理论知识及各项规章制度,一面讲伦理学的知识。
4 伦理问题存在于护理工作中的方方面面,而从个人利益和职业利益出发几乎是一个人的本能,即自觉不自觉的,你将会按照符合自己的利益方向来进行活动,这就必然会出现多方面的伦理缺陷。护生应清醒地认识到护理工作中的伦理因素和重要性,并自觉将卫生行为整合到护理实践中,通过帮助他人找到更富尊严的生命,从而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能减少护患矛盾和纠纷,更大程度的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
参考文献
一是研究支撑力。智库只有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才能不断迸发新的思想火花、形成新的研究成果,并促进这些研究成果的国内国际传播,不断增强决策咨询能力。明确研究定位是智库研究的起点。智库必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选择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领域,坚持不懈地精耕细作,力求在这些重点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广泛影响力。
二是思想创新力。这是智库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大国智库应是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创新是智库的生命线,创新思想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智库为政府决策服务,就要站在思想领域的前沿,着眼于长远和宏观分析,具有前瞻意识,关注战略性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三是社会传播力。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由之路。这需要智库与各种媒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形成良好合作关系。只有借助有效的传播方式,智库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务实管用的思想观点,有效引导舆论,教育和服务公众。
四是国际传播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智库必须具有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在加强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影响国际舆论,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五是决策影响力。在政策问题被提上议程之前,大多抵强饨研究成果以书籍、期刊、研究报告等形式呈现,通过会议、论坛等公共对话方式,帮助决策者、专家及公众了解智库新思想,引起公众和媒体关注,从而影响思想舆论,并最终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智库可以通过参与竞标或接受定向委托承接政策研究课题,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智库专家学者可以通过参与政府决策机构召集的专题会议提供决策建议,还可以面向政府官员提供培训、讲座等服务。这些都是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有效方式。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鼓励各类智库健康有序发展,培育更加系统、规范、开放的思想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应鼓励支持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社会智库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往往能超越狭隘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起到其他类型的智库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社会智库能形成“鲇鱼效应”,是搞活思想市场的重要力量。正如改革开放后我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鼓励支持引导社会智库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整体发展。各种类型的智库同台竞技,无疑将大大提升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
P键词:教练员;决策能力;因素
教练员的指挥和决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训练、竞技比赛的命运,一场比赛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取决于教练员决策能力。对于教练员的业务水平的高低,渊博的知识,创新能力,丰富的经验,情绪的调控能力,训练、比赛全过程的全面评判、坚强的意志、良好的应变能等对教练员要求极高。
因此根据题目内容,并遵循体育科研方法关于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了“ 影响教练员临场比赛决策能力因素的调查”问卷。对问卷初稿征询了专家意见,多次修改,最终确定教练员调查问卷。并且在回收问卷后一个月内进行了复测。并对回收的问卷采用“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根据《体育统计学》的回归方程进行检验,最后对教练员决策主要能力因素的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一、教练员决策能力“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因素”
根据数据的分析 “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因素”在所有5个因素中贡献率最高,为19.386%。说明该因素对教练员的决策能力的影响程度最大。同时,也说明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是教练员决策能力的核心。
第一、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过硬的业务水平,可见教练员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力的高低。新时代的教练员既要有业务上的专长,又要有宽广的知识面。
第二、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是教练员决策能力重中之中。由此可知渊博的知识,是教练员决策活动的基石。其自身所拥有的知识结构与其运用知识的能力,不仅直接影响着运动员的训练水平,也直接影响着比赛成绩。它是教练员决策能力至关重要的基础。
第三、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聪颖的智慧,这因素对其决策能力非常重要。总而言之: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运用知识。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知识,离不开聪颖的智慧。智慧是指运用知识的能力 ,是教练员在感知、记忆、想象与思维等认识方面的能力,是在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教练员决策能力中的又一大要素。
二、教练员决策能力“丰富的实践经验因素”
根据数据的分析 “丰富的实践经验因素”,该因素的贡献为17.604%。说明该因素对教练员决策能力影响程度较大。
第一、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严格管理、科学训练,说明该因素对教练员的决策能力有一定的影响。如:我国一代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徐寅生同志所论述的《如何打乒乓球》、袁伟民同志所论述的《我的执教之道》等。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提示并解决了运动队伍的训练、管理的思想体系,至今仍值得所有教练员访学、借鉴。
第二、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丰富的经验,可见丰富的经验对教练员的决策能力在比赛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在第5届全运会田径预赛中,朱建华越过2.26米后,向2.34 米冲击的事例。只要根据教练经验的分析再作出行动,结果,获得成功。可见经验的作用不能低估
三、教练员的决策能力“稳定的情绪因素”
根据数据的分析“稳定的情绪因素”。该因素的贡献率为14.737%。从从调查结果显示,说明了情绪是影响教练员决策能力的又一重要因素。如:在第23届奥运会女排决赛中对于运动员的情绪掌控而胜利的事例。说明,教练员稳定的情绪,对于整个决策过程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对取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教练员的决策能力“坚强的意志品质因素”
根据数据的分析 “坚强的意志品质因素”该因素的贡献率为12.184%,说明,该因素对教练员在比赛临场的决策能力有较大的影响。
第一、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坚强的意志,说明决策活动是一种意志行为。意志在决策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表现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性和自觉性的同时,又体现了人类在实践中征服自然、战胜困难的顽强性、坚定性。面对激烈化竞争,在短兵相接的竞技场上,如果没有这品质,根本无法在极其困难的复杂条件下,实现决策目标并战胜对方。
第二、从调查结果显示要有勇往直前,说明了教练员要有识有胆,不惧不怯,无私无畏的魅力才能临危无私不惧,遇强不馁,遇弱不懈。并且在当前无畏在于无私,无私在于有知,有知才能有胆,有胆才能无畏,智谋双全的帅缺将少,必然造成我国体坛后备人才匮乏,人才匮乏也必然导致体育竞技梯队长期青黄不接,而最终致使我国体育竞技水平徘徊不前,并呈“滑坡”之态。
五、教练员的决策能力“良好的应变能力因素”
根据数据的分析“良好的应变能力因素”其贡献率为11.001%,说明该因素对教练员决策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从调查结果显示要勤于思索,说明的该因素对教练员决策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当今随着体育运动对于竞赛制度的改革,并且在竞赛规则在不断修订,能将实行的比赛节次的改变,比赛时间进攻的缩短,对技、战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如何改革、训练指挥调度队员,都是是教练员必须善于去解决的新课题,不思则退。
第二、从调查结果显示要随机应变,可知应变能力是指在创造活动中面对变化的情绪,迅速而灵活地利用复杂情境中的有利因素,应付事态变化的能力。例如在奥运会男篮争霸战中,美国队与前苏联队比赛到离终场还有最后两秒钟左右那一幕事情。这在当时创造了后场发球两秒钟反败为胜的战例,它充分说明了教练员在临场指挥决策中良好应变能力的重要作用。
六、建议
1、通过继承、借鉴、学习、思考、创新、积累、总结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
2、通过访问,借鉴,实践,丰富自己的经验。
3、教练员在比赛临场指挥时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鼓舞士气,放下包袱,不急不躁,临危不惧,的良好情绪。
4、在当今的复杂,特殊的竞技体育中应具备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和坚定的信心。
5、教练员要勤于实践,加强训练,提高临场指挥决策中良好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1]赵映辉. 试论篮球教练员的智谋与临场指挥能力[J]. 西安体育学院报,199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3-0062-01
摘要:随着用电负荷的快速增长和近几年成批大容量机组的集中投运,电网建设滞后问题日显突出。为提高电网输送能力以缓解电力供需形势紧张的局面,我国电网建设力度也日渐加大。本文主要探讨提高电网输送能力的技术措施。
关键词:电网 输送能力 技术
我国地域广阔,发电一次能源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电力负荷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输电距离长、输送规模大是我国电网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由此,在怎样提高电网输电能力方面出现了一些急待解决的技术问题,诸如:(1)需要对利用超高压交流输电和直流输电技术进行大容量、远距离的功率传输进行研究。以适应电网的长远、快速发展;(2)对于受暂态稳定限制的输电线,急需提高电网稳定极限的技术。同时,随着电网互联和远距离输电规模的扩大。电网动态稳定问题日渐突出。(3)新建输电线路面临路径选取困难、投资日益增高和建设周期加长等难题。电网建设急需能节省输电投资、提高单位走廊输电能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输电技术,以适应电网高速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4)为保证电网安全经济运行,急需增加电压和无功控制手段,改善潮流分布、降低网损的技术。
1、电网目前存在的问题
1 电网结构薄弱
网内主干联络线均为单回,承受和抵御自然、外力破坏的能力较差,抗干扰能力不强,电网从结构上不满足N-1要求。发生垮网或电网瓦解可能性较大,降低了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电网结构薄弱。
2 网内电源点布局不合理
电力远距离输送,线损大,能源损耗高,企业利益受损,网内电源点布局不合理。
3 网内有些TA饱和度不满足要求
随着输变电工程投入运行,解决了电力供应短缺问题,同时致使阿勒泰电网的短路水平大大增大。导致网内有些TA饱和度不满足要求,影响继电保护正确动作,威胁电网安全。
4 无功补偿设备容量渐显不足
随着用电负荷的增加。无功补偿设备容量渐显不足,电网无功无法实现就地平衡,远距离输送无功功率增大,增加了线损和电网运行成本。
2、提高电网输电能力的技术措施
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和推广应用的输电技术有:
1 通过理论分析、现场调研和试验、事故模拟分析以及实验室模拟等方式研究系统动态特性。采用经研究推荐的负荷模型后,计算出在东北一华北联网条件下,2005年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电网之间断面(简称黑吉断面)的稳定极限提高了300MW。
2 对发电机励磁系统和调速系统进行测试。要求机组励磁系统和调速系统必须满足国家标准。
3 根据系统分析结果,在一些关键发电机上安装稳定控制器(PSS)。提高系统的动态稳定性。目前,我国已在200多台发电机上安装了PSS。
4 推广应用同杆并架和紧凑型输电技术,提高单位走廊的输电能力。目前。我国在三峡输电工程的政平一宜兴500KV线路上采用了同杆双回500KV紧凑型输电线路技术,可有效提高线路的自然功率、节省线路走廊、改善电磁环境。
5 研究采用大截面导线和耐热导线技术,提高线路热容量。对于已运行的线路,通过理论和试验研究,适当提高线路最高运行温度。提高输电能力。如为了挖掘现有输电线路在提高输送能力方面的潜力,华东电网公司通过研究把导线温升标准从70℃提高到了80℃,使线路输送能力提高20%左右。
(6)采用基于半控型器件的串并联柔流输电(FACTS)技术。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VC)能够改善系统动态稳定性,提高输送能力,在我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应用串联电抗器提高输电能力的方法
目前联网方式下电网最突出的问题是动态稳定问题,要解决动态稳定问题,一方面可以增加系统阻尼,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减小严重故障冲击。在双母接线的变电站线路出口发生三相故障时,如果能够维持另一母线电压,则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减小故障冲击,提高稳定极限。提高电网输送能力的可行方案一是双母接线变电站分母运行。但分母运行可能造成潮流分布不均、电磁环网、供电可靠性下降等问题;二是在分段母线中串联1个电抗,作用是稳态时保持通路。暂态时尽量维持另一母线电压。
在系统中,电抗器有母线联络和线路端接人2种接线方式。在现有变电站母线可分段的情况下,可采用母线联络方式,提高电网输送能力。
串联电抗器包括不可控串联电抗器和可控串联电抗器,传统的限制短路电流的措施是装设不可控串联电抗器,其优点是运行方式简单、安全可靠。缺点是增加无功损耗及有功损耗,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并需对现有线路上的距离保护方案进行修改。随着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新材料等的发展,出现了可控串联电抗器,在系统正常运行时对电网的影响很小,系统发生短路时又能快速限制短路电流。根据工作原理可分为串联谐振型和并联谐振型。正常工作时导通控制器件关断,VC谐振,阻抗为0;短路故障时导通控制器件快速导通,电路谐振状态改变,呈现出很大的阻抗,从而限制短路电流。
关键词:应急管理;行为运作;过度自信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2-0060-05
How Overconfidence Bias Affects the Capacity
Management of Operation System under Disruption
HAO Yunhong1,YIN Xile1,BAO Xi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2.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e,Hangzhou 310018)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mathematic model based on newsvendor theory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overconfidence bias result in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practice and ideal optimal solution. Conclusions drawn in our research show that:overconfidence bias can damage system disruption performance;overconfidence will lead to inadequate recovery capability or excessive recovery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level of shortage punishment;regulators can take penalty or subsidy measures to drive operation system restore damaged capacity more positively,but this effect will be weakened by decision makers overconfidence bias.
Key words:disruption management;behavioral operation management;overconfidence
引言
许多大型生产和服务企业(如电厂、运输及通信企业等)的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力运营状况。一旦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系统受到诸如地震、冰雪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冲击,不仅系统本身会遭受很大损失,整个行业甚至全社会的经济秩序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及库存计划必须考虑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调整[1]。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突发事件发生后,企业对运营能力进行有效的应急管理不仅能够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而且能够增强运作系统的“抗突”能力[2]。
多数运营系统的应急管理问题可以从受突发事件影响的供应链环节这一角度加以归纳:系统可能遭遇需求异常、生产中断或供给中断。此时系统需要决策如何通过自有能力的调度或修复、供应链契约协调以及联盟企业的能力共享等策略快速补足需求缺口。除上述措施外,运作系统广泛采用的另一种应急方式是从外部获得替代能力支援[3]。这一观点在2006年中国电信台湾海峡光缆断裂和2008年国家电网冰冻灾难应急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如租用卫星信道、跨区域电力借调等)。另外,考虑电力、通信和石化等大型运作系统对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的重要性,监管部门为避免因系统应急不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采取一些监管措施,如对能力缺口进行惩罚或对能力修复发放补贴等[4]。
然而,近年来中国、日本在应对突发灾难中表现出的应急绩效往往不如人意,决策者所做决策偏离预案的情况时有发生,应急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应急过度”和“应急不力”的情况。事实上,行为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个体并非遵循完全理性的方式进行决策,而这种内生的本能反应会因为决策紧迫性、社会舆论等外界压力进一步放大决策过程中的偏差,并给决策结果和决策效率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5]。该领域的研究还表明个体会受到多种行为因素的影响,如损失厌恶、时间偏好、过度自信等。在这些行为中,过度自信研究尤为引人注目:过度自信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特性,且在参与经济活动的决策者群体上表现明显[6]。
当前过度自信对个体及企业决策的影响研究集中在证券交易[7]、企业财务决策[8]及委托问题[9]。也有一些学者将过度自信引入供应链及运作领域[10],如赵道致等[11]将过度自信引入传统供应链系统VMI模型之中,探讨随机需求下供应商的过度自信水平对零售商和供应链系统产生的影响。Croson等[12,13][12][13]先后通过数学模型和实验方法证明了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报童订货决策偏向需求均值,周永务等[14]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然而应急运作管理领域尚没有研究考虑到个体过度自信偏差对其应急决策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决策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引入运作系统的应急管理领域,从过度自信的行为视角探究应急情境下导致管理者决策偏差的原因,并分析监管部门的惩罚或补贴等常见监管措施在过度自信情景下的适用性。
1 模型假设
本文研究情景为电力等大型运作系统因突发事件能力遭受损毁时,如何将系统能力恢复到正常水平。与一般运作系统不同,对于电力、通信和石化等大型运作系统,其能力需求相对稳定且可以预估,而应急持续周期一般较短,系统需求水平与常规情景相比变动不大,因此在不影响模型解释力的前提下为简化计算,本文假定能力需求为常量。突发事件发生后,系统可从外部获得替代能力,而大型运作系统的能力调度常常受到监管部门的外部调控(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地区因雪灾发生电力短缺,各地区的电力由政府监管部门统一调度,某一地区的电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决策借入多少电力),因此假定外部替代能力为随机变量。多数研究(如文献[12~14])将过度自信表示为对随机事件的方差估计偏小,本文假定应急情景下决策者对外部替代能力产生过度自信偏差,表现为对其方差的估计偏小。结合文献[12],本出如下假设:
假设1:系统应急期间面临的外部需求为D,D为常数。
假设2:系统受到冲击之后残存能力为d,其单位使用成本为c0,外部可获替代能力Y为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函数为f(・),分布函数为F(・),均值和方差为(μ,σ2),单位成本为c1;令X= (Y-μ)/σ,则X的均值和方差为(0,1),X的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用g(・)和G(・)表示。
假设3:运作系统难以凭借残余能力及外部替代能力满足需求,需要决策受损能力恢复水平r,能力恢复的单位成本为c2,因此恢复成本为c2r,决策者完全理性时系统能力最优恢复水平为r*。对同一运作系统而言,c2的高低与监管部门对系统能力恢复的补贴力度有关,补贴力度越大,c2越低。
假设4:单位能力缺货成本(缺货惩罚)为k,单位能力库存成本为h。对同一运作系统而言,k的高低与监管部门对系统能力缺口的惩罚力度有关,惩罚力度越大,k越高。
假设5:决策者过度自信表现为对外部替代能力标准差σ的估计偏小,用(1-β)σ表示,β∈[0,1]表示过度自信水平,β越大,过度自信越严重。此时能力恢复最优解用r*oc表示。
本文将讨论完全理性下的应急能力恢复决策及决策者过度自信下的应急能力恢复决策,从而比较分析不同情景下系统应急能力恢复水平、应急成本与过度自信水平的关系。
2 模型证明
2.1 决策者完全理性下的应急能力恢复决策模型
应急期间系统面临多种成本,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会在各成本间进行权衡,并以总成本最小的决策路径进行决策。借鉴经典的报童理论,可以构造应急期间的成本函数如式(1)所示:
c0d+c1Y+c2r+k[D-d-Y-r]++h[d+Y+r-D]+(1)
式(1)中c0d表示残存能力的使用成本,c1Y表示外部替代能力使用成本,c2r表示能力恢复成本。缺货惩罚为k[D-d-Y-r]+,h[d+Y+r-D]+表示库存成本。系统持有的总能力d+Y+r包括残存能力d、外部替代能力Y及恢复能力r。
由式(1)求期望成本Cr得式(2):
定理1:完全理性下的应急能力恢复r存在满足应急成本最优的唯一解r*,且F(D-d-r*)=(c2+h)/(k+h)。
证明:由式(2)求C对r的一阶及二阶导数,得式(3):
dC/dr=c2+h-(k+h)F(D-d-r)d2C/dr2=(k+h)f(D-d-r)>0(3)
假定r*满足式(3)一阶导数为零,可得式(4):
c2+h-(k+h)F(D-d-r*)=0F(D-d-r*)=(c2+h)/(k+h) (4)
又由式(3)中d2C/dr2>0可知成本函数为凸函数,所以r*是满足应急成本最优的唯一解。
根据分布函数性质,F(D-d-r*) =(c2+h)/(k+h)成立的条件需满足c2≤k,即单位能力恢复成本要小于相应的单位缺货惩罚,这一假定是符合应急现实的(否则系统没有恢复受损能力的意愿),因此本文模型部分默认c2≤k。
推论1:r*/k>0,r*/c2
证明:由式(4)分别求r*对k,c2的导数得r*/k=F(・)/[(k+h)f(・)]>0,r*/c2=-1/[(k+h)f(・)]
推论2:D-d-r*=μ+σb,其中b=G-1((c2+h)/(k+h)),即系统能力服务水平与k,c2有关。
证明:由假设2中X=(Y-μ)/σ可得式(5):
F(μ+σb)=p(Y
式(5)结合式(4)可得式(6):
F(D-d-r*)=F(μ+σb)D-d-r*=μ+σb(6)
规划整合面临4大误区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在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开发利用方面较为滞后,信息采集环节薄弱,缺乏对信息资源的深层次开发,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不足、封锁严重,信息资源社会化利用有限。相关专家指出,在电子政务规划、资源共享以及整合方面,我国电子政务主要面临4个误区。
首先是对电子政务本质及全局性、创新性、风险性认识不足。如一些政府部门把全局性的电子政务项目视为本部门信息系统的延伸,仍停留在建设办公自动化和政务专网水平,对跨行业、跨部门信息共享缺乏足够考虑,缺少对业务资源的共享与整合。
其次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强化了部门利益。对于跨部门共建的大型电子政务项目,由于共建单位的协作关系和工作模式不确定,资源共享和互连缺乏硬性规定,导致许多部门在建设方法上自觉或不自觉的强化了部门利益。
第三,基础建设落后。电子政务公共网络平台、公共数据中心等关系全局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各部门网络系统建设,造成各部门信息化缺乏统一电子政务平台,进一步强化了纵强横弱管理格局,弱化了国家对电子政务的总体布局和整合能力。
最后,投融资渠道单一。目前,电子政务建设多依靠政府投资、建设,单一运作模式,一方面造成电子政务建设资金紧张。另一方面造成项目建设、管理效率低下。
正是电子政务规划、整合方面的不足造成了我国电子政务信息的重复输入和多口采集,影响了数据的实时性、一致性和正确性,不能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和反馈,并最终造成了政府决策支持和公共服务能力落后现状。
标准问题加速信息孤岛形成
业内部分人士认为,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目前存在大量信息孤岛多是因为政府信息化工作缺乏总体规划,前期系统咨询论证不够充分,实践中更关注某一单一管理功能的实现,注重单元技术和短期效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造成的。但也有人指出,电子政务标准的滞后,即统一标准的出台速度跟不上电子政务建设步伐以及标准过多,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信息孤岛的形成和泛滥。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相关标准可谓非常丰富。仅我国已经颁布的国家级标准就达800多个,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行业标准。标准过多、过泛给政府部门和相关厂商带来了很多困惑。对众多标准加以统一和规范,是解决标准滞后与过多、过泛的唯一途径。
但由于我国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对电子政务的需求差别又较大,在国家标准指导下,又不得不制定地方标准和部门标准。地方和部门标准的产生又扩大了标准范围,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
用友安易高级咨询顾问、市场经理耿剑认为,电子政务标准急需统一、规范和跟上时代步伐。因为标准的泛滥已经严重影响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整合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由于政府信息化缺乏宏观、全面规划,国家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政府信息化的建设体制、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各搞一套,采用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重复投资现象严重。
电子政务资源即将整合
针对以上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近期即将出台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指导意见。相关负责人指出,推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是推动信息公开和跨部门的信息共享。
以前,政府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都花费在信息化基础设施上,如:物理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单向应用的开发。
然而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已经到了应用建设层面:OA、业务系统、门户、决策支持系统、内容管理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安全系统建设在各地政府单位方兴未艾,但这些多是单项系统应用,缺乏有效的系统规划和信息资源整合能力(文后列了6类比较好的电子政务应用,也是有待进一步整合的单项应用)。
中关村科技软件总裁朱希铎指出:未来,电子政务建设面临两项内容,一项是建立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一项是提供周到、方便的公共服务能力,即构建电子服务型政府。但这两项内容目前都很难做到。“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电子政务物理网的基础设施和单项应用虽然很丰富,但是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能力不足,因此电子政务建设需要经历一个资源整合阶段。”朱希铎强调。
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试错机制。试错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机会,是提高决策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创新,因此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不要急于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而要仔细分析出错的原因所在。试错机制的重要性在于,对组织而言保持开放心态,对领导干部个人而言则鼓励创新。试错机制的意义在于,在现有的管理框架内,不断审视目前管理行为背后的假设,同时提出并验证新的假设。事实上,没有当年建立经济特区的试错勇气,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试错机制要得到有效执行,关键在于破除想当然的障碍。首先,要允许领导干部在决策中试错。在小范围内的试验,既追求成功,也允许试错。其次,要用制度保障试错。使领导干部勇于试错(也即勇于创新),使试验完成之后不至于面临追究试错责任的危险。然后要考虑试错的成本。试错不是面越宽越好、数量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成本越少越好。企业的试错成本可能是短时期的资金周转困难,但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的党政机关试错,其成本就可能是相当部分群众生活、工作长期受到影响,因此,试错必须要考虑成本,要在群众可承受的范围内试错,以保证决策成本的最小化。
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反证机制。“不能被反证的理论就不能被称作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决策态度应该是,不能仅靠一些正面的论证就认定某一命题是绝对的事实,而是要承认其中存在可能被反证的地方,不仅要做“可行性论证”,而且要做“不可行性论证”;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行性论证”比“可行性论证”还要重要。有不少所谓可行性论证只讲前景如何乐观、方法如何可取、条件如何成熟,就是刻意规避不可行因素,成了某些领导欺人和自欺的华丽外衣。因此,善于组织反证,就成了提高决策判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证要在决策前进行。在提出预案的同时就要组织反证,越是反证有力,对决策越有利,即使最终采取的方案仍然是“正证”方案,但从反证方面吸取的有益因素恰恰可以弥补原有方案的不足,达到降低决策风险的目的。反证要相对独立。设计反证方案的人应当相对独立,反证环境应当尽可能宽松,不要受到原有预案的影响。反证要与预案充分沟通。在决策作出之前,反证方案要与预案充分沟通,互相吸取优点,不断改进自身方案。领导要平等看待反证方案和预案。正反方案都应当成为决策依据,决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两种对立方案的优缺点,选择优点较多而弊病较少的方案施行。
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质询机制。质询是监督机关和决策相对人的权利,良好的质询机制能够保障决策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质询可以是事前、事中或事后,对特定决策的出发点、实施过程、预期目标等从决策机构外部进行咨询、审视、监督的行为。质询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可以保证决策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决策过程和具体决策带来的效益,保障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民利,促进各级组织不断提高决策辨析能力。
要明确质询对象、主体和内容。质询主体可以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人士,也可以是党员、公民、普通群众,质询的对象是负责决策或执行决策的部门,质询的内容是某个具体事项的决策。要明确质询的方式。可以召开质询评议会、专题质询会、听证质询会等形式,质询主体就决策主体在重大决策中的问题进行当面质询,决策主体代表现场解答。要通报质询结果。应当广泛公布质询结果,强化质询反馈,让全体决策相对人都了解质询的处理情况,增强决策的透明度。要整改质询出的问题。建立限期整改制度,对经质询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修订原有决策方案,保证质询的严肃性。
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复核机制。良好的复核机制是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的重要内容,主要针对关系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环境保护、重大资金投入或对将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决策进行复核,主要核查决策的准确性、实效性和经济性。通过有效的复核机制,督促领导干部在“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从而提高各级组织针对自身决策的审视能力。
复核应当成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复核可以由上级监督部门组织进行,也可以由同级的人大、纪检监察部门组织进行。复核应当坚持申请-调查-复核-反馈的程序,确保复核不走过场,不搞形式。各级组织和领导者个人作为决策者,必须具备强大的纠错功能,以随时审视由本级和下级作出的决策,根据决策的实施情况及时进行调整,使决策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复核,决策者可以冷静思考决策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操作程序,可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提供一个审视自身决策、检索决策正误的机会,从而提高决策水平。
关键词: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企业绩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JUSRP211A6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AGL006)。
作者简介:刘进(1978-),女,江苏盐城人,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南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财务战略研究;揭筱纹(1957-),女,江西南丰人,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战略管理、中小企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91;F2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87-05收稿日期:2012-04-10
当前,相关理论研究已明确认识到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作用,但对其影响路径研究较少。另外,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和战略决策机制都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研究未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本文基于企业家理论与战略理论的观点,遵循“能力—机制—绩效”的战略分析框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技术和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来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与战略决策机制的内涵和关系;(2)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理论模型的提出和推理;(3)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检验。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旨在明确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理,丰富和完善企业家相关理论研究。
一、理论推演与假设形成
(一)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与战略决策机制
作为连接外部信息和组织决策的重要环节,决策者的作用不能被低估。Sosik等(2005)认为高层领导所具有的战略特质,使他们能够制定决策并在危急关头保证战略的正确执行。高阶管理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对组织的表现有关键性影响。Papadakis等(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EO和高管团队的特征对战略过程有重要影响。
薛云奎等(2005)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领导者个人能力和素质决定企业成败的现象,这也表明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角度分析我国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更具针对性。 具有战略领导能力的企业家重视对决策过程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这将大大提高战略决策程序的理性程度;企业家具备战略领导能力有利于减少决策层的利益冲突,提高决策目标的关注度。
假设1: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机制有正向影响作用。
(二)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
国内外经验表明,好的决策效果来自于好的决策机制。战略决策过程与机制基于决策者对环境的认知,而这个环境是企业家及决策成员看到的环境,并不是企业面临的全部真实环境,所以战略效果受到企业家的认知与环境一致性程度的影响。基于认知学,战略决策过程受企业家行为、价值观和能力的影响。作为战略决策主体的企业家,其战略领导能力对战略决策机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战略决策机制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决策程序理性和决策目标关注度。关于理性决策机制与组织效果的关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排除环境影响外,我们基本上认为理性决策与决策效果正相关。战略决策机制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决策目标关注度。战略决策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它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较少关注环境因素和组织目标,不可能产生完全准确的信息。企业决策者提高企业成员对决策目标的关注程度将会提升企业绩效。
假设2:企业战略决策机制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
(三)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
Ireland 等(1999)认为公司绩效存在差别的原因是其企业家的战略领导能力存在差异。企业家高水平的战略领导能力是企业面对全球性竞争环境取得满意业绩的重要保证。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高低一方面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它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决策机制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决策机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企业在初创时期,一般是由企业家构思战略,并用言语和行动表达愿景,这时决策机制中企业家是战略决策的顶点。当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时,企业家在不断提升自身战略领导能力的同时,更需要对战略决策机制不断优化,以利于企业不断创新。分析发现,企业家通过决策机制的优化能更好地发挥其战略领导能力,更有效地提高企业绩效。
假设3:战略决策机制是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四)概念模型提出
笔者在众多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上述文献回顾,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根据中国企业黄页随机抽取样本企业;另一方面通过校友资源与各地企业家联系;再一方面通过滚动取样法,先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认识的同学、朋友中的企业家发放问卷,再通过他们转发给其认识的其他企业家。通过这些途径,我们共获得有效问卷398份,剔除成立年限低于1年的企业样本和受测人员职位是中、基层管理者或其他的样本(31份问卷),本研究实际使用问卷367份。正式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四川、福建、江苏、河南、上海、湖北、北京、内蒙古等地,地域分布涵盖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表明该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1.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
关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维度,揭筱纹(2009)从案例研究的角度将其分为战略规划能力与战略创新能力。企业家的本质是独立或作为组织的一部分而行动的个体。他们捕捉创业机会,然后通过创新,抓住机会并承担风险去从事该项事业。战略管理是对一个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决策并管理的动态过程,一般包括战略分析、战略选择与评价、战略实施与控制等阶段。本文从企业家本质、战略管理过程以及有效的战略领导要素(Mintzberg,2007)等方面,对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进行概念界定和维度解析。本文认为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LA)是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战略管理过程的契合点;它既涉及企业家自身的目标、价值观和领导能力,也涉及企业的资源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机遇与威胁等,是企业家在企业战略管理各个阶段体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思考型实践能力。我们将其分为战略思维能力(ESTA)、战略决策能力(ESDA)、战略规划能力(ESPA)和战略实施能力(ESIA)4个维度。
图2有效的战略领导要素
战略思维能力已被界定为企业家或决策人应具有的重要特质,具体包括环境观察能力(ESTA1、ESTA2)、观念创新能力(ESTA3)、愿景形成能力(ESTA4、ESTA5)和方向选择能力(ESTA6)。
战略决策是企业家工作的关键部分。战略决策能力是企业家在分析企业内外部资源基础上,准确鉴别企业经营机会(ESDA1)、进行战略判断(ESDA2)并果断决策以及承担由此带来的不确定风险的能力(ESDA3)。
企业家战略规划能力指企业家对企业的战略目标、自身资源、组织能力、核心技术、企业文化等进行调整或重新整合,并保证企业始终围绕企业家勾画的总体蓝图发展的能力。它包括资源整合能力(ESPA1)、资源配置能力(ESPA2)、规划设计能力等(ESPA3、ESPA4、ESPA5)。
战略实施能力是指采取措施保证战略顺利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控制危机和战略变革的能力。它包括战略推进能力(ESIA1)、战略实施过程的危机预控能力(ESIA2、ESIA3)和战略变革能力等(ESIA4、ESIA5)。
依据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概念界定和四维度解析,该问卷共设计19个题项,其中测量战略思维能力(ESTA)的题项有6个,测量战略决策能力(ESDA)的题项有3个,测量战略规划能力的题项有(ESPA)5个,测量战略实施能力(ESIA)的题项有5个。以Liskert7.0进行测量。
2.战略决策机制
对于战略决策机制的研究, Papadakis等(2003)采用程序理性、横向交流和政治行为等维度;Dean等(1993)、刘丽珍(2010)采用程序理性和政治行为两个维度;郭立新等(2010)发现理性程度、政治行为、参与度、横向交流、冲突等是国外研究较多采用的维度。
战略决策机制是指为实现战略目标,企业决策层为规范决策权力和提高决策质量而形成的关于决策权力的分配以及决策运作程序等的一系列安排的总和。本研究以企业家为主体的战略决策机制涉及到决策权限的分配、成员对组织目标的关注程度、决策程序的理性情况等。
根据概念界定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本研究中的战略决策机制由程序理性(PR)和决策目标关注度(DC)两个维度来衡量。程序理性指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搜集程度以及做选择时对信息进行分析的依赖程度。决策目标关注度综合政治行为、参与度、横向交流、冲突等概念,是指战略决策以企业目标为导向,相互交流并减少政治行为和冲突而更关注环境的影响。该问卷总共有9个题项,其中测量程序理性(PR)的4个,测量决策目标关注度(DC)的5个。
3.企业绩效
目前,企业家精神与战略管理两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将公司绩效作为主要的因变量。对财务和非财务绩效综合评价,一方面有助于管理者建立整体观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沟通战略,增加战略的一致性。本研究借鉴平衡计分法思想,企业绩效主要采用战略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包括投资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2个指标,非财务绩效包括运作效率、顾客满意度和员工知识技能水平等3个指标。该问卷总共有8个题项,其中财务绩效(FP)的题项2个,非财务绩效(NFP)的题项6个。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是对问卷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检验。本研究对数据的采集根据被试者的态度倾向打分测量,适于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考察量表信度。经检验(见表1),所有题项的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0.7以上的水平,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
表1量表信度检验摘要(Cronbach’s α系数)
变量Cronbach’s α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LA)0.843战略思维能力(ESTA)0.789战略决策能力(ESDA)0.797战略规划能力(ESPA)0.789战略实施能力(ESIA)0.826战略决策机制(SD)0.874程序理性(PR)0.899决策目标关注度(DC)0.824企业绩效(SP)0.794财务绩效(FP)0.737非财务绩效(NFP)0.7212.效度检验
在效度检验方面,该量表经过预测试和咨询企业家、战略管理专家,并对题项进行了部分修改。在此基础上,采用 Lisrel8.7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测量项目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王慧琴 等,2012),各指标基本上能够达到要求(见表2)。
表2本文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摘要
拟合指标χ2/dfGFIAGFIRMSEACFINFINNFI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4.6070.820.870.0790.950.930.94战略决策机制3.4430.950.910.0580.990.980.98企业绩效4.7130.930.850.0200.950.940.86
三、检验结果
(一)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战略决策机制的影响
我们以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4个维度为自变量,以战略决策机制2个维度为效标变量,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除假设1中战略思维能力(ESTA)对决策目标关注度(DC)未达显著(β=0.018,t=0.287,p>0.05)外,其余假设1中7个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得到数据支持。
表3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战略决策机制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企业战略决策机制(SD)程序理性(PR)决策目标关注度(DC)战略思维能力(ESTA)0.123*0.018战略决策能力(ESDA)0.212***0.180*战略规划能力(ESPA)0.227***0.206**战略实施能力(ESIA)0.261***0.313***R20.349***0.276***调整R20.342***0.267***F(0.000)48.217***34.227***注:*p
(二)战略决策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我们以企业战略决策机制2个维度为自变量,以企业绩效2个维度为效标变量,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4)。结果表明,除假设2中决策目标关注度(DC)对财务绩效(FP)未达显著(β=0.066,t=1.505,p>0.05)外,其余假设2中3个均达显著,得到数据支持。
表4战略决策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自变量企业绩效(SP)财务绩效(FP)非财务绩效(NFP)程序理性(PR)0.651***0.599**决策目标关注度(DC)0.0660.120*R20.470***0.464***调整R20.468***0.461***F(0.000)160.826***156.939***注:*p
(三)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
以上分析了各主要变量维度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很好地阐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接着,我们对所有假设关系进行结构方程建模,运用Lisrel8.7软件分析。模型拟合优度指标分析结果为:χ2/df=2325,GFI=0.98,AGFI=0.97,IFI=0.918,CFI=1.00,RMR=0.021。
通过观察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见图3)可以发现,企业战略决策机制(SD)对企业绩效(SP)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21=0.77,T=10.79);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LA)对企业战略决策机制(SD)有显著正向影响(γ11=0.64,T=12.60);但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LA)对企业绩效(SP)的直接作用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γ21=0.07,T=1.13),这表明企业战略决策机制(SD)在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ESLA)影响企业绩效(SP)中起着中介作用,发挥着间接影响,从而验证了假设3的结论。
图3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
绩效关系的路径系数图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由战略思维能力、战略决策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战略实施能力4个维度组成;(2)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战略决策机制有显著正向影响;(3)战略决策机制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4)战略决策机制是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本研究结论支持了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通过战略决策机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观点,并进一步弥补了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绩效作用机理研究中实证检验的不足。
(二)管理启示
从以上结论中可见,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提升和战略决策机制的优化能够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发挥重大影响作用,这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战略决策机制的影响中可以发现,战略决策、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等能力对战略决策机制均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战略思维对程序理性具有积极正面影响。企业家应注重全面提升自身战略领导能力,因为战略领导能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忽视任一方面能力的培养都将不利于整体能力的提升。
其次,从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来讲,程序理性和决策目标关注度的增强有助于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绩效的提高。另外,程序理性对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的提高均有重要正向影响,决策目标关注度的提高更有利于企业非财务绩效的提高。这说明企业家在优化战略决策机制时,要更注重决策程序理性程度的提高。从长期来看,除决策程序理性外,还要注重决策目标关注度的提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最后,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战略决策机制与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来讲,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通过战略决策机制的中介作用,能够强化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这表明企业家可以通过优化战略决策机制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战略领导能力,提高企业绩效。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的样本缺少纵向数据支持,所以请读者在研究结论的接受上持谨慎态度;(2)基于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绩效模型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和完善。由于研究篇幅和研究精力的限制,其他问题没有纳入本研究模型的考察范围,比如环境不确定性等。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仍需将环境因素纳入研究模型。另外,今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将对原来企业样本进行追踪调查,获取纵向数据,并结合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来进一步验证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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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Leadership,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LIU Jin1,2, JIE Xiaowen1
(1.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2.Southern Yangtze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