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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相关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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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相关理论

第1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企业利益相关者 财务治理机制 财务决策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 财务约束机制 财务披露机制

一、引言

企业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人、财、物的合理调配,优化各种资源的配置,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财务作为的中枢神经,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财务在此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有效的公司财务治理机制是企业健康持续运行的基础,是企业开展各项其他工作的重要前提。一直以来,公司的财务治理机制受传统财务理论影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开展各项经营、生产和管理活动,忽视了其他利益群体应在公司治理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享有的权利,将公司的发展置身于社会关系之外,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不仅损害了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而且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好的声誉,甚至抑制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日渐深入人心,更多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开展,EVA和平衡计分卡等涉及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工具被企业越来越广泛的接受,打破单一利益主体的传统财务治理机制,构建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新的全方位财务治理机制,成为企业管理的新要求。这些研究虽然涉及到通过从社会责任角度或基于共同治理的理念角度来完善公司的财务治理机制,但是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机制的内容不够完善;共同治理机制理念下的财务治理机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这种现状下的公司财务治理机制独立于市场结构之外,忽略财务活动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无视财务活动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利于公司财务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的施展。企业的生命力绝不是来自股东而是来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因此,基于共同治理机制的理念应该继续得到理论的支持,对于公司的管理和财务的治理都应该引入利益相关者。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嵌入到财务治理机制当中,尝试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机制,以实现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公司财务治理机制的影响

( 一 )利益相关者界定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萌芽始于多德(Dodd,1932),但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是在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所提出的,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clarkson,1998)。”弗里曼(1984)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过程的任何个人和群体,正式将社区、政府部门纳入到利益相关者的范畴之内。克拉克森(199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的活动中投入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以及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承担了一定风险的群体”。杨瑞龙、周业安(2000)认为“凡是能够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只有当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时才转化为真实的利益相关者”。贾生华、陈宏辉(2002)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企业实现目标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应当包括所有对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完成产生影响或受企业发展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如员工、顾客、供应商、股东、竞争者、媒体、社区以及能够帮助或损害企业的其他群体。凡是为企业提供了重要资源的个人或团体都应该具备对企业行为施加影响或控制的权利。这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 二 )公司财务治理机制界定 公司治理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财务治理理论探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到目前为止,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机制内涵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冯巧根教授(2001)认为,财务治理机制就是一种契约制度,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公司的决策效率;衣龙新(2002)认为,财务治理机制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公司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杨淑娥教授(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综合上述观点,财务治理机制的涵义可概括为:公司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对公司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和约束机制、财务决策机制和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从而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 三 )财务治理机制的内容界定 对于财务治理机制的内容,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将财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财务治理机制的主要内容,如衣龙新(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比较系统的梳理了财务治理的相关内容,并指出财务治理机制包含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大部分。张兆国、刘晓霞、张庆(2009)认为,公司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具体内容包括共同的财务收益分享机制、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在我们看来,比较认同衣龙新的观点:财务治理机制的内容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约束机制和财务治理机制。此外,笔者认为,财务的信息披露同样是企业财务的主要内容。因为财务信息的披露与公司治理息息相关,它以最有效的形式将受托方的管理业绩呈现给利益相关者,让企业的利益相关以最直观、快捷的方式知悉公司的运作效率,最大限度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诸多障碍,有效的保护企业相关者的利益。因此,本文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财务治理的披露纳入到财务治理机制的体系中,成为财务治理机制的第四个维度—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使其得到应有的关注,构建更加完善、系统的四模块财务治理机制。

( 四 )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共同治理 利益相关者理论讨论的主要是企业和谁的利益相关,以及在管理利益相关者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该理论认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社区等。传统的财务治理机制更多的是考虑股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不可避免的导致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际上,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的综合体,股东投入了股权资本、客户和供应商投入了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职工投入的人力资本等都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因此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公司所有权的分配,而不仅仅是股东。面对诸多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规划好相关各方的切身利益,这就需要对公司财务的治理构建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确保各项资本有效配置,互惠共生,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财务治理机制构建

( 一 )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决策机制 目前的公司财务决策机制大都是以股东会或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为主的公司财务决策机制,这种财务决策机制比较单一,过多的考虑了股东的利益,而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边缘化,不利于企业兼顾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决策机制应以资本提供者作为划分依据,将股东、债权人等物质资本提供者、包含经营者在内的员工等人力资本提供者及供应商、顾客等社会资本的提供者纳入企业决策的主体中,分别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角度进行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变革,来保证利益相关者同享财务决策权:在股东大会中建立相互制衡的议事机制,采取累计投票制度、表决权行使制度和股东诉讼制度等制度安排,防止大股东利用控股权的绝对地位来侵犯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董事会为保障,创新独立董事制度,在董事会中设立物质资本董事制度、人力资本董事制度及社会资本董事制度。

( 二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激励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是财务治理的软协调,是企业所有者为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形成的一种妥协的财务约束契约。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激励机制是在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充实这种妥协的财务约束契约。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激励机制不仅是对公司管理层及员工的激励,还包括对市场资本、社会环境资本、人力资本等诸多资金提供者的激励,主要包括顾客、供应商、社会和政府。它们构建出企业必须存在的社会结构,为企业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资源,对其进行相应的激励,能够改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员工的激励最好采用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对于员工的激励,除了要对其工作成果给予一定的薪酬奖励外,个人价值的认同及职务的提升同样会激励员工为公司的发展倾尽全力。可从财务方面采取的方式:对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采用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来将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和公司所有者的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鼓励他们更多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不是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财务指标上,从而使之为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而长期努力;对于一般雇员,更多的考虑将薪酬的提升与其绩效挂钩,此外,人文关怀也必不可少。员工离职率、员工的培训支出及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等指标可以反映这些激励机制的效果。对消费者的激励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互惠互信的过程,企业应该改善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在为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赢得顾客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这样,顾客才会给予企业回报及认同。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企业可以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中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可从财务方面采用如下方式:加强产品的质量把关,降低次品率;做好用户市场反馈工作,及时收集用户信息,从中获取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可以重点考核顾客满意度、产品市场占有率、顾客返购率、服务成本等非财务指标。在供应商方面,可以通过较好的遵守供应商的信用政策,树立较好的商业信誉,对供应商进行信誉激励。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诚信,唯有诚信才能与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以促使其继续保持良好的交易信誉、广阔的让利空间和过硬的产品、服务质量。可从财务方面采取如下措施:充分利用供应商提供的信用政策,降低机会成本,在维护企业信用的基础上,在最长的信用期期末还款;加强采购人员的谈判能力,统一采购,获取尽可能多的销售折扣的同时大额的采购量也会使供应商考虑长远利益与公司维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对于社区应注重人性化激励。一个企业总是存在于社区当中,与这个社区中的不同社会主体交往,不能置身其外。企业在这个社区中,一方面享有使用社区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履行对社区做出相应的贡献的义务,如发展社区的公共事业、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关心弱势群体、大力支持和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等。这些义务的履行情况就很好的衡量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该角度的业绩评价指标有资助人数、就业贡献率、捐赠收入比率等。对政府激励应注重对政府各部门具体工作的积极配合。对政府的激励源于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而政府能否提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是单个企业激励的结果,而是众多企业共同健康发展的结果。因此,对政府的激励实质上就是企业在寻求良好投资发展环境与其他方面制约因素之间权衡博弈的过程。具体方式可采用:搞好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正确解读国家政策、协同行业各企业认真遵守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等。

( 三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约束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约束机制在约束损害与公司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的供应商、购买者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约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衡量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约束机制,既包括传统的财务指标,也包括一些非财务指标。传统的财务指标主要有公司债权人比较关注的反映公司偿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股东等资金提供者关注的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销售利润率、权益净利率等等,股东和债权人等资金提供者都比较关注的反映公司营运能力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等。非财务指标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界定公司某项财务行为是否损害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及其损害程度。如作为公司上帝的消费者对公司推出的产品的满意程度;作为公司运作主要动力的职工对工作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满意度;作为公司生存之本的周边社区中其他共生体对公司某些财务行为对促进该社区成员的就业、对社区内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社区自然环境的保护的满意程度等。约束和监督不可分,所有这些财务约束指标与非财务约束指标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来监督并保障其运行。公司要想在财务治理中充分践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约束机制,就必须从公司自身、公司的资金提供者及市场三个角度来保障。首先,公司要充分发挥审计作为一种鉴证活动的监督作用,包括企业的内部审计和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外部审计。公司在做好自身的同时坦率的接受来自外部审计的监督与鉴证,提升自身素质,保障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约束机制的正常运作。其次,要搭建一定的平台来为公司资金提供者包括债权人及股东更加清晰、透明的了解公司的财务治理状况,提升他们的监督力度。最后,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思路,不要忽视市场在公司财务监督中的作用,在公司的财务监督中引入职业经理人,充实公司的财务治理的决策与执行机构,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提升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运作效率。

( 四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披露机制 众所周知,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信息不对称成为目前企业发展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财务治理的目的最终是要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诉求,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只有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时才能获得这种满足。杨淑娥,金帆(2002)就曾明确的指出编制、呈报或审阅符合一定规范的财务报告来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寻求。公司的资金提供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为了确保资本的盈利性或安全性会着重关注公司财务信息的生成程序和质量,通过公司呈报的财务报告来分析评价公司的长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而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政府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力,同样非常关注公司的财务信息,通过公司财务信息反映出来的市场动向来进行诸多国家政策的制定。因此,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披露机制对于公司的财务治理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理应成为财务治理的四大维度之一。

四、结论

在进入信息时代的经济环境大背景下,一个企业如果还是坚持“股权至上”,不肯接受社会发展交付的新任务,就不可能实现长远发展。社会是许多利益相关者大融合,企业置身其中不可避免的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企业目标一定程度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真正的优质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总是具备战略的长远眼光,总是会兼顾除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利益各方的合作共赢。本文试图通过将企业利益相关者理念嵌入到公司财务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分别从财务决策、财务激励及财务约束的角度找寻各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的公司财务管理模式;同时指出,财务披露机制作为财务信息呈报的重要环节,也应该是企业财务治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维度之一。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机制,目的是为公司财务管理提供有效的理念和模式,实现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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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伍中信:《现代财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年版。

[6]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8]江若尘:《大利益相关者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冯巧根:《公司治理结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l年版。

[10]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会计研究》2003年第lO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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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13]林钟高、童铁牛:《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衣龙新:《财务治理理论初探》,《财会通讯》2002年第10期。

第2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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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留守儿童;主体培训;心理干预

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近1000万(15.1%)常年与父母分离,导致70%存在心理疾病,其中34%有自杀倾向。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隔代监护不力、教师管理乏力和社区治理有限,留守儿童存在意外伤害、吸毒、犯罪和自杀等社会风险。目前,治理留守儿童问题的观念理念、技术手段、治理能力等相对薄弱。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提出:若要发挥出整体性治理的力量,应进行多元治理主体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门的整合。要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应创建多元主体培训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共治”效应。

一、留守儿童治理主体功能发挥障碍

1.留守儿童家长监护监管缺位

据权威调查显示:如果父母在3个月内都没有与孩子见面,孩子的“烦乱情绪”会迅速升温。儿童与父母长期隔离,缺少父母的言传身教,缺少父母的情感陪伴,缺少父母的贴身监护,儿童易出现行为失范、心理失衡、安全意识差等问题。

2.祖辈隔代监护相关常识缺乏

相关资料显示,留守儿童中隔代监护占53%。本课题组在重庆市石柱县某小学调研发现,隔代监护1457人(50~70 岁),其中1089人(75%)受教育程度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他们仅仅只能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低层次――饥饿需求。我国每年有近5万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多数为留守儿童。在缓解留守儿童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中,往往关注留守儿童本身,而缺乏对祖辈隔代教育的培训。

3.学校教师专项管理培训缺乏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若家庭功能缺失,学校教师和社会应进行有机地整合和补偿,使留守儿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娜妮・J・西格尔指出:由于青少年大部分时间(60%)在学校度过,青少年犯罪和学校存在某种关联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学校缺乏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课程,缺乏辅导留守儿童的且具有专业素养的师资力量,缺乏辅导留守儿童的教育培训体系。

4.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缺乏

非洲有一句关于描述社区对儿童发展影响的格言:“抚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孟子指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现代社会的儿童照顾与支持应强调社区这一主体的重要作用。留守儿童活动的三大区域为家庭、学校和社区,社区是儿童最初接触社会的区域。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而基层社区缺乏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关爱,尤其是农村社区,受经费和传统落后思想意识的限制,社区及其相关人员对留守儿童的治理能力受限,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5.留守儿童心理辅导相对缺乏

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普遍心理素质较差,情绪敏感,极易产生心理及行为方面的偏差。而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缺乏具有专业素养的心理专家或经过专门心理训练的专业队伍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心理培训、辅导,尤其是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心理疏导。一旦风险突破儿童承受能力,留守儿童极易产生意外伤害、犯罪、吸毒和自杀等社会问题。

二、留守儿童问题多元主体培训体系的创建

留守儿童问题多元培训体系的创建,是缓解留守儿童问题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一方面涉及三个层面的培训――政府主办培训、政府购买培训和社会志愿培训;另一方面涉及相关主体――家长、祖辈、学校、社区和社会,从而创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机制。

1.加强留守儿童家长培训

一是在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基层相关职能部门聘请教育心理专家,或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方式,定期地开展亲子教育、儿童教育方法等讲座,提升家长的教育监管能力,增强家长监护责任意识。二是依托留守儿童家长务工相对集中的企业,邀请儿童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每半年开展一次针对留守儿童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和情感关爱技巧等培训。三是依托相关社会志愿者,开展针对系列早期教育培训、公益性培训班与家庭教育巡讲队等。

2.促进长辈隔代监护培训

首先,整合基层政府资源,政府购买“隔代教育”培训服务。对隔代监护人开展专业性、多样化和系统化的教育培训,使他们掌握关爱儿童的正确方式方法,了解不同阶段儿童心理特点等。其次,采用政府购买方式,聘请知名教育专家撰写、出版发行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的“隔代教育”手册。最后,采取政府购买或社会捐赠形式,在社区学校开设“祖辈学堂”“亲子学堂”等专项培训服务。项目师资来源于各类学校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捐赠。

3.健全学校教师专项培训

一是在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由各级教委及民政部门主导,针对中小学教师,在寒暑假期间进行师资培训。二是建议由公益组织牵头,聘请知名教育专家与专业心理学家,开展学习交流讲座,交流留守儿童治理问题与教育辅导技能、心理发展特征与特殊群体教育策略等,提高治理留守儿童问题的能力。

4.改进基层社区教育培训方法

首先,扩大基层社区参与留守儿童问题治理的志愿者队伍。社区志愿者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可依据志愿者具体情况进行基本的培训,使其胜任基本职责。其次,建议由基层教委牵头,联合妇联、共青团、工会、民政部门等组织,协同调配物力资源,对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增强他们关爱留守儿童的意识及监管留守儿童的能力,形成留守儿童照料长效机制。整合社区人力、物力、财力和场所资源,为留守儿童撑起一个“家”。

5.开展留守儿童心理辅导工作

首先,建立地区留守儿童信息网。建立区域性“留守儿童心理数据库”,把握留守儿童整体心理趋势,测试心理数据预警,优化疏导资源配置,有序开展心理疏导干预。鼓励各高校志愿者组织及社会志愿者介入学校留守儿童心理监测辅导培训。其次,由政府购买,聘请教育专家、儿童心理专家,对留守儿童进行专项教育培训,调适留守儿童心理情绪,引导留守儿童合理宣泄不良情绪。最后,鼓励心理管理培训机构面向偏远农村留守儿童举办公益心理讲座、心理咨询和生命教育等培训。

参考文献:

[1]叶 璇.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J].当代经济,2012,(6): 110-112.

[2]刘 平,杨通华,魏 杰,等.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J].贵阳医学院学报,2015,(7):46-50.

第4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第5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一、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

作为一种提升治理绩效的新工具,“社区自组织”一词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是在公共部门普遍重视和借鉴商业组织管理经验的基础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区自组织概念来自于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所谓“自组织”即“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创生、演化,即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是“外界强加”的。

在社区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社会与政府关系的争论。一方面,学者强调自治即自组织治理,由居民自发组建、自我管理的非正式组织,应该与政府相关部门独立开来,在运行过程中不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另一方面,大量学者强调自治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以及个人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即使是自组织的治理模式,也是“社会紧紧地镶嵌在国家提供的框架之中”,社区自组织行为及其过程无法脱离与政府、市场组织的互动,即社区自组织具有嵌入性特点。

在当前倡导的科技社区的建设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科技社区借助科技和互联网力量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是系统的社区管理模式。科技社区平台建设需要计算机知识,尤其是网络技术的支持;同时还需要统合信息数据、医疗卫生、科技常识等各种综合力量共同维护社区的科技含量,自组织各方共同体可以提供部分技术知识,但是资源的整合、资金的支持以及各方社会资本的充分调动和利用,仍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大量的支持。另外,当前中国社区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之外的社区治理主体力量薄弱,参与意识淡漠,科技社区的建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大力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平台。因此,科技社区自组织过程并不能独立于政府组织,而是嵌入于社区自组织与政府组织的相互作用之中。

二、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资源整合

(一)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资源整合主体

从大的角度来说,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资源整合主体包括除政府部门以外的其他社区资源。“社区资源”是一个具体社区能够掌握、支配和动员的人力资源、组织资源、文化教育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由社区资源自发组建的科技社区自组织资源来源比较广泛,其成员可以来自于社区居民、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社区专业服务机构、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队伍以及社区公共服务协会等。

(二)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资源整合模式

政府与科技社区自组织的关系类似于组织的委托―关系,其关键是在科技社区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与社区自组织的权力分配关系。首先,政府与科技社区自组织在公共服务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政府本身就具有提供公共社会服务的功能与需求,科技社区自组织需要从政府组织那里获得资源与合法性支持,而地方政府可以从科技社区自组织中获得政绩,两者是一种“双赢”模式。其次,科技社区自组织与政府双方的关系与立场决定了社区治理能否取得双赢。关系的核心是政府如何选择社区治理的介入方式。基于委托―理论模式的介入方式,要求政府在社区中主要承担监督、提供资源与帮助的作用,而不能简单的以制约性的规则力量出现,不能直接干预和操控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组织运作方式,要充分给予社区自组织运作的自由和权力,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自由运作,发挥社区共同体的积极性,开展最贴近民众、最能反映民众需要的社区活动。社区自组织要承受这种“嵌入”的内在张力,同时也要有足够的行动意志和行动能力来处理与政府组织的合作和妥协,在与政府相关部门越来越多的交集与合作中促使政府作出改变,转而促进社区的自组织发展。

三、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

科技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建设社区门户网站,通过线上交流、线下服务相结合,建设以数字化和健康绿色环保高效为特色的科技社区服务网络。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具体的各项贴近生活的产品和服务,让社区居民享受科技成果带来的益处,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嵌入性科技社区自组织能力平台建设及权力分配主要体现在上图中。

(一)社区门户网站建设主题及权力分配

社区门户网站的建立依托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门户网站主题包括两个方面:社区信息管理系统和社区服务管理系统。门户网站集中网络化的优势,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开展最为迅速的社区基本信息统计工作和社区服务信息宣传工作,加强社区管理与政府其他各职能部门的线上对接工作,节约工作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和社区服务质量。

社区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承载社区基本信息的统计,包括分类统计和汇总统计。分类统计如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统计,志愿者人数、社区居民个人基本信息及所拥有的各类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社会资源统计,社区计生工作的基本信息,社区企业登记、营业用房、物业管理信息的采集等。通过对各类信息的汇总而成的综合数据库,可以作为社区门户网站的基础数据采集平台,在开展各类社区工作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掌握社区基本动态和资源优势,提高社区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另外,该系统涉及政府不同部门各类数据库信息的整合,因此,由政府相关部门与物业公司共同负责比较合适。

社区服务管理系统包括社务公开、政务受理、协同办公等政务服务,主要由社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社区生活科技知识普及、社区医疗保健系统、社区文化教育系统、组织各类文体娱乐活动、社区志愿者服务信息、民意民生调查等社区服务信息,主要由社区自组织自发组建负责,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提供资源、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支持。通过社区移动网站平台等方式,及时有效提供家政、外卖、家电维修、教育培训等商务服务,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方式引入市场力量参与。

(二) 社区门户网站平台建设及权力分配

数据支持层是支持社区门户网站的基础数据库和服务信息数据库。系统平台包括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安全系统和维护系统,这属于社区门户网站的技术支持系统。可以采取社区自组织自发整合各类社会相关力量进行设计、开发,后续的维护也可以由自组织系统负责,政府主要提供系统开发维护的资金支持和帮助寻找社会第三方力量(例如科研机构、大学相关部门)。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社区服务营运体系和居民信息互动服务系统,为社区治理提供一个交流与管理平台。该平台借助网络力量,整合社会有效资源,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市场相关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有效合作,实现社区服务的网络化、平台化,提升信息化时代社区治理水平。

要使以“新知识普及、新技术示范、新产品应用”为特点的“三新”科技社区建设能真正落到实处,其核心就在于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关系。社区自组织在科技社区建设过程中要拥有决策权、资源配置权,政府及相关部门则应体现“服务型政府”的特点,大胆放权、有效监督,提供切实的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社区居民,提高居民对社区建设的认同度和参与度。

第6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协同治理理论 医养结合 民生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可以同任一传统养老模式相结合,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

医养结合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就是从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求和养老服务需求出发,将医疗服务和生活照料结合起来,为老年人提供持续性的照顾服务。

协同治理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协同论和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交叉形成的一种新兴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问题。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体系,综合国内外协同治理的论述,其内涵包括四个核心要义: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分散化。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家庭乃至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治理主体,并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和体现自己的权威性。第二,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与协作。相互信任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基础,共同目标则是动力源泉。第三,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和权变性。协同治理的过程是权力和资源的互动过程,协同治理各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平等关系,各主体应自觉调整自身的利益、权责关系,让系统在动态中达到平衡。第四,共同规则的制定与自组织的协调性。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各行为主体在竞争与协作的过程中形成和制定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自组织作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要求实现自主,通过自组织间的协同实现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协同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在共同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协调,实现共同行动、耦合结构和资源共享,从根本上弥补政府、市场和社会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同传统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养老相比,没有确定的责任主体,其责任归属主体是多元化的。这一方面让“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服务供给方式,同任一传统养老模式相结合,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和多种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也在系统内部形成大量的非线性作用,依靠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再造治理结构和优化机制必然导致该系统远离平衡状态,因此运用系统理论分析和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面临的实践难题

一致性目标形成的困难。参与系统的各方形成一致性的目标选择是协同治理达成的重要前提。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中,由政府主导,将医院、养老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老人及其家属共同协同到“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这一框架中开展活动,但问题是养老服务成效的测量和评估机制并不明确,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们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初始目标的忽怠或偏离,更为复杂的是,各成员的利益和使命并不完全一致,各参与主体在协同的同时,还存在相互竞争,力图让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得达成目标的一致性显得格外困难。

参与主体之间信息沟通的不畅。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是协同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保证。我国的医疗和养老长期分属于不同的系统,老年人获取医疗服务最重要的资金渠道――医疗保险则属于社会保障系统。医疗、养老和社保三大系统相对独立,由于体制制度、行政划分和行业差异等原因,三大系统之间信息沟通系统互不兼容,即使是在这些系统内部,其信息沟通渠道也不是完全畅通,例如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异地医保之间、公立和私营养老服务机构之间都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这将会影响医养结合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效果。

正式规范制度不健全、协调性不强。作为协同治理过程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行动的连续性过程,为保证服务过程的有序和服务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起正式的规章制度和规范。2013年至今,国家各部委关于医养结合的重要政策约有12个,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法规,为医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尤其是关于机构养老的医养结合方面,有的地方如北京,其政策发展得相对完整,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方式、组织保障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面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老人的医养结合政策,仅有方向性意见,具体的落实措施很少,影响了政策的完整性。同时长期的“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让医、养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是不同部门,政策调控的对象也不同,导致各部门的政策协调性较差。此外医养结合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职责、运行等方面还缺少必要的制度规范,尤其是监督评估体系不健全,增加了实现医养结合的难度。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建设的路径选择

规范“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主体的权责体系。协同治理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了协同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权责分配问题,这也是形成协同效应的前提之一。在医养结合的框架下,需要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划分:首先,政府是该协同系统中的核心,多元主体的参与并不能削弱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应在完善医养结合规划、创新购买服务理念、完善监督管理、强化部门间协同等方面承担其自己的责任;其次,对于参与医养结合的其他主体包括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应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同时考虑到成本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合理划分权力、责任和角色定位;最后,建立责任考评和激励机制,根据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和奖励惩罚,促使各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政策制度。在建设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是形成各参与主体协同合作的关键。对此,我们需要首先根据医养结合实际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内容,尤其是面向社区和居家养老老人的医养结合政策,并强化政策可操作性;其次,制定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尤其是要建立起监督评估管理体系,保证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成效;第三,修订民政部门和卫计部门关于养老和医疗相关的政策法规规定,尤其是现行的医保政策,将更多的养老机构或社区中的医疗、养老服务纳入t保范围,解决老人、养老机构及社区基础卫生机构的资金问题。

健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运行网络。对于医养结合来说,打破原有体制的阻碍,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的渠道和网络,实现医与养之间的双向互通衔接是实现“医养结合”的前提。首先应建立起医养结合中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决策机制。医养结合中的多元主体应该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管理,和政府单一主体管理的状况,以平等的身份,积极参与决策的制定过程,让决策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兼顾各主体的利益,提高决策执行的成功可能性;其次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提高医院、社会组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最后实现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我国医、养服务资源总量不足,各项服务资源融合度不够,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建立规章制度或者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方式,促进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资源分享和交流,强化资源的协同和聚合效应。

(作者分别为华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华北理工大学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6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基于医养结合的河北省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研究”(项目编号:HB16SH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第7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三鹿以及整个牛奶行业出现的问题再次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外部性问题是经济学者、企业界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外部性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分析,显而易见: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解决企业外部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解决企业外部性问题的内在机制。只有企业本身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社会会众、供应商以及政府能够真正合理地参与到公司的决策当中来,才能真正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在此基础上,政府才可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制度,以企业的利益为纽带引导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一、外部性问题的提出及现状

外部性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生产的成本和收益超出了企业自身的边界而向外部“溢出”。外部性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我们这里所要解决的企业外部性问题正是外部性的负面效应。

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做好它的本分,即为股东创造利润。这种观点的基本逻辑是,如果社会中每个个体—包括企业—都能追求自己的最大目标,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会调节社会走向社会福社的最大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生产能得到最达的价值,一般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是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按照这种观点,个人利益最终会与社会利益一致,那么社会责任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在这种经济思想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整个19世纪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是持消极态度的,许多企业不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极尽所能地对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和员工等进行盘剥,无所顾忌地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一逞征服的,以获得巨额的经济利润。进人20世纪以后,工业的大力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这时候社会才意识到企业外部性问题的严重性,企业必须对社会承担应有的责任。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A·庇古已经注意到了外部性问题,但真正引起全社会和企业界重视还是最近的事情。90年代后,一些品行优良的企业一时间成了社会学习的楷模,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活动优劣的指标也从早期单纯经济指标发展为综合性的“企业社会绩效指标”,市场规范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形成。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诸如“安然”之类事件,说明解决外部性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长期性的问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浪潮极大地发展了经济,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但其中鱼目混珠,企业界不断出现由于社会责任沦丧而产生企业负的外部效应问题:矿难、毒大米、毒面粉、毒粉丝、劣质奶粉、霉质月饼、回炉牛奶、特氟龙、苏丹红、石蜡油、三废污染、偷税漏税、拖欠工资、“欣弗”事件等等,三鹿以及整个奶制品行业的“三聚氰胺”问题才过去不久,又来了狡苗事件”,接二连三,屡屡发生,不胜枚举,触目惊创这也在一遍又一遍地拷问企业家的良心!

面对这种现象,许多学者提出要让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内部化,实现的途径是:一方面加强企业本身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决定于外在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别对政府的作用给予极大的期望。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但是根据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的辨证关系,应该从企业本身着手,用合理的制度约束和激励企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理论

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不同的专家学者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给其不同的定义,目前较为权威的定义是1999年5月DECD理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中指出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

公司治理理论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是一个完美运作的“黑匣子”,因而公司治理问题并不重要。随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委托问题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公司治理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是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即使在现代,几乎全世界的《公司法》中都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永远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经营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任免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等。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普遍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企业伦理问题,员工纠纷问题,企业环境管理问题等,从而催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迅速成长(Clackson,1995)。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除股东外,来自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衡应该对公司经营者正在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由于债权人要承担本息到期无法收回或不能全部收回的风险,债权人和股东一样,拥有监督权,并在非常情况下拥有控制权,如在破产清算时:从人力资产所有者的意义上说,员工是公司的主人之一,应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如提供合理化建议,自主管理,共同决策等等;为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害,消费者应拥有对公司的监督权;一般说来,交易规模越大,交易合同期限越长,供应商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供应商就越是与公司休戚相关,供应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应当享有对公司营运的监督权;公司的经营对公司所在社区的居民亦有重大影响,如公司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人,公司的生产经营直接影响当地的环境,对居民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公司的扩张亦会对社区居民带来影响。所以,社区居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应享有监督公司活动的权利。严格说来,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从经济方面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运用经济、法律等政策和手段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调解不同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劳动者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所以把政府看作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因为:第一,政府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就业,而公司是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部门,公司景气与否直接关系到“产业后备军”的多寡,从而关系到社会和政局的稳定。第二,维持政府这架机器运转的主要“燃料和动力”是税收,而来自公司的各项税是政府税收收人的主要源泉之一,公司经营不善或偷税漏税都会减少政府的收人流,从而使政府的运转失灵。第三,政府庞大的购买清单和公共工程开支计划也需要公司来满足或实现,如何保证质量并按期交货是政府所关心的。如果公司出了“大麻烦”,势必影响政府的“政绩”。基于以上考虑,政府也应有权对公司实施监督。

显然,相对与传统的企业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制衡理论明显地更关注了企业对非股东利益群体的社会责任。同时,有学者从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的角度看,认为企业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只是一种改良的思想,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为股东实现利润创造的经济实体,而是为社会实现价值创造的经济实体,企业的投资元素包括:包括股东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三种。相应的企业要为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自然关系负责,而不仅仅是为资本关系负责。

现实中是资本关系在控制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并由此理所当然的更关注资本的利益,而忽视或只在不损害资本利益的前提下注意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更多的是其他利益关系为资本利益的长期目标服务,甚至很多企业发生完全不顾其他利益关系的短视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本身的发展和社会都要求企业必须重视对社会的责任,关注对社会的外部性问题,否则将被社会遗弃淘汰。

三、建议: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企业外部性问题

第8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新公共服务;公民参与

一、新公共服务的思想来源

(一)民主公民权。公民权涉及的是一个人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的特征的相关问题,其中包括诸如公民的权利与责任,而不重视他们的合法身份情况。公民权强调的则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影响该政治系统的能力。公民懂得并了解作为一个民主政体中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公民会积极地参与并广泛关注公共利益,并且会为别人承担责任,这样做的效果不仅会促进社会进步,而且还会促进他们自己作为积极负责的人。

(二)社区与公民社会的模型。社区建设的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它是有效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解决矛盾冲突这两大系统的结合体。社区能够很好地在个人与集体之间承担起调节作用,成为一种均衡个人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媒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依赖于建立一套积极地“调解机构”,这套调解机构既可以关注公民的愿望与利益,又会提供一些将会使那些公民更好地为在更大政治体系中行动做好准备的经验。

(三)组织人本主义。组织成员在调整公共组织的过程中,跟希望看到的是更少的受到权威的控制和支配,并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内部选民和外部选民的需要上。这种思想就是要尽可能增进个人融入其工作单位之中,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趋势,确立一些将组织目标的实现与组织成员个人利益共同实现的机制。管理者应该努力营造组织目标内部的人们增加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空间,努力地创造冲突得以积极、恰当地解决的条件,以及努力地增强对团体过程及绩效的认识。

(四)后现代公共行政。行政官员和公民被理想式的可靠对话视为彼此是充分参与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被看作是集合在一起的自利的理性个体在谈话沟通,而且同时被视为在一种人与人相互沟通交流这样的活动中的参与者,这种经过不断协议商谈,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也就是个体随着自己的参与而彼此相互接洽的过程。在这期间,他们充分包含了人类个性的所有方面,他们不仅有理性还有感性,这其中有经验和直觉。

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公民第一”运动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公民第一”运动是新公共服务应用于基层社区的初步的而且是成功的实践经验,对更好地理解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容,推行其有益价值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案例背景简介。美国佛罗里达州“公民第一”运动。1995年4月,当沙宾·琳达还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桔镇的镇长时候,出台了一项称之为“规划2000”的10年施政计划。琳达表示这一项目是否成功的关键是在于能否激发公民的责任和自豪感,她认为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改善社区的生活,因此,琳达将这一计划命名为“桔镇公民第一”运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包括:1、找出问题。地方领导向社区居民做出承诺,宣布施政计划并鼓励公民广泛参与。2、勾勒愿景。在社区中召开公民大会,为保障公民大会的代表性,每次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在100到125人之间。3、解决问题。每个小组的工作报告将汇总到社区政府,政府将负责评估每份报告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二)案例分析。案例中“公民第一”主要是指要不断强化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与能力,承担起他们作为公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责任;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公民的声音具有良好的回应性,将公共利益与公共服务作为首要的关注点,通过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的良好治理。

案例中为保证“公民第一”理念的有效实现,当地政府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包括广泛的公民授权,坚定的改革信念,充足的资源支持和理智的利益权衡;行政官员成为协助者,为公民提供专业建议,、向公民传授必要的政治参与技能,维护公共利益,传播公共精神;致力于培养具有公民精神的积极公民,包括构建有利于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和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提供与决策等相关环节当中,积极表达公共服务需求,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存在的困难给予适当理解。

(三)成功原因。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桔镇得以成功实施有其特定的环境背景与政策支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发达的社区背景。该案例的实施背景为美国佛罗里达州下的桔镇,相对简单的社区背景成为案例得以充分实施的前提条件。西方社区十分发达,在被强大的技术力量所控制的美国社会,社区甚至是被认为是更具“人性化”的回归。通常一个社区就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公民社会,是对社会责任感的复兴,“它可以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在其中,公民可以进行民主对话和评价。在范围有限、人口有限的特定社区,通过政府的积极支持,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其实现的氛围与土壤,民主公民权能够有效实现却不至造成行政过程的过分冗余与行政效率的过分低下。2、较强的公民意识。美国公民的民主自治精神相对来说比较强烈,因此政府在培养积极公民时并不需要付出时间周期过长的投资代价,保证了“公民第一”运动能够在特定时间内有效开展。3、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地方政府给予该项改革实践以充分的重视与支持,在政策上制定了促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在技术配合上,“桔镇TV”和“WCC”计划,都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以实现公民参与的便捷与高效。同时,案例中政府对于公民声音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回应性,平衡各项利益间的关系,以制定出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公民需求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B·登哈特等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陈嘉明等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第9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区居民 街道干部 绩效评估

街道办事处是城市行政组织的“细胞”,是城市政权金字塔的基座,处在政府同社区居民联系的最前沿。街道办事处工作范围涉及执行上级指示、指导居委会工作、社区服务和社区教育、居民迁移等等,其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社会基层的稳定。街道干部解决百姓身边的大事小事,要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做工作。因此,对其工作绩效的监督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社区居民参与街道干部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街道干部要为社区和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根据公众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又根据公众对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满足程度来评估政府管理绩效,从而确定政府管理对公众负责、提高服务质量的公共责任机制与运行机制,这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宗旨。”①

利益相关者理论。弗里曼在他的著作《战略性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方法》中提出了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即“任何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的目标实现的团体或个人,或者受到一个组织的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政府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政府目标的实现所影响到的实体—人或组织。社区居民是街道办事处的直接的、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街道办事处作为一个管理城市社会的实体,其绩效就是对社区的贡献,实质上就是为其利益相关者—城市的社区居民,实现相关利益而进行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效果。

人们最感兴趣和关注的,是那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和事务。社区居民更愿意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基层公共事务评估,他们与街道干部的交往多于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观意愿及效率强于上级政府。社区居民参与的绩效评估,更符合客观、公正、准确评估的本质要求。

民主行政理论。现代民主理论强调,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众,应该受制于公众,为公众服务。政府行为的根本价值在于体现公众本位,为所有公民谋求最大福利。政府本位应向公众本位转变,公众满意程度应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终极指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特·德鲁克说过,成绩存在组织外部。企业的成绩是使顾客满意,医院的成绩是使患者满意。一个组织的绩效主要还是由其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来决定。评价一个政府绩效优劣,关键在于民众是否满意。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由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建立社区居民评价街道干部政绩的制度,让公共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即社区居民拥有对“政绩产品”的生产者、制造者进行评价的机会。街道办事处将各方面的工作公布于众,展示其业绩有助于社区居民了解、监督和参与街道的工作,有助于改进街道干部与社区公众之间的关系。

社区居民参与街道社区干部考核的价值功能

有利于实现对街道干部工作的监督,促进其依法行政,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平。以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在实践中常常被忽视。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几乎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公民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阶段,以及学习、工作、劳动和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政府是否真正依法行政,维护了民众利益,这就需要民众来评价。社区居民通过自下而上参与街道干部绩效评估能够有力地督促其依法行政,全面深入地了解政府工作的内容和效果。社区居民参与街道工作的绩效评估,促使街道干部在关注成本与效率的同时,更关注服务质量,将精力放在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通过评估结果的反馈,更好地了解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发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现实差距,可以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提供依据、指明方向,促使街道干部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从而赢得公民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维护其合法性。否则,就会失去信任,甚至导致发生,造成公共秩序危机。

有利于实现、维护社区居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和谐往往取决于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和谐。利益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本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公民利益表达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如利益表达渠道单一、不畅,利益表达主体权益保障不足,利益表达制度实践性缺失,从而导致民众无处表达或表达无效。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表达制度体系,引导公民通过多种渠道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才能增进理解,理顺关系,化解矛盾,整合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体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社区居民参与街道干部绩效考核使社区居民有了一个将其意见反映到基层管理组织的渠道,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此途径提出不同的利益要求与主张,表达自己对公共物品和价值分配的意愿和选择。街道工作人员应积极有效地回应社区居民诉求,维护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在不履行或没有正确履行其职责时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

社区居民参与街道社区干部考核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