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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思是如梦幻,如泡沫中的影子,如雾霭一样的不可琢磨,无常变幻。同时又如同闪电一样的快速变化。
2、我们要无时不刻地这样看待这个世间的一切,不要执着它而被它束缚我们本来解脱自在的体性。
3、此段偈语原文出自《金刚经》,《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的译者是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金刚经》有几个版本,但以鸠摩罗什译本最为流行。《金刚经》后由禅宗所倡导,是禅宗著名的经典。后来,由于该经长短适宜,5000多字的经文易于持诵,更重要的是持诵该经功德显著,唐以后诸朝代都有名僧大德推崇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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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啐啄同时――课堂时机的艺术
鸡蛋孵化时,小鸡将出,即在壳内吮声,谓之“啐”;母鸡为助其出而同时啮壳,称为“啄”。禅宗因以“啐啄同时”比喻机缘相投或两相吻合。在镜清禅师看来,参禅觉悟的过程如同鸡蛋孵化,禅师与学僧之间的关系也如同母鸡和小鸡的关系。在参禅悟道中,学僧的自性觉悟可以看作其啐壳的努力,禅师的适时开示可以看作其啄壳的接引。两相结合的关键之处,是最佳啐啄时机是否出现,以及对啐啄时机能否精准把握。
语文课堂的智慧在于把握“啐啄”之机,智慧语文课堂的“啐啄”之机当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时。在学生要读读不好,想说说不出,“欲辨已忘言”之时。
在n文中,时常会出现一些含义深刻、耐人寻味的句或段,这些句或段就如汁水丰富的甘蔗,教师要把握“啐啄”之机,引导学生细细咀嚼,品味其甘甜。例如李吉林老师教学《小虫和大船》,她抓住文中“小小的蛀虫,竟毁了一艘大船”句中的“竟”字,先让学生进行“删”与“留”的比较:
小小的蛀虫,毁了一条大船。
小小的蛀虫,竟毁了一条大船。(原文)
然后又让学生进行换词后与原文的比较:
小小的蛀虫,果真毁了一条大船。
小小的蛀虫,竟毁了一条大船。(原文)
这样比比读读,使学生从一个“竟”字,“感受到船主所受教训的沉痛,体会到‘竟’字意想不到的语感。”(李吉林《情境教育精要》P75-7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李老师对“啐啄”时机的把握是非常及时、巧妙的。智慧的课堂上,教师就应当这样抓“文眼”,扣“关键”,找“矛盾”,捉“细节”,选“空白”,寻“疑难”,挖“无疑”,捕“含蓄”,借“对比”,来选择课堂“啐啄”的最佳时机,牵一发而动全身,让学生自主探究,自求得之。这样才能师生相互交流、相互撞击,课堂教学才能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学生才能入情入境、欲罢不能,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二、瓶中出鹅――课堂唤醒的艺术
宣州刺史陆亘大夫向南泉禅师提出的问题很是令人困惑:瓶中养鹅这样的事已近荒诞,出瓶不得当然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而这种难解的困境竟还条件苛刻到近乎无理取闹,不得毁瓶,不得损鹅,这可怎么出得?这种两难困境的解决,没有超越的智慧是无法做到的。南泉普愿禅师没有直接做出回答。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这个两难问题之所以产生,乃是陆亘大夫自性迷失的结果。所以他只是轻声一唤:大夫!陆亘很自然地应诺。南泉普愿便借机开示:鹅(我)这不出来了吗。陆亘从此开解。
同理,语文课堂也应该是生动活泼,充满乐趣的,它是一个洋溢着生命律动的过程,作为语文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我们应该“唤醒”学生,让学生做回课堂的主人,把精彩留给学生,让他们成为课堂中最为亮丽的风景。教学《欢乐的泼水节》一课,学生对泼水节并不熟悉,单靠阅读也许并不能让他们体会到泼水节的快乐情感,有教师播放了一段泼水节的视频,从视频中,孩子们看到了人们奔跑追逐,相互泼水,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听到了哗哗的水声,人们的欢笑声和叫喊声。从画面中,学生被“唤醒”了。教师再让孩子们说说:如果你就在泼水节上,你要把水泼到谁的身上,送出怎样的祝福?孩子们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有的说把水泼到老人身上,祝老人身体健康;有的说把水泼到孩子身上,祝孩子学习进步;有的孩子想把水泼到老师身上,祝老师工作顺利;还有的要把水泼到同学身上、朋友身上。通过创设情境增添了课堂情趣,增加了课堂的厚度,让课堂立体化起来。课堂中学生的兴趣被激发起来,唤起了学生参与课堂的意识和热情。只有精心设计教学组织形式,真正“唤醒”学生,让自主学习真正进入课堂,才能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智慧生成,精彩不断,实现更大价值的生命超越和个性的发展。
三、语不如默――课堂留白的艺术
敬奉佛教的梁武帝召请傅大师讲《金刚经》,傅大师走上讲台,挥案一下,便下去了。一个字都没有说,这太不合常理了。旁边的高僧志公问了一句:陛下领会了吗?梁武帝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对《金刚经》的讲解,何谈领会?所以只能说:不会。志公看出梁武帝真的没有领会,便提醒他说:其实傅大师已经讲经结束了。傅大师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讲《金刚经》呢?因为他认为对《金刚经》要靠心开悟解,而不假文字。这让我们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句警示世人的名言: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梁武帝之所以先是愕然而后不会,是因为他太耽于讲经、迷于义解,不能自用智慧,被语言文字所障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课堂上,老师讲得太多,讲的却是无用的废话,等于没讲。智慧的课堂应该像傅大师一样适时、适当地留白,不该讲时坚决不讲,不当说时坚决不说,留下点禅意给学生去自悟、自解。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一个人可以喋喋不休地讲,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一言不发,他说了许多。
曾听一位老师在教《二泉映月》一课时,他用《二泉映月》乐曲导入课文,当时而低缓,时而高亢,时而深沉,时而激昂的乐曲在课堂上空飘荡的时候,孩子们也完全沉浸在阿炳那动人心弦的乐曲声中。待到一曲完毕,老师并没有马上打破课堂上的静寂,而是让这种氛围保持着。足足3分钟后,老师才用低缓而又温和的声音说:“同学们,我从你们拧起的眉头中,从你们满含热泪的眼眶中,从你们脸上凝重的神情中,看出了你们一定有许多话想告诉老师,现在,就让老师和你一起分享你那独特的感受吧!”只见,这时的课堂就像“银瓶炸破”一般,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发表了自己对乐曲的独特体验。“我听到了阿炳的呐喊声”“我听到了阿炳在街头卖艺时,遭到地主的打骂声”“我听到了二泉的流水声”“我听到了阿炳不幸的人生”“我听到了阿炳在诉说着自己受的苦”“我听到了阿炳正在和命运作斗争”“我听到了阿炳在对着月亮畅想未来”……这就是3分钟留白产生的效果。境由心生,此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想象力都得到了发展,也培养了孩子美好的心灵与情操。这样的情境“留白”,不管是对课内还是对课外的延伸,都是妙不可言的。课堂中的情境“留白”,丰富了课堂的容量,增添了课堂的活力,增强了孩子们学习语文,喜欢语文的兴趣与信心。
四、问指答月――课堂对答的艺术
在佛教典籍中,指月之辩由来已久,手指能指月,但手指不是月。循手指所指,可以找到月,但找到月后,那手指有何用呢?指月之辩。如果说“月”可以比喻真如妙谛,那“指”便可喻佛经文字。学僧问:指就不问了,什么是月呢?本来,指是指月的,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何须再问?学僧如此问,说明他此时连指也不明。所以文益禅师反问他:你那个不问的指是什么呢?这足以让学僧幡然醒悟自己将指月分离、指即不问而问月的错失了。学僧再问:月就不问了,什么是指呢?这一问又把月搁置一边,径问指是什么。月都明了了,指月之指还有问的必要吗?所以文益禅师只答一个字:月。话虽一个字,胜过千万言。学僧如有悟性,心灵应受震动。但在这一公案中,学僧显然没有领会,而是仍然追问:弟子问指,您为什么回答月?文益禅师只得再藏机锋:因为你问指。问答是禅门最常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本来普通寻常的问答,因为有了禅心和智慧的参与,便在运用中显得多姿多彩、妙趣横生了。有研究者将禅门问答归类为答非所问、答问脱节、答问相背、答问等同、异问同答、同问异答、答语倒序、实答被斥、仿答被斥、循环答复、循环否定、循环肯定、同题反问、反题反问、将虚就虚等十五种形式。文益禅师这种问指答月的对答方式,是禅门运用最为机智的教学艺术。智慧的课堂,教师也需要灵活运用这些技巧。
于永正老师指导学生读童话《小稻秧脱险记》,学生读杂草被化学除草剂喷洒过后有气无力地说“完了,我们都……喘不过气了”这句话时,一学生没有理解课文的意思,读的声音很大。于老师笑着说:“要么你的抗药性强,要么这化学除草剂是假冒产品。”说完,朝学生做了个喷洒动作,全班学生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学生的紧张感消除了,精神放松了,对课文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很快就把课文读得非常到位。尽管只是一个小小问答的细节,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于永正老师的课堂教学艺术已经到达“问即不问”的境界。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诗学 赞助人 《呼兰河传》英译本
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的“中国故事”可以说包罗万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便是其中之一。要让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得到认可,文学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更成功地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是在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将翻译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下面以萧红富含文化价值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为蓝本,以改写理论为基础,简要分析其英译处理。
一、关于《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通过对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表达淳朴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茅盾曾为其作序,评价极高。小说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勾勒出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包含了巨大的文化含量。葛浩文译本是《呼兰河传》唯一的英译本,在促进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化传播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葛浩文是当今英文世界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夏志清教授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二、关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作用域和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有三种不同的因素会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和制约,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按照这一理论,翻译的实质就是改写原文,翻译者出于某一目的考量对原文的具体操控就是翻译。
意识形态是制约人们行为习惯、信仰的总的因素。它控制作品的观点,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到形式风格,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干预。意识形态意义宽泛,包括信仰、传统及惯例等诸多方面的意义,不仅仅是狭隘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翻译就是将原本的一切予以重写,而重写受制于目的语依存的社会形态(刘军平,2009)。
诗学是艺术与文学的紧密结合。诗学不但包括文学观念,而且包括文学要素。所谓文学要素,包括诗歌的题材、情节、象征、用语、技巧等;而文学观念,则指的是文学在社会诸领域中所占据的地位(Lefevere,2004)。
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可以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可以是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也可以是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国家院校,学术期刊,尤其是教育单位)。
综上所述,改写理论将翻译放置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探讨,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由于受到以上三个因素的操纵,可以说翻译是翻译人对文学原作进行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
三、从改写理论看《呼兰河传》的英译
在阅读《呼兰河传》英译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葛浩文并非谨遵“忠实”的原则,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写。下面就从改写理论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方面来具体分析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原文本的操纵、改写。
1.意识形态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呼兰河传》中充满了地域特色,可以说在翻译《呼兰河传》的过程中,葛浩文一直都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枷锁在跳舞。葛浩文在接触中国文学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西方价值观为主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为了译作在美国的更好传播,译者必须对一些表达进行一定的改写。
例1:
原文:虽然自小没有读过诗文,不认识字,但是“金刚经”、“灶王经”也会念上两套。
译文:… she was able to recite the Diamond Sutra and had memorized the prayer to the Kitchen God.
《灶王经》是我国道教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了道教教义的精髓。灶王就是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掌管饮食之神,几乎家家拜祭。译者给出了the Kitchen God的译法,用God来翻译“王”,这样既能保留中国文化中与西方宗教因素相异的特质,弘扬我国文化,又能使译文读者很容易理解“灶王爷”(Kitchen God)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例2:
原文:……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气死,他这口气哪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译文:…So he grab hold of the son as a means of gaining retribution.
“因果报应”起源于佛教,是佛教用语。常说因缘和果报,根据佛教轮回之说,种什么因,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译者给出的翻译是“gaining retribution”。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Retribution is punishment for a crime,especially punishment that is carried out b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official authorities.”只是报应、惩罚的意思,淡化了其中佛教的含义。此语境下,“因果报应”不是非常重要,不可不译的部分,葛浩文这样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色彩,省去了解释的烦扰,不仅不会影响对译文的理解,反而使读者更易接受。
例3:
原文:也是秋天,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
译文:If,for example,the autumn harvest is good,there will be an opera performance to thank the gods.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地代表着天地神灵。在西方,人们信仰宗教,称上帝(God)为万能的主。在译者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操纵下,葛浩文把天地处理成gods,使读者很容易接受这种表达,理解书中人物的心情。
在葛浩文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操纵下,他对原作中与鬼神、古代封建文化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调和”,弱化了原文的鬼神因素,强化了西方的宗教内涵。
例4:
原文: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
译文:This kind of student will often stand up,classical dictionary in hand.
葛浩文将“康熙字典”译为“classical dictionary”。《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但译文中并没有体现出年代,即“康熙”,这是因为译者可能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历史知识背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不知道“康熙”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之一,如果直译为Kangxi,就可能引起读者的不解。笔者认为,可以使用直译加同位语解释的方法将《康熙字典》译为Kangxi dictionary,a classical dictionary,这样翻译不仅易于读者理解,还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
2.诗学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诗学不但包括文学观念,而且包括文学要素。所谓文学要素,包括诗歌的题材、情节、象征、用语、技巧等。
例5:
原文: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长鞭”。马童的名字叫:“快腿”。
译文:the name of the carriage driver whose good look give him the appearance of a bridegroom is: “Long Whip”.The groom’s name is: “Fleet of Foot”.
翻译人名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音译,但此时葛浩文领悟到作者萧红如此起名的用意,如果音译就会失去应有的文学色彩。所以译者对车夫“长鞭”、马童“快腿”的翻译并没有采用音译的方法,而是根据名字的含义将其分别译为“Long Whip”和“Fleet of Foot”,在此采用意译的方法,不仅生动地体现出了各色人物的特征,而且传达出了命名时的巧妙。
例6:
原文:我就招呼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子,我说:“帮我赶哪!”
正在吵吵的时候,祖父奔到了,祖父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赶鸭子……”
祖父说:“不用赶了……”
译文:I yelled out to the kids nearby that were watching all the fun: “ Give me a hand here!”
While we were shouting and running around,Granddad hurried over and asked: “ What’s going on here?”
“I’m driving the ducks ...”
“There is no need to do that ...”
英语行文时注重词汇的多样性,重复和无变化的用词在汉语中可能另有一番韵味和意图,但在英语中却是一个禁忌,要尽量避免用词的重复。“说”作为一个转述性动词,在原作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反复出现,但在英语中要使用不同的词汇或形式体现“说”这个动作。在上面的例子中,译者根据当时的情境,当时吵闹的环境下,“我”和其他小孩子说话用了“yell”,祖父说话时带着疑问用了“ask”,葛浩文根据当时说话人的状态和心情进行翻译,使对话对话更生动传神。后两句有了前两句的语境,直接省去了转述性动词,使行文更紧凑,直截了当。
例7:
原版《呼兰河传》的结构较松散。从内容上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主要通过对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表达思想和情感。从结构上说,小说中一共有七个章节,这七个章节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排列的,给人感觉随机散乱,而且没有标题,形式上更像是散文。这样的叙述很容易让读者失去兴趣,从而读不下去。葛浩文对《呼兰河传》的英译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写,那就是给每一章节都加上了一个小标题。简洁的题目反映了本章的核心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
3.赞助人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在一次研讨会上,葛浩文为自己辩护,说到译文的更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呼兰河传》英译本最后两章没有译出,虽没有直接说明原因是什么,但为开拓市场而“试水”的嫌疑很重。直到1988年三联书店再次发行时,才补全。出版社会考虑到作品翻译出来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与接受,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满足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偏好,葛浩文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对原出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和调整,使其达到了赞助人的期待。
四、结语
正如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所说:“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的。”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将翻译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对原出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和调整,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1]Goldblatt,H.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two Novels by HsiaoHun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Pr.,1979.
[2]萧红.呼兰河传[M].译林出版社,2012.
[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谢天振.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启示[J].文汇读书周报,2012(12).
[关键词]五凉时期;凉州;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18-02
一、佛教在凉州兴盛的原因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成正比,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有五个政权相继出现,他们的势力大体上是凉州管辖的范围,后世分别将它们称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简称“五凉”。除西凉外,其他四凉均定都凉州。特别是灾难性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事件发生后,全国唯有凉州社会安定、经济富足。大量的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学士及流民涌入凉州,成为他们首选的避难之地,而河西的割据政权亟待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尤其是对统治缺乏信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如此。佛教从西域传到内地之后,其内容宣扬“众生平皆苦”、“轮回报应”,可以使下层深受苦难的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又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了佛祖身上,他们渴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认为只有佛教才是自己期盼的精神家园。因此,佛教在凉州迅速传播和兴起。
二、五凉时期凉州佛教的发展状况
《隋书·音乐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佛教在前凉已经深入人心。张寔继其父张轨大业后,也以佛教为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使凉州有了“世有佛教”的记载,从而繁盛一时。对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著名高僧佛图澄门僧近万人,他的许多弟子都来自凉州。凡是佛图澄到过的州县,争相营造寺庙,使当时的北方佛教发展很快,他的弟子中又有许多人返回凉州传教。到张天锡统治时期,西域高僧在凉州传教、译经已达到空前高峰。随着佛教在河西的广泛传播,凉州境内涌现出了许多建树颇丰的高僧。大翻译家竺法护通36种语言,《开元录》记载竺法护共翻译佛经175部、354卷,被后世称作“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的高僧。还有西行求经后,返回到长安翻译《普曜》、《广博严净》、《新无量寿经》等佛经,被尊称为“华梵兼通,音训允正”的智严、宝云等人。这时的凉州僧人不仅西去求经,返回后传教译经,使凉州成为中国佛法最兴盛的地区;而且凉州高僧还南下巴蜀、江陵、建业等地,传播佛教禅法,带去并翻译出大量的佛学典籍,使大乘学说与江南正盛的玄学相互融合,也给辩论义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凉州僧人慧贤、僧印、智严、宝云等人都曾先后在江南停留,由于他们的南下,使佛教迅速在这些地区传播开来,对南朝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称为“中国大乘佛教传播开启里程碑”的鸠摩罗什,也被吕光在奉苻坚之命西征龟兹时请到了凉州。吕光割据河西建立后凉政权后,鸠摩罗什留在凉州18年。在凉州期间,后凉在凉州大兴土木修建罗什寺,让他和从西域因仰慕罗什而追随来凉州的僧人在罗什寺中卓锡讲经。鸠摩罗什一边跟随当地百姓学习汉语,一边在凉州潜心学习,开坛讲经弘扬佛法。这一时期河西各地僧人慕罗什大名前来拜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来凉州交流学习。一时间,在凉州信奉佛教、翻译佛经蔚然成风,罗什寺也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思想传播和文化交流场所。公元401年,后秦姚兴攻破凉州,后凉被灭。姚兴仰慕鸠摩罗什的学识迎他进长安,被尊为后秦国师,让他带领800多位高僧翻译佛经。此后的12年中,罗什一直在长安从事佛经的翻译和讲解,共译佛经35部、294卷,所翻译的佛经有《大品般若经》、《阿弥陀佛经》、《维摩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罗什翻译的佛经在义、音两方面都是尽善尽美、炉火纯青,既不失原意,又保留了原有的语言风格,对以后中国佛学思想影响极大。
在五个凉国中,佛经翻译较为突出的当属北凉。在凉州涌现出了了一大批优秀的佛学翻译家,如道龚、法众、昙无谶、沮渠京声等闻名凉州,其中昙无谶最为著名。他在凉州完成了《大般涅槃经》等11部、112卷佛经的翻译。《大般涅槃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佛教的理念,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进一步论说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也有佛性,都能成佛。他的这一理论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凉时期的凉州,曾经一度是北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西域大量有佛学造诣的高僧大德前来凉州长期停留进行佛学典籍的翻译著述,还表现在大兴佛寺、广开石窟方面。在河西地区遗留的石窟中大多为北凉时期开凿。由于五凉时期佛教在河西,特别在凉州得到了推广和兴盛,开凿石窟寺的活动显得尤为活跃,现存的有凉州的天梯山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等。北凉时期开凿的代表性石窟当属被称为“中国石窟寺鼻祖”的天梯山石窟,即凉州石窟。北凉沮渠蒙逊热衷佛教,广开佛寺,《北凉录》记载:“先是蒙逊有凉土,专弘佛事,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无时暂舍,遥见则行,人至便止,观其面貌,状如其中泥塑形象。”沮渠蒙逊将西域来凉州的高僧昙无谶尊为国师,当时的天梯山石窟规模宏大,有洞窟26个、僧人230多人,佛事活动繁盛。《释迦方志·通局编》记载:“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现存,有塑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其旁侧,足迹纳尔,斯徒从矣,不可具云。”说明大佛窟中释迦像是蒙逊为其母亲所造;同时,也说明北凉时期天梯山石窟一带佛事活动频繁及凉州作为北中国佛教中心的佛教盛况。在北凉统一河西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由于沮渠蒙逊大力倡导佛教,使佛教的传播在河西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盛,凉州成为全国翻译佛经的中心和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
三、凉州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凉州地处丝绸之路重要地段,是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融合与发展。特别是十六国后期,在佛教逐渐向中原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凉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凉州佛教完成了向北线和南线的大转移。天梯山石窟为新疆以东的石窟开凿提供了一种范本,因此形成了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独树一帜的“凉州模式”。特别是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技术力量。
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北魏统治阶级迁凉州工匠3万多户到北魏都城山西平城(今大同市)开凿云冈石窟。在迁徙到平城的3万多户中,其中就有著名高僧昙曜、师贤等人。更多的是开凿了天梯山石窟的工匠,他们带到平城的除经卷、锤子、凿子外,还有大量的佛教经典和历史文化。从此,凉州僧众和凉州佛教文化在之后的百年间迅速渗透到中原和长江以南地区。
大约在魏太武帝建国的时候,鲜卑族的拓跋氏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了。迁都平城以后,在这个新国都里,佛教寺院也相继建立起来。按照佛教的正统观点,出家人是不应当礼敬君王,不需要孝养父母的,这两点总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因而长期以来为人们争论不休。文成帝继位后,尊凉州高僧昙曜为国师。昙曜为文成帝首先解决的就是拜佛与忠君的关系问题,这样,儒家的“忠群孝亲”思想就为北魏的统治阶层和出家僧侣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了更进一步地体现礼佛就是忠君的思想,昙曜建议文成帝在全国开凿石窟广修佛寺,所有石窟和寺院里佛像的形体和相貌,全部仿照皇帝来塑造。公元452年,文成帝接受昙曜的建议,下令雕造了一尊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制作的石佛像,因为他本人的脸和脚上长有黑痣这尊佛像雕成以后,还特意在脸上和脚掌上各镶嵌了一小块黑石。到公元454年,从凉州迁徙去的佛教僧侣们在昙曜的监管下在京郊开凿云冈石窟,昙曜和凉州工匠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为道武帝及其以下的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五位皇帝各铸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像,每尊像高1.6丈。这五尊帝王的化身像,既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也有颇多的现实意义,因为北魏的统治者认为,佛教僧俗们如果能经常面对着他们的君王礼拜,那么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了。
由于昙曜在北魏复兴佛法、开窟建寺,为维护和稳定北魏统治阶级的地位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被封为沙门统来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可见凉州僧人的地位十分显赫。
北魏将都城南迁洛阳后,又是开凿了云冈石窟的僧侣、工匠也随之南下,将佛法带到了洛阳,为北魏统治者开凿了后世称之为“世界十大石窟寺”之一的龙门石窟。
关键词:《时间简史》;史蒂芬・霍金;时空;生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17-02
史蒂芬?霍金说:“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完成我对宇宙的认知,这包括宇宙为什么是它现在的样子,以及宇宙为什么会存在”。霍金对物理学的不懈探究以及对真理的热情执着让他成为自爱因斯坦以来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其著作《时间简史》更可谓一本将高深的理论物理通俗化的科普经典。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不希望拘泥于学科与专业之限,因而广泛涉猎各学科有关书籍,开卷明理之间做到海纳百川、化为内修。怀揣着最简单也最狂热的求知之梦,我在品读与思考中与《时间简史》结伴,将物理与哲学看似冗杂艰涩实质却本就渗透在我们生命最深邃处的真理与睿智体悟入心,并将一些思考与心得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来诚愿与朋友们分享、交流。
一、时空之境
在《时间简史》中,霍金试图以一种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将不可切实感知的宇宙形态描述为一个有限却无界的空间。它神秘而充满真实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宇宙本身就是代表了存在的意义。书中文字从物理、天文、宇宙学甚至哲学的角度将霍金本人对宇宙、时空乃至生命的理论思考及心里哲思清晰而真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书我了解到,霍金最杰出的贡献无疑是他在经典物理的框架中证明了黑洞和大爆炸奇点的不可避免性,推论出黑洞越变越大,同时又在量子物理的框架中指出,黑洞会因辐射而越来越小。大爆炸的奇点不但被量子效应所抹平,而且整个宇宙正是起始于此,正如本书副题――“从大爆炸到黑洞”,他试图直观的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空间”。然而如同《金刚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所谓空间仍是一个“无穷而穷”的境界,我们存在于空间之中,生命如恒河之沙、雾中埃尘渺小到微不可窥,这是“无穷”。反观宇宙之浩渺博大,却终究逃不过有限外延与最终重复重生于毁灭的宿命,此乃“有穷”。
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曾说过,这世间有两样东西让我们越思考越是迷惑,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律。我们不难想象:在遥远西方古老城邦的智者们将天上的繁星划分为不同星座并赋予别样内涵的时候;在华夏宗族最古老的贤者们描绘着五行八卦、占卜着天干地支日月星辰的时候;在黑暗而动荡的汹涌岁月中,无数凝聚着当时最先进的智慧文明的呐喊声即便难以验证却被当做异端而残忍的扼杀在咽喉的时候,人类仰望着头顶那片遥不可及的星空,怀揣着怎样的兴奋与无奈,却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与期待。然而,在这浩淼神秘的无穷星河中,我们究竟在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人类心怀迷惑,而不断的试图将自己的存在与那未知的星河相互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便足以去证明我们人类终究与这无尽的奥秘存在某种深刻的联系。代代往复轮回,人类生生不息,我们从未止步于对这片未知星河的探索,乃至从历史到文明都烙印下那份疯狂的痴迷与偏执的信仰。但回到“有穷”于“无穷”的命题,我们却总会那么无可奈何,我们自觉已经解开了这宇宙奥秘的一角却越发感受到那份不可捉摸的无尽未知,我们似乎只能深刻的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生命太过短暂的有穷,面对宇宙永恒无尽的“无穷”,是如此微不足道。这里的“有穷”便也就牵扯到了一个时间的问题。
而对于时间的描述,可以引用书中的原文来具体审视其中的哲学思考与物理本身的内涵。“无序度或熵随着时间增加是一个所谓的时间箭头的例子。时间箭头将过去和未来区别开来,使时间有了方向。至少有三种时间箭头:第一个,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即是在这个时间方向上无序度或熵增加;然后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这就是我们感觉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最后,是宇宙学时间箭头,在这个方向上宇宙在膨胀,而不是在收缩。”将时间与空间两者结合而言,书中提及的无边界实际上便条件意味着时空在收缩时无序度的继续加成,当宇宙压缩时,时间的方向也会和膨胀,即现在发生的时间同向。但这也只算是艰深的物理学假象,涉及我们生活本身,实际上更多的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心理感受与物理差异之间的奇妙错觉。时间长久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在我们的历史中存在着、流淌着,生命在时间的河流中飞逝而过抑或虚空久长,让无数生命留下无限多的遗憾以及希望,以“有穷”之生命来探索“无穷”之境界,这也便是生命最神奇的地方,而也唯有当生命与时空相互作用、产生影响,保持着突破这份穷尽的决心,这才能称之为我们所说的存在的那个时空,称之为“世界”。
二、生命无涯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指出,宇宙产生于一场物理爆炸。宇宙里物质密度不均匀的地方产生了核聚变,产生了恒星,恒星又坍缩或爆炸,产生了第二代或第三代恒星,被我们称之为“太阳”,进而产生了地球。
之后,在地球那片荒芜的海洋中无数机遇巧合令化学物质反应重组形成新的个体,一种绝无仅有的个体形式――称之为生命的存在。无可计数似无尽头的柔软的躯体衔接在一起,生命的链条在污浊的海洋中用多少代种族的生息尝试着生命的无限可能,螺旋状的生命图腾交替依存,无所谓一切付出和代价,无意识的亿万个微小的存在就本能的向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度过短暂的岁月,他们似乎什么也留不下,但是每一个微小的牺牲都无垠的时间下总会催生出名曰奇迹的伟岸传奇。生命演化至今,我们自称万物之灵长,探求时空与生命的真理,而我们又是否真正了解何为生命?在我看来,生命要与时空相连才可称之为“活”。假若我们的生命认定一切存在与努力都终将在身后灰飞烟灭,那无疑始终莫大的悲哀。即便最简单、最鄙陋的生命也是皆大欢喜的。我们存在于某一个时空,在生活中体验那些勇敢、那些执着、那些坚持,为梦想而挥洒着汗水、为真理而不懈探索、为生活的更好而不断创造属于生命的新的卓越,建立幸福的家庭、延续生命的瑰丽,这世界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将生命变的无比光辉的理由。尽管世界不尽完美,但我们作为生命的有限个体,学会珍惜生命,并将生命无止尽的延续下去,才不会在时空中迷失属于生命的本真与尊严。
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世界对不同的生命个体来说也是各具意义的。有的生命的世界是从他认识到世界的存在并作为其一部分而产生个体认知开始,一直到他对世界的存在开始否定乃至模糊不清直至彻底遗忘作为终结的。而有些生命,则是从一开始就对世界的存在抱有否定或疑惑的态度,一直以一种暧昧不清的存在混迹于世上直到自己的存在以一种难以察觉的速度逐渐磨灭而亡。更有甚者,其生命的世界开始于人们记得他的出生,终结于人们遗忘他的死亡。但我坚信,我们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在这颗蔚蓝的地球上,我们受到恩泽滋养,代代繁衍生息,成为拥有智慧的特殊的生命。我们在这颗星球上创造出文明,我们穿越平原、翻越高山、征服海洋、翱翔天空,甚至凭借技术的革新与进步突破地心引力探索宇宙的奥秘。但我们却又是如此笨拙,我们曾经愚笨的一再误读那些现在看来浅显易读的真理,但有多少次为那些牺牲与愚昧而沾沾自喜。我们犯下过这世界都难以宽恕的巨大错误,造成自然中从未造成的可怖的悲哀,我们也创造了这颗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文明,成就了自然演进中最瑰丽的奇迹。但我们仍旧不可否认,对于宇宙来说我们太过于渺小,我们能改变和存在的不过眼前的世界。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如果以光的速度向它跑去,仅仅需要八分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太阳光,实际上是八分钟之前的存在,而我们在夜空中看到的那些闪烁繁星的光芒,或许早已陨落于几十亿年之前。这样想,可能是个悲哀的命题。但是请让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命题,我们能改造的也许只是眼前的世界,然而我们保护好目前所拥有的,将环境与资源守护于发展中的平衡,延续存在的同时用有限的生命去探索无限的未知,让我们这一代的存在深刻的延续在我们的子孙后代中,这是件多么美妙而神奇的事情。就如同夕阳西下垂垂朽矣,却在这颗蔚蓝星球的另一面冉冉升起,迎来送往间光明永不停息。物质本身即一种存在,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让生命继续,让希望不止,让生命之无涯,在时空之境中交汇处“世界”那份“活”的精彩。
三、总结
在《时间简史》中,时间与空间不再是物理公式推导出来的冰冷数据,而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我们所存在的证明,它们不可撼动、无比强大,却与我们的存在一同组成了世界的完整,它们亘古自在、无限久远,却也无可奈何的难以掌控自己的破灭与重生。它们就是存在本身。我们不仅思考一个恒久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我们能否就如此简单的去归纳“世界”的概念从而得出这样一组结论:世界是物质的,其组成以宇宙的形态为表象支撑起我们认识的架构?但事情又似乎并非如此,我们感受到的是超越其因果概念的更为宏大的存在,但却分部在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内心,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世界是包含了一切已知和未知事物之总和,所谓世界即是我们所拥有的自身。而生命也许只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即便它的存在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巧合与难以控制的命运,它充满了平凡与软弱、充满了懵懂与迷惑,但它却如此不懈和坚韧,如此富有尊严的存在着,它不够强大、不够久远甚至可能随时终结。但这正是它的精彩之处,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创造辉煌,用相互衔接的生命脉络去领悟无限种可能与无限的真理,这才是整个宇宙真正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