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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关键词:文学圈教学法;中国现代文学;应用研究
在高师院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是中文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了解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发生的文学现象及经典作家作品,而“鲁、郭、茅、巴、老、曹”这些经典作家即涵盖其内。学生熟悉掌握现代文学史及经典作家作品,不仅有助于积淀其人文修养,而且还可以为将来走上教学岗位的学生积累必要的现代文学基础知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授的质量及效率至关重要。就目前高校该课程的教学而言,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教学,授课教师是课堂的绝对中心,教师在课堂中普遍进行的是填鸭式教学方式。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优点在于教师能完全掌握课堂教学的秩序,能够合理分配教学的重难点,不过此教学方式还有一个很大弊端,即是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让学生完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所以,就教学效果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效率有限。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普遍采用的传统教学方式,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改变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的困境。简言之,即是采用文学圈教学法,进行合理有序的应用。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内涵及实施方式
(一)文学圈教学法的概念及内涵
作为一种阅读教学方式,文学圈(LiteratureCir-cle)最早的发现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的一名小学教师卡伦史密斯,1982年,卡伦史密斯一次偶然机会在教室内落下了一批阅读书目,这些书目遂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学生争相阅读,发表看法,甚至自发组成讨论小组,在以后的期末考试中,令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些学生的阅读成绩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而卡伦史密斯所教班级的这种阅读经验,被本校教师大力推广。卡伦史密斯所发现的这种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阅读活动便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圈的雏形。文学圈概念的正式提出要归功于美国学者哈维丹尼尔斯,1994年,哈维丹尼尔斯的巨著《文学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的声音和选择》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详细地界定了文学圈的概念,其认为“文学圈是以合作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暂时性的弹性阅读小组,小组成员自主选择并阅读同样的故事、诗歌、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在完成独立阅读之后,小组共同决定要讨论的内容。成员根据自己在小组定的角色和职责为下一轮将要举行的讨论会做准备,按照各自分配的角色,设计阅读作业纸,准备讨论时的问题提纲。在讨论会上,成员根据自己先前准备好的问题提纲与教师和组内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各阅读小组完成一部书的讨论之后,成员会以恰当的方式,集中而创新地展示、交流作品中的精彩部分,这样有利于同更多的团体成员交流和共享阅读的快乐和惊喜。最后,完成讨论的小组之间进行必要的成员交换选择更多的阅读材料,组成新的文学圈,展开新的一轮阅读与讨论。”[1](P51)从以上哈维丹尼尔斯对文学圈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学圈阅读法适合的最佳领域是阅读文学类课程,如小说、诗歌、散文等课程的教学应用。学生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自由阅读的过程中,独立产生对这些阅读材料的兴趣,然后自发与同学结成讨论小组,讨论交换自己的阅读心得。这种阅读方式有点类似于国内流行的班级读书会,不过,与班级读书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文学圈阅读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学生的个性也更易得到表现。
(二)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程序
文学圈在最初雏形形成的过程中,学生对阅读材料的选择完全是随意和偶然性的,由于现实的教学过程中,一门课程的教学存有基本的大纲及重点。因此,如果完全让学生随性自主选择阅读材料,会导致阅读的分散及偏离。针对文学圈雏形的这种特点,哈维丹尼尔斯在书中又针对性地加入了学习任务单,文学圈的这种阅读随意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成熟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课任教师亦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角色。其角色的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任务单的设计。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文学圈教学过程可以分成六大部分,即选择阅读材料篇目、形成不同阅读小组、设计小组阅读任务单、分角色完成阅读材料、教师总结评价、形成新的阅读小组。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阅读任务单的设计。在设计阅读任务单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特点、兴趣爱好,甚至是性别差异,设计适合学生的阅读能力及兴趣的问题任务。任务单的问题要有开放性、延展性和思辨性,这些问题在课堂上讨论时,要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展开,并引起学生的辩论探讨。另外,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又一环节是教师的总结评价。在现实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现场教学进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学生讨论完成之后进行现场总结评价,亦可以填写问卷表,以便在下一次文学圈教学活动开始时进行回顾和总结。每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要及时做好评价和总结,要肯定表扬学生的优点,亦要指出不足之处,这样学生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圈教学活动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提高。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实施
文学圈教学法的最佳实施领域是阅读教学,尤其是文学类课程的应用,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设置中,几乎有一半课程是文学类课程,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等等。因此,对这些课程进行文学圈教学方式是水到渠成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性质及特点
如前所提,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高师院校中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一般开设两个学期。按照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实施方案来看,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现代文学发展三十年的基本文学史知识及经典作家代表作品。而作家代表作品的教学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学课程的大半壁江山。学生了解掌握了多少代表作家作品,实际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败。以“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巨匠代表作又几乎占了现代文学课程文学类作品的一半,这些作家作品内容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领域,学生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掌握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实际的文学圈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掌握现代文学课程的效率。
(二)文学圈教学法在现代文学课程中的案例分析
现代文学课任教师大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现在的学生不爱读作品或者说是根本不去读作品。这些学生为什么不爱读作品呢?客观方面来说,现代文学课程中有些作品由于年代社会背景的原因,比如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戏剧等,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研读,这些学生由于自身的时代历史背景的积淀薄弱,不能融入作品,所以就有些抵触作品文本的评析。从主观上看,则是课任教师教学方法的生硬,也就是教师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方式,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长久以来会让学生有些麻木,从而在课堂上与教师的教学节奏不相协调,这样的教学效果就有些差强人意了。下面笔者尝试以茅盾的短篇代表小说《春蚕》为例进行文学圈教学法的设计。1.《春蚕》内容简介及教学目标《春蚕》是茅盾的代表短篇小说。该作品创作于1932年,按照现行的文学史的界定,《春蚕》“通过描写30年代中日淞沪战役前后,江南农村蚕农老通宝一家的养蚕‘丰收成灾’的悲剧事实,形象地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民族灾害;展示了中国商业资本家和官僚阶级由于转嫁危机与农民阶级形成的尖锐矛盾;同时勾勒了两代中国农民不同的思想与行为,预示着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2](P170)《春蚕》与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是30年代描写“丰收成灾”的三部代表作。《春蚕》以现实主义写实的笔法描写了江南杭嘉湖蚕乡“蚕农”这个群体的悲惨生活,小说形象地塑造了以“老通宝”和“多多头”为代表的两代蚕农的形象。《春蚕》的教学目标在于要让学生明了为什么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了;其次是掌握老通宝、多多头两代蚕农的性格差异;最后掌握小说的叙述特点。在以往的传统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一般是以事件———人物———方法的方式,讲述作品背景、分析丰收成灾的原因、总结人物形象特征、最后是评价小说的写作方法。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法,优点在于讲解思路很清楚,不过缺点是学生的参与感不强,对作品内容及人物的认识不够深刻。2.《春蚕》文学圈教学法应用流程按照上文所提文学圈教学过程的六大步骤,第一步是选择阅读材料即《春蚕》;第二步是形成阅读小组,笔者尝试以学号分配方式随机组合成不同的阅读小组;第三步是设计阅读任务单,此部分是关键。笔者主要列举以下问题:A.请详解《春蚕》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B.你认为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细节是否真实?C.怎样评价《春蚕》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D.叙述老通宝与多多头的性格差异。E.《春蚕》叙述描写特点。F.《春蚕》的民间话语形态表现。此任务单要在教学前一周提前布置给学生准备,接下来就是《春蚕》课堂的正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先前准备的任务单,在课堂上分小组自由讨论,教师扮演的角色是引导及聆听。讨论结束之后,进入第五个流程,即教师的总结评价。教师要根据学生在教学现场的表现,充分肯定学生对任务单的理解探讨。对于其在讨论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提出改善,为进入下一个文学圈做出准备。3.传统讲授法与文学圈教学法在《春蚕》教学中的比较为了对比不同教学方法对同一教学内容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春蚕》一文教学中选择了两个本科平行班对比教学,具体来说,一个班运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一个班运用上文所提文学圈流程进行教学。在教学活动结束后,笔者设计调查问卷表,并在课堂上采用闭卷答题的方式完成。然后分析比较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反馈材料,我们发现这两个平行班对《春蚕》理解掌握效果差异明显。采用传统讲授法授课的班级,对《春蚕》的把握仅仅停留在熟悉故事的阶段上,能大体清楚老通宝一家为什么丰收成灾了,而对于其中的一些诸如民间话语形态、日常生活细节、心理描写特点等方面没能有深刻的印象。反观,运用文学圈教学法教学的班级,则能深刻了解以老通宝为代表的江南蚕农丰收成灾的主客观原因,并对小说的一些叙述描写特点如数家珍。而对老通宝、多多头、荷花、六宝等主要人物形象描述饱满清楚。概言之,运用文学圈教学法的班级真正掌握并记住了《春蚕》这部小说。
三、文学圈教学法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
应用的反思基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基本程序,此种教学方法有以下限制。其一,文学圈教学法适用的领域主要是文学作品教学,对于一些文学史相关的知识点教学,优势则不甚明显。其二,由于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受到课时安排的限制,不可能也不现实每一堂课都运用此种教学法。其三,在文学圈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准备阅读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每堂课都让学生准备阅读的话,会极大地加重学生的负担,长久以来,可能会让学生麻木甚至厌烦,不利于下一个文学圈教学活动的展开。此外,笔者根据《春蚕》一文的实验,发现文学圈教学法顺利实施的一个关键是学生任务单的设置。任务单设置的根本原则是要有开放性,要能形成讨论的可能。比如“你觉得老通宝借债买桑叶的行为是否真实?”这个问题有很好展开的可能。其实这个问题的质疑最初源自于吴祖缃,其认为这个细节不符合生活真实,甚至是“无中生有”。[3]学生据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各抒己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尽管有些观点看法有些片面和浅显,但起码学生进入了作品,能够发表自己真实的感受及想法,并对江南蚕农的生活作出了精细的转述,这些想法证明其真正地看进了这部作品。综上,传统以教师为主导中心地位的教学方式,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对现代文学史及作品的阅读兴趣,学生不读作品不参与课堂讨论的现象极其普遍。基于现代文学的这种教学现象,文学圈教学法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学生不读作品的现状。由于文学圈教学法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程序与方式,教师的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教师在文学圈教学活动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而是一个引导者与聆听者。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学生的讨论状况,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对文本分析的厚度与深度,这样文本阅读理解就能深刻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一个文学圈教学便顺利完成,同时又为下一个文学圈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参考文献:
[1]Daniels.H.“LiteratureCircle:VoiceandChoiceintheStudent-CenteredClassroom.”[M].PortlandME:StenHouse,1994.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关键词: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文献学;文献级次;文献类型;原典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科学研究是以本学科的文献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健全学科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本学科的文献学。文献学承担着本学科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提供文献检索、利用的重任,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书学已有千年历史,在书家、书迹、书论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中可以说是名家辈出,传世之作甚多。但自觉地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却是晚近才开始的。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书界同人的学科意识逐渐觉醒、强化,并积极投入学科建设之中,使书法成为高校的一门独立课程,并设置了书法硕士点,博士点,使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光大,呈现繁荣景象。在书学史料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书学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无论在书迹、书论的结集出版,还是在书家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均表现出一种“集大成”的恢宏气度。
但是,此前所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书学史料,都还属于具体文献整理操作层面的工作。它需要被纳入文献研究的科学理论系统,或者说它需要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且有必要对以往一系列文献整理工作的许多成果从理论、方法上进行认真总结,使书法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检索、利用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
关于书法文献学的建立,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如丁正光先生曾发表《构建“书法文献学”刍议》,呼吁构建书法文献学,并陈述了他的一些初步设想。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志平先生《书学史料学》一书,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部书学史料学著作,该书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在中国书学文献学的建立中具有开拓之功。但此书与本人所构建的《中国书法文献学》在思路和构成上有较大差异。
日本书界一向重视书法文献的整理编纂,仅出版的大型书法辞典就有:饭岛春敬编《书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饭岛春敬编18卷本《综合书道大辞典》(东京堂出版,1982)、藤原宏、加藤达成等编《书学书道用语辞典》(第一法规出版,1978)、春明好重、杉村邦彦编《书道基本用语辞典》(中教出版,1991)、书学书道史学会编《日本・中国・朝鲜书道史年表事典》(菅原书房,2005)等。各书体字典则有:高田竹山监修《五体字类》(西东书房,1961)、藤原楚水编《书道六体大字典》(三省堂出版,1961)、伏见冲敬编《隶书大字典》(角川书店,1989)、北川博邦编《清人篆隶书典》(雄山阁出版,1979)、圆道佑之《草书大字典》(讲谈社,1968)等。但是他们的文献工作尚未能进入构建书法文献学的层面。
我们正在撰写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试图在已有书法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目前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并汲取我国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文献学理论方法,以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设计一个能够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次、各类型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对已有的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和基本类型进行科学划分,对重要文献的文献价值予以评述。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多种分学科或断代的文献学著作,但各书均偏重于原始文献的叙述评价,而忽略对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和“研究之研究”的次级文献的介绍评述。而且各书虽名为“文献学”或“史料学”,但却几乎不涉及本学科文献搜集、整理、研究、检索、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中国书法文献是整个书法学科的各级次、各类别的文献。一个学科的文献构成,都应包含三个级次的文献:
其一,原典文献。是学科构成的基础和前提,它决定着学科的归属。如中国古代书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时间跨度上说,是中国自有文字始,直至晚清期间的书学。它的原典文献,就是该历史时期内所产生的书家、书迹、书论。这是中国古代书学构成的根基,是该学科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原典文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学科归属的历史时期内所生成的全部文献,这个历史时期一旦终结,原典文献便不再产生。而学科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伴随着本学科原典文献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但却不会因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该学科归属时期内的原典文献不再产生而告终结。只要有对原典文献的研究,则该学科便会永无休止的发展下去。
其二,研究文献。由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而生成的“研究文献”为该学科的二级文献。只要研究不间断,“研究文献”便会不断生成。所以,二级文献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三,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是该学科的三级文献,也就是该学科的研究史、学术史一类的著述文字。它是该学科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二级文献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时,就会有对它的梳理和述评、研究,以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起点。而这种研究也会无限延伸下去,所以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这一基本认识决定了我们关于中国书法文献学体系构成的基本思路。
这样,本书便将1.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2.整理、研究、使用文献的方法;3.原典文献;4.“研究文献”;5.“研究之研究文献”等按照科学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书法文献谱系。中国书法学科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重要的文献类型,大体上都包括到这个文献学叙述研究的结构框架里来了。
我们把《中国书法文献学》内容的基本构成为:
“绪论”,是本书关于建立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思考和文献学叙述、研究框架的设计。“引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界定辨析;中国书法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关系;人文文献观与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本体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容与形式;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类型与文献谱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传播功能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的记录与交流;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文本阐释与读者接受;中国书法文献学的传播功能、类型与模式等。
第一编,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搜集与整理。参照中国传统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论述中国书法文献的辑录和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既是文献整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内容。经过这些理论方法的指导和综合运用所取得的成果,如校勘记、目录及目录提要、注释、版本鉴定等,除文献辑佚所得的原典文献外,其余均为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文献进行辩析和说明的二级文献,虽然不如论文、专著那样完整系统,但这些工作同样是一种学术研究,因此这些成果应和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批评的论著一样,被视为由原典文献派生出来的二级文献。
辑录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交互为用,密不可分的。这些古代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国书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仍可继续发挥作用,并得到丰富、改造和发展。
第二编,论述书家生平文献,包括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这些文献记录、反映着书家个人的生活状况、交游活动及创作著述情形,是理解书法创作主体的重要史料。中国传统一向重视“知人论世”,离开创作主体的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作品便难以解读。因而本课题特设一编,专门评述书家的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献类型。包括书家生平文献的体裁形制及书家史料的来源。
第三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迹,包括书迹文献的载体(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纸张)和书体(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杂体书)以及编辑出版类型(古代编辑出版类型和现代编辑出版类型)。
第四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论。包括综论中国书法原理和书法创作技法的文献。不含对书迹、书家进行批评研究的论文、专著及书法史等二级文献。
第五编,介绍对书法原典文献进行批评研究的文献――二级文献,包括古代研究文献和现当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古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题跋、品第、评骘、书史;现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论文、专著、书法史、书法理论批评史、有关书法研究的工具书《书法词典》(不含书迹字典、字汇等类书)。
第六编,介绍对书法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三级文献。包括:书法研究资料汇编、书法研究述评(单篇述评文章和述评专书)、中国书法研究史、中国书法史编纂史等。
第七编,中国书法文献工作的现代化,包括储存、检索等。
总之,在理论建构方面,我们在总体考察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西方文献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践,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基本规律,综合运用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建构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大部分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以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藩篱,把中国书法文献学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考察,赋予中国书法文献学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从而结束书法文献学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具体的史料整理、应用,在理论上则局限于方法论探讨的局面。这对于促进中国书法的学科建设、推动中国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平等对话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我们还力图设计一个书法文献的叙述研究框架,也就是书法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它需要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重要文献及各种文献类型,并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将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文献工作最讲究实事求是,所以本课题的研究,虽然也吸收现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在文献整理、编目、检索等方面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但更重视中国传统汉学、朴学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重事实,重证据,一切从事实出发。对文献的选择要尊重历史,力求选出那些在书法史和书法学术史上确曾发生过作用,能反映历史原貌的创作和论著。对本学科文献的级次和类型的划分,力求科学、合理;对各类文献体式特征的说明和对重要文献的价值评估,努力做到科学、准确、公允。
【关键词】小学语文 情境教学法 内涵 情境创设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4-0150-02
情境教学法作为素质教育改革发展以来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方法中沉闷的课堂氛围,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还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近些年来,情境教学法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认可,被应用在中小学各科目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情境教学法对于创造高效率的小学语文课堂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就情境教学法的内涵为出发点,分析了多种情境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创设,以期为其他的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提高课堂效率提供一些借鉴。
一、情境教学法的内涵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目的、教学目标,将学生引入到一定的情境教学活动中去,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在创设课堂教学情境的时候,教师需要有效结合教材的内容、学生学习的实际状况及特点等创设直观的、生动的、形象的、活跃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态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正确的情感态度,充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多种情境的有效创设[1]
1.小学语文课堂上故事情境的创设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进行故事情境的创设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教师根据课本的教学内容,以故事的形式向学生讲述,以求使学生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进而提高课堂效率。第二种是教师选择与本节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故事讲述学生,激发学生对本节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开阔学生的视野,为实现高质量课堂奠定基础。例如,在讲授《雷锋叔叔,你在哪里》这节语文课程时,为提高学生对雷锋的兴趣、更好地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可以先向同学们讲述一些关于雷锋叔叔帮助别人的一些故事,比如雷锋火车站助人的故事、雷锋钉子精神的故事、雷锋背残疾人过河的故事等等,首先使学生对雷锋产生一定的人物形象印象,带着这样的印象去学习课本上相关的知识,这样可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最大化,还可以帮助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故事情境在小学语文课堂上的创设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还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为小学语文课堂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2.小学语文课堂上讨论情境的创设
讨论情境在小学语文课堂上的应用可以增强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探究能力,培养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确保素质教育下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的教学理念的切实落实。素质教育下,教师必须在认真分析教材与学生实际状况基础上,通过提出相关的问题创设一定的讨论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与探究,从而提高小学语文的课堂效率。比如在讲授小学语文课文《幸福是什么》时,为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授课时,可以先学生们提出一些相关问题:同学们觉得“幸福是什么?”。并将全班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小组,使学生以组为单位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引起学生对课本内容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基本的语文素养。
3.小学语文课堂上音乐情境的创设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创设一定的音乐情境,不仅符合小学生现阶段的学习特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还可以创造轻松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效率。比如,在讲授《看雪》这节语文课程时,教师在授课之前可以利用多媒体先向学生们播放儿歌《雪花》:“千朵花万朵花,开在蓝天下,飘飘飘洒洒洒,飞向大地妈妈,温暖着地下的,许多嫩嫩春芽,为孩子带来了,无数冬的童话”。形象、简单的歌词给予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知识,还可以营造轻松活跃的课文氛围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帮助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4.小学语文课堂上表演情境的创设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创设表演情境是根据小学生现阶段喜爱表演、喜爱模仿的性格特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每一位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从而较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相关教学内容鼓励学生进行相关角色的扮演进行故事情境的表演,使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体会故事人物的性格特点、人物心境等,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印象,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比如,在讲授《孔融让梨》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可以将不同的角色如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孔融等分配给每组的学生,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故事情境的表演,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印象与理解,帮助学生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构建高效的语文课堂,向学生们展现小学语文课程的魅力。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小学语文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教学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充分利用新型的情境教学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教师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的小学语文课堂[2]。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临床药学药学监护医院药学
一、临床药学是医药结合、探讨药物临床应用规律、实施合理用药的一门药学分支学科。
它主要通过药师进人临床,运用药学专业知识,协助医师提出个体化给药方案,并监测患者的整个用药过程,从而提高药物治疗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临床疗效。传统的医院工作模式使药学专业人员的职能停留在药品采购、供应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事务性工作上,忽略了药学工作的技术内涵,“以药养医”、“重医轻药”的陈旧观念使医院领导对医院药学重视不够,药师获得继续教育机会不多,在知识结构和层次上尚有欠缺,不能适应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要求,这为临床药学在医院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
二、随着我国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广大群众对药品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合理性的呼声将日益高涨,如何让患者享有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药师要积极参与药物经济学研究,利用医院丰富的临床数据,运用最低费用分析、效益分析、效果分析、生命质量分析等多种方法,分析药物治疗模式对整个医疗系统及社会成本和效益的影响,在相同疗效的情况下,选择最经济的给药方案,优化卫生资源的利用,积极制定和推荐各种疾病药物治疗的最佳方案,扭转医师处方无法监督的局面,促进合理经济用药。
三、世纪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医院药学实践已开始由“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保证患者药物治疗的安全、有效、经济、合理为核心”的即“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此模式在国内被广泛称为药学监护。
美国的大部分医院都有一批各专业的临床药师,直接参与临床用药,参加查房会诊及疑难患者药物治疗方案的讨论。但他们并不直接从事常规血药浓度的监测,由检验科来承担。这样,临床药师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药物的选择、合理使用和监测结果的分析上。美国临床药学经过多年的发展,药学服务深人人心,工作水平也达到很高水准,临床药师在临床用药中的决策指导地位,已得到了充分肯定,据一份调查显示,临床药师在住院病房参与治疗工作中,药师提出的用药方案和建议以上被采纳或经过修改后被采纳,药师面向患者参与治疗,发挥了良好的医疗效果。由于临床药师全天候面向患者进行监护,不但发挥了良好的医疗效果,也使患者在病房的花费大大降低。
我国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三级以上医院必须开展临床药学,且许多省、市有关部门所定的《综合医院分级评审标准》也都对此做出相应的规定,然而无论是治疗药物监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或药学情报功的开展还都十分不完全。目前,我国的药物治疗监测品种与美国几乎没有差异,凡是治疗窗狭窄,血药浓度与临床反应关系明确的药物国内都可以做。然而的品种,各医院实际监测还十分有限。
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的《贯彻落实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中已明确指出,未来医院药学的重点是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临床药学工作,并将逐步建立起临床药师制度在医药卫生体制三大改革的推进和深化过程中,“以药养医”的现象将会渐渐被消除在医疗机构自制制剂不断萎缩、门诊药房剥离等“医药分业,措施的影响下,医院药剂科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摆脱传统的辅助科室局面,向直接服务于患者、涉足临床区域的主流科室发展,就必须努力实现从单一供应型向科技服务型的转变。
法兰克福学派的
大众文化批评观点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确提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以及文化艺术已成为“商业的俘虏”,“艺术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①在他们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商品,且具有较大商业价值。
大众文化的单一性。在利益驱使下,很多人盲目追求文化的艺术性及价值性。有些文化产品一旦获利就会伴随大批量雷同的文化产品,毫无创新意义,只是不停地一再复制。于是,文化便丧失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变得单一。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生活。它成为迎合人们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享乐之中的鸦片。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②
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现状
大众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消费市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大众文化作为科技新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视。我们可以试着从几个方面看我国大众文化的现状。
广告。广告的兴起就是为了促进消费、引导消费、生产消费。厂商为使产品能够顺利消费,会采取各种手段宣传产品并引导人们接受他们的产品。广告本质是消费主义,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当广告语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时,就会给没有了解和掌握这种话语的人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受和了解这些话语,以便跻身流行之列而不被时代的大众抛弃。
电视。电视进入了普通家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视带来的不只是信息和娱乐,它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电视主导了大众意识,电视里的世界是一个被编辑和改变的世界,使我们无法识别,但是也会引领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大众媒体吞噬了信息,消除了意义。而这样的情景,观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制作过程中去。大众已然成为媒体制造的“沉默的羔羊”。
大众文化批判观点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
首先,大众文化要有独创性。如今,大众文化的多样化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大多只是套用成功模板的一再复制。长此以往,会使人们陷入思维固定化、衰竭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力和鉴赏力。大众文化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鲜活的。我们常常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因此,我们的大众文化要深入民众生活,反映现实社会,并且在反映中还要注意文化的独创性。
其次,大众文化要有深度和厚度。大众文化有很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大众文化却不应该从众,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不能那么浅薄、俗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消费市场扩大,吸引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投资文化事业,这就会影响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世俗化,缺乏艺术价值,仅仅成为一种赚钱手段。因此大众文化的发展要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能媚俗。
本次研讨会由广东华人书法院院长刘佑局、美国丹佛孔子学院院长屠新时担任学术主持。刘佑局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中国书法热三十年如用理性的尺度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为“工匠”阶段;第二个为“流行”阶段;第三个为“仿真” 阶段。“仿真”时代就是刚刚从千人一面的流行书风中走出来的又一次模仿名家作品的千人一面制作式的书风,它所制作的“作品”严重缺乏深刻的艺术内涵和灵魂,用所谓丰富的拼盘技法致使视觉冲击审美错觉,狂热追求花样百出、叠乱迷离的外在形式而沉浸在自悦悦人的文化浅薄与浮夸兴奋之中。
刘佑局认为,文化与艺术的“仿真”(即假冒)时代,它与中国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文化艺术中的冒仿伪劣产品虽然不会像商品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直接伤害人的肌体,但它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侵害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文化打假将是一场更加艰难、更加迫切的任务。
本次研讨会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此举就是为了重建健康向上的文化审美标准,扎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精神,开拓高尚、洁雅、通透的艺术取向,把握普世认同的心灵准星,重新焕发文化艺术感化人心的精神魅力,挽回人性灵魂失落的悲剧,谱写人类真性情的美好赞歌。
研讨会组委会还提倡论题文章的征稿要广阅博览,穿透古今,用顿悟渗透和见识本真,用真知灼见挽救丑恶的艺术错觉和灵魂,把书法文化扶上正轨。同时要用历史和人物事件,从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把握力总结中国书法文化三十年,对正反两方面提出尖锋意见,为中国书法发展“主导”正位。还要对当前书法“制作”的手段进行披露和透析,用明辨、通理、达识的深刻见解,批判只重形式缺乏内涵的外泛风气,抵制制作的书法形式继续漫延,感化和呼唤走入误区的“书法人群”魂兮归来。
>> 中国民法学在民法典创制中的分析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影响 论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 有关民法学教学的初步探讨 基于民法学视角下的非法取证行为 民法学个案实例教学探索 基于应用视角的经济法学教学与民法学教学之比较构建 《民法学》教学创新设计之“专题教学法” 浅析我国民法的本位 论案例教学在民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在《民法学》课程中应用“研究型教学方法”的难点探究 论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民法学原理 浅议高职院校民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案例教学法在《民法学》课程教学中的实施 论民法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高校“民法学”课程网络教学模式探析 浅谈《德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我国商业银行外汇业务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8-04-28/2011-08-07,2013年12月15日.
{7}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学者们撰写的合同法论文中,引用台湾地区的文献数量在原文域外文献中的占比为11.4%。
{8}薛军曾于2001年赴意大利比萨大学法律系作访问学者,随继在罗马第二大学(Tor Vergata)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5年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徐国栋教授曾于1994年至1997年间,二度在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任访问学者;徐涤宇曾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在哥伦比亚开放大学作访问学者,随后于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阿根廷国立萨尔塔大学、萨尔塔法官学院和莫龙大学作访问学者。
{9}谢怀教授在1939年后的三年间,曾师从梅仲协教授,接受了严格的大陆法学术训练。谢先生虽然未曾出国留学,但是这3年的学习使得他在德日民法方面就有颇深的造诣。参见:张谷:《情系两岸的民商法泰斗》,《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2期。
{10}孙宪忠教授曾于1993年获得联邦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奖学金,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和国际私法法研究所留学,主攻物权法、不动产法。德国学习的这段经历,让孙宪忠教授成为国内顶尖的德国法专家。
{11}韩世远教授曾于2000年10月-2001年9月在日本法政大学担任HIF招聘研究员;又于2006年10月-2007年9月、2009年6月-2009年9月先后两次赴德国(汉堡)马克斯・普朗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任访问学者,其在日本和德国接受的严格大陆法训练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也很明显。
{12}王利明教授曾于1998年8月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
{13}许传玺教授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14}苏永钦:《韦伯理论在儒家社会的适用――谈台湾法律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载苏永钦著:《经济法的挑战》,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83年,第64-65页。
{15}合同法概述包的括了合同概念与合同分类、《合同法》概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16}对于物权法的引证分析,笔者的分析样本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学家》、《比较法研究》、《现代法学》、《法学》、《环球法律评论》、《当代法学》、《法学评论》等11种CSSCI法学类期刊中有关物权法的论文的域外文献引证数量。
{17}其中,研究物权法的诸论文一共引用了411个来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其中“物权法总则”的论文共引证了227个来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占比55.2%。然而,受英美法系普通法自身发展轨迹的影响,这些域外资料对于我国物权法具体制度的构造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英美法系的物权法(财产法)带有较为浓郁的封建法色彩,其大部分词汇仍带有封建痕迹,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其财产法主要是关于田地、庄园、庄稼和畜牧的法律。因而即或是在英美法系,财产法也历来被誉为最难理解的法律制度之一,许多学生认为财产法犹如吞嚼难以下咽的肥肉,既难学又枯燥。参见: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序言”Ⅰ~Ⅲ,第11页。
{18}2005年10月《环球法律评论》与汕头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究”研讨会上,对于我国财产立法的体例选择问题,武汉大学余能斌教授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还是应该主要采大陆法系之体系。参见谢增毅,冉昊:“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讨会综述”,载《理论参考》2007年第6期。
{19}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序言”,II。
{20}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撰写合同法相关论文时引证的域外文献的数量很少,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域外文献中,来自于苏联的参考文献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比如,高敏1988年发表于《中国法学》上的“关于违约金制度的探讨”一文仅有的三个外文引证文献中,源自苏联的域外文献有2个。
{21}周少元:《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变革与法律移植》,《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22}在“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与路径依赖的形成”部分中,关于域外文献印证情况的描述,参考了本文表1中的相关数据。
{23}江平:《制定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24}徐涤宇:《间接制度对仲裁条款的适用》,《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5}冯玉军:《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6}可以说,法律移植以及法律的本土化,不仅是近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突出的现象,而且也是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等各个时代、各种法律体系之间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参见:魏琼:《关于法律移植的一个实证分析――以希伯来法对古巴比伦法的移植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
{27}王泽鉴:《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6期。
{28}陆静:《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比较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Abstract:To analyze foreign references citations of civil law papers collected in CSSCI journals (Law class),we could discover that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had the preference of citing foreign references, which even led to formulating the trend of developing into a research pattern of“no foreign references,no papers”. According to this citation preference,we can find the competition and choice of system path in the civil law researches from one aspect. In the process of path competition,the scholars will gradually formulat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civil law system or common law system. Once the path dependence becomes excessive,it will do harm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ve civil law.
>> 外国法查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新思考 建设“一带一路”对我国法学思想的影响 外国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论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的法律适用问题 论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 浅析当事人查明外国法的性质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外语教学新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哲学思考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 “一带一路”下的文化融合 新引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下如何建设港口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思考 “一带一路”的国际态度 “一带一路”上的兵团力量 “一带一路”的冰与火 “一带一路”的使命承托 “一带一路”的PPP模式分析 “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 的“一带一路”足迹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5年1月11日访问。
④《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17条规定:“人民法院通过由当事人提供、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合理途径仍不能获得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外国法律,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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