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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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2.高耗能行业在经济发展中仍起带领作用。“十五”以来高耗能的重化工业成为引领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行业。近几年来，由于能源供需关系紧张，能源工业成为投资建设的重点，能源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列各行业之首。但是，能源工业本身的能源利用效率下降的问题非常突出，这反映了能源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没有与规模扩长同步增长，基本上属于低技术水平的粗放型的规模扩张。在许多发达国家，能源工业既是为社会提供能源产品的生产部门，也是实施节能工程、推广节能技术的实施部门。在我国，能源工业本身在节能降耗、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就存在不少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能源价格的上涨使能源部门本身缺乏节能降耗的动力，能源工业发展的速度过快，一些高耗能企业和能源生产技术也获得了机会。

3.价格还没有充分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工业部门是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部门，但是，从2000-2005年，我国能源消费进一步向工业部门集中。近几年，高耗能行业包括能源工业成为利润率较高、投资回报丰厚的行业。这说明，高耗能源产品价格增长幅度高于工业产品平均价格和能源产品价格的增长幅度。这也是高耗能行业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仍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能源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收益最高的行业，能源工业的利润总额占全部工业利润的30.1%，能源工业利润率过高除了能源价格上涨之外，还有能源产品成本计算不完全的原因。

2007年是我国扭转节能形势的关键一年。针对我国节能形势与存在的问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快发展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抓好重点行业的节能工作。要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的状况。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15%。按照目前的工业结构，如果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而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比重相应地下降一个百分点，万元GDP能耗可相应降低1.3个百分点。在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同时，也要调整贸易结构，要适度减少高耗能产品的出口。要继续狠抓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节能。建筑和交通是目前用能增长最快的领域，必须高度重视这两大行业的节能工作。

第2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石油行业；财税政策；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4-0055-08

一、引言

税收作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财富分配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仅在理论界备受重视，在实践中也是各行各业改善经营管理和税收筹划的重要依据。因此，关于税收制度的完善及具体实施方案的变革，近年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本文以石油行业为例进行财税分析。从建国到现在，石油税制共经历了多达6次的巨大演变，现行有26种相关税费。。合理的石油税收政策，不仅是企业经营状况的真实反映，更能协调国家与石油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尤其是当今，石油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如何确定国内税收政策的改革方向，加强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引导力度，更好地实现石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促进石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众多企业思考的课题。通过国内外财税制度的介绍和比较研究，本文在为读者展现出税收制度改革的同时，更希望借鉴国外成熟的税收体系和实施规范，为我国石油行业财税政策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点参考。

二、有关石油行业税收理论的研究综述

石油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石油税收是国家石油政策的重要体现，科学的石油税制体系可以促进石油资源合理利用并增加石油安全的保障程度(罗东坤，2005)。多年来，研究石油领域的文献、著作不断涌现，硕果颇丰。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3类：一是就现行的规定及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性的描述与介绍，二是利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石油行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和国外石油税制进行剖析与阐述并提出改进的建议。第三类是围绕石油的可持续性发展、消费、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的。鉴于本文写作的目的和出发点，着重介绍关于第二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我国石油税费制度沿革经历了创立、发展、改革3个时期，形成了以增值税和资源税为主的现行石油税费制度，对促进我国油气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上的不合理、征收机制上的不规范以及理论认识上的不清晰，导致了增值税、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在实践中的混乱。

荆红丽(2007)着重剖析了我国油气田企业增值税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她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完善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税制的建议与配套措施。

在资源税上，王甲山与荆红丽(2006)认为我国油气资源征收的资源税从量计征不够合理，还有资源税税额与国内矿区使用费费率难以衔接等。这里面暗藏了许多影响因素。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我国现行的石油资源税费制度与初衷相悖甚远，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李红欣、杨鲁、孙长远(2006)从石油资源税费制度的现状出发，就石油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比例和征收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另外一个大税目――所得税上，张贡生与马衍伟(2007)认为我国石油企业现行所得税法也存在着可以改进的空间，如不配套的石油企业会计制度，不规范的税基界定，频繁更换的管辖规定，不公平的汇算清缴等。王建铭(2005)与张、马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所得税改革上他更是主张调整所得税税率，确定税收减免政策，实行完全成本核算和允许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采取其他所得税优惠措施等。

以上理论笔者是具体从税种设计和实施环节上引用与归纳总结的，以便从总体上对我国现行石油财税有一个基本衡量与把握，下文借用和埃克森美孚的税负对比，分析我国现行的石油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从而为我国石油财税制度提出改革思路和实施的政策建议。

三、中石油与埃克森美孚税负对比分析

为客观认识我国石油企业的税负水平，本文选择世界头号跨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与我国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进行案例分析。这两个公司除了有代表性外，还同为上下游一体化的跨国石油公司，在业务范围、业务类型等方面非常相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但是上述两家公司业务涉及的国家众多，各国税负差异较大，全面比较难以衡量我国的税负水平，为此重点以其2003～2007年在本土的有关财务和税费数据与中石油进行对比分析，以客观认识我国石油企业的税负水平。

1　企业背景　埃克森美孚是世界超大型上下游一体化跨国石油石化公司之一，由埃克森公司和美孚公司于1999年合并组建而成，业务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油气勘探开发、炼油与化工、营销等业务，拥有员工8万多人。20O7年，埃克森美孚资产总额达到2421亿美元，营业收入3903亿美元，在2008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二，在美国《石油情报周刊》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球大石油公司排名中列第3位。

中石油是中国油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油气生产和销售商，于2000年4月在纽约及香港上市，2007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中石油是全球石油石化产品重要的生产和销售商之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与石油、天然气有关的各项业务，主要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原油和石油产品的炼制、运输、储存和销售；基本石油化工产品、衍生化工产品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的输送及天然气的销售。2007年，中石油资产总额达到1395亿美元，营业收入1099亿美元，在2008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中排名第25位，在美国《石油情报周刊》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球大石油公司排名中列第7位。

2　税负对比　以下将通过对两大公司本土实现税费情况进行对比，以客观衡量和反映我国石油企业的税负水平。

中石油本土营业收入低于埃克森美孚，但实现税费远远高于埃克森美孚，而且2006年开征特别收益金。以来税费迅速增加，使中石油本土税负高于埃克森美孚近一倍。其中，中石油本土所得税外其他税负远高于埃克森美孚，尤其是2006年以来，比埃克森美孚高一倍多(如下图所示)：

若将整体的税费结合石油行业的生产流程进行细化对比，则情况如下：从上游油气勘探与生产环节来看，近年来，中石油本土上游税负高于埃克森美孚，其中，所得税外其他税负比埃克森美孚高1～2倍，2006年以来增幅更大(见图3)。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静态水平来看，中石油在本国的税负高于埃克森美孚在美国本土的税负近一倍，2006年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以来尤其明显。

从变化趋势来看，中石油本国税费在增长，而埃克森美孚在美国本土税负却呈下降趋势。

美国为了鼓励本国石油公司发展，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逐步削减税负；而中国尽管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石油企业税负仍然偏重，削弱了我国石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不利于国内石油企业参与国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四、石油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以上两个国内外案例的直接对比，明显可以看出：国内石油行业的税负在国际竞争中是处于相对劣势的，正在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石油财税制度仍背着许多包袱，步履维艰，主要表现在制度的设计上、调节的失衡上，在优惠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分别分析这些不足，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成熟石油财税制度进行比较与借鉴，摸索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和可提升的空间。

1　制度的设计　目前我国石油行业采用的是通用税制，在此基础上增添与油气资源相关的税费项目。在这种附属体制下，国内税种不仅名目繁多，更免不了重复征税和操作的复杂化。在具体的税种设计上，却又相对简化，许多设置与油气所处的勘探开发阶段性关联不大，更多是集中在勘探和生产收益分配阶段。石油行业存在的制度问题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现行很多税目的征收方式和计税依据不尽合理。长期的从量定额征收方法是建立在销售量或自用量的基础上，不是以实际开采量为依据的，更没有按照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或实际的销售额征收，应该严格遵循国家财税体制改革所推崇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推进对包含所得税、资源税和地方税在内的一些税种和税率的改革。

其次，没有实行石油区块的招投标制度，缺乏石油区块的竞标市场，难以发挥市场机制对石油矿权进行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主要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采用的行政授予方式，导致石油公司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矿权。相反地，美国不需要用法规形式规定资源收费额，而是实行国外通行的石油区块招投标制度，将权利授予最具效率的公司，充分反映资源价值级差，提高开发商的内部收益率，同时使政府的收益增大，实现“双赢”。

再次，早期石油税费制度的规定难免单一或固定，它并没有全面考虑影响的因素。从美国税费制度发展的实践来看，使用滑动台阶条款不失为可选之策。含有滑动比例的财税条款有矿区使用费、利润油分成、定金、所得税及成本回收上限。如以产量规模的大小来确定矿区使用费、利润分成和所得税的比率，使得整个石油税费制度建立在随产量规模的增加而台阶式增长的基础上，继而实现不同开采阶段的合理税负分配。

2　调节的失衡

一个有竞争力的石油财税制度不但能促进石油承包方将石油资源的总收益做到最大，从而获得与之匹配的稳步增长的内部收益率，而且还能使政府收益随之趋涨。而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个充分考虑资源国政府收益和石油承包方权益分配关系的递进税制。

我国的财税政策并没有完全使石油企业生产收益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天平保持平衡，并发挥确定分配比例和发挥调节的作用。现行的制度是递减税制，再加上已经实施的10余年不变的税负标准，形成低价运行石油企业承担过重，而高价运行政府却未获得相应额外收益的两难境地。因此，将“收入调节型”税费制度变革为“利润调节型”的税费制度，同时钉住石油市价稳定调整并满足政府诉求的财税政策已势在必行。

此外，于2006年起征的特别收益金，政策的实施确实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虽然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调节石油产业上下游企业收入分配失衡的状态并增加对弱势行业的资金补贴。特别收益金是按国际原油的“虚价格”计征的，原本就没有考虑中国的油价并没有与国际实时对接，甚至频频出现倒挂的现象。尤其近年来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相对变低的起征点更是让石油企业雪上加霜。而且，它只是从价格的角度出发，也没有考虑不同企业、不同油田的开采成本问题。政策出台时，业内人士预计国内三大石油公司每年上缴特别收益金总计约200多亿元，但2008年实缴了1000多亿元，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形成对石油企业利润的过度调节，造成企业现金流十分紧张，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　优惠政策的缺失　目前的石油行业的税制并没有考虑石油行业和其他行业生命周期的区别，企业税负在整个生产周期中基本是平均一致的。石油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一般经济行业的共性及其特性，符合普遍存在的生产周期规律：一个油田从投入开发到资源枯竭总是要经历上升期、稳产期和递减期等阶段。在第二个时期实现单位效益最大化，但是在接下来的时期却要面临利润逐步下降，坚守盈亏平衡点的考验。若一棍子打死，不根据行业的特殊情况适当进行政策调整，会导致石油企业不得不在开发后期要么选择亏损生产，要么在尚存技术潜力的情况下提前废弃油田的非最优选择。

石油行业是资源类的垄断行业，开发的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同样性质的还有煤炭、钢铁行业。但是据相关资料，我国石油行业的税负略高于煤炭行业，远远高于钢铁行业。究其原因可能是国家税收政策对石油行业现行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的力度不够，不足以体现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政策扶植效应。石油税制中也没有鼓励劣等资源开发的政策，这就忽视了我国高达60亿吨难以运用的石油储量，它们因达不到边际收益而无法进入可采序列，但如果通过政策优惠，这些低品位资源是可以开发利用的。

国内现行财税制度还缺乏国外通行的鼓励边际油田开发的优惠措施，不利于目前国内大部分边际油田和边际区块的有效勘探和开发。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它在边际石油资源方面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措施，主要包括之前提到的实施矿区使用费滑动费率制，还有折耗优惠政策，新油、重油的生产使用低税率，允许钻井无形成本与开发费用在税前扣减，对小油气公司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美国的优惠政策条目众多，在矿区使用费上，有免征矿区使用费；对边远地区和海上勘探开发条件较差的油田减免矿区使用费；对低产井减免矿区使用费；根据产量水平采取滑动制矿区使用费；对某一特定数量的初始产量免征矿区使用费、对新增产量减免矿区使用费；对进入开发中后期的油田、边际油田、老井恢复和提高采收率的石油，减免矿区使用费等等。另外还有对轻油和重油区别对待，对重油的矿区使用费减免。在公司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有费用升值回收；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勘探费用回收前免税。在增值税和进口税收上更是优惠，实行免征。同时考虑到石油勘探风险巨大，允许建立风险勘探基金，海外勘探支出成本化，并拨海外资源勘探补助金，实行亏损准备金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此外，还通过配套的投资、财税、金融等政策，加大对石油的财税政策支持，以保障、鼓励石油公司进行石油储备。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采取的优惠政策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在承认石油投资特点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石油投资的固有风险，保障石油公司的投资利益，与此同时实现保障国家石油储备的更高目标。

五、对我国石油财税政策改革的建议

每种制度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对于国际上这些成熟的模式我们不能简单地

照搬照抄，只有不断取其精华并锐意创新，适时适当适度地将其本土化，才能使石油财税制度在特定行业里充分发挥其功效。本着这个原则，本文为我国石油财税制度改革提供以下政策建议。

1　适时建立相对独立、灵活、反映市场价格变化的石油税制　石油工业管理体制经历多番变迁，但国家仍迟迟没有制定石油行业独立的财税法规体系，建议颁布与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相关的一套石油法及其附属法规，并组建包括石油投资、国家资源政策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石油税收体系。它必须能克服原来体系设计和具体设置上的缺陷，是与国际接轨的、能适应石油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有弹性的、灵活的税收机制。

2　采用符合石油生产周期的动态税率　业内已有人发现，在不改变法人纳税主体的前提下，实行以油田(藏)为对象粗放计征石油税额，并按照石油开发的效益变化规律实行动态税率的政策是有其现实可能性的。各石油公司的基层采油单位在多年的工作中，掌握了油田开发的经济寿命期内整体效益变化的规律，结合这些规律可以设计出与开发阶段和资源高效利用相匹配的税制。

3　针对不同级别的石油储量实行级差税率　级差税率从零数值开始，结合储量规模、资源一定风险上的经济价值，建立相应的分级体系。它适用于难以动用的储量的开发，当然也可以应用于不宜增加税赋的常规储量和优质储量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制度是为了满足石油安全的需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最大化开发那些按国民经济评价处于经济边界的资源。

4　调整石油特别收益金的征收办法　石油特别收益金是我国石油企业繁重的税负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严重影响着石油企业的现金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适当提高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也可以通过浮动机制，使特别收益金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能随各国货币价值相应波动，当然在具体的设置上也可以采用分级靠档的方式，拉开差距。

5　在服从一般性税制规定的基础上，给石油行业更多的优惠鼓励政策　对边际油田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和投资补贴，是美国油气勘探开发常用的优惠措施，特别是对于进入开发后期、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油田，它是确保其正常生产的重要手段。我国大部分主力油田面临着开发和生产风险大、投资大、产量低的现状，又处于开发的后期，因此国家和政府部门给予适当的投资优惠已经是势在必行。除了以上介绍的美国的一些做法外，世界各产油国对石油企业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特别是针对不盈利或者亏损油气田实施的补贴，取消或放宽成本回收的限制等，以加大对石油行业的扶持力度。

6　完善海外风险勘探政策支持体系　中国石油企业早已走出国门，为实现海外油气勘探的重大突破，取得较大规模储量，建议国家设立海外风险勘探基金，对海外油气风险勘探项目给予全额资金支持。对国家批准的项目，石油企业可以申请使用该基金；风险勘探沉没的资金由国家风险基金核销；风险勘探成功则将投资转做国家资本。另外，也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海外运回的份额油气视同国内生产，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或先征后返；对境外风险勘探发生的费用，允许税前扣除等。

六、结语

第3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彩电；价格战；竞争；国际化；反倾销；对策

1中国彩电行业的发展及现状

2004年，我国彩电生产8660万台，产量7328.8万台，其中出口2772.48万台，而到了2010年，中国彩电产量达到1.18亿台，出口6628万台，占到总产量的58%，出口量比2001年的1166万台翻了六倍。[1]

2004年1月29日，TCL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这家多年占据全球彩电业霸主位置的百年老店，合资组建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TCL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从2009年开始，TCL逐渐走出了阴霾，借助国际并购和全球化的经营规模，TCL已经在8个国家，有自己的工厂，在30多个国家建立自己的销售机构，TCL从一个中国企业走向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入世十年，面对洋品牌的长驱直入，中国品牌不仅在国内彩电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易经确立，而且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和出口国。长虹、海信等品牌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彩电在东盟、非洲、南美等国家建立了完整的研、产、销体系，产品出口到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1.1中国彩电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彩电业发展的整体态势，2011年或许是个关键分水岭。3D云电视作为彩电业未来的主流方向，其已有市场格局将决定未来全球彩电格局；而率先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必将让消费者形成深刻的品牌。

2.中国彩电行业现行面临的问题及瓶颈

国内彩电行业的生产厂家多而分散，行业进入壁垒较低，因此形成了市场秩序混乱，管理不成熟，自律性差的局面，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屡见不鲜，由于企业只片面注重销售量和市场份额，海外市场开展又不尽如意，企业之间打起了内战。再加上国家家电下乡鼓励以及以旧换新销售策略对三四级市场的需求拉动政策逐步递减，使得国内市场需求逐渐趋于动态饱和，彩电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最终导致我国彩电行业的供求关系达到失衡，成为典型的买方市场。

2.1中国电视机品牌国际知名度微弱

2007年，以海尔彩电为代表的中国彩电品牌第一次进入CES的中央展厅，站在世界的中央向全球的消费者发出自己的声音。CES中央展厅相当于世界最强势品牌的俱乐部，以往微软、索尼、三星等跨国品牌独霸此处，今年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彩电品牌的面孔。中国彩电产业的世界位置在发生变化，已经取得了世界级的承认，其产业位置和尊严位置一同置于了世界的中央。但是，5年之后，中国彩电品牌仍未打败日、韩成为全球彩电行业的领头羊，索尼、三星、LG依旧凌驾在长虹、创维、TCL、海尔、海信等之上，使得中国的彩电行业处于尴尬之地，再加上中国品牌在国际上一直展现的是“中国产品廉价”形象，因此很难进入高端市场。

3.彩电行业国际竞争的形势

此前，国际彩电市场上被基本认定为欧、日、韩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星表示将在2012年继索尼、罗技之后，加入GoogleTV，全球IT对智能电视机的入侵似乎已将中国“逼到了产业边缘”。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国彩电行业至今未建立起全球影响力。

4.中国彩电行业提高国际竞争的对策

4.1掌握核心技术是关键

美国的IT部开始进入彩电行业，全力准备进军家庭数字彩电，这项工程需要软件和技术的支持，一旦数字彩电普及，这些新进入者就会成为中国彩电最大的威胁。

企业在研发技术的同时，也要实现产业升级：推进彩电整体企业向高层领域延伸，支持国家规划布局内的生产线建设及其配套产业建设；推动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等方向发展，凸显优势，增加参与国际竞争的筹码；支持3D电视、智能电视、超高清电视及交互式软件平台的研发和应用；鼓励国内彩电企业进行商业模式、服务模式创新，支持彩电终端产品与内容服务融合发展。

4.2开展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实行跨国生产战略

中国彩电行业最大的目标是成立拥有自己品牌的全球彩电生产跨国公司，而仅靠资本积累是不够的。面对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彩电商品反倾销的强大攻势，中国彩电行业要想进军国际市场并扎根立足，则开展国际合作和海外投资设厂显得甚为重要，使得中国的彩电能够在国外实现生产和销售，从而绕开反倾销的壁垒，提高企业国际化形象。

4.3国内企业抱团合作

我国彩电行业能够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有十几个，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竞争对手，但是，若要像海尔集团一样真正的被世界接受，恐怕这种鱼死网破的斗法只能两败俱伤。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还未建立起来之前，无论在国内如何斗争激烈，在对外关乎到一个国家行业的大事时，中国企业首先应该抱团合作，如果行业内部之间含沙射影，互相猜疑攻击，不仅对中国彩电行业对外的形象大打折扣，还给外国企业见缝插针的机会。

5总结

我国彩电行业的发展整体上是乐观的，所以我们要将目光从生产、消费大国放远到真正的彩电强国。熟悉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把握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巧妙的应对反倾销势头，攻克技术障碍，团结一致对外，不久的将来，中国彩电行业定会稳步的与国际接轨，成为真正的大国。（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参考文献：

[1]徐高文.中国彩电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国际光电与显示2005年

[2]王艳.论中国彩电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势与对策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314001

第4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因子分析；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

中图分类号O212.4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粮食，不仅是维持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食品，而且还是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战略物资，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国家自2005年起开始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了粮食收购政策.在粮食集中上市期间，当市场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挂牌敞开收粮，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其他市场主体收购行为，实现支撑市场粮价、保护农民收益的目的；当市场粮价高于最低收购价时，则不启动粮食收购政策.政策总体目的在于对市场粮价形成托底效应，并通过稳定粮价来保护农民种粮收益[1].

粮食收购政策已经成为了国家保护粮食生产的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但是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省区，政策执行的效果却不尽相同.对于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评价，兰录平[2，3]运用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对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及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作者还分析了政策在设计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从优化政策设计、提高执行效果、完善配套措施三个方面，对粮食收购政策提出完善建议.张建杰[4]以小麦为例对执行省区与非执行省区产出的粮食总量、结构与效率进行动态及静态比较，表明小麦收购政策的托市效应较为明显.沈旭东[5]以江台为例，阐述了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分析了执行粮食收购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粮食收购政策的建议.徐欣[6]以小麦为例分析粮食收购政策的效果及执行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执行效果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如何客观评价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将因子分析法运用于综合评价方法，克服了传统评价方法在处理指标高度相关和权重设定上的缺陷，所构造的因子得分模型适用于对评价对象的静态比较[7].张原[8]以区域信用环境评价为研究对象，以构建区域信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核心，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区域信用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构建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模型，并用因子分析法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

2评价模型构建

2.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现根据各因素对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对评价粮食收购政策的影响因子进行系统分析及整合.国家实行粮食收购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以及保障粮食市场供应.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及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说明农民种粮积极性越高，则进一步说明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越好.机械化水平（如：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拖拉机配套农具）越高，说明农民在粮食种植方面的投入越大，也说明政策的执行发挥了效果，所以本文认为也可以将机械化因素作为衡量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因素.同时本文认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高低也会受到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并且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综上所述，本文以农业产量、机械化和经济效益3个维度的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则，为方便计算，结合已有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选取额度，筛选以后，本文从上文指出的几个方面，构建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文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2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影响执行效果的因素较多，为体现不同影响因素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程度，需要对每个影响因素的相关指标进行权重划分，得到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指标.为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

通过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指标原始变量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所以u价指标并不能直接用于对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分析.

本文运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进行因子分析的拟合检验，以确定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统计量用于探查观测变量间的偏相关系数性.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是一种检验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检验方法.进行KMO检验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785，因此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为198.180，df为28，sig（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可见球形假设被拒绝，说明指标间并非完全独立，取值是有关系的，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法计算提取公因子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包括各变量对应的初始共同度和提取因子以后的再生共同度.根据初始解计算出的变量共同度，表示的是将所有变量都作为公共因子时的共同度，所以数值都为1.提取一定公共因子后每个原始变量的共同度数值也都接近于1，说明每个原始变量对提取出的所有公共因子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也说明提取的成分描述变量的效果让人满意.

表3所示为方差解释表，显示了主成分、初始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等信息.该表中，成分表示因子序号；合计为特征值，其大小反映公因子的方差贡献；方差的为特征值占方差的百分数；累计的为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数的累加值.提取平方和载入列为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的1个因子的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数及其累加值.由表可看出2个因子其解释力就能达到99%以上，已经包含了基本所有的信息，说明效果较为理想.

因子载荷矩阵是因子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该表可以明晰的看出各变量的因子归属.本文运用主成份提取法和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 3 次迭代后收敛.进行了因子旋转后的表4更好地对主因子进行解释.表中给出了旋转后因子（或成分）与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按系数由大到小排列），可以看出经过旋转后相关系数已经明显地两极分化了.第一个主成分与指标变量

从因子得分矩阵及主成分得分表达公式可以得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农村经济效益和农业产业规模两方面.且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大中型拖拉机对第一主成分得分影响较大.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方面，且农业排灌柴油机的使用量对第二主成分得分影响较大.

本文选取河北、山东、江苏、黑龙江、湖南、四川、安徽7个省份2014年的数据，对这7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中F1得分、F2得分和F得分，可以得出安徽省的F得分最高，F2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第一，而F1得分排名第二，说明安徽省可以从增加第一产业的投入和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两方面提高粮食收购方案的执行效果.而河北省虽然F1得分排名第一，但是F得分却排第五名，究其原因是F2得分较低，运用综合得分法对其进行分析，可得出河北省急需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四川省的F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最后，F1得分也是排名最后，F2得分排名第三.说明四川省亟待提高粮食收购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且可以从加大对本省第一产业的投入和增强农业机械化程度这两方面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黄青青，胡亚光.基于农户视角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研究――以江西为例[J].价格月刊，2016（8）：29-33.

[2]兰录平.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效应的实证分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5-49.

[3]兰录平. 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效应和问题及完善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5）：3-7.

[4]张建杰. 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的评价[J].经济经纬，2013（5）：19-24.

[5]沈旭东. 江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问题与建议[J].中国粮食经济， 2015（12）：55-57.

[6]徐欣， 陈洁， 张照新.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效果、存在问题与对策――对江苏省的调研报告[J].中国粮食经济，2007（11）：15-19.

第5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对能够符合其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需求日益加大。因此，贯彻素质教育政策，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变得尤为紧迫。但现实却是，我国素质教育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失真现象。本文从当前素质教育执行的现状出发，分析素质教育执行失真的主要表现，从而提出相应的矫正对策，以期能够真正将素质教育政策落实到位。

关键词

素质教育 政策执行 失真 对策

一、教育政策失真的概念

教育政策失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教育政策失真是指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离政策目标、与政策内容不符以及违背政策精神的所有现象。例如，在教育政策执行前方案失真，执行中方式、行为、目标失真，执行后评估失真等。狭义的教育政策失真是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政策目标和与政策内容不相符的现象[1]。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在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失真现象，而不包括政策执行前和执行后的失真现象。

二、素质教育执行失真的主要表现

1.完全照搬式的政策执行方式

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在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不能结合地方教育实际情况，将党和国家制定的素质教育政策完全照搬到地方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

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针对整个国家而言制定的高等级的宏观政策，只能制定总体目标和原则，因此，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政策贯彻实施之初就应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为避免出错或受地区环境限制照抄照搬政策，从而造成政策无法有效落实，缺乏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可操作性。

2.象征式的政策执行方式

象征式的政策执行方式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虽然能够根据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政策制定出相应的地方政策法规、实施措施等，但却没有切实有效的执行，政策、规定全部成为了摆设。例如，虽然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基础教育减负措施，以期切实减轻中小学的课业负担[2]。但在实际学校教育教学中，为了能够提高所谓的升学率，学校和教师往往会给学生布置远远超出规定的作业量，而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行使监督管理的职责，使得政策执行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空喊口号，而无实际行动。地方政府或学校在执行政策时，无法摆脱形式主义和的作风，仅仅将政策视为文件上的文字，而没有将政策转化成实际措施加以实施。

3.截留式的政策执行方式

截留式的政策执行方式是指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党和国家制定的素质教育政策采取截留的执行方式，具体表现为不向下级组织或政策实施对象传达和部署政策或措施。这种截留的执行方式会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不仅使得下级组织和政策实施对象无法及时了解教育政策，而且会从根本上动摇党和国家的权威性，从而无法贯彻落实政策。

4.选择式的政策执行方式

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地方利益，往往会对国家政策进行有选择的执行，这会破坏我国素质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和最终执行效果。素质教育政策要求要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多方面。但学校、教育工作者为了政绩，一味追求升学率，选择着重发展学生的智力水平，即考试成绩，从而造成学生发展不全面，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为改善地方办学条件、减轻财政负担，国家鼓励地方发展社会力量办学，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经济利益，枉顾社会力量办学的相关政策，通过将乱收费合法化、索取高额学费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5.对策式的政策执行方式

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贯彻实施素质教育政策过程中，为了地方利益，往往会出台一些与党和国家相悖的政策，以抵消国家政策的影响。这样最终会导致政策的目标无法达成，并且会破坏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例如，部分中小学校为了升学率和对教师工作进行考核，往往制定两种教学课时计划。一种是为了应对上级部门的各项检查，这类计划会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来制定;另一种是减少技能课程而加大语数外的课时量，供教师日常教学过程中执行，这根本无益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提高。

三、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的矫正对策

1.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

对素质教育政策执行效果产生最直接影响的群体就是政策执行人员，因此，我们要根据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和对其专业执行能力的要求，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不断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其执行能力，以满足素质教育政策执行的需要。

（1）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治思想素质

政治思想素质是政策执行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堡垒，如果没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就无法坚持政策执行的基本原则，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就很有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选择式政策执行方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要通过培训和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绩而追求应试教育的短期效果，而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3]。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更要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明确自身所肩负的社会教育责任，认识到只有真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保证学生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不断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作为最基层的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者，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自身就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而在现阶段，许多教师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所以，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通过开展各类培训教育提高教师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3）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执行和管理水平

在我国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虽然政策执行者会严格按照政策的规定执行，但仍会出现执行失真的情况，究其原因是政策执行者的执行能力和管理水平不高。一方面，政策执行者知识理论有限，不能正确把握政策精神，不能充分利用政策资源，就很难保证执行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管理水平不够高，在调动地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方面缺乏经验，不能将各方资源有效利用，从而影响贯彻和执行素质教育政策的效果。

2.不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对政策的认同感

一方面，通过对素质教育政策的宣传，政策执行者可以更好解读和把握政策精神，明确政策执行目标，避免对内容领会偏差的情况出现，从而减少政策执行失真的可能性。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既可以提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认识到搞好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也可以让家长和学生充分认识到素质教育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反过来会更加配合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工作。因此，素质教育政策执行是需要整个教育界各方面力量共同协调、配合完成的。

另一方面，国家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或学校的素质教育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及时的宣传，给予适当的通报表扬或批评。以此形成正确舆论导向，便于大家学习先进经验和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激发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3.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政策和评价体系

预防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真，首先就要保证政策本身要制定得科学合理，这是杜绝政策执行失真的根本措施。

（1）明确素质教育培养目标

虽然很多地方政府在素质教育政策执行中，都会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关注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往往目标规定不够细致。各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各自发展情况，按照各年龄段具体制定素质教育培养目标，以便于教育工作者在政策执行中，能够有具体的量化目标遵循。

（2）结合地方客观现实制定素质教育政策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间差异较大，尤其是各地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在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不能够一概而论，搞“一刀切”，而是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地方经济、教育教学发展状况、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等情况，为各地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执行目标和标准，以确保各地方能够顺利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政策。

（3）改善教育评价体系

一方面，改革考试评价制度。考试评价不仅包括文化考试，也要包括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测试，做到对学生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另一方面，改革教师资格制度和职称评价制度。我国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从今年开始已经在各省实施，改革后的考试内容有所增加，难度加大，无论是师范生还是非师范生都要参加考试，这样不仅能保证保证教师队伍的基本素质，也能激发教师主动提高自身能力的积极性，从而保证素质教育政策有效执行[4]。

4.加强监督力度，确保政策执行到位

目前，我国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执行不力，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加强监督力度，确保政策执行到位，避免政策执行失真。

（1）保证素质教育政策执行监督机构的独立性

采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革现行的监督机制，改变由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兼任教育监督机构主要领导的现状，使得监督机构的人员、工资、财政支出、管理等能够独立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扰影响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的监督保障素质教育政策的实施。

（2）全程监督政策执行过程

对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程监督，改变以往只重视政策执行结果的现状，将政策执行前目标制定、执行中整个过程、执行后的结果评价纳入到整个监督体系中，便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及时、有效地进行监督以及调控。

（3）确保监督主体多元化

政策执行的监督机构不仅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也包括下级对上级以及平级之间的监督，因此，要加强不同政策执行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和互相监督体制。同时要将各类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公众公开，便于社会大众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

5.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法治

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但依然还是存在监督不力的问题，因此，当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时，就要适当加强惩罚力度，启用责任追究机制，有效遏制政策执行失真问题。

（1）规范素质教育执行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是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必须以法律作为唯一标准。要想保障素质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就要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对政策执行过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便能够在出现违规违法现象时及时进行监督和处理。另一方面，法律的强制性与权威性对违法者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可以有效预防和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使得政策执行者能够严格按照要求贯彻执行。

（2）确立素质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果评估标准

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对政策执行评估的科学研究，不断加强政策执行评估机制的建设，以便能够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为政策执行者提供明确的执行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在出现政策执行失真时及时明确责任，找出执行失真原因，避免评估停留在单纯定性阶段。除了在政策执行部门建立评估机制外，还可以成立专门的评估机构，从而保证评估结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3）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在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政策执行者由于工作失误造成执行失真，就要依据相关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纪律处罚;对于有意造成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的行为，还要对执行人员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保证对政策执行监督的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素质教育政策能够得到贯彻和落实。

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对我国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素质教育政策，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茹阳.试论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失真及其矫正对策[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8（2）.

[2] 陈学军，邬志辉.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成因及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4（9）.

[3] 李江源.教育政策失真的因素分板[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1）.

第6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有限理性；认知偏差；投资决策

1.引言

在经济学中，理性被定义为：1)个人的偏好理性；2)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决策；3)充分考虑所有已知的信息，对未来做出无偏的预测。因此，在不考虑非经济目标的情况下，如果经济主体的决策客观上损害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达不到现实条件决定的最优水平，这种就是有限理性决策行为。

导致此情况发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投资主体客观上不具备实现理性的条件，不具备处理和计算的能力；第二，投资者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决策后果产生的不确定性。第三，投资者不能掌握有关于备选方案的所有信息。事实上，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的认知偏差、知识水平、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对都使得投资者无法达到现实条件决定的最优水平。

2.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有限理性决策行为的表现

投资决策行为是深受心理因素影响下的一种动态投资行为过程，即投资者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在受信息和当前事件的刺激下，经过系列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过程做出的具体决策与选择行为。中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通常会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2.1 处置效应的产生

处置效应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和对亏损的“厌恶心理"。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在盈利面前趋向回避风险，急于卖出赢利的股票以锁定利润，轻易不愿卖出亏损股票实现损失的现象。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面因素的股票，使财富盈少亏多。

我国证券市场大量交易数据表明中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比较明显，一份对中国投资者的问卷调查显示，投资者处理深度套牢股票的方式上，选择“长期持有，直到解套”的占41%，选择“不断补仓，拉低价位”的占32%。选择“忍痛割肉”的只占27%。

2.2 羊群行为的产生

羊群行为，是一种基于从众心理和思维惯性导致的学习和模仿行为。由于不同资本市场所在区域、文化、政策的差异导致不确定性进一步加深，信息搜寻的成本逐渐提高，投资者越来越依赖于他人所获知的信息，从而引发羊群行为的进一步深化，导致区域性甚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我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羊群行为。例如我国2007年由于5月31日印花税上调，股市大跌，股民们由于后悔厌恶心理、损失厌恶心理、心理账户等各种心理因素作祟，一下子聚集进入具有看空期权的认沽权证市场。而实际上，这些认沽权证本身就是价外权证，而且正股价格距离行权价相差甚远，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下跌到行权价以下，可以说形同废纸，但仍被投资者们捧的火热。

2.3 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

过度反应是指某一重大事件引起股票价格产生剧烈变动，超过预期的理论水平，超涨或者超跌，然后再以反向修正的形式回归至其应有价位上的现象；反映不足是指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波动平平，而一些较大的波动却出现在没有什么消息的日子里。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投资者对事件影响不能进行合理正确的分析判断。从我国证券市场的成交量、换手率及交易频率来看，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过度反映与反应不足的现象。例如2007年上半年我国的沪深股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牛市，沪深股市累计成交23.7万亿元，相当于上年全年交易量的2.6倍，创历史新高；2007年新增A股账户数高达1407.77万，接近06年全年的5倍。2006―2007年的北京，很多人把房产证送到当地的典当行抵押贷款，以便筹集资金进入股市。

3.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有限理性决策行为的原因

导致有限理性决策行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投资者自身认知偏差的影响还有投资环境、有限的信息等因素。

3.1 认知偏差的产生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仍然存在缺陷，媒体披露的信息不能为投资大众所相信，个体投资者由于资金实力薄弱，投资规模较小，专业知识有限，文化程度不高，真实信息的获取难度高，导致投机盛行，投资收益情况普遍不佳。较之与国外个体投资者大多以获得分红和参与公司管理的长线投资为入市目的，我国的个体投资者有78.6%靠获取买入卖出的价差的短线投机为入市目的，投机之风在证券市场盛行，个体投资者很容易被贪欲迷失策略，产生认知偏差，只顾一窝蜂的交易投机性证券，而忽略很有价值的投资型证券，患得患失的投机心理会随着证券市场局势的变化更加严重，导致一连串的有限理性的认知偏差。

3.2 个体投资者缺乏专业分析能力

中国的个体投资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知识系统化程度低。大学及其以上的投资者仅占29.32%，只有2.6%的投资者是经过系统的学习，其他的投资者都是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教育，例如自学、股评专家的讲解、各种讲座、以及亲戚朋友的介绍等方式获得零散的投资知识。由于学历和自身经验的局限性，大多个体投资者不完全具备吸纳和加工整理投资知识的能力，对证券价值及其发展动向缺乏专业分析能力。此外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有报纸、电视、互联网、电台等媒体，这些媒体的披露信息中，由于相关利益主体的干扰和股评专家等的个人认知偏差，绝大多数的投资者会接受到相同的公众信息，真实信息获得难度较高。

3.3 高收入个体投资者比重小

中国证券市场的高收入个体投资者比重小，整体投资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强，个体投资者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考证消息的准确性，他们往往凭借有限的经验做出判断。当这些个体投资者所拥有的证券被媒体大肆炒作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去考证消息的真假，又害怕不行动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或者错过更好的投资机会，他们的损失厌恶心理、后悔厌恶心理在此时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激发到极致，开始对这些信息反应过度，在群体压力下被大众追随的噪声冲昏了头脑，理智被认知偏差所替代，开始盲目跟风。

3.4 投资环境的约束

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不仅取决于市场本身，更决定于政府的政策偏好，猜测政府意图成为证券市场博弈的重要部分。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一方面，市场始终保持着对政策的警惕性，当嗅觉到政府意欲“打压"市场时，往往就会出现恐慌性抛盘，导致股价暴跌；而当嗅觉到政策的“鼓励"性暗示时，市场又会形成疯狂的投机，导致股价暴涨。另一方面，市场又对政府存在着“政策依赖"，特别是当证券市场出现低迷时，市场就会期待政府“托市"和“救市”，市场低迷持续时间越长，这种政策期待和依赖就越强烈。而一旦利好政策出台后，市场又演绎出一涨行情。政策过多的干预，导致证券市场的频繁波动，因而投资者宁愿猜测政府意图，而不愿花时间对行业或个股进行分析判断。

4.总结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由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认知偏差等因素，导致证券投资者决策行为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的。这种有限理性的投资决策行为引发证券市场中“羊群行为”经常性地出现，该行为加大了证券价格的波动幅度，同时也使证券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证券交易者在决策时表现出“处置效应”，在股票市场整体处于“牛市”或“熊市”时，加剧了市场波动，使股票的价值不能够通过其市场价格得到真正的反映，容易产生股市泡洙，造成证券市场更加不稳定。

我国作为新型的资本市场，各项规范投资者行为的相关契约还不十分完善，导致违法违规者利用投资者行为偏差的缺陷，恶意操纵股市，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甚至危及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为了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当前对我国证券投资者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冯玉明.市场的非理性与投资策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投资与证券,2009(5):61-64.

[2]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第7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投资性房地产 会计政策 成本模式计量

理论上讲，随着近年来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市场价值持续增长、其账面净值显著低于公允价值现象，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会给企业带来较为丰厚的账面收益，进而为其获得资本市场和再融资提供便利的条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公司仍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模式的企业少之又少。若要深入的剖析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的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应对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进行深入的了解。

一、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选择原因分析

首先，会计计量与报告中的主观性。会计计量与报告过程是人们主观地期望以货币计量为手段，并用一些特定的方法对会计对象加以反映，以提供与会计管理相关的较为可靠地信息。由于会计计量与报告中存在的主观性特点，就使得财务人员可能对通过以经济业务产生不同的看法，由此产生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其次，由于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事务方面存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企业之间由于所处环境、经营规模及经营状况等条件的不同，为促使会计信息恰当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为获取最大的利益且不违反准则、制度等目的，留给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余地，企业需要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

二、现阶段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多选择“成本模式”的原因分析

了解了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选择原因之后，我们就应全方位、深入的剖析，以确定在新会计准则下为什么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多采用成本模式的原因：

（一）成本模式的选择对税收更有利

成本模式计量时可以通过计提折旧抵销的所得税此时必须缴纳。由抵税效应的消失引起的所得税税赋的加重，也成了不少企业选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一大顾虑。另外，“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一政策虽然明确了投资性房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不计税，但却不能计提折旧抵税。

（二）公允价值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可见，企业一旦采取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就很难再调回到原来的成本模式。正是由于计量模式的不可回转性，使得大部分地产上市企业不敢轻易改变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而仍处于观望态势。

（三）公允价值模式的应用不具备完全市场条件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明确规定：“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准则同时规定了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2）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不得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但是由于相关市场体系还不健全，交易信息的公开程度还不够高，还很难满足新准则所规定的两个条件。

三、完善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选择的方向

（一）完善会计准则与政策法规

新会计准则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国际会计准则相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是：资本市场建立时间段、有关经济的政策与法规不完善等。因此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赋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还需要循序渐进。首先，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具有较为广泛的参与性，借此以提升会计政策选择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其次，制定会计准则应具有前瞻性，不应使准则落后于实际的经济活动管理中；再次，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防止企业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人为操纵和寻租行为。

（二）优化企业内部会计政策选择中的相关权力

会计政策选择权的配置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上。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的各方在索取权问题上有更充分的讨价还价，优化企业内部不同层次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具有的相关权力，使企业契约的制订更加的完善。具体而言：公司管理层享有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权；董事会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所以公司董事会理所当然的享有会计政策选择的决策权；监事会有各个缔约主体代表参与，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四、结束语

企业无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还是成本计量模式都各有利弊:公允价值的引入符合全球一体化的要求，能够更好的体现投资性房地产的特性，使企业账面价值更加及时、客观地反映市场的公允价值。但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比如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成熟、有效的市场环境,可操作性不强,等等。成本计量模式则沿用了传统的资产计量方法,会计处理相对比较简单，也容易理解,不受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使得企业的资产状况及盈利水平较为稳定，不容易被人利用进行利润操纵。但却反应不出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公允价值，不符合全球一体化的要求。这两种后续计量模式预计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企业应如何选择,关键还是看该企业适合于哪种模式,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判断。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朱莲美,李高波.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差异及影响分析[J].财会通讯，2007，（06）

第8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时滞;var 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17001

1 引言

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货币政策逐步转向运用货币供应量、利率等间接调控手段以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从制定调控政策并加以实施,到调控政策完全产生作用效果,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迟,这就是所谓政策效应时滞.政策效应时滞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货币政策时滞是指从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到货币当局调整或制定货币政策措施,以及实施货币政策直至对经济运行产生效应之间的时间间隔,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

由于内部时滞更多地体现为政府的工作效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政府可以通过改进工作效率缩短内部时滞,与内部时滞相比,外部时滞较为客观,而且比较容易观察、分析和衡量。外部时滞主要由客观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决定。不论是货币供应量还是利率,它们的变动都不会立即影响到政策目标。故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通常主要是研究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

弗里德曼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从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到名义收入的变化需要6-9个月的时间,对物价产生影响要在此后6-9个月,而索洛和托宾等人认为时差不过6-10个月(伍海华,2002)。目前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时滞的实证研究不是很多,研究方法大多来自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或图表的直观估计,分析结果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王大树(1995)认为,当某种货币政策实施以后,它的效应要等到几个月乃至十几个月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为经济运行有其固有的惯性。郑超愚(1994)的分析仅仅得出货币政策外部时滞肯定在一个季度以上的结论。黄先开、邓述慧(2000)以1980-1997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两阶段OLS方法分析预期的货币供给增长对产出的效应,结论是货币非中性,即货币供给对产出有影响。王振山、王志强(2000)以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和1981-199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表明,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利率渠道的传导作用不明显。李斌(2001)用1991-2000年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表明,信贷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都有很高的相关性,但信贷总量的相关性更大。

第9篇：国际形势与政策范文

【摘要】本文运用2010～2013 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回归方法，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之间存在稳定的、单向的、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另外，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可知，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时，能够促进流通中的现金保持稳定，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 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基金项目】本文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学“泰山学者”建设工程、金融产业优化与区域金融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胡晓艳，广东科贸职业学院财经系讲师，会计师；张延良，山东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投融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银行信贷的存量和增量也在不断增加。2012年全国人民币贷款总额增加了8.20万亿元，同比增加了7320 亿元，其中住房贷款总额增加了2052 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总额增加了5.66万亿元。银行信贷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研究银行信贷中的人民币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央行如何判断和把握货币政策的“松”“紧”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着重研究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文收集了2010 年1 月～2013 年8 月的月度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经研究发现，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关系是正向的，而与狭义的货币供应量、广义的货币供应量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现阶段，央行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知，维持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进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一是通过新的视角，即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反映了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新意。二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有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结论，即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进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第五部分介绍了数据的来源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六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Bernanke & Blinder （1990）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研究银行信贷状况，认为由于银行对贷款申请人的筛选，导致中央银行降低准备金规模，进而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这就间接地说明了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的。Kashyap & Stein(1995)在研究中指出，银行信贷渠道在满足“价格调整非完全刚性、银行负责一部分企业的外部融资、银行的信贷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三个条件时是有效的。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银行信贷渠道是存在的，并且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Cecchetti （1999） 基于美日欧的数据，对商业银行的货币传导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 而且是正相关。Kishan & Opiela （2000） 通过对13042家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信贷规模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灵敏度不同。Van den Heuvel（2001） 也在研究中得出相同的结论。Tanaka （2002，2003）在利率函数的静态模型研究中指出，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影响。Aikman& Vlieghe （2004） 在研究中，通过分别建立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储户之间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模型，分析比较了无银行信贷约束的经济和有银行信贷约束的经济对不利冲击的反应。因此得出结论，银行信贷渠道确实是存在的，并且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但是，Hume & Sen?tence （2009） 在研究中指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全球的银行信贷高峰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影响，当然也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没有什么影响。

国外学者已经对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成果，而国内的研究大部分还只是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少数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是信贷渠道。王振山等（2000） 通过对中国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的结论。李斌（2001） 通过对中国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信贷总量与货币总量间接相关的结论。朱庆（2005） 在研究中指出，信贷渠道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作用更明显。周孟亮和李明贤（2006） 通过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认为信贷渠道依然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并且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索颜峰和范从来（2007） 通过对中国银行部门近12 年资产负债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银行资产组合能够为信贷观点提供充足的证据。赵振全等（2007） 在研究中发现，信贷市场的状况对经济波动影响巨大，中国明显存在着金融加速器效应。陆前进和卢庆杰（2008） 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备，所以货币政策只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商业银行。李连发和辛晓岱（2012） 通过对中国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信贷总量与存款准备金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郭家新（2013） 在对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变和信贷规模控制的研究中指出，在信贷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将被打断。刘书祥和吴昊天（2013） 在研究中指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着明显的银行信贷渠道效应。

从以上对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银行信贷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利用2010年以来的月度数据，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对货币政策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

三、理论分析

货币政策通过相关工具开始启动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即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内外学者公认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信贷渠道，具体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此渠道是从银行信贷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另一个是货币渠道，具体包括汇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

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不协调等历史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是银行信贷渠道，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间接金融市场。中国资本市场总体上来说起步晚、发展慢，银行信贷在融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过大，而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所进行的直接融资所占份额过小，而且这种现象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从2010年起，银行信贷在融资中的比重就没有低过3/4。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贷款几乎成为中小企业惟一的筹措资金的方式，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直接融资的途径，贷款难一直制约着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与中国相对比，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资本市场，但是其融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从1970年开始，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总额占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的比重就没有低过60%；同期新发行的公司债券中，直接融资的比重还不足5%。由此可见，间接融资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利率市场化等客观原因，货币传导渠道并不是很有效。以利率传导渠道为例，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中国的企业对利率并不敏感，尤其是对中长期贷款的敏感性更低。其原因一是大量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前财务敏感性极差，基本只受预算约束的影响；二是所有的贷款全部按照央行提出的基准利率来执行，导致利率的期限结构不合理。再以资产价格渠道为例，其严重地受托宾Q不显著和财富效应的影响，原因一是股票市场波动过大，普通散户很难在股票市场中获得收益；二是股票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手段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无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由于资产抵押和利率管制的存在，使得货币传导渠道间接地成为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金融市场并未完全开放，金融管制制约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活动。在利率水平不高时，对正规金融的需求很强烈，此时信贷规模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紧密联系起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间接地影响了银行信贷规模。这说明抵押资产的存在强化了银行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

综上所述，银行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本文将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的视角，来分析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为了深入理解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 变量选取

1.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本文选取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作为变量，首先是因为这个变量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度最高，这是中小型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的根本所在；其次是因为人民币信贷总额能够直接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最后是因为中资银行会更多地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因此本文对此变量的选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货币供应量。按照我国货币当局对外的数据，将货币供应量分为三个层次：流通中的现金、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本文将分别探讨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三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以便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二） 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协整回归的分析方法探讨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因为JJ(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Johansen 等,1990；Johansen,1991)比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更加稳健，所以下文中的协整检验方法利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J协整检验。因此相关的VECM 模型（误差修正模型） 如下：

DlnCRt=α1lnCRt-1+βlnM0t-1+C

DlnM0t=α2lnCRt-1+βlnM0t-1+C

我们主要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所以模型中没有考虑短期因素。其中，下标t表示时间，CR表示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M0表示流通中的现金，在模型中将CR和M0做了对数化处理，C表示常数项。参数α表示调整速度，与参数α相乘的括号内的方程表示长期均衡关系。当α的值显著时，解释变量才能成为因变量的Granger因子。

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其他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模型同上。

五、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年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网站pbc.gov.cn公布的数据和Wind资讯数据库。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样本数量，本文选取了2010年1月～2013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幅度，我们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为了分析方便，对上述调整后的相关变量进行定义，流通中的现金的对数表示为lnM0，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对数表示为lnM1，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对数表示为lnM2，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的对数表示为lnCR。上述各从新定义变量的一阶差分项， 分别记作DlnTR、DlnM0、DlnM1、DlnM2。表1 描述了lnCR、lnM0、lnM1、lnM2、DlnCR、DlnM0、DlnM1、DlnM2 的统计性质。

lnCR、lnM0、lnM1、lnM2 的关系由图1 给出，其相应的增长率参见图2和图3。从图1可以粗略地判断，lnCR、lnM0、lnM1、lnM2均显得不平稳。从图2 和图3 可以看出，DlnCR、DlnM0、DlnM1、DlnM2 都显得比较平稳，lnCR 可能分别与后三列数据存在一阶协整关系。

六、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由于lnCR、lnM0、lnM1 和lnM2 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先检验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表2列出了ADF的检验值、检验“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时相应的p 值以及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lnCR、lnM0、lnM1及lnM2均不平稳，其相应的一阶差分DlnCR、DlnM0、DlnM1及DlnM2都是平稳的。这说明lnCR、lnM0、lnM1 及lnM2 均为同阶单整I（1），因此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 协整分析

表3分别对lnCR与lnM0、lnCR与lnM1、lnCR与lnM2在2010～2013年间的月度数据协整关系结果进行了列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对流通中的现金有单向的因果关系，但是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在2010～2013年间，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只对流通中的现金产生影响，并且影响是正向的，但是流通中的现金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并没有影响。

（三） 脉冲反应函数

图4是2010～2013年间的lnCR对lnM0的正交脉冲反应函数图，即一个单位的lnCR冲击对lnM0的长期动态影响；图5是2010～2013年间的lnCR对lnM0的累积正交脉冲反应函数图，即一个单位的lnCR冲击对lnM0的累积长期动态影响。反应期限设定为20 个月，使用乔利斯基分解(Choleskyde-composition)方法计算正交残差。从图4可以看到，第一个月一个单位的lnCR的上升将立刻引起后续lnM0的接近0.014单位的上升，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lnM0的上升幅度减小，直到5个月后lnM0的上升稳定在大约0.004单位左右。从图5可以看到，第一个月一个单位的lnCR的上升将引起后续累积的lnM0持续稳定地上升，只是初期的上升幅度较大。这说明从长期来看，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对流通中的现金有长期而持久的正影响。

（四） 相关检验

1.检验lnCR与lnM0之间协整方程的稳定性，基于协整关系残差的ADF检验。残差的ADF检验统计量为-4.055，检验p值为0.0011，因此协整方程是平稳的。

2.检验lnTR与lnM0之间协整个数的设定是否合理，如表4和图6所示，协整个数设定合理。3.检验残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残差的正态性检验没有通过，不过JJ方法具有鲁棒性，对非正态性分布的残差也同样适用（Gonzalo，1994）。

4.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对模型残差1阶滞后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不能拒绝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这说明所做的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是合理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协整回归方法，对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之间存在稳定的、单向的、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第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与狭义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综上所述，说明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总额仅对流通中的现金有正向的拉动关系。因此，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流通中的现金流，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当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基础货币的投放将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成倍扩大，银行的贷款倾向随名义汇率和利率的上升而放大，此时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得到了加强；而当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由于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将得到反向加强。因此，中国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扩大了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金融体系就需要为实体经济做好服务，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知，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规模保持稳定或者略微增加时，能够促进流通中的现金保持稳定，有利于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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