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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互动 对策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236-01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净化学生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本身是有机关联的统一体,教学过程中融入充分的社会互动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感、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随着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改革,社会互动的发展将是教学中的一项重任。
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的现状
1.1 社会互动的时间不容易获得保障
高职院校虽然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计划与学时,但实际上更多是对理论教学的学时安排,并没有明确社会互动环节应占的学时比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安排学生进行的实践调研、小组活动等随意性很大,有的教师仍偏重于理论教学,课程中涵盖的思想政治、德育教育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增加实践活动的要求,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的考核方式仍停留在原有的形式,课程教育中是否涉及社会互动、是否有效实现社会互动并没有对考试形成显著的影响,这也是社会互动缺乏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
1.2 社会互动的教育教学资源不足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主要是教师根据教材进行分析讲解,并穿插社会现实案例对理论加以诠释,多媒体教学发展起来后,教师还可借助视听设备的支持,向学生展现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所以总体上教学资源能够得到保障。但社会互动则需要更多的教学资源支持,不仅教材要有针对性,可以为学生提供明确的指引,更需要广泛的师资力量支持,因为单靠思想政治教师一人担当多个班级的社会互动带头人,其工作量超乎想象,而且也难以实现对学生的深入指导。
1.3 社会互动教育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
教育部等部位对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要求是要以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为主要内容,并从事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树立长效机制,确保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社会互动教育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高职院校由于时间短、课时没有保障、教学经验不足、缺乏规范指导等原因,社会互动教育尚未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所以当前教师对社会互动环节的处理一般是带领学生进行集体实践,或是布置互动作业、课题,给予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也导致社会互动环节的教学存在很大随意性。
2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发展的迫切性
与思想政治课程中的理论教学相比,社会互动是学生走入社会、接触基层、接触群众的机会,理论教学中所讲述的知识需要通过实践的印证,才能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当代社会需要高素质人才作为发展的动力,新一代大学生走入社会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功底,比如高职院校学生的技术技能优势,更要具备崇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为社会服务的前提和根本。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所占的时间显然很少,而且缺乏系统规范的管理。社会转型时期,种种不良思想侵袭着学生的内心,学生也会面临不同价值观的影响,甚至产生心理上的动摇。究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快乐、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寻找“捷径”,都是对学生的考验。社会互动恰恰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的重要保证,所有课堂中的精髓都需要学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感悟。社会是教育的大课堂,是学生锻炼的熔炉,基于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践行教育使命的角度,高职院校应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社会互动的发展。
3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发展的对策
为推动社会互动的发展,高职院校应从教育理念的转变入手,积极建立社会互动教学的有效运行机制,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并健全保障措施。
3.1 树立新型的教育理念
近年来为推动高校实践教学的发展,、教育部等多个部委颁发了系统的指导文件,这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的方针和指南。高职院校应带领院系教师深入学习文件精神,树立新时期的教育理念,从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来审视社会互动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高职院校教师已经习惯于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方式,对于增加社会互动实践缺乏经验的积累,教学改革的任务也充满艰巨挑战。所以学校应给予教师充分的鼓励,使教师认识到改革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从而迸发工作热情。
3.2 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高职院校应建立社会互动教学的有效运行机制,使社会互动具备自上而下的领导机制,互动学时、互动教材都能获得保障。首先,高职院校应成立思想政治课社会互动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院系负责人、教研室等共同参与到社会互动教学的管理中来。其次,高职院校应明确社会互动在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学时占比,并要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关联,为社会互动的实施奠定有力基础。最后,学院应针对社会互动教育的需求,编辑相应的教材。高职院校领导、思想政治课教师及其他教师代表应共同组成校本教材编写小组,结合本地区实际,设计每个学期的社会互动主题,以及不同主题对应的互动活动,并在不断开展的社会互动活动中加以完善。
3.3 组建多元化的师资队伍
在社会互动课时、教材等获得保障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可集中针对理论教育和社会互动的不同需求,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建设。理论教学仍由思想政治课教师负责,社会互动环节可以调动各部门教师的积极性,弥补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比如,学校可以根据班级学生数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由一名教师担任社会互动负责人。各院系专业教师、辅导员、政工人员等可以协同参与、分工合作,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互动管理。
3.4 制定全面的保障举措
社会互动的有效开展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其中包括经费保障、考核保障、安全保障等。首先,高职院校应重视社会互动所需的经费投入,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社会互动的资金需求,科学制定经费预算,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其次,为增强各方对社会互动的重视,高职院校应积极改革考试方式,明确社会互动环节应采取的考试方式、成绩占比等,激励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践领域进行锻炼。最后,社会互动同样需要学校对学生的安全予以保障。高职院校应制定社会互动安全手册,并由教师对学生进行事前安全教育,使学生关注实践过程中的交通、财产、住宿、健康等各种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留守儿童 社会支持 心理健康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1994年首次提出后便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留守儿童相关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其社会支持的研究,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两者间关系的研究。本文拟对现有关于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现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以期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1.留守儿童及社会支持的涵义
留守儿童一开始是指父母在国外学习、工作而被留在国内的孩子[1]。今天通常指的则是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的孩子。社会支持则是涉及不同主体实际提供或可觉察到的支持性资源。良好的社会支持对缓解儿童不良情绪有重要作用[2][3]。沈黎、汪光珩等人认为,社会支持应具有以下几层涵义:一是社会支持概念具有多维性和动态性;二是社会支持具有满足个体情感和信息需求的实质;三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要依赖于正式或非正式人际资源的建立;四是社会支持是提供者与接受着互动的结果[4]。
2.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特点
留守儿童因其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所以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其独特的特点,系统包括监护人、学校、社区和社会。但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仍主要来源于父母。有研究[5]显示,父母是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但在陪伴维度上老师的支持要多于父母。父母的肯定、工具性支持是六年级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而四年级留守儿童则感受到更多来自同伴的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另有研究发现,六年级学生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的总体程度显著高于低年级学生,女生无论在支持的总体水平、客观支持还是支持的利用方面都优于男生[6]。
3.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关于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模型,只要有缓冲作用模型、动态模型和主效应模型三种[7]研究者提出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作用模型主要有主效应模型、缓冲作用模型和动态模型 [7]。主效应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总伴随着良好的身心状况,社会支持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效应;缓冲作用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在压力事件与身心健康之间产生缓冲作用;动态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心理压力、心理健康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有可能是曲线关系。陈功香,王本法[8]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的预测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冯景秋、赵笑梅[6]的研究也显示,高社会支持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优于低社会支持组;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健康水平总分呈显著相关;客观支持与孤独倾向也存在显著负相关。还有研究显示,同性朋友在初中生的社会关系中有重要意义,从初一到初二是初中生社会支持状况发生转折的时期;社会支持与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密切联系[9]。
参考文献:
[1]一张.留守儿童[J].瞭望, 1994 (45)
[2]Callaghan P, Morrissey J.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a review [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993(18)
[3]Demaray M K, Malecki C K. Critical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support associated with student adjustment [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2, 17(3): 213-241
[4]沈黎,汪光珩.青少年社会支持研究综述[J].青年研究,2006(7)
[5]刘霞,武岳,申继亮,邢淑芬.小学生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
[6]冯景秋,赵笑梅.小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5)
[7]王雁飞. 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2004,27(5)
[8]陈功香,王本法. 高中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08(8)
关键词:辅导员 心理健康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a)-0241-01
一直以来,高职院校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状况关注和研究的比较多,而对辅导员自身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状况关注的极少,片面地认为辅导员的工作就是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社会支持或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就是有他们也能很好地进行自我调适。事实上,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若是社会、学校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长期不予以重视和解决的话,必将影响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校园安全稳定以及教育教学的质量。
1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内涵
社会支持通常被定义为“重要的他人如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亲属和邻居等为某人所提供的帮助功能”。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视角可以形成不同的理解,但就其性质而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另一类是主观的、可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
心理健康是心理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健康是指心理形式协调、内容与现实一致和人格相对稳定的状态。认定一个个体是否心理健康通常要四个标志:一是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二是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彼此能谦让;三是有幸福感;四是在职业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着有效率的生活。事实上,心理健康是心理学上心理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心理不健康是心理正常的另一种心理状态,与心理异常有着本质的区别。心理不健康状态通常分为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神经症性心理问题三种,但无论哪一种都属于心理正常的范畴。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是研究个体职业幸福感的两个重要指标。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越强大,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他(她)的职业幸福感就越强,社会支持或心理健康与职业幸福感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2 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现状及成因分析
辅导员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骨干力量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长期以来,高职院校对辅导员工作关注的比较多,而对影响辅导员职业幸福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鲜有过问和关注。实际上,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都不容乐观,辅导员的社会支持测量和心理健康水平评估得分都比较低,甚至有的还远远低于常规水平,不少辅导员还出现了疲劳和厌烦、焦虑和烦躁、迷茫和困惑、挫败和抑郁、失衡和倦怠等比较严重的身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对此问题,若长期得不到解决,高职院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必将受到极大冲击,其工作成效及育人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当前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比较低,其成因究竟有哪些呢?就笔者看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作压力过大。辅导员工作纷繁复杂,事无巨细,具体来说,凡是与学生日常事务相关的事务似乎都属于辅导员的工作范畴。高职院校的学生与本科院校学生相比,有着天然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方面,高职院校的辅导员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更大,工作时间长(全天候工作)、事情多而杂、带班学生多、突发事件频发、家人不理解等压力经常让辅导员处于忙于应付、身心俱疲的状态。同时,辅导员还有教学和科研的压力,尤其是科研,科研搞不上去,直接影响职称评定,而职称直接决定辅导员的工资待遇,这就迫使辅导员不得不从忙碌的学生事务中硬挤时间搞科研,使得辅导员经常处于工作负荷过重的状态。
(2)职业认同偏低。很多高职院校辅导员入职当初之所以选择辅导员这份职业,并不是出于对这份职业有多么的热爱和认同,而更多的是出于生计需要的权宜之策。入职之后,随着时间往后推他们对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度愈来愈低,愈来愈切身感受到社会、学校、学生并没有给予辅导员这份职业应有的尊重和地位。社会人士没把辅导员当作是高校的教师和干部来看待,而认为辅导员在高校是做后勤工作的,是高校最底层的“民工”;不少专业教师在辅导员面前总是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辅导员是那些能力不咋样教不好书的人才担任的,内心对辅导员采取的是轻视的态度。学生对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度就更低,在有些学生心里,辅导员就是他们的保姆,没有专业性和技术性,不会上课,只会做一些具体的学生事务。
(3)个人发展前景黯淡。通过对高职院校辅导员受访者调查发现,没有人愿意把辅导员作为终身职业,有机会转岗会毫不犹豫转到专业教师或行政岗位上的人数超过95%以上。实际上,辅导员的转岗非常不容易,即使到了时间、符合条件,因工作需要或院系不愿接受等原因,最终也转不了。转岗无望,只能考虑升职和职称晋升两条路,两条路看似都可以走,但实际上都不好走,升职一般只能在学工系统升,无非就是升一个学工办主任或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待遇还不如副教授来得快,尽管如此,升职对大多数辅导员来说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职称晋升有科研量的要求,承担纷繁复杂学生事务的辅导员要抽出大量的实时间去申报项目、写论文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可见,对大多数高职院校辅导员来说,个人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4)工作成就感低落。辅导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更多的是隐性的工作,难以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量化的业绩成果,这就注定了辅导员工作很难出成就,辅导员也就很难有成就感。尽管辅导员“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甚至还没有寒暑假休息,但是每年到了年终作工作总结汇报时自己都觉得辛辛苦苦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一些琐碎繁杂难以讲出什么成就的事情。另外,现在高职院校的很多学生缺乏感恩之心,辅导员辛辛苦苦为他们做再多的事情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毕业之后形同陌路,这就更让辅导员缺乏成就感。
(5)工资待遇偏低。辅导员地位低、工作累、待遇差是多数高职院校辅导员普遍反映的问题。刚毕业的年轻的辅导员因没有职称,工资非常低,没有带班费,没有加班费,累死累活也就是那么一点甚至自己都难以养活的收入,更不要谈买房结婚。年纪大一点的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辅导员,工资收入虽然高了一点,但相对专业教师来说仍然偏低,他们没有副业、没有课时费、没有课题经费等,甚至在有的高职院校还把辅导员的工资待遇设置为比同一级别的专业教师低一个档次。工资待遇长期偏低,使辅导员长期承受着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心理煎熬,势必会影响到辅导员的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热情。
总之,当前高职院校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不容乐观,普遍存在着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及心理健康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对此,无论是高职院校、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还是社会,都应高度重视并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消解影响辅导员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不利因素,推动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 郭念锋.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咨询师[M].民族出版社,2005.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来看,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需要提高农民素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把农民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内蒙古农牧区人力资源配置的意义
农村牧区人力资源配置,除了包含农村牧区劳动力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以及季节间配置以外,还包括农村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匹配,在生命周期内合理安排个体人力资源的培养和使用等。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背景下研究农牧区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意义重大。
1.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不仅表现为静态上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保持协调一致和相对平衡,而且表现为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业结构相适应。因而,没有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结构,产业结构演进速度必将受到制约。
2.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需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必将有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这种转移本身就是有效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一种方式。要有效实现这种转移,就依赖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对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践证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与其就业机会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劳动者具有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劳动技能,可以稳定其就业拓展空间。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内蒙古农牧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可以使农牧区资源型人力资本转化为资本型人力资源;其次,配置是为了利用。通过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实现农牧区人力资源价值的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的要求。
二、 内蒙古农牧区人力资源配置现状分析
由于人力资源主要涉及数量、质量和结构配置3个基本方面,本文关于人力资源现状的分析也围绕以上3个问题展开,并从数量和比重上对内蒙古农牧区人力资源的状况进行分析。
(一)农牧区人力资源数量和比重分析
根据表1分析可见,2006-2009年间,全区乡村人口数由1323.25万人减少为1285.31万人;同样,乡村劳动资源也相应减少,从2006年的785.2万人减少到209年的767.82万人,;而劳动力资源占乡村人口比重却略有提升,但不明显,反映出劳动力资源存量较为稳定。全区乡村从业人员数也逐年下降,但幅度不大,而劳动力参与率波动幅度不大,趋于稳定。综合各组数据,2006-2009年4年间变化不大,说明内蒙古农牧区人力资源不管数量方面还是比重方面,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二)农牧区人力资源的产业结构配置状况
人力资源结构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等多方面。农村人力资源在产业、行业、地区的资源结构状况直接影响着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合理的结构配置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结构配置合理既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的闲置,又可以有效利用和进行优势互补、提升整体质量。
人力资源的产业间配置主要指人力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比例。这里侧重对内蒙古农牧区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结构的变动进行分析,并引入“偏离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讲,GDP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应是一致的,即各产业相应比例的劳动力应创造相应份额的产值增加值。但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GDP产业结构的变动首先发生,并由此带动劳动力产业结构以及其他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偏离度”正是用来反映劳动力产业结构滞后于GDP产业结构的幅度。运用这种方法,计算了2005-2009年内蒙古农牧区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偏离度(见表2)。
由表2来看,虽然内蒙古农牧区的GDP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动都基本遵循克拉克定律,由一产向二产和三产转移,但二者之间的错位状况仍显著存在,且随时间推移其变动幅度不大。根据我国学者对多国结构变动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结构偏离度是呈不断下降趋势的。因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幅度明显要大于GDP结构的变动幅度,尤其是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下降要大大快于其GDP比重的下降幅度(见表3)。通过与表3比较可以看出,除第三产业GDP与劳动力结构的比重差距保持并接近表中所述水平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GDP与劳动力结构的比重调整变化幅度近年来都不明显,由此也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存在着大量冗余劳动力。
三、内蒙古农牧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制约因素
(一)农业自身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据测算,目前内蒙古农业部门仍然滞留着近90多万剩余劳动力。内蒙古是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村牧区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却在逐年减少。劳动力资源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速度,劳动力持续相对过剩。特别是像内蒙古这样自然条件极为薄弱,农牧业生产成本偏高的地区,农牧业的比较效益会急剧下降,不但无法吸纳剩余劳动力,还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的全面实施,使内蒙古生态环境薄弱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
(二)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给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很大困难
从经济份额看,内蒙古乡镇企业占全国乡镇企业经济总量的比重微乎其微。很多企业开工不足,生产水平低下,生存能力很差。而实现乡镇企业集约经营、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步伐,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其结果就是出现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向,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弱化。
(三)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首先表现在文化程度的构成上,统计资料显示,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劳动力总数的39.4%,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2.5%。其次是在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特别是面对城市就业的压力,农民工更显得缺乏竞争力。再次是难以适应乡镇企业不断发展高科技的客观要求,这些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
四、基于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一)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2009年内蒙古农业劳动力达767.82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59.70%,剩余劳动力数量和需转移的人数都较为庞大。只有加快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实行产业化经营,才能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和农牧民增收。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是实现农村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展乡镇企业,走新型县域工业化道路,就是要通过就地职业转换方式来吸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劳动力转移要从兼业向专业的转变;二是劳动力转移要从就业向创业的转变;三是劳动力转移要从生产者向既是生产者又是投资者转变。
(三)围绕项目,示范效应,促进农牧区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组合
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城镇化、农牧业机械化产业化目标和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通过示范、培训、模式推广,整体带动农牧民劳动力基本素质、技能的提升,协同中达积累效应、组合效应。通过技术帮扶,点上起动,面上推广,使现有人力资源存量达到最优,利用工业化文明扫盲,实现农牧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四)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增加非农领域就业,向大、中、小城市转移
大力推进内蒙古城镇化建设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牧民增收。对小城镇实行鼓励开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优惠政策,吸引技术、资金和人才。进行小城镇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努力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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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海韵.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2(02):77-84.
[2] 徐竞.公共危机治理中非营利组织参与路径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14.
[关键词]库区;农业;保护性耕作
中图分类号:S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2-0000-01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二期项目包含内乡县寺沟项目区和内乡县泰山庙项目区,共涉及内乡县桃溪镇、乍岖乡、师岗镇和瓦亭镇等4个乡镇,总面积为261.48km2,水土流失面积为98.76km2,其中寺沟项目区面积为125.15km2,水土流失面积为42.18km2;泰山庙项目区面积为138.17km2,水土流失面积为56.29km2。寺沟项目区包括寺河小流域、官路沟小流域和温家堰小流域共3条小流域,泰山庙项目区包括白杨小流域、张集小流域、油坊沟小流域和温岗小流域共4条小流域。结合内乡县经济产业发展规划,选定在寺沟项目区的寺河小流域、官路沟小流域和温家堰小流域内实施。
内乡县寺沟项目区位于内乡县城西部,地处东经111°34-111°42’,北纬32°56’-33°05’,项目区总面积125.15km2,涉及内乡县的桃溪镇、乍岖乡和师岗镇共3个乡镇、16个行政村,项目区总人口32136人,其中农业人口32136人,农业劳动力18982人,农业人口密度261人/km2,人口自然增长率在8‰左右。2011年人均年纯收入为1833元。现有水土流失面积42.18km2,占项目区总面积的34.45%。寺沟项目区总面积125.15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42.18km2,占项目区总面积的34.45%。内乡县寺沟项目区2012年度规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353hm2,其中综合治理面积353.76hm2,生态修复面积1999.24hm2。综合治理措施:其中坡面工程措施工程:坡改果梯168.81hm2,坡面水系工程有蓄水池32口,沉沙池32口,土质排灌沟渠8.89km,田间道路8.89km;水土保持林草工程:荒山造生态林184.95hm2,植物护埂130.86km;沟道防护工程:拦沙坝1座;谷坊10座;提灌站1座。封禁治理工程:疏林补植7497515株,设置封禁标牌21个,封禁碑3座,网围栏9.87km。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内乡县寺沟项目区2012年度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为23.53km2。
寺河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1313.59hm2,2012年度综合治理工程设施后,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88.45hm2,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现状的49%提高到85%,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缓洪减沙效益明显,蓄水效率达到30%以上,保土效率达到70%以上。
官路沟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726.79 hm2,2012年度综合治理工程设施后,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26.79hm2,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现状的21.5%提高到100%,土地利用率由现状的80.36%提高到93%以上,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缓洪减沙效益明显,蓄水效率达到30%以上,保土效率达到70%以上。
温家堰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2177.56 hm2,2012年度综合治理工程设施后,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37.76hm2,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现状的33.3%提高到37%,蓄水效率达到30%以上,保土效率达到70%以上。
2012年度寺河项目区规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353hm2,其中综合治理面积353.76hm2,封禁治理面积1999.24hm2。主要建设内容如下:坡改果梯168.81hm2,蓄水池32口,沉沙池32口,土质排灌沟渠8.89km,田间道路8.89km,荒山造生态林184.95hm2,植物护埂130.86km(不计算面积);沟道防护工程:新修拦沙坝1座,谷坊10座,提灌站1座。封禁治理工程:疏林补植749715株,设置封禁标牌21个,封禁碑3座,网围栏9.87km。
其中:寺河小流域2012年度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88.45hm2,其中荒山造水保林38.14hm2,修拦沙坝1座;封禁治理面积1150.31hm2,疏林补植431366株,建设封禁标牌12个,封禁碑1座,网围栏5.75km。官路沟小流域2012年度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26.79hm2,其中综合治理面积315.62hm2,包括坡改梯168.81hm2,坡面水系工程有蓄水池32口,沉沙池32口,土质排灌沟渠8.89km,田间道路8.89km,修提灌站1座,干砌石谷坊10座;荒山造水保林(点油桐)146.81hm2,植物护埂130.86km(不计算面积);封禁治理面积411.17hm2,疏林补植154189株,建设封禁标牌4个,封禁碑1座,网围栏2.05km。温家堰小流域2012年度综合治理工程规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37.76hm2,全部为封禁治理工程,疏林补植164160株,建设封禁标牌5个,封禁碑1座,网围栏2.07km。
针对项目区小流域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状、水土流失成因、资源利用及经济发展方向与社会经济特征,在小流域治理布局上,本着“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注重实效”的方针,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治理相结合,水保措施与农业耕作措施相配套,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兼顾的原则,沟坡兼治,乔灌草结合,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形成措施配套功能完善的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护体系。
水平梯田根据当地地形、土质等自然条件及农业发展对基本农田提出的要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兴修水平梯田的地点、范围、规模和标准,具体设计梯田地块。水土保持林、经济林设计是在小流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多年来该地区进行的水土保持造林经验,以立地条件类型为依据,考虑各立地条件类型的差异性,结合现有栽培水平和运用先进的造林技术进行设计。项目区梯田、坡面治理、沟道治理等治理措施的土方工程由工程承包方组织实施,并按项目管理要求签订施工合同。
关键词: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社会治理;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4-02
随着社会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加快地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组织体制创新,2014年,本课题组以海淀区为例开展了城市社会组织与体制调查研究。
一、北京市海淀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社会组织现状是社会组织体制创新的基石。多年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和服务管理创新中越来越重要的主体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而且在结构优化、体制改革、购买服务、社会创新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特征,呈现出新一轮的发展。
以海淀区为例:该区面积430.8平方公里,下辖22个街道、7个镇、570个居委会、84个行政村。2014年常住人口约35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4 161亿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五万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三百一十亿元。
多年来,海淀区加大社会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制定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意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该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从2001年前仅百家社会组织,到2014年已超过三千。该区社会组织总量居全市前列。
据调查,截至2014年底在海淀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879家,其中社会团体204家,民办非企业单位675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约二千三百家。在国家民政部或者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在海淀区进行税务登记的社会组织400余家。门类涉及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社会服务、工商业服务等各个领域,基本形成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与海淀区作为全国著名科教文化区相适应,该区社会组织多数从事教育行业,约占六成;社会服务类、科研类社会组织也发展较快。
但总体而言,海淀区社会组织仍处于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从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看,社会组织规模总体较小,规范程度及社会服务能力较为有限,社会组织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组织专职人员数量总体较少,人员构成差异性大。以海淀为例,梳理179份有效调查问卷发现,约35%的社会组织无专职工作人员,另1/3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在五人以内,同时,有8%社会组织专业工作人员超过二十人,这部分社会组织主要是民非。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强,近一半从业人员目前工作年限在2年以内。二是社会组织大多由政府发起成立,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不足1/3。调查显示,74%的社会组织由政府发起或在政府支持下成立,而且约有26%的社会组织由退休领导干部担任负责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明海淀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比较紧密,或具有官方背景。三是社会组织收入支出规模总体偏小,资金来源比较局限,财务管理规范性不足。调查数据显示,约六成社会组织年度收入支出规模集中在二十万元以内,其中年度收入支出在十万元以内的组织最多,占48%。仅个别组织收入支出规模特别大,在一千万以上。从资金来源方面,政府支持、会员费、业务活动收入是其最重要的三项资金来源。四是整体规范性还不足,据调查,在年度财务管理方面,约41%社会组织选择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审计,但也有近16%社会组织没有正式年度财务审计。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有近50%社会组织没有正式、独立的项目审计,而是由内部自我掌握,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及时、运转不透明的现象。
二、海淀区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挑战
海淀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社会组织体制现状看,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力量来说,社会组织仍然较弱,还没有真正形成多元管理和服务的格局。究其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但现行的挂靠和双重管理体制仍然是主要瓶颈,较难适应社会组织发展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一是双重管理体制给社会组织的合法登记设立了障碍。社会组织想要合法注册登记,不仅要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审批许可,还必须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同意,使社会组织获得合法身份遭遇到严重障碍。二是管办不分的现象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公共管理者与出资者、公共行政权与所有权两种身份、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混杂,政府承担着许多社会组织出资者、服务购买者、资金提供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职能不清,导致主管部门权力过大,放权不足的现象;同时,也导致主管部门疏于监管,过于宽松的监管,导致社会组织频频遭遇公信力危机。三是监管主体的职责存在交叉、重叠之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权责不匹配,“双重监管”异化为“双重不管”,此外对某些新兴社会组织监管的法规缺位、法规不完善,现行法律法规条例不能满足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需要,需要新的法制规范与系统化的政策体系支持。四是主体缺位,社会组织主体意识与能力不强。社会组织在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基本资源方面,对政府特别是业务主管单位的依赖程度都比较高,自治性弱,据调查,海淀区有55%的社会组织认为自身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五是各方联动不足,缺乏有效协调和合作机制。据调查,海淀区有近30%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相关培育发展工作不太了解,社会各主体之间理念、资源互动不足,共担社会责任、互联互通的平台和路径没有建成。以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协同为例。很多企业想履行社会责任,愿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志愿者或公益项目,但找不到对口社会组织、对口服务对象;另外社会组织需要优良的资金、项目以及志愿者,但不知有哪些企业可以提供等,没有形成及时、有效的供需对接,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组织形态的拓展,以及虚拟社会组织进一步突破了组织边界、时间及空间的限制,社会组织监管难题还将进一步凸显。
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思路探析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为加快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海淀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现行社会组织体制存在的问题,建议如下。
第一,树立治理理念,促进社会组织体制创新。要坚持放权的政策基调,坚持依法治理的理念与基本路径。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社会组织体制的系统化,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模式。进一步营造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待遇公平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借鉴国内外经验,鼓励社会组织依法自治、自主发展。更多引导公众参与和互动,更加重视各方合作、协商,更加强调法治的理念,更加重视公开、透明的治理方式,更加重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更多注重源头化解。
第二,深化管办分开,重构政社关系,构建政社分开、合作共治的协同关系。一方面,政府作为“裁判员”,要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政府部门要主动转移职能,有意识地保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积极搭建社会组织培育的扶持平台、孵化平台、沟通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税务服务平台等,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运动员”,要主动提高自身能力和自主性,减小对政府的依赖性,逐步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
第三,加快社会组织监管创新。把法治化作为社会组织监管的基本方式;在转变我国双重管理体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依法监管。面对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我们既不能只看社会组织的消极效应而过分制约其发展,也不能忽视其消极效应而忽视其监管。一是要加快立法步伐,逐步构建健全完善的社会组织法律监管体系,为这些新型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准绳,力戒以往临时性、政策性的集中清理整顿。二是要加强人员配备与监管资源配置,建立联合执法与预警相结合的执法监察机制,实现动态管理,发现问题,随时处置,防止不良后果扩散。三是要落实责任追究的实际举措,对于那些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及时查处,形成震慑力。四是要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并进一步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监管合力。
第四,创新工作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进一步创新党建机制和畅通社会组织沟通渠道;进一步深化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三社互动机制;进一步引入第三方机制,把评估、审计、结果应用相结合;进一步健全评比、研讨、展示机制,聚焦海淀社会组织改革、发展问题;进一步推动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自治自律机制;进一步强化退出机制等。
第五,夯实工作基础,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能力。社会组织并非天然擅长与社会打交道,并非天然具有社会工作能力,必须夯实工作基础,强化社会工作能力建设。政策方面,进一步明确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意见,引导社会组织向多元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资金方面,鼓励和组织社会组织申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并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场地方面,积极通过多方合作提供场地,引入以社管社,以社会化方式运营。人才方面,加强与高校合作,共建基地,建立专家智库,提供创业平台,开展社会组织从业培训。信息化方面,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网,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等。
第六,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方面积极搭建沟通和服务平台,加快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的常态化、制度化,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向多元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使社会组织真正依法自立、自律和自治。另一方面要构建良好的动力机制,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积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居民需求,符合现代社会组织发展规律、尊重多样化、个性化,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使其在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有效释放社会发展的能量。
参考文献:
[1]王成磊,杨雅琴.浅析新型社会组织的现状及发展困境[J].社团管理研究,2011(6).
[2]廖鸿,李培晓.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怎样“炼”成[J].中国社会组织,2013(1).
[3]徐晓全.从“管理”到“治理” 治国方略重大转型[N].学习时报,2013-11-18.
关键词: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改革现状 具体对策
一、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现状
随着新课改的进行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完善,在高职高专院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的教学方法存在不少问题,高职高专院校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现状大致如下:
1.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形势大好。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的时期,其教学方法暴露出不少问题,但是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新教学方法在不断出现,使得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不断得到更新,比如小组合作学习法、导学案学习法等。这样的方法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效率。从总体上看,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仍然存在问题。新课改在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教学方法在不断出现,但是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效率的提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并且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找到解决方法,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断完善。
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存在的问题
1.相关人员缺乏课改意识。课程改革是在课程进行中出现问题后应运而生的,但是研究调查发现,相关人员没有树立课改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仍然沿用传统教学方法
教师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时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虽然有所耳闻,但是没有落到实处,课改成果没有应用到课堂中,学生没有感受到新课改的作用。
(2)院方对教学方法改革重视程度不够
课程改革必须作为一项重要的文件指示做,但是研究发现,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并没有采取措施,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对教学方法改革重视程度不够。
2.学生没有主动融入教学改革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但是就目前情况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不强,对于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漠不关心,使整个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导致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
3.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忽视学生综合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往往因为其较强的专业性导致教师忽视学生个人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这与当前的社会总体需求是不符合的,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不利,违背教育的目的和宗旨。
三、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存在问题的具体解决措施
1.切实强化教学方法改革意识。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对行为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强化相关人员的思想意识,提高重视程度,改变传统上错误的改革观念,从根本上为教学方法改革扫清障碍。从院方领导到任课教师都要改变思想,从思想角度出发,强化改革意识,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切实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2.改革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人翁地位。学生是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教育的目标和对象,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应该处于主人翁地位,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努力维护学生的主人翁地位,让学生切实享受课程改革的优越性,从而有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投身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之中,为教学方法的改进出谋划策。
3.在改革过程中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学习是为了在社会中应用学到的知识内容,以此更好地生存。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应用性十分强的课程,在推行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这一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做到课上和课下有机结合,鼓励学生将知识付诸实践。教师要注意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广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身,努力提高个人修养,提高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讲授的文化知识,在社会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和使用价值,新时期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暴露出一些问题,我们要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积极投身其中,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从中吸取优秀的教学方法,不断完善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高原平.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探索[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Construction of Abatement Pattern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ased on Polycentric Co-operation
Hong Yanting, Qiu Lei*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load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grew in step with its harm in China. And it has brought serious threats 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who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batement pattern we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multi-subject roles involved in were relocated. Under the polycentric co-operative theory, the farmers,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Based on those,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batement pattern was constructed, which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effective abatement for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Key wordsPolycentric co-operative; Abatement patter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负荷量已远超点源污染,成为我国水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目前,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经济学原理验证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关系,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基于农户行为考虑农户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对污染的影响;或是从环境政策演变视角对污染治理提供建议等,而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探索则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在系统分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并
基于多中心合作视角,对农业面源污染多元主体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从而打破传统污染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构建新型多中心治理模式,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借鉴。
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
1.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湖泊流域水体氮磷污染严重。政府自身局限性和传统环境污染治理过度重视经济利益,使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甚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面源产生的总氮高达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农膜残留量12.10万吨;《2013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业面源产生的COD总量为1 125.7万吨,占总量的47.85%。这意味着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异常严峻,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缓解我国水环境污染已然刻不容缓。
现有的研究调查指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及农膜污染,畜禽水产养殖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污染和秸秆废弃物污染等。
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业生产要素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氮磷养分过剩,并通过渗漏、地表径流等途径进入水体,严重威胁生态平衡和农产品安全。而随着我国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禽粪便和其它养殖废弃物也随之增加,且由于没有足够的配套设施和耕地消纳处理养殖废弃物,导致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此外,农村生活污水未能像城市生活污水一样实现集中处理,大部分生活污水不经过有效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水体中。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在农村地区不完全覆盖则直接导致了垃圾的随意丢弃和堆放,严重影响农村卫生环境。同时,大量的秸秆资源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和综合利用,秸秆随意堆放会导致病菌传播,秸秆腐烂后产生的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对水体产生二次污染,秸秆焚烧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
1.2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
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包括农业面源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治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得到最优配置。他们主张在科斯定理理论基础上,通过产权界定,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将农业面源这一公共物品转化为私有化产物,以此来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诚然,完善的市场机制可以从理论上解决外部经济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碰到许多障碍,进而导致市场的严重失灵。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这一特殊物质属性和其复杂性使得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很难界定,或是产权可界定清楚,但实现私有化的交易成本可能很高。环境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划算,这导致环境很难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流通。另外,“搭便车”行为和“负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和产生也是市场机制下农业面源治理所要面临的难题,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和有效的防控措施,那么污染将会越来越严重。
然而,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将环境治理归于政府中心治理,甚至是政府垄断治理同样是不可行的。过往研究证明,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即使能解决,也不一定比市场解决得更好。在效率假设的基础上,政府权力越集中,其治理效果越明显,治理效率越高。政府责任是为社会谋求福利,这一观点随着凯恩斯理论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政府干预也逐步合法化。然而相比较于政府治理取得的成果,污染治理过程中却往往隐藏着更为严重的政府失败。这是由于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着公共利益,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也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政府能力有限和政企合谋等因素。例如,农业面源污染的不易检测性导致了污染物的难以估量,污染物总量的不确定进一步导致了政策制定依据的模糊性。此外,政府自身存在自利性。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往往是以环境污染或者忽视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如忽视经济收益高但污染严重的企业。
综上所述,传统治理模式中,无论是市场机制单中心治理模式,还是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在我国目前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下,均不能提出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措施。因此,当务之急是探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新模式,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引入农业面源污染的其他相关主体,包括农户、社会力量等,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
2多中心合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构建
2.1多中心合作概述
“多中心”的概念最早由迈克尔?波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Ostrom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多中心理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多中心合作机制能使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自我组织相互合作,进行自主治理,并有效防止搭便车、规避责任等行为的发生。多中心合作机制是一种以共识为导向的正式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机构能够主动地将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卷入到环境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多中心意味着存在多个决策主体,每个决策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其强调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采取适合自己特点和能发挥自己优势的方式。这也将打破传统的以政府机构为治理主体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其实现过程是多主体之间相互依赖、沟通交流、自愿协作,调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共同利益的过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非排他性及非竞争性,其成因复杂,治理过程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与多中心合作思想不谋而合。而且,在多中心合作机制下,政府不再是单一主体,农户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宏观上的调控,吸纳各主体意见,制定相应政策,继而让他们进行自主治理。
2.2多主体角色定位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孙勇、陈晓宏等的研究分析认为,农业面源污染中的多元主体包括政府、农户和社会力量,各方关系如图1所示。在多中心合作视角下,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涉及到多元主体重新进行角色定位。
2.2.1政府角色:管理者、引导者和监督者多中心合作既反对政府单中心治理,也区别于市场机制中的私有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退出,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从单一主体转变为污染治理主体之一,其管理方式也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行为包括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实践和工作框架,制定总体规划、建立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和体系以及对农户、公众及其他社会团体等的监督管理。因此,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也是协助政策实施的引导者,更是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监督者。
2.2.2农户角色:污染产生者、源头治理者农户作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也是最根本的微观经营主体。虽然目前文献对“农户”一词的解释很多,但直接定义并不常见。综合国内研究,认为农户是以姻缘、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家庭,具有生产和消费双重属性。农业面源污染来源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畜禽粪便的不当处理等。农户既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产生者――户主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营特征等因素对污染轻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农户也是分析和治理污染问题的基本经济单位。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政策来引导农户行为,让农户自觉自愿地减少污染行为,从而到达治理效果。
2.2.3社会力量角色:监督者、调解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力量应包括公众、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NGO)和舆论传媒,这些主体协同一致构成公众参与的社会性监督。社会力量角色行为过程是一个连续、双向性意见交换的过程,能够增进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了解,使得公众能够“捕获”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并将这种信息反馈给社会和监察部门。专家学者及非政府组织的知识和信息比其他团体更全面也更具专业优势,在政府制定政策时可提供有效建议;舆论传媒则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传播信息,形成社会反响。总的来说,一方面,社会力量有着传播信息、监督政府行为的作用,使得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对政府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可以作为调解者,调解政府与农户之间因沟通、指导不到位产生的问题,促进两者之间的和谐合作和共同治理。
2.3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多中心合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构建如图2所示,分为三个层面:农户层面、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农户层面从微观角度出发,源头治理着手,对农户进行培训教育和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旨在能从根本上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政府层面意在转变治理方式,制定总体规划,把握全局,对污染治理实施宏观调控;社会层面则希望通过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发挥公众优势,起到监督、反馈和调解作用。
2.3.1农户主体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农户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源头治理主体,更是污染治理成果的受益者,只有实现农户真正参与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才能实现污染治理目标。因此,政府要发挥管理者和指导者的作用,构建农户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加强农户个体行为决策,让农户自觉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户不是没有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而是对农业面源污染认识不深,没有意识到其危害,农户参与污染治理缺少利益驱动。基于此,应从两方面着手予以扭转:一方面,通过构建农户主体学习机制,加强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念的普及和农业技术应用推广,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和科技素质,增强农户责任感,让农户从根本上认识到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意识到污染治理不仅可以带来生态收益,更能带来经济收益,从而端正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环境经济友好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落实农村补偿机制,调动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鼓励农户采取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和生态经济型生产资料,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生产活动中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量,从而达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目的。
2.3.2从政府单中心治理到政府参与传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单中心治理为主,即政府是治理体系中的唯一主体,其权利涵盖从宏观政策制定到微观措施执行。这种治理模式下,制度实施、管理方式乃至市场资源配置均以政府为主体,直接点对点操作执行,农户被动接受政策,没有动机和积极性去进行污染治理,公众等社会力量作用不明显甚至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构建多中心合作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首要条件是转变政府单中心治理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治理方式的转变,不是否认政府的作用,而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从单中心治理、垄断治理向管理者、监督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转换,即强调政府政策法规上的宏观调控和政策落实的监督及引导。政府部门应当集中力量健全法制建设,抓好宏观调控,做好综合决策,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策实施到位和监管公正,加大宣传力度、广度和深度,积极提供农户和公众环保素质。政府要学会放权,将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交由市场自行解决,从繁琐冗杂的事物中走出来,仅在宏观上把握政策和政策实施,具体的管理实务和落实行为则交由其他主体执行。
2.3.3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环境管理实践证明,社会力量参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离不开公众、舆论传媒等社会力量的互动参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并不顺利,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但作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体之一,社会力量具有其他主体所没有的专业优势和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要清楚认识到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完善监管机制的基础上,鼓励公众参与,可以设立专门部门,预留专项资金,及时收集整理和利用公众反馈的信息。此外,政府还应该认可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民间环保组织,承认其合法地位,必要时候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和政策扶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新型多中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最后拼图――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