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主要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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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1、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2、《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3、《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如今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关键词：墨子；兼爱；和谐社会；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1）04－0005-04

和谐是人类所向往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和谐社会是人类几千年来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从未中断过，有关和谐社会的思想也尤为悠久和丰富，其中突出的就有墨子提出的以“兼爱”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方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继承和吸取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华，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这一时期，旧的制度已经崩溃，新的制度还没成型，社会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墨子的“兼爱”主张代表了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人数又是最多的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需求，代表了他们所憧憬的和谐社会生活。

构建和谐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社会中存在着不和谐之处。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切中要害。在墨子的和谐社会思想中，首先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墨子・兼爱上》）那么天下之乱从何而起呢？答案是“皆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不相爱”就是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在《兼爱下》中，墨子又把“不相爱”称之为“别”。为了消除天下之乱，墨子提出了“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的主张，用“兼相爱”来代替“交相恶”，用“爱无差等”来代替“爱有差等”，以求得“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的目标。

墨子的这一主张，是对利己主义的否定。对于和谐社会的理想而言，这也是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反思和纠正。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也反对自私自利，但是它所讲的“爱”是要分亲疏厚薄的，血缘关系远近不同，所施之爱也有原则差别，即“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在墨子看来，社会中许多罪恶和不平等都是由于这种“爱有差等”所引起。按照儒家的“亲亲”原则来治国，国家不得治而得乱是情理中的事情。

墨子讲兼爱，还和“利”密切联系起来，如“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爱利万民”（《墨子・尚贤中》）等等。在墨子的观念里，“利”并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天下之利”、“万民之利”，这既是仁人之事，又是“圣王之道”（《墨子・兼爱下》）。可见墨子的爱是以实际利益为基本内涵，而这实际利益又属于利他主义的范畴。如果说，“兼相爱”是墨子展望和谐社会所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理想，那么“交相利”就是这种道德理想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现实结果。“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提和基础，“交相利”是“兼相爱”的实现和本质，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

既然“兼相爱”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交相利”，而这“利”又是指“天下之利”、“万民之利”，所以在墨子思想中，“利”与“义”是一致的，重利也就是贵义，利天下就是最大的“义”。“兼”最终合于“义”，“兼即仁矣，义矣”（《墨子・兼爱下》）。墨子极力强调“义”的重要性，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的观点。为了宣传和实践“义”，墨子本人上说下教，强聒不舍，以自苦为极，足见其对“义”的信念之坚定。

义利关系的争论，也是儒墨两家分歧之所在：“圣人有爱而无利，儒者之言也；天下无爱不利，子墨子之言也”（《墨子・大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利与义是对立的，重义必须轻利。比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也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爱是以实际利益为基础，而孔子的仁是以感情和道德因素为基础。但是就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墨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义”直接归入到“利”，而且进而把“爱”、“义”和“利”相提并论，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又完整的道德评价体系。“利”既是“爱”的表现，又是评价一种行为是否属于“义”的标准。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了视人如己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相互间就更容易消除隔阂，在和睦相处的情况下去保持社会公共生活的安定有序，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因此，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墨子的“爱无差等”原则比儒家的“爱有差等”更具有普遍意义，它反映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向往，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体现。

二、“兼爱”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共处。”[1](P14) 如果说，和谐社会是用道德与法律来维系的，其中道德的核心就是诚信友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决定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由人与人的关系所决定。因此，诚信友爱，是和谐社会的凝聚剂，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核。墨子的“兼爱”主张正是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凝聚剂的功能，它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

首先，“兼爱”体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墨子认为，以“利人”为内容的“兼爱”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墨子的这种道德信念并不是以等价交换作为前提的，他提出“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墨子・兼爱下》）就是要人与人应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更不能损天下之大利以就个人之小利。实践“交相利”的途径则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这种精神反映了劳动人民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符合下层民众依靠集体力量以扶危济困的要求。

其次，墨子指出了实现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方法。墨子提出“己先爱人，然后得报”的步骤，“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 可见，墨子所主张的爱虽然是相互的，但是这种爱也是利他的，“爱人非为誉也”（《墨子・大取》），更进一步说，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为整体而牺牲个人。这比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孟子・尽心上》）这些以自己为中心的爱，更为光彩，也更符合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虽然这些主张相对而言更难以达到，但是对于墨子和墨家门徒来说，他们所信仰的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所提倡的是“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足见墨子大公无私的伟大人格。

再次，“兼爱”利于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平和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墨子提出“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墨子・兼爱下》）。 墨子“兼爱”的根本意义就是平等的爱，不分所爱对象的社会等级，一律相爱。当然，这种平等，不是指政治上、财产上的平等，而是指思想感情上、态度上的平等。在实现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兼爱”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 如果是这样，社会也会呈现出一派和谐状态，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

三、墨子和谐社会的构想

“兼爱”作为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精神内核，是墨子其他主张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墨子对和谐社会的构想，都是围绕着“兼爱”而展开论述的。

从“兼爱”出发，墨子大力提倡“非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更强调国与国之间和谐共处。“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墨子・天志中》）他认为“攻伐无罪之国”（《墨子・非攻下》），“亏人自利”（《墨子・非攻上》），就是最大的不义，与“兼爱”原则是尖锐对立的。“非攻”寄寓了墨子对于消弥战乱、实现和平、建立和谐世界的理想。

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墨子主张通过“节用”、“节葬”、“非乐”来达到“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墨子・天志中》）的和谐社会的经济目标。“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他主张要像古代圣王那样，在饮食、衣服、宫室、舟车、丧葬、兵甲等方面，“制为节用之法”（《墨子・节用中》），使王公大臣的消费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奢侈。而奢侈浪费，挥霍民财，是“亏夺民衣食之财”、“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严重违背了“兼爱”原则，更达不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为了达到“刑政治，万民和”（《墨子・天志中》）的政治和谐，墨子提出了“尚同”和“尚贤”的主张。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下之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上》），也即统一思想，统一政令。他所要求的“上同于天子”，就是要上同于尧舜禹汤文武那样“兼爱天下”的“兼君”；“一同天下之义”，就是要一同于“兼爱”。所以“尚同”正是“兼爱”得以实施的政治制度。而“尚贤”即崇尚和重用贤能的人。在“尚同”这个政治制度之下，担任行政官职的贤士就是那些能够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人，也就是墨子所说的“兼士”。选贤任能的要求是“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这种作法的本身就体现了“兼爱”的精神。

为了提高“兼爱”主张在和谐社会中的权威性，墨子把“兼爱”上升为天的意志，并把鬼神作为“兼爱”的监护者。他认为，人世的“兼爱”即来源于“天志”：“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 “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墨子・天志中》）墨子把“天志”作为推行“兼爱”的宗教保障，而“明鬼”则是辅佐天赏善罚恶、实现公正公平的神秘力量，一切不实行“兼相爱”，而搞“交相恶”的人，鬼神就会给予诛伐。

总之，“兼爱”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核心和总纲领，既是和谐社会的道德追求，又是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目标，同时还具有宗教的哲学意义。作为小生产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墨子所提出的“兼相爱”的和谐社会理想，尽管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有其历史的价值和光彩，但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四、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现代价值

“兼爱”是墨子和谐社会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家区别于其他各家的根本标志。“兼爱”要求视人如己，平等地爱一切人。这虽不合于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但却更易于与现代社会的博爱精神相契合。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就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2](P410) “我想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惟一希望……现代人应当为追求实现没有阶段、没有限制的普遍的爱而努力。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难实践，但笔者认为墨子之道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2](P413)

墨子的“兼爱”有许多独特的地方：首先是爱利必须并提。如“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等。在墨子的观念里，爱人利人必须表现于实际的事功，没有实际事功的爱就不能称作真正的爱。所以，虽然从概念上分辨，“兼相爱”可以说是一条最基本的道德理想，“交相利”是这种道德理想在实际中应用的结果，但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爱利并提使得墨子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特征。其次是坚持对等互报原则。《墨子・兼爱上》说到：“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的爱是互相的、对等的。爱的施受双方不再是等级森严的两端，而是两个平等的个体。在兼爱的背后实际蕴涵着一种人格平等的观念。这些都和现代伦理观念有近似之处。

墨子提倡“兼爱”，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传统的宗法制度。儒家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之上。它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一切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基本上都以家庭为核心。这种伦理的优点很多，如主张自我反省，一切从自身做起，重视个人德性的修养，重视家庭关系和集体利益，强调义务和奉献，等等。但是，这种伦理的缺点也不少，如忽视个人权利，个性得不到张扬，权利意识淡薄，等级观念浓厚以及公德心缺乏。特别是由于长期和实际政治纠缠在一起，儒家伦理所包含的许多负面因素得以泛滥，成为制造社会生活中各种腐败和黑暗现象的渊源。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墨子的“兼爱”学说也许可以为之提供某些借鉴。除了“兼爱”比儒家的“仁爱”更接近现代社会的人道、博爱观念之外，墨家所提倡的利他主义还可以纠正儒家伦理的负面因素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积蓄的自私、狭隘心理，进而培养我们民族的公德心。而公德心恰恰是判定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不容否认，纯粹的利他主义是一种极难实现的道德理想，墨子本人的经历和墨家后来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道德理想的价值本来就不在于它最终能否在全社会实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个人精神的提升上。正是在同自私自利的比较中，才凸显出利他主义的伟大；正是通过舍己为公的行动，人们才会获得某种精神的感召。这也是墨子“兼爱”学说的价值所在。

墨子的这些主张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期的产物，在今天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大增多、社会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的条件下，有些内容未免显得过于朴素和简单。但从总体上看，墨子的这些主张还是有着冷静而深刻的内涵，而且其所反映的是下层的实际需要和实际利益，因而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能反映社会大众层面的现实生活、并且能积极为普通百姓生存计虑的墨子和谐社会思想也能够为我们解决现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或启示。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其中的优秀思想成果，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注入有益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3］（清）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A Brief Analysis of Mo-tse's Idea of Harmonious Society of Mo-tse

Li Guanghui，Chen Tianya

第3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关键词]墨子 传播思想

一、墨子的传播目标

在中国历史上，墨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期，是一个战争频仍、群雄逐鹿、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思想传播十分繁荣的时代。当时比较显著的传播现象就是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淮南子？泛论训》有记载：“百家殊业， 皆务于治”。先秦诸子传播活动的共同目标就是“求治”。不外乎，墨子传播的目标也是实现其治国的政治理想。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是属于“功利派”的，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君王和君子的努力方向。“利”是墨子思想与实践中的核心思想，是衡量包括人们言行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标准。墨子的功利，并不是指一己之私利，而是“天下之利”，也就是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他认为传播活动应该为“治世”服务，这是墨子的功利观在传播思想方面的体现。墨子认为，君子著书立说都不是为了锻炼口才，而是要真正为国家、百姓服务。他在《墨子.贵义》中说：“凡言凡动， 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 凡言凡动， 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他认为，一切言行活动，只有是对社会有利的才应该去做；对社会没有好处的就应该放弃。他指出，传播的一个功能就是有利于国家了解民情，并制定正确的政策，这样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的又一主张，他希望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遵循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从而实现“人与人相爱，强不劫弱，众不劫寡，富不晦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的社会状态。

墨子提倡重视物质生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的传播思想的“功利主义”的弊端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忽视了音乐、文学等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墨子主张“非乐”。在《墨子》一书中鲜少有提及开启民智的语句和主张，在墨子看来，似乎只要国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了，精神追求可以忽略。物质生产的问题最终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解决，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启。从这方面来说，墨子所提倡的“利”，只是一时之利，而非长久之利。

二、墨子的传播方式

传播者要想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有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渊博的知识和传播的方式。在论辩中渊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在道理上辩过对方。但是，使用恰当的传播方式与方法更有利于传播取得预期的效果。墨子在传播过程中就采取了一定的传播方式。

（1）研究受众，有针对性。进行传播活动时，要根据具体的传播对象来进行宣传说服，做到有的放矢。在游说诸侯时，墨子提出 “必择务而从事”的说法。他认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要依据其具体的国情来说理。国家混乱，要劝其尚贤尚同；国家贫穷，要劝其节用节葬；国家沉迷，要劝其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要劝其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要劝其兼爱非攻。总而言之，墨子“择务而从事”的观点就是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法，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2）通俗易懂，务实求真。在说理辩论的技巧方面，墨子属于务实派。墨子认为论辩是一种传播方式，辩论的目的就是辨明是非，解决疑惑，而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利。因此，在《修身》中，他给传播者提出的建议就是：“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也就是说，话不需要很多，但一定要充满智慧；语言不需要辞藻华丽，但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这样，受众才容易理解，传播效果才会更好。

（3）统一标准，树立权威。在墨子看来，进行传播活动时，传播者的言辞都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这样，其传播观点才具有权威性，受众才更容易接受。因此，在《非命》中提出“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的说法。墨子也同样指出了言谈时的标准，那就是“利于天、鬼、百姓”。 也就是说，一切言行活动，只有是对社会有利的才应该去做。“利”就是墨子给传播信息确立的一个价值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传播实践，其观点更乐于被受众所接受。墨子认为，天子所言应该是舆论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产生分歧，纷扰争夺也就可以因此而避免。这其实是墨子集权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重视传播的社会功能

墨子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传播的社会功能方面，墨子也非常重视传播产生的实际效果。墨子将夸夸其谈、脱离社会现实的争辩视为“袅鸣”。《贵义》中记载：“言足以迁行者， 常之； 不足以迁行者， 勿常， 不足以迁行而常之， 是荡口也。”也就是说，如果所说的言论足以付诸行动， 就要经常讲； 所说的言论不足以付诸行动， 就不要经常讲；所说的言论不能付诸行动， 却又经常讲它，就是“荡口”。由此可见，墨子明确反对在游说行教时说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话。墨子遵循致效原则，并将其作为衡量传播活动价值的尺度。如果传播者的宣教不能令受众付诸行动，就要中止和改变这种传播活动。墨子认为，传播就要在近期内看到实效，如果传播不能致效就是浪费口舌，毫无意义。这也是墨家“功利观”在传播活动中的体现。

墨子认为，传播的社会功能要大于物质生产。与其亲自耕织“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他说，“王公大臣采用了我的意见，国家就必定能治理好，黎民百姓听了我的话，行为就一定有所改变。因此，我以为虽不亲自耕织，但功劳要大于亲自耕织。”这就是墨子的传经说教“贤于耕织”的思想。

另外，为了进一步说明传经说教功大于亲自耕织，墨子还举“教人耕者功大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鼓而使众进战者功大于独进战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四、重视经验的传播思想

墨子十分重视实际经验的传播，认为人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在《明鬼》篇中，墨子说，鬼神存在与否，要取决于大家的所见所闻。如果大家见到了听到了，那就一定有；如果没见到没听到，那就一定没有。这种认识过分强调感性认识，而忽略了对其进行理性认识与分析。在传播活动中，人对事物的认识会受经验与感觉的干扰而使判断失误，因此，理性分析在认识中至关重要。

墨子还提出了三条标准，即著名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认为，言论是否正确合理，要根据其“是否符合古者圣王的历史经验，是否符合百姓大众的感观经验，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这三个标准来判断。

这三个标准被墨子大量地用在他的传播过程中。墨子在游说时，会带大量的书籍，引经据典，通过古代“圣王”的历史材料，来增强说服力，这是对古者圣王历史经验的运用； 在论述鬼神的存在时，墨子运用了百姓大众的感官经验； 另外，墨子经常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出发点，这又是对“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经验的运用。

墨子的传播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传经说教，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墨子的传播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罗炳良，胡嘉云.墨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第4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关键词：墨子；兼爱；交相利；非攻

一

墨子所处的时代，战争四起，烽火连绵，大国侵略小国，强国掠夺弱国，战争连绵不断，攻伐此起彼伏。“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这样一个动荡年代，在墨子看来天下最大祸害的根源就在于人们的“不相爱”，导致各个国家、阶层和家庭之间相互兼并争夺。墨子反对爱有差等，认为应该爱一切人，不分亲疏，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二

墨子认为儒家的“亲亲”和“爱有差等”是造成了天下社会兼并之风盛行的刽子手。就是因为人人都只爱自己的亲人、只爱自己的家庭、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知道爱别人及别人的国家和家庭，不知道“兼相爱”，才造成了上述这种风气。墨子明确指出，无差别的爱一切人是社会所必需的，是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力量。“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墨子・兼爱中》）只要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一切冲突都就化解了。“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

墨子的“兼爱”比儒家的“爱人”更具有社会基础性，它是一种普遍的大爱，不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论强者和弱者，不论贵贱、贫富都要相互关爱。比起儒家的“爱人”思想，“兼爱”更多考虑的是被统治阶层的利益。墨子指出儒家的“爱有差等”其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私自利的，因为“爱有差等”，而导致了“爱我身于吾亲”（《墨子・耕柱》），“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墨子・耕柱》）。墨子的“兼爱”思想充满了理想民主的色彩，但是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阶级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有对等的相亲相爱，“兼相爱”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愿望罢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兼相爱”的思想是有它实实在在的价值的。“兼相爱”作为墨家伦理思想最高的道德准则，其实现途径是“交相利”，即人与人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爱，应当也是实实在在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墨子对“交相利”是什么做出了解释：“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只有懂得了爱别人的双亲、家庭，别人才会“报我以爱利吾亲”（《墨子・兼爱下》）。

“兼相爱”、“交相利”，爱和利都是互相的，双向度的。为了相互和平相互亲爱，就要互相帮助，以此来满足了自己的利益。“交相利”中的“利”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指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墨子把“利”看成是一切道德善恶的标准。国家、社会、人民的大“义”就是“利”。所以墨子很重视发展生产，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不能做“万民弗利”（《墨子・非乐上》）的事。他认为，儒家的厚葬制度侵犯了人名的利益，是一种腐化奢靡的行为，主张“节用”（《墨子・节用中》）。墨子把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看成是道德判断的标准，这体现了其伦理思想中功利主义原则的一面，与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提法基本一致。

和儒家一样，墨子也把其“兼爱”伦理思想应用于政治当中，由此提出了“非攻”的思想。他把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略性的战争，称之为“攻”，另一类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叫做“诛”。他认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战争都是“攻”，都是不“义”的。“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为马然。今若能有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墨子・非攻下》）他渴望能有一位明君来结束战争，让百姓获得安定。

三

墨子“兼爱”思想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不但要求摧毁贵族世袭制，提出“尚贤”和“尚同”的政治思想，更主要的是他反应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但是他代表着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的人人互相亲爱的理想跟本不可能实现，他忽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性，理想过于完美，不可能得到贵族阶级的认可，没有其实现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到后期，他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转向了唯心主义的有神论，把理想寄托在“鬼神”身上，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墨家以前建立的认识论本体，失去了墨家理论知识赖以生存的土壤，这是值得后来伦理思想家们重视的一个教训。

参考文献：

[1]《墨子》方勇 中华书局 2011年版

[2]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第5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在贤才培养目标的三个要求中，“厚乎德行”作为对学生的第一培养目标，说明墨子很重视道德教育。墨子的教育以“义”为先，“万事莫贵于义”，有了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好地治理社会和国家。其次要“辩乎言谈”，处在百家争鸣的社会下，墨子的思想和学说要想得到大力宣传，“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使王公大臣和百姓士人接受和采纳墨子的倡议和主张，离不开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才。第三，培养的贤才要“博乎道术”，即还要掌握一定的实际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做到知行合一，为国家兴利除弊。①

不论是墨子所处的战国纷乱时期还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下，墨子提出这样的教育目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学习。墨子提出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这与我们当前语文教育新课标所倡导的“三维目标”相一致。在实际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素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行为习惯。

墨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爱”，它也是节葬、节用、非乐、非攻等主张的出发点。②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可以看出墨子把“兼爱”的教育理念放在至高的位置，要是人们能够相亲相爱、爱人如爱己，那么国家可以安定有序；否则，若是“交相恶”的话，国家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

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儒家的“仁爱”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以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有差别、分等级的爱，难以摆脱等级制的枷锁，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墨子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所倡导的“兼爱”则是无差等、不分亲疏的爱，是互惠互利的普遍之爱。墨子的“爱人若爱其身”的教育思想极具理想色彩，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兼爱”的气度是高于“仁爱”的。

墨子“兼爱”的道德教育虽然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但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墨子教育的具体做法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重视培养学生的科技技能

（一）技能教育 墨子重视技能教育，主张“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的教育观和劳动观。即教育学生要掌握生产或劳动技能，学会自食其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墨子本人出生工匠，有非常高超的制作技术。《墨子》记载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木制车，能制作翱翔于天空的“木鸢”，训练学生制作日常生活用的器具、守城器械。墨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技能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各取所长，使个人的智慧和技能得到好的发挥。

除了器械制造外，墨子还在工匠技艺、测量、守城保卫技术等方面教育和训练学生。其中，守城保卫技术，《墨子》就有《备城门》等七篇专门论述守城的器械、战术布置、人员配置、制作弩车等等实用技术。墨子重视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教育使其在我国古代教育中独树一帜、卓尔不群。

（二）科技教育 墨子的科技教育活动与其政治理想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与孔子齐名，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墨子的政治理想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反对等级制，反对世袭制，反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的专横、浪费，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建造一个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理想社会。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宣传其政治理想；二是交给学生实用的科技知识和技能，以便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正是墨子的科技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应用，使得宋国免除了一场战争，也使得“止楚攻宋”的历史事实成为一段佳话。

墨子的科技教育注重实用与实践。墨子学派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与其他学派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墨子及其门徒除了讲理论，还注重动手操作的科学技术的传授。墨子所进行的科技教育，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并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就是说学习科学知识，最根本的是要应用到实践中去，为现实生活服务。与墨子同时期的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轻视职业培训，重视文雅活动，忽视实际工作。而与墨子同时代的儒家学派，它教育弟子所采用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主，尽管孔子主张要从多问、多闻、多见中广博学习，但其所传授知识范围根本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墨子与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孔子相比，它在科技知识教育方面更为务实，更有特色。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墨子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可靠性的标准，即“三表”；二是逻辑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辩的能力，靠逻辑力量说服别人，宣传本学派的政治主张。③墨子认为，“言必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④。这就是说判断事物真伪有三条标准，一是要向上追根溯源，追溯古代圣王的事情，有历史的根据和前人的经验；二是要向下探究缘由，考察百姓经历的实情；三是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即在刑事和政务中运用，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是墨子与论敌展开论辩时经常使用的武器，也是墨子论证问题常用的方法。墨子的“三表”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它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墨子的“三表法”在我们当今的语文教育活动中并没有过时，它可以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言语论辩能力，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借鉴并付诸教学实践。

墨子除了逻辑论证的“三表法”之外，《小取》篇里还提出了逻辑方法的“七式”：或、假、效、辟、侔、援、推。“或也者，不尽也”。“或”，不尽的意思，是相对“尽”而言。“尽”指全体，“或”指部分。也就是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假，今不然也。”“假”，指假设。“尽”相当“盖然判断”；“假”，相当“假言判断”。“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即大前提。对一未知事物经过论证合于大前提的叫“中效”；不合，就叫“不中效”。“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就是打比方，举他物以说明此物。“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即用他辞衬托此辞的比辞法。“比辞而俱行”，就是比较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判断，并以其相类、相等或相同为根据而进行的逻辑推理。例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意思是：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是骑马。）前提与结论之间的两个判断可视为“相类”（同类）。相类，是推理的根据。“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引也。引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的论点进行比较，以双方论点属同类为根据，驳斥对方对自己所持论点的否定。“援”，是证明和反驳的方法，而以反驳为主。“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相当于归纳推理。予，是推断。以所取者为依据，推断“所不取者”与“所取者”之间的相同，即推。⑤墨子的“七式”给我们提供了各具特色而又严谨合理的论证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进行其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训练。

此外，墨子还提出了“类、故、理”的基本概念和“归纳、演绎、类比”等几种推理形式。墨子的“三表”、“七式”的论证方法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它的逻辑教育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墨子的宣传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且对后世的语文教学，特别是议论文教学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三、强调实践活动、因材施教

（一）实践力行，言行一致。首先，墨子始终强调从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认为学习书本知识虽然是应该的，但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才是根本。他注重实践性教学，教育学生不仅要学思并重，而且要多“信身而从事”（《尚同下》），理论联系实际，所谓“士虽有学，为行为本焉”（《修身》）。其次，他主张“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兼爱》）。坚决反对只说不做，并且指出“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信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公孟》）。由此可见，墨子把言行一致，实践力行作为考察其弟子的学习或德行是否符合标准的原则。反观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只注重终结性评价，把考试分数的高低作为评价学生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不仅与语文新课标强调关注学生的素质教育的理念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墨子强调实践力行，言行一致的思想。

（二）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墨子在教育学生方面，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是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服务的。这种教育理念强调了教育实践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教育模式，只有摸清楚学生的特点，才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以便顺利而有成效地开展教育工作。同时，墨子在教学中还注意到学必量力的道理。他说：“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大取》）。意思是说学生水平较高的，可教他学习较深些的知识，学习水平较低些的，可教他学习较浅的知识，教师施教应深浅适度，繁简得当。同时，他还告诫学生“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他反对贪多务多，提倡务本约末，并鼓励学生在务本时发扬集腋成裘的精神，积渐成为“天下器”。墨子的因材实践，量力而行的教育原则和语文新课标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是相契合的。

（三）积极主动，不叩亦鸣。与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不同的是，墨子主张“叩则鸣，不叩亦鸣”的教育原则，认为教师担负着传义布道的社会重任，必须发挥强行“上说下教”的精神。墨子认为在施教时要保持积极主动，对学生不必待而发，而应在学生还没有产生学习愿望时就积极引导。这种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较差，需要教师的督促和引导。

四、结语

总之，墨子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孟子曾惊呼：“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墨子独特的教育目标、科技教育、思辨教育等教育思想和实践使得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上独树一帜。不论是在当时，还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教育思想都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其重视科技和技能教育的知识传授，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中重书本知识而忽视实际技能的弊端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思辨教育为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许多推理和论证的方式方法；因材施教、言行一致等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我们现今的语文教育工作中仍然值得践行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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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潘月洲：《墨子教育思想探究》，《南京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②孙卓彩：《墨学概要》，齐鲁书社，2007年版。

③孙培青：《中国古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6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摘 要：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纷起争霸，传统礼乐制度遭到极大的践踏与破坏，西周的官学制度开始解体，学术渐呈下移之势。学术下移使社会私学教育兴起，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在当时影响较大，并称显学，但二者在教W对象、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却是同中有异。本文比较了孔墨教育思想的异同，并深入挖掘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孔子 墨子 教育思想

先秦时期，我国的教育制度经历了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兴盛”的发展历程。西周时期，学术官守，教育是贵族阶级的特权，教育主要为政治服务，教育理念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春秋时期，官学失守，私学教育兴起，教育无须服务于政府意识形态，学术的自主性较强。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在当时影响较大，并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墨私学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国家的政治事务逐步细化，国家职官的种类和数量渐趋增多。西周的国家职官多由贵族子弟承担，因而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就显得迫切而必要。为了有效传播文化知识及培养优秀人才，西周建立了官学制度，其根本特征是“学术官守”，即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的文献典籍及学术资源等均掌握在官府手中，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这种教育体制的等级性及知识垄断性都非常强，教育呈现出显著的“官师合一”与“政教一体”的特色。

春秋时期，王室式微，诸侯坐大，天下渐趋“无道”。“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已无法维持，“学术下移”局面开始出现。《论语・微子》中就有孔子关于周乐师流落民间的记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原先服务于中央政府的知识分子在流入各地的同时，也将其所学及所掌之典籍带到各地，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知识向下层的传播，伴随而起的就是私学教育的产生。

私学教育主要指私人聚徒讲学，由于“学”已经为“私”，因此私学所招收学生的身份地位已无明确的等级要求，私学教育使得广大平民阶层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私学教育不受政府控制，其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均无须服务于政府意识形态，学生的来源及学成后的归属无须政府统一安排，所以享有极大的学术自主性。这一时期私学教育的成功典范当首推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

二、孔墨教育思想的异同

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不但为社会培养了人才，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学风，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有“世之显学”的说法。二者在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各有异同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教育对象的异同。教学对象的问题是贯穿中国教育史始终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主要讨论的是受教者是否有资格接受教育或接受教育群体所具备的条件等问题。孔子与墨子的私学教育不再限制入学者的背景与年龄，不同于西周时期只为贵族提供教育机会的官设机构，广大平民阶层开始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使传统教育由贵族垄断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孔子招收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三千弟子身份不尽相同，有孔子称之为贤，却独在陋室不改其乐的颜回；也有办事通达、善于经商之道的子贡；有像孟懿子一样的贵族，也有像仲弓父一样的“”。墨子虽未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口号，但同样把教育对象推及于社会各个阶层，主张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匹夫徒步之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孔子不同的是，墨子所选择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墨子主要从底层人民的要求与根本利益出发，更多地教给劳动人民一些实用知识，在《墨子》一书中就有物理学、逻辑学、光学、力学、军事学等自然科学内容。

孔墨对于教育对象的泛化，其实是有着深刻人性论基础的。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生而本性相近，后天学习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差距。墨子主张“士亦有染”，认为人如素丝，入什么染缸就会染什么样的色，后天教育和环境对于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虽然社会有高低等级的差别，但人性本同，缩短人与人差距的有效手段就是教育均等，因此，教育必须突破阶级限制。孔墨的私学教育扩大了教育对象范围，对当时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孔墨的私学教育并未能突破周代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局限，女性仍被排除在外。

2.教育目的的异同。古代教育系统多以为统治阶层培养或输送人才为根本目的，教育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孔墨的教学目的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把教育作为实现自己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孔墨教育延伸了教育的目的，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派学风。孔子私学教育的明确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从事国家政务的君子。“君子”一词在《论语》的20篇中都有出现，出现的次数达107次之多，可以说，“君子”是贯穿《论语》一书的核心概念。孔子所谓的君子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既要有良好道德修养，又要有参与政事为国家出力报效的能力，“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一直是儒家所倡导的主流。墨子教育学生的目的是培养比君子更加实际的兼士，兼士要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能做到“饥则食，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孔子私学教育的目标指向是贤人政治，而墨子私学教育的目标指向则是“为义以救天下”。

3.教育内容的异同。孔子教学的内容，《论语・述而》载录为“文，行，忠，信”。“文”指用文献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孔子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经常要求弟子“博学于文”，这里的“文”即指历代文献；“行”指用社会生活实践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孔子的教育内容承续着西周官学以“六艺”为教的传统，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其中的“射”与“御”主要就是对学生射箭技能和驾车技能的培养；“忠、信”是指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子进行教育活动的总纲领。“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最高标准，“仁”是要有“爱人”情怀的美好品质，其核心之义为“忠恕”，具体表现为《论语》中的“恭、宽、信、敏、惠、忠、恕”等优秀道德品质。因此，概括来说，孔子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技能教育、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三大方面。

墨子私学在教育内容上除了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之外，还非常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墨子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实践家。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墨子掌握了许多高超技艺，并在实际教学中将其传输给弟子，指出“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墨子・辞过》）。《墨子》记载，墨子为了阻止楚王攻打宋国，只身前往游说楚王，楚王恼怒，想要扣押墨子，墨子给出的反击理由是“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可见，在墨子的弟子中，大部分人已掌握了实战之术。所以说，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墨子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他强调的是“学”与“用”的紧密结合。

4.教育方法的异同。孔子和墨子的门徒都比较多，而且来源复杂，他们的年龄、出身、性格特征不同，文化水平及道德修养也参差不齐，甚至学习要求及目的不同，因此，孔墨都主张“因材施教”，就是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主张针对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有差别的教学，故而孔门十哲才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区分；墨子经常按照学生能力的不同，对学生进行分类教育，所谓“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节”（《墨子・大取》），要求学生各扬其长，“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公孟》）。相较共性而言，孔墨在教学方法上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孔子强调启发式教学，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子路》），认为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导师，所谓“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论语・雍也》）；墨子则强调要“强教于人”，主张送教上门，“遍从人而说之”（《墨子・辞过》），认为“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同时鼓励学生要自主学习、自求自得，反对“击之则鸣，弗击则弗鸣”的学习方法。

三、孔墨私学教育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观念发生一系列转变，孔墨私学教育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1.理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当今社会，教育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一些学生只是盲目地学习理论知识，忽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导致理论与实践无法正常对接。不管孔墨私学教育的目的为何，“学以致用”都是其教育的根本。因此，当代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而且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言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于学生而言，需要对专业有正确的定位，同时进行与专业有关的社会实践，积极适应社会需求，使得学有所用，于学校而言，需要在实践教学方面有所倾斜。

2.师生关系要重新定位。在以往教学中，教育系统过于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从而忽略受教育者是学习主体这一重要因素，当代教育要扭转这一局面。当务之急是提高教师团队的素质，在教学方法上以启发式教育取代填鸭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教学途径上反对一言堂，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是构成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与师生间的互动有密切关系，师生的身份在无形中发生转变，老师要由过去传授者变成引导者，学生要由单纯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思考者与实践者。

3.品德教育要切实地施行。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都非常注重学生德育，孔子主张“仁爱”，墨子提倡“兼爱”，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而良好的道德观念。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而一些学校的品德教育却没有很好地得到切实施行。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高校道德教育至橹匾，当今高校德育工作一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指导。因此，突出道德教育，挽救社会道德沦丧之势，已成为当代教育必须面对与解决的迫切问题。

4.劳动与技能教育的不可偏废。孔子和墨子的私学教育虽然在当时并称于世，但墨子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孔子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孔子的教育思想遂被奉为圭臬。孔子重视文化道德教育而轻视劳动与技能教育的教育理念被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所承袭，甚而影响到现代教育。我们认为，成功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合格人才不应仅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道德素养，还要掌握相应的科学技能及较高的实践动手能力。故而当代教育不应该将教育视野仅仅局限在书本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比重，传授科学技能，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全面人才。

除此之外，孔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教育与政治相融合的教育理念等都是当代教育必须要吸收借鉴与积极发扬的。因此，我们认为当代教育要充分借鉴孔墨私学成功的教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易连云.德育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彭定光.高校德育的困境与提高德育效力的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2（3）.

第7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墨子学说在当时影响如日中天。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班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

墨子的思想与主张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墨子》一书中所撰写的《兼爱》、《天志》等篇目中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也是墨子哲学观念重要主张。墨子认为在战乱时代，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为争夺领土而发生的战争，以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争执，演变发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发生争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兼爱”精神的缺失，墨子曰：“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必不忠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讲的就是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兼爱”的缺失，墨子认为唯有“兼爱”得到大众的认可，并发扬其精神，这样，天下才不会大乱，人们才能和平共处，才能创造太平盛世。

墨子对“兼爱”的叙述为简称为“仁”，把信仰“兼爱”理念的人称为“仁人”，与儒家提倡的“仁”在道理上相近，但在具体以细节内容上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学说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封建宗法制度的“亲亲”理念对远近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而墨家学说主张爱无贫困差别，爱无厚薄。在“兼爱”基础上提出的“非攻”理念，在大爱面前反对非正义的攻伐战争，它是“兼爱”思想在地方政权相互竞争方面的延伸。

“兼爱”思想是墨家学说思想的核心理念，它蕴含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就是要普通大众待人如己、爱人如己、相亲相爱。并以理想化的思想境界，达到墨子所希望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发扬墨家“兼爱”思想，有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认为人是自然界的高等生物，人与人之间和群体关系与动物之间的族群关系不同，人们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关系。“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手段，又是社会的目的；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所以，要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就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论，“兼爱”思想恰恰如实反映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与名利的关系，在促进经济社会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发扬墨家“兼爱”思想，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观。

三、“尚贤”，是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根本

“尚贤”思想是墨家学说中最实用的政治主张，就是主张国家政府实行任贤用人。墨子认为“国家治薄”的原因在于“贤良之士寡”，墨子在提出“众贤”与“尚贤”措施；所谓“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而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选贤用能，对社会有用的人“将富之、贵之、誉之”。从而达到国家的贤良之士增多，同时也就面临着政府如何选拔和使用这些对社会有用的贤人的问题。

在选用贤良之士方面，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墨子在“尚贤”思想的最核心的体现，它贯穿着墨子的整个任能用贤的政治思想。在人才选拔上，要做到“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深刻问题，人才选用得当，则对国家繁荣昌盛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甚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墨子提出的“尚贤”思想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选贤制度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

墨子认为通过任用贤人政治主张，就可使官府殷实，万民富足，从而最终达到整个国家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昌盛。

虽然距今已过去了两千多年，但墨子所倡导的“尚贤”思想和“尚同”的主张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墨子的“尚贤”学说仍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尚贤”，是实现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根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目前走具有中国特色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前，选用贤能担任国家重要岗位，有效的发挥其才能，为远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铺路。

参考文献

第8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关键词：墨子苏格拉底智慧天子神

据晚清学者孙诒让考证，墨子（公元前468年到前387年）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除此之外，《史记》中记载墨子“善守御，为节用”，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工匠，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俗称鲁班）相媲美。墨子出身“贱民”，反对世袭制度，所以被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世袭社会所边缘化。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到前399年)，出生于古希腊雅典城，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的父亲是一名雕刻家，起初苏格拉底子承父业做过雕刻工。他出身普通公民家庭，一直追求真理却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这样两位大思想家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年代，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对“智慧”问题的界定中却存在着迥然的差异。

一、墨子对“智慧”的界定

《墨子・尚贤中》记载：“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知己”。这是我国有关“智慧”二字的最早记载。通过对《墨子・尚贤》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可得智慧者指的是文中的“贤良之士”。“贤良之士厚乎德，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意思是说智慧之人应具备良好的德行，善于言谈论辩，还要博学多识，对宇宙人生有深刻理解。简而言之就是指德才兼备之人。

《墨子・尚同中》有言：“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讲求将智慧者立为天子，建立以天子为最高决策者以三公、将军、诸侯、乡长、里长等为辅佐者的统治，而天子的目的是“一同下之义”。

《墨子・天志上》又有言：“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之为政于天下”，“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为贵，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名之曰圣人。以此知其赏善之证。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之兼恶天下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罚之证”。墨子认为天子由天来赏罚。

因此，墨子认为：智慧者，即贤良之士、德才兼备之人，应该被举为天子，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天子并非至高无上，他受制于天，天是天子是否行善恶的裁判者和主宰者。所以，墨子对于“智慧”的界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智慧的拥有者是贤良之士，是凡人

(二)智慧指的是有才也有德

(三)智慧者应立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智慧”二字从组合之时就被强加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天赏罚天子，智慧者要顺天意，兼爱天下。

(五)“天为贵，天为知”，“智慧”二字不足以形容天。

二、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界定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提及：神认为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海勒丰的令弟可以为苏格拉底作证。苏格拉底本人却“自信自己毫无智慧”，于是他访了一位以智慧著称的政客，想借此反驳神谕。苏格拉底设法向那位政客指出说：“你自以为智，其实不智”。结果，苏格拉底被政客所恨，被在场的许多人恨。这次拜访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

他继续拜访以智慧著称的诗人，却发现“诗人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机锋而不自知其所云。”他同时发现，诗人们因其会作诗，其他方面便自以为智在人人之上，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其实不然。

最后，他又去访手工艺人，发现“手工艺人竟和诗人犯同样的错误，因有一技之长，个个自以为一切都通，在其他绝大事业并居上智。这种错见反而掩盖了他们固有的智慧。”

因此，苏格拉底在判刑后发出感慨：“在场的人见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为他人所不知我知之；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谕是说，人们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是借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唯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属于神的，凡人是没有真智慧的。苏格拉底自己被神认为有智慧，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界定的特点是：

(一) 智慧的拥有者是神

(二) 智慧指的是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全知全能

(三) 政客、诗人、手工艺者均无智慧，“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

(四) 神谕说苏格拉底有智慧，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

三、墨子和苏格拉底“智慧”界定存在差异的原因

墨子和苏格拉底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年代，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对“智慧”问题的界定中确存在着迥然的差异，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紧密的关系。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人们关于天的观念大转变时期。“在西周的天命神学中，天命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宗教范畴，它说的是由天神所支配的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春秋时期出现了转变，“随着春秋时期天子权利进一步的没落，天和天命范畴失去了神圣庄严的性质，逐渐从高不可攀的地位下降为社会的习惯用语”（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先秦）第123页）。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注重人自身的智慧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墨子所处的环境还是转型的初期，所以作为“”的墨子，依然坚持至高无上的上天，认为：“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墨子看到了周天子倒戈以来，世袭制度的种种弊端，呼吁尚贤，鼓励智慧者“一同天下之义”，并对上天仍抱有幻想，试图建立起上天――天子――臣――子民为体系的新国度，新统治。然而，这种尝试恰恰犯了苏格拉底所言的“政客自以为智慧”的错误。从这个层面看，墨子通过自己一人之力建构的新国度充满着大量的的理想化色彩。天子是凡人，而古往今来凡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天子不能保证完美，必会引起臣民的质疑，倒戈也是不可避免的。将上天与天子纳入一个体系，也必会招来众人对上天的不信任。因此，墨子的智慧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合理的，但同样存在着理想化浓厚的局限。

与墨子所处的环境不同，苏格拉底成长于古希腊，一个神祗活动繁多，神庙林立的时代。荷马和赫西俄德等先人留下的诗篇为希腊人提供了有关诸神的完整体系。神与神以及神与人之间的故事生动形象的反映给了后人。威严无比同时有沾花惹草的宙斯、醋意十足的怨妇赫拉、爱欢笑的阿佛罗狄忒，个个神人同形，活灵活现，被普通大众广泛接受。

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苏格拉底所处的雅典同样庆典繁多，敬神活动盛行。古代希腊人对于神的信仰和崇拜没有严格系统的教义，没有如《圣经》一般的神圣典籍。但这却给了人们最大限度的与神亲近、沟通。使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交织在一起。

虽然希腊的信仰氛围自由，但神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受法律的保护。对神不敬，必受重罚。苏格拉底的罪名就是引进新神，蛊惑年轻人对神祗产生怀疑，其罪行是死罪。柏拉图在《法律篇》也指出：法律应首先告诫那些企图抢劫者尊敬神灵，不从的，若是奴隶或外邦人就在其手、脸上烙上印记，打一顿，然后驱逐出境；若是本邦公民则处以死刑。可见，对亵渎神灵的行为，处罚力度是相当大的。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苏格拉底在拜访了众多自称拥有智慧的人后，得出唯有神真有智慧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中思想有着人类的无奈，但至少使人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寄托。

四、墨子和苏格拉底智慧观的深远影响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评价墨子在古代与孔子曾享有同等的盛名，《吕氏春秋・当染篇》也记载：“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可见墨学在当时的辉煌。冯友兰认为“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就是墨子，墨学的影响不亚于孔学”。在他看来，“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评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 。所以当孔子的儒家一直备受推崇的几千年来，墨家却一直在被边缘化。墨子的思想虽未被封建帝王列入正统思想，但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尤其是清乾隆、嘉庆时期，是清朝海禁大开时期，中西交通发达，西方一些引入的科学理论，许多方面与墨经中的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学等理论相吻合，引起了治墨者的关注。同时治墨者发现，墨学的墨辩，是印度因明三段论、西方穆勒名学、近现代兴起的逻辑学的先驱。比如如何立辞、归类、推理等深奥的理论，墨辩中常常运用。这使得墨子的学说得以复兴和继续繁荣，充满智慧的东方思想从新被重视。

而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均有大批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他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成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而苏格拉底的行为和学说，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记载流传下来。由于柏拉图以及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同样出色，使得苏格拉底的地位在希腊一直保持着无可逾越的极高地位。他极深的思想造诣使得他成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为真理而献身的品质也一直为人多赞颂。

参考文献：

[1]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 新编诸子集成・墨子校注[M]. 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2]柏拉图. 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M]. 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第1版。

[3]苏凤捷,程梅花. 平民理想――与中国文化[M].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第9篇：墨子的主要思想范文

关键词：墨子；非命；强力从事；有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97-01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割据混战，诸子百家，各执己见，在如此辉煌伟大之年代，墨家学派的诞生可谓锦上添花，使当时当代流彩熠熠。据《韩非子·墨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由此可知，墨家学其声势之浩大直逼孔孟，毫不逊色，可谓并驾齐驱。墨子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其观点主要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非命等。这里主要讲下我对其观点非命的理解。

非命是针对儒家的有命提出来的，孔子说的命是一种人力无从知晓更无从干预的神道，是超越自然的客观力量，是人们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性。人一生下来，强弱贵贱、贫富贤愚，甚至生死都已命中注定。墨子在《非命》中谈及有命论，道：“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只要信奉孔子那套有命论，人们便只得安于生存境遇，相信一切都是上天安排，于是一生一世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消极混世观度日，到死都一副麻木不仁不知所往的状态。这样看来，对于统治者而言，有命论无疑是一剂理想的治民良药，统治下的群众各个安分守己；但有命论绝非治世之方，因为从长远看来，人民毫无进取心，懒惰穷苦之人岂不越来越多？社会怎么进步？有命论麻痹了广大群众甚至整个国家，并不知不觉中被推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洞。墨子在《非儒》中就强烈地谴责了有命论——“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故曰：为天下之大害者，有命论矣！

墨子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命论，并主张强力从事的积极处事态度，以代替听天由命的消极人生观。墨子的非命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至王公大臣卿大夫，下至村野农夫妇人，皆可通由自身努力改变现状，若一味信奉有命论，则民无温饱、天下大乱，故曰：“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墨子在《非乐》中亦斩钉截铁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鼓励民众勤勉耕种，同时也寄希冀于统治者，希望他们勤于政事。可见，在墨子看来，所有事情的成功，是个人的努力，以一颗勉励之心从事，个人才会富足，天下才会大治，太平盛世之景才不用粉饰，这一切与命又有何干系？墨子的非命论恰如一束火炬，光芒万丈，照亮黑暗的无底洞，让人们爬出洞口，重见天日，让社会重获新生。

非命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打破儒家那套贵贱差等、贤愚贫富皆由天定的宿命观，坚信人世所有不平等，后天皆可改变。墨子反对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针对“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墨子希望今之统治者能像古者圣王“尊尚贤而任使能”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是故墨子大倡尚贤，甚至对于天子的选任，墨子在《尚同》一文中也隐约表达了应以同样的途径选立——“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认为尚贤乃为政之本，“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列举了舜、伊尹、傅说的例子，他们出身低贱但终究达富显贵于天下，这些例子成了抨击有命论的有力武器，进一步阐述了非命论的价值，告诫人们后天努力才是决定要素。同时针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墨子提倡兼爱，其本质是要求人们爱人如己。君王做到兼爱，才有可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个阶级的人，才会无视血缘等级，真正做到举贤任能，贤人治国，国家也才会长治久安，“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爱是一种全民互爱的理想模式，对于儒家的仁爱，墨子在《非儒》中有写“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可见兼爱不同于儒家有差别的爱待，也就抛开了三六九等的等级差，蕴含了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那么后来的差距也都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了。

尚贤、尚同、兼爱体现了墨子反对先天决定的宗法制标准，是辅助非命说的有力武器，而强力从事说又肯定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贱以达到理想目标。

“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的非命论鼓舞了中国历代人民奋发进取，特别是在当代竞争激烈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发扬非命及强力从事思想，以积极进取之态存立于社会、存立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