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教育工作经验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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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职工教育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中德合作；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管理；调查

作者简介：刘邦祥（1968－），男，山东泰安人，中德合作风电研究与培训项目翻译，高级培训专家，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刘邦春（1975－），女，山东泰安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基础心理学博士生、美国克拉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和平心理建构等。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2－0082－04

一、调研背景

（一）中德职教合作的实践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转变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主要手段，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中国与德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其中起步最早、历史最长、项目最多的。”[1]。三十年来，中德两国职教合作共组织了10万人次交流和考察，实施了100多个项目，发行了上百种专业书籍。

姜大源从师资培训、合作办学、技术培训及专题研讨四个维度综合描述了两国政府之间、院校和社会机构之间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形式（包括长期项目、措施及系列化论坛）的合作活动，指出：两国间的职教合作从初期以由德国向中国的经验输出为主逐步转化为双向交流。德国伙伴也认为专业人员互访是“相互学习、相互激发、共同进步和共同构建未来发展”的机会[2]。

在华德资企业也以多种形式开发人力资源。如：西门子（中国）培训了上千名职教师资、每年接受5000名职教学生进厂参观和实习；宝马汽车公司建立了北京、上海两大培训中心和沈阳、南京、成都、广州四个培训基地，开展了学徒生项目。2011年10－11月中国教育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与相应企业启动了汽车机电技术、风电运行维护技术的职业教育项目，探讨校企深度协作的、近似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与此同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与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也开始了“职教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课题，德国职教联盟与我国职教协会受政府委托组织高层次职教合作对话，与具体措施相呼应，共同促进我国职教体系革新。

（二）中德职教合作的研究

姜大源形象地把两国职教合作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旅行者说”到“拿来主义”，再从“比较研究”到“本土化”；并指出该领域始终伴随着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包括“在项目复制的过程中的原形研究，在项目重构的过程中的比较研究，在项目迁移的过程中的内涵研究”[1]，正是这些研究措施确保了项目层面的创新。这些项目成为了解两国职教发展、认识职业教育规律、探索改进职教教学及管理的试验田。

在总结前十年合作的成果时，刘来泉提出：“学习借鉴德国经验关键在于抓住精神实质”、要为改革实验“创造借鉴的条件”，要“加强改革成功经验的宣传与推广”[3]。徐朔对比发现多个合作项目共同的特点包括：校企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共建职教领导委员会，企业参与到开发课程和实施教学的具体过程之中、企业承担部分职教成本并与学生签订培训合同，指出这些项目在形式上接近德国“双元制”模式[4]。

在总结唐山农村职教项目（1998-2004）经验的基础上，赵志群和格莱夫分别发表了论文和论著介绍了依据职业实践开发农业职教课程的方案，以传播该项目成果[5][6]。借助职业教育促进就业综合项目（江西，2005-2009）的经验，刘邦祥阐述了如何遵循“行动导向学习原则”建设职教师资教学能力[7]和评价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8]，还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论证了影响职校教学改革的因素及对策[9]。

二、提出调研问题

本文借助对多家合作机构的问卷调查，收集多人的经验和观点，依循社会建构主义理念展示并论述直接参与不同合作项目的人士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领域合作活动的，期待更多同仁共同探讨以形成对该领域的整体性认识。

该次调研主要服从以下假设：

1.可用一套认知工具来收集参与者对中德职教合作实践的认识和评判；

2.不同职业背景的参与者对中德职教合作实践整体认识应具有可比性；

3.不同职业背景的参与者对具体的职教合作实践应有不同的关注点。

三、实施调研过程

（一）开发调研工具

结合多年职教合作工作经验，笔者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涵盖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指向对中德职教合作的整体评价，分别从给出的九个选项中√选出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突出的三项，×选出下一步最需要有所作为的三项。

第二类问题指向被调查者的个人经历，从项目管理角度分别从给出的九个选项中√选出自己最满意的三项，×选出最需要改进的三项。

第三类问题则请被调查者从给出的九个选项中，×选出造成合作项目“有所遗憾”的三个主要原因。

（二）处理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经电子邮件发放或转发放给从事两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合作实践的资深工作者，共收到有效回复22份。

以其职业背景把回复者划分为三组：职教研究代表6人、职校代表8人和德资企业代表8人。这些回复者多年甚至十多年从事中德职教合作实践和/或研究，共涉及20多个合作项目。

由于笔者对多数项目相当了解，加之其余项目在回复中得到清楚的描述，故没有必要进行采访。借助EXCEL统计结果。

四、调查结果及发现

（一）问卷作为调查工具

从整体调查问卷来看，所提供的3 x9=27个选项都被或多或少地选到过，无论是正向（√ 代表“贡献突出”、“令人满意”）还是负向（×代表“亟待作为”、“有待改进”或“遗憾原因”）（见表1）。另外，在“其它”（选项）处，一位资深研究者表明有必要增加“职业资格预警机制”和“职教研究”作为两国后续合作“亟待有所作为”的选项；同时，他还增加“项目监控手段”作为项目管理“最需要改进”的方面。可见，被调查者基本上接受该问卷及其所列选项作为回答这三类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就态度而言，被调查者对此也是认真和负责的。

（二）全部回复的意见分布

就被关注最多的选项而言，第一类问题涉及“中德职教合作造就了师资及管理队伍”（13√ 9×），“引进职教理念”（16√ 2×）和“开发课程体系”11√ 8×）；第二类问题涉及“明确项目目标”（13√ 6×）和“伴随性研究和指导”（9√ 9×）；而在第三类问题上则是“双方决策者的期待相差太远”（11次）和核心执行人缺乏跨文化能力”（9次）被认为是具体项目有所缺憾的主要原因。

在被关注较多的选项中，意见相对一致的包括：

在第一类对职教合作总体评价方面，回复者比较一致地同意中德职教合作的突出贡献在于“引进职教理念”（16√）和“造就师资及管理队伍”（13√ ），同时倾向于一致认为“开展能力测评及职业资格考试”（13×）和“形成管理体制及法规”（12×）是后续合作中最需要有所作为的。

在第二类对具体项目管理的评价问题上，回复者似乎比较一致地认可“确定项目目标”（13√）、“设计总体策略”（11√ ）和“有效执行具体措施”（11√ ），同时倾向于认为“选定核心执行人”（14×）与“推广项目经验”（10×）是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对“伴随性研究”（9√ 9×） 的评价则是比较纠结的。

就第三类而言，回复者更多地把“双方决策者期待相差远”（11×） 和“核心执行人缺乏跨文化能力”（9×）视为造成“执行项目有所缺憾”主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不同背景的被调查者对实施具体项目的问题归因比较分散。这似乎也印证了一句俗话：“成功虽有相似的条件，失败则各有不同原因”。

就被关注最少的选项而言，第一类问题（即对两国职教合作的总体评价）上有“印制教与学材料”（6√ 1×）和“推广教学项目或任务”（2√ 7×）。第二类问题（即具体项目管理的优劣评价）上有“记录项目关键过程”（3√ 3×）和“启动项目的时机”（5√ 5×）。在第三类问题（即造成项目管理缺憾的原因）上，21份回复较少地把项目运行有所缺憾归因于“关键设施设备不及时到位”（3次）“缺乏有力有效的具体措施”（4次）与“人员经费等资源不足”（5次）。

（三）组间对照问卷回复

对比三种不同背景的被调查者对中德职教合作及各自具体项目的评价是本次调研关注的重点。

1.就对中德职教合作的总体评价而言（见表2）。

与其它两组相比，研究者显然相对更看重在“课程开发”方面的贡献，更要求加强“推广教学项目或任务”，而对迄今合作项目直接“培养专业人才”的作用不太重视；学校代表显然更迫切地要求加强“形成管理体制和法规”，而似乎不重视“发展‘最佳实践’样本单位”和“推广教学项目或学习任务”；企业代表相对更看重的是合作开发“教学材料”的作用、而不是“开发课程”的作用，更强调加强“师资和管理队伍建设”。

2.关于对各自参与实施的职教合作项目的评价（见表3）。与其它两组相比，研究者更为一致地对“明确项目目标”和“执行具体措施”表示满意；学校代表对“伴随性研究和指导”表示满意，更多地认为有待加强“项目经验推广”；企业代表显然更加强调有待改进“合作项目的总体策略设计”。

三组对迄今“选择项目核心执行者”都不太满意，一致要求改进这一工作（见表4）。与其它两组相比，研究者一致认为“核心执行者欠缺跨文化能力”是造成项目令人遗憾的一个主要原因；学校代表则相对多地认为是由于“人力经费等资源不足”和“相关者支持不给力”，而显然不认为“决策者期待相差太远”影响了项目的实施；而企业代表则更多为将此缺憾归咎于“双方决策领导的期待相差太远”和“评价指标不够明确”。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取样有限，还有待经大样本验证问卷的效度，但是，这一微型调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姿多彩的中德职教合作活动某些轮廓特征。

调研结果证明了此前一些描述性研究的结论，特别是对中德职教合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的论述，比如：引进了职教理念、造就了师资与管理队伍、开发了职教课程。回复者经验表明：对具体项目的成功运作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不是经费、设施设备等，而是要明确项目目标、设计完整的总体策略，特别是选定合适的核心执行者。

后续的职教合作需要聚焦于如下方面：建立职教的管理体制和法规、开展能力测试和职业资格考评以及提升项目决策者与核心执行者的跨文化能力。然而，三组代表似乎都对建立“最佳实践”样板、推广教学项目以及开发职教课程体系没有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可能是由于这些工作远超出了单个人的能力范围，而将来不仅需要整个项目单位（迄今仍以单个院校或企业为主要实施机构），而是需要整合相关领域的多家机构共同实施综合项目，以推动职教机制体制创新。

在当今中外更加深入地开展人力资源合作的背景下，有必要分专题、分对象组地深度探究这些合作活动的共性规律和整体影响，同时，加强项目实施者的反思研究能力，对样板项目进行“扎根式”的内涵研究，为我国尽快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杨静.中德职业教育合作下的教学实践与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6）.

[2]姜大源.中德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综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32）.

[3]刘来泉.中德职教合作十年—成果与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995（2）.

[4]Ming Hu. Berufsausbildung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Arbeit im Rahmen des Hauptseminars "Bildungspolitik,-recht, -planung" im SS 04 an Universitaet Duisburg-Essen, Deutschland. Dec. 2006. chinaweb.de

[5]赵志群.中德唐山农村职业教育合作课程计划的设计思路[A].职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新思路新模式——中国职业技术教学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6][德]罗塔.格莱夫.中德农村职业教育合作课程方案：以实践为导向的职业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刘邦祥.影响职业学校行动导向教学改革的因素及其对策—以中德合作（江西）职业教育项目学校的教学改革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