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安全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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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银行安全总结范文
一、领导重视是安全评估工作顺利完成的前提。
根据上级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工作要求，我行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积极传达文件精神，组织员工认真学习评估工作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教育全体员工提高对此项工作的认识。并召开多次专题会议，讨论部署本行的安全评估工作，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安全评估工作领导组，积极开展安全评估工作。
二、健全工作机构，理顺工作关系是安全评估工作顺利完成的保障。
为确保安全评估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支行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专职保卫干部和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评估领导组指导全行的安全评估工作，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同时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会计主管和专职保卫干部为副组长的安全评估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落实安全评估的各项工作事项。健全的工作机构，为安全评估准备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三、上下联动，积极工作，是安全评估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
第2篇：银行安全总结范文
一、加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夯实人防基础
人是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的第一要素，我行把重视和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全面提高防范意识，增强防范技能，作为安全防范工作的基础工作来抓。支行党总支始终坚持“防范胜于治理”的法则，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始终绷紧教育这根弦，做到了警钟长鸣。因为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多么坚固的防护设施、多么先进的技防设备，都是要靠人去遵守、去操作、去维护，只有把全行员工调动起来，夯实人防基础，制度、设施、设备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我们把增强员工的防范意识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重点围绕防抢、防盗、防诈骗的应知应会等内容对网点员工进行预案教育和防范技能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预案教育，就是对员工进行案例教育，组织员工熟悉“四防预案”，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针对近年来银行案件日趋频繁的严峻局面，我们及时收集整理转发相关案例，认真组织员工学习上级行下发的各种文件、通报、通知、案例剖析，组织员工进行分析，针对我行自身的防范工作查找隐患，完善防范措施。
对前台网点的防范技能教育，主要侧重学习相关规章制度和基本防范技能，掌握正确的操作规范和程序以及发生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分工、动作要领，各种自卫武器、报警监控装置的操作使用等。使员工较熟练地掌握了突发性事件及遇险的应急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全员安全防范的能力。
二、加强防护设施建设，夯实技防物防基础
防护设施建设对抵御盗窃、抢劫等不法侵害案件的发生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我行在注重抓全员防范意识教育培训的同时，十分注重抓好防护设施建设，保证所有营业场所有灵敏可靠、严密完善的技防、物防设施。
近年来，我行对网点防护设施的建设，按照“未达标的网点限期整改，已达标的网点巩固完善”的要求，在区分行的大力支持下，克服费用紧张等多方面的困难，逐步对5个营业场所进行了加固改造，全部安装了防弹玻璃，配足配齐了防盗、防劫、防暴、防火等防卫器械，对3个网点的电视监控设备进行了改造更新，更换为硬盘数字式监控设备，保证了监控录像图像的清晰和正常运转，5个网点全部与公安部门110报警系统实现联网。目前，所有网点防护设施都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基本形成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防护体系，为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矗
在物防、技防设施的管理上，支行明确各网点主任对物防、技防设施的管理负总责，并建立健全了110报警系统、电视监控系统的检测校准台帐，定期进行检测、校准，确保了各种物防、技防设施的正常运行。三、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夯实规范管理基础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是一项保障安全防范工作步入规范和有序轨道的基础性工作，其目的是通过规范管理和操作程序来抵御犯罪行为。我行根据总分行下发的《中国×××银行安全保卫工作暂行规定》、《中国×××银行安全保卫岗位操作规程(试行)》、《中国×××银行经济***管理暂行规定》、《中国×××银行守护押运枪支管理规定》、《关于印发守护押运人员六条禁令的通知》、《中国×××银行金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的精神，本着在发展中完善，在需要中充实，在变化中调整，在实践中创新的原则，联系我行实际，建立健全了安全防范工作规章制度。
一是建立了“安全保卫岗位责任制”，修订和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和规定。针对营业网点、金库守护、运钞车、办公楼消防、特种设备(公用车辆、食堂煤气罐)等五个环节制订了5套防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和消防应急处置预案。支行在年初与各部门、营业网点签订了安全防范责任书。
二是注重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建立了营业网点、运钞车、***、电视监控等安全防范设施档案资料，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类台帐。
第3篇：银行安全总结范文
1.引言
在医疗过程中，患者疾病和医疗行为的信息会形成关于患者的身体特征、健康状况的客观记录。这些记录既包括患者身体特征记录、诊断记录以及其他和健康相关的情况，还包括这些情况蕴涵的其他关键信息。患者的关键信息因诊疗服务需要被医疗机构以及医护人员合法获悉，而不希望他人也知悉的个人情况，即患者的隐私，通常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家庭地址、联系方式、既往史等。
患者的诊疗信息通过数据交换或者是其他的途径，会出现在因特网或者内部网络环境中，在数据交换的路径中，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来防止数据的泄露。
2.问题提出
目前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一部分作用是数据中转以及全程健康档案的管理。随着区域的发展以及应用的加深，区域平台将会在数据协同以及服务协同领域发挥其重要作用。随着数据协同等多方面的应用加深，对数据安全以及数据隐私的要求会比现阶段更加迫切。众多省级平台的建设方案中，已将该点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建设。目前区域平台主要将先进的业务理念作为亮点，而较忽略隐藏在业务之下的保障体系，如安全和隐私。如果有一个较为系统及全面的保障体系，能够在协同的各个步骤进行无缝的嵌入，保证数据协同的安全。先进的业务加完备的保障体系，是否能够将区域平台提高一个层次呢?而现今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又是如何建立该体系的呢?
3.问题分析
根据前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开始分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协同与共享都属于数据的协同，协同的步骤简单可概括为发起请求-数据传入-请求验证-生成数据-数据返回-结束请求。在这几个步骤当中，又可以简要概括为数据传输、身份认证、请求审计、数据生成(数据隐私动作)等。
下面，我们围绕着上述几个大点开始建立安全与隐私体系。
4.安全体系设计
目前，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安全保护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数据传输加密
传输过程采用高强度基于1024bit的公钥/私钥加密机制保证网络传输的安全(基于银行支付的安全标准)。公钥-私钥对由卫生管理机构统一发放，并且周期性更新，加密算法采用RSA标准算法。如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恶意截取，因为没有密钥也无法解密查看传输的内容，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市民数据的安全。
为了保证加密的效率，系统采用数字信封技术来实现，既保证了网络的安全传输，又保证了加密效率。
4.1.1 数据上行过程
a) 首先获取随机DES钥匙，采用DES算法对传输内容加密，然后医疗机构采用卫生管理机构公布的公钥把DES钥匙进行加密形成数字信封，最后把密文和数字信封通过网络传输到卫生管理机构。
b) 卫生管理机构收到加密数据包后，使用自己的私钥(私钥存储在卫生厅本地，不在网络上传输)采用RSA算法对信封解密获取DES钥匙，然后采用DES算法对加密包解密，获取原始数据内容，保存至数据库。
4.1.2 数据下行过程
a) 医疗机构(第三方系统)(下称请求方)发起服务请求。
b) 卫生管理机构接收到请求后从数据库查找对应的数据内容，采用DES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然后获取请求方的公钥，采用RSA算法把DES钥匙加密形成数字信封，一起和加密内容发送给请求方。
c) 请求方获取到加密包后，使用自己的私钥和RSA算法对数字信封解密获取DES钥匙，然后采用DES算法对加密包解密，查看数据原始内容。
2) 身份认证与权限控制
4.2.1 主体身份认证
确保每个用户必须具有唯一的身份标识和唯一的身份鉴别信息，确保来源合法。当请求方伪造时，系统可以主动的鉴别出，并积极拒绝。
4.2.2 操作权限控制
操作权限是基于应用层次的权限控制，在用户使用应用系统当中，不同角色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操作权限，比如登录、新增、删除、修改、导出等，对个体进行授权后，只能操作有权限的动作。
4.2.3 数据权限控制
数据权限基于全方位的数据结构，将已有的关系型数据库维护到系统当中(元数据)。对数据进行分割，将数据区块按需要分发给用户，用户在获取之前被数据权限拦截器进行拦截，查看到的数据是其有权限查看的那部分。
3) 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是在应用层次的审计操作，对用户在使用应用系统中的的行为进行收集、统计、分析，对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提醒，并为事后的责任问题提供支持。
4.3.1 行为审计记录
平台主要记录每个业务用户的关键操作，如用户登录、退出、批量导出数据等关键行为。审计记录一般包括事件的日期，事件，类型，主体，结果等相关内容。为了减少资源的消耗，审计日志一般保留半年。
4.3.2 对安全信息的统计分析
通过对海量审计记录的分析，通过建立多维度，多条件的分析模型，对用户的关键操作进行关联分析，并得出各类数据报表，便于运维人员从多角度进行监控
5.隐私体系设计
隐私设计体系基于元数据，对最小粒度的个体进行隐私设置，通过隐私规则执行引擎进行处理后，得到经过隐理的数据。
1) 隐私规则定义
隐私规则定制了平台内资源的隐私程度级别和形式。其中隐私规则包含了对平台资源数据的模糊、隐藏、替换、过滤操作、匿名的规则管理。平台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配置规则，对资源进行隐理，对查询数据的进行过滤，或者对查询字段的模糊处理，如用户身份证等进行部分替换“*”处理。
2) 隐私规则分配
隐私规则创建完后，需要对规则进行一个有效的分配，才能使其得到一个有效的利用。隐私保护规则创建完后，一般情况下，将规则分配给用户，用户在请求数据时，经过隐私规则执行引擎进行模糊操作，最终出来的数据即为隐私后的数据。
3) 隐私规则执行引擎
隐私规则执行器，是对分配的隐私规则进行一个有效执行的核心拦截处理部件。平台对外提供的服务都会经过隐私规则执行器，自动识别隐私保护规则，返回或者共享的数据是经过隐私设定的数据。
数据的隐私操作为数据密集型计算，隐私规则执行器需要有良好的计算能力，作为平台不可或缺的组件，采用分布式服务的理念进行设计，在用户发起一次隐私计算时，通过分发器均匀分发给隐私执行引擎，再由合并算法进行隐私合并，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隐私数据。
6.总结
便捷与安全总是处在两个对立面，一味的追求便捷与高效是偏激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威胁，解决这个威胁，不是在单方面有着完备的解决方案就可以解决的，作为数据传输的载体，需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制定信息安全关键技术和重点产品目录，以保证数据在系统内流转的安全。
第4篇：银行安全总结范文
0引言
随着光纤宽带、移动电话、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通信服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社会的信息化推进，通信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通信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迅猛发展，信息化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同时我们也正受到日益严重的来自网络的安全威胁，比如黑客攻击、重要信息被盗等，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给人们的财产和精神带来很大损失。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黑客活动越来越猖狂，黑客攻击者无孔不入，对信息系统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除此之外，互联网上黑客网站还在不断增加，这就给黑客更多的学习攻击的信息，在黑客网站上，学习黑客技术、获得黑客攻击工具变得轻而易举，更是加大了对互联网的威胁。如何才能保障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怎样才能确保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尤其是网络上重要的数据的安全性。
在通信领域，信息安全尤为重要，它是通信安全的重要环节。在通信组织运作时，信息安全是维护通信安全的重要内容。通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小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因此，研究信息安全和防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通信运用中加强信息安全和防护的必要性
1.1搞好信息安全防护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未来的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网络空间的争夺尤其激烈。信息化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如果信息安全防护工作跟不上，一个国家可能面临信息被窃、网络被毁、指挥系统瘫痪、制信息权丧失的严重后果。因此，信息安全防护不仅是未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而且将作为交战双方信息攻防的重要手段，贯穿战争的全过程。一旦信息安全出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瘫痪，战争和军事领域是这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也不例外。信息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世界的安定和平。比如，美国加利弗尼亚州银行协会的曾经发出一份报告，称如果该银行的数据库系统遭到网络“黑客”的破坏，造成的后果将是致命的，3天就会影响加州的经济，5天就能波及全美经济，7天会使全世界经济遭受损失。鉴于信息安全如此重要，美国国家委员会早在2000年初的《国家安全战备报告》里就强调：执行国家安全政策时把信息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俄罗斯于2000年通过的《国家信息安全学说》，第一次把信息安全摆在战略地位。并从理论和时间中加强信息安全的防护。近年来，我国也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问题，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为我国信息安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在军事信息安全上，同时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当今社会，由于国家活动对信息和信息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一旦信息系统遭到破坏，就可能导致整个国家能源供应的中断、经济活动的瘫痪、国防力量的削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其后果不堪设想。由于我国信息化起步较晚，目前信息化系统大多数还处在“不设防’，的状态下，国防信息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具体体现在以卜几个方面：首先，全社会对信息安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很多人对信息安全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因忽视信息安全而可能造成的重大危害还认识不足，信息安全观念还十分淡薄。因此，在研究开发信息系统过程中对信息安全问题不够重视，许多应用系统处在不设防状态，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和危险性。其次，我国的信息化系统还严重依赖大量的信息技术及设备极有可能对我国信息系统埋下不安全的隐患。无论是在计算机硬件上，还是在计算机软件上，我国信息化系统的国产率还较低，而在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又缺乏必要的信息安全检测和改造。再次，在军事领域，通过网络泄密的事故屡有发生，敌对势力“黑客”攻击对我军事信息安全危害极大。最后，我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护管理机构缺乏权威，协调不够，对信息系统的监督管理还不够有力。各信息系统条块分割、相互隔离，管理混乱，缺乏与信息化进程相一致的国家信息安全总体规划，妨碍了信息安全管理的方针、原则和国家有关法规的贯彻执行。
二、通信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
2.1信息网络安全意识有待加强
我国的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特别是军事信息，由于存在扩散和较为敏感的特征，有的人利用了这一特点采取种种手段截获信息，以便了解和掌握对方的新措施。更有甚者，在信息网络运行管理和使用中，更多的是考虑效益、速度和便捷。而把安全、保密等置之度外。因此，我们更要深层次地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观念，认识到信息安全防护工作不仅仅是操作人员的“专利”，它更需要所有相关人员来共同防护。
2.2信息网络安全核心技术贫乏
目前，我国在信息安全技术领域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少采用的基础硬件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等系统软件大部分依赖国外产品。有些设备更是拿来就用，忽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技术上的落后，使得设备受制于人。因此，我们要加大对信息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的研发，避免出现信息泄露的“后门”。
2.3信息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不完善
防护体系是系统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各系统之间可集成、可互操作的关键。以前信息网络安全防护主要是进行一对一的攻防，技术单一。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技术复杂、独具特色的重要信息子系统，并担负着网络攻防对抗的重任。因此，现代化信息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的建立应具有多效地安全防护机制、安全防护服务和相应的安全防护管理措施等内容。
2.4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人才缺乏
高级系统管理人才缺乏，已成为影响我军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的因素之一。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人才不仅要精通计算机网络技术，还要熟悉安全技术。既要具有丰富的网络工程建设经验，又要具备管理知识。显然，加大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三、通信组织运用中的网络安全防护
网络安全是通信系统安全的重要环节。保障通信组织的安全主要是保障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备受关注，如何防范病毒入侵、保护信息安全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笔者总结了几点常用的防范措施，遵循这些措施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而降低通信组织中信息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3.1数据备份
对重要信息资料要及时备份，或预存影像资料，保证资料的安全和完整。设置口令，定期更换，以防止人为因素导致重要资料的泄露和丢失。利用镜像技术，在磁盘子系统中有两个系统进行同样的工作，当其中一个系统故障时，另一个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加密对网络通信加密，以防止网络被窃听和截取，尤其是绝密文件更要加密处理，并定期更换密码。另外，文件废弃处理时对重要文件粉碎处理，并确保文件不可识别。
3.2防治病毒
保障信息系统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病毒防治。安装杀毒软件，定期检查病毒。严格检查引入的软盘或下载的软件和文档的安全性，保证在使用前对软盘进行病毒检查，杀毒软件应及时更新版本。一旦发现正在流行的病毒，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信息资料的安全。
3.3提高物理安全
物理安全是保障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的基本保障，机房的安全尤为重要，要严格监管机房人员的出入，坚决执行出入管理制度，对机房工作人员要严格审查，做到专人专职、专职专责。另外，可以在机房安装许多装置以确保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的安全，例如用高强度电缆在计算机的机箱穿过。但是，所有其他装置的安装，都要确保不损害或者妨碍计算机的操作。
3.4安装补丁软件
为避免人为因素(如黑客攻击)对计算机造成威胁，要及时安装各种安全补丁程序，不要给入侵者以可乘之机。一旦系统存在安全漏洞，将会迅速传播，若不及时修正，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结果。为了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可以及时关注一些大公司的网站上的系统安全漏洞说明，根据其附有的解决方法，及时安装补丁软件。用户可以经常访问这些站点以获取有用的信息。
3.5构筑防火墙
构筑系统防火墙是一种很有效的防御措施。防火墙是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设置的，能阻止一般性病毒入侵系统。防火墙的不足之处是很难防止来自内部的攻击，也不能阻止恶意代码的入侵，如病毒和特洛伊木马。
四、加强通信运用中的信息安全与防护的几点建议
为了应付信息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国防信息安全建设。
4.1要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的国防信息安全意识
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信息安全知识，树立敌情观念、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强化社会各界的信息安全意识，营造一个良好的信息安全防护环境。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自己在信息安全防护工作中的重大责仟‘一方而要经常分析新形势卜信息安全工作形势，自觉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各种措施，把这项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要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以安全防护知识、理论、技术以及有关法规为内容的自我学习和教育。
4.2要建立完备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信息安全需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保护。自国家《保密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分类原则》、《金融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暂行规定》等一系列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但从整体上看，我国信息安全法规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层次不高，具备完整性、适用性和针对性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我们应当加快信息安全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及早建立我国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4.3要加强信息管理
要成立国家信息安全机构，研究确立国家信息安全的重大决策，制定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在此基础上，成立地方各部门的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对其所属地区和部门内的信息安全实行统一管理。
4.4要加强信息安全技术开发，提高信息安全防护技术水平
没有先进、有效的信息安全技术，国家信息安全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先进技术，自主进行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运用。大力发展防火墙技术，开发出高度安全性、高度透明性和高度网络化的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防火墙。积极发展计算机网络病毒防治技术，加强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打卜一个良好的基础。
4.5加强计算机系统网络风险的防范加强网络安全防范是风险防范的重要环节
首先，可以采取更新技术、更新设备的方式。并且要加强工作人员风险意识，加大网络安全教育的投入。其次，重要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备份，也可采用影像技术提高资料的完整性。第三，及时更新杀毒软件版本，杀毒软件可将部分病毒拒之门外，杀毒软件更新提高了防御病毒攻击的能力。第五，对重要信息采取加密技术，密码设置应包含数字、字母和其他字符。加密处理可以防止内部信息在网络上被非授权用户拦截。第六，严格执行权限控制，做好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可见信息安全管理在预防风险时的重要性，只有加强监管和管理，才能使信息安全更上一个台阶。
4.6建立和完善计算机系统风险防范的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防范风险的制度是预防风险的基础，是进行信息安全管理和防护的标准。首先，要高度重视安全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攻击者的攻击手段也在不断进化，面对高智商的入侵者，我们必须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研究和防范风险。在研究安全技术和防范风险的策略时，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信息技术起步早，风险评估研究也很成熟，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管理措施，结合我们的实际，应用到风险防范中，形成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其次，应当设立信息安全管理的专门机构，并配备专业技术人才，选拔防范风险的技术骨干，开展对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对系统弱点进行风险评估，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完善信息安全措施，并落实到信息安全管理中去。
五、结论
通信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构建安全的通信系统是进行通信组织运用中信息安全防护的前提。通信系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应以一个良好的安全策略为起点，建立在安全的网络中，保障通信系统的安全，维护信息安全。
第5篇：银行安全总结范文
关键词：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经营管理模式；建设经验；会泽县
中图分类号：F323.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38-02
一、会泽县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概况
会泽县地处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是云南省国家重点扶持的73个贫困县之一，为革命老区。全县国土面积5 854平方千米，山区面积占95.7%，坝区面积占4.3%。最高海拔4 017.3米，最低海拔695米，集深山区、石漠化区、冷晾地区、干热河谷地区于一体，具有特殊的地形、地质、地貌，地理条件差异大。全县水资源总量24.6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2.38亿立方米，占50.3%，地下水12.26亿立方米，占49.7%，人均水资源量2 632立方米。至2010年底，已开发利用水资源7.85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31.86%。会泽县核定不安全饮水人口36.01万人，其中，水质不安全21.14万人，水源保证率不达标14.87万人。自农村饮水安全项目2006年9月实施以来，截至2010年底，全县共投资建设资金8 875.61万元，建设集镇供水工程213件、净水厂12座、管引工程917件、集雨水窖721件，安装管道4 351.47公里，解决了19.7131万人、21.1389万头（只）牲畜的安全饮用水问题。目前，饮水不安全人口仍有16.2969万人，不安全人口涉及21个乡镇297个行政村，占农村总人口的19.3%。通过健全建设机制和各方支持，预计到2015年可顺利完成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
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技术措施
（一）水资源论证[1]
水资源论证是落实以水定产、以水定发展规模、以水选择项目的具体措施，不仅需要技术部门进行勘察、调查、走访，还需要公众参与，增加合理化建议。常流水类型中的孔隙水、岩溶水、裂隙水采用管引、沟渠工程，集雨类型采用塘、坝、水窖（柜）工程。考虑生态需水安全，普遍观点认为，生态需水应不低于区域水资源总量的40%，而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对水资源的需求具有时段性，仅取用部分水资源，对生态安全不会造成威胁，能满足水资源承载能力。
（二）确定用水定额
确定用水定额，以规范用水，合理进行水资源配置、调度，引导群众提高用水效益，进而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以供定需”和“以需定供”的对立与统一。用水定额微观上以家庭为单位，宏观上以地区为单位，以现有人口为基数，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牲畜养殖能力、工农业发展预测方面，需体现因地（时）制宜、以供定需、公平和效益相统一、与时俱进的原则，形成本地区特定条件下的用水定额体系。所以规范、标准要求定额并不一定适用，原因是要考虑水资源的客观实际，以解决农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为出发点和以保障民生为落脚点。常流水取水工程水量充足，需水与取水大致均衡，避免水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局部水资源失调和以工程投资增大，需水大于水源水量。但需强调严格的配水方案。集雨工程蓄水与用水大致相等。
（三）管引工程和集雨工程的应用
1. 管引工程
（1）正确选择输水管材。塑管在会泽县得到大量推广和应用，因为具有良好的卫生性能、无结垢层、耐腐蚀性强、使用寿命长、耐冲击性好、连接性能可靠、施工性能良好、管道阻力小（PP-R管糙率仅为0.007）等特点。高水头、岩漠化地区，选择镀锌钢管，且少用明管铺设。在工程造价上，优先选用塑管，其次采用镀锌钢管。近年来，会泽县塑管使用量约占80%。
（2）正确选择管径。通过水力计算，正确选择管径，以实现水量管理、水资源配置与投资控制。管径选择大则投资增大，造成浪费，水资源利用率低。管径选择小则出流小，达不到用水要求，不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3）输水管阻水。由于地形的限制，管线布置会出现连续“驼峰”，常造成气压阻水，需要在驼峰处设置排气阀，采用三通接头或排气阀排气。尽量避免高水头处开口减少整管压力，造成尾段出流小或不出流，影响尾段供水。埋深均应大于70厘米，使其不易破坏。安装采取分段安装、分段隔离和分段冲洗，克服阻水现象或把阻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过流顺畅，检修方便。
（4）调压水箱的应用。由于居住环境地势高差不等造成，一是高处无水低处有水现象，存在用水时间差，不能自由用水；二是分配水管径单一，难于实施变径安装，造成用水不均；三是水头高，有掺气现象。采用“调压水箱”来解决以上问题，其优点是防止产生水柱分离、均衡分配水量、降低压力、延长水嘴使用寿命。
2.集雨工程[2]
（1）工程选址。正确的选址可避开污染源、防止水退化、实现重力供水和节约投资，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工程选址尽可能利用自然沟、冲沟、自然坡面作为集流场，蓄水工程高于住址位置。集流场远离耕地、畜禽活动场所，或者直接用屋面作集流场。自然沟、冲沟集流场面积大，蓄水能够多次交换、对流，对防止水质退化极为有利。坡面集流场其坡度300～600，且面积应适当大些或是作硬化处理，以保证有足够的径流积蓄和水量交换。屋面集流场面积有限，但水质污染小。蓄水就近于住址，以缩短输水长度。选址不当，则因蓄水补给、水质处理等间接费用急剧增加，单从塑料薄膜集雨防污角度看，塑料易老化，更换次数多，得不偿失。
（2）完善工程使用功能。完善工程使用功能可延长蓄水保质期、消除安全隐患、节约劳力、减轻妇女儿童劳动强度、用水方便。自然沟、冲沟、坡面作集流场需建设沉淀、过滤设备，水池需设立排沙（排水）管和安装一定距离的输水管，工程投资相对较高，但水体透明无异味，且使用方便。实现重力供水，避免使用机械设备和能源消耗，充分体现经济性、实用性和高效性。利用屋檐水积蓄的水窖，采取适当重量的井盖密封和保证防渗严密，确保小孩、畜禽安全和生活污水、异物、昆虫不渗（进）入水窖。利用屋檐水存储的水柜，完善给排水措施，水柜严密、恒温，水体避光，严禁阳光爆晒。
三、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保障措施
（一）会泽县各级政府积极推动饮水安全工程，加强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
为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机构、搞好协作，政府发挥了主导、引导和指导的作用。由县政府牵头，成立了水利、发改、财政、扶贫、卫生、国土、农业、林业等部门联合组成的会泽县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协作有力，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督察组，形成以部门协作为动力，以乡镇政府为责任主体，以村委会为实施单位，以农户为实施单元的工作格局。建立财政资金办水绩效评价机制，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收益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量化考核，强化群众利益指标，提升政府各服务部门的服务职能和约束力，完善相关部门决策支撑系统，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服务职能。建立群众参与验收制、工程回访制度和工程质量追究制度，作为项目建设的保障。通过群众自我监督和对他监督，强化建设工程质量，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建立可操作的工程运行管护体制是工程验收的核心内容，确保工程正常运行；总结项目得失与责任追究，加强技术储备与改进，增强责任心，提高群众满意率。对工程技术人员落实了包技术、包质量、包效益的“三包”责任制，督察组对项目实行查进度、查质量、查技术服务到位情况、查资金的“四查”制度。
（二）创新建设机制，激发群众建设热情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需要广泛宣传和充分发动群众集资和投工投料，正确处理和引导农民群众建设与减轻负担的关系，使群众自愿建设。为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建设，会泽县在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中成功应用在“长治”工程建设中实践总结的“三项建设机制”（群众投工承诺制，群众参与规划制，工程建设公示制），激发群众建设热情。“三项建设机制”是取消“两工”的突破口，沿袭和继承了“民办公助”和村级“一事一议”筹资投劳政策，拓宽投资渠道，解决投入缺位的互补关系。其核心问题是解决了对群众赋权本质，群众有决策权、实施权、管理权。实践证明，“五小”水利工程是解决山区、半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的普遍工程措施，虽点多面广，但技术简单，资金和劳力投入较少，而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力，通过国家扶持给予必要的材料和费用，群众自愿投工建设，可加快农村安全饮水建设进程。
（三）创新资金构成模式，破解地方配套资金难题
国家公共财政对农村饮水安全建设资金投入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摊，受益户自筹，即资金的“三点”（国家出一点，地方配套一点，群众自筹一点）构成模式，但市县级配套资金缺口大，构建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作机制，破解地方配套资金难题。
1.政策措施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安营业税征收后，由财政专项安排作为地方配套资金投入水利建设，将征收的水利水电工程建安营业税全额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以解决地方配套资金困难的难题；从征收的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费（两费）中每年按排20％～30%左右的资金，专项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地方配套；由县政府财政承保向金融机构贷款，贴息补助，解决水利工程地方配套资金问题；通过政府引导发放小额信贷资金，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2.整合支农资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遵循“资金性质不变、管理渠道不变，各投其资、统筹使用、形成合力”的支农资金整合原则，严格建设内容的约束性和严肃性。支农资金分散在多个部门、多个渠道，如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含国债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和财政部门直接安排支持农村生产、扶持农村产业化、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资金等集中起来，加强支农资金的整合，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统一补助标准，加强监管，充分发挥资金的“加总效应”和使用效率。设立专户、专款专用的项目资金管理，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推进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具有长期投入的特性，2005年1月1日建立了会泽县水利建设基金，专户管理。根据普遍调查结果，富裕或相对富裕地区，饮水安全投入占经济总收入的2%~5%，而筹资适度的把握一般不高于人均纯收入的1%；2007年10月15日成立会泽县成源水利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48万元，在国有资产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鼓励经营性投资者参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组建经营性的法人实体，由经营性实体融资解决地方配套资金；以高于银行同期贷款的利率，进行村办、户办、联办形式的民间集资，坚持“量力、适度、自愿、有偿”的原则。
（四）建立项目前期经费投入机制，提供技术支撑
会泽县高度重视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储备工作，建立前期工作经费管理机制，县政府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前期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年度预算，形成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保证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顺利进行，做到科学规划，为科学建设、科学管理、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发挥规划的决策和指导作用。严格水资源论证，落实以水定产，以水定发展规模，以水选择项目，采用管引、沟渠、塘、坝、水窖（柜）工程蓄水和供水。以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尊重地带性规律和地质地形类型、经济承受能力进行规划，选好水源、选好工程型式、确定合理规模，符合因地制宜、安全可靠、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充分体现经济性、实用性和高效性。通过新建骨干蓄水工程和山区“五小”（小坝塘、小水池、小水窖、小水沟、小泵站）水利工程进行水资源配置和增大水资源蓄积量，发挥水资源的有效性、可控性和可再生性。把“库、塘、渠、窖、井”串、并联起来，达到“散水集用、小水大用、丰水枯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第6篇：银行安全总结范文
关键词：质量状况；消费者感知；观测模型；实证分析
一、引言
中国质量举世关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影响恶劣的质量安全事件如三鹿奶粉、皮革胶囊等被媒体曝光以后，人们对于中国的质量产生种种恐惧和忧虑，甚至认为中国的质量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国内外的媒体对于中国质量几乎是骂声一片。但是与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的现象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产品出口国，且主要的出口国是欧盟、美国、日本等质量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近十年间提高了3.43岁（国家统计局，2011）。如果说中国质量如此之糟糕，其产品又如何打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又是如何让国民的预期寿命稳步提升呢？这表明，人们对于中国质量的认识与中国质量的事实之间是存在较大差距的，这种偏差容易导致全社会对于质量的忧虑和恐惧。对于质量的评价“不仅关系到普通消费者日常的消费选择，进而影响我国的内需水平，并且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的重要战略问题”（程虹，2011），因而我国急需对宏观质量进行一个连续的、全面的和科学的评价，这种评价既要客观地呈现我国质量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又要能够真实反映我国质量所取得的进步。
质量观测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质量现象进行科学的观察。著名经济学家曼昆认为“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方法――冷静地建立并检验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各种理论”，科学的方法就是“观察、理论和进一步观察”（曼昆，2011）。对现象的观察是任何科学研究的起点，而对现象的研究又必须要基于数据的研究，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到“大数据”时代，数据及其所承载的信息成为最宝贵的信息资源。大数据时代强调的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舍恩伯格等，2012），只有掌握大量数据才能对现状进行研判和预测，对于质量的评价同样也需要“大数据”，建立基于定量数据的评价是认识宏观质量现象的基础。
目前对于我国总体质量评价的数据或报告十分丰富，如质量监督部门基于产品检验数据而的产品质量分析报告，消费者协会基于消费者投诉数据而形成的消费者质量报告，有关部门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测评指数，各类社会组织的质量评价报告（如大学排名、城市生活质量排名等）。但就目前的现状来说，还没有基于第三方调查的、定量的、年度连续的总体质量评价数据。
基于此，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从2012年开始，开展全国性的宏观质量评价的调查活动。该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为我国的宏观质量评价提供定量的年度分析数据支撑。本文就是基于该数据而对中国质量的现状进行总体评价。
本文余下的内容包含四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回顾已有的宏观质量评价文献，同时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具体的评价方法、模型建构与数据解释；第四部分是基于2012年质量观测调查数据所反映的中国质量现状；第五部分是基于质量观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本文所研究的宏观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总体质量现象，即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关键质量领域的构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总体质量的发展水平，不仅是具体的微观质量现象的加总，还包括“在一个区域内，所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质量状况，比如，不同国家总体质量的基本特征和竞争优势”（程虹，2009）。围绕着宏观质量的度量与评价这一主题，国内外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中的质量评价
宏观质量评价最早可追溯到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综合质量评价，其含义较为宽泛，但也包含了宏观质量评价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联合国每年的HDI实际上也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质量总体评价，其包含了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等三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其每年的各国HDI指数及其排名，成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与此类似的指数有OECD幸福指数，其指标包含住房、收入、工作、社区、教育、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等多个方面的衡量（OECD，2012）。不丹的国民幸福评价体系（尤拉，2011），以及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这些评价虽然没有直接地以质量评价为题，实际上也是对宏观质量的综合评价，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结果能否最大限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国也基于这些评价方法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广东地区率先了幸福指数，其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政府治理等多方面的指标。
（二）生活质量评价
宏观质量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关注，生活质量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一个地区宏观质量状况的体现。对生活质量的关注起源于GDP等经济衡量指标不能满足对整体社会福利评价的需求，因此生活质量主要强调人们福利的“非物质”指标。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与度量有多种不同的指标体系，总体而言对生活质量的度量有两种思路：一是客观生活质量指标，包括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享受医疗服务的水平等，即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方法；另一种是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方法，强调的是人们主观报告的幸福感，即美国生活质量评价方法（Noll，2004；Easterlin，Angelescu，2009）。周长城（2006）从主观层面构建了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主要包含了工作状况、休闲娱乐、家庭与社会生活、健康、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与消费、自我发展、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等七个方面。Li & Wang（2011）从收入、消费、健康、科教、社会安全、污染处理率以及文化生活等七个方面评价了中国的主观生活质量状况。
（三）具体的宏观质量评价
世界银行专家托马斯（2001）在《增长的质量》一书中，提出了评价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主要包含人类发展、收入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的评价；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每年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从制度、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等12个竞争力因素，对一国的整体质量水平进行定量的评价和排名；经济学家Barro（2001）则从预期寿命、生育率、环境条件、收入不平等性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来指代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Bils & Klenow（2000）具体地提出度量产品质量的方法，其提出的一个测度模型是将单位产品价格的增长分解为质量增长部分和通货膨胀部分（即普遍的物价上涨因素）。
我国的一些机构和学者也提出了具体地针对经济社会质量的评价体系，如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绿色GDP指数，主要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将GDP中减去环境成本而得到的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经济质量指数。牛文元（2011）从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行政资本三个方面来评价GDP的质量。任保平、钞小静（2012）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主要从经济的结构、稳定性以及生态环境代价等方面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由上海质量科学研究院提出的质量竞争力指数，是包含2个二级指标（质量水平和发展能力）、6个三级指标（标准与技术水平、质量管理水平、质量监督与检验水平、研发与技术改造能力、核心技术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以及12个统计指标的一种反映制造业质量的指数。
（四）顾客满意度评价
顾客满意是指顾客对于产品或服务的评价，这种评价是顾客基于“感知质量”和“顾客预期”之间的比较（Fornell，1992）。顾客满意度评价最早主要是用于公司或行业的分析，通过评价顾客满意与产品质量的分析而获得产品或服务提供的改进策略；后来顾客满意度评价方法也被用于宏观质量，如Fornell（1996）用结构方程的方法构建了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该指数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总体评价（Overall Satisfaction），只有这样才能对不同的行业进行比较和加总，与之类似的还有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ECSI，Fornell，1998）。顾客满意上升到宏观质量评价指标以后，就被赋予更多的含义，被当成了一国经济的晴雨表，被证实其与经济发展速度有正相关的关系（Frank，Enkawa，2008），与股票价格有密切关系（Fornell，Mithas，Morgeson，et a1.，2008）。因此，顾客满意度指数到后期越来越被赋予了宏观质量评价的功能，也成为宏观质量评价的主要方法。
（五）对已有文献的几点评论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中所包含的各类评价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其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也能够从总体上反映人们生活不同方面的质量评价，虽然研究角度各异，但在方法上与发展方向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与趋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越来越强调对人的关注。不管是宏观质量还是生活质量评价，都以人的感受作为主要的评价对象。顾客满意度评价直接是对消费者的心理感知的度量，各类宏观经济质量的评价指数，如HDI、HPI、MDP等都将人的发展放于核心地位，基于此，在进行评价时，越来越多的评价方法体系聚焦于从质量的感知者获得评价数据。
第二，日益强调定量化分析。质量是一个与数量相对的概念，但是要对其加以研究，必须以某种定量的形式来呈现。早期的宏观质量评价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提供一个综合性指数，而近来的宏观质量评价日益强调定量化的指数方法。国家顾客满意度指数是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可以进行加总和比较，宏观经济中的质量评价指数的构建均有指数化指标。
第三，重视结构的分析。不管是早期的还是近期的，都比较强调对质量的结构分析。Gronroos（1984）将质量分为技术性质量和功能性质量；Fronell（1996）将质量分为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即硬质量和软质量，认为这两种质量内在含义与作用上都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质量评价则更加强调结构性分析，结构成为度量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如经济增长质量中就将经济结构评价直接作为评价指标之一（任保平，2011），同时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收入结构、与人的幸福评价相关的时间分配结构等也是MDP、HPI等宏观质量评价指数的重要指标。
本文基于消费者获得宏观质量评价，是对已有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结合中国质量发展的实际，进行了一些改进，主要考虑到现有宏观质量评价方法中仍存在着以下需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其一，评价的内容或有所偏重，或过于宽泛，如质量竞争力指数主要是对于产品中的制造业领域的质量进行评价，而HDI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等则涵盖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内涵很广的“大质量”，缺乏一定的边界约束，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质量相距较远，其理论价值往往大于实际价值。
其二，现有的质量评价方法中并没有主要以消费者作为评价主体。消费者作为质量的直接感受者，对质量最有发言权，而现有的质量评价方法中却忽视了基于消费者来获得质量信息，要么基于产品属性的指标（如质量竞争力指数），要么基于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GDP质量指数）等。这些数据很多是过程性指标，如质量竞争力指数中的新产品货值率等，并不能直接地反映消费者对于质量的感受，因而其对于质量的评价也是间接的，这也是这些宏观质量评价缺乏政策的直接导向性的原因。
其三，质量评价主要是基于二手的统计数据。消费者是最终的质量评价者也是质量评价的最终受益者，因而质量评价应主要基于消费者的评价。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消费者调查中获得第一手的数据，而这正是现有的质量评价中所缺乏的。虽然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强调对人的关注，但是在数据获取时，较少直接利用基于消费者调查的数据，而是通过相关的数据指标来反映。
本文的质量评价方法从质量的基本定义出发，重新界定宏观质量评价应有的内容和范畴，并基于质量安全治理的基本理论提出质量观测的模型，弥补了已有的宏观质量评价指标的缺陷。
三、评价方法、模型建构与数据解释
（一）评价方法
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能力”（ISO，2000）。因此对于质量的评价应主要从质量的承受者或者使用者来进行评价，而质量的承受者无疑是消费者或社会公众。对于质量信息源的分析表明，基于消费者的质量相对于基于产品和企业的质量信息，无论是从其数量的广泛性还是对于质量安全状况的反映来说，都是最为有效的信息源（程虹、范寒冰、肖宇，2012）。基于消费者获得质量评价的信息，可以纵向上反映宏观质量的变化动态，也可以横向上反映不同的产业、领域或区域之间的质量满意度状态，从而成为宏观质量监管的公共政策实施的依据。
此外，本文的分析还强调了定量化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对于总体状况的描述还是对于结构的分析，都基于定量化的可比较的数据。定量数据不仅可以为定性分析提供较为精确的分析基础，而且可使得年度的质量发展水平的比较变得更加明晰。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回归的方法进一步得到各要素间的相关性关系。
（二）模型建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质量包含非常宽泛的内容，任何一个评价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根据一定的理论来对评价的模型进行建构。本文所采用的基本理论是宏观质量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宏观质量的基本状态是质量安全与质量发展的统一（程虹、李丹丹、范寒冰，2011）。质量安全是指社会对于质量所能容忍的底线水平，即产品不能对消费者造成生理上的伤害。质量发展是指质量状态不断地进步与提升的过程，能够在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对质量观测模型的建构主要围绕这两个维度来展开，从与这两个方面最相关的方面来构建质量观测的模型。
要对区域宏观质量进行总体评价，首先应得到关于区域质量的总体特征，其满意度的总体得分如何，其全局性的质量安全风险状况怎样。这是任何一个质量评价的通常做法，如HDI最终得到的一个国家发展质量水平就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得分，GDP质量指数也由GDP质量总得分和各分项的得分组成。本文对于总体特征的描述主要是从质量发展与质量安全两个维度来进行，把握住了质量发展的水平以及质量安全的总体状况，也就可以对一个地区的质量总体状况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在总体特征之下，还应对质量的结构进行解析。结构决定了功能，区域质量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其结构的影响。在已有的质量评价文献中，也非常强调对于结构的分析，如经济增长质量中一般把对经济结构（包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分析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结构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分析选取了质量发展的内部结构（即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软硬结构（即质量发展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结构）两个方面。质量发展的内部结构是质量评价中常规的做法，而软硬结构的分析则是本文首次提出来的。
质量的发展离不开质量的制度设计。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体的行为，而制度创新也成为推动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质量管理制度的研究和评价，有利于找到质量发展的制度背景以及存在的制度问题。质量管理制度一般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监管机制。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质量的责任分担机制，这是质量的基础性制度。质量具有很强的市场属性，因而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对质量发展起作用以及企业的质量主体责任是否有效地承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质量管理制度的成熟度。二是投入机制。质量还具有社会属性，因为大量的质量服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投入，因而对投入机制的评价也是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信息机制。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政府作为质量信息的者之一，能否有效地质量信息，对于消费者的决策和质量的整体发展水平也非常重要。
最后，质量的发展与质量安全的治理是由质量主体的行为来实现的，质量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方面。政府作为质量的监管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塑造质量制度的主体；企业是质量的直接提供者，其对于质量的责任直接决定了质量水平；消费者是质量的需求者，其质量素质（包括质量知识水平、质量维权的意识与能力等方面）决定了质量的需求水平，从而直接影响企业的质量行为。对于这三个质量主体的分析，是认识一个地区质量发展环境不可或缺的要素。
归纳起来，本文的质量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三）数据解释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写的《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该报告是基于消费者的从质量满意度、质量安全感受、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四个方面而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共有226个指标的数据，涵盖了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等四大领域的质量状况。质量观测调查是基于宏观质量分析的理论模型所建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它可以满足多种不同的分析需求，本文基于这四个方面和四大领域的质量调查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出关于中国总体质量的10个方面特征。质量发展与质量安全的总体状况的评价分别来自于质量满意度和质量安全感受的总体数据；对于结构的分析主要来自于质量满意度中不同领域和不同区域的得分评价；对于制度的评价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调查，如对于政府监管效果、质量投入、信息有效性和渠道等方面的看法；对于质量主体的分析来源于质量公共服务中消费者对责任分担的看法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的各项调查。本文所得到的关于中国质量现状的10个方面完全基于宏观质量观测调查的四大领域。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以及宏观质量评价模型，本文得出了以下关于我国质量发展现状最重要的10个方面。
（一）质量发展稳中有进
我国质量发展状况是稳定的，并且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进步，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全国的质量满意度总体得分为62.02分，同时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四大领域的单项质量满意度得分均在60分以上，处于一个低于“较满意”而高于“较不满意”的区间。从统计数据上看，即使在当前公众较不信任的乳制品领域，其满意度也达到了62.65分，并没有落入“不满意”的区间范围。
在调查的所有122个满意度指标中（含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四个领域），得分在60分以下的为28个，占22.95%，其余均为60分以上；在工程和环境质量中，得分在60分以下的指标也占较低比例，其总得分及大多数指标均在60分以上（如表1）。
在消费者最不满意的医疗服务中，主要是医疗价格这一项得分较低，对于医疗服务本身的质量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评价均接近或超过了60分。在质量安全感受方面，60.88%的消费者认为质量安全风险的感受是介于“较高”和“较低”的“一般”状态，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对质量安全感到忧虑的情况。这都表明，我国的质量发展水平处于一个平稳的正常水平，没有整体性地陷入“不满意”的状态。
在我国质量水平总体趋稳的同时，也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工业产品制造领域出现了较大的进步。从观测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家用电器质量满意度，不论是在总得分还是5个分项指标的得分（除热水器以外）均超过了“较满意”的底线水平70分，这表明我国在工业产品质量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调查的5项产品中，消费者愿意选择国产产品的有2项（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国产与进口的选择比例接近的有1项（家用电器），选择进口比例超过国产的有2项（汽车和药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竞争，依然能够在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两大类商品中获得更多消费者的信赖，表明我国的质量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看到我国质量发展的总体状况是稳中有进，虽然在水平上没有达到“满意”的层次，但也并没有落入“不满意”层次，在有些领域还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是基于定量的调查数据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此不应对中国质量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质量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消费者的肯定。
（二）质量安全状况总体平稳
质量观测的数据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形势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系统性的不安全感，仅在部分领域内出现了一定的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风险的认知相对地集中于食品和药品等领域，质量安全状况总体上是平稳的，其问题是局部性或结构性的。
调查数据显示，60.88%的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的感受”是介于“较低”和“较高”的中间水平，并且感受为“较好”的比例为22.68%，高出“较差”的比例约10个百分点；对于“质量安全事件的感受”，46.86%的消费者的选择是介于“较少”和“较多”之间的“一般”水平，并且认为“较少”的比例为27.93%，高出“较多”的比例约10个百分点。
进一步地对消费者质量安全感受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质量安全感受的评价均无显著性影响。而户口和受到过质量伤害两个变量对于质量安全感受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城市居民对于质量安全感受的评价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这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感受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受到过质量伤害对于质量安全感受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质量伤害对于消费者会产生较强的心理效应，一旦受到实际的质量伤害可能会产生较强的负面质量安全心理感受。
消费者“在实际生活中受到质量伤害的比例”为13.41%（其中包括一些轻微的伤害），这一比例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在调查的5项受质量伤害的公共设施中，质量伤害相对地集中于公共汽车（受到伤害的比例为9.22%）和电梯（受到伤害的比例为6.85%）这两个领域，并且其统计还包括了一些较为轻微的伤害，实际较为严重的公共设施质量伤害比例是很低的。这一点从消费者受到质量伤害以后的处理方式就可以看到，有33%的消费者受到质量伤害以后是自己简单处理，这间接地表明消费者所报告的质量伤害有相当的比例是并不严重的质量伤害。在人们对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中，几乎绝大部分集中于食品和药品，其风险值分别为88.27%和77.05%，日用消费者、家用电器、住房、公共交通、环境等领域均在40%以下。
这都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质量安全环境持基本信任的态度，对其总体评价并不是“不安全”的。虽然我国的质量安全状况总体上并没有达到消费者满意的状态，但也绝不是总体性的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不管是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感受还是消费者所受到的质量伤害的定量统计数据都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从这一事实的反差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质量安全形势的过度悲观心态，实际上是被少数严重的质量安全事件渲染所造成的，同时也表明质量安全在我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一旦出现了某些负面事件，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恐慌。基于真实数据的质量安全信息的宣传，对于质量安全治理工作也显得尤其重要。
（三）质量发展结构性特征明显
质量的结构对于质量发展的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认识到结构的问题才能认识到质量的现状。质量观测数据表明，我国的质量状况在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呈现出差异化的、不平衡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其主要表现是：
在质量满意度方面，四大领域的质量呈现出产品和服务的得分相对较高、工程和环境的得分相对较低的结构特征，产品中的家用电器得分进入到了70以上的较满意水平，最高的“电视”得分为73.97分，而工程中的“管道”得分为54.77分，与得分最高的“电视”相差近20分。在各个领域的内部也具有差异化的结构性特征，如产品质量满意度最低的“农药”得分为61.19分，与最高的“电视”相比，相差12.78分。在总体质量满意度较低的环境领域，最高的水源充足度得分为67.53分，高于最低的交通运输噪音近14分，在调查的12个环境指标中，4个低于60分的及格线，8个高于及格线。教育服务质量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幼儿园和大学的得分分别是61.35和62.12分，相较于得分最高的高中，分别低了4.59分和3.82分，因此各个阶段的教育服务质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呈现出明显的非义务教育质量低于义务教育质量的结构特征。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阶段的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都不可或缺，解决教育质量的结构性问题是提升教育服务质量、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在工程质量领域，得分最低的两项“管道”和“道路”分别为54.77分和58.07分，与得分最高的广场分别相差12.67分和9.37分。在进出口产品的比较上，消费者对国产食品和日用品的选择比例要高于进口产品，而对于汽车和药品的选择比例要低于进口产品，表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质量赢得了更多国内消费者的信赖，而汽车和药品质量则与国外产品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质量在城乡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产品质量呈现明显的城市高于农村特征，在调查的6个大类产品中，有5类是城市质量满意度高于农村，28个产品子类中，23个是城市质量满意度高于农村，而在工程和环境领域则呈现出农村高于城市的特征。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性的问题，其质量发展的结构也是极不平衡的和错综复杂的，在不同的领域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四）市场开始在质量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
在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领域中，主要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领域，其质量满意度总体上要高于主要由政府供给的（即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程和环境质量满意度。这表明，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此外，在与发达国家产品竞争环境中，国产的食品与日月消费品已经获得了我国消费者更高的信赖，更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产产品而非进口产品，这也说明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产品质量的提升。在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通信，其得分分别为67.36分和67.16分，而市场化相对较低的（主要是指存在着市场进入壁垒的）检测、公共交通和医疗，得分分别只有62.09分、61.69分和59.89分。
如果用民营化程度来度量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化比例高于50%）的行业领域，如家用电器、汽车、银行、通信等，其质量满意度分别为69.5分、68.66分、67.36分和67.16分，平均得分为67.59分，而在中等市场化的行业领域（民营化比例为30%-50%），如公共交通，其满意度为61.89分，而在低市场化的领域（民营化比例低于30%），主要有文娱服务、医疗、教育，其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60.99分，总体上都呈现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或领域其质量满意度越高的趋势。
人们习惯地把质量的发展水平与政府监管的力度相联系，认为更好的质量必须要有更严格的政府监管，而对于市场是否起到了作用，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缺乏客观的认识，这容易导致政府在质量治理中承担过多的责任而使得质量治理的有效性降低。质量观测的数据，从各个维度，以定量化的统计数据证明，市场化在我国的质量发展中开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包括市场化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驱动，市场化促进国际的质量竞争力的提升，对消费者市场化的质量观念的形成等方面。虽然我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仍在不断地完善，但转型过程中市场对于质量的提升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五）质量的“软实力”不足
“软实力”的概念诞生于国际关系领域，原来指的是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一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后来不断地演化出了文化软实力、制度软实力等概念。在质量领域我们也可以将涉及文化、人的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归结为“软实力”，而将物质投入等方面归结为硬实力。我国的质量发展中，呈现明显的“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不足。其主要表现是：
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软实力”总体不足。在总体质量满意度中，服务的质量满意度为62.3分，比产品质量满意度要低2.42分，说明服务业中从业者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等“软实力”相对不足；在汽车质量满意度中，最能体现“软实力”的售后服务满意度以64.98分排在所有8个汽车质量满意度得分中的倒数第二位，比外观、安全性能等指标，分别低了6.85分和5.71分，说明汽车的质量满意度短板主要还是在于“软实力”的欠缺；在医疗服务中，人们对医生态度、医生能力等软实力的满意度评价分别是59.14分和59.77分，而对医院分布、医院环境等“硬实力”的评价则分别是62.98分和62.57分，医疗“软实力”得分比“硬实力”得分要低3分左右，呈现明显的医疗“软实力”不足的特点。
来自于人的“软实力”不足。在银行服务中，消费者最不满意的一个方面是“等待时间”，其满意度得分为56.74分，比得分最高的服务种类要低12.12分，而这显然是一个主要与人的工作效率以及制度建设相关的软环境问题；在消费者的质量素质方面，受到政府的质量教育的比例只有不足20%，具有举报假冒盗版产品意识的消费者只占14.2%的比例，说明我国的消费者在质量的观念意识以及质量行动能力上还很欠缺，消费者作为质量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作用并未有效地发挥。
制度“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管理工作效果的总体评价以及对于质量安全事件预警和防范的评价，都是介于“效果很不理想”和“有效”之间，并且与“有效”还有较大的差距；对于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也是低于“有效”的水平，同时对于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看法中，“体系不科学”的比例为53.2%，占到了最高的比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不仅对政府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评价未达到“有效”的水平（51.89%的消费者评价为高于“效果不理想”和低于“有效”的区间），而且有超过80%的消费者将我国消费者维权的效果评价在“好”之下。这些都表明我国质量的制度“软实力”相对不足。
影响我国质量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十分复杂的，但从质量观测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国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不是硬件的投入，而主要是“软实力”的问题，在质量“软实力”中又主要是人的素质、能力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六）企业的质量主体责任地位未得到真正确立
质量治理是一个由企业、政府、社会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因而其责任体系也应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企业作为质量的生产者，应当在质量安全上承担主要的责任，这是我国质量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质量观测的数据首次以定量的数据表明，我国的企业在质量的主体责任地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确立，主要表现是对企业质量违法行为的惩罚不够。
调查表明，消费者对于“谁应该为质量安全负总责的”看法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位的是政府占38.07%，第二位是企业占36.36%，这表明我国的质量责任中过多地被政府所承担，作为质量的生产者――企业并没有承担起首要的责任，从而使得消费者将质量安全的责任过多地放在政府身上。
在“对于质量安全风险发生的原因看法”中，“企业不诚信”和对企业“惩罚力度不够”以61.49%和53.2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表明在消费者的意识中企业对质量安全风险的产生仍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对企业制造质量安全风险的责任没有相应地进行惩罚。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没有把企业的风险和责任相对应，风险的制造者却没有相应地承担最大的责任。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0%的消费者购买过盗版或者假冒产品，这更是表明，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缺乏相应的惩罚而大量地生产假冒产品，生产或销售假冒产品的违法成本较低，使得大量企业愿意去生产假冒产品却没有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此外，我国的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质量总体满意度在“满意”水平之下，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产产品、服务或工程的企业以及制造环境污染的企业没有承担起必要的责任，从而没有充分地约束和激励去提高质量。
质量的治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明确责任的划分，在我国现有的质量责任划分中，实际上并没有明确企业的主体责任。企业作为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其就是质量的生产者，理应在质量中承担起首要的责任，但现实是政府被赋予了过大的责任，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公众将对质量的不满过多地归结于政府的质量治理责任，而忽视了企业的首要责任。这样一种质量责任的认识，很容易误导我国的宏观质量决策。
（七）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消费者是整个社会中最好的质量监管者，同时消费者的质量意识也决定了其对于质量的需求能力，因而其对于整体的质量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者对于质量的追求以及全民对于质量违法行为的举报意识，是质量水平提升的重要优势，这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监管的投入。从质量观测数据中可以发现，我国的消费者的质量意识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性与矛盾性，这是我国转型质量复杂性的表现。
调查表明，消费者受到实际伤害的比例为13.41%，若考虑到一些消费者将一些非常轻微的质量伤害报告上来，这一比例会更低。但在质量伤害几率（即对于潜在的质量伤害的感受，而并不一定遭受过实际的质量伤害）的调查中，有22.77%的消费者认为“高”，有3.64%的消费者认为“很高”，两者相加共计26.41%，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受到的质量伤害只有其感知的质量伤害的一半，至少有一半以上认为质量伤害几率很高的消费者是由于心理的恐慌而造成的。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对于“质量安全状态评价”为“很差”的消费者中受到实际伤害的比例为56.8%，评价为“较差”的消费者受到实际的质量伤害的比例为37.4%（如表3）；在对于质量伤害几率的调查中，评价为“很高”的消费者所受到的实际的质量伤害比例为52%，评价为“较高”的消费者受到的质量伤害的比例为42.1%（如表4）；在对于质量伤害的担心这一问题中，表示“经常担心质量伤害”的消费者实际受到的质量伤害比例为47.5%（如表5）。以上三组数据均表明，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的程度与实际的质量伤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即使是评价为“很差”或者感觉风险“很高”的消费者，其实际受到质量伤害的比例均在50%左右。
在质量安全感受调查中，大多数的消费者（60.88%）将质量安全风险评价为介于“较低”和“较高”的一般状态，即总体而言并没有认为自己所处的质量环境是很不安全的。但在对政府的质量安全预警评价中，几乎将其放在了“效果不理想”的边缘，有29.62%的消费者认为“不理想”，6.4%的消费者认为“很不理想”。虽然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感受相对地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实际所受到的质量伤害也较少。但是对于政府的质量工作评价又不高，认为质量的治理效果并不好。在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中，食品和药品的质量满意度分别为63.38分和63.33分，实际上要高于大部分的环境质量（如空气环境、声环境等）指标。环境质量是消费者最不满意的质量领域，但在对质量安全风险的看法中，食品和药品分别以88.27%和77.05%的风险值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调查还表明，41.12%的消费者认为盗版产品与正品差别较大，也就是说大部分消费者都能够认识到盗版产品与正品的差别。但实际调查却表明有超过90%的消费者购买过盗版产品，这说明在大多数情形下消费者明明知道是假冒产品却仍然购买，并且在购买到假冒产品以后会采取举报行为的只有14.2%。在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认识中，可以看到“企业不诚信”和对企业“惩罚力度不够”以61.49%和53.2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这两者之和远超过“政府监管不力”的比例；但同时消费者对于“谁应该对质量安全负总责”的回答中，认为是政府的比例是最高的，达38.07%，将质量安全的首要责任归结于政府。以上事实都表明，我国的消费者在质量意识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通过对于消费者购买盗版行为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表6），消费者是否购买盗版，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购买盗版的可能性越低；但是控制这些因素之后发现，是否接受质量教育，以及消费者对于正版与盗版的认识，对于消费者购买版次的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一方面我国的消费者教育在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盗版的认识并不能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盗版的行为选择。这也表明了消费者在质量意识与行为之间存在矛盾与背离。
（八）质量信息的有效性不高
我国质量信息有效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于质量信息源的把握不够全面、对于消费者的质量信息提供渠道不够通畅，消费者对政府提供的质量信息有效评价不高等。
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政府的质量信息较为信赖。72.95%的消费者对政府的质量信息“基本相信”，有10.22%的消费者是“完全相信”，并且有67.97%的消费者认为政府的质量信息“有点作用”，17.54%的消费者认为“作用很大”。不过，在实际获取质量信息的渠道上，从电视或互联网以及亲朋好友三个渠道获取的比例占据了前三位，分别为64.69%、61.25%和54.03%；政府的渠道如质量的主题宣传活动、政府信息公开栏、信息查询栏等均在30%以下，有的甚至低于5%。这表明政府在质量信息的上，与消费者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大部分消费者会将政府的质量信息作为其消费的参考，但实际上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又不畅通，导致政府质量信息的有效性不高。作为质量信息的重要第三方――质量技术机构提供的质量信息服务也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普通消费者很难享受到质量技术机构所提供的质量信息服务，因为其有较高的进入门槛。据调查，有半数以上（53.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所属的质量技术检测机构在提供服务时不应该收费。
此外，质量标识的质量信号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据调查有近30%的消费者不认识QS标志，更是有超过90%的消费者不认识HACCP和UL标识，这也表明了政府在质量标识教育方面的缺失，使得一些常见的质量标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质量信号功能。
以上事实表明，政府所提供的质量信息有效性还不高。而限制质量信息有效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政府没有畅通的质量信息机制，以及对消费者的质量信息服务和质量标识宣传教育服务不足。消费者缺乏有效的质量信息，成为限制其质量行动能力的一个重要障碍。
（九）质量的全社会总投入不足
调查表明，我国当前的质量现状是在一个社会总投入不足的前提下产生的。我国质量的全社会投入不足的主要表现是：
政府质量管理的投入不足。调查显示，认为政府质量投入不能满足需要的达到52.41%，而认为能满足需要的仅为9%，表明消费者对于政府各方面的质量投入总体上还是不满意。大部分消费者（比例为55.02%）认为政府所属的质量技术机构应该是纯公共性的，希望政府所属的质量技术机构在对企业或消费者质量服务时应该是免费的，并且有55.28%的消费者认为政府在质量监管时，不应该向被监管者收费。但由于我国当前相关的投入不够，质量监管和服务机构在工作中缺乏相应的经费保障，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消费者所期待的效果，一些本应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仍需要收费。
表7的结果表明，不同的人群对于政府的质量投入的看法存在着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都更加倾向于认为政府的质量投入不能满足需求，表明较高知识水平和较高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于政府的质量投入有着更高的期待；而城市居民则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在政府质量投入不能满足需要方面有着显著更低的倾向，其原因可能是质量投入在城市的缺口要小于农村。
质量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政府不仅具有质量监管的职能，还应承担质量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其服务职能日益重要。但调查数据显示，由于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使得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很多领域是缺失的。超过80%的消费者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来自于政府的质量教育服务；此外，虽然有高达60.91%的消费者认为应在高风险领域采取强制保险措施，在中学生中进行必要的质量教育，但是目前这两项工作由于缺乏公共投入而没有开展。
制度建设的投入不足。前文分析已经表明，大多数的消费者质量维权的行动能力较差，即使发现假冒产品也不愿意去举报（举报的比例仅为14.2%），主要是由于维权成本太高，而维权成本高的背后是由于制度建设的投入不足。我国缺乏较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救济机制，也没有建立起能够将消费者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而使得消费者集体行动能力差，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公共投入来支撑。
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到，我国的质量投入实际在各个方面都是比较欠缺的，这是分析我国质量现状的一个基本前提。要实现质量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公共服务上、制度建设上不断地加大投入，特别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质量检测服务机构、质量的社会组织，都应有相应的投入来保障。
（十）政府质量监管正处在转型之中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处于转型的经济体，转型使得我国的经济充满着复杂性。我国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诺顿，2010）。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一样，我国政府质量监管的模式也在经历着转型，其主要表现是从对质量的微观干预式的管理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监管式的治理转型。但这种转型是不完全的，因此导致了我国质量监管现状的复杂性。
调查数据表明，在面对“谁应该为质量安全负总责”这一问题时，消费者将政府排在第一位（占38.07%）；同时在消费者所信任的质量检测机构中，“政府所属的检测机构”以61.13%的比例高居第一位，高出第二位“国有检测机构”（企业）近40个百分点，更是高出“外资检测机构”48.23个百分点，高出“民营检测机构”56.7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我国的消费者对于政府的质量监管职能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在质量治理过程中，仍过多地参与具体的微观事务，如质量检测信息的提供这一本应由市场提供的服务，却仍以政府所属的质检机构为主。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管理工作效果的评价”并没有达到“满意”的水平，而是处在高于“较不满意”的“一般”水平，表明在质量治理中，政府过多的参与，对于质量治理的效果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政府在质量治理上的转型仍有待于进一步地推进
表8的回归分析表明，对于政府是否为质量安全责任主体的看法中，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群体并无显著差别；而年龄与户口两个变量是显著的，在55―60岁的年龄组，会更倾向于将质量安全责任归于政府，而城市户口的居民则在这一倾向上显著地低于农村居民。这表明，在对于质量监管的主体责任方面，中老年人群和农村居民相对保守。
数据还表明，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地发挥。“监管型”的政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要立足于公共服务，但我国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方面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政府在质量公共教育方面所提供的服务不足；在中小学没有开展质量公共教育，政府通过其渠道的质量信息（如质量主题宣传活动、信息查询平台等）在消费者中的接受面很小，在所调查的11个获取质量信息渠道中，政府的质量信息渠道主题宣传活动、政府信息公开栏、电子信息屏、信息查询点、咨询电话四类分别以26.79%、9.48%、4.73%和4.17%的比例排在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位。此外，由于缺乏对消费者的质量救济与保护，使得消费者认为质量的维权成本较高，认为我国维权成本为“高”的消费者占38.2%，“很高”的占14.49%，均大幅地超出了选择为“不高”和“很低”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质量监管方面经历着由干预式的治理向监管式的治理的转型，政府逐步地从对企业的微观干预中退出，市场主体在质量提供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在消费者投诉举报等公共服务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种转型是并不完善的，政府仍在质量检测检验等具体工作中承担太多事务性工作，而公共服务提供又显得不足，特别是对消费者的质量权益的保护还没有有效地体现。这些事实都表明我国的政府质量监管是处在转型之中的，这一点对于认识我国质量的复杂性特征是极其重要的。
从以上10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国质量总体上是稳定和向前进步的，但其在内部结构上，发展的外部环境上以及机制设计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表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大国质量、二元质量和转型质量，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我国质量的复杂现状。大国质量是指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导致的质量发展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的质量发展环境；二元质量是指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先进的质量与落后的质量、市场化的质量治理方式和观念意识与非市场化的质量治理方式和观念意识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转型质量是指由于我国的体制转型仍没有完成而导致的政府在监管方式上，以及质量发展形态上和消费者的质量意识上的混杂性特征。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所反映的所有特征，大体上都是由以上三个方面所决定的。
五、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根据质量观测的数据，我国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质量安全总体状况也是平稳的；但质量发展与质量治理领域存在着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某些非市场化领域的质量满意度低下，全社会对于质量的总体投入不足，政府在质量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发挥不足，消费者质量素质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政府质量监管模式正处于干预式治理向监管式治理的转型。
（一）政策建议
基于质量观测的主要结论，面对大国质量、二元质量和转型质量的基本国情，本文提出我国质量发展的主要对策是，注重解决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重视质量“软实力”的建设，加大消费者质量权益保护的投入，提升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水平。具体而言应重视以下6个方面。
1.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进一步提升市场对于质量的促进功能
调查结果清晰地表明，市场化在质量进步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等领域，其质量满意度远高于教育、医疗以及市政工程等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因此要进一步地提高我国的质量发展水平，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进程，强化企业在质量中的主体责任地位，让好的质量能够得到更高的市场收益，让市场竞争将劣质产品淘汰出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泛的领域内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一些满意度较低的领域，如市政工程、公交服务、医疗等领域要引入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竞争的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质量行为的微观干预，让市场主体来执行质量评定的功能，将现有检测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革，让质量信息的提供者也能够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在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同时也提高消费者的质量市场化意识，认同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降低其质量意识中的矛盾与冲突的一面。
2.加大对乳制品、地方小吃等关键领域的质量安全风险治理，降低质量事件发生风险
调查显示，我国的质量安全风险并不是全局性的，而是聚焦于某些特定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质量安全事件对消费者的心理伤害极大，因此应重点加强高风险领域的质量治理。根据质量观测数据，应重点加强以乳制品、地方小吃为主要代表的食品以及药品的质量安全风险治理，因为这两个领域是消费者最为敏感也是认为质量安全风险最大的领域，其质量风险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其他领域；重点加强以霾治理为重点的空气环境质量，以及以交通运输噪音、建筑施工噪音为重点的声环境治理工作；大力加强市政工程中的道路和管道的治理，提升市政工程质量满意度；加强对于电梯、公共汽车等公共设施的服务质量治理，降低公共场所伤人事故的发生。
3.大力改善质量中的结构性短板，不断优化质量发展的结构
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极为敏感，食品、药品等领域的质量安全事件，容易导致对于整体的质量安全形势的担忧，结构性短板是限制我国多个领域总体质量满意度提升的主要问题。因此，加强各个领域质量发展的结构优化，是提升总体质量满意度的重要方面。具体地，针对比较突出的质量区域结构问题，要加强质量的城乡二元结构治理，重视农村质量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要重视农村的产品质量，加大对农村的质量监管和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对于农村地区的质量公共服务和监管投入；针对环境质量在总体质量中满意度较低的现状，应加强城市的市政工程整治以及以噪音治理为主的环境质量的治理；针对教育中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满意度较低的现状，应重点加强学前教育，尤其是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和投入，以提高教育的质量水平。
4.重点加强质量的“软实力”建设，提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数据表明，我国质量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硬实力”不够，而是“软实力”不足。重视质量的“软实力”建设，推进以从业人员服务能力为核心内容的服务质量提升工程，重视各个领域中人的素质提升，特别是医疗服务中医生能力和服务态度的提高和转变，以及公交服务中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态度的转变。加强对消费者的质量知识教育，提升消费者对于质量的意识与行动能力，让消费者成为质量的有效的监管者；强化制度“软实力”建设，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消费者质量行动能力，从而加强整个社会的质量“软实力”。
5.切实保障质量监管、质量教育、质量检测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夯实质量发展基础
政府在质量监管有效性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针对调查中所反映的问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全额保障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的经费投入，尽快免除监督部门向被监管者的收费，保证监督执法活动的独立性；加大对公共的质量技术机构的投入，增强其服务的公共性，为社会提供免费的质量技术检测检验服务；加强对于消费者的质量教育的投入，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对于中小学生的质量知识教育，以及面向消费者的质量标识与质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升消费者的质量素质；加强对于质量信息有效性的建设，拓展质量信息的渠道，鼓励不同主体特别是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到质量信息的获取与评价中来，为消费者提供有用的质量信息，政府以专项基金投入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来支持质量信息的有效性建设。
6.加强对于消费者质量权益的保护，提升消费者质量行动能力
质量监管不仅要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要有无数双来自于消费者的“有形的眼”。而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消费者的质量行动能力较差，我国的质量治理还很缺乏“有形的眼”。其突出表现为对于质量知识与维权途径掌握程度较低，对于打击假冒产品的行动能力低下，从而不足以支撑起对我国质量的监管功能，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于消费者保护的投入，提升消费者质量维权的能力。探索推出质量的吹哨法案，鼓励消费者行动起来，打击质量违法行为，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奖励举报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建立消费者救济基金，使得消费者在受到质量伤害时，有最底线的保护和救助；加强消费者组织的建设，鼓励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在制度上探索和创新消费者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使其真正成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团体，提升消费者的集体行动能力。
（二）研究展望
质量观测的方法对于评价中国质量现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已有的调查数据中得到了大量的其他数据所不能得到的创新性结论。但2012年仅是该研究的启动之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要进一步地认识中国质量现状并更好地指导质量发展决策，还应将质量观测的数据与评价方法进一步地深入。在质量评价的数据方面，本研究还没有对质量满意度、质量安全感受、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加权，因而还未能对区域质量总体状况进行可量化的比较，仅有不同行业质量状况的比较。未来应在现有基础之上，探讨区域宏观综合指数的构建，以得到我国质量发展的区域结构特征，使得宏观质量决策能够对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在质量评价的方法方面，本文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满意度的调查，而对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方面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相关的问卷设计实现对于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以及消费者质量素质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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