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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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55－04　收稿日期：2009－10－22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第2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新地理经济学；规模报酬递增；路径依赖

一、新地理经济学的提出

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理论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预测经济活动在相似或基本不存在差异的地区之间最终形成空间上的均匀分布。而现实生活中，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却是常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们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新的经济学研究理论中。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为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它们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新贸易理论描述的工业发展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且渐进的进行的，而现实社会却表现为工业化波浪式的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扩散；新增长理论在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只给出了时间上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涉及要素的流动，缺乏空间上的考虑。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解决资源有限性导致的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化之间的两难冲突，自此，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应运而生的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之下，吸收了传统的空间经济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以解释经济活动和和经济增长的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二、新地理经济学概述

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新地理经济学认为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相互接近会带来成本的节约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的规模经济，所以报酬递增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根本原因，经济活动空间上的集聚只是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新地理经济学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把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现象解释为集聚吸引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集聚的向心力大于集聚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将表现出在某一地区高度集聚的现象；当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等是经济活动在各地区均匀分布。集聚的向心力主要表现为：市场规模效应、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纯粹的外部经济。把集聚的离心力归结为：不可移动要素、地租、纯粹的外部不经济（如城市的拥挤）。

新地理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初始集聚的原因归结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技术创新也属于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偶然造就某一地区的在某种初始优势，这种初始的优势通过“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不断被放大，最终产生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现象。在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厂商无疑会选择一个有较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大多数厂商都选择在这儿组织经营生产，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当地需求。外部经济诱使更多的企业携带资本、技术等资源加入这个集群中。随着集聚程度的加深，集聚的离心力（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集聚的外部不经济、地租的提升）加大，最终超过向心力，形成集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扩散。此外，新地理经济学认为，城市增长动力机制在于，城市里较高工资和多样化的产品吸引人们向城市集中，城市较大的产品市场需求吸引工厂在城市集中。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

三、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

1.1991年，克罗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把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路径依赖等因素引入D-S分析框架中，分析原本不存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的两个基本相似地区内，均匀分布的某种产业如何集聚于某个地区的现象，即“核心-边缘”模型（C-P），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新地理经济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模型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其前提假设；并假设只有一个含有两个区域的经济体；两个部门――生产同质产品且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生产非同质产品且具有规模经济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农民和工人）是各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农民在区域间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在区域间的流动没有运输成本或者说不考虑运输成本，制造业产品运输成本遵循萨缪尔森（1952）的“冰山”形式。农民的非流行形成集聚的离心力，足够低的运输成本、繁多的制造产品的种类以及足够大的制造产品市场需求所带来的前后相联系形成集聚的向心力，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产业集聚现象产生，形成“中心-边缘模式”。该模式的意思不仅在于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更为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

2.劳动力由于语言文化的障碍在国家间难以流动，为研究国家层面上的产业集聚现象，1996年，沃纳斯伯尔把行业内垂直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引入到地理集聚现象的分析中，假设各国初始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都相同，都拥有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不完全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劳动是唯一投入，制造业的投入为劳动和中间产品。得出了国际间的集聚现象是由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前后向联系促成的。其作用机理和要素流动促成空间集聚的原理是一样的，拥有较多下游企业的国家，能够为中间产品制造商提供较大的市场需求，诱使中间产品制造商在该地区的集聚，从而实现规模经济、造就外部经济，降低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下游企业在该地区的集聚，最终在该国实现了产业的集聚。前后向联系在劳动力不可流动的条件下，促成的是特定产业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的集聚，即导致了国际专业化。该模型揭示的是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在贸易成本较高时，厂商将均匀的分布于要素禀赋相同的地区；在贸易成本居中时，厂商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产生；在贸易成本较低时，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上升而溃散。

3.2001年，马丁和奥特维埃诺内生增长理论引入新地理经济学，研究了技术外溢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不同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只有技术外溢的效应在局部地区扩散，才能引发产业集聚的产生，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4.2001年，拉那斯帕等人将政府部门引入新地理经济学，考查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投资活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该模型还说明了，在税收负担相同时，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是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因素。

5.2003年Murat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偏好的异质性属于集聚的一种离心力；2006年，鲍德温和大久保把企业的异质性引入新地理经济学，强调某种特殊劳动投入的协同因素对于促进集聚的影响，协同作用越强，产业越容易集聚。

四、新地理经济学的简单评价及未来发展趋势

新地理经济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将比较优势和外部经济内生化，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非线性变化。是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产业空间集聚的进程，以便各地区、各经济体更好的应对和制定产业政策，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然而，一个理论不可能尽善尽美，它总是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在新地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缺乏对相关产业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过多的强调历史的偶然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同时，由于实证分析中，由于地区的文化、制度难以量化，新地理经济学的研究是把这些因素排除在模型在外的。而它们同样是影响经济活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和技术的跨区域流动已是常态，如何制定配套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地区更好的发展以及防范要素流动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是新地理经济学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Dixit，A.K.and Stiglitz，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2]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3]刘友金.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D].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第3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地租 产业集聚 最优规模 城市经济学 新经济地理学

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经济学与新地理经济学中有关于最优规模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无论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 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还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难利用具体的模型得到产业集聚的最优结果，而只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陷入瓶颈。本文旨在将地租、通勤费用等城市成本而非单一的人力资本作为影响因子来分析产业集聚规模，并分析其他学者的理论来解释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下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学关系的视角，讨论了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等）对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并延伸到实证领域，分析不同产业集聚规模情况存在的差异。重点关注和解释城市成本对于产业集聚规模的影响机制及其重要性。产业集聚到处存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有硅谷;在中国，北京有中关村，广州有岗顶电脑城，在浙江义乌有小商品，在广东佛山有照明设备，这些都是产业集聚的现象。但是由于地租的存在，高技术等占地面积小的企业易集聚，而占地面积大的企业不易聚集。同样也有人会考虑为什么这些企业在决定区位选择时考虑的是最低成本而不是最大利润呢？（Wang，2012）提出因为在进入聚集之前，企业已经达到相应的利润，而到一定程度后，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更多利润。

产业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自从199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后，所有的研究离不开产业的空间集聚。Fujita（2005）总结在传统的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中，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产业的聚集力会强于分散力，聚集趋势增强。而在城市经济研究中，当贸易成本降低，由于地租或房租增加，产业分散的趋势增加（Helpman，1998;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这种产业的分散力可能关联着城市的形成（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Krugman，1993a），或者关联着产业带的形成（Mori，1997），或者仅仅是都市附近的城郊化进程（Fujita and Ogawa，1982;and Ogawa and Fujita，1980）。

可见城市经济中的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对于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十分重要。根据城市理论中的成本和收益、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的集聚力和分散力，企业会进行区位选择，同时也可以确定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相关理论的演进

（一）新经济地理学和产业集聚

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现象被称为产业集聚。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来源于自然禀赋的不同形成的竞争优势，进而发展为专业化分工，代表人物有Marshall（1920）和Krugman（1991），这种理论是从相对较大区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城市很多时候被简化为一点，并不会考虑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无法为较小地域范围内积聚大量企业提供较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主要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基础。另一种理论是由Porter（1998）将聚集现象解释为一种制度因素，可以为在较小区域内产业集聚的现象提供解释，因为它很好的解释了企业聚集的动力和目的，但是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在哪些条件下产业会出现聚集的现象。

综合大部分研究成果，产业集聚现象的出现，是由其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而出现的。其中集聚力有Krugman提出的前后向联系、Helsley and Strange （1990）提出的市场潜力、Marshall（1920）提出的知识或纯外部经济;而分散力有不可流动的要素（Krugman）、Henderson（1974）提出的地租或通勤费用、d`Aspremont et al.（1979）提出的拥挤和其他不经济，减少竞争。

（二）城市经济学和城市成本

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者虽是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的却都是同一空间经济现象，历史渊源也十分相近。赵和尹伯成（2007）提出并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经济学走向没落时，同样是研究地理空间经济现象的新经济地理学可以大行其道，原因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太广，后被纳入经济外部性来分析，故而停滞不前。地理经济研究的重要基础是Von Thunen（1826）提出的isolated state，一个被农业部门包围的单一城市。在Thunen之后古典区位理论也继而发展。周伟林和严冀（2009）讲到，总体来说，研究城市经济学的路径主要有两个：第一类是城市内部的各种区位分析，或者说侧重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 其核心问题是城市内部的厂商和居民的区位选择问题;第二类则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城市的经济问题，在此，城市内的空间结构被忽略了，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过程。

Fujita（2004）指出城市成本中，地租或者通勤费用，虽然被Helpman（1998）和Tabuchi（1998）加入了新经济地理分析，但是在城市经济学中，地租和通勤费用也可能是城市城郊化的进程。因而更多时候，需要将新经济地理与城市模型放到同一时空下同时分析城市的发展和产业集聚。将两者共同研究，可以得出更多有用的理论。以上的历史研究使产业集聚和城市成本的概念更加清晰，但是并不能为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提供解释，下文提出有关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综述。

研究现状

（一）税收与城市/社区最优规模

最开始有关于最优规模的研究，局限于城市或者社区的最优规模，研究对象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大多研究也都是在Tiebout的模型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公共品和税收对于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继而定义最优的城市规模，而城市成本中的地租作用不明显。

如Baldwin and Krugman（2000）利用Tiebout理论与中心模型相结合，得出税收和产业集聚的影响。Fisch（1977）利用Charles M. Tiebout的假设扩展了城市地租的标准模型来考虑空间均衡的条件。他的分析从公共物品的空间维度、公共物品的本地化程度以及它们对于土地价值的影响几个方面展开的。结论表明，最优的社区（Tiebout的第六个假设）与当地的最优公共产品供给和当地的税收同时达到。同时也表明，地租并不能很好的解释Tiebout的均衡条件，资本化的假设也不能很合适的检验这个假设。

（二）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的研究是现在的热点。Krugman（1991）提出了劳动力共享市场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力之一，同时假设劳动力跨部门流动需要移动成本。Dumais et al.（1997）对这种集聚力做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劳动力的重要性。这些模型都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而在匹配模型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异质，Helsley and Strange（1990）认为工人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技术去不同的公司工作形成技术空间，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厚度（Thickness of Markets），由于搜寻或者匹配的外部经济（Matching Externalities），技术空间会产生聚集的经济。这一观点后又被Hamilton，Thisse and Zenou（2000）所扩展。

Fu and Gabriel（2011）研究了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聚集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将转移的劳动力分为拥有高技术的移民和拥有低技术的移民，并得出低技术的移民并不愿意与高技术的移民聚集在一起。最终表明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解释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尽管人力资本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颇多，但是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仍是瓶颈。无论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还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难利用这样具体的模型得到产业集聚的最优结果，而只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其中Ottaviano，G.I.P.and J.F.Thisse（2002）在两区域模型中发现，当贸易成本高或者低的时候，市场可以产出最优的结果，然而因为存在中间价值，这样产生的聚集会存在分散的趋势。继而产生无效率，更深一步的分析后，最终发现只有次优的选择才是稳定的。

（三）地租与产业集聚及最优规模

城市成本与产业集聚关系密切，城市成本中的房租是影响企业进行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到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房租对于不同区域的产业集聚作用不相同。Matthew & Hugh（2011）通过使用美国18年120多个主要的办公室市场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实际办公室租金的变化模型。他们认为经济活动聚集中的级差地租是聚集经济的城市经济理论的一种度量方法。而反映聚集活动的变量是生产商对于服务的雇佣数量。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心商业地区的经济聚集活动只发生在大都市的办公室市场中，此种现象不会出现在更小的市场，或者是城郊地区。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房租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到产业集聚，级差地租也是产业集聚空间最优规模出现的前提条件。Wang et al.（2010）通过构建知识溢出条件下的Hotelling空间聚集过程的理论模型，解释了经典的两个剑桥现象，一是为什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易于聚集在大学附近;另一个是聚集的最优规模是什么。并最终得出结论：知识溢出可以违反一般Hotelling模型过程的竞争，使得在区域内的聚集变得有可能;中小企业更易集聚，劳动力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企业消耗较少的土地更容易聚集，传统的重工业不易聚集;在空间上存在最优的聚集水平，聚集区域不能随机发展，级差地租是聚集出现的前提条件。

发展方向

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费用等）与产业聚集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而对于未来有关产业集聚最优规模的研究同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方向，比如扩大研究更多的理论模型，在实证方向更加努力，或者是引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分析。Fujita（2005）提出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包括将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相结合，考虑公共政策与新经济地理，甚至是城市特征如土地、住房、通勤、交通网络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可以将政府的角色纳入研究中来。如果能够将两者巧妙的结合，也许产业规模的最优规模可以有一个真正的理论基础，也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结论

本文尝试性的从城市成本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与产业聚集及其最优规模的关系。希望能够从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交叉中找出产业聚集最优规模的理论基础，或者实证可能。地租是城市系统和城市模型中产业集聚分散力的重要一点。新经济地理学及产业聚集强调的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进行区位选择自然离不开土地，故选择地租作为城市成本的代表来进行研究，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综述开始介绍了城市经济学中城市成本与新经济地理学下的产业聚集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两者的基本概念。接着从关于产业聚集及其最优规模的研究现状入手，介绍了税收、人力资本、地租等方面现在的研究热点。最后，提出关于本问题研究的更多可能方向，供后人研究。

参考文献：

1.赵，尹伯成.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新发展[J].社会科学，2007（11）

2.周伟林，严冀.城市经济学：概念、流派及其理论演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2）

第4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跨学科；区域经济学；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

一、引 言

（一）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是一门以学科之间有关的共同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解决学科之间关系问题的科学。因此，它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又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皮埃尔・德拜认为， 多学科过渡到跨学科是渐进的， 至少存在五种情况： 第一， 不同学科的学者平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的不同方面， 并阐述研究的不同关系。第二， 不同学科的学者不但同时对某一个问题进行研究， 还要对彼此研究的结果作出协调， 并将其整合成一个共同的结果。第三， 学者共同研究某一个问题，比较各自提出的假说， 以批评方式互相评估各自的方法， 并达成共识， 形成一个共同的结果。第四，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者分析方法， 以为更好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新的视角。第五， 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已取得的成果以便得出新的系统的创见[1]。刘仲林教授认为， 广义的跨学科有三层相互关联的含义， 即： 一、打破学科壁垒，进行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的教育或科研活动，通称“跨学科”。二、包括众多交叉学科在内的学科群， 统称“交叉学科”。三、指一门以研究跨学科规律与方法为基本内容的新兴学科， 统称“跨学科学”[2]。

跨学科社会研究应该是基础性问题、统一方法和“现象学”意义上的数据三者结合的产物。

（二）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三个基本特征。

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此时还局限在对企业、产业和城市的区位选择。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包括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这时期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问题。第三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和计算机网络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开始逐步走向计量化，实证研究成为一种新时尚。由于克鲁格曼等人的积极倡导，空间经济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3]。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以1978年为界。1978年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1979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区域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开始探讨关于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区域政策等的相关问题。

二、区域经济学的跨学科应用

区域经济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发展起来的学科，但是其涉及到的领域和研究内容却十分广泛。区域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科之处主要在于，它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经济学范畴中。

（一）经济学与地理学的交叉

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流派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地理学的融合代表，新经济地理学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学者是德国的克鲁格曼和日本的藤田昌久。它采用了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基础以及核心―模型的模型基础，目的在于把经济地理的分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中。

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是人们对经济现象认识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新经济地理学能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通常都不考虑运费的影响，因此忽视了现实空间。20世纪60年代之后，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发展时遇到的问题越来越棘手。此外，传统均衡论的经济学是在规模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但在现实情况下，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前提假设并不能完全成立，尤其是在当今新经济潮流的作用下，可外溢性、扩散性、共享性成为了知识信息逐渐具有的特点，因此在以知识信息膨胀的经济领域，规模报酬递增取代规模报酬递减成为新经济的特点。

第二，已有的研究基础。传统的空间经济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尽管前面所介绍的传统的空间经济研究都存在各方面的不足，但是，它们在空间因素研究方面的思想都存在许多可借鉴之处，这些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可靠和充实的思想基础，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如何将这些理论进行有机地结合，从而试图将空间因素逐渐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中[4]。

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对传统的空间经济研究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传统几何学方向――区位理论的新发展，如中心地方理论及其模型化问题。第二，社会物理学方向――即城市地理学的传统，运用物理学的公式来描述城市地理现象，如城市位次规模法则、城市地理联系、城市市场潜力模型等。第三，积累因果关系――即超发展理论。第四，当地外部经济――即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及其新发展。第五，地租和土地利用研究――农业区位论的再发展[5]。

克鲁格曼在2010美国地理学会上指出，在过去的30 多年里，经济学和地理学在方法论上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地理学的综合性思维和经济学抽象思维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经济学数理模型的建立需要简化和抽象，同时便失去了丰富性和全面性。克鲁格曼认为地理学需要在方法论上更加接近经济，才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6]。因此他所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在方法上和经济学更加接近，但仍然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其模型的假设偏离现实。

现代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这一理念的产生，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理解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的实质，对商业银行实践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会产生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一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就在于充分尊重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力。企业包括银行只有充分尊重客户的自主选择权，所有的经营活动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是客户关系向知识性关系转变。资本市场的发展、客户经营与发展的知识性趋势、金融工具的证券化、电子化、组合化，使金融商品的需求与供给的知识性双向增强，双方的关系也由简单的交易关系向知识性的交易关系转变。

三是客户关系向差异性方面转变。不同的客户关系对银行经营作用的差异持续扩大。大小客户之间呈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因而各商业银行争先恐后不惜重金发展与大客户的关系。客户关系向差异性转变，推动金融市场形成了突出的大客户市场。

四是客户关系向竞争性转变。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新的商业银行不断产生，外国商业银行不断进入，使得各银行间为争夺优质的客户而进行激烈的竞争。

五是客户关系向博弈性转变。一方面，银行对客户信息的掌握情况直接决定改善关系主观努力的效果，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银行对自身的推销、商品的营销，决定传递给客户信息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客户的金融行为。银行与客户之间能否建立密切的信息交流，已成为决定银行客户关系水平、层次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面对变化，客户在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中越来越占据中心地位，因此，商业银行把以客户为中心当成经营管理的宗旨，立足客户，研究客户、细分客户、服务客户，已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体现在哪些方面

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的转变，使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围绕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宗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为银行最基本的经营原则。这一理念包括：客户是上帝；银行以满足客户需要为先，满足客户需要优于银行产品推销，银行客户关系战略集中于银行的目标客户；银行根据客户面临的难题及市场环境变化而改变策略；为客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是银行的责任；银行要协调、调动全行各方面的资源为客户提供服务，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银行内部为此要加强合作，形成团队精神。

（二）对客户进行分类，确定目标客户群。巴克莱银行将银行服务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服务；二是一般服务，在基本服务基础上增加一些不是对所有客户都提供的服务，如电话银行；三是高级服务，包括一些可以不提供但提供了客户会很高兴的服务；四是全面服务，包括一些客户本身都没有想到的，为客户特定提供的服务。同时也将客户分为四类，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

（三）实行客户经理制。客户经理作为联系银行与客户的重要桥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客户对银行的各种金融产品需求不必再找银行的各个产品部门，而是通过客户经理就可以全部得到办理。银行通过客户经理也可以对客户进行整体的把握，实行统一的客户战略。

（四）产品开发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配套、组合式的金融服务。银行根据客户分类和不同客户的特点，以“量身定做”的方式开发适合不同客户群需要的产品，更好地满足客户需要。

（五）调整劳动组合，减少后台人员，增加与客户接触的人员。银行经营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要求银行的劳动组合也要相应进行调整。过去银行是等客上门，现在要主动上门为客户服务。这要求银行要精简内部操作人员，增加上门服务人员。

（六）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需要调动银行各方面的资源，这就要求银行各部门之间必须加强合作，形成团队精神。

（七）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例如西方商业银行有一整套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从招聘、培训，到员工的晋级、工资、奖金、考核和福利机制，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

三、如何树立和实践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一）加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文化建设。大力宣传、总结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使员工强化服务客户的意识和观念。

（二）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大服务体系。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把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全行日常考核中。建立和完善先进、科学的“大服务”的运行机制，构建二线为一线服务、上级行为下级行服务、全行为客户服务的综合化、专业化、网络化、差别化、品牌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大服务体系。

（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架构，使所有部门融为一体展开共同营销服务，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上得到保证。

（四）进一步加强总分行之间的营销配合，优化分销渠道，提高银行服务客户的整体协作能力。同时，要按照银行分销渠道人性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与客户互动界面的建设调整，形成物理网点与电子渠道、客户经理相结合，高低柜与理财室相结合，综合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格局。

（五）建立健全科学的客户贡献度评价系统和客户资源管理与价值分析评判机制，全面提高客户关系管理能力。

第5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布局；国际分工；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30-05

上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从全新的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对产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贸易作为国际分工的表现形式，其内在的决定机制就是国际层面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因此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的国际区位选择和需求的国际分布密不可分。国际生产分割这一新型分工网络的出现，使全球的产业布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新经济地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经济地理的重塑过程更加复杂。所有这些都是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和一国的国际分工定位的重要因素。鉴于此，用新经济地理框架分析产业聚集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文献不断涌现，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开放视角下，微观层面上产业生产定位选择与宏观层面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本文旨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生产分割为背景从市场规模和产业定位角度分别探讨一国贸易和生产能力的决定因素。

一、本土市场规模与出口竞争力：本土市场效应

本土市场效应最早由Krugman提出，其含义是，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增加，结果是众多产业因某一地区的需求规模优势而在该地区集聚起来。目前，很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

(一)理论分析

对本土市场效应的理论分析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放松原有假设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本土市场效应模型的多国扩展。

1.本土市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农业部门和贸易成本的影响

Davis通过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假设同质产品也存在运输成本，从而了本土市场效应理论。yu假设农产品没有贸易，表明本土市场效应取决于差异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Head等分别对消费者效用函数形式、产品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层面三个方面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改变，探讨了本土市场效应的成立条件。在本土市场效应中，贸易成本的增大将弱化本土市场效应，但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劳动工资的完全弹性。Head和Mayer考察了不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贸易成本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市场效应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单调递减关系只有在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才成立。Crozet和Trionfetti用国家产品差异部门替代原有模型中的完全竞争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贸易成本变化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

2.本土市场效应的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与跨国公司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路径是将企业异质性融人本土市场效应研究框架。目前此类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以Melitz为代表的没有区位变化的自由进入模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包括Falvey、Helpman、Baldwin和Robert-Nicoud以及Baldwin和Forslid；二是以Baldwin和Okubo为代表的不能自由进入的区位变化模型。而跨国公司通过在国外设厂的方式在不发生贸易成本的情况下利用较高的国外需求，从而破坏了本土市场效应的运行机制。Toulemonde分别阐明了跨国公司生产定位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以及存在跨国公司情况下，本土市场效应的实现机制。

(二)实证检验

Head和Mayer指出，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必然面对模型差异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带来的三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在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的同时剔除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其次，如何将多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型化?最后，如何度量多国框架下的需求份额?此外，用什么数据才能衡量需求差异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在本土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Davis和Weinstein构建超常需求指标衡量市场规模，考察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对所考察国家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影响程度。Trionfet-ti与Brtilhart和Trionfetti引入了“本地偏向需求”(Home Biased Demand)这一概念，指出本地偏向的需求与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产出正相关，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Schumacher将单位资本收入(即资本劳动比)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纳入到考虑范畴，考察了总需求和单位资本收入对贸易模式的影响。Hanson和Xiang通过设定倍差引力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 gravity specification)，在控制比较优势因素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考察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否存在本国市场效应。国内学者借鉴上述研究中的模型，对中国的本土市场效应问题进行了检验。张帆和潘佐红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区域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张帆和潘佐红以及钱学锋和陈六傅分别借鉴Davis和Weinstei以及Schu-macher方法对中美贸易中的本土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范剑勇和谢强强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验证了产业在我国沿海地区聚集过程中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以上研究都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对出口的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自从本土市场效应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其理论模型在多个方向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很多理论研究文献都发现了本土市场效应，说明经典的本土市场效应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并非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许多模型也发现了不支持本土市场效应的理论证据，这表明本土市场效应的出现与否严重依赖模型的假设条件本身。与此同时，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本土市场效应，但研究结果受区域层级的影响较大。

二、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垂直关联产业的空间布局

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的垂直关联成为企业生产定位的重要印象因素。而比较优势作为影响生产成本的另一个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规模经济会让生产聚集，而比较优势会让生产分散，到底是聚集还是分散则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即贸易成本。因此，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垂

直关联产业的定位。在此领域有很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垂直关联企业生产定位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

1.封闭经济条件下垂直关联产业的布局

Venables1996年发表的文章是研究垂直关联产业定位的开创性文献。它构建了一个关于两个产业、两个地区理论模型，探讨了贸易成本下降是会带来上下游产业集聚还是分散的重要问题。研究的核心观点是聚集与贸易成本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Venables引入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并假设所有部门都是规模报酬不变且完全竞争的，考察了中间品贸易成本下降对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Fujita和Hamaguchi通过构建包含需要中间投入品的制造业部门的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中间品贸易成本对城市结构的影响。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Kranich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垂直关联部门间协同一致的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中间品供应商的垄断竞争程度以及中间品在下游产业成本中的比例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垂直关联强度正相关。

2.开放经济条件下垂直关联产业的布局

Krugman和venabIes所建立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解释了贸易成本降低对制造业生产布局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福利影响。该模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定劳动力不可流动，因此适用于分析开放经济问题。Fujita等构建了垂直关联中心模型，与经典的中心～模型不同的是，它假设制造业将本部门的产品作为一种投入。在该模型中，垂直关联取代劳动力流动，成为形成聚集的新推动力。Fu]ita等通过将制造业部门分割成上下游两个部门构建了产业集群模型。此时每个部门生产所需投入的中间品，由此产生了产业内和产业间关联。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很多文献将比较优势因素纳入到NEG框架，探讨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对产业定位的影响。在此领域，Gao和Amiti最具代表性，它们从理论角度剖析了垂直关联与比较优势权衡对垂直关联产业生产定位的影响。两个模型在两要素H-0模型中融入垂直关联因素，了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单一要素、国家在规模和生产技术等同的假设，使研究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制衡成为可能，并由此可以实现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深入分析。Akerman引入出口加工区，对标准的NEG垂直关联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考察了市场规模、垂直关联以及贸易成本对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影响。

(二)垂直产业关联与生产区位选择：基于FDI的经验研究

垂直产业关联作为重要的聚集力而成为跨国生产性企业选择生产区位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FDI作为生产专业的重要载体则成为研究的切入点。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有关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Midelfart-Knarvik等考察了要素禀赋、垂直关联和运输成本对欧盟内部以及日本对泰国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明要素禀赋、垂直关联以及市场规模都是吸引FDI在东道国聚集的重要因素。Amiti和Javorcki将重点放在了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问题上，表明新型分工网络下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获得中间品的便利性都是中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Alfaro和Chen则同时考察了比较优势、市场接近程度、外部性因素、垂直关联等因素对全球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得出了与前面研究非常近似的结论。可以看出，多数文献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布局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生产分割带来的产业垂直关联对FDI生产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垂直关联显著促进了FDI的生产聚集。而中国作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已日益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决定生产定位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垂直关联专业化背景下，生产分割、专业化生产以及生产的地理集中已成为全球经济地理变革的重要特征。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以贸易和FDI为表现形式的资源国际配置，成为全球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力量。

三、国际分工与产业聚集：基于中国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和贸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制造业生产国，必然有其特殊性。很多学者在国际生产分割背景下将FDI、贸易与产业聚集融合在一个框架下，分析开放条件下国际分工对中国产业聚集的影响。

Fujita和Hu考察了开放经济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产业布局和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影响。Wen在对我国产业聚集程度进行度量的基础上，探究了开放条件下规模经济对我国产业聚集的促进作用。葛瀛考察了对外贸易对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Chen等表明市场规模、垂直关联、基础设施对产业聚集的促进作用。He掣引入地区保护主义这一制度因素，研究表明全球化和规模经济对产业聚集要很大影响，而地区保护主义阻碍了产业聚集。Ge考察了全球化与中国产业聚集的关系，验证了贸易和外资在沿海地区产业聚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钱学锋和陈勇兵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国际生产分割与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其影响程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依次衰减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产业聚集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前瞻

第6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关键词：报酬递增；区域经济；路径依赖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们长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以刘易斯(Lewis)和费・拉尼斯(Fei&Ranis)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以纳克斯(Nurkse)和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in)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主义均衡发展理论以及以缪尔达尔(Myrdal)、佩鲁(Perroux)和赫西曼(Hirshman)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产业集聚和外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然而，由于上述理论都以完全竞争和微观层次的报酬不变作为其基本理论假设，它们都无法揭示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建立新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 S模型)为开端，经济学界掀起一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经济学家们开始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贸易和增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阿罗(Arrow)、萨金特(Sargent)、钱纳里(Chenery)和萨默斯(Su－mas)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下，以亚瑟(Arthur，1994)和戴维(David，1985)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刘安国等，2004)。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藤田(Fujita，1998)、克鲁格曼(Krugrnan，199)和维纳布斯(Venables，1996)等人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增、产业联系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建立一系列被称作“D－S模型空间版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解释经济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的缺陷

以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96)的两缺口模型、刘易斯(Lewis，1954)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还是以纳克斯(Nurkse，1961)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in，1943)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均衡发展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方面表现出固有的缺陷。从完全竞争和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出发推理，一个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将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负相关，而劳动的回报率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正相关。因此，在资本回报率高的区域，劳动回报率显然要低，反之亦然，这就决定了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流动必然是反向的。在报酬递减的条件下，经济运行受制于负反馈作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外生地取决于向该地区流入的资本量以及资本流动的速度。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反向流动，劳动与资本回报率的区际差异在长期内趋于收敛而非发散。换言之，由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减作用的缘故，经济活动将沿空间均匀地展开。按照这一原理，新古典学派主张无所作为和自由贸易的区域经济政策。然而，早期的新古典发展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趋异(刘安国等，2005)。

为解释经济趋异，缪尔达尔(Myrdal，1957)、佩鲁(Per-YOHX，1955)和赫西曼(Hirshman，1958)等人建立起各自的非均衡增长模型来描述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即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现象。他们的模型虽然名称各不相同(缪尔达尔模型称为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佩鲁模型称为增长极模型，赫西曼模型称为中心一模型)，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承认新古典理论的报酬不变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宏观层次上的外部经济存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集聚的地区能够向当地厂商提供较强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因此，企业和劳动力将总是受经济活动集聚地区的吸引。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又使该地区能够提供更强的产业联系或外部经济，由此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正反馈机制导致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其结果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非均衡增长。由于非均衡增长的结果，地区差异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扩大后缩小。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用倒“U”形模型形象地表征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化趋势。区域增长差异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也得到卡尔多(Kaldor，1970)的支持。

非均衡发展理论在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假设基础上引入“外部经济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经济趋异，但是，由于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的来源和集聚动力，它们所力图阐明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到头来却陷入“集聚导致外部经济，外部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逻辑，资本和劳动都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如果进一步考察空间距离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积聚必然导致地租的上升或厂商的工厂成本与工人居住成本的上升。即使考虑劳动者对居住区位的调整行为，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所发生的不断攀升的通勤成本亦会对工资水平构成不断上升的压力。要保持厂商和工人在一个地区的积聚态势，厂商必须能够在不会导致亏损的情况下提供较高的工资。这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运输成本亦对生产活动形成一种发散作用：没有平均生产成本的递减(或报酬递增)，产品的FOB价格无法下降，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积聚的厂商无法向远端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其实不可持续。由此看来，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基础上，即使再引入“外部经济”假设，仍然无法解释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内在动因。

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与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

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由于采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无法解释区域增长差异形成的深层机理。虽然新古典理论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根本假设，但是，早在1891年，马歇尔(Marshall，1920)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报酬递增律的正反馈效应也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由于高额的初始投入的存在，厂商的生产成本随其市场份额增加而下降，一个碰巧取得较高市场份额的厂商可以始终领先于对手，在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在一开始有多家相类似的厂商竞争的市场中，具体由哪家(或哪

几家)厂商取得领先地位，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它有可能取决于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如不期而至的定单，与一些买家的巧遇或管理上的异想天开等等。马歇尔那时就认识到，经济中既存在报酬递减律，也存在报酬递增律，它包含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自然混合，并因此产生非常多的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然而，多重均衡对于当时的马歇尔来说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结果。为避免多重均衡解的出现，马歇尔在建立新古典框架的时候，规定只使用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他还假设，经济中报酬不变是通例，报酬递增只是个案。在需要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正反馈现象的时候，马歇尔使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解释。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但是，仅用报酬不变和外部经济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中行业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差异日益扩大的现实。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浪潮。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从一个封闭经济人手，在厂商和消费者层次通过对差别化产品的消费和生产进行剖析来研究垄断竞争问题，在解释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D－S垄断竞争模型假设：(1)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每一类产品就其单一种类而言并非必需品，消费者效用水平将随着经济中能够提供的商品品种的扩大而增加，这一点由CES(不变替代弹性)子效用函数的特性所决定；(2)所有差别化产品都只用一种投入(劳动)来生产，生产过程的报酬递增通过线性生产函数Ii，=a+c xi来描述(其中，Ii为生产第i类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a为一固定劳动费用，c为边际劳动投入)。单位生产成本Iixi=axi+c总是随产出xi的上升而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增(或无止境的规模经济)的来源。

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形成两难冲突。要充分挖掘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的潜力，每一种差别化产品就必须实行规模生产。在经济中的总劳动人口(或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规模生产的差别化产品的种类将会很有限。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其效用亦随之上升。差别化产品生产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垄断因此而形成。在自由进入或退出的条件下，厂商在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之后的纯利润趋近于0通过对对称消费情况下的一般均衡求解，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得出这样结论。

特殊的CES子效用函数的应用使得D－S模型能够避免多重均衡的出现，D－S模型从而被作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平台在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广为应用。

三、路径依赖效应和报酬递增条件下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微观基础的形式化为主流经济学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和增长理论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直接引发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革命。就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D－S模型也为揭示缪尔达尔、卡尔多、佩鲁和赫西曼所谓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正反馈机制奠定了微观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亚瑟(Arthur)、厄尔莫利耶夫(Ermoliev)、康尼奥夫斯基(Kaniovsky，1983)和戴维(David)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由报酬递增律支配的微观经济行为导致的宏观格局，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亚瑟等人的贡献在于将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效应形式化。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形式化之后，亚瑟等人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是，如果处于微观层次的厂商受报酬递增律的支配，那么，经济空间的宏观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亚瑟等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再不能仅仅局限于作为个体的厂商的行为，而应进一步研究厂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存在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的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任何微小差异都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经济微观分子互动的结果将导致经济在宏观层次形成多种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演化路径，这一选择可能被锁定。然而，经济活动的轨迹具体选择朝哪个方向运行，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左右这一选择的可能会是在经济运行轨迹上发生的任何小的历史事件。小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而放大，从而将经济锁定在一个特定的路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在《产业区位格局和历史的重要性》一文中，亚瑟发展了一个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受历史事件影响的产业空间集聚随机演化模型。模型表明，在存在报酬递增和产业联系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如果不同产业区位的地理条件完全相同，或者说，如果经济状态始于一个完全均匀、对称的空间结构，即使厂商对不同区位并不表现出任何偏好上的差别，最初的厂商的随机区位选择亦会对后续厂商的区位抉择行为产生类似的影响：如果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由完全均匀、对称的结构将演化出一个不对称的空间结构。换言之，由产业空间分布导致的区域增长差异亦遵从路径依赖的原理：路径依赖作用可将区域之间最初的小的不对称放大，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

四、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产业联系相互作用下的区域发展格局

D－S模型和亚瑟的产业空间集聚模型中的报酬递增经济是抽象掉了空间距离与贸易成本的经济。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不仅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同时存在，而且空间距离导致的贸易成本及其变化会对厂商与劳力的区位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那么，在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共存且要素流动、产业联系与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条件下，贸易和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从1980年末开始，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等(1999)人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建立D－S模型的多个空间版本以解释区域增长差异的内生机制，从而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

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规律，必须考察位于不同空间区位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大致可以通过前向联系(本地市场以竞争

性价格向潜在进入者(指潜在厂商或工人)提品或劳动供给)和后向联系(本地市场对潜在进人者的产品需求或劳动需求)来描述。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生产函数表现为报酬不变。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言，由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对不同厂商或工人所产生的影响是静态的、线性的或程度相同的。因此，生产的报酬不变性、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运输成本对供需关系影响的线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活动将沿地理空间均匀地展开(刘安国等，2005)。

新经济地理学则通过建立两类D－S模型的空间版本对区域增长差异进行内生解释：一类是以劳动市场上由劳动的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人口流动模型，一类是以产品市场上由中间产品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投资流动模型。在这两类模型中，报酬递增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的农业并存。制造业生产活动受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产生非线性的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源于多样化的消费偏好，指的是生产更多种制成品的区域其制成品价格指数会更低。本地市场效应系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场的区位将具有更大的制造业部门，并因此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地；本地市场对制成品需求的上升将导致本地区制造业就业、产出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建立在区际人口流动假设基础上的核心一周边模型(Krugman，1991)表明，在运输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尽管由于价格指数效应的缘故，制造业工人会表现出向制造业集聚地流动的倾向(制造业集聚地相对低的制成品价格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前向联系)，同时，又由于本地市场效应有进一步强化对制造业工人吸引的作用(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提供更高的制造业工资，这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后向联系)。但由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向心作用不敌高额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高额运输成本一方面阻碍了大的本地市场的厂商向外部市场输出制成品；另一方面阻碍了本地制造业工人从外部市场取得农产品供给)本地市场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制造业工人的区际流动方向是从大市场流向小市场，而非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本地市场或产业集聚难以形成。

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对制造业工人的向心作用压倒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价格指数效应导致的前向联系首先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吸引，本地市场效应所产生的后向联系将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对制造业工人的吸引力，本地市场效应的充分发挥及其与价格指数效应的联动导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具有路径依赖特点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制造业工人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产业集聚或区域增长的“核心－周边”格局因此而发端。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制造业工人规避高额的居住成本以及恶化的交通环境(或通勤成本)。此时，离心力再次压倒向心力，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与人口流动模型同等重要的是投资(或资本)流动模型，后者可以以国际专业化模型作为代表。在国际专业化模型中，诱发产业集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不是源于人口流动，而是源于制成品具有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殊假设。制造业集聚地可以通过价格指数效应以低价格的制成品(中间产品)供应来吸引新的厂商投资，这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新厂商的加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对制成品／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强化对其他潜在厂商的吸引，这构成一种后向联系。与人口流动模型所揭示的产业集聚规律相似，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集聚演化动态相对于运输成本的变化亦表现出非线性与非单调的特征：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集聚；在极高与极低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发散。因此，无论是通过区际人口流动还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条件下的区际投资或资本流动，都可以有效地内生区域发展格局长期演化的“倒U形”过程(刘安国、杨开忠，2001)。

第7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第8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本文是关于工业集聚、加工贸易及其工业集聚效应的文献综述。现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从经济地理因素供给方面，从技术、制度或政策供给方面，以及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出发的研究。有关加工贸易及其工业集聚效应的文献开始增多，但多为经验性分析，较少实证研究加工贸易对我国工业集聚效应的影响。

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从经济地理因素供给方面出发的研究有：Webe（r1909）认为要素禀赋，包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是重要影响因素。H－O（1931）认为资源分布不均衡是工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Puga（1998）指出劳动力流动和空间集聚是工业集聚的前提。以上均为传统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工业集聚主要源于区域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但传统经济地理理论却不能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如浙江资源匮乏但经济优势明显，广东与广西经济地理条件类似但经济差距很大。

从技术、制度或政策供给方面出发的研究有：国内许多研究实证发现，政府作用和政策倾斜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黄玖立，2006）。王永进（2010）考察了契约制度对产业集聚影响的微观机制，实证表明契约制度对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影响。以上理论实际回到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即相对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将资源配置到相对生产率高的地区和产业，从而形成区域分工和工业集聚。

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出发的研究有：Adam Smith（1776）认为市场决定了社会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了效率。Krugman（1991）提出工业集聚是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市场需求三者的相互作用，而对外贸易、FDI 会改变需求的分布，进而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这就是 1990 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该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的自我强化，最终形成工业集聚。刘修言（2007）实证发现地区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孙军（2009）发现在我国中西部，国外需求的1％可替代国内需求的 10％，说明我国中西部对外出口过于封闭。赵伟（2007）从行业角度实证考察，强调了 FDI 的行业空间集聚效应。张萃（2009）研究了贸易影响集聚的机理系统，认为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制度转型、技术溢出及基础设施三种渠道影响产业集聚。

加工贸易及其工业集聚效应研究。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后，仍有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于东部，并未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许多研究便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假设，在国际产业垂直化分工不断细化的趋势下，我国大量产品和产业被锁定在加工贸易，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又将工业集聚锁定在拥有大量国际需求和良好加工贸易发展条件的东部地区。有关加工贸易及其工业集聚效应的文献开始增多，但多为经验性分析，较少实证研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秦国林（2008）分析了加工贸易的空间层面。江华（2009）描述了我国加工贸易地理集聚现状，分析了加工贸易地理集聚的因素，运用外部经济模型对加工贸易地理集聚与梯度转移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性分析。盛维（2010）认为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工贸易有向中西部转移的必要。但中西部仍存有区位、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劣势。而隆国强（2009）否定了加工贸易从沿海向内陆的梯度转移方向，认为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性，布局应靠近港口，除芯片等物流成本占总成本较低的商品外，大多难以向内陆转移，而且内陆在产业链方面配套能力差、管理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沿海省份促进加工贸易省内转移，也会阻碍其向内陆转移。罗兴武（2002）使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进行定量分析，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闫国庆（2005）认为加工贸易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越来越大。汪静静（2008）认为加工贸易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增长都会使 GDP 出现正增长。张小蒂（2002）对浙江、广东、江苏的外贸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肯定了外贸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第9篇：新经济地理学范文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