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类职称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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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类职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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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标准没有严格区分

新《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公务员考核是指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考核。对领导成员的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虽然该条款规定了领导类与非领导类公务员的考核，但没有对非领导类公务员中不同工作职位的人员采用不同的标准考核。比如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和司法类的公务员工作性质、工作要求和责任大小都不同，对他们的考核采用同样的标准显然不合理。

(六)公务员的考核救济制度不完善

新《规定》第十四条：“公务员对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等次不服，可以按有关规定申请复核和申诉。”该条款规定了不称职公务员有权提出复核和申诉，加强了对考核中公务员的权力保障，但对其他等次的公务员却没有规定有这项权利，如被评为基本称职的公务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自认为工作认真，完全达到称职等次，那么他的权力就难以保障。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对策探讨

(一)科学设计考核指标体系，并尽量具体化、数量化

首先，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制定职位说明书，使每个公务员都有明确的职务、责任、权力和应有的利益，为公务员考核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对定性的指标尽量进行量化。将德、能、勤、绩、廉五个大指标根据工作和任务的实际给予细化，达到可操作化的程度，同时确定考核指标的权重，以体现以实绩考核为主的考核思想。例如：“能”这个指标可细分为专业知识、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谈判技巧、上进心以及其他专业技能等，再对各小指标进行相应的行为描述，可参考法国记分考核方法，通过与实际情况相比较给定合适的分值。考核标准量化后，在考核中既容易掌握，又便于分出高低，避免了单凭主观意愿给被考核者评定等级。

(二)适当增加考核等次，完善激励机制

我国公务员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次，大多数人都集中在称职等次上，优秀等次的人员一般都按照所给比例确定，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两个等次的人员所占比例很小，不能反映我国公务员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考核结果的激励功能也难以全面体现。对此建议在优秀与称职两个等次之间增加良好等次，来区别称职人员中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好的公务员与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差的公务员，做到考核结果的公正、合理，进一步完善考核的激励功能。

(三)考核确定的优秀人员比例应与单位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

笔者认为，新《规定》中无条件地规定了各个参加考核的机关单位优秀等次人员的比例，为机关单位不管工作优劣，一律按人数分配指标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明显背离了考核的目的，削弱了考核的效果，因此，笔者建议考核确定的优秀人员比例应与单位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即先制定本部门的总体目标，然后按照本部门总目标的完成情况确定适当的比例。比如，较好地完成了或超额完成了总目标的单位，可按20%的比例确定优秀人员，而没有完成目标的单位只能按10%或更低的比例确定优秀人员，这样能达到奖优罚劣、评先促后的效果。

(四)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使用，使考核结果的运用与考核目的相符

我国公务员考核的根本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客观公正评价公务员工作态度、工作状况和工作绩效，判断其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性。二是为公务员的奖惩、培训、晋级增资提供依据。三是培养、发掘优秀人才。目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结果主要应用于人员的升、降、奖、惩，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激励竞争的作用，但要注意考核的目的不光只是激励人员，如果考核结果不能有效转化为对公务员的进一步培养、发展的途径，那么考核的激励、竞争作用会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考核结果的运用要与考核的目的相符，不仅要切实与薪酬、晋升、培训、奖惩挂钩，还要与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相联系，让公务员在为组织作出贡献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

(五)实行分类考核制度

分类考核就是对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在坚持考核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职位分类所建立的岗位职责规范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分类考核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对领导成员和非领导成员应分别考核，这一点新《规定》第二条有明确规定;第二，按照职位特点，对从事专业技术、行政执法及司法工作的公务员，除运用基本的考核方法外，还要采取相应的补充办法。由于我国公务员范围较大，涵盖面广，采取通用的考核方法，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因此，在强调采用对所有公务员普遍适用的基本考核方法基础上，还应针对职位的工作情况和特点，对不同类别的公务员采取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补充性的考核方法。

第2篇：新闻类职称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目前，学术期刊稿件中存在功利性稿件对正常来稿的排挤、内稿对外稿的排挤。这种排挤对稿件流向、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都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要使稿件的淘汰向着合乎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的方向演进，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一是学术期刊逐步市场化；二是学术期刊必须走专业化和特色化道路，培育学术期刊品牌；三是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要转变观念，正确定位。

挤出效应是经济学的术语，意指一部分资金的投入对另一部分资金形成压力，从而将后者挤出市场。借鉴这一术语来考查学术期刊的来稿及采用情况，会发现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一些稿件的增加对另一些稿件形成压力，从而减少后者采用率的一种现象。

一、 稿件“挤出效应”的表现

1.功利性稿件对正常来稿的排挤

所谓功利性稿件是指有明确功利性目的的来稿，如职称论文、研究生毕业或学年论文、科研任务指标性论文等等。毋庸讳言，有相当大一部分功利性稿件是应付之作，缺乏新见，甚至陈旧过时、模仿抄袭。这些稿件对正常来稿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一，影响审稿。审稿人精力和时间有限，功利性稿件量多质次，审稿量却多于正常来稿，造成了审稿资源的浪费。其二，影响采用。两篇水平相当的稿件，如果只能选用其一，在知情的情况下，编辑部大多会选择功利性稿件，显然，这对正常来稿有失公平。

2.内稿对外稿的排挤

在高校学报中，内外稿有很大的分别。早些年，学报主要刊发的是本校人员的稿件，校外来稿录用很少。内稿对外稿的排挤，充分体现在内稿的优先权上。不仅是同等水平的稿件内稿优先，即使是内稿稍逊一筹，如能修改后发表，也会是内稿优先，这当然是因为学报作为学校资源，“是为本学校老师办的”。这个观念，在作者中有，在编者中有，在学校（报）管理者那里也有。不难想象，外稿的投稿量大于内稿而刊发量少于内稿，加上人情关系的影响，最后能够被采用的正常来稿是少而又少的。而内稿作者心理上存在着投外比投内更好的倾向，结果学报接受的内稿大多是不便外投或外投退回的稿件。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质量相对较高的外稿还是要让位于内稿。

二、 稿件“挤出效应”的影响

学术期刊对功利性稿件与内稿的宽容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事实是，期刊的容量是有限的。对功利性稿件和内稿的宽容，是将稿件的学术水平向后退了一步，“挤出效应”对稿件流向和刊物本身都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对稿件流向上的影响

这里有两个方向的流动。从正向说，优秀稿件、专业研究的稿件流向权威刊物及核心期刊。为了文章能被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刊载，研究者总是将其最好的稿件投向这些期刊。与此相对应的，从负向上说，就是由于政策的导向，加上学报内稿的优先权，自然地造成低水平的稿件大量流向本校学报和一般学术期刊。

2.对刊物的影响

首先是对核心刊物（和一些国家级刊物）的影响。优秀稿件向优秀刊物集中，这本应是值得庆幸的事，其实不然。与稿件水平的提高相比，功利性目的可能提得更高。为了能被有特别意义的核心期刊所刊载，作者们早已展开“公关”了，核心期刊面临庞大的关系稿、人情稿难以招架。其畸形发展已为人诟病。

其次是对为数众多的高校学报和其他一般学术期刊的影响。当低水平稿件大量流向这些期刊之时，它们面临着一种奇怪的“稿源充足而可用稿枯竭”的矛盾。没有好的稿源，刊物难以进一步提高质量，其发展空间无形中受到扼制，从长远看难免有生存之忧。学术期刊的优胜劣汰并不难理解，但可悲的是，目前的这种“挤出”，不是市场和学术的作用，而是体制的作用，是人为的结果。

3.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影响

顾名思义，学术期刊应当是为深化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推广学术成果而创办的期刊。在明确的定位下，学术期刊应当选用能反映自身特色、表达栏目内容、有一定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及新意的稿件。所以，学术期刊对其来稿的审理和采用，除去政治上的把关外，应该只考虑学术因素。而如今，受稿件挤出效应的影响，一些稍有名气的刊物，副教授以下职称作者的稿件根本就不送审，职称、学历这些非学术因素成了稿件初审的标准之一，研究者在学术期刊的门口就被挡住了。这对那些真正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人、对那些新生的学术研究的力量、对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一种伤害。不难想象，受功利左右的“学术”，回避公正的“学术”，对学术研究本身有着怎样深远的消解、破坏意义；在“学术繁荣”的表面下，学术的贫乏、创新的缺席，对学术期刊来说又会有多么深刻的消极影响。

三、 解决稿件“挤出效应”的对策

显然，出现稿件挤出效应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政策（体制）方面的，如职称政策、学位政策、科研政策等等；二是认识方面的，如作者对一般学术期刊的低估，普通高校对本校学报的把持；三是期刊本身的，如期刊定位不当，无特色栏目，编辑方针不鲜明、意图不突出等等。

学术期刊本身是应该存在一个挤出效应，但它应当是高水平、高质量稿件对低水平、低质量稿件的挤压与淘汰，是那种正常的自然的挤压与淘汰。解决目前存在的不正常的“挤出效应”，笔者认为应当主要通过以下一些途径：

1.学术期刊逐步市场化

只有进入市场竞争，用质量说话，期刊才可以完全走出恶性循环的“挤出效应”。虽然目前学术期刊市场化条件的确还很不成熟，但走向市场是大势所趋。出版单位应当对市场进行预测与分析，明确期刊定位、作者群、读者群；尽快建立自己的读者数据库，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建立方便、快捷的订阅市场。[1]

2.走专业化和特色化道路，培育学术期刊品牌

一些综合性学术期刊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相互交流的地步，发行量都少得可怜。因为性价比太低，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要，因而对个人根本没有吸引力。要改变局面，必须先从“综合”上动刀子，切下赘肉，丢下包袱，固定栏目，明确特色。学术期刊一定要有学术个性，要以“唯一”求“第一”，“与其开百货公司，不如开专卖店”，宁做“焦点访谈”，不做“新闻联播”。[1]这才是学术期刊的生存之道。而且，专业化本身就可以抵挡大部分的功利性稿件，在同一学科来稿的对比中，自然淘汰低水平稿件。

3.高校学报需要转变观念

在学报办刊宗旨中，有两点是导致其处于非学术的学术期刊境地的原因，一是“主要反映本校最新科研成果”，落到实处这就是内稿为主、内稿优先；二是综合性，不论社科版、自科版还是综合版，都是多学科的大拼盘，其结果就是千刊一面。学报主要反映本校最新科研成果，这个旗帜实质上是对低水平重复的鼓励。学校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反映最新科研成果的平台，它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网络时代，有没有更好的反映本校主要最新科研成果的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令人深思。笔者认为，大学需要学报，应当是将它作为促进学校学术文化（科技）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展示本校成果的窗口；学报应该是学校文化的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科技)影响力，它可以从学校本身的优势、校内知名学者的影响、本地经济文化历史的特点等等众多方面寻找适合它发展的方向，但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重要的是它能够代表学校的活力、反映学校的文化信念，影响受众，并为受众所喜爱。它的作者群、读者群都应该以外为主，而不是自己办给自己看，竭泽而渔。

至于政策方面，如改变政策上对核心期刊评价角色的曲解、改变职称评聘中对科研成果的不合理要求等等，就不是学术期刊本身力所能及的事了，不书。

我们期待着学术期刊中的挤出效应向着合乎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的方向演进。

第3篇：新闻类职称论文范文

一、纪录片中的艺术元素

（一）借鉴电影艺术，追求戏剧化。纪录片的戏剧化叙事已经成为当今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个性，它抛弃了过去那种平铺直叙的创作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表现一个相对完整和连续的矛盾冲突。

悬念。模糊而流动，如《寻找楼兰王国》中，悬念成为一个茫茫的概念，跟着摄制组走进1500年前吞噬了楼兰王国的大沙漠，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而将寻找的又是什么？带着一切模糊而又流动的悬念，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纪录片片题最好要有一个动词，纪录片最好是现在进行时，纪录片必须要有过程。”（司徒兆敦语）

细节。《阴阳》中阴阳与村干部耍无赖吵架的情形，《沙与海》中小女孩在沙坡上嬉戏的场景……这些生动的细节最令人难忘，只有以敏锐的洞察力对纪录片的细节进行抓取，丰满的人物、深沉的意蕴才得以表现。

冲突。纪录片关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等深层次的观念冲突、价值冲突，纪录片在表层的事件冲突上一般进行自然化处理，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引导观众去体悟深层冲突。在《彼岸》中，掌声、欢呼、聚光灯和溢美之词所编织的世界突然倒塌；牟森筹钱排戏，孩子们留在北京苦苦等待，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合租房子要到期；牟森筹不到钱后的破口臭骂……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灵魂与现实的冲突。

（二）技术化的艺术因素

改变自然节奏。通过技术加快或减慢事件的自然节奏，毕业论文这在影视艺术作品中非常常见，同时这也是纪录片常用的艺术手法，比如在一部反映动物界追捕镜头的纪录片中，制作者在后期编辑时，把这一段实况做成了快动作，造成了一种非常规、艺术化了的时空感，更具观赏性。

音效，包括配乐和模拟音等。在《神鹿》中专门创作了鄂温克族民歌作为主旋律的乐曲，把声音弄得空旷廖远，如飘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使片子更加唯美、空灵。

模拟场面。主要运用于历史纪录片中，再现历史场景。

表演镜头。在《龙脊》中，创作者组织小孩唱山歌的镜头，潘能高背书的镜头，就是让主人公表演自己。

字幕的运用。大大小小的字幕除了对事实做以补充说明外，还能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创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每一部纪录片，无不是创作者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与思考的结果，同时纪录片又是纪实的艺术，它不是呆板、机械的原生态纪录，而是“创造性的利用现实（”格里尔逊语），加之近年出现的困境，执着于纪录片创作的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对“纪实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他们动用越来越多的艺术手段--视觉的，听觉的；文学的，哲学的；音乐的，美术的和种种技术手段——字幕、叠画、翻转、快切等来实现他们对素材的重新塑造，来提高纪录片在真实基础上的艺术欣赏性。

艺术元素、艺术倾向是“非实有的客观事物，它是人们以审美的方式创造出来的‘现实’、‘真实’、‘客观世界实有事物自然形态’的类似物或象征物，是创作者内心意象的物化，在作品中以艺术形态出现的东西。”（1）但它并不会降低纪录片的真实性，因为纪实主义毕竟不等于纯自然主义，如果纪实因素不是艺术审美的创造物，不具有艺术表现功能，纪录片便不具备生命力，它只能是教条主义的附庸。

二、纪录片艺术化倾向的原因

纪录片摆脱技术主义的束缚，走向艺术的殿堂，并呈现艺术化倾向的原因很复杂，我们分析和归纳出以下几点：

首先，同纪录片的发展背景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开始于对“真实”的信仰和捍卫，凡是能破坏事实和镜头原生态的一切手法都是不被采用的。因而中国纪录片的诞生便是用镜头毫无创意的对现实的摹写，或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说教，夸张过分地运用长镜头，用“纪实主义”代替“真实”，而如此理念下制作的片子却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于是新纪录运动开启了对“真实”的探索，在“真实”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观念与价值的问题，正是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决定着我们对“真实”的认同和“批判”，对“真实”的进一步反思势在必行，于是各种艺术元素开始被运用于纪录片的实验，我们用“实验”精神在拓展摄影机于拍摄者之间的美学关系，我们欣喜地发现，艺术元素的加入使我们有表现独立的可能并使我们摆脱了对纪实的顶礼膜拜，我们的独立制片人制作出了更具观赏性、更具市场价值，却并未违背真实性的纪录片，纪录片中艺术元素的增加是我们纪录片运动探索征程中的必经之路和美妙的插曲，艺术并不违背真实，二者的结合才使其具备了双重审美属性。

其次，同影视技术的发展有关（2）。从媒介形态看，电视、电影是光、影、色彩构图、造型、音效等元素组合的结果，即使是最纪实的内容也有艺术的特性。在技术层面上，纪录片一般只使用最基础的视听元素“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尽管如此，纪录片制作者也总是努力寻求最好的角度和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如今，数字化技术已全面进入编辑系统，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创作者的操作空间提高了画面的采集、储存、编辑和传播的效率，方便了艺术化的加工。

再次，同纪录片的生存困境有关。纪实主义在形成浪潮并达到一种巅峰状态之后，职称论文 逐步走向反面“任何一种把某种拍摄技法和风格式样提高到根本原则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在不久就会被后来的经验所否定，纪实也是同样”（3），其在电视屏幕上的泛滥，对于各种电视节目形态的无孔不入，必然换来观众目光的游离，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奇迹之后，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遽下降，这使得纪录片人不得不反思，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艺术化聚焦了他们的目光，艺术化使纪录片更具观赏性，冲击着观众的视觉、听觉，并因为艺术的恒久性而使其生命力焕发。同时，市场化的生存运作也使纪录片制作打破传统的抽象、教条模式，而在娱乐化趋势的冲击下，向着更具视觉、听觉欣赏性的方向靠拢。

最后，从哲学角度看，这是纪录片制作中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不断冲突、调和的结果。“理性主义要求一种概念、判断的思维方式，要求根据逻辑形式推导”（4），因而对于纪录片而言，它就要运用电视的物质手段把客观世界实有的某些事物按原来的状貌和存在方式如实地记录下来，在作品中以客观事物的自然形态出现，它作为对事实的反映和纪录，不能脱离它成为纪录片本身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电视纪录片纪录的是人的生命轨迹，是人的一段历史，是对人的尊重”（陈汉元语），人是纪录片的永恒主题，观众渴望看到人在社会生存中的价值，渴望看到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而人又是社会性存在，都存在于一种社会价值之中，因而我们无法摆脱理性的约束，理性主义要求纪录片回到人群中去，而不是站在虚无的空中楼阁观望美景，它要求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揭发现实问题和人的问题，关注现实，关注人。然而，纪录片创作者又正是想通过真实记录的方式对人性、社会、贫穷、不为人知等进行暴露并回归自然来表达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或道德理念，它高扬人的主体性，编织灵魂的神话，“个人是可能性的无限储藏所”（5），“它把理性和艺术节制看作是一种情感束缚，把作家的主观情思提到首要地位，是对异化了的人性的一种复归，追求自由奔放和无拘无束的美，并试图在自然中追求一种永恒的精神”（6），因而在浪漫主义的观照下，纪录片的艺术倾向便不难理解，而从深层次看，纪录片也正是冲动与判断的结合，是理性与浪漫的辩证统一，而正是这样的矛盾，真正反映了人的精神内在矛盾的对立，而它们的每一次和谐皆会产生令人弥久难忘，具有恒久生命力的优秀纪录片。

在《阴阳》中——黄土、高原、枯井、农民，这是对现代文明人来说多少有些遥远和陌生的自然世界的回归；阴阳先生——“是寄予了创作者理想主义的一种对“父亲”形象的批判，同时他又真实表现了农民在苦难中麻木地求生，人性又如何被苦难压抑和扭曲，对“父亲”形象严厉而又痛苦的批判，对土地和在这之上卑贱地生活着的人们酸楚而痛苦的爱”（7），这正是理性和情感激烈的矛盾的交织，他无可辩驳的理性写实主义却有着浪漫主义的情愫，在纪录片中无可抑制地流露人性、自然理想及主观性。真实与艺术共同构筑人类生存之境的美--纪录片！

参考文献

（1）《第一现实与第二现实——试论电视纪录片的双重审美属性》徐浩然

（2）《好看与真实：电视新闻艺术化的界限》宋苏晨张欢

（3）《再论纪实不是真实》钟大年《现代传播》1995年第2期

（4）（6）《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理性非理性批判》冯玉珍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