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诉讼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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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0sk103）
作者简介： 翟志文（1971），男，安徽无为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
关键词： 民事纠纷；要素；民事诉讼
摘要：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以民事纠纷要素中层结构的主体、内容和事实（要件事实）要素为中心，完全排除了情绪要素，力求排除外部结构要素以及除要件事实之外的纠纷事实要素。这种纠纷要素的处置存在局限，容易造成纠纷反复，引发新的纠纷。为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民事诉讼应当拓展对纠纷结构要素的包容性，扩张审判对象的范围，缓和诉之合并的限制，加强诉讼的程序保障。
中图分类号： DF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6068406
Civil Litigation’ Limitation and Its Remedy as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ZHAI Zhiwen （School of Law,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China）
Key words: civil disputes; elements; civil litigation
Abstract: Our current civil litigation theory focuses on the middle level elements of subject, content and facts, totally without the middle level elements of emotion and elements at outside level at large， which results in the limitation in dispute elements and followup litigations. To correct this defect and settle the civil dispute thoroughly, litigation theory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ose dispute elements ignored by traditional theory, expand the scope of litigation subject matter, relax the limitation on litigation combination, and reinforce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第6期翟志文： 民事诉讼纠纷要素处置的局限性及其消解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现代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民事纠纷的要素也更加纷繁多样。国外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日益重视民事诉讼与民事纠纷要素的关系，不再局限于民事诉讼本身，也重视民事纠纷要素对于纠纷解决的影响，主张摒弃单纯以价值交换纠正纠纷中的不公平、注重民事纠纷物质性要素的纠纷解决，既关注民事纠纷物质性要素，又关注其不可视的观念、情感等要素的纠纷解决。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并没有对民事纠纷要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在关于诉的要素、诉的合并以及诉讼人等制度研究中，分别涉及到民事纠纷个别要素的处置，［1-3］但是，其研究的视野仍然没有超越民事诉讼之外。
民事诉讼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当给予民事纠纷要素以必要的关注。本文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为限，以民事纠纷的要素为视角，通过分析民事纠纷的要素以及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如何处置纠纷要素，揭示现行民事诉讼对于纠纷要素处置的局限性，阐明民事诉讼拓展对纠纷要素包容性的路径。
一、民事纠纷的要素
一个具体的民事纠纷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即是一个系统。为了描述不同的纠纷要素与纠纷的关系，以及这些要素对于纠纷解决的影响，本文将民事纠纷的结构分为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民事纠纷的要素进行梳理。
（一）内部结构的要素
内部结构的要素可分为中层和深层结构的要素。
中层结构的要素即是组成纠纷的基本要素。以最基本的纠纷样态为标本，例如：甲主张乙欠款要求归还，乙主张没有欠款拒绝归还，因而发生纠纷。这里呈现给我们的表面的、可视的纠纷要素是甲与乙两纠纷主体、主体之间欠款还款的权利关系即纠纷内容以及是否欠款的纠纷事实。
但是，仅有主体、内容和事实要素不一定形成现实的纠纷。纠纷的产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当事人身上开始激化，达到亟需解决的程度。二是当事人主观上感受到解决这―问题的紧迫性，两者缺一不可；当事人感受矛盾存在的主观性即是民事纠纷产生的心理背景或称为民事心理纠葛，包含着情感上的尖锐对立；此时，如果当事人决定在权利义务上妥协退让，民事心理纠葛以至纠纷就会随之化解，反之，纠葛的强度会逐步增加，使当事人产生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以至实施诉诸法律或私人报复等公开的对抗。［4］“纠纷基本是当事人……对立意识确定、因而敌对行动表露出来的现象。”［5］也就是说，一个现实的纠纷除纠纷主体、内容和事实等要素之外，还必须有主观的、不可见的情绪要素。现实中存在的有人为几元钱引讼、有人拿几万元不当回事的现象正是情绪要素存在与否的表现。
中层结构的要素中，有主体、内容、事实和情绪等要素，它们是民事纠纷的核心要素，决定民事纠纷存在与否，对纠纷解决有着决定性影响。
深层结构的要素即是其中层结构组成要素各自的内部结构的要素。就民事纠纷的主体而言，在法律上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的人实际上是由性别、年龄、身体状况、财产状况、知识水平、思维能力、语言能力、性格等要素构成；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则由员工、财产状况、所有者性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业务范围等要素构成。纠纷主体在每一要素上以及各要素的结合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并最终体现为有关纠纷的意志形成能力和意志执行能力的差异，对纠纷发展和解决产生影响。就权利义务即纠纷的内容而言，包含着权利义务的性质、客体、实现方式和实现时间等要素。在不同的纠纷中，权利性质要素上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等的不同；在权利客体上，存在如动产与不动产的不同；实现方式要素上有给付、形成等不同；实现时间要素上有现在、将来等不同。不同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因由不同要素的组合，如现在给付、将来给付等，更形成不同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影响着纠纷的处理过程及其结果。
为此，深层结构中，有属于公民组成部分的性别、年龄身体、财产、知识水平等要素，有属于法人和社会组织组成部分的员工、财产状况、所有者性质、组织结构等要素，有属于权利组成部分的权利性质、权利客体、权利实现方式和实现时间等要素。上述深层结构的要素作为中层结构要素的组成部分，与中层结构要素不可分割，通过对中层结构要素的作用，对于纠纷解决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外部结构的要素
外部结构的要素是指民事纠纷外部环境中与纠纷内部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
从作用的性质来看，民事纠纷与外部结构要素相互作用，首先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要素对于民事纠纷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崇尚和谐的社会更倾向于社会主体对于利益冲突的忍让，在这样的社会，显性的纠纷会减少，并且更多地通过诉讼以外的方式解决；在一个崇尚主体利益的社会，纠纷会更多地发生，处理纠纷的方式会更倾向于诉讼。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数总体上升的现象，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结构的要素作用于民事纠纷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具体纠纷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具体化为权益、习惯、观念和情感等对纠纷产生影响。
从作用的来源来看，社会、职场、学校和家庭等是其外部结构的主要要素。在一个具体的纠纷中，纠纷主体或许受制于这些纠纷外部结构要素，使纠纷不得不产生，并由外部结构的要素主导其发展的方向。如时常发生的夫妻一方或双方因为父母的影响而发生纠纷，甚至激化到不得不离婚的地步，便是这种情形极具体的事例。虽然“纠纷基本是当事人关系基本特征和由此特征触发的当事人行为样式互相重叠的结果，……但是，当事人的行为样式，即当事人判定在某种状态下怎样的行动为适当并实行，虽然是因当事人双方所持的关系性基本特征而产生，也受社会、职场、学校、家庭环境所内包的习惯、价值观等强烈地影响。不仅行为人，对方怎样判断那个行为也受到同样的影响。”［5］
在民事纠纷外部结构的要素中，从作用的性质看，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从作用的来源看，有社会、职场、学校和家庭等要素，这些要素处于纠纷的外部结构之中，通过对纠纷中层结构要素的作用，对于纠纷解决产生间接影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纠纷外部结构要素对纠纷作用力的大小在不同的纠纷中各有不同，在具体纠纷的中，某些外部结构要素甚至直接成为纠纷中层结构的要素，对于纠纷的解决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现行民事诉讼对纠纷要素的处置
民事纠纷不同层次的要素对纠纷解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民事诉讼要想解决纠纷，必须对这些纠纷要素予以适当的处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是如何处置这些要素的呢？
(一)内部结构要素的处置
民事诉讼中诉的要素所处置的是民事纠纷中层结构的要素。我国学术界对于诉的要素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无论是“二要素说”，还是“三要素说”都不超过当事人、诉的声明（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三个要素，根据李浩的观点，诉的要素包括诉的主体和诉的客体，诉的客体即诉讼标的包括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3］4142状是诉的载体，我国民诉法第110条规定状应当记明的事项包括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等，与李浩的观点一致。但是因为对诉讼标的的观点不同，因而导致诉的要素所涵盖的纠纷要素有着宽窄之别，以至民事诉讼对于纠纷要素的处置也有所不同。［3］4952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坚持诉讼标的的旧实体法说。［3］52旧实体法说认为，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即权利义务关系才是诉讼标的即审判对象，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则诉讼标的不同，不同的诉讼标的为不同的诉。［6］175177因为权利义务关系受实体法规范的调整，因而其原因事实被限定为实体规范中的要件事实。因此，诉的要素包括：1.有关该权利义务关系的纠纷主体，即诉的主体；2.作为纠纷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张，即诉讼请求，虽然诉讼请求中还包含着权利实现的方式；3.民事纠纷事实要素中经实体法规范抽象的要件事实，即原因事实。与此相应，应当进入诉讼的要素包括：1.民事纠纷的主体成为诉讼当事人即原告、被告；2.民事纠纷的内容即权利义务关系主张，该主张成为诉讼请求的内容；3.被限制为与纠纷内容相关的实体法规范所规定的要件事实，即事实理由。同时，为避免节外生枝，民事诉讼坚持所谓法律的“排他志向”，法律的“排他志向”，即在作法律判断时，极力避免法以外的要素的考虑。参见太田造《法学におけるエジェント・ベスト・モデルの可能性》，《理と方法》第19第1号第54（2004年）。排除与诉讼标的无关的其他要素进入诉讼。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即是围绕由这些纠纷要素所构成的诉而展开，并最终以裁判予以回应，实现纠纷的解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吸收了纠纷中层结构的主体、内容及属于要件事实的民事纠纷事实要素，排除了中层结构的情绪要素以及除要件事实之外的民事纠纷事实要素。
至于纠纷主体与内容中的深层结构要素，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倒有着较好的制度安排。例如，诉讼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正是基于纠纷主体法律知识、语言表达及财产状况等深层结构要素的设计，而对于纠纷内容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客体、实现方式和时间等深层结构的要素，民事判决也能够予以应对。
(二)外部结构要素的处置
诉讼第三人、诉之合并、反诉等制度，本可以将诉讼标的旧实体法说下一个诉之外的、民事纠纷外部结构的要素以及诉之要件事实以外的民事纠纷事实要素纳入诉讼程序。但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对这些要素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如：诉之客体合并要求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提起；反诉不仅要求其请求与本诉请求基于同一事实关系或同一法律关系，而且要求反诉具有排斥、吞并本诉的目的性；诉之主体合并要求权利义务关系共同、相同或同一种类。［3］53、57、136、150民诉法第56条规定，第三人必须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或者其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上所述，某些外部结构要素因为与纠纷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对纠纷的解决存在直接的影响。上述条件绝大部分以要素与纠纷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为标准设定。根据这些条件，要件事实之外的部分民事纠纷事实要素、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外部结构要素被民事诉讼吸纳，但是阻滞了要件事实之外的另一部分民事纠纷事实要素、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外部结构要素进入诉讼程序。
总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以民事纠纷中层结构的主体、内容以及属于要件事实的民事纠纷事实要素为中心，吸纳了绝大部分对纠纷解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要素；对于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属于主体和内容组成部分的深层结构的要素有着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诉之合并（诉讼第三人、反诉也可为诉之合并的一种，以下所称“合并”即为此意）对那些虽然处于纠纷的外部结构，但是与纠纷有着紧密关联、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外部结构中的要素也有所吸纳，要件事实之外的、部分对纠纷解决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民事纠纷事实要素也被吸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基本吸纳了为解决纠纷必须处置的的民事纠纷要素，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排除了纠纷中层结构中的、同样是核心要素、同样对于纠纷解决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情绪要素、要件事实之外的另一部分民事纠纷事实要素，忽视了对于纠纷解决有间接影响的外部结构的要素。
三、纠纷要素处置的局限性
现行民事诉讼虽然基本吸纳了为解决纠纷必须处置的民事纠纷要素，但是，受到旧实体法说、诉之合并条件的规制，纠纷要素处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情绪要素、要件事实之外的另一部分民事纠纷事实要素处于纠纷中层结构，对纠纷解决有着决定性影响；与纠纷有间接影响的要素本应当排除，但是，以法律规定抽象的条件限制诉之合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在具体的纠纷中，法律作为间接影响处置的要素，也许对纠纷解决有决定性或直接的影响。排除上述要素的后果，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经过诉讼解决的纠纷也许会不断反复，并有可能引发新的纠纷。
造成纠纷的反复。首先，生活中的纠纷要素繁多重层，一个纠纷中或许包含多个权利义务关系，按照诉讼标的旧实体法说，以其中之一进行诉讼，即使裁判结案以后，纠纷仍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纠纷主体可能会以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再次提讼。［6］177179其次，诉讼不过是纠纷发展的一个阶段，纠纷的发生根源于社会，诉讼结果即裁判最终必然回归社会。当它回归现实社会时，当初被排除的纠纷要素得以再次渗入其中，曾经被确定地、终结地以判决解决的纠纷可能会在社会现实中复发。
引发新的纠纷。因为民事诉讼没有将纠纷的全部要素纳入诉讼程序，未被处理的纠纷要素仍然继续存在，这些纠纷要素有可能引发新的纠纷。例如，因为民事诉讼没有将情绪要素纳入其中，使得诉讼“可以在表面上平息争端，却不能消除争议主体的心理对抗。”［3］5这种对抗心理不仅不利于原本纠纷的彻底解决，同时在其寻求发泄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引发新的纠纷。
现行民事诉讼坚持旧实体法说，限制诉之合并，纠纷要素处置存在局限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希望以此保证诉讼依照“实体法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标的=既判力范围”的旧实体法说的逻辑，从实体法规范出发规定审理和判决的范围，以实体法的抽象性和确定性保证诉讼过程及结果的简单化、明确化和可预见性，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理，避免对当事人突袭裁判和审理的复杂化，实现公正和效益。［3］50但是，这个原因的解释是片面的。第一，旧实体法说的逻辑并不符合司法实践。实践的逻辑是：纠纷审理适用法律作出判决解决纠纷。当事人向法院并不从实体法规范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纠纷出发。第二，从诉讼开始就要求按照诉讼最终阶段适用的实体法规范来划定审理范围，是以结果决定原因的本末倒置。民事诉讼的目的不是适用法律，而是要解决纠纷。民事判决必须适用民事实体法，但并不妨碍诉讼程序吸纳更多的纠纷要素。恰恰相反，正是将一个生活纠纷的要素更多地纳入同一诉讼程序，才能藉由当事人和法院的互动，最终选择适用更恰当的实体法律作出适当判决，彻底解决纠纷。第三，在旧实体法说的逻辑建构下并辅以限制诉之合并所实现的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益，只是针对从实体法规范出发建构的一个诉讼而言。一个生活纠纷也许包含着多个实体法律关系，这种将一个生活纠纷按照实体法规范切割成多个诉讼的方法，从纠纷解决的总体考量也不能说是有效益的。第四，将一个生活纠纷切割成多个诉讼，以此避免对当事人突袭裁判而实现的程序公正，是以纠纷的简单化为前提，以牺牲纠纷一次性解决为代价。程序公正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并不必然矛盾，只要在诉讼过程中加强程序保障，程序公正也可以在一次性解决纠纷的诉讼中实现。而且，充分的程序保障还可以作为消解情绪要素负面影响的有力手段，反过来促进纠纷的彻底解决。
四、纠纷要素处置局限性的消解
现行民事诉讼因为片面强调从实体法出发以及诉讼过程与结果的简单化、明确化和可预见性，其纠纷要素处置存在局限性，纠纷解决功能不能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应当从现实的纠纷本身出发，改采“诉讼标的相对说”，扩张审判对象的范围，缓和诉之合并制度的限制，加强诉讼的程序保障，以拓展民事诉讼对纠纷要素的包容性。
(一)扩张审判对象的范围
纠纷中层结构要素对纠纷的解决有着决定性影响，为增强纠纷解决的实效性，民事诉讼应扩张审判对象的范围，为诉讼程序吸纳并处理纠纷中层结构要素提供可能，为此应改采“诉讼标的相对说”。“诉讼标的相对说”主张根据诉讼的目的及具体情形灵活把握诉讼标的，或者采二分肢说，以当事人诉的声明和纠纷中的生活事实来划定诉讼标的的范围，或者采一分肢说，仅以诉之声明作为诉讼标的。［7］9091二分肢说从纠纷本身出发，以纠纷中的生活事实为案件审判范围，摆脱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限制。生活事实相比于法律要件事实更为宽泛，从而，在旧实体法说下，依据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切割而成的多个诉成为一个诉，当初的诉之变更和合并成为一个诉中的攻击防御方法的变更和合并，避免了诉之变更与合并的限制。［8］这使得同一诉讼程序吸纳纠纷要素的能力得以扩张，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成为可能。与二分肢说相比，一分肢说仅以诉之声明作为诉讼标的，对纠纷要素进入诉讼更少限制，在吸纳纠纷要素、纠纷一次性解决方面更具优势。诉讼标的相对说为更多纠纷中层结构要素进入诉讼提供了理论工具，而纠纷中层结构要素对于纠纷解决的决定性影响为采用诉讼标的相对说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二)缓和诉之合并的限制
虽然依“诉讼标的相对说”扩大了纠纷要素进入同一诉讼程序的可能，但是既然存在诉讼标的，限制在所难免。当不属于诉讼标的的纠纷外部结构要素与诉讼标的存在某种关联，以至影响纠纷解决时，仍有合并处理的必要。对此，应当沿用诉讼标的相对说的理路，从纠纷本身出发，为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根据诉讼的目的及具体情形灵活把握诉之合并，缓和诉之合并的限制。诉之客观合并不一定非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诉之主体合并不一定非诉讼标的共同、相同或同一种类；反诉不一定非具有同一事实关系或同一法律关系，不一定非具有排斥、吞并本诉的效果。既然允许原告对被告提起无任何关联的数个诉，［3］53为什么对被告作出如此限制呢？只要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如事实上的因果联系，以至影响纠纷的解决，并且合并有利于纠纷解决，就应当允许合并。
(三)加强诉讼的程序保障
当更多的纠纷要素通过扩张审判对象的范围、缓和诉之合并限制被纳入诉讼程序以后，并不当然带来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只有进一步加强程序保障才有可能。程序保障要求尊重当事人程序的主体性，具体体现为以处分权原则、辩论原则、举证责任等为内容的当事人主义，在有程序保障的诉讼中，当事人可按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划定审判范围，确定争执焦点，围绕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以及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同时辅以法官适当的阐明和调查取证，最终，以裁判对当事人主张一一判断，当事人对此不服可提起上诉，直至形成确定判决。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是法官作出判决，当事人却被视为形成判决的主体。因此，只要判决形成过程达到程序保障的要求，当事人即不得对判决表示不满或再行争议，从而使判决获得正当性。程序保障一方面保障当事者主体性和自律性；另一方面又保障程序、判决本身的正当性。［9］当事人主体性、自律性和诉讼程序、判决本身的正当性的结合，一方面保障所有被纳入诉讼程序的纠纷要素在诉讼中得到当事人自主的恰当的处理，另一方面保障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结果的接纳，最终保障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加强诉讼程序保障是消解当事人不良情绪、促进纠纷彻底解决的有效手段。情绪是纠纷的核心要素，对纠纷有着决定的影响；强烈的情绪使当事人很难保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阻碍着纠纷的解决；纠纷中的不良情绪需要有节制地发泄疏导。［10］有程序保障的诉讼可以使当事人充分且有节制地发泄不满、消解不良情绪。
纠纷中的不良情绪大体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纠纷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当事人的主体性未受足够的尊重，其二是感受到自身利益的损害或危险。有程序保障的诉讼在这两方面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如上所述，在程序保障的诉讼中，当事人的意志决定着程序主题、程序走向及程序结果，程序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保护也使得当事人感受到与对方平起平坐，当事人主体性在诉讼外所受伤害可得以抚慰；不当主张受到说理性裁判回应，正当利益最终得到裁判的维护，当事人在产生不良情绪的主体性和利益两方面原因都得到诉讼程序的恰当回应。同时诉讼是由法律建构的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当事人不良情绪的宣泄并非完全任意的行为。因此，在有程序保障的诉讼中，可望当事人不良情绪得以有节制的宣泄消解而回归理性客观，接受最终的裁判，彻底解决纠纷。
参考文献：
［1］江伟. 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卫平. 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谭兵，李浩. 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何为民. 民事司法心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29-31,35-36.
［5］小林久子. 分配から承、そして再度合へ：争解プロセスの重性について［J］.九州大学法政研究, 2006,72(4):895 -924.
［6］张卫平. 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7、170.
［7］汉斯-约阿西姆・穆泽拉克. 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M］.周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8］高桥宏志.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陈曾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4-26.
第2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一)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之发展
“民间纠纷”一词是伴随着调解制度的出台而出现的。1949年2月，我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民间纠纷”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决定》规定:凡民事案件，均得进行调解。但不得违反法律上之强制规定。“凡刑事案件除损害国家社会公共治安及损害个人权益较重者，不得进行调解外，其余一般轻微刑事案件，亦得进行调解。”［4］可见，《决定》中的“民间纠纷”既包括民事案件，又包括一般轻微刑事案件。1954年3月22日，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其第1条规定:“为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特制订本通则”。第3条又规定:“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教育。”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通则》对民间纠纷的范围界定(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与《决定》一致。1989年6月17日，《通则》被《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所代替。《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第5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在《条例》的基础上，1990年4月19日司法部颁布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间纠纷的含义和范围。此后，全国各级规范性文件均以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使用了民间纠纷概念。
(二)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概念的解释
根据《当代汉语词典》，“民间”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中”，二是“非官方的”［5］。由此推断，民间纠纷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纠纷;二是非官方的纠纷。但这样界定无疑过于笼统，无法为司法部门提供规范指引。为此，笔者选取了三大权威词典的相关解读，以期在分析和评判的基础上，提炼出该词语的普适含义。1．权威词典对“民间纠纷”的解释(1)《法学大辞典》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一般纠纷。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两大类。一般民事纠纷，是公民之间、公民个人与非法人单位之间及非法人单位内部因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争执而产生的纠纷，如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房屋纠纷以及在生产经营方面发生的简易经济纠纷、劳动纠纷等等。轻微刑事纠纷，既包括不构成犯罪的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事件，也包括我国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构成犯罪的自诉案件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6］。(2)《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一般民事纠纷是指婚姻、家庭、邻里、继承、赡养、抚养、房屋、宅基、债务、赔偿、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争论和纠纷。轻微刑事纠纷则是指打架斗殴、损坏名誉、小偷小摸以及轻微伤害、虐待、毁损等纠纷。所有这些纠纷尚未构成犯罪，不需追究刑事责任［7］。(3)《中华法学大辞典》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发生在人民群众之间的民事权益争执和轻微刑事行为所引起的纠纷。该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民间的一般民事纠纷、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狭义的民间纠纷则是指发生在民间的，国家法律不主动强制干预的，并且允许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权利的一般民事纠纷(如争执不大的土地、房屋、债务、婚姻、继承等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如轻微的侵占、斗殴、伤害、毁损、小额偷窃、欺诈、妨害名誉信用等案件)［8］。2．权威词典界定“民间纠纷”的异同通过列举，不难发现上述三大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存在以下共同之处:(1)基本都是以容易调解为根据来界定民间纠纷的，反映出“民间纠纷”一词诞生于社会矛盾化解的政策要求;(2)内容都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案件)。同时，上述界定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1)在民事纠纷方面。前两种观点所说的民间纠纷仅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第三种观点则还包括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2)关于“轻微刑事纠纷(案件)”的界定方面，第一种观点是指现在意义上的治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第二种观点仅指现在意义上的治安案件;第三种观点是指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
(三)法律规范及权威词典中“民间纠纷”的共同点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关于“民间纠纷”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都与调解制度相关联。具体体现在:(1)在内涵方面，“民间”一词的两种含义(“劳动人民中”和“非官方的”)都指明了这种纠纷不涉及到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仅限于人民内部的一般矛盾冲突，因而存在调解的余地和空间。(2)在外延方面，将民间纠纷限定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主要是基于调解可行性的考虑。可见，民间纠纷与调解制度相伴而生，是调解的对象，也是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二是权威词典对“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与法律规范相一致。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的类型列举与《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等规范相一致，也与《民间纠纷处理办法》所界定的民间纠纷范围(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相一致。三是对“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突出纠纷的部门法属性。民间纠纷的提法，强调纠纷的属性是劳动人民之间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是局部的、个别的权益纠纷。而民事纠纷、刑事纠纷的提法，则强调纠纷的部门法属性。因此，将“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为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突出了民间纠纷的部门法属性。
(四)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之界定
总体而言，我国法律规范中的民间纠纷概念具有同一性，法律规范与权威词典的解释具有同一性。如此一来，对民间纠纷概念的界定就转变成对上述规范、词典解释信息的归纳。本文认为，民间纠纷就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的纠纷。具体是指亲友、邻里、同事、同学之间，因人身、财产、名誉等权益产生的纠纷。根据事态的发展，有的民间纠纷可能属于民事案件，有的纠纷则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
二、刑事和解法律文本中民间纠纷的规范分析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刑事和解的条件和法律后果都做了明确规定。该法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第279条又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可见，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轻微刑事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五年内没有故意犯罪记录，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享受从宽处理的优惠政策。
(一)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9］。虽然名为刑事和解，但实质上当事人是对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表达对刑事部分如何处理的意见(不追究或者从轻处理)。办案机关往往结合案件情况，对加害人作出较为宽缓的处理。对于我国刑事和解的起源和理论基础，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古老的和合性文化的司法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西方恢复性司法制度的中国化［10］。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来看，①应该说这一制度得益于以下因素的合力:一是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三是古代和合性文化底蕴;四是国外恢复性司法的借鉴;五是程序分流的实践需求。实践证明，刑事和解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1)促进社会关系恢复与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2)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防止重新犯罪。(3)抚慰被害人心理创伤，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及时实现。(4)减少审前羁押。(5)增加案件的审前分流，提高办案效率。(6)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7)宽缓刑罚［11］。
(二)刑事和解限定为“民间纠纷”的原因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限定的刑事和解的类型有两种:一是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刑事案件;二是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案件。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刑事和解的范围为何限定为“民间纠纷”?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历史传统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将调解范围界定为民间纠纷之日起，我国各种法律规范中的调解制度也都是围绕民间纠纷展开。例如，《民间纠纷处理办法》(1990年4月19日)将民间纠纷界定为“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与《刑事诉讼法》把刑事和解类型界定为“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轻微刑事案件”完全一致。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历史传统对现行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化解矛盾的政策。刑事和解的价值之一便是社会矛盾的化解与社会关系的修复。前述规定民间纠纷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不论是将民间纠纷描述为“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还是“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都体现了民间纠纷的熟人特质，为矛盾化解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样描述并非毫无根据，首先，熟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有其必要性。在熟人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的，且是多维度的［12］。大家通常生活在同一地域或者空间之内，“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还带有血缘连接、存在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纠纷的存在必然对其今后生活、交往产生较大的影响，容易滋生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其次，熟人关系的修复有其可行性。我国有着较为浓厚的“以德报怨”文化背景，被害人常会基于“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态度进行感情投资，期望得到加害人的回报。再次，从刑罚目的来看，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往往基于个体或者家庭的某些特殊原因发生，不可能威胁到生活网络里的其他熟人，不会对整个社区、单位的治安状况产生多大动摇，也不会给其他人带来恐慌和不安［13］。既然对熟人社会中刑事纠纷加害人的惩罚目的是特殊预防，不会严重威胁或损害社会治安与稳定，因而对其惩罚的必要性和程度也就随之降低了(不涉及一般预防)。第三，司法实践的探索。尽管理论界关于刑事和解的范围还存在争议，但实务部门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探索却基本都集中在轻伤害、交通肇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盗窃、敲诈勒索等轻微刑事案件范围之内。例如，有学者选取了我国东部和中部三个地区的8个基层检察院进行实证调研(2006年9月至2008年12月)，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共有16种案由的243起案件和解成功。这些案由分布于刑法分则的第二、三、四、五、六章，尤其集中在刑法分则的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其中，故意伤害(轻伤)、盗窃、交通肇事排在前三位，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9．2%、26．3%和21．8%［14］。总之，本文认为，延续历史、贯彻政策、总结实践是《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范围限定为“民间纠纷”的三类原因。
(三)刑事诉讼法文本中“民间纠纷”的司法适用
第3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内容提要: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或申请。
就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第4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关键词：环境侵权 救济途径 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5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是指依诉讼参加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对有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对案件有证明意义的证据，在诉讼前对证据加以固定和保护的制度。（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57-158.《民事诉讼法》第74条之规定。）
二、诉讼证据保全的法律依据
1、《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部分第（一）第（5）规定： “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进行诉前财产、诉前证据保全。”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措施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同时进行证据保全。”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9项规定：＂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
第2条规定：＂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向侵权行为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对商标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3条第2款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保全证据的具体内容、范围、所在地点；（三）请求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的对象；（四）申请的理由，包括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且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
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裁定事项，应当限于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范围。＂
第6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申请诉前保全证据可能涉及被申请人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12条规定：＂第十二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第15条规定：＂第十二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一）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权益权属、侵权、合同纠纷案件；（二）申请诉前停止侵犯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行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三）其他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纠纷案件。＂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规定： “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在诉前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裁定，也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8、《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3条规定：＂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海事证据保全，应当向被保全的证据所在地海事法院提出。＂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笔录等方法。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人到场。＂
10、《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第四部分第290：＂申请海事证据保全案。＂
三、简单梳理
根据以上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结论一，诉前证据保全是我国民事诉讼和海事诉讼上的制度。
结论二，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主要适用于知识产权案件（具体包括技术合同纠纷、专利权纠纷、商标权纠纷、著作权纠纷、网络域名纠纷、植物新品种纠纷、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发现权纠纷、其他知识产权纠纷等。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受理范围的意见》）和海事诉讼案件。
对于其他民事纠纷案件，一般不能适用诉前证据保全措施。
结论三，一般而言，诉前证据保全程序的启动，只能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不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第6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何谓“诉权”？在民诉法中通常就是指“民事纠纷的主体所享有的，请求国家司法机关公正的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民事纠纷的权利。”（1）
关于诉权的学说大致分为：（1）诉权私权说，认为诉权是私法上的权利，是民事主体就某项民事权利受到侵犯后便告取得的一项特殊权利；（2）诉权公法说，认为诉权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一种公法上的权利。此说又可以分为抽象说，具体说和司法行为请求说。抽象说认为诉权是一项抽象的权利，有其不依赖于实体权利的公法性质。而具体说认为诉权是公民要求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的一种权利；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认为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为适法司法行为的权利，是公法上的权利。（2）
我对这些理论有所不解：第一，作这些理论上的抽象划分的实际意义何在？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我想这些理论是为了在理论上完善诉权学说，为了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诉权，解决当事人“告状难”的情况？第二，抛开实际意义不说，这种硬要划分公私法的权利的界线，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能准确的从权利的实质内涵上对其作出区分吗？
我认为诉权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诉权包括民事主体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保护其民事权利不受侵犯的权利（或是资格）和就具体的民事纠纷向司法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司法机关正确的解决其纠纷，具体的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权利。狭义的诉权就是指后者。
作为一个公民，有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这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也是民事诉讼立法的根源。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向国家司法机关提出救济的要求，只要符合有关程序，司法机关必须受理并依法对其作出具体的救济。这种请求救济的权利是抽象的，也叫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它与狭义的诉权之间的关系有如民事权利能力与具体的民事权利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抽象概括，是获得后者的可能，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也正如民事权利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样，只要是一国的公民，或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就享有受到一国司法保护的权利。对公民民事权利的保护是司法机关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这也是符合社会契约的理论的，公民把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当然享有请求国家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这权利可以说是公法上的权利，也可以说是自然法的应有之意。而且，司法机关不光要依法受理，还须依法作出合乎法律规定的处理。（显然这也是其职责所在）所以，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不属于一项具体的权利，而是一项资格，是必要时可以要求司法机关给予救济的资格，但从司法机关来说，这是其职责所在。所以，我认为不应存在“告状难”的情况，但现实中也有法院有感于具体的案件“油水”不多，或案情棘手，涉及的关系复杂（这里的关系当然是指权力关系而不是权利关系了）而不予受理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制度补救的问题而非理论上的权利难以具体行使的问题。
狭义的诉权是基于民事关系中请求权而产生的，但这不意味着诉权是一种私权。我认为诉权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不宜以实体上的公私权利来划分。诉权代表的是一种救济的请求，是联系公法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和私法的请求权的一座桥梁，基于私权产生而有公法的保障意义。就如债法里面的债和责任的划分，债是一种私法上的义务，债权人要通过债务人的履行债务来实现自己的债权。责任是违反义务的结果。这代表权利人可以通过法院来主张并实现自己的权利。就是说，在这里，责任是不履行债务的结果，是从债务转化过来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由法院来强制实现债权人的权利的可能。实际上，一个人的法定或约定的权利被侵害，当然拥有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因为他已具有了资格）了，这里诉权就是基于私法上的请求权而产生的（请求权是其实体基础）程序性权利。
所以，我认为：通常说来，诉讼法是利用公权干预、救济私权（私权是指与国家、政府相对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权利）的法律，是公权与私权的桥梁。诉权是独立于实体法上的程序法的权利，不适宜用实体上的公私法权利来划分。而民事诉权就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基于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和具体的民事实体请求权而产生的，请求司法机关就其具体民事纠纷依法作出处理的权利。
第7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关键词]民事诉讼 审判监督 再审 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有三类，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当事人。《民事诉讼法》把发动再审的权利赋予广泛的主体，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纠正错误，保障人民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实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究起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违背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本质要求。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
在狭义民事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审理的对象是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狭义的民事诉讼程序和特别程序，而这两者之和称之为广义的民事诉讼程序①。狭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下文的民事诉讼程序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狭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是诉讼案件，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民事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争执，使其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分配失衡，从而产生民事纠纷，必然会寻求解决纠纷的办法，使失衡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当事人双方可以接受的程度。而民事诉讼程序就是人们为理性解决民事纠纷而创设的一种程序。
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途径，需要当事人主动提起才能启动。人们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并在意思合致的前提下塑造相互之间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一方面，当事人可以放弃属于自己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当民事义务人不履行其民事义务，致使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时，权利人可寻求救济。其中民事诉讼程序是权利人主动选择的救济途径之一，其目的就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实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民事纠纷解决上，民事诉讼程序必须由当事人发起，而不能由人民法院主动介入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体现在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就是“不告不理”。
再审程序实际上是一种民事诉讼程序。再审程序是由于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纠正错误、实现司法公正，由再审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再行审理的程序。从其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本质上看，再审程序和一审、二审程序是一致的，都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乃是定纷止争，稳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对一审或二审的生效裁判，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并且已经接受，则定纷止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不必发动再审程序，重起事端。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实质上是再审程序。我国学者对《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可分为同一说和区别说两种。同一说认为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再审程序。区别说认为二者虽然近似，但仍有明显界限。这里所说的法定机关，一是指人民法院，二是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对生效裁判失误的监督，统称审判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违法或错误的生效裁判的监督，统称检察监督。这两种法定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因而统称审判监督程序。笔者认为，上述学者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相区别的观点是不合理的。理由如下：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这一表述本身存在问题。审判监督只表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监督权的行使，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民事诉讼法中一种独立的程序。如果审判监督本身也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法上独立的程序，那岂不是可以得出当事人申请再审也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当事人的上诉、抗诉也是一样，这明显不合理。
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而发动的再次审理的程序，其中心在于再审，所以也包括了当事人申请再审而发动的再审。“审判监督”只不过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相并列的一种发动再审的方式，是再审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用审判监督程序这一概念来含概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再审和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是为了突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再审程序中的重要地位的体现。
我国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引起我国理论界和司法事务界的广泛关注，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也成为司法改革的热点之一，学者对之批判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联系起来作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必然会产生片面性。过分强调有错必纠对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第二，依据私法自治的原理和法律对诉权、处分权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国家不应随意干预并应保障当事人行使这种权利。第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途径过多且不合理，再审的条件过宽，审级不合理，实际上是“先定后审”。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批判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视角上缺乏基础性和全面性。首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在对待再审问题上，不正当的理解和教条的贯彻此指导思想。我们在审理案件时强调以案件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意想，其实也就是实事求是。但作为定案基础的案件事实并不是指与当初发生的事实丝毫不差，而是要求在确定当事人之间主要权利义务的事实相一致，这才是最大的实际。因此发生的错误，若当事人不能容忍，则应该纠正。并且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也是建立在程序保障性及当事人自我负责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对于申请再审的性质是否为规范意义上的诉权，仍存疑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使用的是“申诉”，而第一百七十八条、一百八十条中使用的是“申请再审”，出现“申诉”与“申请再审”混用的局面。申诉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属于民利的范畴。由于申诉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申诉的时间没有限制，必然造成申诉状泛滥，使生效裁判时刻面临被重新审判的危险。
根本问题的解决――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
名称的构建。在德、日等国家，再审程序都称为“再审之诉”。考虑到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前后规定的连贯性，与“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相对应，应把“审判监督程序”改为“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发动主体的构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即当事人是有权发动再审程序的唯一主体，对侵害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检察院可以当事人的身份发动再审程序，取消人民法院对再审程序的发动权。明确赋予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权利，与权、上诉权一样成为规范意义上的诉权。
再审之诉的程序构建：
第一，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限。为了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必须对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限进行限制。根据国外有关立法例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可把我国再审之诉的期限规定为：自当事人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再审，但从判决生效之日起不得超过两年。
第二，再审之诉的管辖法院。对再审之诉应当由原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管辖。再审制在我国可视为有严格限制的三审终审制，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既消除了当事人对原审法院不信任的心理障碍，也符合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并且，再审案件应由资深法官开庭审理，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从而达到公正的目的。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纠错程序，是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最后机会，应当一律开庭审理。
第8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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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日本小额诉讼程序的流程主要包括：
1、制作诉状（书）并提交简易裁判所；
注：对于小额诉讼的管辖，一般为如下之一：
（1）被告人住所地的简易裁判所；
（2）债权的义务履行地（支付行为所处的场所）的简易裁判所；
（3）不法行为（交通事故等）的发生地的简易裁判所。
2、由简易裁判所指定口头辩论的日期，并予以通知双方当事人，此外，要求被告提交答辩状；
3、要求原告在口头辩论日期前提交证据；
4、辩论当日，通过证据和证人来主张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5、裁判官听取双方的辩论并作出判决，如无异议申请，则判决生效。
（三）日本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日本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1、以60万以下日元与金钱支付有关的请求为诉讼对象
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仅限于金钱支付有关的诉讼请求。例如：债务不归还的场合，或者押金不归还的场合，或者因交通事故等而无法取得损害赔偿金的场合或者打工等不支付工资的场合等等。
同时，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的金额限制在60万日元以内。但是，金额若是超过60万日元，如果将金额分开，少量多次的采用小额诉讼程序也是可以的。
2、一个期日审理原则和次数限制
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三七零条的规定，除存在特别事由之情形外，当事人应当在最初口头辩论期日里穷尽主张和举证，法院应当在该期日里终结审理。小额诉讼程序并不像普通诉讼程序那样，进行多次的审理，也并不需要每次都去裁判所（法院），因此非常的迅速。
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每个人在同一简易裁判每年依据小额诉讼程序请求审理、裁判的次数不得超过10次。（民事诉讼法第三六八条第三项、民事诉讼规则第二二三条）指定该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金融业的催收债权占据此程序。
3、非严格的证据采集和证人询问
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作为原则，书证等证据的搜集和证人的询问应当限于在在当日当地予以确认。如果证据的调查复杂，或者存在着多数的证人的情况下，一天之内无法审理终了的话，可以转为普通诉讼程序。
同时，证人的询问顺序，可以不采用交互询问而听凭于法院的裁量，进而可以先由法院进行询问。在当事人提出证人询问之申请时，其也可以不提出询问事项书。在笔录中，无需记载证人等的陈述。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法院可以利用电话会议系统，或者法院及双方当事人与证人之间可以通过声音的发送与接受可以进行同时通话的设备，来询问证人。在利用电话会议系统进行询问时，为了进行发送、提示文书之复印件以及采取其他实施询问所必需的措施，可以利用传真设备。
可见，在小额诉讼中采用的是非严格的证据证明制度。正如新堂幸司先生所说的："从小额诉讼的这个立法趣旨来看，在小额诉讼中采取严格的证明、实施依证明责任的裁判是不妥当的，而应当基于衡平来进行裁判。"[2]
4、禁止反诉与上诉
在小额诉讼中，禁止当事人提起反诉。但是，诉的客观或主观合并、部分请求等不受限制。当诉讼整体趋于复杂时，法院可以作出决定转为普通诉讼。
同时，对小额诉讼的判决禁止上诉，而采用特殊的不服声明的制度。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可以在两周不变期间内向做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如果异议合法时，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下，依照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
三、日本小额诉讼程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通过上述对日本小额诉讼程序的介绍和我国当前的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对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特别是简易程序的完善是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日本小额诉讼程序明确规定了程序适用的范围，明确了程序适用的次数，这使得法院在受理案件时清楚的了解什么情况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什么情况应当适用其他的程序。同时，日本民事诉讼法明确的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转为普通的诉讼程序。这样的设置可以很大的解决我国当前简易程序中的适用范围宽泛，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不清的问题，可以限制法院适用程序的随意性，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能够得以实现，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降低诉讼成本。
其次，日本小额诉讼程序的设定本意在于试图通过小额诉讼程序来接近市民，并经常为市民所利用，进而达到法院亲近市民之目的。[2]而在我国，由于"厌诉"的传统的长期存在，法院与市民之间的关系疏远，甚至受到市民的排斥，所以许多数额较小的民事纠纷往往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纠纷的双方因为"厌诉"等原因在纠纷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采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解决，有些纠纷甚至引发违法犯罪，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当事人双方的。如果采用小额诉讼制度，一方面可以拉近法院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减轻社会上对法院形成的偏见了，正如日本设立小额诉讼程序的本意一样，另一方面，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还可以使得数额较小的民事纠纷较快、较合理的得以解决，使得双方能够认可法院的判决，这样可以提高法院的威信，同时减少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威胁。
再次，日本小额诉讼程序规定了诉讼的次数、禁止上诉和反诉，对于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在于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另一个诉讼上的问题，这便是"好诉"。近年来，随着我国市民法律知识的提高，以及诉讼成本的降低，在诉讼上存在了一种"好诉"的现象。而这些诉讼的案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数额较小的民事纠纷。因此，如果我国能够像日本那样限制小额诉讼程序的次数、禁止反诉和上诉，可以在一定程序上防止"好诉"现象的发生或者是严重化。此处需要明确的是，限制诉讼的次数并不是在于阻止市民进行民事诉讼，而是在于防止市民"好诉"而使法院的负担加重。限制诉讼的次数有利于更好的保障市民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好诉"的一个原因就在市民对于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不了解，他们认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是最好的方法，因此便提讼，往往并非因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去寻求法院救济。但，如果对诉讼的次数进行限制的话，能够在市民提出诉讼前形成一个缓冲期或者说思考期，市民会在提讼前考虑采用何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解决自己的纠纷，是否可以不采用诉讼的方式而采用别的合法的方式去解决。而这样便有利于市民去了解社会上的其他资源，了解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从而发挥社会的力量解决纠纷，充分运用社会资源。诉讼毕竟是借助公权力，是解决纠纷最后的一道关卡，公权力的介入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是有其缺陷的。因此，我国在设计小额诉讼程序时可以参照日本对于次数限制的规定，虽然日本此规定设立的初衷不是上述所提到的。
最后，在专门机构的设置上我们也可以借鉴日本的模式。在日本，全国共设置有437所简易法院，其裁判机关与第一审的地方法院不尽相同。简易法院的裁判机关由建议法院法官组成，其任用要求不像地方法院以上的法官那么严格，只要从事多年司法实践，具备简易法院法官工作所必需的学识及经验的人，通过规定的考试，便可任命为简易法院法官。[3]在当前，我国在现实的社会法制状况下和简易程序的立法状况下设置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是必需的，也是紧迫的。目前，我国的法官队伍总体水平仍然不是很高，法官的数量不是很多，因此存在许多的问题，如果设置专门的机构，同时采用与日本相似的人员录用方法，可以解决当前我国法官数量的不足，同时因为我国法官的录用并不像日本那样有着特别严格的要求，因此在法官录用上并没有太多的限制，从而使得一些法学人才流失，如果设置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也有利于更多的法学人才加入到法官队伍中，提高我国法院法官的总体水平。
四、笔者的观点
引入一个制度的同时也需要结合本国的特点，完成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能被国人更好的接受，也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引入小额诉讼程序，当然也需要参考我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寻求一项适合我国又能吸收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优势的小额诉讼制度。
在此，笔者通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学习与研究，以及上述提到的日本小额诉讼程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提出自己的观点。
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设立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可求急，求快。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小额诉讼程序的引入，特别是借鉴日本的小额诉讼制度，我们仍需耐心的、花费一段时间进行试点实验及调研。就数额而言，日本如今的数额60万日元也不是开始就是如此，也是经过了几次调整和研究而形成现今的60万日元。在我国，由于人多地广，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一个具体的数额是不现实的。而数额的确定便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试点及调研。同时，次数的限制应当如规定也是需要时间去调研的。因此，在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方面，虽然我们强调其优越性，强调其设定的必然性，但是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将来仍然会出现司法解释多于法律条文的怪现象等。
参考文献：
[1]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5.
[2][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685-686
[3]廖中洪.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717.
[4]江伟.民事诉讼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熊跃敏.日本民事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概述--兼论我国小额诉似公程序的构建[J].当代法学，2002，（6）.
第9篇：民事纠纷诉讼法范文
一、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同时，根据原告请求，对与引起该案件的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纠纷一并审理的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总称。它有如下特点：
1、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是经过行政机关依法裁决的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如：甲与乙对某幢房屋所有权发生争议，行政机关依法对甲、乙之间的房屋权属争议作出行政裁决，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甲，也可以是乙。实践中，对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如果认为行政裁决侵犯了其民事权益，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一定的争议，有的认为有权，有的认为无权。笔者认为，该第三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一是《解释》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二是可以高效率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节约诉讼成本，避免资源浪费，稳定法律关系。
2、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不能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如上例中，甲或乙无论谁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都只能以对方为被告，而不能以实施行政裁决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3、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可以提出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可以提出解决民事权益之争的请求。如上例中甲或乙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提出重新确认房屋权属的请求。
4、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提出的民事请求，应当是经过行政裁决的民事权利义务之争，对未经裁决的，不得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或一并审理的请求。
5、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不是附带民事诉讼。
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1、行政诉讼案件的成立，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按照《解释》规定的意思，只有被诉的行政裁决行为违法被法院确认的情况下，民事争议的当事人才可以请求一并审理，这就要求，附带的民事诉讼应当在行政诉讼程序完成后进行，并且以被诉行政行为（行政裁决）违法为其启动的条件。
2、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引起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争议，即一方面引起了当事人对其行政裁决不服；另一方面引起了新的民事纠纷或对业已存在的民事纠纷发生影响，从而引起两种性质不同但彼此关联的争议。
3、两个分属不同诉讼系列的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性。
4、有关联的民事诉讼请求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提出。即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提起，也可以在行政诉讼开始后、终结前的任何时候提起。
三、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包括下列几方面：
1、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与他人之间的权属纠纷所作的裁决，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决并重新确定权属的。
2、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与他人有关损害赔偿作出的裁决，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决并重新对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处理的。
3、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对他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损害了自己的民事权益，在对该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四、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
由于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程序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审理操作不一，笔者认为审理该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必须既符合行政诉讼的条件，又符合民事诉讼的条件，同时必须符合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2、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或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前的诉讼过程中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