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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年-1952年,美国通过该计划给予西欧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笫一步,更重要的是,该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尽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似乎已摆脱深陷衰退的阴霾,然而,各大经济体产能利用率降低仍在继续。金融危机也使中国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调整提前到来,制造业大国和正在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将延长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这令我们即使已看到复苏迹象,但仍不能轻言乐观。
有利的消息也不少。其一就是外商投资大增,外贸出口强劲反弹,加上热钱加速流入,使外汇储备保持快速增加。
此时,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建议建立5000亿美元规模的“和谐世界计划”,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国家贷款,并在中国企业中进行项目建设和采购。计划的目的是要促进出口,消化中国现在过剩的产能,同时还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学界对此计划有不少质疑:我国的财政赤字相当大,不知能否承担这种支出;我国企业有没有国际经营的能力和经验去实施相关外拓;计划本身对消化过剩的产能和提振国内消费的效果有多大,等等。
笔者在此不探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可行性。此计划的提出,恰恰说明了我国已具备向世界输出资本的强大实力。上个世纪,美国、日本等经济体相继崛起后,资本输出以不同的投资形式走向世界。踏入本世纪至今,我国经济崛起已无悬念,那么,我们的资本走向全球也是大势所趋。另外,尽管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以人均算,资源就显得贫乏,从经济可持续增长、资产保值增值等角度看,向外投资布局必不可少。
而且,通过QDII等方式进行海外投资,是私人投资者把握梯次投资机会,并实现合理资产配置的有效手段。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基于对全球经济复苏将呈现雁形恢复的判断,既然我们已看到中国的经济和股市在2009年已呈V型反转,那么第二波复苏应是欧美,随后,欧美的复苏会直接拉动以出口为支柱的经济体。因此,第三波可能是韩国、台湾等。投资者即使错过第一波投资,通过资产的全球配置,还有机会以海外投资的形式赶上第二波、第三波。
其次,就投资者的国内投资计划而言,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是2010年的主要风险,由其导致的政策变化也是市场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2010年的市场走势不会是直线。尽管当期的通胀水平仍然较低,政策紧缩的力度不会很大,流动性仍然宽松,许多企业的盈利受益于初期的通胀,然而,货币政策虽然表面上仍是“适度宽松”,但随着准备金率的提升,央行适度紧缩货币的调控意图已经明朗。而欧美的央行则因其对应经济体的复苏相对滞后,暗示近期不会加息,投资的环境相对宽松。投资海外的相关市场,反而能起到一定的避险作用。
一、“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可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实现人文交流的愿望,是一个共同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发展平台。丝绸之路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中国从汉代将丝绸、瓷器、茶叶、冶铁、耕作等商品和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国外,同时带回国内没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互通有无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存在,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丝绸之路”是一种从古到今要延续历史的精神,传承并提升古代文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质和文化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我国自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38年间年均GDP增长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4%。2009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从中等偏上的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的国家,根据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应重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资源。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国际上,我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应该在国际事务和规则的制定上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迈向国际事务决策处理平台的基础,更是中国发挥其影响力拥有世界发言权的平台。
二、“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互通为重点,其中以中国对外投资为核心部分。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投资和试产开发应多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核心和重点。过去时间里“一带一路”沿线上以来已经形成了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合作机制。各国之间经济文化合作理念已经形成,很多计划和建设已经处于进行中。“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到更高的层次上。发挥其作用的本质是弄清战略背后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①政府层面的相互合作。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多,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各异,文化不同,且利益诉诸存在差异。对于中国来说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层面合作交流机制,能够更好的为中国外资投入和市场开拓奠定良好基础;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应以为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为主,输出国内过剩产能,推动沿线国家经济一体化;③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倡议的疑虑。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是实现合作发展,共同受益。国际社会上少数人认为其是中国战略扩张的幌子,认为其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的计划新的战略出台遇到质疑是常态,我们要做好一些示范工程,实现利益共享来验证一带一路的价值;④处理大国关系。美国曾大力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PP和TTIP覆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水平都远高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一种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经济贸易合作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被拒之门外,造成这些国家地缘经济。同时,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政策的抗衡,中国应多于其他国家达成共治,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打造”去美国化“的全球秩序。
三、 “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对区域一体化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发挥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经济复苏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中美利益诉诸的差别,二者之间都有本质区别。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多会面对资金短缺,发展停滞的问题。二他们的资源丰富市场需求大,恰与中国构成了良好的互补性,中国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一起发展互补的领域。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同沿线国家L期共同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共繁荣起到促进作用。
而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援助计划,前提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是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政治真空进行争夺的背景。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和安全战略。
四、附录
1中国―东盟博览会。CHINA-ASEAN Exposition 简称CAEXPO。由中国前国务院总理倡议,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交流盛会,每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境内由多国政府共办且长期在一地举办的展会之一。以展览为中心,同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活动,搭建了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
2《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3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由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购买力平价汇率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现行的货币汇率对于比较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产生误导。
4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反映出来的贷方余额,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对外经济往来的收入总额大于支出总额的差额。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些失衡的必然结果,也使得这些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白贸板块逐步侵蚀。
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确立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现在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由谁来监管强大的资本力量呢?也就是说,西方经济体要达到内部各自经济体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况说是国际经济的平衡了。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和中国)。
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不过,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也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结构失衡,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等。“丝绸之路”的意义,就在于在帮助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实现中国本身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再平衡的目标及如何实现再平衡。客观地说,西方也需要中国在平衡世界经济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则‘富的情况下,西方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需要去帮助西方平衡经济吗?的确,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西力还是中国,有人就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力经济实行拯救。
中国拯救西方,即使有可能,也会是最大的战略失误。对西方实行“马歇尔计划”,只是那些对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无知的人天真的想法。尽管西方需要中国,但是只要西方内心消除不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所需要的就只是中国的支票。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所认定的“竞争者”,甚至“敌人’。在今后很长历史时问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西方的这种认知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越来越高。中国所面临的来自西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 美元国际化 欧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
一、美、欧、日元国际化的个性分析
(一)美元国际化分析
美元无疑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普遍使用。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超过半数之多;在国际票据市场、债券市场上美国发行债券数额占全球总量的约26%;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汇交易的约87%;各国银行的对外资产中,美元占约47%,在国际银行贷款币种构成中约为35.2%。在国际汇率体制中,采用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其国别货币绝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
1.美元国际化的进程
(1)三次特定的历史机遇使美元重挫英镑。基于完全工业化的美国,在一战前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1/3,比英法德日四国合计还多,同时,自19世纪以来的贸易顺差,也为美国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元提供了第一次登上世界经济舞台的机会,美国利用战争期间的军火贸易和物资援助,持续扩大财富规模,拥有巨额黄金储备,具备了与英镑对抗的基础,同期也完成了重要的一步――债务国向债权国的转换,美元与英镑分庭抗礼的格局基本形成。尽管如此,世界的金融中心依然在伦敦而非纽约,英国依靠广阔的殖民地和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财富、经验和制度来维持英镑的主导地位。迫使它放弃这一地位并寻求美国合作的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英国最终无法承担起基于金本位的世界经济秩序,只得寻求当时经济实力最强、黄金储备最为雄厚的美国的帮助,为美元提供了第二次崭露头角的机遇,为美元省去了破旧之力,英镑颓势已现。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元的成功扩张提供了第三次机遇,英国为了获得更多的美国援助,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美国凭借《租借法案》向英国盟友提供战略物资的机会,加速了美元向欧洲的渗透和持续坚决对英镑的打击,权势转移过程被加快,英国失去与美国抗衡的资本,改变了英美讨价还价的地位,1943年英国接受“怀特计划”标志着英镑败局已定。
(2)制度安排为美元扫清障碍。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结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寻求国际货币合作的新方式。美国凭借占当时世界总量59%的200.8亿美元黄金储备,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完全体现美国的利益。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以及固定汇率使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变得顺理成章,在全球黄金总量既定的前提下,美元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初期既无法应付战后西欧的大额贸易赤字,又对西欧的财政和重建问题无能为力,运作伊始即陷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困境,无法实际有效地履行在全球建立国际储备、融通资金和稳定汇率的职责,实现美国的利益更是无从谈起。
(3)马歇尔计划为美元国际化加速。马歇尔计划又名欧洲复兴计划,顾名思义,是二战后美国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初的困境,出台旨在复兴欧洲经济,恢复欧洲市场以转移美国国内战后过剩产能的计划,通过提供“美元信贷”,缓解困扰西欧重建的“资金荒”。无形中,援助欧洲的美元成了推动美元国际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合组织共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财政预算的13%和当年美国内生产总值的5.4%以及占整个计划期美国内生产总值的1.1%。西欧国家在计划结束后的20余年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参加计划的16个国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35%,农产品增加10%。马歇尔计划通过提供无偿的援助资金让西欧国家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刺激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国内过剩产能开辟新市场的同时,将美元推向欧洲。美国一手援助美元、一手出售控制了定价权的商品和原材料,在欧洲各国与美国相互之间的贸易中,美元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欧洲各国对美元产生了极强的路径依赖,贸易项下的美元转了一圈,连本带利又回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结束时,欧洲多边支付体系下的自由贸易基本建立,各国贸易壁垒消除,市场全面开放,美元畅行欧洲开放市场,国际货币体系名副其实地成为美元本位体系,美元正式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2.美元国际化的特点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其国际化的过程依赖的是三次特定的历史机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国际化的模式特点可概括为:①依托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唯一的国际计价单位和与黄金地位相同的国际储备货币;② 在黄金脱钩失去制度基础后,依赖先入为主的存量优势在世界信用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③依靠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加以巩固以上的优势,最终完成国际化进程。
(二)欧元国际化分析
欧元国际化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即有策略有计划地成立一经济区,建立货币联盟,各国放弃货币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建区域货币――欧元。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不相上下,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则都大大超过了美国,据统计,仅东欧和西非地区就有约30个国家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1.欧元国际化的历程
欧元的诞生是区内各国协调与合作的结果,是货币国际化的另一种模式,欧元路径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前期铺垫及建议提出阶段。1950年9月1日欧洲16国为解决相互之间的货币结算和实现各国货币自由兑换问题,建立欧洲支付联盟。1969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即《维尔纳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从稳定汇率到实现统一货币。
(2)法律制度准备阶段。在1978年4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法、德两国总理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同年12月欧共体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决定正式建立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对、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等17国参加的欧洲货币体系(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欧共体内部的汇率相对稳定下来,并使各成员国家降低了因美国宏观经济失调引起的美元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3)欧元一体化的初级阶段。1988年6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向欧共体12国财长提交了《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和固定成员国汇率等重要内容。1991年欧共体12国达成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马约》,规定最迟在1997年1月成立欧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1997年6月欧盟15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了分阶段正式启动欧元的日程安排,欧洲货币联盟也如期启动。
(4)欧元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阶段。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有形货币,速取代了区域内流通的12种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合法货币,欧元以合法身份成为国际货币,依靠货币联邦制的强制力,通过取代原12国货币,欧元在10年内完成了国际化进程。
2.欧元国际化的特点
欧元的诞生是欧盟区内各国政府合作与政策协调的结果,是货币国际化的一种创新。欧元作为信用货币其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其特点是:①让渡货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②采用趋同的财政政策,形成区域共同体;③单一货币必须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相近的文化背景为纽带;④单一货币区内各成员国须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构建条件;⑤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⑥在区域货币生成过程中,有核心货币(ERM中马克)起主导作用。
(三)日元国际化分析
1.日元国际化的现状
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却远远不比日本的经济实力强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起步较晚。尽管日元国际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或日本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时起,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日元的国际化。到了90年代,日元经济开始停滞和倒退,由此日元国际化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以及政府的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还是相对成功的,现如今己成为和美元、欧元一样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2.日元国际化进程
自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通货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因日元升值,对外贸易按美元结算就使日本企业产生了汇率风险的问题。把出口贸易由美元结算改为日元结算,就成了日元国际化的最初动因。
(1)日元国际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机的发生,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日元需求。面临日元国际化的发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并采取了“大幅度缓和欧洲日元债发行方面的限制”和“促进日元在太平洋地区流通”等政策措施。
(2)日元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政策报告的提出,正式拉开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
(3)日元国际化的最新进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元经济的停滞和倒退,日元国际化己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国际贸易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比重和银行对外资产中日元资产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 1996年11月,桥本政府提出了标新立异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彻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则,日本政府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其重点是改变传统的金融保护行政,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这样一来,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对日元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国际化的特点
日元的国际化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①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80年开始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②日元国际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同步迅速发展,欧洲日元市场的放开和东京离岸市场的建立是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步骤。③在其经济鼎盛时期,世界贸易中对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此时,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是自然发展的。④在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借助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带动国内金融改革,改变了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特点,从而提高金融业的效率,促进日元成为亚洲地区主导货币,是日元能够得以国际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美、欧、日元国际化的共性分析
美、欧、日元国际化既有前面所讲的个性,也有以下共性:
(一)强大的经济实力――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条件
货币的国际化是以强大的经济体实力为支撑的。处于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货币相比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经济优势:美国,在其货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时,是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其所积累的经济实力令当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相形见绌,所以由其支撑的货币――美元――得以称霸世界,成为国际货币舞台上的核心角色;相比之下二战后迅猛发展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使得两国经济实力迅速跻身于世界前列,由此其货币的国际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国际货币;欧元这个由国际经贸合作带来的国际货币史上的新产物同以往的货币一样有着强大经济实体的支撑。由此可见,强大的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
(二)发达的金融市场――货币国际化的载体
随着国际经贸的不断发展,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它还作为一种“货币商品”成为交易对象本身,金融市场作为资金融通的市场为货币提供了流动的场所和空间。货币的国际化意味着将有大量的该种货币在国外流通,这便要求该国的金融市场在国际上为货币的流动提供服务。只有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支撑,货币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的顺畅流动。有此可见,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保障,更是货币国际化的制度支撑和运行载体。
(三)良好的国际信用和充足的外汇储备――货币国际化的保障
现今货币多为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而发行的一种凭证,因此一国的国际信用和外汇储备(国际清偿力)的好坏是别国是否接受此国货币的先决条件,因而良好的国际信用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货币国际化的保障。
(四)强有力的宏观金融调控――货币国际化的必备条件
宏观金融调控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业的稳定,进而也影响着本币对外汇率和币值的稳定。货币国际化后,各种防范国际“金融病毒”的防火墙也随之拆除,由于国际上各类大小程度不一的金融危机和动荡时有发生,国内经济金融领域常常将面临着外来的冲击。因此,逐步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掌握驾驭国际货币的运行本领,是货币国际化的必备条件。
(五)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货币国际化的加速器
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国际货币,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发行国在世界都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由此可以得出,政治影响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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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办的是欧洲:存在问题。如果萨特还活着,应该为了他的经济祖国好好想一想这件事。英国竟然在2016年公投脱欧了,虽然这件事真正落实要到两年之后,但冲击已足够大。欧洲人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要这么办,甚至欧盟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在英国之后排队的国家还有荷兰、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可能还有法国。这些国家的问题是类似的,自从欧债危机以来,民众相信了建制派的精英们,这些政客和金融家有能力把经济搞好,当然还要加上普通人的节衣缩食。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糟糕的情况似乎毫无改变,人们已经失去耐心了。在欧盟的问题上,中东地缘政治冲突造成的难民问题就是导火索。
对有的欧洲人来讲,留在欧盟意味着不安定的社会秩序,社会收益被瓜分,以及失去更多的就业岗位,虽然传统的社会伦理教育告诉人们应该宽容和平和一点,但荷尔蒙告诉他们:办不 到!
眼前的问题是法国,也许还有意大利。民粹主义风潮在这两个欧盟缔造国非常兴盛,这不禁让人想起1933年,当时德国人选择由阿道夫・希特勒带领他们走出困境,但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当然,眼下不像1930年代的欧洲那么危险,这只是个联想。
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若真的当选法国总统,那么法国退欧的议题几乎铁定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表面上看,法国另一个有力的总统职位竞争者似乎显得比勒庞更加有把握。但是谁说得准呢?还记得,英国公投脱欧之前大家是怎么预测的吗?
如果法国或者意大利脱离欧盟,欧盟就真的会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如果欧盟真的出现问题,全球经济链条的成本可能大幅度上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欧元,如果欧盟消失,欧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欧元作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其存在的必要性若动摇,无疑也会造成非常恐怖的资本市场动荡。
在诸多问题面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的姿势相比一年前几乎保持不变。当然,也许那些传统金融家的工具箱真的空了,他们不会再变出什么来,只能期待人们再克制一点,也许再过一年情况会有转机。
与欧盟的政治问题类似,2016年年末的美国大选的结果也是反建制民粹主义的胜利。
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可能标志着二战后美国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思维的结束,美国主义又将成为流行。自由主义思维的杰作就是主导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和原来的欧洲殖民主义的差别在于: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是把德国拆解掉后,有待战后恢复的欧洲国家按照实力权重拿到自己的份额。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通过贷款和赠与,把流动性输送给欧洲,而欧洲的主要采购对象是美国。这样,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雏形形成了,欧盟一体化的想法也在那时候产生。欧盟的前身,欧洲钢铁共同体就是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基础上产生 的。
这种发展思维上的更替放在特朗普时代很可能让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经济全球化在二战后,特别是2000年代后,伴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入迅速展开。它的好处是,各个经济体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链条中占有自己的位置,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效率空前提高。但全球化也有“坏处”―全球化所获得的成果在不同经济体、不同财富水平、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非常不均衡。全球化过程中收益偏少或者被损害的阶层成为2008年后民粹主义潮流的主力。他们希望以新的分配方式或者新的组织方式代替原来的。面对令人痛苦的现实,人们会追求改变,但有时,它会让情况变得更坏 。
当然,美国和欧洲不同,美国经济在2016年继续着坚实的复苏步伐。大概率是,不论哪种思维统治美国,其经济复苏的步伐不会改变。
2016年的日本,经济状况并不比欧洲好,不过他们已经习惯糟糕了。安倍经济学在2016年继续失效,而一直支持安倍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显得有些无力。一贯能跳脱市场习惯预期的黑田在货币政策和日本央行购买日本国债的数量及表态时间点上的确有不同表现,但是对日本经济起到的作用真的不大。
在2016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黑田面对的是日元升值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在年底解决了。日本更希望日元出现贬值,对于日本这个出口型经济体来说,贬值无疑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很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日本的企业甚至日本的民众都缺乏冒险和创新的勇气(其实这种东西在中国有很多,但这种东西又不能出口)。
日本需要结构性的改革,但执政者似乎不知道从何下手。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很可能陷入明显的滞涨。对日本经济来说,日元是个问题,但绝对不是最关键 的。
最糟的不是日本。是哪?你知道有个叫委内瑞拉的国家吗?那里的人这样形容强盗的狠毒:他们除了钱不抢,什么都抢。
在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普遍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问题在每个美元升值周期中都会在这类经济体中出现。上一次爆发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危机的中心问题是,一些曾经迅速发展的后发国家金融体系并不健康,在美元升值的情况下,资本外流,本币大幅度贬值。
而在这次美元升值周期中,率先出现严重问题的经济体大部分依赖于某种资源,且集中在中东、中南美。这些国家的问题是,整个经济体系过于依赖某种资源,当全球大商品价格走低,它们的“荷兰病”就犯了。政治动荡也由此而生。
在2016年,中国的经济在逐渐变好。其中一个比较令人欣慰(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的发现是,中国已经不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了,而是处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经历了GDP增速的一再下滑之后,到了年底这种势头似乎得到了遏制。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策动者似乎总是在两种思维间纠结:是通过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使既有经济体系具有更高的活力,还是推动结构性改革,使经济体系搭建得更加合理,以焕发更高的效率。
在2016年他们是怎么做的?答案大概是,两种都要,它们不矛 盾。
从两种思维对应的效果来看,投放货币做得更加显著,而改革进展缓慢―考虑到操作的难度,后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历来在揣摩政策意图或者把握政策动向方面不具优势,只有通过基础的数据分析和逻辑的梳理,由此得到的一些观察或许能对投资者有所帮助。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增速近年来都要快于FDI,OFDI今年累计增速为21%,FDI增速-1%。
2、中国非金融OFDI预期2014年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100亿美元,将很快超过FDI的规模。
3、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的对外投资国,第一是美国3300亿美金(2013),第二是日本1300亿美金(2013),见图三。
4、中国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中基建类(建筑+交通)的规模为77亿美金,占比不到10%。
5、中国目前国内的投资规模2013年:基建9.3万亿,房地产8.6万亿。其中交通运输3.6万亿(铁路6600亿,道路2万亿),见图五。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1、所谓4万亿海外投资规模显然是被人为夸大了,目前中国OFDI规模为1000亿美元,就算很快增加到美国的当量也才3000亿美元(1.8万亿人民币),离4万亿还很遥远。
1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布了其在欧元区的扩大资产购买计划。从2015年3月起,欧洲央行每个月从欧元区国家购买600亿欧元的国家债券和机构证券。这一行动在时间上预期持续到2016年9月,期间如果欧元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能够接近2%,这种购债行为将停止;但如果始终难以催生令人满意的通胀,购债将会持续。这一购债规模预期是1.14万亿欧元,超出了此前市场的预期。一下制造这么多流动性预期的马里奥・德拉吉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曾经非常流行的游戏中能从砖块里打出钱的水管工马里奥。
德拉吉进行的欧版量化宽松不管是宣布时间还是总量都有点突然,他这么做可能主要为了对冲最近瑞士、丹麦、土耳其等国家的央行已经开始的降息应付欧元贬值的行为。这大概就是萨缪尔森所说的,一定要有超过市场猜测的货币投放才可能造成人们的通胀预 期。
在4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中国、欧洲、日本)中,欧洲的经济复苏问题可能是最复杂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欧元区并不是一个国家,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要顾及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德国和希腊就是这个利益格局中的两极。由于德国在欧元区中的地位,欧洲央行确定了在未来的量化宽松过程中,购买债券的比率将依据各国在欧洲央行的出资比率,也就是说,德国、法国将在量化宽松中获得更大的好处。而在另一极,希腊激进的党在1月25日的大选中获胜,希腊将有可能退出欧元区。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经济上的确为欧洲央行以及各个欧洲大国省了钱,但是在信心上却动摇了整个欧元区的稳定。
和美国的量化宽松不同的是,美国是通过赋予纸币更便宜的价格让国内投资更加旺盛,而欧元区流动性大幅度提高是促进欧元贬值,这会让欧元区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更具有竞争力。
在人民币的货币篮子中装的是什么精细数据人们很难得知,但可以推测,里边绝大多数是美元。在欧元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如果不做出相应对策,结果肯定是随美元一起升值。一些中国最希望出口的产品,比如说重型机械装备方面,和欧洲特别是德国是有竞争的。如果中国决策层放任欧元贬值则会给中国未来的一些计划,比如,“一带一路”或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带来竞争者。
从中国国内市场来讲,名义利率低于实际利率,人们是有获得更宽松流动性的需求的。而决策层的为难在于,流动性过于宽松,会助推一些已经有泡沫的经济部门再次膨胀。从贸易量上看,中国和欧盟的贸易量要远远超过日本,所以欧元贬值对中国的通缩输入要大于日元贬值对中国的影响。而此次欧元贬值后,人民币跟随贬值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贬值到什么地步合适,这将是中国金融当局的又一个技术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洲,由1914年打到1918年,欧洲的工业几近摧毁,美国这个“新世界”便趁势而起,带来美国第一次工业繁荣。当时的美国银行业当然也十分兴旺,借贷极多,但也招来恶性竞争,滥借滥贷,使得银行业不稳,因此从1929年起,银行倒闭濒生,带来了金融震荡。
2008年的金融海啸,起固也是美国有大投资银行倒闭,情况跟1929年时相似。不过,相似不是指倒闭的规模,或倒闭的成因。而是指金融业倒闭潮所带来的后果。银行是百业之母,银行倒闭的骨牌效应一现,百业便要凋零,失业人数便增多,导致社会消费减少,百业更凋零。
19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在这种时刻,政府要大洒金钱,以公共开支、投资去取代私人投资,制造就业,带动社会消费,换取时间以便企业重生,银行重建其资本。当年美国采用了这个策略,兴建了内华达州的胡佛水坝,开展了田纳西州的田纳西河水利工程(TVA),也兴建了不少道路,以开发落基山脉的山区。当时的一个笑话是,有筑路工人问,我们建的这条路会去哪里?工程师答,不用理,只要建、建、建,建到建无可建才停工便是。
实际上,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最困难的年头不是1930年,而是1936年,原因是,当时趴倒在地上的经济受到政府大洒金钱的刺激后慢慢好转,而到了1936年,出现了通胀的势头,美国政府为了控制通胀,马上收缩了财政支出,抽紧流动性,导致美国经济立时急速下滑,美国GDP跌幅超过10%,是迄今为止最急速的跌幅。
这个灾难一直延续,并扩散至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当美国政府正头大之时,欧洲打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国对美国货品的需求又多了起来,美国经济才得以重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不但使美国完全脱离了衰退,更为美国打下了足以繁荣二三十年的工业基础。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索罗斯的上述言论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要明白,1930年代,是没有大萧条的历史可供参考的,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有19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供参考。有了前车之鉴,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撞到同一根钉子,这是读历史的益处。
地处欧洲中部、没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德国,却始终享有着世界制造强国的殊荣。虽然德国二战遭遇重创,但其在战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步入“经济奇迹”时期,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人的“实干精神”亦受到广泛推崇。德国在战争废墟中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德国人的“实干精神”、“工匠精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的“工匠精神”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针对这些问题,人民论坛特邀专家进行解读。
【摘要】战后德国经济走上“国富民强”的发展道路,可以归功于其对外建成了外向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对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关键词】外向型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根据欧盟的最新统计,201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30259亿欧元,占欧盟28个成员国总值的20.68%,是欧盟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2011年德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年平均工资42900欧元,在欧洲仅低于北欧的丹麦、冰岛以及邻国荷兰,如果考虑到德国有8200万人,那么说德国老百姓在欧洲最富裕应该也不为过。战后以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为其扩大政治影响创造了条件。现在德国是欧洲真正的核心,在欧盟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走通了一条“先富后强”的崛起之路。
外部条件:战后德国建成外向型经济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采取出口立国的政策。据欧盟统计,德国出口额在2011年首次突破1万亿欧元大关,2015年达到11983万亿欧元,占同期欧盟28个成员国出口总额的66.9%。目前,德国一半的就业岗位与出口有关,外贸收入占德国企业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可以说,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是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战后德国外向型经济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欧洲和世界接纳了战败的德国。历史上,德国一直是欧洲最大的“问题”。这是因为,处于欧洲心脏地区的德意志民族体量大、素质高、实力雄厚,它的崛起势必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因此始终令其邻国忧心忡忡。1871年,德意志民族终于在东部邦国普鲁士的带动下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之后德国迅速崛起,随即与欧洲列强产生激烈冲突,最终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二战结束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提出,应让德国在战后支付巨额赔款,用于帮助受害的欧洲国家战后重建,同时遏止德国再次崛起。但是,由于汲取了一战的教训,同时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及其盟友最终采取了相反的政策。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形式实施对欧援助,金额合计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在战后“欧洲复兴”的过程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目前尚有争议,但从解决“德国问题”的角度看,该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战胜国放弃了弱化德国的企图,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战后联邦德国抓住西方世界对其采取接纳政策的机遇,一方面积极反省纳粹时期的战争罪行,取得欧洲国家的谅解与信任,另一方面则努力在经济上融入一体化的欧洲,构建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充分释放德意志民族的“经济动能”。这样,不仅联邦德国迅速走向富强,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德国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联手法国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始终尊重其他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甚至似乎总在低调行事。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后,多数欧洲人却已经接受了德国在欧盟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事实。这是因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确在欧洲繁荣与安全格局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至于其在欧盟成员国中的地位最高,则是其经济体量的必然结果。因此,以对外开放拉动经济增长,在战后德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德意志民族的“强国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最终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文明的方式得以实现。
内部条件: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
战后联邦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主要特点是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市场经济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形成比较和谐的社会氛围,增进特定国家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为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特点是分不开的。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2007年德国各行业共发生劳动争议286368次,而同期法国发生1553000次,英国发生1041100次。这说明,德国劳资合作的程度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在全球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控制劳动力成本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德国做的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西欧国家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控制劳动力成本是在国内劳资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的。两德统一后,德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2003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0.4%,在欧盟成员国中仅优于葡萄牙(-0.9%),排名倒数第二。当时的德国被人们称为“欧洲病人”,不仅经济低速增长,而且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都高于欧盟平均值。为走出这种经济困境,时任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格哈特・施罗德推出包括系列改革措施的“2010议程”,内容涵盖劳动力市场改革、压缩社会福利、降低税率、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以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强化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施罗德政府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裁员,同时要求工人忍受就业福利的削减,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当时,欧元区刚刚建成,大量资本从德国流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南欧,德国必须控制劳动力成本才能维持国际竞争力。结果,南欧国家很快就因为热钱流入产生经济泡沫,提前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德国反而得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维持较低失业,在欧债危机过程中“一枝独秀”,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在欧盟的话语权,成为欧洲国家改革成功的典范。
反思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
2007年,欧盟已经把“社会市场经济”写进《里斯本条约》,将这种源于德国的经济社会模式上升到“欧洲模式”的高度。但是,从实践效果看,这种模式所产出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能否实现却有赖于更加复杂的文化因素。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父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在价值观上更加强调勇敢、严谨、服从、纪律、秩序、团结等“自律性”而非“自由性”的品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作精神更强。对其他欧洲国家说来,没有这些文化精神的支撑,即使照搬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全套的制度,恐怕也未必能取得民富国强的效果。
从内在因素看,战后德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产品的优质和创新,而这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底蕴有关。但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基因并非全是精华。在德国崛起的过程中,普鲁士发挥了很大作用。德意志民族强调自律的特性和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结合起来,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恶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深入思考战后德国走向富强的内外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当代世界,坚持对外开放,维护国内团结与和谐是和平崛起、走向富强的必要条件。否则,无论民族的文化基因如何“优秀”,恐怕都不会结出善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