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需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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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摘要】  目的 调查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及其对社区护理服务需求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适合本地区老年人的照顾模式。方法 采用基本情况调查表、sf-36生存质量量表、自理能力量表和社区护理服务量表对长治市1328例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自理能力及社区护理服务需求及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依据张磊的老年人生存质量划分标准，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处于“中(72.1～117分)”占98.5%。影响老年人群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是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长治市老年人对健康宣教、定期体检的需求率高于对治疗性护理的需求率，而各级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的治疗性护理服务率却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体检。结论 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而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需求与社区实际提供服务情况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将全面影响老年人未来的生存质量，故需专业人员积极探索，尽早采取综合措施来满足老年人不断提高的社区护理服务需求水平，从而维持老年人现有的生存质量水平。

【关键词】  老年人;生存质量;护理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then to analyze the factors.methods the quality of life,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demand and utilization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1328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shanxi province was measured simultaneously by sf-36,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community care needs scale, then survey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 test,correlation analysis,stepwise regression.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was proposed by zhanglei,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scored between 72.1-117 reached 98.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as impacted by the ability of caring oneself,marital status,the degree of culture,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 on. the demand rate for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rapeutic care. in contrast, the utilization of therapeutic ca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was a wid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of community car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care. the quail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ill be impacted by this gap in future. community care model was needed to find out by the professionals' active exploration,in order to 1.meet the high level demand of the elderly for community care. ultimatel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was kept by comprehensive measures.

[key words] the elderly;quality of life;nursing needs

2000年我国与全球同步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已有老年人口1.53亿并以3%的年增长率增长。长治市居太行之巅，辖13个县市，2006年总人口312万，老年人34万，占总人口的10.6%，表明本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大城市相比，长治市受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限制，社区护理发展缓慢，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范围局限。为了解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状况与其社区护理需求情况，笔者抽取城区、郊区及三个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入选2009年3—12月，长治市城区、郊区和11个县市(县市按经济条件好、中、差各抽取1个县)的老年人1328名，其中男性718名，女性610名，年龄60~92(68.39±6.94)岁。

1.2 老年人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生活状态等。

1.3 调查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简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老年人自理能力量表ad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及自行编制的护理需求调查问卷。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本次抽样调查采取分层、整群、多阶段抽样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大专及以上专业人员进行入户调查，由调查对象本人填写完成，实名记录，对书写障碍者由调查员向研究对象逐条询问记录。

1.3.1 生存质量量表sf-36问卷

sf-36问卷源自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中心，已被许多国家验证，信度、效度及实用性较好[1]。包括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pr)、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8个维度。老年人生存质量划分标准依据张磊[2]的研究结果而定：良(>117分)、中(72.1～117分)、差(≤72分)。

1.3.2 自理能力量表

adl adl量表由美国的lawton和brody制定于1969年，主要用于评定被试者的自理能力[3]。内容包括使用公共车辆、行走、做饭、做家务、吃药、吃饭、穿衣、梳头(刷牙等)、洗衣、洗澡、购物、定时上厕所、打电话和处理自己钱财，共14项。本量表采用4级评分，总分最低14分，最高56分，≤20为基本正常，>20分为日常生活能力轻度障碍(21~30分)、中度障碍(31~40分)和重度障碍(≥40分)[4]。

1.3.3 护理需求调查表

在全面查阅文献资料基础上，参考健康促进模式，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设计，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法。请有关专家审评调查表，并通过预调查对问卷进行反复修改和补充，其信度为0.82。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学分析。对老年人生存质量、自理能力、护理需求采用描述性统计性分析;对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对老年人社区护理需求与其生存质量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问卷发放情况

共发放问卷1340份，有效问卷1328份，有效率99.1 %。

2.2 老年人一般资料

2.2.1 人口学资料

1328名老年人中， 60～69岁的老人占63.41%，70～79岁的老人占28.46%，80岁以上的占8.13%;农民占总人数的50%;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82.83%;68.52%收入低于1000元;无配偶老年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6.96%。

2.2.2 健康状况

被调查的老年人中患病870例(65.52%)，存在各种心理问题的老年人有838例(63.1%)。

2.3 老年人自理能力

本次调查中，基本正常占76.5%，轻度障碍占24.40%，中度障碍占3.47%，重度障碍占3.01%。

2.4 老年人生存质量

2.4.1 老年人生存质量等级划分

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处于“差”占1.05%，“中”占98.5%，“良”占0.45%。本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2.4.2 老年人生存质量影响因素

将老年人生存质量各维度作为因变量，其一般情况作为自变量，经多元回归分析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可以进入回归方程(p<0.05)。结果表明：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见表1。

2.5 社区护理状况

2.5.1 社区护理需求情况

长治市老年人对健康宣教、定期体检的需求率远远地高于对治疗性护理的需求率。在健康宣教这一维度中，疾病知识宣教需求率最高达25.38%，其次用药指导为16.64%，见表2。

2.5.2 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服务情况

长治市各级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的治疗性护理服务率远远的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体检。在治疗性护理这一维度中，注射或(及)输液的提供率最高达33.28%，其次血压或(及)血糖监测为24.32%，定期体检的提供率最低仅为2.03%，见表3。

2.6 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区护理情况的相关分析

2.6.1 对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需求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需求情况呈负相关(p<0.05)，结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质量得分越低，其社区护理需求越大，见表4。

2.6.2 对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老年人生存质量与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呈正相关(p<0.05)，结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质量得分越低，其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越差，见表5。表1 老年人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2 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项目需求分布表 例

表3 社区护理站实际提供服务情况 表4 老年人社区护理需求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表5 老年人社区护理实际提供服务情况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长治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自理能力、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医疗支付形式。认为其原因为：(1)长治市地处山区，农村人口居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本次被调查者中农民占50%， 经济收入1000元以下者占68.52%，虽然农民的经济收入不高,消费水平偏低，但他们中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本市老年人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小。(2)长治市城镇人口大多参加了城镇医保。问卷调查时，国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落实，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就医费用。(3)长治市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本次调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2.83%，他们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导致其对疾病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不足。(4)sf-36量表主要反映的是调查者主观的生存质量感受。虽然他们中有65.52%的人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有63.1%的人存在各种心理问题，但是这些身心的不适或病痛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思想负担。(5)长治市老年人幸福感指数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幸福感指数较高，说明长治市老年人容易满足。

但是在老年人社区护理服务需求与实际提供服务的调查中，发现老年人对社区护理服务的需求项目与社区服务站实际提供项目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社区护理服务站很少开展老年人需求率较高的健康宣教与定期体检服务项目。随着长治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差距将会不断增加，为了缩小差距并不断提高本市老年人生存质量水平，建议：(1)居家照顾者支持对策：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建议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市场规范化、法制化。改进三级医疗保障制度，构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家庭服务网络，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扩展卫生服务范围。(2)医院和医学院校提供技术扶持：由具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医院和医学院校负责培训基层和家庭卫生服务人员，并成立专门的社区服务组织，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开展家庭访视服务，将护理服务范畴延伸到院外，医院为出院老年人提供上门随访服务。护士进行家庭访视时，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对现存或潜在的护理问题进行干预，使老年人在享受到专业护理的同时，也因获得了相关的健康指导知识而产生安全感，从而有效地应对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红妹，李鲁，沈毅.中文版sf-36量表用于杭州市区居民生命质量的研究.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1，35(6)：428-430.

2 张磊，徐德忠，黄九仪，等.sf-36量表中文版的应用及分级截断点选择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25(1)：69-73.

第2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关键词 城市社区治理域 域动力 合成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1]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曹广存，刘珏，曹春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城市问题，2006（8）.

[4] 周业勤.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学报，2006（4）.

第3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棚户区改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更需要动员广大棚户区居民积极配合和参与。注重发挥居民在棚改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能够使居民成为棚改新区建设的不竭动力和活力源泉。

把“改造人”放在棚改新区社区建设的首位

在迁入棚改新区后，一些居民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社区环境遭到破坏。从平房搬进楼房后，也使原来的熟人邻里关系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居民在心理上会不适应。针对这些情况，棚改新区要注重培养居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增强居民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不仅能克服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抓住以人为本这个社区建设的核心，而且能够激发居民自发、自觉参与社区建设，共同维护自己的生活家园。经验表明，棚户区改造决不仅仅是改造旧房子，更重要的是改造“人”，即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全面提升社区的文明程度。不仅从外观上或物质层面改变旧面貌，更要在内容上或精神层面呈现新气象。

增强居民参与，能为棚改新区建设顺利进行创造良好条件

棚改社区建设除了一般社区面临的工作和任务外，在拆迁回迁、就业、社会保障、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原有的社区组织体系和管理功能难以适应棚户区改造和棚改新区社区建设的需要。因此，只有在棚改新区建设中延伸和健全居民组织体系，搭建居民参与管理的平台，调动居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在城市社区的运用，不仅有利于弥补政府治理失灵，还能有效降低社区治理成本，培养成熟的公民精神。棚改新区发挥各种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理功能，通过热心公益的居民骨干带动广大居民参与管理，有效弥补了社区治理中政府部门鞭长莫及、居委会能力有限的缺陷，为棚户区改造和棚改新区社区建设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无偿也无限的社区志愿服务，会受到棚改新区居民的普遍欢迎

第4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第5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论文关键词：社区教育；管理创新

社区教育是一项涉及到居民群众学习利益诉求的社会事业，社区教育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不仅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指明了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

一、社区教育管理的理念创新

理念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在认识事物中具有先导、指导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理念创新，又主要指关于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管理者之间、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及价值的诠释与定位。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社情、民情，在社区教育管理中，究竟要创新并树立哪些新的理念呢？笔者以为：

一是要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政府、社会、市场都是推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互相平等的主体。要从历史上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单纯采取行政管理、轻视社会主体作用、排斥市场取向的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从一元独进向多元协同管理转变，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

社区教育管理，要改变过去单一行政管理的状况，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看作相互平等的主体，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居民是社区教育真正的主人，要尊重居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互平等尊重，确立共同愿景，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二是树立公共治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良性互动、合作协商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单一政府的权威，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社区教育原本就带有较大的自治色彩，是居民群众自发参加、自主管理、群体享受的事情，因此，在社区教育中，引进治理的理念，既有现实的民众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治理当然包含管理的意涵，但治理是在主体之间平等尊重理念指导下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居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就能开创社区教育的新局面。

三是树立社区教育主体性发展的理念。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笔者理解，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发展为本，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中心，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区发展的目的。社区教育原本就是群众性、平民化的教育事业，为了居民，依靠居民，成果惠及居民。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居民广泛发动起来了，参与到社区教育中来了，居民的智慧力量贡献给社区教育，把社区教育办成为居民满意的教育，社区教育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没有居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教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是树立管理即服务的理念。领导就是服务，管理也是服务，服务居民是社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发展社区教育是为了居民，居民自己的事情，要支持居民自己来管，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管控。政府也好，教育及相关部门也罢，办好社区教育，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恩赐，而是一种服务，一种服务惠民。如果居民不能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素质提高、学习快乐、精神享受，社区教育就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二、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往往把政府视作惟一的主体，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具有自上而下管制的内涵，而被管理者则是政府的附属，两者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价值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不平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行政管理必须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手段，逐步形成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新模式。

我国的社区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实验探索，业已形成“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新格局，为社区教育管理改革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

要深化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下一步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作为社区教育的领导主体，如何创新执政的理念与方式，从直接管理、具体管理中解放出来，着力培育并发挥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作用；社会、社区要成为一个主体，如何改变目前组织化程度以及素质均不够高的现状，提高参与管理的素质与能力，从配角变成主角，从而取得与主体地位相称的话语权；社区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而市场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益性行为，但公益并不等于无偿或免费，如何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适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从制度体系、政策法规方面，明确规范政府、社会、市场几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职责功能，都需要假以时日予以解决。

管理不是控制，但也不是不要管理。在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依附—游离—组织的变化过程，管理和秩序是必要的。但管理的理念与价值观需要变革更新，在平等尊重引导的观念指导下，帮助与支持人的发展。特别在城镇（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更要通过社区教育的管理与服务，把农民转化为市民，进而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公民。

三、创新社区教育管理载体，实现教育惠民根本宗旨

坚持重心向下，推进社区自治、居民主体的社区教育发展。社区自治，这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自治的本质特征，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直接管理与干预，而是依靠居民及其组织的力量，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居民组织起来，民主选出代表，自信自立自律，带领居民发展；调动居民积极性创造性，运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途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园。

成都市锦江区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对社区教育实行网格化管理，坚持重心下移，注重基础建设，从去年开始，在居委社区层面建立居民学习点的基础上，又往下延伸，分期分批建立“院落学习室”，拓展社区教育服务空间，配备服务设施，提高供给能力，扩大服务覆盖面，把社区教育学习送到居民院落、家门口，形成方便居民的“学习服务圈”，使居民群众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更多实惠。

上海嘉定区多年来，通过实验项目的形式，注重创新社区教育载体，初步形成了五种社区教育新的学习载体：一是嘉定工业区于2005年启动了 “百姓学习中心户” 建设项目，将教育学习重心下移到了具有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中心户，带动周边居民的学习；二是嘉定镇街道2007年由草根团体发展而来，建立了以学习为动力，扩及邻里互助的“睦邻点”组织形式；三是华亭镇2006年建立“农家书屋”，形成了一个方便居民学习和培训的园地；四是徐行镇借助“村组党建”平台，建立了社区教育的基层学习载体“村组家园”；五是马陆镇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小区，2007年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形成了又一种新的新市民学习组织形式。总体上看，上述几种教育学习的载体，深化延伸了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覆盖面，走出了一条重心向下、方便居民、教育惠民、特色鲜明的发展新路子。

从社区教育的本质看，民间组织是居民主体性的价值追求，是居民主体性的组织表现。总的看来，社会成员必须通过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来表达意志、反映诉求、体现参与、贡献才智的。在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将作为一个主体，包括代表公众利益的社团，或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社团，与政府合作，共谋发展。特别是在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在地方性、社区性的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更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类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生活休闲为主体的、居民自发性的社区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尚难以承担街镇乃至区县一级社区教育的任务，距离一个社会主体的角色要求还要继续历练与攀登。

四、搞好支持服务，重在教育惠民

社区教育管理的现实要求，是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根本宗旨则是教育为民、教育惠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更要追求优质服务。搞好社区教育中的服务，主要表现在：

（一）调查需求，满足需求

社区教育是以成人为重点的全民终身教育，必须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满足需求为宗旨，因此，坚持经常性的需求调查，以需求作为制定社区教育计划、决定学习内容与形式的重要依据，应当成为社区教育治理第一位任务。

（二）建设学习资源，搞好资源供给

教育资源供给与群众对教育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搞好社区学习资源供给，就要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资源，特别是社区内学校教育以及各类文化资源，开放共享，扩大效益。目前，已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习资源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全民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有计划地整合、建设、推介、评优，给居民群众提供尽可能适需对路、特色优质的学习资源。

（三）搭建学习平台，搞好支持服务

社区教育治理，要突出重点，重心向下，方便群众，为居民搭建学习资源平台，打造便民学习服务圈，逐步做到居民有什么需求，我就提供什么服务，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我就随时、随地提供，居民有什么学习障碍或有求助，我们就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供帮助。

第6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关键词：网格化管理；碎片化社会；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随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城市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碎片化”成为基层社会的新形态。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应对计划体制下社会结构的传统管理模式也趋于瓦解。在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碎片化社会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网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于在设计理念以及内在机制方面的缺陷，网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区的应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将回溯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深入分析其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从而实现协同治理格局的建构。

一、网格化管理之勃兴与特征

在单位制逐渐解体、社区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背景下，社会事务向社区累积，但其尚未达到独立承担管理职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压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须寻求新型管理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技术治理”，即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并且国家在实现自身管理目标时，其管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网格化管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技术应运而生的。

学界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内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认为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一般一个网格内常住人口为4000-5000人），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2]。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开始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这种新型管理体制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诸如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区“4+6”模式、山西长治”三位一体”等典型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管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特色和优势。

1.统一进行网格规划与实施

城市网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预先规划和有序实施。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城市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市区联动的工作思路，将网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网格化管理的运行需要以全市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信息数据库为支撑，然后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单元网格，统一进行城市部件普查等，从而形成全市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指导手册，从而保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稳定运行。

2.明确划定各层级管理职责

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网格”，从而在“区―街道一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实行市、区两级分工、监管分离的体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权责不清的种种弊端，理顺市、区、街道各级之间的关系，将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体的权责界限更加清晰明确。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网格化管理借助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作用，加之权责的清晰化所带来的人为因素干扰的减少，有利于职能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处理问题，突破了传统管理模式反映问题的环节过多的弊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整个问题处理流程的时间明显缩短，结案率大幅提高，从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实践之局限

网格化管理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话语背景下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广泛应用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值得肯定的是，网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构和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体现出明显优势。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层社会中往往出现“管理失灵”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过高

网格化管理是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期而创设，依托于信息技术和科层管理结构，将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层社区，进而应对和社会纠纷，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尽管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开通了较为便利的信息反馈和处理渠道，减少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的现象，对于政府行政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网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应急措施而被运用到相关活动和事件中。虽然使社会治理水平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但其性质仍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从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广泛质疑。

2.抑制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网格化管理通过“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科层式管理，体现出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3]。政权力量对以网格形式存在的社区进行全覆盖式管控，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基层社会，而且将各利益群体直接纳入进行政性管理，体现出“总体性支配”所不具备的精准性和强制性的管控特征，严重削弱社区的自治能力。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将引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进而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3.全能网格的风险问题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对社会治理压力的增大和社区在承接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条块分割式管理和加强部门联动的重要目标，网格化管理已成为政府创新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然而，在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4]。“全能网格论”造成“管理依赖症”，即确信一切问题和纠纷都可以通过网格加以解决、一切资源和服务都能够通过网格来提供。这势必造成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等社会治理主体的成长，影响社会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网格化管理之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社区日趋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级管理体系利用科层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个体进行组织管理，导致行政力与基层社区的自治力的对接处出现“管理缺口”。因此，建构协同治理格局，关键是要实现政权力量与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从以下两项策略着手进行：

1.推动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实现协同治理局面

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是基于政府对社会资源和权力进行全面垄断的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这与当前“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深入合作来管理社会事务的话语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紧密衔接，民间组织则充当桥梁作用，通过三者的协同配合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必须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简政放权来明确自身定位，正确履行管理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其次，自主性社区建设需要政策法规和资金的强力支持，鼓励社区利益和志趣团体有序发展，积极培育社区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区事务管理上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碎片化的个体重新整合，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向社区内部稳步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调控矛盾、化解纠纷、扶贫帮困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2.以社区服务联动多元治理主体

社区服务着眼于社区需求，主要面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是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另外，社区服务也是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既包含联结政府公共服务的诸多服务事项，也涵盖了许多社会组织的服务内容。因此，社区服务可以作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断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专业组织的发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规引导，进而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向社区居民提供系统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务资源来满足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需求，使社区重新成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和谐社区的建设。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应是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迈向与民间组织和群众的参与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以社区服务来衔接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与社区自主发展的紧张和冲突。以服务为导向，淡化科层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够赋予网格化管理以全新意义，使之在碎片化社会形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田毅鹏，薛文龙.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J].学海，2012（3）.

第7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创新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着力推动四个转变，即推动由“轻”向“重”的转变，即屏弃过去重视经济建设而轻视甚至忽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的落后观念，把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的任务，摆上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由“堵”到“疏”的转变，即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口前移，在重视创新解决各类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要注重创新源头预防和引导化解的措施，实行标本兼治，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推动由“散”向“合”的转变，即努力克服当前某些社会管理领域仅是某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单打独斗”的格局，努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推动由“冷”向“暖”的转变，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理念，充分尊重综治对象，努力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文明管理、热情服务，实现“情、理、法”的统一。

多渠道保障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财政投入机制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将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形成与地方财政同步增长机制。2．实行专项扶助。借鉴某些地方做法，每年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社区建设的福利服务和公益事业。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由政府出资，社会提供服务。3．加大配套设施投入。由政府投资，按规划同步建设配套的政务管理用房等。加强社区公共配套服务用房的规划、建设、移交等环节的监督管理，确保社区公共配套服务用房的足额及时移交。4．鼓励社会投入。积极探索建立政府投入与民间投入相结合、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社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的社会事业投入和发展机制。

着力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社

1．搭建管理服务平台。探索建立由街道或民政部门牵头的集政务服务、公益服务、市场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实行“一门受理、内部协办、资源共享”，满足居民各个层次的社会化服务需求。2．推动城市执法职能向社区延伸。探索建立“边界统一、协同巡查、分类执法”的社区行政管理执法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和范围，形成管理主体清晰、执法到岗到位、一线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3．提供及时有效的社区服务。整合社区各类资源，积极开展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基本服务，启动居家养老、育婴托幼、美容保健、健身娱乐等新型服务，着力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社会化，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

积极推进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的科技现代化

第8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关键词：机构；服务大厅；社区公共服务；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0-0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以英国《济贫法》为标志，早期公共服务主要针对特殊人群，以社会救助为主要内容。二战后伴随着各国国内社会问题的增多，国民对社会服务需求的上升及各国经济的复苏，欧美各国开始了大范围的社会服务普及运动，社会服务的立法和实践得到极大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西方各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果捉襟见肘，每况愈下。由此，英美等国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率先开始了政府部门的民营化改革，并引领了波及全球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浪潮，其中机构化（agencification）运动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8年，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方案》，标志着创设机构（executive agency）的开始，随后相继成立了130多个机构，[1]政府宣布将把90%的公务员转到机构。这些机构执行着政府不同性质的职能，所涉及的公共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如社会福利的管理、狱政的管理、证照的审核签发、救济金办理、就业管理、会议服务、军需供应、工商注册、专利保护、破产服务、标准计量、地产登记、药品管制、天气预报、农牧渔业服务等。[2]随后，这股风潮一直从欧洲到北美继而波及亚洲和非洲。机构化被视为是政府行政系统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服务需求增多而导致的政府职能扩张与政府机构精简压力之间的矛盾。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经济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社会问题与社会服务的需求激增。政府面临精简机构与提高服务质量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服务型政府理念之下，如何在控制政府规模的同时满足公共服务需求，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社区作为承接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我国部分地市根据政府的要求，做出大胆尝试，探索各种不同的社区服务形式，产生了一些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社会组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总体来看，社区组织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如何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整合社区服务载体，重构社区治理结构，以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社区公共服务的基本形式及存在问题分析

社区公共服务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要为目标，以社区服务机构为主体，面向社区全体居民提供公益、公共服务以及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无偿、低偿或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服务。[3]福利性和公益性被视为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1987年民政部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城市社区服务会议，1989年在杭州又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服务经验交流会，此后，社区服务广泛兴起，发展迅速，规模日益壮大。伴随行政体制改革及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社区越来越成为承载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和居民自主服务的基础平台。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了几种代表性的服务形式――服务大厅、流动服务站及为民服务模式，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也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特征。

1服务大厅模式。该阶段以建立社区工作站或社区服务中心为标志，基本做法是，在社区设置“敞开式办公、一门式服务、一站式管理”的服务大厅，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社区行政管理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这种模式自2000年武汉市江汉区探索实践以来，掀起了全国各地社区体制改革的浪潮，先后出现了诸如上海模式、铜陵模式、北京模式、沈阳模式、盐田模式、南京模式等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这些模式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在改革的侧重点上也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都是以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为重心，依托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建立相应的组织形成一定互动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学者把其统称为“社区工作站模式”，即“服务大厅模式”。[4]

2流动服务站模式。社区服务大厅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固定区域内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居民的需求。然而，对于一些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或者居民居住比较分散的大型社区，服务大厅设置上的固定性限制了其服务提供的可及性。作为对服务范围的一种弥补，一些地区创新出流动服务的方式，即流动站模式。该模式主要针对山场广袤、地域狭长、交通不便、群众办事路途远等问题，采取流动上门服务的方法，为群众提供流动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好。流动站模式以基层政府为依托，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以流动性为主要特征，在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一方面，将社区服务的咨询和信息带到居民家中，就地解决居民的生活难题。另一方面，在贴近居民的过程中，及时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的动态及需求，将新情况反馈给社区服务机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流动站采取“订单化”的分类管理方式，工作人员从基层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

3为民服务模式。居民模式以社区居委会为依托，在社区设立居民事务全程代办站，提供政务代办、事务服务。2001年至2003年间，针对群众反映的办事难问题，浙江省玉环县、重庆市大足县、安徽省郎溪县、山东省莱西市、北京市怀柔区先后开创为民服务。2008年1月19日莱西市的为民服务制获得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16家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后，为民服务更是广为传播，各地政府竞相开展。从为民服务涉及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居民日常生活急需的各种服务，发生在与居民的日常需求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部门。流动服务站通过延伸服务线打破了社区服务提供上的地域限制，扩展了服务范围。而为民服务制则通过政府内部的流程再造，改变政府的服务理念与工作方式，满足了居民对便捷化、优质化服务的需求。

无论是作为社区服务主体的服务大厅模式还是作为补充的流动服务站模式或是为民服务模式，表面来看，均改变了政府服务方式，提高了服务效率，在社会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度，然而，如果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区管理模式、重构社会治理结构的角度来说，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需求导向不足。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社区居民是社区服务的对象，也是社区服务的目标指向，社区需求结构决定着社区服务的内容、方式和重点。以“需求为导向”的逻辑，体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价值所在。经过各地多年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的探索和实践，服务大厅模式的运作已相对比较成熟。然而，以政府指令为导向的动力机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思维限制了其发展空间。而作为对服务大厅模式在地域上和形式上补充的流动站模式和居民模式，也表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中国特有的压力体制、逐级发包、目标管理责任制不仅描绘了政府机构任务实现机制，同样也解释了为民服务的运作机制。[5]因此，无论服务大厅模式、流动站模式还是居民模式，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社区服务的逻辑起点，造成需求导向不足。

第二，管理层级混乱。从目前我国各地社区服务实践探索来看，可以划分为分设模式、下属模式、条属模式和专干模式等几种基本类型。[6]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管理模式，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理顺社区管理体制，造成包括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社会服务站等多重治理主体间关系上的混乱。流动服务站在本质上是基层政府或各部门的派出机构，居民制在组织结构上，则借助现有的区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各组（小区），分别设立服务中心、服务站和点，或依托现有的行政服务中心来运作。[5]从表面来看，服务大厅、流动站、为民服务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呈现互补效应，实际上多重服务载体使得原本混乱的社区管理体制更加复杂。

第三，主体责任模糊。虽然在社区管理体制的探索中出现了诸如武汉百步亭、上海罗山会馆这种走在社区治理前列的典型，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合作共治，但是，从全国社区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多数社区中心服务人员仍以政府公派为主，如果加上流动服务站和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则公派比例更高。流动站的服务人员主要是从现有职能部门抽调，站的服务人员同样主要来自现有机构或相关职能部门，员只是起穿针引线或督促作用，这实际上使得基层政府、各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进一步模糊了相关主体的责任，同时也加剧了社区管理的碎片化程度。[5]

第四，缺乏灵活性专业性。由于服务大厅、流动站、制的服务人员以公派为主，特别是流动站与点作为基层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在本质上其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无异，同为官僚体制。那么，所有官僚体制存在的弊病同样会出现在这些派出机构上。带着管理思维而非服务思维来提供公共服务，造成公益性有余而灵活性与专业性不足，服务质量与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三、服务模式――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应然选择

1改革社区管理体制。近年来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各地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组织流程再造来探求整合社区资源的途径，但由于改革理念上的偏差，一直未能摆脱“垂直整合”的传统思路，各种尝试没能从根本上理顺社区体制。城市社区在事实上形成了“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治理结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7]从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来看，我国发达地区社区社会服务模式可以归纳为体制吸纳型，即以政府为核心，通过一定的吸纳渠道（社会服务方式）、吸纳机制和吸纳平台开始将社会服务的提供职能与生产职能相分离，实现社会服务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分工与合作。[6]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服务大厅模式、流动站模式还是为民服务模式都只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在管理体制上也摆脱不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框架。

2011年，民政部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中提出，逐步建立面向全体社区居民，主体多元、设施配套、功能完善、内容丰富、队伍健全、机制合理的社区服务体系。新型社区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面临着理念、体制、机制全方位的创新。最根本的是要打破既有的体制框架，理顺管理主体间的关系，重构社会治理结构，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服务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能否打破“体制吸纳型”这一格局，以市场、社会为中心进行体制创新。

自1951年蒂特马斯（RTitmuss）第一次提出“社会服务”概念以来，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已成为当代福利国家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伴随着从早期的补缺型服务向普惠型服务的提升，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模式也在不断创新。特别是对制的灵活运用，不仅实现了对公共部门这一庞大系统工程的改造，也实现了社会服务的有效供给。

在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的关键阶段，经历着与发达国家的类似阶段，同样面临着政府与社会的系统改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服务模式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一般认为，机构是一个由专门的立法机关设立的执行专门职能的官方自主机构，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序列和公务员体系之外的法定实体。[8]它们是承担行政执行职能的公法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职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并由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机构意味着一种“分散化公共治理”[9]局面的出现。

借鉴西方经验，我们可以撤消目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执行机构或派出机构的社区服务中心、流动站或站，统一打造“社区服务机构”这一综合性的平台。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的分类（主要有行政事务类、居务管理类和社会服务类）为基础，将三类服务项目承接出去，在社区管理层面上实现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基层政府就此脱离具体服务项目的提供，社区服务机构则扮演政府“大管家”的角色。街道办不再作为基层社区管理单位，而是社区发展核心部，专司决策，负责与社区居委会协商制定社区发展政策与规划；社区服务机构则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具体项目的提供，由此实现政府职能自上而下的“纵向”分权到由里及外的“横向”分权的转变。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社区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还能全面推动社区管理体制重心下移的改革。

2构建社区服务机构的运行机制。第一，在人事安排上采取经理负责制、合同制管理。首席执行官（经理）是机构的负责人，该职位向全社会开放，通过公开竞争招聘产生，实行合同聘任制，只对社区发展核心部首长负责，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没有任何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在竞聘别重视吸引私营部门的管理者担当此角色，借此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工作作风。机构的负责人对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人员任用、工资福利、财务管理等享有自和独立性。社区服务机构（即整合后的社区服务提供组织）与社区发展核心部（即改造后的街道办）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

第二，在组织架构上以框架文件和首席执行官为主要构成要素。框架文件是社区发展核心部与首席执行官之间签订的一种协议或工作合同，文件规定服务机构的使命以及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和权限机构存在的目标，一般有效期为3到5年。框架文件以长期规划和年度报告为基础，社区发展核心部承担制定框架文件并根据年度审查修改框架文件的责任，机构负责人即首席执行官则对既定框架达到最佳结果承担个人责任。[2]

第三，在内部管理上采用以项目制为主的企业化运营。在社区服务的主要类别中，除了涉及社区发展政策方面的行政事务需交社区发展核心部制定以外，其他行政事务和居务管理事项均可交由社区服务机构承担。即便像市容监察、行政执法、公共信息采集等这样的行政事务，社区发展核心部也可授权委托社区服务机构执行。而对于大量涉及社会服务类的项目，社区机构可以着眼于现代化的管理原则，采用企业化管理，以公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公开招标，合同出租，启动项目管理，明确业务范围和责任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机构从政策的出台到执行均需“对上负责”，委托链条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无论是目前的服务大厅、流动站亦或是为民服务均呈现出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如果政府服务的理念没有根本改变，任何形式上的改造只是换汤不换药。社区管理体制及模式的创新重在实现政府服务理念由目标责任制向需求导向型的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作为社区服务执行机构，直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居民是委托人，而机构是名副其实的人，承接居民交办的事项。

现存的三种主要社区服务模式表面上看扩大了服务范围提高了服务质量，实际来说却使得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单从不同地市社区管理模式之多就足以证明管理体制本身的混乱。而服务模式意在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服务与一门化管理，实现社区管理体制的彻底变革，通过整合现存的各类社区服务载体，从而打破职能壁垒，理顺管理体制。社区服务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分解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防止因政府社会服务功能扩大而导致的机构膨胀现象；另一方面，对合同制在不同领域的广泛运用会带来全新的公共治理格局，重构社区治理结构。

采用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的社区服务机构，将服务出售给最适合的组织去承担，后者可以是非营利组织、私营企业，由专门人才和部门完成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引导社区服务朝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而这正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谭康林.欧洲国家的机构治理[J]. 欧洲研究， 2010，（2）.

[2] 王玉明.英国中央政府执行机构改革[J].地方政府管理， 2000，（5）.

[3] 刘志昌.转型期构建社区公共服务模式探讨[J].理论界， 2005，（12）.

[4] 詹成付.社区建设工作进展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491-498.

[5] 雷尚清，刘蕾.为民服务：演化逻辑及其困境[J].中国行政管理， 2012，（12）.

[6] 林闽钢.我国社会服务管理体制和机制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3，（3）.

[7] 卢爱国.公共管理社区化：模式比较与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 2008，（6）.

第9篇：社区治理需求范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着眼于群众所急所需，强化社区服务职能，打造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平台，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工、义工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并将每个社区的每个楼宇建成各具特色的温馨家园，走出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

专题调研组成员：

谢志强 朱红文 陶建群 陈楠

初夏时节走进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下称“克区”），我们被这里的景致所吸引：街道洁净规整、树木葱茏茂盛、建筑错落别致，蜿蜒清澈的克拉玛依河穿城而过，呈现一派祥和景象。如果说引水工程给这个昔日的戈壁滩带来了生态改善、经济腾飞的契机；那么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荣誉的取得，则开启了克区社会治理跨越式发展新的起点。

近年来，克区以社区服务作为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数字化城管三个服务平台，推出养老、青少年社区教育和楼宇文化三个服务品牌，形成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社区治理：管理和服务互动融合，构建和谐温馨社区

在北斗新月社区心相印苑走访中，杜女士告诉我们：“我骨折期间，邻居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爱。”“独居的杜女士得到邻居帮助，得益于楼宇理事会的倡议。”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冯秀云介绍说，“楼宇理事会是小区的居民自治组织之一，在联系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区现辖58个社区和一个农牧业乡（不含驻区团场），社区的和谐稳定事关全区大局。克区区委书记张虎介绍说，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克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极大挑战：民族构成多样化、群众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亟需创新社会治理的平台和方式。为此，克区以社区治理为突破口，寓管理于服务，倡导居民自治，着力提升居民幸福感。

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就得以人为本，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积极化解民忧民怨。克区在探索完善社区治理中，逐步形成了综合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五百”工作机制。据克区区委组织部长梁武军介绍，“五百”工作机制，指的是以150-180户居民为单位，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责任区，由社区关爱居民联络员（两委成员）带领社区党员积极分子、楼栋长、单元长骨干等组成服务管理团队，串百家门、知百家情、管百家事、解百家难、暖百家心。通过“串门”、“知情”了解掌握所在单元及居民的全面情况，通过“管事”、“解难” 及时反馈居民需求，组织提供各类专项服务，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社区居委会的热心和社会各界的爱心送到千家万户，从而实现 “暖心”工作目标。

为保障该工作机制的顺利运行，克区制定出台了配套制度，如“分片包户”、“民情日记”、“一岗双责”、 绩效考核等制度。这些制度调动了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能。在“五百”工作机制的推动下，克区建立了项目齐全的居民档案和社区资源档案，建立健全了社区警务室和社区调委会，组建了由社区民警、协警、义务联防队、红袖标、治安信息员等组成的综治维稳队伍，把社区建成了综治维稳的前沿阵地，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提供了基础数据来源。

如果说社区优美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让人舒心，那么贴心的互助帮扶则让人暖心。在社区服务中，克区还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坚持打造“一楼宇一品牌”，并给予活动经费支持，通过楼宇文化活动进一步扩大居民的参与和互动，有力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从2008年开始，北斗新月社区就着力打造特色楼宇文化品牌，如心相印苑的“百家宴”、团结苑的“楼组拔河赛”、连心苑的“邻里情”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克区丰富多彩的楼宇文化活动，营造了亲善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了社区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克区副区长刘进夫认为，克区社区建设有四点经验：一是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二是资源共享、共驻共建；三是责权统一、管理有序；四是扩大民主、居民自治。目前，克区正朝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治理体系目标迈进。

社会组织：承接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打造“一老一少”服务品牌

“社会组织是为承接政府职能而生，因解决社会矛盾而生，因满足社会大众需求而生。”胜利路街道乐龄社工服务社的总干事岳素君谈起工作滔滔不绝：“社工是社会的剂，每当看到所帮助的青少年打开心扉、融入社会，我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为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克区积极引导培育社会组织，打造专业化的社工队伍服务群众。据介绍，乐龄社会工作服务社是克区首批注册的民办非赢利企业，致力于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专业服务，如社区六点钟学校、重度残障少儿关爱、问题青少年帮扶等项目，在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犯罪，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区是离退休“老石油”的主要居住地，截至2013年底，60岁以上老人已达27608人。对此，通过有序整合社会资源，克区构建起“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克区相继建成老年活动中心、 25个社区养老日托中心（站）、专业养老机构“克拉玛依黑油山老年社区”等设施，其中，社区养老服务覆盖54个社区，居家养老基础设施服务覆盖面已达社区总数的93.1%。在古尔邦节、春节、敬老宣传月期间，开展对高龄、孤寡、残疾等各族老人慰问，老年优待政策和优惠待遇不断优化，并及时兑现。

截至2014年5月底，克区社会组织达497家，其中，社会团体27家、民办非企业56家、社区社会组织414家，142人取得社会工作师认证。近两年，克区购买公共服务已覆盖了养老、治安、文化、科普、教育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8个民生领域。此外，克区还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当前共有19617名义工，团体义工队伍共27类703支，开展了医疗卫生、心理辅导、剪纸编制、书法绘画等服务项目。2013年，共开展各类活动20197次，受益群众达189180人。

可以说，克区社会组织发展有序渐进，社会工作形成了社工引领义工，义工辅助社工，义工发动群众，群众参与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良性循环。

数字城管：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安全感

2014年6月10日，监督员阿曼古丽巡查网格时发现园丁小区2号楼旁的上水井盖破损，她于16：45分将信息上报数字化城管平台，半小时后，相关工作人员受理核实，将此案派遣至供水公司，供水公司当即派人赶赴现场并修理完好。事后，监督员再到现场核查并反馈城管平台结案归档。该事件从信息采集到结案归档共用了2小时8分钟。

每天早上，配备具有GPS卫星定位功能的“城管通”的克区城市管理监督员会出现在自己的责任区里，采集、反馈着相关城市信息，包括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施工管理等各类公共问题。与此同时， 城管指挥中心有数十名工作人员同时受理来自监督员、“12319”热线等各渠道反映的问题。

据了解，克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于2008年9月正式开通运行。2009年，克区通过了国家住建部的验收，被授予“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区”的称号，成为西北第一家通过验收的城区。克区构建的“源头治理、常态管理、应急处置”的服务体系，通过利用基础数据采集成果快速定位，高效协调各业务部门快速处置，有效化解了社会各类不和谐因素。截至2014年5月底，该平台共协调处置各类案件5965起。其中，“12319”城管热线4500起，临时处置案件718起，车辆巡查发现问题747起。案件处置回访满意率达到100%，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除了数字城管的建设，克区还完成了社会事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社区卫生信息系统等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安装了全球眼监控系统，为打造高品质和安全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化的应用，不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安全便利，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还打破了原来的各区独立建设、分块管理的状态，实现了数据和应用统一集中管理，有效整合和运用了各种资源。这种流程的再造、机制的创新，在润物细无声中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变。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陈楠）

责编/王志远 美编/于珊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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