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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的诗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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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的诗句

第1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全球债务体系下的新兴债权大国

当前,全球储备失衡和全球债务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累积。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债务余额超过对外资产余额,成为对外净债务国。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50%,新兴市场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这就形成了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债务循环。因此,全球的失衡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

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同时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

首先,我国是“官方债权国”而不是“私人债权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1/6,我国是典型的“官方债权国”,财富管理的风险更为集中。

其次,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引发重大资产损失的风险。

再次,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使央行的冲销难度不断增大,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增大。比如,在不能完全冲销时,本可以提高利率来缓解流动性过多压力,但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稳定汇率,就必然难以绕开“不可能三角”困境,货币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间必然受到压缩。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的上升,中国债权国也遭受非常大的风险。6月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至8437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债,与此同时,随着日元的走俏,我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迄今为止,我国已经连续6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万亿日元,约200亿美元的日元金融资产,几乎相当于前5年买入规模的5倍。

作为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和日本步入持续增长的债务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2倍,而随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复苏步伐,而个人资产增长乏力,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预计几年之内日本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不可避免,资本与负债的缺口会越来越大,日本政府的国家信用将受到重大打击。“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使美国和日本陷入死胡同,债务危机并非小概率事件。

应重新审视债权大国地位

中国该到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高度关注国家财富的时候了。除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外,对外储管理应该适时转变思路,只是在美元、日元、欧元资产之间转换,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要进一步壮大财富基金。

当前,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略投资者。据美国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2010年3月,全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一些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

相比之下,我国财富基金不但规模小,而且股权投资比例小。从规模上看,我国财富基金主要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等三支,管理约3471亿美元、2888亿美元以及1465亿美元的外汇资产,分别占我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4%、12%以及6%;从投资结构看,我国财富基金过分重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中司2008年的资产配置中现金类资产占87.4%、固定收益证券占9%、股权投资仅占3.2%,与全球财富基金平均资产配置水平债权25%、股权45%以及其他资产30%存在较大差异。

第2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而且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故选择以下变量指标,然后运用多于统计分析,以期能揭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是如何影响消费需求的,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被解释变量。本文是研究农村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的,因此采用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需求,而收入分配是通过降低或升高平均消费倾向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的,因此用中国农村居民各年的平均消费倾向来反映消费需求,平均消费倾向越大,表示农村消费需求越大。

2.解释变量。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知,收入随着时间轴上的增加而导致平均消费倾向的减少,在横截面上,同一时间收入水平高的收入组具有更低的消费倾向,消费价格波动也会对消费者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其他价格因素的影响,如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而模型中加入太多的解释变量会使参数估计更加困难,同时或许会带来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将主要选取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指标。

二、模型设计

1.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如下的回归方程来考察解释变量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其中APCt表示中国农村居民各年的平均消费倾向,表示各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Ginit表示各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由于农村基尼系数只能找到1985年-2011年数据,本文以1985年-2011年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计算:APCt=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100,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化量/前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

2.模型的实证分析。由于模型所用变量均为时间序列,而时间序列往往是非平稳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各个变量是否为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不存在伪回归。

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估计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各变量都为I(1)序列,因此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序列本身即为单整序列,但其一阶序列仍然是单整的,本例也认为它是I(1)序列)。

利用O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进行协整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从以上的模型估计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1)收入增长速度变量的系数为-0.2768,说明农村居民的收入每增长1%。则平均消费倾向减少0.28%。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但是程度上变化不大。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已经与收入水平呈反比,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将逐渐下降。(2)农村基尼系数的系数为-0.6982,表明基尼系数每上升0.1%,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下降6.9%。这个结果表明在我国农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率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三、政策建议

第3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一、背景

1.中国储蓄水平

在我国,储蓄一直是居民对资产最传统、最重要的处置方式,我国储蓄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中国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13年9月,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国家。同时,我国也是目前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居民储蓄率已超过5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2.中国人身保险业发展现状

自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我国保险业也经历高速发展阶段,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现为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不足。我国人均人身险保费2013年仅为110美元,人身险保费占GDP比重仅为1.6%,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6美元、1.9%;更为甚者,我国人身险的保险密度、深度也远低于与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因此,我国人身保险业的发展前景良好、潜在需求巨大。

二、理论分析

马歇尔将寿险就视作一种储蓄的方式。马歇尔认为,人们购买寿险保单是为了对“家庭情感”进行储蓄。虽然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但是保险产品在个人理财规划中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保险产品是一种二元化的理财产品,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理财需求。保险产品包括传统保障型产品和新型投资型产品两种,传统保障型产品通过消除生老病死等人身风险对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发挥其经济保障功能,从而确保家庭财务上的稳定性。而新型投资型产品不仅为个人提供保障服务,还可以通过个人直接参与公司管理的投资活动的方式,实现个人资产的增值。第二,保险产品能通过独特的税收减免政策,充分发挥其理财成本优势。例如我国税法规定:寿险产品给付的身故保险金免征受益人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第三,保险产品具有融资的附属功能。长期寿险产品,保险合同中一般都约定了保单贷款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急需资金而又不愿终止保险保障的情形下,可以以保险单向保险人申请质押贷款,以简便的程序迅速解决现金流短缺问题。第四,长期的年金保险产品,有助于实现生命周期内财富的跨期配置,实现个人消费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最优水平,同时可以为长寿风险提供充分的养老融资安排。根据国际经验,寿险的发展,或者说是公众对寿险的需求,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1.替代效应

1977年,莫菲特在单期模型假定条件下证明出,当个人风险厌恶且绝对风险厌恶递减,保险与储蓄存在替代效应。Dionne和Eeckhoudt(1984)延续莫菲特的研究思路,在同一个框架下讨论最优保费、储蓄和保险决策,他们研究表明无风险资产投资是保险购买的替代。

“人的生命价值”理念很早就被用来解释人寿保险经济学原理,并被视作人寿保险理论基础。休伯纳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源于人们经济劳动力收入能力的资本化货币价值。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指出,人身风险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两部分,既直接增加了医疗支出,又间接导致了劳动供给减少,从而导致收入损失,即均可用货币价值进行度量。由此,关于对保险与储蓄关系的分析适用于分析人身保险与储蓄的关系。

在上述基础上,再加上人身保险理财工具属性与储蓄功能冲突,短期来看,居民收入有限性使二者间必然存在替代效应,居民储蓄的增加将导致保险需求的降低。

2.收入效应

莫森(1968)研究表明,只有在损失远超保费且绝对风险厌恶系数递减条件下,人们对保险需求才会随财富增加而降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保险需求随财富增加而增多,或不受影响。

马斯洛研究表明人们总是从追求低层次需要满足开始,逐步提高需要满足的层次。低层次需要是基本需要,也是迫切的需要。保险作为一种管理风险的办法,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人们在满足了基础生理需要后,会开始关注高层次需要。因此,满足安全需要的心理诉求会驱动人身保险需求不断增加,而这是建立在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分析,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财富水平不断提高,人身保险需求也会增加,即收入效应主导使储蓄和人身保险呈现同方向变动,储蓄增长对人身保险需求呈现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与数据

由理论分析可看出,储蓄对人身保险需求影响,从短期来看替代效应占主导,从长期来看收入效应主导。在此基础下,本文以人身保费收入体现居民人身保险需求(PI),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体现居民储蓄水平(S),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体现居民收入水平(G)。本文收集了2000年―2012年相关年度数据,人身保险保费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设计

经过理论分析,考虑储蓄对保险需求影响的复杂性,建立关于储蓄S和人身保险保费PI的分布滞后期模型。同时为粗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建立了PI和G(GDP) 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变量下标t表示当期,t-i中的i表示滞后i期。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运用了EViews5.0对数据进行分析。估计滞后模型所用方法为阿尔蒙法,采用5期滞后和2次多项式进行估计。对简单一元线性回归问题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下表:

模型1 的回归结果良好,R2值高达0.992,F值为174.58,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模型设定可以得出,回归出的系数为弹性系数,即储蓄增加对人身保险保费增长的弹性作用。当期LnS的系数为0.27,这一结果看似与理论分析部分得出的短期替代效应主导的结论相悖,然而呈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为随时间流逝,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二者必呈现随时间变化而递增的趋势,使两者关系呈现正相关状态,这是从长期来看收入效应凸显的后果。除此外,证明这一点的还有LnSt-4 和LnSt-5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后者的系数为2.79,远高于当期与滞后一到四期的系数值,这表明储蓄每增长1%,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是其5年后保费因此增长2.79%。这说明人们意识到,储蓄并非规划一生财富的唯一途径,人身保险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模型2回归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对模型2估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nG的系数显著为正,为1.29,GDP增长有力地影响了人身保费的增长,这是收入效应有力表现。我国人身保险获得快速发展,与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有密切联系。

从短期来看,滞后一期至滞后三期的LnSt-1、 LnSt-2和LnSt-3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由于人们收入水平有限,储蓄与人身保险之间替代效应明显,并深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人们仍会以储蓄替代购买人身保险,储蓄增长将使人身保险需求呈减少态势。

总之,从我国来看,购买人身保险仍需建立在一定生活水平基础上,当人们拥有更多收入,满足了一定消费、储蓄水平后,才有更大动力选择其他方式规划未来生活,人们通过投保人身保险平滑未来消费、应对各种风险还仅是处理额外增加部分收入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倾向以最稳妥方式(必要的消费、储蓄) 来安排当期收入,而没有动力或实力通过保险规划未来。

五、结论

第4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篮球俱乐部,现状,对策,发展

 

1 前言

篮球俱乐部是近几年城市新兴的一种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形式,它按照素质教育的宗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篮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我国已有近30多个职业、半职业篮球俱乐部并作为一种新的体育组织形式已得到大家的认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篮球体育俱乐部在欧、美和我国大型城市中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研究结果与讨论

2.1荆州市篮球俱乐部会员各年龄阶段的人数(表1)

通过调查表明,荆州市篮球俱乐部成员的年龄一般都在20~45岁之间,其中在这之间的人员年龄低于40岁的人有占大多数。年龄的相对年轻化,便于俱乐部各项活动的开展。

表1 各年龄阶段的人数

俱乐部20岁以下 20~45岁 45岁以上

荆州青年旅行社篮球俱乐部0160

华夏旅行社篮球俱乐部0160

荆州优抚医院篮球俱乐部0160

凤之旅篮球俱乐部016 0

铁路局篮球俱乐部 0160

荆州移动篮球俱乐部016 0

荆州衡隆篮球俱乐部016 0

荆州一医篮球俱乐部016 0

荆州体校篮球俱乐部0160

荆州金盾篮球俱乐部016 0

2.2场地器材是开展篮球运动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

篮球运动所需的场地设备对于篮球俱乐部来说是一个基础设施,有利于俱乐部队员的训练和活动的开展,下面是对荆州市篮球俱乐部场地数目、规格的统计(表2)

表2 荆州市篮球俱乐部场地数目,规格

俱乐部场地数目场地规格

荆州青年旅行社篮球俱乐部租水泥场

华夏旅行社篮球俱乐部租水泥场

荆州优抚医院篮球俱乐部1水泥场

凤之旅篮球俱乐部1水泥场

铁路局篮球俱乐部2水泥场

荆州移动篮球俱乐部 租水泥场

荆州衡隆篮球俱乐部1橡胶场

荆州一医篮球俱乐部2水泥场

荆州体校篮球俱乐部3橡胶场

荆州金盾篮球俱乐部租橡胶场

调查结果表明,荆州市篮球俱乐部拥有1个球场的俱乐部3所,拥有2个球场的俱乐部2所,拥有3个球场的俱乐部1所,其他的俱乐部都是租用别人的场地。篮球俱乐部在全民拥有体育器材的数字很低,篮球俱乐部场地现状不是令人太乐观,虽然篮球运动在全民的普及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有限的场地器材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健身的需要,如何有效的组织开展项目的活动,所以篮球俱乐部还要在场地器材的改进上花大力气,则是促进该项目运动普及的一个关键所在。

2.3篮球俱乐部的组织管理现状

调查表明,荆州市篮球俱乐部基本没有专门的委员会机构和管理人员,在平时的训练比赛中也没有专门的教练人员,完全是一中自由化的群体,形式来讲相对自由,但是也给俱乐部也带来了潜在的问题。

2.4 经营现状

2.4.1 资金状况

荆州市篮球俱乐部经费来源,合作(赞助)企业及经费来源统计表(表3,表4):

目前各俱乐部的资金来源主要由赞助企业全部负责的占100%,而又私人(企业)俱乐部负责的只占0%。全部由赞助企业负责经费的俱乐部易发生资金不到位、资金的来源不稳定的现象。

表3 俱乐部的资金来源及合作企业名称

俱乐部来源企业(集团)

荆州青年旅行社篮球俱乐部荆州青年旅行社

华夏旅行社篮球俱乐部 华夏旅行社

荆州优抚医院篮球俱乐部 优抚医院

凤之旅篮球俱乐部凤之旅

铁路局篮球俱乐部铁路局

荆州移动篮球俱乐部荆州移动公司

荆州衡隆篮球俱乐部衡隆

荆州一医篮球俱乐部荆州一医

荆州体校篮球俱乐部荆州体校

荆州金盾篮球俱乐部金盾

表4 俱乐部经费来源统计表

类型数量 百分比/%集中程度

赞助企业全部负责10100 1

私人俱乐部自己负责00 0

体委与赞助企业共同负责00 0

荆州市各篮球俱乐部的赞助企业每年投入的平均资金都不相同,这也说明各篮球俱乐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2.4.2 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

调查表明荆州市篮球俱乐部并非是职业篮球俱乐部,不属于盈利的范畴,但是荆州市篮球俱乐部作为一个小群体,也有其自身的生存特点。调查荆州市各篮球俱乐部都有过组队出去比赛的经历,但是要比赛,必然要有资金支持,因其不属于盈利的范畴,所以每次组队比赛的时候都要拉赞助,由赞助商提供球衣等比赛设备,而球队所要做的就是在冠名其所赞助企业的名称,比赛获得名次后,在由赞助商提供一定的奖励。由于俱乐部的预算规模较小,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所交纳的低廉会费,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都由俱乐部成员交纳一定象征性的会费,来维系俱乐部最低水平的消费。

2.5篮球俱乐部与社区体育、全民健身的联系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荆州市的篮球俱乐部都是以服务性质为主的业余俱乐部。调查结果表明,荆州市组织篮球赛的同时,都要要到各俱乐部租借球员,既提高了其球队的整体水平,又增添了比赛的可观赏性,为群众体育的开展和增强市民体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参加比赛只是一个局限的考查方面,还要提高认识,正确处理篮球俱乐部与全民健身效益的辨证关系,发展篮球运动,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免费论文参考网。

2.6存在的主要问题

2.6.1 经营管理理念落后,经营运作不善,不能自负盈亏

根据调查分析得知,影响俱乐部的经营运作主要是俱乐部的建制还只属于目前国情下的过渡形式,机构设置不健全,没有形成企业化管理,导致了其运行机制的不畅通;另一方面是俱乐部的经营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管理知识和经验,懂篮球、知法律、懂经济,会管理的管理人员很少,缺乏对市场情报的研究和利用先进管理技术和制度的素质。

2.6.2 管理体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运行机制不畅通

由于多数俱乐部是赞助型或与体工队合办的,虽然俱乐部在组建初期都有相应的责权协议,但是比较模糊,以至在履行协议和运作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所有权不明确而引发责权矛盾,带来俱乐部的不稳定。

2.7发展对策

2.7.1转变经营理念,提高经营素质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们管理层的管理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习惯与运用行政手段,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还不习惯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俱乐部要逐渐提高俱乐部管理人员的经营开发素质,锻炼和培养出一批懂经济、懂法律、会经营的新型的管理者和专门人才。

2.7.2 健全机构设置

健全的机构设置是俱乐部进行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为了增强俱乐部的生命力,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开展经营活动,各俱乐部必须设立齐全的部门,如经营开发部、财务部、法律事务部等重要部门。

2.7.3做好篮球俱乐部的宣传工作

篮球俱乐部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体育宣传工具,经常开展活动,丰富余暇生活,增进对篮球的了解,培养对篮球活动的兴趣。免费论文参考网。

3结论与建议

3.1篮球俱乐部在荆州呈现良性的发展事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篮球项目仍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免费论文参考网。但是荆州市的篮球俱乐部缺乏组织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机构,俱乐部完全等同与自发组织的群体,这样就会导致运做不善等方面的问题。

3.2加强管理,完善有关条例、制度,实现篮球俱乐部管理标准化,经营的过程规范化、科学化。

3.3加强与社区体育相联系,广泛增加群众性,正确引导市民的体育意识,利用篮球骨干多组织篮球活动,以便增强篮球俱乐部与市民的联系。

3.4加强俱乐部的自身发展,增强俱乐部会员间的团队凝聚力和奉献精神,提高会员的参与率及俱乐部的服务质量,为俱乐部提供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白喜林,盛绍增.中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的经营现状与发展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00, (36):5

[2]杨铁黎,张建华.关于我国职业篮球市场现状及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3, (25):2

[3]王守恒,李明.美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的发展及借鉴[J].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学报,1999,9,(11):3

第5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关键词] 中医饮食营养;教育需求;问卷调查

“营养”是指生物体摄取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以达到健康的目的,在我国古代称作为“荣养” 。中医营养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辨证施食”的方法,研究食物的性味、功能,并正确地应用食物来保健身体、治疗疾病、防老抗衰。[1]

中药是中医学用以治病和保健的主要收段,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2]中国人的饮食食物中,有相当部分同是中药,当这些食物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时就是中药,即医食同源的情形。中医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诊治疾病方面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在养生保健、预防疾病方面形成了自己极具特色的理论。[3]中医饮食营养的基本内容,从历代有关文献记载和临床实际情况分析,基本包括四个方面,即饮食养生、饮食治疗、饮食节制和饮食宜忌。前两者是指饮食在实际生活与临床中应用的范围;后二者是指饮食在生活与临床中应用的方式方法。中医饮食养生,习称“食养”、“食补”,是泛指利用饮食来达到营养机体、保持健康或增进健康的活动。中医饮食治疗,习称“食治”、“食疗”,是泛指利用饮食来治疗或辅助治疗疾病的活动。中医饮食节制,习称“食节”、“食用”,是泛指饮食的方式方法,包括饮食的合理习俗、饮食卫生制度等。中医饮食宜忌,习称“食忌”、“食禁”。“宜”为常,故不多言,言“忌”较多。[4]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更重视,保健意识更强,社会公众对吸纳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传统中医药逐渐摆脱“神秘”“不科学”的印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医对健康的作用,应用中医饮食营养强身健体、防止疾病。为了解资阳市雁江区居民对中医饮食营养的知、信、行的情况以及其知识教育需求的现状,为政府、科研和教育机构普及和传播中医饮食营养知识,提高市民应用对中医饮食营养理论养生能力制定对策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对资阳市雁江区379名居民的中医饮食营养相关知识、知识获取途径及健康教育需求进行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初期调查阶段,资阳市雁江区随机选择一个小区,在小区门口随机拦截30名市民,作为调查对象。终期调查阶段,在资阳市雁江区随机选取三个街道的十字路口,随机拦截379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编制,并经专家审核。分为两类,初期调查问卷和终期调查问卷。初期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四个部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象对中医饮食营养的知、信、行;调查对象对中医饮食营养教育的需求;目前中医饮食营养知识在普及方面存在的问题。此阶段,调查采用开放式提问法。终期调查问卷,前三部分保留不变,第四部分保留调查内容,将调查方式改用封闭式提问法。

① 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基本信息。

② 调查对象对中医饮食营养的知、信、行调查表

③ 调查对象获取中医饮食营养知识途径调查表

④ 调查对象对中医饮食营养教育内容需求调查表

⑤ 目前中医饮食营养知识在普及方面存在的问题

1.2.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研究者于2012年4月,在资阳市雁江区居民中进行调查。初期调查问卷共发放30份,回收有效问卷30分,问卷有效回收率100%.终期调查问卷,共发放379份,回收有效问卷3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1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等, 以P

2.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计379名雁江区居民,其中男性205人(占54.1% ), 女性174人(占45.9% )。年龄: 60岁及以上者62人( 占16.4% ), 50~ 59岁者83人(21.9% ), 40 ~49岁者98人(占25.9% ), 30~ 39岁者71人(占18.7% ), 30岁以下65人(占

17.1% )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者27 (占7.1%), 初中75人(占19.8%),高中154人(40.6% ), 大学(或大专)及以上者123人(占32.5% )

2.2 资阳市雁江区居民对中医饮食营养的知、信、行情况

① 认知方面

自评对中医饮食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非常了解2人(0.5%),比较了解6人(1.6%),了解一些219(58.8%),不了解152(40.1%)。

第6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一、引言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技能人才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十二五”期间,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链提升的人力资源保证,是增强我国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根据国家职业大典,高技能人才可以描述为: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的人员。

国内外很多学者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培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我国学者叶荣德(2007)实证分析了城市中高技能人才供求失衡的原因: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持续上升,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增加;高技能人才的供给量增长缓慢,主要原因是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企业因素。具体表现在片面的人才观的思想根源,企业对人才的培养力度不够,现行的教育体制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存在较大不足,没有形成对高技能人才的评价激励和流动机制[1]。王荣(2007)认为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的对策是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并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新体系[2]。以上研究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了探讨,目前鲜有对高技能人才需求预测的定量研究,本文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广西“十二五”时期高技能人才需求预测,为高技能人才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撑。

二、广西高技能人才现状分析

近年来,广西高技能人才队伍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有一定的增长、提高和改善。图1中计算了每万从业人员中高技能人才数和每万人中高技能人才数,以此描述高技能人才密度。

图1显示近10年广西高技能人才总量和人才密度都有稳定递增趋势,从2004年后高技能人才有大幅增长,近几年增长幅度较小,高技能人才需求趋于稳定。随着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进步,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但广西高技能人才的发展与培养与中东部发达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需明确高技能人才的发展目标,加快对高技能人才的建设,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图1 广西近年高技能人才总量及人才密度

注:数据来源于2002年-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

三、广西高技能人才需求定量分析

本文试图在经验实证中寻找高技能人才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广西199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广西高技能人才需求,从而预测广西“十二五”时期高技能人才需求情况,为高技能人才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第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高技能人才的定义,本文采用广西技师、高级技师资格人数衡量高技能人才数量。

本文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科技投入三个方面分析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影响。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化。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社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劳动机会。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以及福利保障也得到更好的提高,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向高技能人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均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产业结构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上。

其次,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影响因素存在于教育、文化、家庭、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社会发展因素对高技能人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供给波动方面:当社会发展稳定,各项影响因素不断改善时,高技能人才供给稳定;反之高技能人才的供给波动较大。

最后,科技投入。科技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影响最为密切,科技的发展既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条件,又为高技能人才能力的发挥创造机会,直接促进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科技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技活动、科学研究财政支出、技术市场情况等三方面。

第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根据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本文通过模型拟合与检验,最后选取了分别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科技投入的人均生产总值、从业人员数和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四项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回归预测模型。回归模型设计为: (其中 为常数项, 为随机误差, 为回归系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广西1997-2011年《统计年鉴》。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处理。主要使用SPSS17.0、Eviews6.0进行数据预处理和计算,并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

第三,模型构建与检验。

以广西技师、高级技师资格人数 衡量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作为因变量,人均生产总值 、R&D经费内部支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 、从业人员数 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拟合回归方程,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通过对回归方程的多次拟合,效果最好的回归模型与检验结果如下:

首先,拟合程度的测定。

表1 模型拟合程度测定

模型 R R 方 调整的 R 方 估计的标准差

1 .998(a) .995 .991 141.976

a 预测变量:(常量), x1, x2, x3, x4。

由表1可知,调整后 =0.991,这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有99.1%,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即人均GDP、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从业人员数能够对广西高技能人才数的99.1%做出解释。

其次,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该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显示,F值为263.205,显著概率P是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为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X变量Y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模型。

再次,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检验和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 Beta

(常量) -44632.159 5255.604 -8.492 .000

X1 人均GDP .318 .105 .845 3.020 .029

x2 R&D经费支出 9.895 13.437 1.175 7.364 .001

X3 技术市场成交额 .011 .002 .209 6.106 .002

x4 从业人员数 17.002 2.176 1.260 7.814 .001

a 因变量: y

由表2知,常量和回归系数即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多元线性回归拟合的方程为:

最后,模型修正。

运用Eviews构建上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修正异方差,广义差分法修正序列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修正后模型如表3示。

表3 多元回归模型修正结果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75221.29 5395.439 -13.942 0.000

X1+0.66*X1(-1) 0.321 0.074 4.363 0.012

X2+0.66*X2(-1) 10.009 9.753266 -10.26220 0.000

X3+0.66*X4(-1) 0.012 0.001155 10.23516 0.000

X4+0.66*X4(-1) 17.238 1.361120 12.66486 0.000

R-squared 0.998 Mean dependent var 4449.218

Adjusted R-squared 0.998 S.D. dependent var 2373.100

S.E. of regression 108.560 Akaike info criterion 12.513

Sum squared resid 47140.53 Schwarz criterion 12.622

Log likelihood -51.307 Hannan-Quinn criter. 12.276

F-statistic 954.713 Durbin-Watson stat 2.491

Prob(F-statistic) 0.000003

由表3知,D.W=2.49,表明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模型的拟合效果也很好,回归模型和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回归模型有效。因此可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Y+0.66*Y(-1)=-75221.29+0.32*(X1+0.66*X1(-1))+10.01*(X2+0.66*X2(-1))+0.01*(X3+0.66*X4(-1))+17.24*(X4+0.66*X4(-1))。

第四,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模型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人均生产总值、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从业人员数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科技投入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成正相关关系。第二,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影响最大的从业人员数,正向效应达17,说明从业人员数变动1个百分点,高技能人才数量变动17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数的变化反映了这一地区人口中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数,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社会发展越稳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多。影响第二是R&D经费内部支出,正向效应达10,然后是人均生产总值和技术市场成交额,伴随着科技投入增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高技能人才需求也随之增加。

四、广西“十二五”高技能人才需求预测

根据《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均GDP、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从业人员数年均增长10%, 广西“十二五”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

本文根据“十二五”时期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即按10%的增长量,计算出变量每年增长率进行预测,从而根据构建的回归方程计算广西“十二五”时期高技能人才需求量,预测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广西“十二五”时期数据预测

由图2可知,广西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在“十二五”时期会逐年递增,但增量不是很大,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约为四十人,总需求量约为4200人,所以广西在“十二五”时期应确保高技能人才有4200人。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对高技能人才进行研究,明确其具体概念,有助于对高技能人才的建设与培养,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与建模,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广西高技能人才数会伴随人均GDP、R&D费用内部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从业人员数的增长而增长。预测广西“十二五”期间,高技能人才需求量每年大致以1%的速度平稳增长,每年的总需求量在4200人左右。

随着广西经济发展形成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这为广西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和开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加强广西高技能人才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策方面。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制度和机制方面来给与完善,应鼓励校企合作,并促使企业全方位的加入到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上来,吸引和留住高技能人才,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开发建设。

第二,企业方面。广西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建立一套内部晋升机制。优先从内部提拔人才,积极培养适合本自治区发展的本地人才。

第7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两千多年前借助于视觉的方法证明了勾股定律,几何学研究在笛卡尔发明坐标系之前已经存在了1500年。爱因斯坦在1953年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伟大成就的基础之上,即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形式逻辑系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系统实验推理。本书介绍了用于数据采掘、推理问题求解及作出判定中的视觉与空间分析的当前趋势,提出可视地显示一个结果或解答,通过可视的方法导出结果或解。

全书共21章,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可视问题的求解与作出判定(含第l~2章):第1章判定过程及其可视方面;第2章信息可视化评价的叠式模型。第二部分可视推理与异构推理(含第3~7章):第3章可视推理与表示;第4章可视作出判定的表示:异构推理的计算体系结构;第5章问题求解的代数可视符号体系:从丢番图至图符方程;第6章分析及作出判定的图符推理体系结构;第7章关于可视推理与发现:来自早期数学史的教训。第三部分与可视相关的研究(含第8~10章):第8章可视相关方法与模型;第9章用于数据注释、查寻及相关的图符方法;第10章布鲁格尔图符相关系统。第四部分可视与空间数据挖掘(含第11~16章):第11章可视化数据流;第12章SPIN!系统――用于空间数据的数据采掘及可视分析的企业体系结构;第13章基于XML的可视化与数据采掘结果的评估;第14章可视采掘临床脑电图的神经网络技术;第15章可视数据采掘与同步尺度改变;第16章使用单调布尔函数的可视数据采掘。第五部分地球空间领域中的可视与空间问题求解(含第17~21章):第17章作为冲突消解判定过程的成像综合:方法与途径;第18章成像合并与对齐的多层次分析与可视判定框架;第19章图像合并与代数结构;第20章合并算法开发技术和基于面积的合并算法;第21章成像对齐与合并的虚拟专家。

本书将该领域的专题论文与教课书相结合,将现代符号和作出判定及问题求解相融合,每一章的结尾都有该章总结及练习。可供计算机科学、应用数学、图像科学和GIS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生阅读参考。

第8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5)

[摘要] 文章利用江西省460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过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转户意愿、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 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33004);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招标课题(ZD009);江西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JG201406)。

[作者简介]袁旺兴(1990-),男,江西丰城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童梦婷(1992-),女,江西乐平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康冬丽(1990-),女,江西赣州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通讯作者:陈昭玖(1969-),男,江西赣州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于农民。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并由此对我国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中央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随后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对于推动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解决农民工问题发挥了关键性指导作用。政府通过调整战略思路、明确目标取向,设计整体性的政策框架并有重点地在操作层面上细化和集束政策,从而发挥政策预期效应,加快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1 ]。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加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提高政府的效率,对于有效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农民政策需求优先序和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政策需求优先序方面,朱信凯(2014)认为,积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最迫切政策需求 [2 ];朱红根等(2014)研究表明,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择业政策 [3 ];工资收入、医疗保险、个人发展等工作条件是农民工择业时最需要的工作条件需求 [4 ];魏毅、金高峰、黄少峰(2007)对江西建筑业375名农民工为例研究表明,就建筑业而言, 有关农民工工资政策是农民务工所急需的, 工伤保险是农民最希望拥有的社会保障 [5 ];李道和等(2014)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的研究得出,科技扶持、项目扶持、贷款贴息扶持、税收减免扶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最需要的四种扶持政策 [6 ]。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方面,朱红根等(2014)研究表明,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农民工对择业政策的需求存在差异,家庭人口、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对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有影响 [3 ];李道和等(2014)研究表明,对农户政策扶持需求影响比较显著的因素有: 农户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兼业化水平、农产品技术含量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等 [6 ]。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农民某一方面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鲜有学者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政策受益主体——农民工视角出发,利用江西460份调查样本,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考查,使政府认识到农民工的切实需求,以便更好地优先制定政策;然后,进一步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使政府能够因时、因地、因农民工的特征来制定相关政策。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年1-9月分别对江西省南昌、上饶、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州、宜春、吉安、抚州11个地级市展开调研, 对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60份,有效样本率为92%。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等信息。本文选取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信息,作为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的主要内容。

(二)样本描述

本调查样本中男性比例较高,占总体的54.78%,女性农民工比例占45.22%,男女比例相差9.56%。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20-50岁之间,其中,有202位调查对象年龄在30岁及以下,占总体的43.91%, 31-50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有207人,占总体比例45%,50岁以上的有11.09%。超过七成的农民工已婚,未婚的占26.73%。从农民工文化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9.56%,中专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0%,高中学历的比例为19.56%,初中学历的最多,占38.6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0.87%,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仅占3.69%。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里没有老人的家庭占54.13%,有1-2个老人的家庭有45.43%,有2个以上老人的家庭占少数,只有0.44%。家里没有小孩的家庭占26.52%,有1-2个小孩的家庭有65.22%,有2个以上小孩的家庭占少数,只有8.26%。

大多数的农民工生活水平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占90.22%,处于上等水平的占0.65%,处于下等水平的占9.13%。从居住类型来看,打工居住没有固定场所的农民工占1.96%,集体居住简陋工棚的占0.87%,集体居住宿舍的占10.65%,单独居住的占4.13%,住有自己产权的住宅的占25.43%。从农转非意愿来看,只有1.30%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愿意脱离土地,变为市民,22.61%的农民工明确表态不愿意市民化,其余的农民工态度不是很明确。

三、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

在问卷设计中,把市民化政策分为:1=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2=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3=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4=完善户籍制度;5=子女就学。针对上述选项,调查对象依重要程度对其进行排序。农民工市民化对各项政策的需求情况如表1所示。

第一位次上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139次;其次是“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130次,两者相差不大,接着是“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有107位农民工将其选为首要需求;第二位次上,“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出现的次数最多,同为115次,两者总共占了第二位次的53.74%,紧随其后的是“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选项,出现了92次,再者是“子女就学”,73次,“完善户籍制度”出现最少,仅为33次;第三位次上,“子女就学”出现的次数最多,99次,出现次数较多的依次是“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分别为84次、74次、72次。“完善户籍制度”出现最少,仅为41次。

由表1可知,除完善户籍制度政策排序明显靠后外,其余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了不同的次数,很难对其进行合理排序。为此,借鉴无权重转移思路,即一项政策在第一位上出现的次数比另一项政策多余的次数无权重地转移到第二位上,依次类推,直至第三位上出现的次数加上转移而来的多余次数依然比另外一项多,则该项政策比另一项更迫切 [7 ]。但在转移过程中出现负数,则按照加权统计频数进行比较,第一位至第三位的权重依次为3、2、1,利用SPSS17.0软件,采用组间连接的聚类方法,区间选择平方Euclidean距离,对五项政策进行系统聚类,以期排出各项政策的需求优先序。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可基本分为三类,结合表1中各项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现的次数,按重要程度将五项政策可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具体分层情况如下。

第一层次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借鉴无权重转移思路,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三大政策在第一、二、三次位的数量相对都均衡,且出现的频次都较高,其中,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在第一次位和第二次位出现的频次都居首位,可见,农民工对于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最为迫切,其次为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最后为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

第二层次是解决子女就学问题。解决子女就学政策需求在第一、二、三次位出现的频次都较高,说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较为关注的话题。一般,农民工在对于政策的需求方面,首先是考虑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政策需求,所以,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需求最为迫切,然后才会考虑子女就学等问题。

第三层次是完善户籍制度政策。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第一次位只有18次,第二和第三位次也不高。表明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需求相对较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民工不愿意脱离土地且自身市民化能力不够。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优先序为: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子女就学政策、完善户籍制度政策。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三大块,相对而言,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需求最小。

四、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统计分析

依照问卷设计的初衷,将各项政策在前三位次上出现的总次数加以统计,并计算出不同分类标志下各项政策的需求比例。结果表明,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 、稳定的城镇工作这两项政策的需求量逐渐增加,而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逐渐减弱,对于完善户籍制度和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无明显的规律性,但其中在31-50岁期间的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最大;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政策更为关注,比男性高7.23%,男性农民工则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这一政策的需求量较大,为73.41%,女性农民工为67.79%,低了5.72%。相对而言,女性农民工对稳定的城镇工作的需求不如男性农民工迫切,这可能与女性在家庭维系中承担的经济责任较小有关;随着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对于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需求更为强烈,而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出台,期待度不高;已婚的农民工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和子女就学政策的需求比未婚的农民工要高,主要是因为未婚农民工年轻力壮,有足够的生存能力,且没有配偶和儿女,家庭负担较小,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对于这两项政策的需求小;在稳定的城镇工作、低价的城镇住宅、完善户籍制度这三项政策需求上,未婚的农民工要高于已婚的农民工。

家里无老人的农民工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稳定的城镇工作的政策需求分别为65.32%、70.16%,当有一个老人的时候,这两项数据分别增加到了67.62%、76.19%,说明随着家里老年人数增加,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稳定的城镇工作的需求更为强烈;随着农民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为上等的农民工人数较少,不具备代表性);随着居住条件的越来越好,农民工对于完善户籍制度的政策的需求越来越大;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整体上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的需求更大,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整体上对于子女入学问题关注的更多,政策需求也更强;家里小孩越多,对于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的需求更小,没有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70.25%,有1-2个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64.74%,有2个以上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为59.64%。家里小孩越多,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也越来越小,但对于小孩入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比率分别为33.06%、54.91%、62.05%。

(二)变量设计

朱红根等(2014)在对于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选取了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等变量分析农民工择业政策需求影响因素 [3 ]。参考其研究方法,在本文中,农民工年龄越大,可能对于医疗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量更大,农民工群体多为男性主导,男性农民工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可能更为迫切,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高,可能也将更为注重后代的教育,从而对子女就学政策关注度更高。肖云、林子琪(2006)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8 ]。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上述因素。已婚农民工可能更为重视提供稳定工作、住宅等政策的实施情况,其中有子女的已婚农民工还会关注子女就学政策,家中老人数量越多,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大,生活水平状况也可能是影响政策需求的因素,农民工打工居住场所类型可能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转非意愿程度可能是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家里小孩数量越多,对于小孩入学政策的关注度也将越高。基于此,选取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农转非意愿、家庭小孩数量9个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三)计量模型分析

1.研究方法。为进一步检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构建计量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若某项政策属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前三位需求,则认为该项政策被农民工“需求”,否则“不需求”。因此,每项政策都存在“需求”或“不需求”两种情况,即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本文拟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式(2)中,Pi 表示第i 个农民工前三位需求中选择某项政策的概率,α为常数项,βj 为待估计的系数,xj 表示第j个影响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变量。解释变量主要选取农民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可能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取值如表2所示。

2. 估计结果分析。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其他政策需求来说,完善户籍制度政策需求最小,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意义不大,因此,笔者针对其他四项更为重要的政策需求分别建立1=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2=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3=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4=子女就学政策,共4个二元Logistic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其中,居住场所变量经过一系列的缺失值处理,由此,将剩余四个模型的结果输入至表3。

(1)年龄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响。年龄变量在模型三中通过了检验,说明年龄这一变量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需求有影响,且较显著。年龄越小的农民工对于低价的城镇住宅政策的需求更为明显,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逐渐减小。结果表明,30岁以下的农民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率为74.19%,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房价较高,年轻人买不起房的这一状况。

(2)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大。文化程度在模型二中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呈现反方向变化,即需求越来越小,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量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对于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要显得不那么迫切。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程度在模型四中显著为正,表明文化程度本身较高的农民工更加注重后代的教育情况,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也很高。

(3)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大。未婚者更倾向于希望政府提供获得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已婚者则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较大,因为很大部分的已婚者都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也有大部分在上学,所以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婚者比未婚者更为迫切。

(4)转户意愿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响。整体上,随着转户意愿程度越来越小,农民工希望政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需求越来越强。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工,其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关注度越强。

(5)小孩数量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从SPSS17.0分析的结果看,在模型一、二里面,小孩数显著为负数。在模型四里面,小孩数显著为正数。说明没有小孩或小孩数量较少的农民工,对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政策和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需求量更大,可能是因为小孩数量不多的这一类农民工多半是认为社保问题严重且自身工作不稳定的农民工,他们认为现有的社保体系和自身的经济条件不足以让他们生更多的小孩,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生活中遇到的社保方面和不稳定工作方面的问题。小孩数量多的农民工家庭,他们对于子女入学政策的需求量更大。

性别、家庭老人数、生活水平状况、居住场所类型四个变量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这四个变量不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农民工对于政府的市民化政策的出台寄予厚望,其中对于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政策的需求最大,对于完善户籍制度政策的期待值虽然不高,但也有20%左右的农民工有需求。

2.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显著;年龄、转户意愿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较为显著;性别、家庭老人数、生活水平状况、居住场所类型四个变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1. 政府应当坚持大力推进城市化、市民化改革,逐渐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每一项市民化政策的出台都是为农民工服务,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一方面,政策的出台要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要有可行性、可落实性和有序性。

2.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政府可通过灵活多样的非正规教育形式和鼓励政策,引导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完成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技术以及公共知识培训,使他们有条件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有更多机会拓展个人的发展空间。

3. 加快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的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促使农民工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改革。为此,政府要给他们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会福利。

4. 积极制定房价调控政策,建立房价缓升机制。新生代的80、90后农民工买不起房的现象日益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是房价过高且增速过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和全社会的诉求,国家必须全面进行调控,采取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

5.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完善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对于随迁子女,流入地地方政府须加大投入,建立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有效解决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经费分摊机制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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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毅,金高峰,黄少峰.中部地区农民工外出就业政策需求优先序——以江西建筑业375名农民工为例[J].农业经济,2007,(05):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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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秋分的诗句范文

1 中秋节的发展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祭月,历史久远,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是古老的“祭月节”。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我国南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俗融合传播。“中秋”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中说,先秦时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据记载,在汉代时,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敬老、养老,赐以雄粗饼的活动。晋时亦有出现中秋赏月之举的文字记载,不过不太普遍,晋时期中秋节在我国北方地区还不很流行。

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大约是在唐代。唐代时中秋风俗在我国北方已流行。《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起,使之充满浪漫色彩,玩月之风方才大兴。唐代是传统节日习俗揉合定型的重要时期,其主体部分传承至今。

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普遍的民俗节日,并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到了明清时,中秋已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节日之一。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浓厚,功利性的拜祭、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

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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