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基本结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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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一、课程设置研究现状

（一）研究现状述评 对“税务会计”、“税法”和“税收筹划”课程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 就是对单个课程就其教学方法、教材、教学内容与实务衔接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二类，就是关于该领域相关课程整合的研究。

关于单个课程教学方法、教材、教学内容与实务衔接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文献主要集中与此。如，陈晓芸（2010）指出税法教学在会计学专业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比较分析法的运用可以优化税法课程的教学效果；许利平（2010）指出目前《税法》课程存在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模式单一、教材没有特色等问题；赵恒群（2007）认为《税法》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突出税收特色，重在应用，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应以法规讲解为主、案例分析为辅，法规讲解与案例分析有效结合，在课堂讲授上，应讲究艺术性：变空洞为生动，变抽象为形象，变法条为法理，变文字为数字，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税法教学效果；张营周（2010）分析了《税收筹划》课程中案例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和具体运用；刘芳、郑红霞（2010）对《税收筹划》课程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周常青（2011）对高职教育中基于工作过程的《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情境设计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宋丽娟（2009）对“模拟公司”教学法在税务会计课程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对于“税务会计”、“税法”和“税收筹划”课程整合的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研究相对比较少，但已经陆续有文献开始关注此问题。姚爱科（2009）指出目前在实际教学中《税务会计》课程和《税法》课程的整合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出应该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四个方面进行解决。苏强（2011）指出《税法》和《税务会计》应该整合，以此为基础可以采用多元立体化理念的教学模式。李华（2011）指出税收类课程不断丰富，但税收类课程分设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课程之间内容交叉重叠，功能互相混淆，不利于学生全面把握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学习周期长，知识连贯性差；课程量大，课程安排紧张，部分课程的教学内容无法保证；盖地（2012）则以《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为书名编写教材。该教材是将《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课程进行整合向前实际迈出的一步，但不足的是，它只是将税务会计章目内容之后添加了一章简单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知识。这与两个课程知识的完全整合相距甚远。

综合来看，目前分别探讨“税务会计”、“税法”和“税收筹划”各自课程教学问题的文献相对比较多，但同时提出整合《税务会计》、《税法》、《税收筹划》的研究目前还未发现，对于课程内容整合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税务会计》和《税法》的整合上，对于《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的整合研究目前只是将《税务会计》内容加上一章税收筹划的基本知识，离完全意义的整合还相距很远。可以说，对该领域的深度、系统研究仍十分缺乏。

（二）传统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割裂”教学存在的问题 据笔者调研分析发现，现行国内高校财会类专业本科阶段的教学计划中，几乎所有院校都开设了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相关课程。它们分属不同学期教学，如《税法》课程一般在大二、大三某一个学期开设，税务会计一般在大二或大三上学期的某个学期开设，税收筹划一般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开设。这种将“税务与会计综合”成体系化的知识“割裂”教学在老师教、学生学两方面都带来诸多问题。这一点从已有文献不同程度的表达中可见一斑。具体而言，这种“割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割裂”教学造成每门课程课时紧张与课时浪费并存。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知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涵盖的内容包括19个税种的税收实体法和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主体的税收程序法。税务会计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规为依据，运用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公司涉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会计处理过程。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循现行税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自然人）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在包含税务会计处理在内的具体实施之后，能够达到少缴税款和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因此，可以看出，税法与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就让讲授《税务会计》课程的老师，在讲课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讲授“税法”知识（如具体税种应纳税额的计算），同样讲授《税收筹划》课程的老师，在讲课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讲授“税法”的法规内容。而《税法》涵盖19个实体税种和相关的税收程序法内容，其每个税种每年都可能发生法规的变动，这时在讲授《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课程时讲授“税法”知识就变得更不可少了。这在《税务会计》、《税收筹划》课时本身很紧张的现状下，就变得更为紧张。而这种课时紧张却缘于重复讲授，实质上是一种课时浪费。

第二，学生对每门课程知识建构不符合思维逻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表明，知识不是老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与情景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自行建构的。因此，知识的结构对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但目前“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成体系的知识被“割裂”教学后，学生在建构知识时会遇到困难。如，很多学校将“税务会计”课程内容放到“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当中讲授，这个课程被安排在大二上学期或下学期。而《税法》课程则被安排在“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之后的学期讲授。这就造成学生在《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中学到税务会计的内容时，因对《税法》中相关税种知识的缺乏，而主要采用强迫硬记的方式接受，而等到学习《税法》时，再去回顾和理解，即便不考虑是否能够理解，单论遗忘率就很高。将“税务会计”放到《中级财务会计》中讲授的课程设置方式，往往不会单独开设《税务会计》课程，而“税务会计”内容在庞大的“中级财务会计”内容里只能算很小的部分，因此讲授的老师往往囿于课时等原因寄希望于让学生在学习《税法》时再去理解从而对此内容一带而过。讲授《税法》的老师也因庞大的授课内容压力带来的课时紧张以及传统授课内容的习惯性安排，主要聚焦于讲授法规和应纳税额的计算，而对各税种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往往很少涉及。这就让学生在建构知识时出现“断层”障碍。而在学习《税收筹划》时，往往在对具体税种筹划整体设计知识建构后，却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税务会计如何处理没有形成整体认识；在学生与老师教学互动时，也因为遗忘率高而让互动变得没有效果。因此学生毕业后很难成为既精通税务又掌握会计的“复合”知识的人才，往往需要等到学生毕业后在具体负责实际操作中再慢慢弥补和建构起来。

第三，造成课程老师控制教学内容的边界比较困难。“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知识是成体系的，而这一点在税以税种分类进行知识呈现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如此。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征收管理是《税法》的内容，它同时也在《税务会计》的如何进行会计处理中存在。因为要进行会计处理，那么必须首先解决是否要征税，计算税额多少的问题。而关于增值税的税收筹划知识，也必然要利用增值税在《税法》当中征税范围、税率和应纳税额计算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筹划方案具体实施时如何进行会计处理，这即税务会计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每一个税种都同时涵盖在“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三领域范畴中，或者说着三个领域通过税种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授课老师在讲授内容边界的划分上存在较大困难，容易造成要么重复教授，要么有所遗漏，最终导致学生知识面上的盲点和知识建构的不系统。

二、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整合思路与结构设计

（一）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整合思路 传统教学设置存在的问题，对单个课程老师来说课时紧张与课时浪费并存、教学内容边界划分困难；对学生来说，知识建构存在障碍。这些问题不是局部性的小问题，无法通过对单个课程的完善或改革来进行彻底解决。因此，对该问题的解决必须指向问题的根源――涉税体系化知识“割裂”教学。那如何解决“割裂”状态，或者说完成“整合”，就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确定整合的思路。整合思路的确定，依赖于内、外两个方面。内，是指涉“税”知识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生学习是自我知识建构的过程，而知识本身的特点是知识建构的主要依据。因此，教学必须首先要依据知识本身的特点来确定。外，是指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社会对人才要求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不同的人才要求会影响教学的各个方面。因此，对“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整合思路必须要依据该知识体系的内在规律和外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是体系化的，其特点显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内在依存性：税法是关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总和，是税务会计的依据；税务会计则是税法在会计核算中的具体体现；税法同时也是税收筹划的依据，而税务会计也是税收筹划具体施行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们三者横向上都是由具体“税种”贯穿的：如增值税有税法的法律规定、会计的处理和筹划方案，而消费税则是另外的税收法律规定、会计处理和筹划方案。因此，从知识体系内部特点来看，涉“税”知识是成体系的，但可以根据税种来进行横向衔接，不同税种之间具有一定的自然分隔性。据此，可以得出涉税知识的整合思路应该是“横向”整合，且可根据需要依据税种来分隔知识内容。而这种思路与外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相一致的。目前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机遇都越来越大，企业越来越需要综合税务、财会等知识才能做出恰当的决定。因此，既精通税务又具有财会背景的人才成为社会目前急需的人才。这就要求“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知识能够横向建构在决策者的脑海中。对于具体企业而言，所需要交的税是按税种来划分的，因此，选择对知识体系进行横向建构，并可以依据税种进行分隔。可以说，不管是从涉税知识体系内在规律性和当下外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都决定了“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应该“横向”整合，并根据税种进行适当分隔。

（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结构设计 “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横向”整合之后，可将新的课程取名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对于这门课程，其内容是“税法”、“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知识高度融合的知识体系。传统割裂教学时，以财务会计专业为例，《税法》课程一般为64学时，《税务会计》课程一般为32个学时，《税收筹划》课程一般有16学时、32学时、51个学时不等，这主要跟税收筹划具有扩展性有关，但正常基本内容讲授大概在32个学时。因此，如果简单相加，《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应该在128学时以上。考虑到横向整合后，课时浪费减少，基于笔者的教学经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纯内容的讲授大概需要96学时左右。如果引入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内容的学时可以增加16学时左右。这个课时数应该说在一个学期安排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必须划分为两部分讲授。这种划分不是传统的“割裂”教学，而是结合财会专业本科课程知识对税种学习进度的要求，将《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分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具体结构设计如下：

（1）《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涵盖的内容设计。根据财务、会计专业通常的培养方案，就专业课来说，大一一般开设有《基础会计》或《会计学原理》等讲解会计基础内容的课程。对这些内容的讲解一般可以不讲或者回避一些涉及税务的问题。大二开始，《中级财务会计》一般就会涉及到税，而所涉及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在讲《中级财务会计》之前应将相关税种讲授完毕。因此，笔者认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涵盖的知识内容应主要包括：税法总论、增值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消费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营业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以及外加税收的主要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除此之外的税种，或因为非主体税种、或因为与企业无关，而作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的内容，即包含个人所得税法及其纳税筹划、资源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土地增值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等。

（2）《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具体税种内部结构设计。根据《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内容设计的安排，《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第一章讲授税法总论，让学生对税法的概念、税法基本理论、税收立法与税法的实施、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与税收管理体制有个总体认识，然后分税种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的法规、会计处理和纳税筹划进行讲解，最后对税收的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介绍。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税种讲解时，首先对该税种的征税范围、纳税义务人、税率、税收优惠、应纳税额的计算进行讲解，然后在应纳税额计算讲授完毕之后，安排会计处理的内容，再讲解该税种的征收管理，最后讲解该税种可以进行纳税筹划的切入点或者该税种纳税筹划的典型做法，并对具体实施时的会计处理进行说明。对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的内容，具体税种结构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具体税种内容结构安排相同，只是对个别税种如个人所得税等不涉及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动去除即可。

三、《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

（一）《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程教学的指引和方向，它统领着该门课程整个教学过程的具体安排。对于一门课程而言，其教学目标仰赖于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内容本身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或者潜质；二是社会对学习该门课程的人才的要求。《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内容涵盖了现行税务法律法规、依据税务法律法规的会计处理以及纳税过程中的合理避税三项内容。从课程内容本身来看，它能够较好地让学生初步具备税务和财会知识融合的复合型税务会计人才的基本素质，而这也正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该课程内容的安排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据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可以确定为培养学生初步具备税务与财会知识融合的复合型税务会计人才的基本素质。对该教学目标具体理解可以包括以下内容：（1）学生熟悉目前市场经济中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2）学生掌握目前各个税种的征税范围、税率、应纳税额的计算、会计处理、税收优惠的内容；（3）学生能够达到运用税务知识完成具体实务过程中的计税、税务处理、报税，并进行适度的纳税筹划活动。

（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教学方法 在培养学生初步具备税务与财会知识融合的复合型税务会计人才基本素质的教学目标统领下，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设计与安排。在传统“割裂”教学模式下，各门课程都有自己常用的教学方法，但这些教学方法都被认为过于单调（许利平，2010）。很多学者针对各门单设课程（《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的教学方法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如《税法》教学应运用比较分析法（陈晓芸，2010），引入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傅惠萍、毕嘉敏，2011；苏强，2011；等）。但这些建议在传统割裂教学模式下，作用很难发挥。首先不论课时是否允许，单就教学方法本身来说就让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案例教学，在《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每门课程当中都可以采用，但囿于单个课程限定知识的狭窄，每个案例内容的设计深度都有局限性，学生只能了解其中一部分；社会实践教学也是如此，由于每门课程知识范围的限制，实践内容自然也就因此受限，导致教学效果不明显。

但当《税法》、《税务会计》、《税收筹划》多门课程整合成《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门课程之后，这不仅可让前文述及的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会为更好的教学方法引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于目前的教学，学生普遍反映教学呆板、无趣，满堂灌让学生“身心俱疲”。而整合之后的新课程《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让学生在知识建构上相对容易。学生在对每一个税种的法律法规知识识记的基础上，即刻开始掌握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的会计处理，并在此基础发散思维，创新性的思考如何在遵循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尽量合理避税以及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将识记与灵活运用相结合进行安排，有利于学生知识建构，同时知识范畴的连续性和具有的深度与广度为一些新教学方法的引入提供了实施的条件。整合之后的新课程《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除可以继承一些传统教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大量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沙盘推演教学、企业实践教学等具有趣味性、注重实际应用和培养创新思考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讲授过程中，当每一个具体税种基本知识讲授完毕之后，就可以通过引入既含有税法知识、又有会计操作和纳税筹划内容的大案例，让学生在课堂之前提前阅读，并进行小组讨论，形成小组意见。在课堂上每个小组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讲解、碰撞。由于新课程涵盖知识的综合性，让案例可以具有足够的深度和恰到好处的难度系数，非常有利于进行案例研讨式教学。这不仅具有很好的趣味性，而且让学生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税务知识和会计知识融合的建构过程。

情景模拟沙盘推演教学是一种体验式教学方式。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讲授过程中，老师可以模拟企业实际过程中的具体情景，让学生模拟担任企业的管理者（CEO、CFO）、会计人员、报税员以及税务局（国税、地税）服务人员等，围绕一些具体业务情景进行智力碰撞，整个过程可以完成税法法规知识学习、会计处理、报税实务、纳税筹划等环节的知识。这种情景模拟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竞争性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而让各种知识迅速在学生脑海里完成建构过程，而且记忆深刻。

企业实践教学则是比情景模拟沙盘推演更进一步，它是让学生亲身感受企业实际场景。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置课外实践教学课时，安排学生到定点合作教学基地（企业）亲身观摩、体验具体实务，亦可以安排学生到税务局（国税、地税）进行简单培训后做义务志愿者，通过服务纳税人的一些活动，将课本知识与实务建立起关联，从而为学生毕业走上具体实务工作岗位打好基础。

四、《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设置

《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是将税法、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知识融合在一起的新课程。该课程在会计学、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如何进行具体安排是必须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确定《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的先修课程和其他课程与该课程的知识关联性。

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内容来看，它含有的“税法”知识对先修课程没有要求，财会专业本科学生可以直接学习，但如果能够安排在《经济法》、《财政学》之后学习可能对学生更为有利；课程含有的“税务会计”知识，由于需要学生会借贷记账法等簿记知识，因此学生应该修完《基础会计学》的相关内容才能学习该门课程；课程含有的“税收筹划”知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知识弹性，但大部分税种的税收筹划是建立在企业内外环境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学生在学习该部分知识之前对企业主要涉及的《经济法》知识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税收筹划的安排。总的来说，《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先修课程主要是《经济法》与《基础会计》，《财政学》则是安排在该课程之前具有一定的好处，但不是必须。

财会专业需要涉及和利用该课程知识的其他课程，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将《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作为先修课程的，还有一类则不是必须但如果安排在它之后会更好。依据本文对《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的结构设计，它分为《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两部分。《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涵盖的知识内容主要包括：税法总论、增值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消费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营业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法及其会计处理与纳税筹划、以及税收的主要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的内容主要是除《综合（一）》之外的非主体税种或与企业无关的税种。由此对涉及该课程的其他课程具体分析如下：《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因为主要涉及到企业主体税种知识所以应该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课程修完之后才能学习，但可以安排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之前，不过如果能够与《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安排在同一个学期学习则效果更好，这样包含小税种在内的每一个与企业相关的税种都能与《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知识相匹配。与《中级财务会计》类似，《财务管理》、《成本会计学》、《管理会计学》课程也是如此，它们主要涉及到主体税种因而必须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课程修完之后才能学习，但可以安排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课程之前学习。《审计学》由于会涉及企业的每一个税种，因此它必须是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全部修完之后才能学习。对于《高级财务会计》等则需要在《中级财务会计》学习完之后，所以一般都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学习完之后再开设。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先修课程主要是《经济法》与《基础会计》，《财政学》则是最好安排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课程之前；对于其他课程来说，《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学》、《管理会计学》应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课程之后学习，《审计学》则是需要在《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一）》和《税法、纳税筹划与会计综合（二）》都修完之后再学习。

[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税务会计、税法与税收筹划课程内容横向整合教学研究”（编号：2013YJ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刘永泽：《中级财务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计金标：《税收筹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许利平：《〈税法〉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5]陈晓芸：《比较分析法在会计学专业税法教学中的应用》，《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6]赵恒群：《税法教学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7]苏强：《基于多元立体化理念的“税法”与“税务会计”教学模式设计》，《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

[8]刘芳、郑红霞：《“税收筹划”课程的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探索》，《财会通讯》（综合・上）2010年第8期。

[9]傅惠萍、毕嘉敏：《新税制下税法教学若干问题探讨》，《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10]朱晓冲：《〈税收筹划〉课程案例教学改革探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5期。

第2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关键词】税法 税收 法规讲解 会计学

一、税法教学的重要性

税法教学的重要性是由税法的重要性和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决定的。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与税收密不可分。税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后，便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税收活动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税收政策，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运行，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一个企业的管理活动，无外乎是战略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等方面。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最小的耗费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纳税本身是企业的一项必要支付，如何用好、用准、用足税收政策，便成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公民个人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渠道的多样化和收入总量的增加，纳税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何做到依法纳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愈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在高等院校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和法学类各本科专业普遍开设税法课程，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税法教学，使各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税收法律知识，这样，既可以为财税部门培养税收专门人才，也可以为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培养纳税管理人才，满足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对人才的需求。

二、教学内容应突出税收特色，重在应用

教学内容是为培养目标服务的。目前本科阶段的教育是本着“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的原则，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税法教学应顺应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而展开。目前，法学教育界对财税法教学内容的研究比较多。在税法教学上，讨论的焦点是“法”多一点，还是“税”多一点。但笔者认为，税法教学内容的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税收学不是税法。税收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税收的基本理论问题。税收学的内容一般包括：税收的本质，税收的存在形式，税收职能与原则，税收水平，税收负担，税收与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税收结构等，阐述税收分配的基本理论，揭示税收发展规律。税法是税收征纳双方的行为规范，解决的是实际操作问题。但是两者也有联系，讲授税法必然涉及到税收，所以要把握好两者的“度”，对于本科阶段学生，主要应以实务为主，理论为辅。

2.税法教学应突出税收特色。从法学的角度看，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纳税人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法教学应从权利主体的权利义务上展开，对于税款的计算问题可以一带而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税法”后面冠以“学”字，使税法变成税法学，似乎就注重了法学色彩而淡化了税收特色。实际上，税法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从税收实体法上看，每个税种都要涉及到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款计算、纳税环节、减免税、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实体要素，其核心问题是解决税款的计算与征收问题。国家要从纳税人那里取得多少收入，纳税人应保留多少收入，需要税收实体法予以明确。从税收程序法上看，主要是解决税务管理、纳税程序、法律责任、税收救济等问题，所有这些，必然涉及到数量关系问题。如果抛开数量关系，一味讲究法学色彩或理论意义，税法教学将不能适应实务工作的需要。

3.税法教学应重在应用。本科阶段的教育应把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应用型人才，缩短学校教育与实际工作的距离。税法本身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课程，如果只注重法学原理而忽视其实践性和应用性，则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因为市场需要的并非都是理论家，而是众多业务上的能手。无论是财税部门、企业单位、税务中介组织，还是司法部门、律师行业，需要的大都是精通税收业务的应用型人才。所以，对税法教学内容的安排，包括案例分析的选择，不能忽视实际操作问题。因此，税法教学内容应该包括税法基本理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在教学中，既要注重理论教学，更要重视业务能力的培养。

三、教学方法应以法规讲解为主，并与案例分析有效结合

讲课关键在于“讲”，“讲”的基本形式包括讲解、讲述和教学讲演。讲解是以解释、剖析的形式传授知识，讲述是以叙述的形式讲授知识，教学讲演是以演说的形式讲授知识。

1.税法教学应以讲解为主，讲述为辅，讲解立法背景、立法意图和实际操作问题。讲好税法课，需要教师具备法学、税收、会计等相关知识，否则，会出现照本宣科、宣读法条的现象，或者漫无边际地讲些所谓理论性的知识，致使学生似懂非懂，逐渐失去了对税法的学习兴趣。另外，教师应精选讲授内容，选择那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的内容进行讲解，如税法基本理论、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税收征管法等内容。对于其他税种，学生可以凭借已掌握的税法原理进行自学。

2.税法教学应采取以法规讲解为主、法规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有些法学教育者提出，税法教学应先提出典型案例，然后进行法学理论分析，对照讲解税法条文；典型案例的选择要注重税法与司法的联系，突出案例分析的法学意味和过程的逻辑性，不要只注重税款的计算问题。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完全适合税法教学，尤其是本科层次的税法教学。从法系上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也称成文法系)，与法国、德国等国家相类似。各项法律以成文法为主要形式，法律结构比较完整，内容比较严谨，条款比较原则。不同于以英国、美国等国家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亦称判例法系)，法律条文只提供了一个法定架构，其具体内容以大量的法院判例作为补充。这就决定了税法教学不宜采取以案例教学为主的方法，只能采取以法规讲解为主、案例分析为辅，讲解与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在讲授税法条文时，可从立法精神讲起，讲解税法的内在规定性和应用问题。然后，通过适当的案例分析，进一步理解和应用税法条文，增强实际操作的能力。如果不先讲税法的基本规定，直接以案例开篇导入教学过程，难以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税法内容。就像在讲授数学时，如果教师不先讲定理和计算公式而直接讲授计算题的话，学生很难听懂，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另外，在税法案例的选择上应贴近实际，突出税收业务特色，以培养学生税收业务能力。

四、教师和学生的知识储备是开展税法教学的基础

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有效开展教学活动，需要教师和学生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

1.税法教师应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税法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性、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法，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法学知识。税收是分配范畴，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项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都体现着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经济学和税收学等方面的知识。税收产生于纳税人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需要教师熟悉各行各业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特点，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常识。税收与会计密切相关，企业应纳税款的计算离不开会计所提供的资料，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税收的征收与缴纳是一项政策性、业务性较强的工作，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否则，税法教学只能停留在税法条文简单解释的低水平状态，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税法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有必要进行进修、深造和社会实践，扩大知识面，提高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以适应税法教学的需要。

2.学生应具备学习税法的基础。税法课程与法学、税收学、经济学、会计学等课程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税法课程应在学生已经修完上述课程之后开设。否则，势必会造成教师不知从何处教起、学生总是处于一知半解的困惑状态。尤其是会计课程没有开设，学生不懂什么是资产折旧或摊销，不懂收入、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就无法深入学习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由于学生缺乏必要的会计知识，学不懂税法，也使得有些教师不愿讲授税法课程或者只讲解税法原理而避开税款计算问题，直接影响了税法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第3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税道德观——税收文明的伦理省察与探寻》是一本关于税收伦理的学术论文与随笔集。本书运用新伦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系统性地拓展了传统“税收学”的研究视野与学科边界。同时，还能以税收治理的重要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出发点，笃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自觉跳出“税务、税收、财政、当下、中国、人类”六个思维局限，兼顾现实的复杂性、实践的可操作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提出一些未来中国税制改革的新构想与新方案。这些观点和成果，或能为中国税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与智力上的支持，从而尽些知识人所应有的价值提醒与告诫的本分，未雨绸缪，预警或防范税制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基于伦理学的税收研究，旨在不断寻求和接近税收价值的真理，从而为优良税制的制定提供内在的道德根据和道义基础。根本来说，伦理视域的税收治理与探索，无不是为了理顺和调节五大税收基本利益关系，即征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纳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要彻底理顺和调节这五大税收基本利益关系，首先须弄清楚这五大基本利益关系中的“核心利益关系”，即征纳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本质。并且必须遵从人道自由和公正平等两大基本道德原则来调节和理顺这对关系。因此，税收道德和税法无疑是调节这五大基本利益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方法。税收道德价值是税法制定的价值导向系统。税收道德先进、优良，则税法大多会先进、优良；税收道德落后、恶劣，则税法大多会落后、恶劣。而税收道德与税法之优劣，完全取决于增进或消减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之多少。 

基于以上观点，本书提出了未来中国税制改革或者税制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主要目标与使命： 一是必须始终瞄准税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这个终极目的，进行结构性税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与路径选择； 二是要注重“税权”合法性问题彻底解决，即要全力扩大“税权”的民意基础；三是近期应重点促进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结构性失调问题的解决，逐步建立“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新格局；四是要重视税制基本价值问题的研究，克服以往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五是要特别重视“征纳税行为实施如何规律”的研究，并以此作为税制价值的核心根据。 

就税制文明转型的现实策略而言，本书认为应分四步走：第一步，总量减税、总体减速，目标在于减轻普遍性、表层的纳税人“税痛”；第二步，间接税降比、直接税增比，目标在于构建“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新格局；第三步，大力推进财政透明、预算公开，目标在于建立财税权力长效“闭环式”监督体系，逐步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第四步，扩大税权民意基础、建立纳税人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最终目标是建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 

本书精心撷取并审慎应用伦理学前沿理论研究成果，对税收治理基本范畴，诸如税收、纳税人、税率、税收目的、税收行为规律、税收核心价值、税制结构与类型、最优税制形态、税德评价等重要专题进行了原创性的探索與研究；作为一名曾经在税务系统一线奋战多年的实务工作者，作者通过长期的现场体验与观察，对当前中国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给予了新颖、独特的省察，并基于对现实复杂性、实践可操作性与未来不确定性兼顾的认知，坚持现实与理想、战略与战术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税制改革思路与建议。作者立意高远、视野开阔、制心一处、择善固执，旨在为渐进式推进中国税制的文明转型，发挥税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力献智献策。

第4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个税法修正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多意见集中在3000元的工资薪金减除费用标准是否合理上，对税率结构调整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我们就草案和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下工资薪金所得税负变化情况进行了对比量化分析，认为修正案草案在方案设计上较好地体现了“抽肥补瘦”、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但是在税率结构的设计上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取消15%的税率不利于更鲜明地形成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导向。

加强收入分配调节

根据近年物价变动和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的实际情况，相应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就是一般说的“起征点”）是必要的，但十分关键的是应同时通过对税率结构的调整，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另一方面适当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

为了形成量化认识，我们对草案和现行税法下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变化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按照个税税制，对工资薪金所得，除了费用扣除标准外，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三险一金”也可在税前扣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首先对不考虑“三险一金”的工资薪金所得税负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然后加入“三险一金”对分析结果进行修正。

在不考虑“三险一金”的税负变动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人群而言，月收入19000元是两种方案下的税负无差异点，月收入19000元的人群在草案和现行税法下的应纳税额一样；月收入在19000元以下的人群应纳税额下降，而月收入在19000元以上的人群应纳税额增加。

第二，从应纳税额绝对数的变化来看，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群并未受益，这是因为其本来的应纳税额就为零。随着低收入者月收入的增加，个人所获得的减税额也在不断增加，月收入在7500元至12000元之间的人群获得了350元的最大减税额。随后，减税额不断减少直至反转为增税并持续攀升，月收入在102000元以上的人群增税最多，达到1450元。

第三，从应纳税额的变化幅度和量值来看，月收入在2000元至3000元之间的人群税额减少幅度为100%（但最大减税绝对额不过75元）。月收入3000元至19000元之间的人群，减免幅度不断下降直至为零。但月收入7500元至12000元的人群税负下降绝对额最大，为350元。月收入在19000元以上的人群虽然应纳税额增加，但增税幅度并不太大，增幅最大的是月收入102000元的人群，其原始应纳税额为29625元，草案下应纳税额为31075元，增加了4.89%。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月收入83000元处，草案与现行税法相比的纳税差额，从之前的550元降为500元，然后再持续上升。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在于草案与现行税法的税率结构差异。对于月收入83000元的人群，现行税法下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0%（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为81000元），对82000元至83000元之间这一收入增量，其应纳税额为400元；而在草案下，月收入83000元适用的边际税率仍为35%，对82000元至83000元之间这一收入增量，其应纳税额为350元。所以二者相比，纳税差额减少了50元，曲线上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拐点。而到了83000元以上时，其在草案下的边际税率由35%直接提高到45%，月收入的边际应纳税额较现行税法增加了100元，使纳税差额重新表现为持续上升。

目前个人缴纳的“三险一金”一般占月工薪收入的20%以上。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工资的8%，基本医疗保险费为2%，失业保险费率为0.2%，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12%，合计为工资的22.2%。另外，按规定，“三险一金”的缴纳上限为上一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2010年北京市职工月均工资为4201.25元，据此计算，2010年职工个人“三险一金”的缴存上限为2798元。

同时考虑费用扣除标准和“三险一金”后，实际的扣除额最低为3856元，也就是说，月收入在3856元以下的个人都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月收入在12603元以上的人群，其免征额则高达5798元。

据此，考虑“三险一金”后，税负无差异点不再是月收入19000元而是月收入21798元，此外，纳税人的税负变化情况基本一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得出结论，草案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免征额的确定上，每月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已经足够覆盖近两年来因物价上涨导致的基本生活费用的上涨。加上“三险一金”后，以北京为例，最低的免征额为3856元，而最高的免征额达到5798元（已高于部分人所提议的5000元）。

第二，通过对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和税率的调整，如不考虑“三险一金”因素，月收入在19000元以下的人群税负有所下降，而月收入在19000元以上的人群税负有所上升；如考虑“三险一金”，则无差异点还要上移，这体现了调节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目标下，于工薪阶层之内降低低端税负而适当增加高端税负。

几点优化建议

我们认为，草案在税率结构的设计上也存在相对不足之处，主要是取消15%的税率，使20%的税率覆盖范围，从原来的月收入7000元至22000元（不考虑“三险一金”，下同），改变为7500元至12000元，看起来不利于清晰体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导向。取消15%的税率后，7500元至12000元之间的收入段（即不考虑“三险一金”，其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500元至9000元之间的收入段）适用的税率由10%直接提高到20%，导致这一收入段的税负迅速上升，并带动后面收入层级的税负加重。

我们以更鲜明地体现中央文件强调的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导向为出发点，试对草案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率结构提出优化建议：基本点是仍保留原有15%税率而取消20%税率，即可考虑将草案中第三级适用的20%税率改为15%，将25%税率对应的月应纳税所得额由草案规定的9000元至35000元缩小到9000元至20000元，同时将30%税率对应的月应纳税所得额由草案规定的35000元至55000元扩大到20000元至55000元。

第5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关键词】收益、可税性、影响因素

可税性理论作为税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着重点是如何在立法上有效界定征税范围，确保国家征税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其核心是对各类收益可否征税作出取舍。因此，要深入研究可税性理论，就必须探讨收益问题。[1]

作为一般概念的“收益”，因其内涵较为丰富，故在多个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对其都会有所涉猎。例如，学上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2]由此足见收益问题的重要性。即使在法学上，由于收益涉及到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3]涉及到公平分配，以及如何通过对收益的调整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等问题，因而它同样是法学应予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只不过法学上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由于“收益”与财富的分配直接相关，因而有关收益问题的研究，在税法之类的“分配法”中也就占有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收就是国家的一种收益，即国家以税的形式从纳税主体那里收取的利益，实际上是对私人收益的分配或再分配;而纳税人所关注的，则是纳税之后的收益，以及不纳税或少纳税，会使自己增加多少收益。因此，如果仅从一定时点的收益分配来看，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这并不排除在较长时期可能存在非零和博弈)，而税法也就是规范上述收益分配活动的法。因此，收益问题也就成了税法研究上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其实，上面说到的收益，主要是结果意义上的收益。无论是国家获取的税收收益，还是纳税人关注的排除了国家征税影响之后的收益，都是一个阶段的终结。而作为可税性理论所关注的收益，则并非上述那种“尘埃落定”的收益，而恰恰是在“刀俎”上尚待“宰割”的作为“鱼肉”的一类收益，即处于征税对象阶段的收益，而不是已成为国家税收收入的收益，也不是纳税人的税后收益。

上述处于征税对象阶段的、对于可税性研究至为重要的收益，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收益。在把“收益”作为税法上的专门概念的情况下，本文拟讨论以下相关问题:收益对于税法理论，特别是可税性理论有何价值?为什么在税收立法上要对不同类型的收益作出选择和取舍?影响收益可税性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和税法的宗旨、原则有何关联?等等。之所以要探讨上述问题，主要是意在说明研究收益的可税性问题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值。

一、收益对于可税性理论的重要价值

在提出和探讨“可税性问题”的过程中，[4]我曾强调，收益性是确定征税范围的基础性要素。根据国内外的立法实践、税法理论及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在确定征税范围时，主要应考虑的因素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只有综合考察这三个方面，才能在理论上有效地确定某类行为和事实是否具有可税性，在立法上或执法过程中，才能判断是否可以对其征税。但在三个因素之中，最基本、最重的，则是收益性。

对收益性的强调，是各国税法在确定征税范围方面的共性。需要不断重申的是，由于税收活动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只有当存在收益时，才可能有收益的分配问题;同时，也只有存在收益，才可能有纳税能力;而只有在向有纳税能力的人课税，真正实行“量能课税”的情况下，课税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从而也才是可税的。

主体的收益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征税选择，会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产生一定的影响。仅从税收学通常的收益分类来看，适合作为税源的收益主要有三类，即商品(包括劳务，下同)的销售收入、各类主体的所得、源于财产的收益，这与公认的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这三大税类是相对应的，由此形成了各国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此外，如果对上述各类收益做进一步的划分，还会形成与其相对应的不同税种。可见，对上述收益不断“细分”的过程，也就是对税收体系不断“细分”的过程。而在税收法定原则及“一税一法”原理的要求之下，这样的“细分”恰恰有助于认识税法体系的形成，对于认识税法规范的结构与分类，以及分析税法制度的优劣得失，也都会有所助益。

上述的“收益”，是与征税对象的整体相对应的，作为一种较为广义的理解，它是指相关主体“得到的利益”，或者说是其“经济能力或某种福利的增加”。这不同于有些论者将“收益”仅仅等同于“所得”的认识。上述的广义理解，使收益本身可以成为对税收进行分类的基础，从而也成为研究税法体系和税法制度的重要入口;同时，由于收益的分配是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从而也是税收制度的基础，因此，研究收益问题对于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依照上述对收益的广义理解，在通常情况下，从纯经济理论上说，“有收益就可以征税”，而无须看这种收益的来源、性质如何、是否合法等。因此，不管是销售收入还是营业利润，不管是投资收入还是资本利得，不管是集体收入还是个人收入，都是重要的税源，[5]都可以依法征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存在收益，是确定可否征税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因素。

但与此同时，基于税收在分配收入、配置资源、保障稳定等多方面的职能，[6]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在法律规定上，“有收益即可征税”的命题并非总能成立。因此，对于收益还需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的可税性来说，将收益分为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将有收益的主体分为营利性主体和非营利性主体，甚为必要。通常，对于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收益，应当征税;而对于公益性主体的非营利性收益，则不宜征税。同时，对于营利性主体的公益性活动和公益性主体的营利性活动，也要区别对待。这既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可税性理论的重要。

此外，从和现实来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始终存在着获取收益的动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国家获取收益必须“取之有道”，而不能横征暴敛。这就要求国家征税必须考虑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而是否具备纳税能力，则又是以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

上述的分析表明，收益不仅具有与征税对象总体相对应的基础地位，而且还是在总体上判断可税性的最基本的因素，同时，也是衡量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的有无和多少的前提。因此，收益对于可税性理论乃至整个税法理论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有鉴于此，在以往研究总体上的可税性理论的基础上，还有必要研究具体收益的可税性问题，以便按照一定的判断标准，确定对哪些收益可以征税。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于各类收益的选择或取舍问题。

二、税法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

探讨税法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探讨在经济上的收益或者其他意义上的收益，是否都能够成为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如果不是，则哪些可以成为法律上的征税客体?立法者在判断某类收益可否成为征税客体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或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也是本文拟探讨的核心问题。

从一般的逻辑上说，在对可税性理论的总体研讨的基础上，只有集中讨论收益的可税性问题，才能在税收立法时，更好地对各类收益是否可以征税作出判断和选择。但这方面的判断和选择注定会存在争议，而且必将长期难以达成一致。因为税法的宗旨并非单一，税收的职能是多重的，[7]这就必然导致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探讨此类问题会存在研究风险，但毕竟有助于人们可能达成的一些共识，因而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基础性的价值。

探讨税法对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收益的分类。由于收益的来源、形态、性质等的复杂多样，因而收益的分类标准和相关类别也可以是多重的和多样的。其中，有些分类对于税法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货币性收益和实物性收益、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既得收益和预期收益、合法收益和违法收益、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偶发性收益与经常性收益，[8]等等。对于这些不同类别的收益，国家在征税时就需要作出选择，确定哪些可以征税，哪些不能或不适合征税。而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探讨清晰，在税收立法上先予确定，才能在税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在上述的诸多收益类别中，对于本文的研讨更有直接价值，更有助于说明税法上的取舍标准的，主要有如下几类收益:

第6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关键词]新税法 外资企业 影响

一. 前言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已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从外资企业的角度看,实施新税法,或者说“两税并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企业政策一次重大调整。经历了十几年的等待,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终于将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草案将新的税率确定为25%。主要考虑是:对内资企业要减轻税负,对外资企业也尽可能少增加税负,同时要将财政减收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还要考虑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国家(地区)的税率水平。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草案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是适中偏低的水平。

二. 新税法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新税法出台前后,国内外各界对于其可能对外资企业的影响纷纷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对全国整体而言,新税法实施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不会太大,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外资企业质量和水平。一是25%的新税率在国际上是适中偏低的水平,对外资仍有吸引力。二是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投资决策中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综合环境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三是新税法采用产业优惠,将有效引导外资投向。但不容忽视的是新税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收益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类型的外商投资会外流,外商投资企业面临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必要调整。比如唐山松下是1994年成立的,当初‘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到期后,现在执行的是24%的企业所得税加上3%的地方所得税,实际税率就是27%,现在税率统一之后所得税率反而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为照顾部分老企业适应新的税率环境,特地规定给新税法设了五年过渡期: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15%和24%等低税率优惠的老企业,按照国务院规定,可在新法实施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25%的税率。由此可见,外资企业所得税提高后,不会给我国吸引外资带来大的影响。

就我国不同地区而言,由于新税法实施前各地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不同,新税法基本取消地域优惠后必然带来不同的影响,而且统一实行的产业优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不完全一样。

(1)实行产业优惠,为我国优化外资企业结构带来机遇。

由于新税法对投资高新技术、农林牧渔、节能节水环保、安全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创业投资、服务业等领域的企业赋予所得税优惠政策。外商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一样,正在积极回应国家的政策导向,计划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从而促使我国外资企业结构的优化。

(2)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企业借助外资做大做强的积极性。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盈利企业虽然有借助外资做大做强的内在需要,但是由于合资以后会造成上缴税收的减免,所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不高。新税法实施后,企业不再会因为外资企业造成所得税率的变化,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不仅可以增强竞争力,也会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税收。

(3)环境保护、节能节水.

外资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等节能减排行业将得到鼓励。“新税法”采用减免税、收入减计、税额抵免等政策,对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等行业进行鼓励,投向上述行业的资金将会增加,这对我国推进大气、水污染防治,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全面完成污染物总量削减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短期内将招商引资和现有外资企业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国家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动议了两三年,终于下决心出台,还对前的企业给予了5年的过渡期。如果对外商投资没有影响,国家是不会如此慎重的。《日本经济新闻》采访的日本企业表示,中国“加工贸易制度等要重新认识,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在逐渐缩小,因此,很多企业在重新探讨是否把中国作为据点进行出口的问题。”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认为,韩国企业同样思考着类似的调整。“这种出口据点的在华投资方式已经在向越南和东南亚地区国家转移,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的实施,这个趋势将更加明显”。2009年1-2月份我国新批外资项目、合同外资金额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我国有68%的外企认为新税法将会影响企业的运营,其中26%的企业认为有较大影响,有少数外资企业表态施行新税法后将不再投资。

参考文献:

[1]刘东辉.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 经济问题探索, 2008;9

[2]经海霞.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应用浅析. 商情(教育经济研究), 2008; 5

[3]刘云丽. 新税法的实施给内资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财会研究, 2009;6

第7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关键词 税收筹划 合理避税 合法违法

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遵守税法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通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税收政策，适当安排投资者行为和生产经营业务流程，通过合理的财务协调和有机的会计处理，巧妙地安排税收方案，在合法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税务筹划具有必然性、复杂性和广泛性。

一、企业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企业的客观理财环境之一，如何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成为企业理财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出发点。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收筹划，不能有效地安排税务事项，就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也无法达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

（一）有利于减少企业自身的“偷、欠、骗、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的发生，强化纳税意识，实现诚信纳税。纳税人都希望减轻税负，税收筹划的存在和发展为纳税人节约税收开支提供了合法的渠道，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企业税收违法的可能性。

（二）税收筹划有利于使企业在获得较大利益的同时降低经营风险。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是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企业就不会因为偷、逃税而担惊受怕或被处罚，从而规避了因为违反税法而带来的经营风险。税收筹划不但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成本，还可以防止纳税人因违反税法而缴更多的税款和罚款，从而使企业在获得较大利益的同时降低经营风险。

（三）有助于优化企业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企业根据税收的各项优惠政策进行投资决策、企业制度改造、产品结构调整等，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减轻税收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经济杠杆的作用下，逐步走上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道路。

二、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应用

（1）企业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对一个企业来讲，筹资是其进行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的首先具备的条件。企业的筹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但无论是哪种筹资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资金成本。筹资决策的目标不仅要求筹集到足够数额的资金，而且要使资金成本达到最低。现代企业的筹资方式主要有：向银行借款、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集资、企业自我积累、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企业的筹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如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利用留存收益、向银行借款、商业信用、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由于我国税法对不同筹资方式取得的资金成本的列支方式不同，这便为企业筹资决策中的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我国税法规定，权益资本以股息形式获得报酬，一般要被征两次税，一次是分配前作为企业的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另一次是分配后作为股东的股息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形成了重复征税的现象。企业通过借款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改变资本来源结构，提高债务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减少应纳税所得额，降低税收负担。但需要注意的是，负债筹资虽然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负债越多越好，企业的负债筹资应该以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有效地控制风险为前提，否则有可能使企业陷于财务危机甚至破产。

（2）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第一，通过投资产业的选择进行税收筹划。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第二，通过投资地点的选择进行税收筹划。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除了要考虑投资地区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环境、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常规因素外，不同地区的税制差别也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要选择整体税负较低的地区或税区投资，在我国国内一般可以考虑以下重点区域：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沿海经济开放区；西部大开发地区等七大地区。

（3）企业组建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组建的过程中既可以采用子公司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分公司的形式，不同的组织形式各有利弊。子公司是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出现的，因而可以享受子公司所在地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税收优惠。但设立子公司手续繁杂，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子公司必须独立开展经营、自负盈亏、独立纳税，在经营过程中还要接受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等。

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身份，因而不能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但设立分公司手续简单，有关财物资料也不必公开，分公司不需要独立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且分公司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总公司管理控制。

税收是企业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可以规避涉税风险，控制或减轻税负。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与会计水平，有利于纳税人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企业应高度重视税收筹划对企业的影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税收筹划，合理的降低税收负担，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我国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建设，税收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税收立法的要求就越高。但由于我国税收法规不完善，有随意性，弹性大，经常变动，征纳双方在税收法规认识上就会产生偏差，对同一项纳税事宜，双方会有不同的意见，法规有时又不明确，税务机关执法行为不易规范，容易造成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纳矛盾。

另外，税收征管的信息化水平比较低，共享机制未形成，源于税收信息化基础工作薄弱新征管模式要求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信息化、专业化建设为目标，但由于税收基础工作覆盖面较广，数据采集在全面性、准确性等方面尚有欠缺，不能满足税收征管和税源监控的需要。

四、完善我国税收管理的建议

（一）合理选择税收筹划的途径

税收筹划技术是纳税人在现行税法的框架下，为降低税负而采用的某些手段和技巧。主要是从缩小税基、降低税率两方面筹划，常见的技术有：

1、价格转让法。价格转让法亦称转让价格法、转让定价法。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经济利益联系的经济实体为共同获取更多利润和更多地满足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内部价格进行的销售（转让）活动，这是避税实践中最基本的方法。

2、成本（费用）调整法。成本（费用）调整法，是通过对成本（费用）的合理调整或分配（摊销），抵消收益、减少利润，以达到规避纳税义务的避税方法。

3、融资（筹资）法。融资法，即利用融资技术使企业达到最大获利水平和使税负最轻的方法。

4、租赁法。租赁可以获得双重好处，也是一种减轻税负的行为。

5、低税区避税法。低税区避税法是最常见的避税方法。低税区包括税率较低、税收优惠政策多、税负较轻的国家和地区。

（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执法，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

完善的税法体系是依法治税的基础，没有健全的税收法律制度，依法治税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为此，我们要加快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一是尽快制定和出台《税收基本法》。二是现行税种的实体法予以法律化。三是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四是设立税收处罚法。对税收违法、违章处罚作出统一的法律规定，以规范税收处罚行为。

另外，税务干部要深入学习和掌握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依法治税、规范行政的意识，要坚持依法征税，增强执法为民的自觉性。认真执行税收执法检查规则，深入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1］高屹.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的思路［J］.现代商业，2008，（10）.

第8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及其体系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含义、性质的考察与分析

1.法律原则含义的一般考察

法律原则是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原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作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基本法律原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和法律概念一起，构成了法律的基本要素。法律原则所揭示的内容都是法学中的一般理论或基本思想，一般是由一定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转化形成的。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在被立法者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前，只是对法律制度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但一旦被法律所确定或被立法者所接受并在法律规则中体现出来，即成为法律原则，它就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并处于法律规范的最高层次。

在英语国家的法律和法学中，尚未发现“基本原则”的用法。但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基本原则的使用非常广泛，意在强调某些原则的根本性，以区别于具体原则。例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之中，作为行政法的精髓，指导行政法的制订、修改、废除并指导行政法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1]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2]我国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较为重视，一般都将其作为税法的重要基础理论加以论述。有关税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表述主要有：其一，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内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3]其二，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4]其三，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义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5]

从上述关于基本原则定义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基本原则的含义具有下列共同点：第一，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规则、基本准则，其内容具有根本性。第二，基本原则是直接规定于或是寓义于法律之中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和学说必须被立法所采纳时，才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第三，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它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领域的具体原则。

2.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性质的分析

所谓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基本原则贯穿于征税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税收征纳程序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直接体现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对征税权力公正行使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具有宏观上的保障作用。在各国税收程序法上，一般普遍确立了依法征税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职能分离原则、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量能课税原则等在内容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法治国家对征税权力公正、有效行使的基本要求，保障了纳税人和其他程序主体得以参与税收程序过程，并对征税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它们是税收程序各项价值要求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这就是说，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税收程序法价值追求和目标模式的选择，但又不能与其等同。正如贝利斯教授认为的那样，法律制度的各项价值目标-正义、秩序、自由等-的要求在各个法律部门中均表现为一些“核心原则”，这些“核心原则”为处于该法律部门不同规范层次上的“最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据。[6]因为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它没有提供人们行为的规则，所以，作为体现其具体要求或最低限度标准的“核心原则”不具有法律规范性，但基本原则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法律规范，它为法律关系主体设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是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法律行为的准则，也是法院判决的依据。

第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对税收征纳活动的进行具有普遍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阶段或环节的具体原则。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对税收程序法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它在税收程序法中生效的领域是全面的，对税收程序活动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不应局限在程序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环节。具体原则是适用于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的原则，是基本原则在特定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例如，职权调查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应依职权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应一律注意，是依法征税原则在税收检查（调查）阶段适用的具体要求；明确性原则要求征税行为的内容必须明确，以便相对人了解征税行为的理由，或决定是否寻求救济，它是公开原则在决定阶段对征税行为内容的要求；作出决定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对相对人提出的作出某种行为的请求（例如减免税、事前裁定请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它针对的是纳税人等向征税机关提出申请的行为，是征税效率原则和尊重纳税人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三，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虽然有时起到规则同样的法律效力，但它与税收程序具体规则（制度）的作用也不同。一方面，基本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要由规则加以体现和保障，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使其实施，基本原则将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宣言，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基本原则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它是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方向与灵魂，对具体规则的确立乃至修改起着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基本原则，税收程序法规范不可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反，如果一项基本原则被确立、修改或废除，那么它将对税收程序法规则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所有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它对税收程序立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说：“我们只有承认法律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才能解释我们对于法律的特别尊敬”。[7]迈克尔？D？贝勒斯说：“职业律师研究法律是为了得知法律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表达着法律，并使他们能够预测法院将作出什么决定和说服法院去做出这样的决定”。[8]因此，研究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助于发挥它们作为基本准则在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中的功能。

第一，对税收程序立法的指导作用。在税收程序法的内部结构中，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位于税收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具体原则、制度的中介。基本原则应当将其所承载的税收程序法精神和价值目标表达到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中去，成为后者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可见，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纲领性指导作用，能够保证税收程序法各项制度和内在结构和谐一致，起到协调和整合的功能。此外，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还为制定单行税收程序法律和下一位阶的税收程序立法提供了立法准则。在实质意义上，税收程序法是有关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在税收程序法典（税收基本法）中确立以后，对制定专门性的税收程序法律以及次级税收程序立法将起到指导作用，可以避免在创制税收程序法律规范中的盲目性，使得各项税收程序制度和税收程序规范性文件成为协调一致的科学体系。

第二，为税收程序法的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依据。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将抽象的税收程序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复杂多样的税收征纳行为，必须对税收程序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准确的解释。只有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正确理解了税收程序规则的立法意图，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和价值目标的体现，它对准确理解和执行税收程序法律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防止解释和适用中的混乱。

第三，为征纳双方提供行为准则。规范性是基本原则的属性，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征纳双方的税收程序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行为准则。当税收程序法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一定的法律空白是立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税收程序法同样面临着规则的有限性与税收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征纳主体的行为特别是征税行为应该符合作为具体规则本源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符合基本原则关于征税权正当行使的最低要求。同时，在征税自由裁量权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征税机关对征税裁量权的滥用，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使其受制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使征税裁量权的行使不致于超出税收程序法精神和基本原则的调整范围。

第四，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审判准则。在税收行政诉讼活动中，法院在对征税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包括对征税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审查。为了实现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只有同时作为审判规范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与其他规范相区别。[9]当具体规则缺乏规定时，征税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基本原则的要求，而法院在审查时，也应当根据基本原则审查征税机关的程序行为是否合法。

（三）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税收程序法的每一项基本原则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原则体系。在这个原则体系中，每一项基本原则是其中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对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不可缺少的。

1.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关问题的更广阔的考察

关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内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国内外都没有系统的论述和规定。在税法学上，较多讨论的是适用于整个税法体系的税法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内含于税法基本原则之中，这反映了实体与程序共通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较好的揭示，如普遍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就是共同适用于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但对专门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等则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方面反映了税收界和税法界对专门的税收程序活动基本原则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税收程序活动一般适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规则，有关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也就由行政程序法规定（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也是规定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法源）。这就有必要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进行简单的考察。

国外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有三种方式，一是间接式，即行政程序法中没有关于基本原则的直接表述，而是通过具体制度予以体现，意大利、德国、美国、瑞士、奥地利、日本等国家采用了此种方式。这些国家行政程序法没有直接规定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等基本原则，但都规定了阅览卷宗、说明理由、听证等制度，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的原则。二是直接式，即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如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一编第二章为“一般原则”，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谋求公共利益原则及保护公民权益原则、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公正原则及不偏不倚原则、善意原则、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非官僚化原则及效率原则、无偿原则、诉诸司法机关原则。韩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信义诚实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透明性原则。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依法行政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三是非成文法式，即通过判例或法理确定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如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法国的防卫权原则和公开原则等。上述三种方式比较起来，直接规定式较为优越，它有助于避免认识上的分歧；提纲挈领，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解和执行；在具体制度缺乏规定时，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特别是行政机关提供行为规则。实际上，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国家和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都比较晚，反映了行政程序法立法技术的发展。在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中，由于行政程序法实际上担负着行政法法典化的功能，所以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程序规则，还包括实体规则，即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已合为一体，如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等，兼具程序与实体内容。另外，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诚实信用等私法原则。

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观点主要有：（1）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听证原则、顺序原则和效率原则；（2）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效率原则；（3）有人提出应区分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原则，并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4）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不应限于程序原则，并认为税收程序法程序性原则有：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和程序及时原则，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等。

实际上，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规定的方式也在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德国税收通则》中有关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即是采用了间接式，该法第85条规定了依法征税原则，第89条和第122条规定了建议和告知、第91条规定了听证、第119条规定了征税行为的明确性、第121条规定了说明理由、第187条规定了阅览卷宗、第202条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及通知，这些规定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原则。而韩国《国税基本法》则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国税征收的原则，其中第一节为“国税征缴原则”，包括实质课税原则、信义和诚实原则、课税根据确认原则、减免税原则；第二节为“税法适用原则”，包括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原则、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课税裁量权适当行使原则、尊重企业会计制度原则等。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税收法律主义”和“税收公平主义”两项；[10]北野弘久除了对租税法律主义进行论述外，还论述了实质课税原则、应能负担原则、诚实信用原则；[11]新井隆一则明确提出了正当程序原则，[12]反映了日本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开始进行细致的探讨。我国台湾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不仅深入探讨了税法基本原则体系，而且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使正义原则和法治国家原则在税收活动中得到严格遵循。例如，陈清秀提出了三类税法原则：（1）税法上特殊的正义原则。认为在法治国家或正义国家中，课税不得实现任意的目的，而必须按照正义的原则加以执行。他提出了税法上税捐正义的三个标准：一是正义的税法必须以合乎事理的各项原理或原则为前提，“如果没有原则，则正义即丧失其基础”，但这些原则必须前后一贯的符合正义要求，因为这些原理或原则“如果以数个标准加以衡量即非正当”；二是实质的正义不仅要求单纯的各项原则，更要求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这就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税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三是这些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必须前后一致的加以适用。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法上最合乎事理即税法上特殊正义的三项基础原则：量能课税原则、需要原则（功绩原则）和实用性原则。（2）税捐的课征与宪法上的原则。包括税捐法定原则、税捐平等原则、社会国家原则、法治国家原则、生存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财产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3）一般税收程序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人性尊严、照顾保护义务。[13]我国大陆学者一般将西方税法基本原则概括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14]

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学者们意见存在分歧，有三原则说（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四原则说（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五原则说（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无偿性财政收入原则、宏观调控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六原则说（兼顾需要与可能、有利于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原则；调节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以法治税原则；税制简化原则）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在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注意从理论上严格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界限，这表现在有些学者只论述税法基本原则，并未对其进行分层次的研究。而在对税法原则问题进行概括研究的学者中，虽然将税法原则区分为“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两大方面，但对区分的依据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其认识也不统一。[15]不过，我国也有学者将众多的税法基本原则，“统一纳入层次不同的税法原则体系”，对税法基本原则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了分类研究。该学者提出税法基本原则可进行三种分类：一是按照原则本身是道德取向还是政策取向，分为税法公德性基本原则与税法政策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保障财政收入原则、无偿征收原则、公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社会政策原则。二是按照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是税收分配关系还是税收征收管理关系，分为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无偿缴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维护国家利益原则；后者包括征税简便原则、税收确实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三是根据税法调整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为税法实质性基本原则与税法形式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正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税收社会政策原则、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收法定原则、征税简便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16]

分析我国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没有对基本原则体系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没有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或者其区分的依据不够科学，没有将基本原则与税法价值、目标模式和宗旨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孤立地就基本原则论基本原则。第二，注重对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忽视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个别学者虽然提出了应区分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但其所提出的程序性基本原则完全是从提高征税效率的目标上来考虑的，没有包括监督征税权公正行使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等，更没有将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保障原则作为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其所提出的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也仅限于纯程序性的，而将本应属于程序与实体共通的基本原则（如征税公平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效率原则）完全划归为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第三，将税收职能或税收活动的某一阶段原则当作基本原则，如“强化宏观调控原则”和“确保财政收入原则”等应属于税收职能，“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开放原则”应属于涉外税法原则。

2.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的具体体现，它对整个税收程序的立法、执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上述考察，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时，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以程序价值和目标模式为“源头”，即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要在层次更高的税收程序价值、目标模式中去探寻。程序正义和法治理论是税收程序法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处理好税收程序法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从内容上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因此不能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作为基本原则，以防拔高基本原则的层次。一国税收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也制约着其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有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即会有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时，必须考虑所选择的“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这一目标模式的要求。

第二，不能将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税收实体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相割裂。税收程序虽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但它与税收实体法是密不可分的，保证实体税法的正确有效实施是其重要功能和外在价值，两者的基本原则应在统一的税法理论基础上保持和谐、一致，但又不能相互等同或替代。同时，鉴于税收程序法在内容上采用实体与程序并存立法模式的合理和现实选择，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应局限于程序原则，还应包括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第三，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重视纳税主体的参与，应将其立于独立的程序主体地位，切实尊重纳税人基本权利，这是现代税收程序法的重要特征。

第四，必须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也应考虑我国加入WTO和法律全球化的新形势，处理好与国际有关制度的接轨问题。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及制度文明交流与优化选择，构造了一国法律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内在机制。而经济因素和税收活动的流动性，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则为一国税收程序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经济动力。因此，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借鉴它国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另外，就形式而言，制定统一的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并在法典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我国也应采用直接规定式，这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也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实施和理论研究。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考察，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1）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公平原则、征税效率原则、比例原则（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2）程序性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17]

对于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因其更多是在税法基本原则中阐述，限于篇幅，本文除重点论述程序性原则外，只对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中的比例原则作进一步论述。

二、比例原则：一个程序与实体共通的核心原则

第9篇：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有所发展,不仅要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也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改造,减少原材料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在经济资源有限、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收入的增长、生产成本的降低都有一定的限度。故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一)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税收筹划

新法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本企业所得税法,只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其他形式的企业在缴纳完企业所得税后投资者还得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投资者应在企业成立之初,综合考虑企业发展规模和自身风险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减少总体税负。

(二)对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税率有四档:基准税率25%和三档优惠税率,分别为10%、15%和20%,因此,仅从税率因素考虑,在进行该税种的税收筹划时,就存在着税收筹划的空间。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立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适用于10%的优惠税率。国家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优惠税率。小型微利企业适用20%的优惠税率。企业应尽可能创造条件以满足优惠税率的标准。

(三)对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

税收优惠是税制设计的基本要素,国家为了实现税收调节功能,一般在税种设计时,都设有税收优惠条款。企业如果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条款,就可享受节税效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许多都是以扣除项目或可抵减应税所得制定的,准确掌握这些政策,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就是税收筹划的过程。

(四)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

企业筹资决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资金成本,不同渠道来源的资金获得成本各不相同。如股票的筹资成本为发放的股息和红利,债券和银行借款的筹资成本为利息。税法规定:股息支付不得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交纳所得税后的收益中分配;而利息支付则可作为费用列支,在计算应税所得中允许扣除。因此,企业在筹资时,要充分考虑利息的抵税作用和财务杠杆的作用,选择最佳的资本结构。

(五)对企业费用列支方法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和范围,从而扩大了税收筹划的空间,成为新税筹划的重点。费用的列支时间、数额直接影响每期的应纳税所得,所以进行费用列支应注意以下几点:已发生的费用及时核销入账;对于能够合理预计发生额的费用、损失应采用预提方法计入费用;适当缩短以后年度需要分摊列支的费用、损失的摊销期;对于限额列支的费用,如业务招待费及公益救济性捐赠等,应准确掌握其允许列支的限额,争取在限额以内的部分充分列支。

(六)对企业销售收入的税收筹划

1.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纳税人如果能够推迟应纳税所得的实现,则可以使本期应纳税所得减少,从而推迟或减少所得税的缴纳。对一般企业来,主要的收入是销售商品的收入,因此推迟销售商品的收入的实现是税收筹划的重点。

2.尽量投资免税收入。可以考虑购买免税的国债或进行直接投资。新税法规定来自于所有非上市企业以及连续持有上市公司股票12月以上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给予免税,不再实行补税率类的作法。

(七)对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筹划

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的组成部分,是缴纳所得税前准予扣除的项目,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折旧额越大,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少。固定资产的折旧涉及到三个问题: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年限的估计和净残值的确定。

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也存在差异。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然关系到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但不同的税制条件会使折旧对企业的利润和税负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累进税制下,企业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较有利,需企业经过比较分析后才能最后作出决定。

(八)对企业存货计价方法的税收筹划

存货成本的计算,对于产品成本、企业利润及所得税都有较大的影响。企业利用存货计价方法选择开展税收筹划,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税制环境及物价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期末存货的计价的高低,对当期的利润影响很大。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期末成本,从而得出不同的企业利润,进而影响所得税的数额。我国税法规定,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主要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和个别计价法等。在实行累进税率条件下,选择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对企业发出和领用存货进行计价,可以使企业获得较轻的税收负担。在实行比例税率条件下,对存货计价方法进行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因素的影响。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对企业存货进行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使企业的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的收益,即企业计算应纳所得税额的基数相对减少,从而达到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税后利润数额的目的。相反,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对企业存货进行计价,才能提高企业本期的销货成本,相对减少企业当期收益,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而在物价上下波动的情况下,则宜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计价,以避免因各期利润忽高忽低造成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增加企业安排应用资金的难度。

二、目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税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有按税种设立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征管法等构成,单行法地位平行、排列松散,影响了税法的整体效力。

(二)税法建设滞后

近几年我国税法立法层次有所改观,但立法层次仍然不高。对税法不断补充和调整,容易造成征纳双方就某一具体概念或问题形成争议。再者,税法对涉税案件的打击力度依然偏轻。另外,税法与会计法在制度衔接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总之滞后的税收法制建设与我国目前正在创建的和谐、小康社会的大好局面极不相应。

(三)涉税人员水平不高

税务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专业的税务筹划师、税务精算师等专业队伍,企业税务筹划多为财务人员兼办,涉税人员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距离。

三、完善与改进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建议

(一)强化科学管理,规范财务行为

税法从征税角度对会计核算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实践证明,企业会计资料越规范、齐全,税收筹划的空间越大,税务筹划的成本才低、企业的税才轻。只有按照税法规定设置账簿并正确进行核算,在合法前提下进行筹划,才是阳光大道。

(二)加快税收筹划人才的培训

税收筹划是一个高层次的理财活动,高素质的人才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一方面税收筹划人员要精通国家税法及会计法规,并时刻关注其变化;另一方面税收筹划人员要了解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法律环境,熟悉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同时,税收筹划还要有较高的实际业务操作水平。如果税收筹划人员水平不佳,筹划方案失败,不仅达不到企业合理节税的目标,还要浪费筹划成本。

(三)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寻求技术支持

企业税收筹划方案能否实行,要通过税务机关认定。如果税收筹划失败,导致少缴税款,处罚在所难免。为此,加强与税务机关沟通,相互学习,寻求技术支持尤其必要。应争取双方在政策的理解、实际操作上达成一致,增加筹划的成功概率。

(四)加强财务法规、税务法规学习,走出申报误区,构筑税收筹划稳定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