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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工结合的概念
“医工结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1)从理念和研究模式看,它倡导学科间打破壁垒,交叉融合,围绕医学实际需求进行协同创新,取得“1+1>2”的研究效果;(2)从价值观看,强调其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保障健康,救死扶伤,敬畏生命”;(3) 从外延看,“医工结合”中的“医”,涵盖了生命科学与大健康领域的各种学科分支, “工”则泛指医学以外的理工科等广泛学科范畴,“结合”不仅强调了“医”“工”之间的广泛交叉,也包括“医工”与产业界的融合(促进成果转化)。
2 医工结合相关的热点领域
2,1 智慧医疗与电子医疗保健 (e-health)
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并逐渐上升为各国政府的国家战略。在此概念的引领下,人们提出了将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产业相结合的“智慧医疗”概念,以此类推,还衍生出“智慧急诊”、“智慧救援”等更细分的子概念。“智慧医疗”试图通过打造健康档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使医疗服务走向智能化,如靶向识别和切除癌细胞的智能手术刀,具有“记忆”功能的智能医用材料,适于残障人群的智能假肢、智能轮椅、智能哑语翻译手套、智能助听器、智能眼镜,可自动采集生理信号的智能衬衫、智能心脏起搏器、智能肠镜等。在急诊医学领域,人们已经研发了数字化智能救护车、实时虚拟重症监护、适于家庭急救或区域急救的各种远程急救系统等。在灾难救援领域,研发人员也开始研发适于不同灾害的信息实时监测和应急指挥系统,显示了物联网等技术对医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与智慧医疗类似,e-health也强调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全方位应用,包括了家庭保健、传感器、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电子信息、电子挂号、数据库、地区及国家的网络。
2,2 灾难医学
我国是灾害多发国家,汶川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暴露出我国灾难救援的诸多问题,如各种灾害信息的采集、传送、建库、、共享等信息建设尚不规范,大量适合于灾害救援的先进仪器及通讯、电力、能源设备亟待研发;土木工程、城市规划、环境污染与防灾减灾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等。这些都需要灾难医学和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
2,3 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转化医学倡导建立“从实验室到病房 (bench to bedside)” 和“从病房到实验室 (bedside to bench)”的双向研究通道,将基础研究获得的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应用、人群预警方案、药物研发和健康保障等。医工结合和转化医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突出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学科协作和科技创新;两者都以系统论的观点,认为学科交叉、协调发展所产生的整体效应远大于单学科效应的简单相加,甚至产生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两者也都注重科学研究的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为临床服务。
3 我国医工结合存在的问题
我国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已从学校乃至政府的层面,开始组织推动医工结合,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从总体情况看,当前国内医工结合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1)在教育方面,相关理念远未普及,从大学高层领导到理工科及医学教师、学生、医生,对医工结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未深入了解,医工结合的研究生教育还处于小范围探索阶段;(2)在组织管理方面,多数大学的体制壁垒远未打破,尚未建立有效的医工结合平台;(3)在学术研究方面,存在信息屏障,理工科研人员不了解医学临床需求,而医学科研人员不熟悉理工科技术进展;(4)在科研成果形成及转化方面,有原创性、实用性及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较少,部分成果处于半成品状态,离市场应用还很远,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较低。
4 发展我国医工结合的建议
医工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合政府、大学、医院、产业界、学术组织、媒体等多方面力量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4,1 理念普及
学科发展,理念先行。对医工结合理念与价值的高度认同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医工结合理念普及的对象主要有:(1)政府和大学的行政与科研管理层,只有管理层重视,才有可能为医工结合发展配置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自上而下地消除制度屏障;(2)从事医学与理工科教学科研的教师;(3)医学与理工科本科生与研究生;(4)从事药械生产销售及其他健康服务的企业家。理念普及途径包括政府、大学、企业、学术团体建立相关的网站、博客、教材、期刊、报纸,宣传手册,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媒体工作者亦应积极参与普及。其中,大学是理念传播的主要平台和主导力量。
4,2 制度建设
科学健全的制度与灵活务实的机制是医工结合发展的基本保障。(1)专门的管理机构:少数大学已建立了以学校或医院高层领导牵头的管理部门对医工结合进行领导与监督工作,值得借鉴。(2)战略规划:政府、大学应结合国家战略、国情、校情制定医工结合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指导文件,明确医工结合的发展方向与策略等。(3)协调机制:医工结合涉及行政与科研管理部门、医学与理工科多个学科分支的关系,需建立一套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4)项目和基金申请制度:应建立医工结合专项基金,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定项目申请标准,遴选和扶持优秀项目。(5)其他,如人才培育、成果转化、资金管理制度等。
4,3 人才培育
医工结合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科研人才、教育人才、商业人才。大学应在医工结合的教育模式上进行改革,包括:(1)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尝试在医学院与理工学院设硕士点、博士点,联合招收医工结合方向的研究生;(2)课程改革,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医工结合的产物,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4,4 研究中心
有条件的大学、医院、企业、产业园,可尝试建立层次不同、侧重点有别的医工协同研究中心,作为学术交流地与成果孵化器。其中,综合性大学具有建立研究中心的天然优势。
4,5 学术组织
条件成熟时,可依托实力雄厚的大学或医院建立专业学会,通过学会的组织和活动,推动医工结合发展。这种学术组织形式应是多样化的,其中各种由医工界教授自发组织的学术沙龙,学术气氛浓厚、创新思维活跃,是值得重视的非政府力量。
4,6 信息建设
医工结合存在鸿沟的原因之一就是理工科对临床需求不熟悉,而医生虽有很多临床需求和创新灵感,却不了解理工科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因此,有必要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建立一个为医工结合服务的综合信息平台,包括临床问题资源库、基础医学资源库、中医药学信息库、理工科信息资源库、生物制药市场需求信息库、医疗器械需求信息库、专利信息库等,为医学、理工科、产业界相互沟通提供信息支持。
4,7 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及市场推广
应为科技人员提供专利知识培训,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研究资料显示,从1901—2000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172 位科学家中,有76 位(44,2%)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由此可见,医工结合、跨学科研究是推动现代医学创新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医工结合”之路刚刚起步,方兴未艾,任重道远。前不久在南京医科大学成功召开了以“医工结合、协同创新、敬畏生命”为主题的“钟山医工结合沙龙”。我们期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宏伟的系统工程中来,共同促进中国医工结合的快速发展。
(收稿日期:2013-07-10)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4,01,003
【关键词】 转化医学; 临床学科; 研究模式
转化医学又被称为转化研究,是链接基础医学同临床学科之间的重要纽带。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循证医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转化医学在临床学科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性[1]。转化医学在基础学科与临床应用之间扮演着的桥梁作用,让病床同实验室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使医学整体发展构成了完整的循环[2]。因此转化医学不是一个架空的观点或虚构的想法,而是需要医务工作者深入研究与探讨的理论,可以成为加强与人类健康有关学科的现实理解的基石。当前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胆囊炎、心脑血管疾病等,为转化医学的控制和研究重点所在[3]。国外对转化医学的关注度及研究进展较快,多数知名医学杂志列出专栏探讨转化医学同临床学科之间的关系[4]。国内于2010年9月成立协和转化医学中心后,转化医学研究也正式进入合理有效的发展当中,对临床学科的建设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 转化医学产生的背景与必然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生命科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医学科学在这种巨变中亦有了飞跃式提升,对人们重新认识自身健康与疾病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人类疾病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因素所致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及遗传与代谢性疾病等的危险性开始增加,以传统的从单因素致病的研究方法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预后评价、高危因素分析及预防处理的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5]。长期以来,基础研究工作者同临床研究工作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在大量科研领域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同实际问题解决之间不能做到完整的对应与统一,研究目的性开始受到怀疑。如有关肿瘤疾病的研究中,对于其分子机制的研究比较深入且发现丰硕,但此成果对肿瘤患者长期生存率的提高并未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毕竟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有赖于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基础研究的结论以远瞻性的口吻对未来可能性进行解释的情形占了多数[6]。如近几十年来,美国耗费数千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及人力资源致力于肿瘤机制的研究,“可喜”的是取得了上百万与肿瘤相关的医学研究论文,“可惜”的是大多数均以机制研究为主,同临床应用关联不大。上世纪60年代,在听从了诺贝尔奖得主Renato Dulbeco在《科学》杂志上撰写的“肿瘤等重大疾病要想治愈的话依靠零敲碎打的研究是徒劳的,需将关注点放在对人类基因组的破译上”的话之后,美国耗时4年时间,启动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7]。虽然人类基因组测序成功标志着人类在了解自身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纪念意义,但很明显的是,基础研究同临床实际有了较大脱节,过分关注基础性研究,难免产生偏离医学科研主线的嫌疑。故在此环境下,可以弥补基础研究同临床研究之间壁垒与沟壑的转化医学顺势而生。
2 转化医学的发生、发展
上世纪60年代末曾有学者提出过“实验台到病床(bench-bedside interface)”转化模式理论,但限于当时医疗技术水平落后及人们对疾病认识程度不足,此理论并未得到足够关注[8]。到90年代初有学者开始提出基础研究成果同临床应用之间应有良好的转化,标志着转化医学或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正式提出[9]。随后经过医务工作者对此概念的不断提升、补充,逐渐形成了以转化医学为中心的科研模式,旨在通过其桥梁沟通作用达到提高人们健康水平的目的。转化医学的顺利实现同综合性转化医学团队的合理有效操作密不可分。主要周转于转化医学中心、医院、社区医疗机构或医药集团等之间,系统性且高效有序的完成基础同临床之间的成果转化过程。虽然在外文文献中以“translational research”称谓多于“translational medicine”,但相比而言,翻译成“转化研究”明显不如“转化医学”更能体现出其针对性和特殊性,专指医学领域的转化研究,更容易被理解[10]。
转化医学连接的是基础同临床,但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涵盖范围广泛,故不同学科或领域对此认识则有不同。总起来讲目前出现了两种模式,一类为基础医学-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新设备或新药的产生,这种模式的理解主要以医药企业为主,因为本身医药企业目的在于通过相应的基础研究及开发,研究新型药品、设备或诊疗方案。而另一类则为基础医学-基础医学转化为临床-临床应用的防治方法,该模式对于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或调查人员来说更好理解,转化医学之于他们则相当于临床应用的开始。但在医学大范畴内,两种模式并列存在,基础研究既需要借助医药企业的力量,将成功的转化成果推广开来,又要求成果能够切实应用于临床实际操作中,故两种模式缺一不可[11]。需要说明的是,在转化医学的系统循环体系内,其实上述两种环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接受转化医学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即患者的信息反馈,并完成临床再到基础的转化的全过程。虽然目前对于转化医学尚未给出公认的定义,但对其意义已得到了一致的肯定。
3 转化医学与临床学科发展
临床学科的建设发展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常作为医院发展规划中的主要战略部署。为提升医院医教研同管理的整体质量,奠定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必须加强临床学科的建设。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应当以发展综合医院特色,整合优势学科,创建学科群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特点以带动相关学科进步,加强基础同临床学科的交叉互补,推动诊疗技术、治疗设备与药物的创新改革,培养并巩固医学储备人才,以临床带科研,以科研促临床,最终实现临床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关临床学科建设的认识,不能再单纯定位于硬件设施的完善度或培养基地与平台的完整性上,应当更多向与临床学科密切相关的软件建设上倾斜。当前转化医学的蓬勃兴起,对临床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转化医学的目的同医学研究目的一致,都以促进新兴科学技术走向临床实践,最终实现保障人类健康。探讨转化医学模式,不仅是创建研究型医院的必然要求,更是临床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医学及未来医学发展中,亦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医院的学科发展中,应当临床应用中的科学问题为导向,提高基础研究的有效性及针对性,建立以疾病为纽带,以相关疾病诊疗为基础的学科群建设。如上海瑞金医院在转化医学模式的指引下,为建设成科研型医院,先后组建了器官移植学科群、胃肠肿瘤学科群、心血管学科群、内分泌代谢病学科群等[12]。这些学科群的建立除对核心学科本身发展有推动作用,更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共同提高。而转化医学在其中起到协调统一、沟通交流的作用,是各学科之间信息共享,信息反馈的主要环节。传统上基础研究者同临床医生在培养方式上就已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两者对各自学科研究更为深入,相关学科了解程度则不够。在转化医学模式下,临床学科交织互融,可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临床医疗资格的科学家,不仅对学科的医疗实践技能有所掌握,敏锐发现临床上的症结,亦可熟练应用基础研究的方式方法。这样,原本独立的两家合并为一家,极大的提高了临床问题的反馈能力,提高了基础研究的准确度,确保了研究的方向正确,促使基础研究成果顺利转化为临床技术。此外,在转化医学指导下,现有教学模式、临床医疗、科研组织模式也会出现做出较大改变,通过多机构系统协调,合理分工,建立转化医学中心,科研实验室同医院不再硬性分离。这在临床学科发展中意义较大,可促进临床疑难重症的研究进展,加强基础同临床应用的结合度。医务人员的工作除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外,还可利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对医务人员整体水平提升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2010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转化医学中心正式成立,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该中心成立仪式上提出转化医学的研究模式应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对临床治疗同基础研究间的双向交流,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此对对于提高整体医疗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力推动发展转化医学,可进一步提高我国生物医药研发的创新源动力,有助于在重大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医学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内知名高校已陆续开始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今后应将建立更多水平先进的医学转化中心,加强基础实验研究同医学实践的联系,以促进临床可用成果产出为导向,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目的,为保证人民健康做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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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在国外一般称之为高技术(High Technology),而在我国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高新技术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高技术的概念,广义的高新技术,则包括“高技术”和“新技术”。
高技术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国内外目前关于高技术、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业的界定没有统一的定义,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关于高技术,有以下一些代表性观点:
美国学者的定义。美国学者D.Crane指出:应用研究如果同科学有联系,那么它有时被称为高技术;如果没有联系,它就被称为低技术。美国的J.Utterback认为:高技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所指,冷藏技术、电器、汽车和航空技术,都曾是不同时期的高技术,高技术不局限于电子学、计算机、生物工程、材料、激光、海洋工程等六个领域。美国《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增补9000词》定义高技术是:使用或包含尖端方法或仪器用途的技术。
日本学者的定义:建立在当代尖端技术和下一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即为高技术。日本学者津曲辰一郎认为高技术是经济过程中的主导技术,他将高技术定义为下述技术的总称:①为提高现有商品功能的必要的中心技术;②具有能赋予产品以新功能的主导技术;③构成下一代产品基础的技术。
国内学者的观点。高技术是指能带来高效益、具有高增殖作用,并且能向经济和社会广泛渗透的技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涌现的新技术群的核心。王伯鲁提出枚举定义法,即当代高技术领域是指: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与机器人、生物技术(包括制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包括核技术)、航空和航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
从以上各种定义可以看出,高技术应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不同时代的高技术内涵是不同的。现代高技术应反映如下3个方面的要求:
从技术的结构看,高技术是尖端技术,其主要原理建立于人类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技术,这一点有别于传统技术,传统技术是经验的积累;从时间上看,高技术是新技术,是以最新成就为基础的技术;从与科学的关系来看,高技术是基于科学的发现而产生的技术,即高技术是Science-based技术。
因此,高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最新尖端技术。必须强调,新技术不一定是高技术,新技术仅仅代表了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新颖的技术形态,而不是技术内涵的革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高技术,是指运用当代最新科学知识和尖端技术而形成的技术群,它们构成新一代产品的基础技术和主导技术,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有重大影响,具高增殖作用和广泛的渗透功能。
2 高新技术产品的界定
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定义:高技术产品是指每1000名职工中有25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并把3.5%以上的净销售额用于研究开发而生产的新产品。
美国商务部依据某类产品销售额中R&D支出的比重和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占全部职工的比重为标准确定的高技术产品为:①导弹以及航空器;②无线电及电视接收设备;③通讯设备;④电子元器件;⑤飞机及零部件;⑥办公设备及计算、会计仪器;⑦军械用品;⑧医药制品;⑨工业用无机化工制品;⑩专用设备及科学仪器;(11)发动机及涡轮机;(12)塑料材料及其合成制品,合成纤维及其他人造纤维(不包括玻璃制品)。
美国海关合作理事会在以往对高技术产品定义和分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定性分析,对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筛选,把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产品定义为高技术产品:①产品的主导技术必须属于所确定的高技术领域;②产品的主导技术必须包括高技术领域中处于技术前沿的工艺或技术突破。据此所确定的技术10大领域为:①生物技术;②生命科学技术;③光电技术;④计算机及通信技术;⑤电子技术;⑥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⑦材料设备技术;⑧航天技术;⑨武器技术;⑩核技术。
广东省“高技术企业统计方法研究”课题组认为:符合下述条件的①、②、③、④中的任一项及⑤、⑥两项者,即为高技术产品:①(在国际或国内)首次应用新科学原理生产的产品;②(在国内或省内)首先应用我国独创的新工艺或国际上最新工艺,并使产品质量或功能或劳动生产率、成本有显著改进的产品;③采用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新生物品种,并使质量或劳动生产率或成本或功能有显著改进的产品;④符合国家或有关部门公布的高技术产品目录;⑤符合国际标准或技术先进国家标准,若无国际标准,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符合国家、专业、地方或企业标准;⑥达到本年代技术先进水平。
我们认为,所谓高技术产品,是以高技术为主导技术而生产的具有新的用途和性能,或质量、劳动生产率、成本有显著改进的产品。
3 高新技术产业的界定
美国方面的研究。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定义:研究试制费和科技人员与职工总数的比例,比整个制造业高出1倍以上的产业,即为高技术产业。美国国立科学财团的定义为:研究和开发费用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为3.5%以上,职工中每千人中有25人以上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的产业,即为高技术产业。美国商务部的定义为:研究开发费用在总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为10%以上,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总职工中所占的比重为10%以上的产业,即为高技术产业。美国学者纳尔逊(R.Nelson)在《高技术政策的五国比较》一书中指出:所谓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以大量投入研究与发展资金,以及迅速的技术进步为主要标志的产业。美国学者戴曼斯叙(D.Dimancescu)在《高技术》杂志上指出:对高技术企业的定义,主要依据两大特点:一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高;二是销售收入中用于研究与发展的投资比例高。这两大特点又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即知识密集,这是高技术产业的一个必要成份,也是技术持续创新的必需。美国学者杜迪(F.D.Doody)和芒塞(H.B.Muntser)认为,高技术部类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类体现出高增长率、高额的研究与开发费用、高附加价值、强烈的出口导向和劳务密集(这里专指高技能的劳务)的生产技术公司。
在英国,高技术产业被认为是一组包含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许多位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前沿的其它技术的产业群体。
法国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一种产品使用生产线生产,具有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拥有一定的市场且已形成新分支产业时,才能称其为高技术产业。
在加拿大,高新技术产业被定义为是一种技术水平相对高的生产部门,这种相对高的技术水平通过劳动力的技术素质或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来反映。
在澳大利亚,科学与技术部将高技术产业定义为投入大量研究与开发经费,与科学技术人员联系紧密,产生新产品并且有科学或技术背景企业的产业。
在日本,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定义为:能节约资源和能源,技术密度高,技术革新速度快,且由于增长能力强,能在将来拥有一定水平的市场规模,能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的产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R&D密集度(R&D经费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将相对于其他制造业而言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产业定义为高技术产业。
《欧盟科学技术指标报告》把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国际竞争能力,有较大的就业潜力,同时R&D投入高于所有部门平均水平的航空航天制造业、化工产品制造业、医药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科学仪器制造业等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或先导产业。
在中国,目前采取的主要是概括法,也叫例举法,即按技术类型定义高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公布的目录包括:①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产业);②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③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④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⑤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⑥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⑦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⑧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⑨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⑩医药科学和生物科学工程;(11)其它的新工艺、新技术。
从以上各种定义可以看出,高技术产业具有以下4项特点:
它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所用的设备、材料涉及到现代技术领域的许多尖端成果;它是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其科研费用和设备投资大,产品的附加值高;它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科技开发人员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经营管理人员;它的产品具有国际性和前景良好的市场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是指由高技术成果转化形成的具有知识密集、R&D投入高、附加价值高、增长速度快、技术进步快等特征的先导型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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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总结分析了浙江省在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经验和不足,从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等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上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构建“五大”创新体系、全面提高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是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浙江多管齐下,采取有力措施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企业发展壮大,提高市场竞争力,逐步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据《中国创新能力研究报告2006~2007》显示,浙江科技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分别居全国第7位和第6位。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能力这5个指标分别居全国第7位、第5位、第5位、第5位和第6位。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43.6%提高到2007年的47.6%。
1浙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成功实践
1.1确定战略、制定规划,营造创新环境,引导增加科技投入
2001年,浙江制订了《浙江省十五科技发展计划》,提出了建设“科技强省”的战略目标,于2006年出台了《浙江省科技强省建设和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与规划相配套,浙江省科技厅会同发改委、经贸、财政、国税、地税、统计等部门制订实施科技强省的配套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强省和建设创新型省份作为浙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了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核心地位和作用,营造了浙江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在政策引导下,浙江全社会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由2000年的104.89亿元提高到2007年的516.78亿元;其中财政科技投入从13.98亿元提高到72.88亿元;R&D投入由36.5亿元提高到286.32亿元。
1.2加快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改善企业自主创新条件
为有效解决创新资源不足的问题,浙江省大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平台建设,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服务和支撑。2002年,建立了“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为企业和科研人员搭建了一个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服务浙江自主创新。从2002年开始,在区域特色产业或支柱产业发达地区建立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和创新载体。到2007年底,已建成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试验基地4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试验基地74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622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62家,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5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6家;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80余家;科技企业孵化器64家,孵化面积超过136万m2;风险投资公司30多家。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累计企业技术难题4.3万余项,正式签约1.4万余项,技术合同金额123.5亿元。同时加快公共科技基础条件、行业和区域三类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全省建设了科技文献、大型仪器、实验动物等4个公共基础条件平台和集成电路、新药创制现代纺织与装备等26个行业区域创新平台。
1.3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出重点,抓好龙头骨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根据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大企业、大工程,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2002~2006年,共组织实施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9337项,争取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5684项。2006年以来,组织实施了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项目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66.8亿元,其中省财政科技投入8.2亿元。重大专项的实施,共解决关键共性技术1656项。申请专利或获得登记软件著作权2835项,其中发明专利1153项。专项实施以来,风力发电、电动汽车、新药创制、绿色化工领域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力地促进了自主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1.4引进大院名校,推进产学研合作,增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003年以来,浙江大力开展引进大院名校工作,从政策层面推进产学研合作,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创新的共同体。2003~2006年,累计引进共建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等350多家创新载体,总投资超过40亿元,引进高素质科技人才7500余人。从人员的数量上来看,新引进的人才相当于再建一个浙江大学,超过省里40多个院所的科技人才数。至2007年,浙江企业分别与省内外500多家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加强了与国际科技的合作,与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德国弗朗恩霍夫应用协会等欧美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先后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嘉兴技术转移中心、乌克兰国立船舶制造大学浙江船舶制度技术转移中心、中俄巨化科技园、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合作基地。
1.5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
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编制了《浙江省十一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纲要》、《浙江省应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明确知识产权的目标任务,加强知识产权的开发。2007年浙江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达到68933件和42069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达9532件和2213件。推进知识首要试点城市、园区和企业的示范作用,加强专利执法,制定《浙江省专利行政委托执法暂行办法》,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案件结案率超过90%。
2浙江自主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知识创造能力明显不足
浙江由于缺乏大院名校,知识创新的基础比较薄弱,制约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2007年,浙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286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54%,不仅与发达国家(一般占GDP的3%以上)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与上海(2.50%)、江苏(1.60%)相比也存在差距。拥有的国际专利水平较低,2005年,浙江每百万人口拥有美国发明专利只有0.53件,而国际上24个创新型国家每百万人拥有的美国发明专利中位值已达77.4件。
2.2科研基础条件薄弱,创新人才缺乏
2006年浙江省科研物质条件指数在全国列第28位,科技人才总量不足。浙江每百万人研发人员数只有广东的78%、江苏的58%、辽宁的56%。高层次人才紧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只占人才总量的3.9%,低于5.6%的全国平均水平。
2.3企业创新投入不足
由于浙江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但能力不强,缺乏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创新活动局限于模仿创新,存在着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的现象。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比是1:0.2,与工业化中期的日本、韩国的1:5相比有较大差距。
2.4对外技术依存度偏高
技术引进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现象。发达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在30%以下,中国也只有50%左右,而浙江却高达63.6%。同时,浙江在大中型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总额中,以设备为主的合同金额占93%,以技术为主的合同金额不足7%。3浙江全面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思考
全面提高浙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坚持规划先行、政策引导、资源整合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健全“五大创新体系”,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3.1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自主创新过程中,由企业来实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的有机结合,整个创新过程由企业主导控制,最终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成果应用和产业化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的主体。要以政策引导,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等自主创新的实体,共享创新资源,满足企业创新需求,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务实高效、开放灵活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不断充实产学研合作的内涵,扩大合作领域。支持由企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一起形成创新联合体或联盟,实施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联合工程。按照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公平竞争、自主联合的原则,选择若干重点领域建立产学研联合研发基地,稳定持续地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在关系产业竞争力的重点领域联合研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标准。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浙江产业发展的特点,从产业集群特点出发,建立专业产业产学研协会,推动集群产业的自主创新。
3.2建立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原始创新体系
高校、科研院所是提高知识创造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的主阵地,因此,必须充分释放创新能量,发挥其在原始创新中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要深化高校教学改革,优化学科和专业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大众化、国际化、现代化步伐,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原始创新体系。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握科学基础和技术前沿,坚持学科推进与需求牵引相结合,突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对可能产生重大带动作用,能够形成新的核心技术和新的产业增长点的重大基础性、前沿性科学问题,集成优势,加强研究,抢占科学研究制高点,全面提升浙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机械制造、工程科学、重视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力争取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学成果。进一步扩大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加大对浙江自主创新及高技术研究开发迫切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扶持力度,增强浙江源头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
3.3建设以整合集聚创新资源为基础的自主创新支撑和服务体系
集聚创新要素,加快建设创新载体,加快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区域和行业创新平台等三类重大公共创新平……全科论文中心台建设步伐。形成若干行业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区域创新集群,着力建设一批国内外一流的科研机构、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为企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提高浙江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实现产学研结合,还必须充分发挥各种类型的中介机构,特别是市场化中介机构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加快培育和发展重点科技中介机构,建立和完善以科技评估、科技咨询、专利等为代表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技术转移机构、科技信息机构为代表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以孵化器、科技园为代表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以产品设计、检测、技术服务等机构为代表的技术服务体系。同时提高各类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能力,围绕浙江自主创新需求开展各类创新服务活动,促进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类社团在科技中介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努力构建技术交流与技术交易信息平台,对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技术开发与服务活动。
3.4建设以制度创新和环境建设为重点的宏观管理调控体系
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创新经验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强政府引导,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统筹规划、完善政策法规,建立与自主创新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制。①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从浙江经济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制订引领浙江自主创新的5~15年中长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用15年时间,完成建设创新型省份战略目标,使浙江省的科技实力位于全国前列;②完善政策法规,营造创新环境,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③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行、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政策支持;④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科技决策机制,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浙江省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在重大科技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省市县集成联动、专家咨询与行政决策相结合的科技管理新体制;⑤优化科技经费使用结构,完善财政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对企业投入为主的科技项目实行事后补助和贷款贴息,努力提高政府科技管理水平和科技经费使用绩效。
〔论文摘要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基础。实现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关键在于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促进中医药教育与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相结合,推动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高等中医药院校担负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的重任,必须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积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促进中医药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加速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斗争的经验结晶,在世界医药学宝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人类回归自然、重视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热潮的兴起,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高等中医药教育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中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国际化之路。了解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把握其特点与规律,化解其矛盾与问题,提出其办法与思路,对于加快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机部分。中医药教育,尤其是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的传统优势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在内,层次、科类齐全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目前,全国拥有独立设置的高等中医药院校44所,另有设置中医药专业的西医药院校75所,非医药院校、研究院所126所,在校生达30余万人。因为高等中医药教育地位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在制订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时,总是把中医药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作为最有条件首先走出国门的两个领域来规划。高等学校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率先走上世界,实现与国际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交流,并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丰富和发展自己。实际上,我国中医药院校从1957年起就开始招受外国留学生,此后中医药留学生教育规模和范围持续、稳定扩大,目前已有10多所中医药院校设立了承担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国际教育学院,招收的留学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学生教育层次也有了很大提高,学历教育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等层次,非学历教育包括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和短期进修生等多种形式。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医药学成为来华留学最热门的专业,其规模已牢牢占据我国自然科学留学生教育人数之冠。同时,在走出国门方面,经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二)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和中医药国际化是同一进程的两种力量。它们互为基础、互相推动,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了世界。实际上,尽管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潮流,但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却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有史可查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9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东渡扶桑,首次将中医药带出国门。从公元6世纪起,针灸学开始传向国外,先是朝鲜、日本,17世纪后传人欧洲,长期领先于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直到进人近代,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的地位迅速衰落,中医药学也逐渐沦落为“民间医学”甚至被讥为“伪科学”。近年来,“回归自然”、“绿色消费”成为时尚,天然药物在世界各国开始成为医疗保健的首要选择,中医中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中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预防、保健、治疗人类疑难病症方面,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中医药正以其科学价值和确切疗效,不仅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在机遇面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努力使中医药重新走向世界、融人各国的主流社会,并在国际医药保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正在实现从传统医药大国向现代中医药强国的跨越。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科技支撑、文化渗透、医疗服务、产业开发和人才培养是其五大支柱,而人才培养更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基石。在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布局中,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一方面,他们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将其输送到国外从事中医药国际化工作,同时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药学;另一方面,还要在各国政府推动下与国外高校合作举办各级各类中医药教育,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培养本土化的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通过这些有效工作,最终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
二、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关键环节
(一)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上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院校达数百所,为各国培养中医药人才做出了贡献。仅在美国,就有60余所中医学校通过了美国教育部教育评审委员会的认定,拥有在校学生上万名;在欧盟诸国,有全日制中医学校11所、非全日制中医药培训机构近200所,每年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达4万人。即使在遥远的非洲,在我国援非医疗队及华人中医的努力下,也已开始接受东方传统医学,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些国家包括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贝宁、利比亚等。但总体看,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标准化程度低下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除港台及少数东南亚、欧美国家外,各国多数中医药培训机构办学层次混乱,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互通性不强,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缺乏对学生中医药辨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医药学术交流不足,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极不统一。因此,制定一套包括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医药教育机构设置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在内的中医药教育标准体系,并逐渐实现与现代医学教育的接轨,已经成为推进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当务之急。实际上,医学教育标准化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已经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本科医学教育质量保证指南》(GUMEWPR) ; 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颁布《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GMER),对指导和规范世界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经出台《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也了《中医学专业(本科)中医药理论知识与技能基本标准》。借鉴这些经验,制定出通用性的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是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奠基之作。2008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上,我国学者公布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教育标准(草案)》,标志着世界中医本科教育标准化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将依照这一标准进行中医药教育的行业约束,规范中医药教育市场,保证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基本质量和办学水平。当前的任务,是加快“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工作,并积极开展中医药教育标准的系列化工作,开展国际通用、符合中医药教育需求的教学大纲和基本教材编写工作,开展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中医教育资格认证体系的建设和教育质量评估工作,促进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的规范、健康发展。
(二)中医药教育与文化传播相结合
从形态上看,中医药学虽然具有自然科学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学科特征。中医药学以其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坚持个体化辨证论治、求衡性防治原则、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已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差异,中医药学与西方医药理论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限于目前科技水平,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物质基础、作用机理,还不能完全做出科学说明,尤其不能按照西方科学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医药概念体系及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加上以古汉语为基础构成的中医药术语表述古朴深奥,国外的普通学生一般很难理解和领会其中蕴含的博大文化精髓。因此,要实现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有必要将中医药知识纳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大系统之中,逐渐推进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众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理解与认同。当前,随着我国的迅速和平崛起,东方文化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在世界遍地开花,与中医药一起成为盛开在世界文化园地的两朵奇葩。中医药教育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教育互相造势、互相推动,使世界各国人民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而理解中西医学的差异,信任中医药诊治疗效,让更多有志青年自觉自愿地选择接受中医药教育、从事中医药推广工作。
(三)加速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中医药是我国对外开放中有望取得原始性创新突破、对世界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为此,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把“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作为重要内容,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列为“优先主题”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药的新药研发能力已基本形成,中药产业已初具规模。据2006年公布的数据,我国中医药制造企业1 384家,产值1 234. 64亿元,中医药企业的发明专利迅速增加,其数量已与化学药品制造业大体相当。但总体看,我国中医药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制药技术落后,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与我国几千年的中医传统和中医药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尽管我国目前拥有各类中成药6 000余种,每年还推出不少新药品种,但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很少。在国际草药市场中,我国中药出口额仅占世界的3%左右,且主要以中药材和饮片为主,中成药出口仅占中药出口总额的15.400。即便如此,对欧美国家,我国的中成药只能以食物补充剂的身份上市。目前,在这一领域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欧洲、日本、韩国,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占有90%的份额。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是进人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不但要选择适销对路的产品,更要加强产品药材的可控化、制剂的现代化、工艺的工程化、质量控制的科学化、安全评价的规范化、疗效标准的严格化和产品包装的国际化等方面的研究,使中药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出口国食品及药品管理部门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医药的研发工作还要加强与现代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西方医学的结合,尤其要加强中医药科学原理和机理的研究,加强中医药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推动中医药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此,要积极推进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医院、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共建双边甚至多边的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诊所等,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中医药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能力,取得我国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应有的权威地位。
三、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要解决高等中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培养一大批胜任高等中医药国际化推广的高水平人才,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那些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无不重视国际化通用人才的培养。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美国在其90年代制定的《美国200。年教育目标法》提出要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化观念”。在韩国,其“21世纪委员会”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国际化的意识,包括提高外国语言能力,增强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加深学生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等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晚,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把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各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努力贯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努力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观念、国际意识,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使其能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尊重外国的风俗和宗教信仰,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法律权威;培养熟练的外语交际能力及对异域文化和国际知识的理解能力,使其在充分了解外国的历史、政治、地理、风土人情等前提下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世界。
(二)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
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教育 部先后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合作举办药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批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举办护理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本科教育项目,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医学院合作举办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按教育、医疗、科研三个类别在全国遴选首批 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等11所高校被首批命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交流基地”,使其成为承担国际合作任务,开展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和技术服务等国际合作交流的骨干机构,政府间开展高水平项目合作的平台,以及中医药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孵化源地。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与各国高校在多层面的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教育的合作空间,不仅与亚洲中医药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高校开展合作,也面向欧美地区和澳洲国家,甚至面向非洲国家开展中医药教育合作。其形式也从传统的以民间、小规模的个体或团体性质的伙伴性合作为主,转向以各国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和高校为主。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高校自身的努力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推动,促使世界相关国家政府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开放中医药教育市场,帮助这些国家建设中医药教育、考试、注册和认证机构,通过这些具体工作促进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事业在各国的兴起。
(三)推进高校的中医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所高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犷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要紧紧围绕中医药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建立健全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一方面,要重视中医药理论与基础研究,在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领域寻求新突破;另一方面,要以临床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为切人点,推进中医药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同时,要努力弘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重视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多学科集成创新推进新药创制。为此,要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学术大师和科技领军人才,积极营造科技创新文化,着力推进科教经、产学研结合,力争在解决中医药关键问题、实现理论与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