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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学习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到后续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会有着直接影响。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多是以招收文科考生为主,数学基础比较差,对经济学有些难以理解。有时候,尽管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起来却觉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像是过眼烟云,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科任老师,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用现实生活说明经济理论。现结合我自己多年来教学的经验,谈谈我对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的一些看法。
1 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教学案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科学,而生活中处处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从起床到睡觉,从穿衣到吃饭,从睡眠到读书、游戏、身体的锻炼以及购物、聊天、休息,从生活起居到谈情说爱,都存在着资源配置与利用,存在着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方说,我们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会感到孤单,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于是,见了陌生人他也可能会跟对方主动打招呼聊天、一起走一段路。经济理论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跟他人聊天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用,两个人走路跟一个人走路相比,两个人走路可以打发寂寞时光、可以增加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的效用,这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用这些日本文由收集整理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来谈经济学,学生容易接受,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带着兴趣与没有兴趣来学习同一门课程,其效果将是天渊之别。
2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生活中虽然处处都有经济学,但要利用经济理论解释它们却需要我们经常去思考。例如,关于物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人认为,物质是基础,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物质和爱情何者更加重要,他们的关系如何,这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
我们可以用u表示效用,m表示物质,l表示爱情,a、b、α、β、γ为不为零的常数,它们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u=amα+bmβlγ。这个式子就较好的描述了一般人的物质与爱情的关系的观点。当m=0时,不管l是否为零,u都等于0,说明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爱情也不能当饭吃。β、γ的大小代表物质与爱情孰轻孰重,当β>γ时,更加看重物质;当β<γ时,说明他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更加注重爱情。物质与爱情到底各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思考,就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太多的现象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甚至我们所说的一些在理的话,都包含了经济学原理。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的大结局中乔省长有一句台词:“如果一个人有了害人之心就不可救药了。”用经济理论如何解释这句话呢?经济学有一个经济人假设,人总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是把别人情况变好当作是件使自己效用减少的事情,为了增加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自己情况不能变好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损害别人利益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3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
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而且要解释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房产问题、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危机、欧洲债券危机等等,这些典型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有些社会现象,看起来不是经济问题,但也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如很多人在感叹物质文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惊呼道德沦丧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利·s·贝克尔(gary s·becker)就因把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口增长、家庭、教育、犯罪和处罚、歧视等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地,经济理论还可以解释我国的文凭热、证件热、国考热、宰客门,甚至可以解释考生的作弊现象;也可以解释日本因地震而造成核泄露后中国出现的“抢盐风波”,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反腐倡廉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人对城乡居民的幸福因子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条件差得多与收入低得多的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更高。这种结果让常人难以理解,但在经济学里面,解释这种现象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常人所说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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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善于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用于指导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经济理论不仅来源于实际,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用来指导并解决“经济”问题的。因此,经济理论也可以用于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同学不能正确处理好恋爱与读书、打工与读书、游戏与读书、锻炼与读书等关系问题。有的同学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这部分人来到学校忘记了读书就是自己的天职。对他们可以用机会成本理论、消费理论来教育他们好好读书,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来到学校读书的机会成本,不要以高昂的代价借入明天的钱用于今天的消费。
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另一类极端的观点: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只要读书读好了,其它方面都可以不必考虑。这部分人是学习至上主义者,他们可以忘我的读书,而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还有一种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况可以用产出函数来说明。我们知道有个这样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在这里可以具体化为所学的知识或者本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a与普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稍有不同,a的符号可正可负,当它是用来造福人类的时候,a>0;当它是用来破坏他人幸福、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a<0;l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指数α、β为常数。这个式子说明,如果不好好锻炼身体,身体搞垮了,使得l=0,产出y也将等于0;如果思想道德品质败坏,尽做一些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他的产出将是负数,也就是危害社会的“产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锻炼好身体,尤其是要保证思想道德品质不要出现问题。
5 善于应用经济理论正确引导学生为人处世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引导学生为好人、处好事。前面的产出函数就是一个引导学生做人的非常好的例子。其实,经济理论中有很多知识可以与为人处世联系在一起。比如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教导学生不要做那些对社会、对他人有不利影响的事情,要多做一些好事情,至少不要做对他人造成不好的影响的事情。如某人生日party,寝室几个人一起在寝室里唱歌跳舞猜拳饮酒,彻夜狂欢、好不快乐。可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他们影响了别人正常的生活与休息。为了减少甚至消除他们的行为的外部性,他的生日party可以不要开得太晚,以免影响他人的正常休息,或者找一个不会影响他人的地方做他的生日party,如在酒店或娱乐场所。另外,可以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知识来分析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与人为善、为什么要懂得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为什么要懂得感恩等等。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效用函数知识告诉我们,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孕的乘客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知识告诉我们应该关心弱势群体,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从经济学的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平等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6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涉及到经济学
知识是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学生素质,就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知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可以看作是固定成本下的产出最大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与普通的投入产出问题有所区别。首先,人的综合素质是有很多方面决定的,我们不妨把每一个方面也称为一种素质;其次,每一种素质的培养又需要一定量各种“要素”的投入,同时,在培养这种素质的同时,其它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用z表示综合素质,yi表示n个素质中的第i方面的素质,xj表示m个要素投入中的第j种要素的投入,假设第j种要素的价格为pj,总成本c为常数,用f和g表示某种函数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将它们的关系用函数表示:
z=f(y1,y2,y3,…,yn)=g(x1,x2,x3,…,xm) x1p1+x2p2+x3p3+…+xmpm=c
(1)式有两个方程,后面的等号表示m种要素的投入,有n个方面素质的产出,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方程;前面的等号表示人的综合素质是由y1、y2、y3……yn几个方面的素质决定的,z为综合素质,可以看作是由于获得y1、y2、y3……yn所得的好处或者效用,因此,前面的等号可以看成是效用函数。(2)式为约束函数,表示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如何使得学生综合素质最大化,就可以归结为有限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7 经济理论来源于生活,也可以且应该回归于生活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
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
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教师实践性能力不强。从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和结构看,师生比失衡很严重,没有达到国家标准。一个教师带多个课多现象很严重,这样使得教师很难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只是为了教课而教课,会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并且很多高校教师都是刚从校门出来,他们是拥有高学历,他们对理论知识比较熟悉,但绝大多数没有相关工作实践经验,有的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比较枯燥,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特别是有些独立学院的用人制度不太完善,工资待遇比较低,科研环境比较薄弱,以致,独立学院教师的流动性非常大,这样严重影响独立学院运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独立学院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建议
1.增加实践性课程
独立学院培养的是运用型人才,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能只是理论学习,要增加实践性、运用性课程。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渠道加大实践性课程教学力度,比如课程实习、社会调查、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实践性课程的教学课时要增加,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要加强对视距性课程的监管力度。使学生的知识向能力转化,以真正现实独立学院培养运用型人才的目标。
2.课程设置与其它学科交叉
经济学专业除了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以外,在指导性选修课中要增加其它学科的课程,注意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和兼容性,比如可以学习医学、数学或者生物学等学科课程。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可以增强经济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社会适应能力,也能培养社会对应用型经济人才需要的多元化。
3.采用多种教学模式
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但要通过设计合理的教学环节,开展与教学情景相互的课堂讨论。特别是安排合理的教学情景,要求学生先学习基础知识,然后展开讨论,这样能激发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兴趣,增强课程的教学气氛。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考评,要改变只是以期末试卷成绩为主,要增加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课堂表现能力和团队协调能力等方面的成绩,要加强对学生平时的管理力度,让学生忙起来,感觉读大学要有事可做,教师要布置相关课程的练习,特别是实践强课程的训练,还要按教师的要求对学生作业进行检查,学生才会感觉到在大学学到了东西。
4.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2、国际金融一体化对国家安全威胁着安全。
首先,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游资的存在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表现在①巨额资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对于国家经济的巨大影响。②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战略上的失误及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成为易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对象。
其次,金融创新促进了世界金融一体化,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①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国际金融传导机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②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对国家进行冲击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掠夺一国的财富成为可能。
再次,国际金融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体系中游戏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缺陷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始终面临着金融风险对于经济安全的挑战。
3、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霸权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弹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强国争霸的战略领域。在冷战之后,特别是在实际之交的今天,信息业与金融业则成为全球战略的基础。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力图抢占现代金融的制高点。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都与国际金融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后,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权”的概念,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12]金融霸权理论认为,金融霸权的权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货币资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业趋于垄断。金融霸权控制企业的两种工具是控制资本流动并设置金融市场各种参数。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日趋凸现。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权会以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最终导致南北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二)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两难选择的三个方面,即“三难选择”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
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13]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2)要素流动的程度;(3)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4)商品多样化的程度;(5)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6)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7)财政一体化程度;(8)政治因素。
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四)国际汇率问题
与商品市场一样,外汇市场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价格变动,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以分析
(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
1975年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该模型实际收入y,价格水平P,名义利率I(相应的外国需求等变量则标星号)。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为参数。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购买力平价。
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是以购买力平价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并且假定现实世界是一个能进行无阻力、无成本和瞬时调节的世界,这就保证了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购买力评价都是成立的。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心转向了资本市场,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联系起来研究。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则假定:资产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是瞬时调节的,而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内购买力平价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长期均衡的基本决定因素。多恩布什认为,短期内产品市场仅仅是缓慢地调整,金融市场的调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实上瞬间完成的。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价格刚性,会对扰动作出过度的调整;而在长期内,则会慢慢趋向于回到其长期均衡水平。
(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
进入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的延伸和推广。它把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由两个商品进行贸易推广到充分多个商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
(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布兰森认为个人会将其财富配置于各种可供选择的资产,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件源于投资者对资产组合比例的调整,这种调整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影响外汇供求和汇率的变化,资产组合模型将货币只当作人们可能选择持有的一系列资产的一种,强调了不同的资产组合对汇率的决定以及影响作用。[14]
2、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他们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麽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在《目标区域与汇率动态》一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汇率接近区域上限时,由于预期未来汇率会下跌,投资者就会减少货币持有量,从而导致汇率迅速下降,在目标区域的下限,情况正好相反。[15]
3、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3%。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影响。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购买力评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传统计算方法的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把中国每年生产的东西都按国际市场的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较国内价格计算大了许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国际经济学》提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没有交易费用、没有关税及其他限制条件,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并认为汇率的变化与两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比率关系。这虽然在在短期中汇率常常与购买力平价预测存在较大差别,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或纯粹货币扰动引起的情况下,能够给出相当不错的均衡汇率的近似估计。[16]
彼得?林德特也认为:“从长期看,在价格水平同国际汇率之间存在一种可以预期的联系,一种由商品和服务能够在一国或另一国购买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联系,这便导致把国家通货价格同汇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力平价假设”[17]彼得?林德特提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联系的公式为:P=R×Pf
在这里汇率R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外国通货(比如说英镑)的价格,而价格水平P与Pf则分别表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价格水平。
如果把购买力平价方程式同本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基于货币供应与国民总产值的一种汇率预测。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释:
1,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4
2,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4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23-324
4,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
5,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页260-261
9,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3-64
10,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3月。页65
1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2月,页75
12,柳永明:“论金融霸权”,《经济学家》,1999年5月,页68
13,参见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页145-151,页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陈东:“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6年8月,页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学理论;经济价值;
1、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低碳技术及产业已经成为了新的趋势。但是,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当前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很多理论及方法并不是非常完善,基于此,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对于这一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代表了一种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发展模式,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气候的变化以及确保能源的安全,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低碳经济来说,其实质在于创建更多的能源清洁机构、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发展更多的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以及低碳服务,使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要想做好这一工作,最为关键的是加强技术的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
在低碳经济中,其具有经济性、目标性以及技术性这三个特征。具体来说,经济性主要是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要遵循经济机制及经济原则,不得出现因发展低碳经济而导致人们生活条件下降的情况。目标性则是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使其不会给人类的生存及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至于技术性则是指我们应通过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总体来说,低碳经济有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管理以及低碳城市这5个要素构成。
3、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结合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气候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学,在构建低碳经济理论的初步设想中,又涉及到了很多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正是有这些理论上的支持,才使得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下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具体的分析:
3.1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
首先,针对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它们都属于三高一低往三低一高进行转变的模式,也就是从高消耗、高排放、高投入以及低效率往低消耗、低排放、低投入以及高效率转变,这一点和低碳经济是一致的,而且这四种经济形势都表达了经济活动应遵循生态规律这一理念,虽然研究的角度是有区别的,但本质上来说,低碳经济属于生态经济的范畴,可以说是其他三种经济形势的一种发展,基于此,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有着巨大的联系。
其次,对于气候经济学,它和低碳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气候经济学主要通过对气候的变化进行考察,探寻气候和经济的关系,而低碳经济则是主要探寻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可以说内涵是一致的,仅仅是表述方法的问题,也正因为此,当其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主要是以气候经济学作为基础。
第三,至于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的规律进行探索,进而确保经济活动不仅能够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还能够获取最佳环境效益。对于低碳经济来说,它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之间研究内容的交叉比较严重,很多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都存在着借鉴和参考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现象。
3.2低碳经济理论的构建
当前低碳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等基本方法进行分析,比如边际分析、结构分析、弹性分析、结构分析、总量分析、均衡分析等;其次,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某些分析方法进行借鉴,将其应用到低碳经济研究之中,比如波及性分析、效益-成本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碳足迹、碳贸易、碳权和碳金融、碳循环等;最后则是使用制度学分析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全球变暖主要由一些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过度导致的,影响却覆盖了其他的国家,这和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效应的延伸有一定类似,加之气候本身具有全球公用品的属性,因此,借用制度经济学中公共物品的相关研究可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灵感。
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多,针对不同的研究角度所涉及的模型也非常多,本文很难对其进行一一赘述,这里仅以低碳经济研究中政策评估阶段的模型为例对其进行分析。
在政策运行的过程中,政策评估属于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依据,也是确保政策科学化的保证。依据评价目的及着眼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政策评价模式分为效果模式、职业化模式以及经济模式这三类。其中,效果模式又包括附带效果模式、目标达成模式、综合评价模式、无目标评价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以及顾客导向评价模式;经济模式有可以细分为生产率模式以及效率模式这两类;至于职业化模式,主要的着眼点是评估的执行者,较为典型的就是同行评议。
在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主要使用综合指数法进行总评分的计算:设指标层中的第i个指标在总目标中的权重值是Wi,评分是si,那么对于政策最后评价的总分S是:
其中,假如S大于0,则说明政策是积极的,具有一定的成效,而且S值越大则表示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强;假如S小于0,则代表着政策效果为负面的,我们应及时的对政策进行改进。另外,应用这一公式我们可以对政策各项指标进行评价,根据其得分对其效果及内在原因进行分析,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政策的去向。
4、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4.1提供国际经济合作困境的解决思路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国际间经济合作的主要经济理论有传统经济理论以及新国际贸易理论。从这些理论来看,国际经济合作对于经济效益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从生态效益方面分析则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合作则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在将一些技术制造环节转移到欠发达过程时由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及能源结构较为落后,很可能出现资源过度开发、二氧化碳过度排放等问题。针对这种现象,传统经济理论尚没有有效的途径来避免这种问题。而低碳经济则提出了碳交易、碳贸易等国际经济合作方法,对于解决这一困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4.2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模式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经济模式由于缺乏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使得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出现了问题,甚至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另外,当前的很多国家一味的强调GDP,也加重了这一问题,因此,可以说经济发展亟需一种新的模式。而以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等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具有很广的涉及领域,其研究的内容又主要是如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革新,这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常有利。
4.3对消费方式的转变起到引导效果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此,倡导低碳经济可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使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对低碳经济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对于改善当前过度开发的问题有很强的改善效果,基于此,低碳经济对消费方式的转变将起到引导效果。
4.4为解决环境问题拓宽了途径
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仅仅靠道德上的约束是没法实现的。真正的途径应该冲法律约束及利益引导方面出发,而低碳经济中碳交易、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办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具体解决途径。
4.5对相关经济学研究起到了丰富的作用
当前的低碳经济中,很多概念还不是很完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对相关经济性研究起到了很强的指导和启发效果,未来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相信将会给相关经济学研究起到更多的影响。
5、结语
低碳经济的研究对于改善当前的环境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进队其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的综述,并在大的层次上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了探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深入。基于此,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探索,借鉴更多的相关经济学理论,使其更好的应用到低碳经济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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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学理论;发展
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方式主要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与电子通讯技术。电子金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球,而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直到2000年,电子金融几乎遍布了全球。在2012年,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才正式被学者提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内部结构造成极大的冲击,它不仅动摇了金融产业稳定的产业结构,而且互联网金融优胜劣汰的作用也使金融产业不断流入新鲜的血液。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金融即是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在全球范围来散播开来,如同所有的新兴行业一般,互联网金融在一开始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质疑,但互联网金融在诸多的争议声中生存了下来,到如今,互联网金融已席卷全球。互联网金融在最初的时候针对传统金融未曾涉足的空白领域,以此来吸引客户的眼球,由于一开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是全新的领域,因此,互联网金融吸引了第一批客户,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站稳了脚步,在此之后,互联网金融以免费策略以及技术优势等商业手段大量地占取市场份额,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金融行业。在此期间,一些盲目跟风的人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意图分一杯羹,但由于他们并不了解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而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因此研究互联网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掌握了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才可以将它运用在企业的日常运转中。
二、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经济学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相对较为成熟的一门学科,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大都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做判断的“科学性”。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产业经济学遵循着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产业经济学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主要应用是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这两大重要理论。“供方规模经济”与“需方规模经济”是规模经济学的主要组成。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对于经济学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也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的不断增加,最初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能使生产产量不断增加;但当该要素投入量超过的增加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增加一单位该要素所带来的总产量是递减的。但当产业经济学中的供方规模经济运用到互联网金融中时,由于在互联网金融中技术、知识等要素已经取代资本、劳动力,因此,随着技术、知识等新要素的投入的不断增加,它的成本呈现递减的趋势而收益却呈递增的趋势。这是因为信息这些新要素几乎能够零成本地复杂,并且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因此,供方规模经济得以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而需方规模经济则是在减少边际成本的同时,加大了效益示范的能力,让更多的顾客认为它值得购买,使价值呈爆炸性增长。以此,可以看出规模经济的运用使互联网金融的的边际成本不断递减而受益却递增。范围经济在互联网金融中就更为明显,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成本很低,因此,互联网金融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业务,以此吸引更多的客户,这将大大地提高互联网金融的收益。
(二)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经济
长尾经济主要是通过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来增加品种以打开利基市场,这一点与范围经济十分相似,但与范围经济不同的是,长尾经济并不仅关注于热门的产品,它还致力于增加大量的冷门产品。因此,长尾经济主要是用来解释互联网金融中一些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互联网金融因位于金融行业的长尾而出现了一系列“普惠金融”的产品与服务,并因此吸引了一批对手续简便度以及额度较为敏感的尾部顾客。例如,互联网微贷公司就凭借着可快速处理信息、效率高以及手续费低等优势吸引了大量贷款金额数较少的顾客。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经济理论是作为“二八定律”的补充出现的,所谓的“二八定律”,指的是按事情的重要程度编排行事优先顺序的准则是建立在“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的原理上的,这个原理是在十九世纪末有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的维弗利度.帕累托提出,大致的意思是指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占据的比例十分少,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控制住重要的少数因子就可以控制全局,长尾经济理论借此得以解释需求曲线中的短头与长尾现象。相较于传统的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的成本优势在于将长尾的基础不断地延伸。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等要素可以零成本地复制使用,因此,无限地复制可用信息来处理事务在很大地程度上将降低成本,而节约下的成本可以用来推广一些优惠的活动以招揽更多的顾客,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
关键词:经济学;财务管理;分支结构;发展举措
由于会计和经济学本身关联极为缜密,所以在新时代下微观经济学不断改良背景下,一类创新形式的财务管理理论开始在现代不同业务类型、规模的企业中得到大力推广沿用,特别是在资本预算、资本结构和股息决策作用下,令现代企业财务决策逐渐构筑起完善形式的实证理论。由此看来,针对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在企业革新发展路程中的应用细节,加以系统化论证,是凸显日后我国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绩效水准的必经之路,因此应该引起相关企业主管的全面关注。
一、经济学革新发展的整体历程考察研究
经济学发展持续经历着四个历程。相关细节内容将具体如下所示:首先,便是经济学科初始性衍生历程。具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重商主义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交互式作用下衍生变革的。持续到16世纪过后转变为一类独立形态的学科内容,随后更在19世纪上半期顺势延展出多元化经济学派别,其中研究成就最为丰厚的莫过于,马尔萨斯和萨伊发表的结论。其次,时限维持在19~20世纪70年代,并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革新速率不断加快,同步状况下令传统形式的经济学产生强烈变动迹象,包括边际分析方式、价值论、历史和制度等学术研究团队得以壮大,其中成就地位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且在二战结束之后被整改定义为微观经济学。再次,主要是持续到20世纪末,在该类研究阶段中,包括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理论广泛交织,尤其是经过创新形式的制度经济学支持作用下,一时间令经济学赢取了更为强劲的深入拓展机遇。最后,便是21世纪初期持续到现阶段,正是在新时期网络信息技术影响范围内,包括不同类型经济学科内容得以大范围吸纳融合,为现代企业可持续运营发展提供极为丰富的指导性线索,特别是理论、应用经济学内容,如今更是在我国异质化产业领域之中得以深度开发拓展。
二、财务管理相关性理论内容和关键性发展细节的解析
涉及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在传统形式的会计和制度、宏微观、产权经济学体系架构之中转变而来,同步状况下更得到统计、概率、运筹等专业学科理论基础的指导辅助功效。正是在此类复杂化历史背景控制范围内,资产组合、资本结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市场监督管理实效、期权定价等学科内容相继衍生,这部分财务经济理论经过长期的创新调试,将愈加清晰地映射出微观经济学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沿用中的特殊支持贡献形式。至于后续的内容便是针对此类财务管理理论模块和经济学革新发展的紧密关联程度加以精细化校验评估:
(一)财务经济学的概念和核心存在意义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细化为基础性和应用性理论两大结构单元,其中基础性财务管理理论,就是在上述强调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下延展而来;相比之下,应用性财务管理理论,主张针对企业财务一切财务控制实践模式加以全方位关注。透过宏观角度观察,财务管理理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学体系下的厂商,企业投资结构和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效应等,呈现极为显著的趋同迹象。由此可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确是透过微观经济学中演变发展而来,尤其是在财务资源供应量不足和主体理性操控环境下,有关以往时刻出现的企业财务资源筹资、沿用、分配、回收等限制性危机,可以深度沿用诸多经济学优化模型和均衡调试手段予以消除。整个工序流程中,市场监督控制体制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掌控效用,不过其初衷始终是为广大企业赢取合理数量的经济效益。
(二)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下的核心指导性内容
以上诸多历史经验验证,正是在多元化会计和经济学学科支持作用下,企业财务监督控制理论内容才得以不断健全修缮,其间具体沿用的经济学内容,主要包括微观、宏观、制度等类型经济学内容,并且经过现代丰富的概率、运筹学专业学术成就交织影响下,令现代财务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单纯拿马克威茨和其阐述的资产组合理论为例,其具体衍生时间在1952年,研究历程中灵活地支配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在后续阶段中联合原有理论结构令资产组合内容得到不同层次的丰富。之所以称其为资产组合理论,就是因为其主张联合众多投资商家决策,进行对应资产灵活配置,这类现象则完全可以理解为现代有价证券投资概念的初始形态。其督促各类投资商家时刻保留独特的发展视角,可以利用不同技术途径精确化验证评估市场一切投资风险问题,进一步为后续资产资源有序分配、融合,提供愈加宝贵的校正性意见。
三、结语
依照以上内容论述,财务管理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确存在深刻的依赖关系,如资产组合、期权定价和市场效率等理论内容,都可以说是现代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科学性的标准性指导线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环节中,需要愈加灵活地沿用经济学和财务管理中的各类关键性理论内容,至此将财务资产支持效用发挥到极致状态。
作者:李可欣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吕文文.探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1(02):90-105.
[2]符蓉.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热点及趋势[J].财会月刊,2014,15(05):77-83.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政治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代表主张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