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二)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经济困难标准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第2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法律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七条公民申请、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第3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一、【教育、感化方针】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款

区法院规定：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

二、【专人办理】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

区法院规定：1、指定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元俊同志（女），长期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项办理，并主持未成年人法庭的日常工作。

2、建立未成年人“圆桌审判”制度，对未成年人减轻审判压力，提高教育效果。

三、【指定辩护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区法院规定：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全部指定了与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执业律师担任辩护人。

四、【法定人出庭】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

区法院规定：对全部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均通知其法定人出庭。

五、【不公开审理】

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区法院规定：对全部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严格执行不公开审理规定。

六、【犯罪记录封存】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第4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一、律师阅卷的条件

1、接受案件当事人、法定人、监护人、近亲属的委托或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且手续齐全的。

2、具有执业律师资格，不存在执业禁止行为或其他按照规定不应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人的情形。

3、所阅是本院已正式受理并流转至公诉部门的公诉案件。

4、前来阅卷的是受委托或受指派的律师本人。

二、提交材料

(1)《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

(2)《律师执业证书》

第5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2003年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一”、“六一”、“十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我们中心每年举办的各种法制宣传活动，有利于进行普法宣传，分担了国家的职责，为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联合乌鲁木齐一所高校的法学会共同开展“124宪法宣传日”活动，得到了兵团电视台的特别采访，受到了乌鲁木齐市民的一致好评。同时，我们中心提供的无偿的法律援助，帮助了那些真正经济上困难，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为我国司法部门减轻了工作负担。

总之，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经历证明了它存在的意义，证明了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用它的付出饯行了“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淋社会底层风雨，方知书本知识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薄；睹众生艰辛的生存挣扎，才会真正明白法制、法律这些字眼与现实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堑距离。“民为本，法为器”，“学法、用法、普法、援助”，本着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每一个法援学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学识投入到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无偿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会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训，用我们最真诚的心和热情服务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更少的人陷入权益无从救济的困境，让社会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们每个人最亲近的守护神。风雨成长路，我们携手走过；坎坷未来路，期待你的关心和支持！相信在我们所有法律援助组织的不断努力之下，相信我们笑傲挫折的年轻，相信我们的明天不是梦，法律援助的队伍会更大、更强，法律援助的明天会更好！

注释：

《法律援助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翻印.2003年7月21日.

练琪，欧阳梅，陈建军.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期刊网，第5期，/kns50/detail.aspx?QueryID=68&CurRec=1

第6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一)程序目标：制衡公权力，保障程序正当性

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激烈，关乎着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权益。面对国家强大的权力配置，被追诉人的力量显然薄弱。为均衡悬殊的天平两端，国家对置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被追诉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设计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应运而生。该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被追诉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并不了解法律运行规则及专业名词。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层出不穷。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不仅仅使得被指控人身边多了一个表态的人，同时有助于约束公权力在法律限度内合理正当行使，保障程序正当展开。

(二)实体目标：确保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出现，能够帮助被指控人在对抗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做到准确、客观地分析案件情况，作出公正裁决，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实践状况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质量能否达标。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还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已经从律师辩护权的普遍性要求迈向对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性追求。这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不仅仅要付诸在扩大援助覆盖范围的广度之上，同时应重视保证辩护质量，方能切实维护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真正落实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显然，我国该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辩护能够起到实质效果，即立法层面的权利保障需要律师的有效辩护这一前提下而设计的。然而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与我们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显然有了偏差。实践中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审前准备工作不重视，援助方式单一

由于收费等原因，资深律师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师在庭审前既不阅卷也不会见被告人，庭审中根据临场情况应付几句就交差，使得援助多沦为形式。

同时，从客观层面来讲，办案机关不会积极地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地获取案件材料，结果做出格式化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倾向于在案卷基础上积极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相对消极。这种低质量的准备工作无法应对庭审状况，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受援人得到的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达不到追求的实质效果，影响到了援助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受援人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赖度不高

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没有付费，辩护律师往往不会认真履行职责的想法。他们认为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明显不强，辩护效果往往不如人意。获得律师帮助的途径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据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些情况表明受援人与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任度，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师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处于尴尬地位，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阻碍重重。

三、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原因透视

(一)有限的经费投入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保障经费的支出到位。然而，尽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补贴，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这种补贴无力保障办案的成本费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援助律师为此埋单，这似乎有将政府义务转嫁为援助律师义务之嫌。援助经费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经费的不平衡，直接削减了服务的积极态度，削减了应有的辩护质量。

(二)刑事辩护司法环境是阻力之一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车轮，都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而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相对于有着国家强制力支持的公检法三机关，辩护律师的力量薄弱、执业风险大，四个车轮之间难以实现平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保障性权利，执业风险相对得到了改善。但实践中，仍存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随意性现象。面对有亲缘关系的公检法三家，律师自然就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敌对的异己力量，律师在进行辩护工作时不得不谨慎起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打了折扣，相应的辩护质量也随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奖惩机制

鲍尔丁和赫兹里特认为，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爱、命令或自我利益。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两种途径即强制的命令和奖惩机制的提出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奖惩机制，自觉自律的行业良心是援助质量的唯一证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

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活动，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诉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被非法剥夺，对援助律师的责任感、经验、能力、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轻律师从观念意识上并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反而将援助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同时，我国从事刑辩业务的人员相对较少，实践中，往往从事民事业务的律师会走上刑辩平台，结果导致消极应对，辩护效果不容乐观。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质量控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受援案件数量增多和质量不高的挑战，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质量控制机制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提高办案补贴

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切切实实意识到法律援助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一项大事业。尽管我国在投入上已经加大力度，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远远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费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强弱双方实力的较量，其程序结果关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权益，对此，我国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时摒弃重民轻刑的观念。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对案件多发地区和承担援助任务繁重地区，律所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强号召，调和财政分配不均、人力资源不均的状况。

(二)优化司法环境，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

在中国刑事诉讼生态圈内，公、检、法各方参与者合作多于监督制约，司法大环境之下很多时候公检法并不欢迎律师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力量能够为被追诉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帮助，能凸显出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司法系统人员应认识到，律师的参与和司法人员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和谐大环境。司法人员应尊重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予充分的重视，共同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机制。

(三)加强律师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作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实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制约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不佳的司法环境，不单单是一方原因，作为法律援助人员不能情绪化地将原因苛责于司法人员，应冷静地剖析自我问题。法律援助人员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适应法律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注重质的提升。同时应定期对参与的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辩护的特点及需求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增加公众对刑辩律师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国家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将承担起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形成、造就高素质律师人才队伍的培训，是推动我国律师业务水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对我国刑辩律师人才的筛选也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督标准，但重在落实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作出了规定。确定的标准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约束援助人员的行为。我们现已着手建立的质量监督体系，对为死刑、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格进行合理评估和审查，在援助人员初期的介入及活动中进行监督，实现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长重在落实到位。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应及时落实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律师资格的审查，设置监督员和当事人反馈制度，筛选出符合辩护资格的律师，规范准入机制，激励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我国有些地方如广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经开始了质量评估标准的探索，我们可对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鉴，建立科学、详细、系统的监督标准，使其适用具有普遍性。

(五)实行质量考核奖惩制度的同时慎用惩罚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通过法律援助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内部监督，加上公检法机关对援助行为进行的监督，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评估。对评估和辩护质量较高的律师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能够促进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并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保证辩护质量。对办案漫不经心，质量较差的援助人员给予惩戒，减弱公众对援助律师的不信任。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旨在控制辩护质量，但同时应慎用惩罚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现状，刑事案件持续增长，而我国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数本就略显不足，惩罚措施有时候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过多地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科学合理地处理援助人员，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惩罚措施。新疆兵团司法局实行的优秀卷找亮点、问题卷找问题的质量评估办法值得借鉴。

(六)借鉴域外经验，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

公设辩护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营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又呈现持续低迷状态，建立专业化的刑事辩护队伍就成为了必然趋势。借鉴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公设辩护人的引进是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种有效方案。当然，并非在全国统一推行该项制度，可在刑事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和刑事律师资源缺少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实行探索。

公设辩护人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设辩护人具有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和工作热情高。专业性是确保公设辩护人质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设辩护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是国家责任的实施主体，同时又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发生冲突时，公设辩护人能利用其专业知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告人的立场。

面对我国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的发生，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可以优化我国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参与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质量更好。

第7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逮捕不允许会见家属，只有辩护律师可以会见。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各位领导、同仁们：

大家好!

按照会议安排，我简要作表态发言如下：

下一步，县司法局将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职能，认真贯彻落实书记讲话精神，继续在法治建设上主动创新，奋力推进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开拓创新，切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利用横幅、标语、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提高群众对普法工作的认识，增强全社会参与普法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树立典型，培育骨干。根据新时期普法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注重发现、培育、推广各类典型，加强分类指导;同时选配好师资队伍，做好普法联络员的培训工作。三是按照“六五”普法的要求，健全学法用法制度，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并针对不同对象分类组织教育：领导干部层面，制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计划，全年举办一至二次领导干部法制讲座，注重提高依法决策意识;公务员层面，对县级机关公务员统一组织法律知识考试，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意识;青少年层面，抓好学校法制教育，结合“法律进学校”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活动，切实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质量和实效;农牧民层面，通过农村普法宣传，广泛开展适合农牧民特点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广大农牧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意识;寺庙方面，采用民族语言传播法治，教育僧尼遵纪守法，爱国爱教，用法制宣传教育促进民族团结和睦。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多渠道、宽领域地开展法制培训和开辟法制宣传阵地，综合利用各类资源，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

二、完善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作用

充分认识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建设职能作用，努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内涵和外延，着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排查调处纠纷。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广泛参与社会热点纠纷矛盾调解，实现矛盾纠纷、社会不安定因素早发现、早分流、早消化，调处率和成功率达98%以上。

(二)完善调解机制。提高人民调解工作在法院诉前调解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进专业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司法助理员的调解技能培训。

(三)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和普及《人民调解法》相关规定，严格依法依规完善和改进人民调解工作。做好人民调解典型案例和先进个人的宣传推广工作，进一步树立人民调解工作的良好形象。

三、以预防重新犯罪为目标，加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按照社区矫正“防脱管、防漏管、防再犯罪”专项活动有关要求，以推进社区矫正、帮教安置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社会化为中心，以管控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人员为重点，创新矫正帮教措施，提高矫正监管质量，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

(一)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工作机制，以制度建设提升监管质量。加强安全监管各项制度落实，有效预防脱漏管，社区服刑人员的当年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0.5%以下，脱管漏管率控制在1.5%以内。

(二)完善部门衔接配合机制。加强与检察院的密切配合，每半年对全县12个乡镇进行一次监督检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监管制度落实，抓好对重点对象教育监管措施的落实;加强与法院衔接沟通，对新判决社区服刑人员宣告事宜进行协商，畅通法律文书送达渠道;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统一监管处罚法律依据，理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处罚审批程序，完善基层派出所与司法所协调配合机制。

(三)落实安置帮教措施。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登记造册，载明基本情况并建立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强化接管帮教措施，拓宽安置就业渠道，健全衔接管理帮教制度，做到随回归、随安置、随帮教。

四、便民惠民，深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一)加强培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以规范初审业务、强化网格职能为重点，面向乡镇司法所开展一到两次法律援助窗口业务培训。确立常规化、周期化、制度化的业务培训机制，确保同步业务更新。

第9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后，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标志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我国法律上得以正式确立。

所谓“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指不能采取身体上的虐待或心理上的压力等手段迫使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任何人违背意愿去证实自己有罪或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司法实践中，因口供在发现证据和认定案情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侦查人员通常过分依赖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侦查人员就会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则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明文禁止了侦查人员采取暴力、体罚、虐待等刑讯逼供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行为，为防范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据及制度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该原则禁止的不是“自证其罪”，而是采取强制手段“强迫”自证其罪，因此，它与新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并不矛盾。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0年5月，两高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规定”形式首次明确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而新刑事诉讼法在吸纳、完善上述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家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对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的采信、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及举证责任都做出了规定，从根本上切断了刑讯逼供的动力源，对防范刑讯逼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完善侦查讯问制度

首先，确立了讯问过程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作为对整个讯问过程客观真实的记录，同步录音录像能重现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是证实有无刑讯逼供最直接、最直观的证据材料。它对及时固定证据，打破侦讯的封闭性、增强侦查程序的透明度，监督侦查人员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防止刑讯逼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随着看守所监管水平的提高，刑讯逼供的主要场所往往发生在看守所之外。为避免侦查人员在看守所之外刑讯逼供，新刑诉法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至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从讯问场所的角度防范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第三，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采取疲劳战术等方式刑讯逼供的行为，新刑诉法在原有“不得连续传唤、拘传”的规定后增加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对讯问时间亦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防范刑讯逼供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