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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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关键词：责任保险；第三者；保险金；赔偿

1责任保险的意义

《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责任保险的意义，即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赔偿责任的保险。由此观之，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之保险。当被保险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必须向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承担。

2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

2.1责任保险中第三人之意义与范围

责任保险的第三人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并不参加保险合同的订立，其是否有意思表示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责任保险的第三人仅在其因被保险人的致害行为遭受损害时才能特定化，并且就有对被保险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外，为避免道德风险，法律也规定了有些人不属于责任保险的第三人。例如因夫妻关系，考虑到道德因素，责任保险不承保被保险人对其配偶所承担的责任。因此，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对其配偶造成损害而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无须承担保险责任。除上述以外，责任保险单对第三人的范围另有限定的，依其限定。

2.2责任保险第三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

在责任保险中，第三人是否有权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对此问题，学界一般存在两种观点：

（1）否认说。这类观点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仅存在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保险人的责任，必须到被保险人依附需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方能发生。故第三人只可对被保险人做请求，不得对保险人求偿。因为，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且在被保险人支付前，保险人的责任尚未发生。因此，第三人原则上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

（2）肯定说。这种观点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上之请求原因，在于第三人之请求。保险人之赔偿责任，实质上即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因此，第三人应当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另外，也有学者从《保险法》第50条第1款的规定中，指出依照”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可以直接对第三人赔偿保险金，因此第三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乃理所当然。

这两种说法，各有其法理依据。例如持”否定说”者，认为如果允许第三人可以直接行使请求权，除了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外，还加重了保险公司的义务和责任，更不符合国际保险诉讼惯例。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保险法》第50条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因此依据我国的立法例，第三人原则上对责任保险人无直接请求权。

持”肯定说”的法理依据则认为，责任保险的请求原因，在于第三人的请求，若无第三人的请求，被保险人也就无责任，故保险人的责任实质上即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换言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依据，在于是否有第三人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因此，被保险人于第三人请求时，即对保险人成立债权，第三人自得代位行使其请求权。然而，”否定说”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仅存在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与受损害之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或二者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而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保险合同关系存在，也就不因保险事故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因而第三人不能直接要求保险人承担责任。

根据责任保险”保护第三人利益”特性而言，采取”肯定说”对于第三人的保护较为完善。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人代被保险人承担对受害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否定说”主张，将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时，使第三人损失陷入无法填补的境界，这与责任保险制度的设立目的背道而驰。在受损害之第三人就其损失请求赔偿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就直接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也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这就使受损害第三人所受的损失在被保险人不能赔偿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填补。因而，采用”肯定说”对受损害的第三人较为有利，也符合社会成员将其所面临的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人承担的保险原理。

2.3案例分析

生产升降机设备的A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产品责任险。期间，某粮库工作人员B在使用A公司出产的升降机维修粮库时，由于升降机侧翻，不幸从8米多高处摔下，致使颅骨骨折、脑部损伤，花费治疗费用10万余元。

A公司据此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即派人对现场进行了查勘，发现升降机的底部安全止推没有展开，并且事故现场地面有25度的坡度，属于明显的操作不当，应予拒赔。B向A公司索赔，A公司认为在保险公司同意赔偿之前，自己不会赔偿。因此，B向法院直接保险公司，要求赔偿10万元。

原告人称，依据《保险法》第五十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赔偿金。因此，既然法律规定保险人有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那么，原告就有权保险公司并享有向保险公司请求直接赔偿的权利。

保险公司则认为，原告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即损害赔偿关系和保险赔偿关系。原告和A公司之间属民事侵权法律关系，而A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则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保险公司既非侵权责任人，原告也非合同当事人，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因此，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此外，《保险法》第五十条只是规定了保险人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赔偿，而非规定第三人有权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只有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前提下，第三者才可以对保险人直接提出索赔。本案原告与A公司之间的《产品责任险保险条款》中没有约定第三人可以向保险人直接索赔。同时，保险公司也提出本起事故是原告操作不当引起的，不属于产品责任问题，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原告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主张事故属于原告违规操作所致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保险人）承担原告（第三人）损失10万元。

本案例中，可以看出责任保险的两种不同性质定位。受损害第三人能否向责任保险中的保险人提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端视责任保险的性质为”填补损害”还是”保护第三人利益”而定。

（1）如果采”填补损害”观点，则在上述案例中，保险人提出的抗辩理由则成立。亦即，在责任保险理赔关系当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损害赔偿关系和保险赔偿关系。原告和A公司之间属民事侵权法律关系，而A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则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保险公司既非侵权责任人，原告也非合同当事人，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因此，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2）如果采”保护第三人利益”观点，则第三人理应有权向保险人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权，无须经被保险人之同意。《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规定表明了责任保险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于保险人和受损害第三人之间。盖责任保险中，保险金给付对象为受损害第三人，而非被保险人，因此并不存在被告保险公司主张其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赔偿关系”。（3）依现代责任保险发展趋势，”强制性”或”法定性”的责任保险采保护第三人利益，因此第三人可向保险人提出给付保险金请求；但是”商业性”的责任保险，仍得视保险合同之约定而定。

3结语

责任保险产生之初，是为被保险人利益而存在的，是被保险人转移其责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责任保险发展初期中，会采取”填补损失”观点，当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失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负担的侵权赔偿责任进行赔偿，而受到损害第三人则无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然而，随着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其对受害人的利益保护逐渐受到重视，因此责任保险的发展亦转为”保护第三人利益”。

但是这并不是说责任保险原来”填补损失”特性即为消失。在保险诉讼实务上，可以发现经常持”填补损失”观点作为否定第三人有权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权利的抗辩依据，因此必须对责任保险发展过程具有完整认识，方能在保险诉讼过程当中，找出如何使诉讼当事人获得利益保护的最好方法。

此外，即使将责任保险定性为”保护第三人利益”，在整个责任保险制度当中，仍存有许多”填补损失”的观点。例如，在财产保险方面，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有其他保险承保其财产的损失风险时（财产损失保险），其在责任保险中对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害赔偿同时享有责任保险金请求权，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何？这时，如果根据”赔偿请求代位说”，则第三人已请求其保险人之赔偿，不得继续请求对责任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应将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移转给自己的保险人，由该保险人对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被保险人代位求偿。然而，如果根据”保险利益”的差异，可以发现，这二种保险赔偿金的请求权性质不同，基于不同的保险利益，可使保险人向其保险人与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被保险人都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从责任保险与其他险种、以及保险法学基本原理的关系，可以发现，在”填补损失”与”保护第三人利益”间，除了价值上取舍外，还包括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等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伟荣，沈湘卿.谈责任保险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不同属性［J］.载保险研究法律，1999，（5）：31-34.

［2］王伟.责任保险第三人是否有直接请求权［J］.载中国保险，2005，（7）：42-44.

［3］王寒.责任保险制度初探［J］.载当代法学，2002，（6）：61-63.

第2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一 两者的性质不同。

    “第三者责任保险”是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保险合同来实现的一种保险,具有自愿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可见,“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具体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机动车辆必须参加该保险;二、保险公司必须承保该保险。

    二 两者的目的不同。

    保险公司开展“第三者责任保险”业务是以盈利为目的;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则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公益性,主要是国家为了弥补交通事故中第三者遭受的损失,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而设立的,因此只是在总体上做到保本微利。

    三 两者归责的原则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机动车对第三者依法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对第三者在法律上不负有经济赔偿责任,那么保险公司也就不需要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无论受损害的第三者对交通事故是否有责任,都应该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第三者的损失。”可见保险公司的赔偿具有强制性。无论被保险的机动车在法律上是否应当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是由于受害人的故意造成。

    四 两者赔偿的途径不同。

    “第三者责任保险”对受损害的第三者只能向责任人索赔,保险公司再依据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造成第三者损失的,保险公司直接对遭受损失的第三者进行赔偿,从而及时、快捷地维护受害人的利益。

    五 两者遵循的法律不同。

第3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重复保险有广义及狭义之分，其区别在于重复保险的成立要件是否以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为必要。我国陆上保险(02版保险法)采用了广义重复保险的定义，而海上保险(海商法)则采用了狭义重复保险的定义。

经比对09版保险法第五十六条及02版保险法第四十一条，09版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限定，明确将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作为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本次保险法修改结束了重复保险这一法律概念在同一国家的存在两种(广义与狭义)不同定义的不正常现象。

重复保险的立法目的在于避免被保险人从超额保险中获得不当得利，损害损失补偿原则，从而进一步诱发道德分险。保险实务中，投保人的基于分散风险，增强安全保障系数的考虑，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但其保险金额的总和小于或等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这一现象在保险业务实践而屡见不鲜。投保人的上述行为虽然符合02版保险法规定的重复保险的概念，但因其保险金额的总和小于或等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实际上是数个不足额保险合同的并存，即使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不当得利，因此不会诱发道德风险。另投保人重复保险通知义务实无履行必要，保险人比例分摊实际上也不会被适用。

对于09版保险法这一改变，笔者认为值得肯定。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无法从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活动中获取不当得利，重复保险的立法目的根本就不会因数个不足额保险合同的并存而受损，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价值的数个保险合同根本就不应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重复保险，保险法没有对此进行规范的必要。

二、财产保险公司第三者责任保险他保条款摘要及简评。

09版保险法的颁布及实施，必然引起保险业务管理实务的重大改变，作为保险条款提供方的保险公司在保险监督机构及行业协会的要求和指导下，纷纷对现有条款进行调整以适应09版保险法的实施。目前各保险公司根据09版保险法修订的新版条款已陆续通过保险监管机构的审批或备案，并投入市场销售。10月中旬，保监会官方网站上陆续公布了通过审批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笔者注意到，各财产保险公司几乎无一例外的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保留了重复保险及其比例分摊条款。如：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人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八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重复保险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与各保险合同责任限额的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和垫付。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太保)神行车保机动车综合险（2009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出险时，若保险机动车还有其它保障相同的保险存在，不论是否由被保险人或其他人以其名义投保，也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保险人按赔偿限额的比例分摊赔偿责任。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平保)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三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项下也能够获得赔偿，则本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合同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和垫付。

对比三大财产保险公司的条款,显然太保与平保较人保更注重自身利益的保护,人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中他保条款明确为重复保险。而太保与平保条款显然包括了重复保险及保险竞合。另从条款的严谨性来看,太保沿用人民银行的统颁条款，统颁条款规定的“保险人按赔偿限额的比例分摊赔偿责任”在种表述在司法实践中显然存在解释的空间,在保险条款不利解释原则下,这种措辞是有欠严谨的。平保在原统颁条款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完善,明确了赔偿计算方法，排除了其他解释。综上，三大保险商均在商业三责险条款中沿袭了他保条款。

三、责任保险之重复保险条款损害了被保险人利益。

责任保险适用重复保险及其分摊赔偿方式，在保险实务中的公平性、合理性均值得质疑。特别是09版保险法重复保险定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其合法性也应进行重新评价。以上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为例，假设甲向A保险公司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20万，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事故金额为15万，甲向A公司提出索赔,可获得A公司15万的赔偿。再假设甲分别向A保险公司、B保险公司、C保险公司分别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分别为20万,也就是说甲共计可获得6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障,同样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事故金额为15万，被保险人为弥补其损失，甲只能分别向三家保险公司提出5万元的索赔。各保险人亦只是根据其保险金额所占的比例对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对上述所举之例需说明的是：

一、“责任限额是保险人用来控制自身风险的一种措施，不存在与保险人责任限额相对应的价值”[1]，现行法律对责任险投保并无限额限制。甲投保60万乃至更高保险限额，均不违反法律及保险条款的规定。

二、“复保险之作用在增强安全保障，预防保险人中有一破产或不能履行其义务时，要保人仍可向他保险人求偿，其利益不至于落空。”[2],现行法律也未禁止投保人就同一责任险险种分别向不同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人就同一责任险种向不同保险公司投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规避保险人个体偿付能力、理赔诚信及同类保险产品保障范围差异等因素带来的求偿风险，其意在通过提高保障限额、分散投保的方式获得更大保障。甲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及保险宗旨。

责任保险之重复保险条款赔付方式不但增加了被保险人的求偿成本，且倘若其中任一保险人偿付能力发生问题,被保险人只能自认损失，这显然有悖其投保初衷，不利于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四、09版保险法对重复保险概念的重大修改致使责任保险适用重复保险不具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09版保险法对重复保险概念进行了重大修改，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成为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

关于保险价值，目前在立法上没有明确定义。根据全国保险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保险术语》的解释，保险价值是经保险合同当事人约定并记载于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的价值，或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确定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前者是指定值保险，后者是指不定值保险。[3]而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而非被保险人的财产或者利益的具体损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的发生与否、赔偿责任大小均取决于多种偶然因素。被保险人赔偿责任发生的偶然性，决定了保险人不可能确切的知道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所造成损害的大小。[4]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不具有实体性,决定了责任保险无从确定保险价值的。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合同项下保险人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财产保险合同中对保险价值的估价和确定直接影响保险金额的大小。一般财产保险中,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由保险人根据投保方式，保险金额、损失金额等因素确定；而在责任保险中，保险标的不具有实体性，保险人对其所承保的各种责任风险及其可能导致的经济赔偿责任大小无法采用保险金额的方式来确定。保险人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可能造成损害的大小，也不可能约定被保险人造成多大损害就赔偿多少，所以在成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和保险人只能约定保险责任的最高限额。[5]

综上，责任保险没有明确的保险价值，也不适用保险金额这一概念，无法满足重复保险的这一法定要件。责任保险适用重复保险没有法律依据。

五、09版保险法之重复保险已缴保费比例返还请求权亦不适用责任保险。

09版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第五十六条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可以就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请求各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重复保险实际上就是超额保险，亦也适用第55条的退费规定。另根据09版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被保险人虽然交纳了保险金额总和所对应的保险费，而实际上无法获得超过其保险价值的保障或赔偿，根据保险合同对价原则，保险人收取未承担风险部分保险金额所对应的保险费并不公平，或者说并无法律依据，投保人并无义务缴纳超出其保障金额的保险费，保险人应当将该部分保险费退还给投保人。02版保险法中并未规定当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保险公司应当退还保险费的规定，09版保险法使投保人权益保护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上述已缴保费返还请求权在财产损失险中可以操作，而前述责任保险标的不具有实体性，无从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实务中也不适用保险金额这一概念。责任保险实务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实际上无法根据该条规定要求保险人返还保险费。由此可见，重复保险已缴保费比例返还请求权亦不适用责任保险。

六、责任保险竞合，采用保险人连带责任赔偿方式更具合理性。

09版保险法对重复保险概念的重大修改致使责任保险适用重复保险不具法律依据。投保人重复购买责任保险，但同一保险事故发生导致同一保险标的的受损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对此负保险赔偿责任，所谓责任保险条款中的“重复保险”实际上就是保险竞合。保险竞合同样存在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额赔偿及由此诱发道德危险的问题。现行保险法对保险竞合之保险人赔偿方式并无法律规定，保险实务中，可以通过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关于保险竞合的条款来解决。

笔者认为，从公平角度出发，如保险重复及保险竞合的条款采用比例赔偿方式，应当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能有效行使已缴保费请求权为前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须向所有投保保险人负担全部保险费，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却不能从单个保险人处获得所付保险费对应的保险保障，这并不公平，也不利于被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已缴保费比例退还请求权并不适用所有的保险竞合，最为典型的就是责任保险的竞合。

笔者建议责任保险竞合可参照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即保险人以各自的保险金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该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各保险人连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选择其中的任一保险人或数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已赔偿部分超过其应承担的责任，可以向其他保险人追偿。即各保险人被保险人承担连带责任，各保险人之间承担按份责任，即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比例进行分担。上述赔偿方式可以使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更接近公平、合理。

有人认为，被保险人如可选择其中的任一保险人或数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能重复求偿以获不当得利。笔者认为，责任保险涉及第三人赔偿，被保险人利用责任保险竞合获利操作难度甚大。09版保险新增了第三者保险赔偿保险金代位请求权，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赔偿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给予第三者，使第三者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另新法也强调了责任险中保险公司对第三者获偿利益的注意义务，限制被保险人领取赔偿保险金，保证第三者获得有效赔偿。上述责任险赔偿模式的改变虽不能杜绝被保险人利用责任保险竞合获得不当得利，但在保险实务中，被保险人通过责任保险竞合获利显然是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为。保险人通过自身管理的规范亦能有效防止被保险人通过多重保险获利。如保险条款的完善、重复赔偿的追偿制度完善、保险人之间的信息平台查询与共享建设等。

总之，抑制被保险人通过多重保险获利不是非要以牺牲被保险人正当利益为代价，责任保险条款中的他保条款赔偿分摊方式违反了合同对价原则、加重了被保险人的求偿成本，也增加了被保险人的求偿风险，应当认为该条款排除了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司法裁判实务中，裁判机构可以援引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确认其为无效条款。

七、新版保险条款修订的思考。

本次保险法修改对保险理赔要求有所提高,但一些法律条文缺乏实务操作性，也无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支持,在实践中极易引发争议,对这些问题借助本次条款修改之际加以明确,抑制纠纷发生,实为务实之事,但非常遗憾的,修订各方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予以充分考虑。以重复保险为例，其法律规定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致使被保险人通过重复保险获利成为可能，保险法五十六条规定了投保人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实务中保险人难以掌握投保人重复投保的情况，对此情况依赖于投保人的通知,投保人不通知,保险公司就存在作出不当的赔偿而不知的风险。但保险法对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之后果并无规定，这大大减低了该规定的可操作性。另该法对超额保险未区分善意与恶意，而一概赋予投保人已缴保费比例返还请求权，对恶意重复投保人来说，即使不能从重复保险中获利，也没有保费损失，这使其制造道德风险事故的成本大大降低。笔者认为，在保险法未有规定的情况下，保险人完全可以作出投保人违反通知义务，保险人可解除保险合同等补遗性约定，从而增强保险条款的可操作性。

另一些司法审判实务中争议较大,饱受诟病的条款没有引起保险主管部门及保险人的注意,诸如二次赔付禁止、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无责不赔）)等近几年被司法审判界视为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而遭普遍否定的条款依然通过保险监管部门的审核或备案，出现在新版条款中。我们姑且不论司法审判界对这些条款的否定是否有法律依据，但因此类条款引发的争议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是现实，无论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还是从保护自身利益和形象的角度出发,保险业应当对此类条款予以重新检视。取消这些条款保护了消费者利益，但归根结底更是保护了保险公司利益。（作者陆新峰南京师范大学）

[论文关键词]保险法修订保险条款责任保险重复保险保险竞合比例赔偿

[论文摘要]09版保险法第五十六条对重复保险的内涵作了重大修改，重复保险概念广义定义向狭义定义的转变，明确将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作为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增补了投保人可以就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请求各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

注释:

[1]CommercialUnionAssuranceCoLtdv.Hayden[1977]QB804（CA）。

[2]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3]保监厅函[2007]71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价值确定等问题的复函》。

第4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关键词：保险业；保险标的；保险合同；保险对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111－04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保险标的在具体的保险合同中一般不需进行专门识别，当事人所投保的对象即是保险标的。但对于某些特殊的保险合同，尽管当事人投保的目的很明显，而确定保险标的却存在一定难度，保险标的的模糊不清进而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对保险合同双方影响重大。

一、保险标的识别的内涵、条件及标准

所谓保险标的的识别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和条件，在具体保险合同的多个构成要素中，将其中作为保险标的的特定对象辨别出来，并将之作为对保险合同进行定性判断的依据。对保险标的进行识别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明确保险标的来解决其他相关的法律和实践问题。对于大多数保险合同而言并不需要对保险标的进行专门识别，通常根据投保对象就能够确定保险标的。需要进行识别的主要为因果关系较为复杂的少数保险合同，如医疗费用保险、丧葬费用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以及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等。一般而言，要对保险标的进行识别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给付条件较为复杂，通常为多重条件，各条件间具有前后相继的内在关系；二是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的客体不具有惟一性，即至少有两个客体受到损害，且各客体的损害也具有内在因果关联；三是两个或多个受损害的客体具有不同质性，如有的属于人身伤害，有的属于财产损害；有的属于现有利益的损害，有的属于期待利益的损害等；四是保险合同约定对多个损害的其中之一进行保险赔偿，其他损害只是作为导致此损害发生的原因，不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才可能导致作为保险标的的具体对象不清晰，才有必要对保险标的进行专门识别。

而所谓保险标的识别标准指在具体保险合同中，识别保险标的应当遵循的规则、运用的方法或手段，同时也指识别保险标的的依据或理由。如在医疗费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同时存在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不管将身体识别为保险标的，还是将财产损失识别为保险标的，都需要一定的依据或理由，确立识别保险标的的标准是识别保险标的的前提条件，而确立此标准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保险标的与损害的关系、保险标的与投保目的的关系、保险标的与补偿方式和条件的关系。首先，保险标的是投保的对象，其必然存在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标的必然会受到损害，因此，受到损害是识别保险标的的标准之一。其次，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是为了对未来可能存在的某种损害进行补偿，而损失或损害的对象就是保险标的，对受损害的保险标的进行补偿可以实现投保人投保的目的，因此针对具体受损对象进行保险补偿能够实现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是识别保险标的的标准之二。再次，人身保险的补偿额度事先确定，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只影响赔与不赔，不影响赔多赔少，而对财产保险而言，保险事故的发生不仅影响是否赔偿，同时也影响赔付额度，因此，损害的赔付条件和方式是识别保险标的的标准之三。确立了上述三条标准，保险标的在具体保险合同中就能够顺利地被识别出来。在一般的保险合同中，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标准就可以将保险标的识别出来，而在一些特殊的保险合同中，则须同时运用上述三条标准才能够顺利进行识别。如在医疗费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同时存在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均符合第一个标准，不能达到识别的目的。同时，保险赔付是实现了投保人对身体伤害补偿的目的，还是财产损失赔偿的目的存在一定疑问，因为两种损害具有内在关联，可以认为通过保险给付同时实现上述目的，运用第二条标准也不能达到完全识别的效果。从保险赔付的条件和方式看，保险赔付补偿的直接对象是医疗费用损失，此损失是可以衡量的，保险补偿的多少是以医疗费用支出的多少为限，而如果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则不应存在这样的限制，因此，依据上述第三条标准，医疗费用保险应当定性为财产保险。

二、保险标的识别的法律依据及法律意义

保险标的识别关系到保险合同性质的判断，而对保险合同性质的判断又会影响相关保险原则、法律规则的不同适用。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指以人的寿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是指以特定财产或相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可见，保险标的的不同是区别人身财产和财产保险的重要标准，这也成为通过保险标的认定险种性质的重要法律依据。如上文所述，需要识别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一般具有多个客体受到损害的特点，在受到损害的多个客体中，如果有的属于人身利益，有的属于财产利益，确定孰为保险标的就直接决定该保险合同是人身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如在医疗费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受到意外伤害或罹患疾病，进而因治疗产生医疗费用等共同构成保险赔付的条件，其中意外伤害或罹患疾病造成被保险人身体的伤害，而支付医疗费用则造成被保险人财产的损失，如果认为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则该保险就是人身保险，如果认为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将来可能支付的医疗费用，则此保险就属于财产保险。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对医疗费用保险究竟为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对保险合同定性的不同还直接导致若干保险法律原则或规则的适用，仍以医疗费用保险为例，如果界定为人身保险，则损失补偿原则、损失分摊原则将不能适用，如果界定为财产保险，则重复保险原则将不能适用，其他专门适用于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的规定也将随合同性质的不同而影响其适用性，可见，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准确识别保险标的是极为必要的。简言之，保险标的决定合同性质，合同性质决定法律适用。

除医疗费用保险外，通过保险标的识别还可以对许多具有争议的险种或保险合同进行定性，其中较为典型者为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及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保险，其具体保障责任为，在借款人遭受意外伤害致残或死亡后，由保险人向贷款人偿还借款人所借款项。仅从该保险名称看，其无疑属于人身保险，但与传统人身保险不同的是，保险人赔偿的对象不是遭受人身伤害的借款人，而是贷款人。贷款人之所以能够获得保险赔偿是由于借款人伤残或死亡后，其所贷款项将可能遭受不能收回之风险，因而在此类保险中存在两种损害，即借款人的人身伤害和贷款人因所贷款项不能收回造成的财产损失。从借款人或贷款人投保此类保险的目的看，其不是为了对借款人人身伤害进行补偿，而是对贷款人在所贷款项额度内进行补偿，是对财产损失的补偿，根据上文保险标的识别的第二个标准，可以初步判断此种保险为财产性质的保险。再看保险赔偿额度，其以借款人所贷款项为限，不能高于所贷款项，如果借款人已经归还了部分借款，则保险赔偿的数额也相应减少，因而此种保险不符合人身保险为定额保险的特性。根据上文保险标的识别的第三个标准，可以进一步判断此保险为财产保险。此外，从此类保险不宜重复投保等方面看，其亦符合财产保险特性。保险实践中，还存在借款人意外伤害责任保险①，其与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的功能一致，其将借款人伤残或死亡后应向贷款人履行偿还债务的责任，作为保险人向贷款人进行保险赔偿的依据，责任利益属于财产利益范畴，进一步表明此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而非人身保险。

与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及医疗费用保险相类似的还有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根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是指以因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导致工作能力丧失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减少或中断提供保障的保险。此类保险的保险标的应为被保险人的收入，保险事故为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工作能力丧失，因此，失能收入损失保险也应当定性为财产保险。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属于补偿性质，投保金额并不能完全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自行确定，而是由保险人参考被保险人过去的专职工作收入水平或社会平均年收入水平，同时，还要考虑被保险人的兼职收入、残疾期间的其他收入来源以及现时适用的所得税率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保险金额。[1]同理，护理保险实际上也属于财产保险范畴，依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护理保险是指以约定的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引发护理需要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的护理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护理保险的保险标的应为护理费用，保险事故为被保险人日常生活能力出现障碍。对于一般的疾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人寿保险等，如果其不与费用相关联，则应认定为人身保险。由于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都可能在被保险人实际产生收入损失或护理支出之前就进行保险金给付，因此应将上述保险标的的损失理解为一种期待利益的损失，而非现有利益的损失①。因此，可能出现保险人进行保险给付后，被保险人可能并没有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导致收入损失，或者将所得保险金用于护理支出。简言之，上述险种中“保险标的损失”是建立在合理推论基础上的，与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完全相符。

三、目前保险标的识别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保险标的识别影响法律原则和保险规则的适用，因此对合理维护当事各方正当权益及公司经营发展无疑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保险标的识别的讨论目前在理论界尚属盲区，在保险实践和司法实践中也是薄弱环节，正确运用这种识别机制去解决现实问题还存在诸多障碍。

（一）思维惯式问题。依据保险标的认定合同性质是普遍能够被接受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的方法，但在具体认定保险标的上却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认为只要在保险合同构成要素中存在人身伤害事故就应当认定为人身保险，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确立保险标的识别机制，就是要引起对保险责任因果链条的充分重视，由众多事件构成的保险责任因果链条是保险理赔的依据，其中的人身伤害可能并非导致保险赔付的最终事件，实践中容易忽视对因果链条完整性的考察，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形成的判断必然有失偏颇。

（二）法律冲突问题。保险标的识别提供了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但却可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一致，如上文提及的医疗费用保险、收入损失保险、护理保险等，按照保险标的识别标准应将其定性为财产保险，但《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将之界定为人身保险，与现行规定冲突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司法机关、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等对保险标的识别机制的运用，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修改相关法律规章，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三）合同条款问题。保险合同条款措词具有诱导性是导致人们对保险标的判断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保险公司的认识偏颇常体现在其合同条款中，容易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如对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公司在管理和运作过程中完全将其按照意外险处理和对待，在产品名称及合同条款中也明确将之称为意外伤害保险，社会公众因此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意外伤害保险，而实际上其与借款人意外伤害责任保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后者名称和条款中带有“责任”二字而归属于财产保险。

（四）对公司经营范围的影响问题。通过保险标的识别对某些险种进行定性是否会对现行产、寿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产生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将医疗费用保险、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等定性为财产保险，寿险公司是否还能经营此类业务便存疑问。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扩大或缩减寿险公司的经营范围，而是要依据寿险公司的经营特点和风险管控能力来决定其是否可以经营上述业务。如果其具备相应能力，相关法律便可以如赋予财产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险和意外险权利一样，允许寿险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因此相关法律的完善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五）适用范围问题。从目前保险实践看，将财产保险误认为人身保险的情形较多，而将人身保险误认为财产保险的情形却较为少见，但随着保险实践的发展，并不能排除以后出现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保险标的识别认定险种性质的方法一般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区分上，并不一定能适用于其他次级险种的性质认定，例如意外险和健康险的区别不在于保险标的的不同，而是保险事故存在差异，意外险以约定的意外伤害事件为保险事故，而健康险以约定的疾病等为保险事故。

四、保险标的识别的实践价值

（一）有利于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一是有利于准确界定保险责任范围。保险责任指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者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具备时，应当承担的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保险人并不对保险标的所面临的一切风险承担责任，仅对其和投保人约定的特定风险承担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就是保险人承保的风险范围，也是导致保险标的受到损害的保险事故的范围。二是有利于正确认识保险利益对赔付责任的影响力。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因此凡为保险标的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必定对其享有保险利益，但在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的所有特定对象是否同时为保险标的，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有利于理顺经营环节各种关系并提高经营水平

通过保险标的识别对保险合同进行定性，不仅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双方的利益，也有利于协调保险机构之间、保险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使得公司的统计管理更加规范。如保险公司之间①的重复保险分摊问题，在将医疗费用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等识别为财产保险后，是否需要和应该进行保险分摊便很明确，各保险公司不会因此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又如在保险代为权的行使上，一般来说，人身保险不存在保险代位权行使问题，保险代位权的适用领域主要为财产保险，以医疗费用保险为例，如果通过保险标的识别将其定性为财产保险，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人进行保险赔偿后，便可以在理赔额度内向导致被保险人伤害的第三方行使保险代位权，如果第三方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相关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则相应减少赔偿金额，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保险公司在充分履行自身职责、发挥保障职能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此外，通过识别对保险合同重新定性后，保险公司必然要相应调整和完善保险数据统计管理，在统计时充分体现某些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为业务管理和风险监测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持。

（三）有利于保护产品创新并提高保险保障水平

如上文所述，与普通保险相比，需要进行识别的保险通常兼具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内容，以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为例，一般人常会产生疑惑，即为何被保险人受到伤害，而获得保险赔偿的却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贷款人），似乎违背了“谁投保、谁受损、谁受偿”的保险经营原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就在于对保险标的认识的错误，如果将此类保险认定为财产保险，上述误解便不复存在。此类保险的出现，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保险产品创新的思路，突破了原来只针对单一损害的保险产品的保障局限，实现对连锁损害中的最终受害者进行赔偿的目的。在医疗费用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等险种中，虽然没有所谓最终受害者，但却具备多重损害的共性，且受害对象（人身）和赔付对象也看似脱节。通过保险标的识别，对上述险种进行重新定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人们的认识偏差，有助于消除质疑，取得认可，最终使该种产品创新方式的延续和发展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创新思路的保护和运用，无疑对保险保障范围和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四）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

对保险标的进行识别可以促进保险业务风险管控水平的提高，进而实现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由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特点不同，导致两类保险面临的风险点各异，对保险公司风险管控的方法和手段的要求自然也不同。如果将财产保险按照人身保险管控，或者将人身保险按照财产保险管控，都会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而人为形成风险隐患。仍以医疗费用保险为例，如果将之定性为人身保险，则在医疗费用支出等只涉及“财产损失”等环节上的风险管控似乎超出了人身保险的风险范围，但实际上医疗环节的风险恰恰是此类保险的风险集中点。因此从风险管控的角度看，将此类保险定性为财产保险更为合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需要进行保险标的识别的险种或保险合同，一般同时存在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保险责任因果关系较为复杂，因此尽管有时将之定性为财产保险，也只是表明其风险管控着重点的确定应以财产保险特性为依据，并不排除对其与人身伤害有关的风险点也应同时进行管控，如在医疗费用保险风险管控中，应当考虑被保险人的生存率、死亡率、伤残率等，这些对厘定费率以及后续管理均有影响。因此，通过保险标的识别对险种和保险合同准确定性，有利于保险公司科学确定风险管控着力点，保证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第5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关键词：“交强险”；商业保险；保险条款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7―0076―03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颁布以后，对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的相关问题在理解上和实施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如何正确理解《保险法》、《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如何正确认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公司现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如何正确适用《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对妥善解决保险纠纷，依法公平维护保险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交强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难免有不周全之处，在过渡时期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以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和“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下称“商业三者险”)如何协调处理的问题都值得思考。因此，至少以下三方面问题应该首先得到关注。

问题一：比较“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不同，明确指出仅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在过渡时期无须承担“交强险”的赔付责任，仍按照保险当事人在“商业险”中约定理赔保险事故而导致的第三者所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问题二：确认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和“交强险”的行为不属于重复保险，承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可各自按照理赔程序进行。

问题三：对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与保险赔偿责任的确定问题进行研究。

笔者将在本文中围绕上述问题，根据保险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逐一进行分析，其形成的观点对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指导价值。

一、在过渡时期是否能将“商业三者险”等同于“交强险”看待的问题

“商业三者险”的定义在保险条款中一般表述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法律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交强险在《交强险条例》中的定义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一)就目前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与《交强险条例》的规定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两险种在以下几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1．保险性质不同：“商业三者险”是纯粹的商业保险；“交强险”则是具社会保险特征的商业保险。

2．险种保障对象的立足点不同：“商业三者险”是为保障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交强险”则立足于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及时、合理地补偿其遭受的损失。

3．合同成立的依据不同：“商业三者险”是由保险合同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而成立；“交强险”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强制投保、强制承保而使合同成立的。前者的投保人对于是否投保、选择哪家保险公司投保有自主决定权，保险公司对于是否承保也具有自主决定权；后者基于法定强制，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基本丧失了自主决定权。

4．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商业三者险”将精神损害抚慰金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诉讼或仲裁的费用包括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交强险”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诉讼或仲裁的费用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

5．索赔方式不同：“商业三者险”在出险后必须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人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交强险”在出险后可以由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索赔，保险人须先行在责任限额内向受害人赔付。

6．归责原则不同：“商业三者险”采取“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比例来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交强险”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交强险条例》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7．保险公司的经营原则不同：“商业三者险”的经营是以营利为原则；“交强险”的经营总体上则以“不赢不亏”为原则。

8．保险期限的确定方式不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限由合同双方约定；“交强险”的保险期限属法定，不能由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9．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追偿权不同：“商业三者险”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基本上没有追偿权；“交强险”中保险人因为须依法无条件地先行向受害人赔付，则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有法规依据。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各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三者险”不能等同于“交强险”，即使是在过渡时期。

(二)仅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无须按交强险或《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承担赔付责任。

《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为积极落实《道交法》精神，实现《道交法》实施后与《条例》出台前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衔接，5月1日起，采用保险公司现有的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交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条例》正式出台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因此，“商业三者险”在《道交法》实施后就是应当等同于“强制三者险”，保险公司应按“强制三者险”承担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对于保监会的文件的错误解读，主要理由是：

1．“商业三者险”是根据《保险法》和《合同法》所规定的“自愿原则”成立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要合同双方没有自愿协商变更原合同的约定，除非合同条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否则保险合同的约定仍为有效约定。由于“商业三者险”条款的约定与“交强险”的规定不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保险，不属于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的情况，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能要求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按另一不同的保险品种(例如“交强险”)的理赔原则或理赔方式承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2．在“目前实行的商业三责险是根

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后，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交强险条例》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该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商业三者险”与“交强险”的权利义务内容是不同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二、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车辆在交通事故中的损害赔偿处理程序问题

(一)同时投保“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的理赔程序。

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首先根据“交强险”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由被保险人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然后被保险人可以就其自行承担的赔偿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

1．“交强险”的赔偿程序有《道交法》第76条、《交强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直接向受害人支付赔款是完成法定的义务。

2．保险公司按“交强险”履行赔偿义务后，若未能完全包括被保险人应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则不足部分由被保险人向受害人赔偿。

3．如果被保险人在“交强险”之外还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则其可就自己支付的赔款按“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但受害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未向其支付赔款而直接向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索赔。其主要的法理在于：

(1)受害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侵权民事法律关系，其适用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其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由于两个法律关系所需查清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等均存在重大区别，且保险合同一般有约定合同管辖(例如仲裁)，因此，交通事故侵权纠纷与保险合同纠纷一般不宜合并处理。

(2)就商业保险合同而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保险人仅对与之有合同关系的被保险人承担合同义务，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对保险人提出索赔缺乏合同依据。

(3)商业保险合同是立足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为责任保险承担的损失，如被保险人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即没有损失可言，保险人也不必给予支付保险赔偿金。因此，只有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保险人才需要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

(二)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不属于重复保险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1条第3款之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有人认为“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标的、保险利益、保险事故都存在相同之处，如分别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上述两项险种，则属于重复保险行为，两家保险公司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笔者不能认同这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1．“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属两个不同的险种，其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故同时投保两险种不属于重复保险。

2．根据《保险法》第41条第2款之规定，重复保险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是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过保险价值，如低于保险价值，则无重复保险可言。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限额相当于法条中的保险金额，损失赔偿责任相当于法条中的保险价值。“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决定了其不能承担被保险人的全部责任风险，则对于超过“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的风险实际上并没有投保，此时，被保险人就超过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的风险单独投保并不属于重复保险。

因此，分别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并不是按《保险法》关于重复保险的按比例分担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相关的理赔程序也是与上述第(一)点所述的程序相同。

(三)“商业三者险”是“交强险”的补充保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

在投保了“交强险”的交通事故中，如果受害人通过“交强险”这一法定保险获得赔偿后，无疑降低了机动车方的损失赔偿责任。例如，机动车方根据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应承担50％的责任，其对应的损失赔偿额为拾万元，通过交强险的理赔受害人获得陆万元，则余下的肆万元属于机动车方应自行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方通过投保“商业三者险”，则该肆万元赔款支付后可向保险公司索赔。同一案例，如果机动车方仅投保“商业三者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则机动车方应向受害人支付拾万元的赔款后向保险公司索赔拾万元。由此可见，“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完全取决于被保险人应自行承担的赔偿额，故在“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并存的案件中，“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与保险赔偿责任的确定问题

1．根据《道交法》第76条第1款第(一)项的规定，交通事故在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之间发生的事故原因与责任较容易确定，学理上的通说是按“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确定各方的责任和分担损失。因此，对于此类交通事故中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可以先按“交强险”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其中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无责任适用不同的赔偿限额，“交强险”不足赔偿的部分如属于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承担，被保险人如果有投保“商业三者险”，可以就应当自行承担的部分向保险公司索赔。因此，机动车辆与机动车辆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认定与分担损失的比例是一致的并没有争议。

2．根据《道交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交通事故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事故原因与责任就较难确定，学理上的通说是按“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推定机动车方承担全部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与损失赔偿责任的确定是分开的。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由交警部门作出，交警部门一般仍然按照事故的原因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对于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来认定责，因此，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原因和责任认定书都显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也有过错并按过错程度与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责任，而损失赔偿如果按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来确定，往往令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方不服，他们会提出按《道交法》第76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由机动车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对于类似的纠纷的处理，笔者认为，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方的损失应分为两个部分处理：

其一，只要机动车方被证明有责任，无论责任大小，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当根据《交强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的规定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向受害人支付赔款。

其二，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应根据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来确定机动车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除非有证据证明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认定是错误的，否则，不应否定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损失赔偿责任比例按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来确定。

第6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对于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贯彻《工伤条例》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如有第三方责任赔偿的部分，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这样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与《工伤条例》的规定相抵触，侵害工伤职工依《工伤条例》获得工伤保险救济的权利，直接影响到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我个人认为，交通事故赔偿是指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而工伤待遇是指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两者获得侵害赔偿和享受工伤待遇无论从法律关系、法律性质以及法律效益、立法趋势等都应归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不应混为一谈，因此，受侵害人应该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的双重赔偿。

关键字：交通事故赔偿 工伤待遇 双重赔偿

道路车辆行驶引发的事故，以及企业中员工的工伤情况都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由于交通事故所引发的工伤以及由此引发的合并赔偿问题，却严重影响着员工的切身权利。究竟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待遇能否划等号，两者是否能双重赔偿已成为多年司法实践中和社会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交通事故中的赔偿和工伤认定基本情况

目前，依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有关交通事故赔偿是指，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按照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者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年人平均生活费，家属处理善后的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丧葬费，劳动力人均年纯收入，居民生活困难补助，国内同行业平均收入。

我国立法规定，职工由于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本人仅负次要责任或同等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而伤亡的，应认定为工伤。

现实生活中，由于第三人侵权引起的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的双重赔偿更是我国现阶段司法实践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职工在接受事故赔偿后是否还能享受工伤待遇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由于现阶段立法和法律法规并没就此问题做出明确的指示，因而使人难以掌握和实施。有一典型案例很值得我们思考：王某是某单位的驾驶员，2003年6月1日在前往四川联系业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03年10月20日死亡。后经法院主持调解，交通肇事者及其保险公司与王某的亲属就交通事故赔偿金达成调解协议，按协议共计需向王某的亲属赔偿380000元。事故处理后，王某的亲属多次要求王某所属公司按《工伤保险条例》对王某之死给予工伤补偿，同时向该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04年1月25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王某死亡属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之后，王某亲属以王某身前所在公司作为被申诉人，向该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王某死后的工伤补偿问题申请仲裁。2004年5月27日，该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王某是交通事故引起的因工死亡，在已先进行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情况下，工伤待遇应本着补`足民事赔偿低于工伤待遇差额的原则处理。被诉人有关申诉人重复享受工伤待遇的主张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的意见，本委予以支持”2004年9月，王某亲属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法院提讼。要求公司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张某亲属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即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亲属供养 抚恤金；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公司辩称，原告之亲属王某系我公司员工。王某在我公司上班期间因工死亡之事属实。但王某是死于交通事故，经法院调解，其亲属从交通肇事者处可得到交通事故赔偿金380000元，我公司不应再向原告支付工伤事故的相应补助金。

二、交通事故和工伤双重赔偿的合理性

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职工因交通事故导致工伤，在已得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还能否再享受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中，存在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的重叠。在司法实践中，对该情形，应如何适用法律，就成为一个争点和难点。

根据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 伤，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已给付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的，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偿金不再发给（但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偿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根据上述规定，员工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工伤待遇与交通事故赔偿是不能重复享受的。

但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对此不再作相应规定。而2003年12月26日公布，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按《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 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我个人认为，工伤保险关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当《工伤保险条例》不再规定“取得了交通事故赔偿，就不再支付相应工伤待遇”时，劳动者完全可以既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又依《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即工伤待遇与交通事故赔偿可以兼得，本案中的王某亲属可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损害的双重赔偿。

（一）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某亲属可获得工伤和交通事故损害的双重赔偿。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工伤补偿与侵权赔偿能否双重赔偿不能适用《合同法》第122条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要求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赔偿”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主要特征有：l、必须是同一不法行为。如果行为人实施两个以上的不法行为引起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承担不同的责任。2、同一不法行为既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使两个民事责任在同一不法行为上并存。3、必须是同一民事主体。引起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同一不法行为，是由一个民事主体实施的。这一不法行为同时符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其可能承担双重责任的主体是同一人，其可能享有双重请求权的主体也是同一人。4、只能发生同一给付内容。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并存，相互冲突，但当事人只能获得一次给付满足，如同时并存获多次满足，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二种请求权的基础不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律性质不同。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易言之，即赔偿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责任人为第三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是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也可以说，遭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向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和《条例》的规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补偿责任人是劳动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是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一属公法领域，另一属私法领域，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因此，在因交通事故造成工伤后，工伤补偿与侵权赔偿不是同一民事责任的竞合，不能参照适用《合同法》第122条关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要求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赔偿的规定。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工伤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所以，工伤职工当然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享有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必须依法予以执行，扣减工伤保险待遇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另外，《工伤保险条例》第五章专门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是国家法律强制规定，是社会保障机构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受害人基于劳动者的身份，依法所应享受的权利。如果职工发生事故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减少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发生工伤，按照《工伤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包括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部分）。用人单位同样也不得以侵权第三人赔偿了相关费用而拒绝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同时，《工伤条例》及其他法律也并没有赋予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因侵权引起工伤的侵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要求工伤职工必须先向侵害人索赔后才能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也不能从工伤职工应享有的保险待遇中扣减其从侵害人处获得赔偿款项。

3、实行双重赔偿符合我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意图，也并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工人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这表明我国实行工伤保险目的在于加强对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保护，保证能够在遭遇工伤事故时获得及时的救助和补偿，维持其本人或遗属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让用人单位规避本应由其自己承担并有能力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在工伤保险中的赔偿责任已经由用人单位的个别责任转化为由社保机构承担的普遍的社会责任，成为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义务。用人单位即使对自己的员工所发生的工伤事故，也仅负间接的补偿责任。只要用人单位依法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就意味其完成了补偿责任。我国社会保险保障制度，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强制缴纳工伤保险，也就是说，不发生工伤事故，也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如果用人单位违背法律法规，未缴纳工伤保险，而由其单独承担工伤赔偿费用，是其因自身过错导致的责任承担，当然不存在增加负担问题。

4、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其第二十八条已经不能适用。

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其第二十八条：“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这实质是规定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也就是说，该《办法》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采取的是不可兼得，相互抵免的方式，这也是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者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理由已不能适用，理由如下：

1、从法律效力等级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规定来看，原劳动部制定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而且只是试行办法，在其上位法《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两种请求权重叠时的处理规则的情况下，规定以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替代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其次，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7条第1款的规定，《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制定机关发现与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或者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相抵触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因此,在《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后，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

2、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规定本身来看，也不能得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全部替代《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的保险待遇的结论，如《试行办法》第28条第3项的规定。

3、从其它法律的规定来看，《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规定也已不能适用。首先，该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已明令废止。其次，因为最高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出台，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已定性为物质损失，已经不同于原来属于精神损害表现形式的定性，所以，《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有关原有关相互抵免的赔偿项目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实质内容已经发生质的不同的情况下，继续适用也是没有依据的。

因此，我认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现已被《工伤保险条例》取代，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了。仍然沿袭旧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做法，只是深受《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影响，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

（三）处理工伤事故，采用双重赔偿兼得的方式，有例可循，有法可依，也是我国工伤赔偿立法的趋势。

1、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其第二十八条：“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这实质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但这一规定已不能适用，具体理由以上已经阐明。

2、2002年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的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同年颁布的《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受到损失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规定首次提出职工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还能享有民事侵权赔偿请求权，《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双重赔偿”虽然与本文所讲的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双重赔偿”有所区别，但从立法上体现了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可双重赔偿”的立法意图。

3、2004年1月1日始开始施行的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不再规定“取得了交通事故赔偿，就不再支付相应工伤待遇” ，既然法律明确取消了禁止，其实质就是允许双重赔偿。 劳动者完全可以既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又依《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4、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的第一款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因此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处理。另外，该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明确了发生工伤的职工不能向用人单位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只能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再以人身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第二款是规范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被侵害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劳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支持。所以，当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延续了《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思路，明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成为受害职工得到双重赔偿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新闻会上，副院长在答记者问中也讲到“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例如职工因工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伤职工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对交通肇事负有责任的第三人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见，其也是比较赞成双重赔偿的观点。

5、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续一）》（征求意见稿）中，对工伤事故赔偿请求权作出以下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受到伤害，在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又请求用人单位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该征求意见稿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也进一步表明采取双重赔偿兼得的方式处理工伤事故，是我国工伤补偿立法的发展趋势。

其次，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过程中没有要求肇事方赔偿的费用，不能视为原告也是对工伤保险关系中的当事人的放弃，在工伤保险关系处理的程序中，有关费用仍然可以向工伤保险关系的当事人主张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待遇的补偿，二者请求权的基础不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律性质不同。

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赔偿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责任人为第三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是属于私法领域规定的赔偿。

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也可以说，遭受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职工或者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向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和《条例》的规定，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请求权，补偿责任人是劳动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的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是属于公法领域规定的赔偿。一属公法领域，另一属私法领域，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综上，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待遇补偿的请求权的基础不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法律性质不同。根本是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处理，所以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程序中没有要求肇事方赔偿的费用或者放弃的费用，不能视为也已对工伤保险关系程序中的对方当事人的放弃。因此，我个人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程序中没有要求肇事方赔偿的费用或者放弃的费用，在工伤保险关系处理的程序中，仍然可以向工伤保险关系的当事人主张。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工伤职工在获得侵权责任人的赔偿后，仍有权依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劳动者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仍然有权享受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

主要参考文献：

[1]曾隆兴《损害赔偿法论》，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页。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1992年12月1日法发“（1992）3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

[4]李国凯：《侵权行为》2000年增补版，第154页

[5]参见公安部1991年8月5日公交管[1991)96号《关于道路外交通事故主管与处理问题的答复》

[6]杨立新主编《民法》教育部规划教材 200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

第7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关键词]医疗事故、责任竞合、责任竞合、损害赔偿、医疗保险

一、医疗事故的界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极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伤害的事故。

对此条例进行分析，它指明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一〉发生事故的主体发生医疗事故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里所说的“医疗机构”是指按照国务院1994年12月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取得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的机构。这里所说的“医务人员”是指依法取得执业资格的医疗技术人员，如医生和护士等，他们必须在医疗机构执业。“医疗事故”必须发生在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中，这指明了医疗事故发生的场所及其医务人员在合法的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事件。

〈二〉医疗行为的违法性“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而发生的事件。这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工作依据和指南，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自己的有关业务活动中应当掌握的相应的规定。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医疗卫生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主要有：《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献血法》、《职业病防治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三〉医疗事故主体所持的心理态度必须是过失医疗事故主体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主观上必须是过失。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极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③但我们该如何判定医疗过失，学术界对此存在三种观点：

1、个人标准说（主观说）：主张应以行为人实际认识能力大小为标准来判断有无过失。

2、客观说：应该以社会普通人员通常的平均的认识能力来确定行为人的认识能力，能否预见和避免不良后果应看行为人是否发挥了普通人的注意能力和注意水平。

3结合说：认为应贯彻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把人的主观能力与外在的认识条件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只有两者兼备，才可以认为有注意义务。

笔者以为，医务人员是专业技术人员，都评定了相应的职称，在承认医务人员由其技术职称所决定的认识能力水平大致相同，而相同职称者认识能力又难以整齐划一的前提下，应遵循发展的动态的思路来最终确定医务人员的认识能力，因此把第二种观点既客观说判断标准更具合理性。但这里所说的“以社会普通人员的通常认识能力”为标准，是依照技术职称评定标准、临床医学水平、医院级别来确定一个客观标准，以此判定是否有过失。在实践中医疗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其具有过失，但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医疗机构也存在导致病员人身伤害的过失，一般说其具体表现为：

①医疗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②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条件；

③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①诊断行为过失；

②治疗行为过失；

③注射行为过失；

④手术行为过失；

⑤麻醉行为过失；

⑥采血、输血行为过失；

⑦放射线治疗过失等。

〈四〉客观上造成人身损害。

人身损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死亡，即自然人生命的终结。

2、健康损害，即组织器官的伤害，其又包括两发面的内容：

①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体，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

②虽然没有表面上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导致其出现障碍，如大脑受到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伤害，如刀伤极其留下的疤痕。

4、隐私权的损害。对患者隐私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对患者生活信息秘密保密权的侵害，包括身体缺陷、心理缺陷（如变态行为），罹患有碍社会风化的疾病等发面的情况向外扩散。④

〈五〉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固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损害后果的发生可以归因于违法行为，行为与损害之间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关联性。因果关系问题是目前法律上仍未能完全解决的难题之一。理论上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前者指以逻辑学上的因果律为标准，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又称“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后者指以法学理论为标准，行为与某范围的损害存在关联性，又称“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各国关于前者的理论差异不大，但关于后者，则有所不同。目前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英国的预见力说及流行于西欧地区的充分原因说。这些理论各自虽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均不足以完全解决因果关系这一法律上的难题。笔者认为，医学是一门专门性的自然科学，在解决事实因果关系问题上，应以医学科学原理作为判断依据，倘判断确有难度，应委托有权部门进行鉴定。在法律因果关系问题上，应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于损害发生所起的作用，适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以求得医患双方在损害负担上的公正性。

二、医疗事故的归责原则及责任竞合〈一〉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1、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的原因由于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患者很难证明医疗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㈧项规定“因医疗行为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的推定原则。

2、过错推定的概念及特征过错推定也称过失推定，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损害是由被害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特征：

①免除了原告（受害人）的过错举证责任②采取举证倒置的办法，由被告就其没有过错问题作出反证，在过错推定过程中，推定常常以客观过失的概念为基础。倘若采纳主观过失概念，即以心理状态的检验方法来确定过错，则极易被行为人的反证所推翻。但过错推定毕竟不同与运用客观过错概念来认定过错，因为推定过错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来实现的，认定过错一般不需要采取举证倒置的方法，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一个合理人，普通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应由受害人对此举证。⑤

〈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竞合医疗事故中赔偿责任的基础同时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个方面。侵权责任是指由于医疗侵权行为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或者其他不良后果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就应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约责任是指医疗机构违反了患者与其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依法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医疗事故既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又同时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病员或其家属就会形成两个请求权，这种基于请求权竞合产生的赔偿责任并存的状况，可称为赔偿责任的竞合。所以，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依侵权法提起侵权之诉还是依合同法提起合同之诉，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严重影响到受害人的利益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的制裁。

赔偿责任的竞合并不意味着医疗单位向病员极其家属承担两种赔偿责任，而应由医疗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者病员或其家属的请求，确定承担其中一种赔偿责任。对于在哪些情况下医疗单位应承担何种赔偿责任，各民事立法的态度不尽相同。根据法国民法，病员只能提起合同之诉，要求医疗单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因医疗事故致人死亡时，病员家属才可以提出侵权之诉。依据美国法，医务人员治疗失当致人死亡时，属于侵权行为，只能提起侵权之诉，但根据合同法中默示条款制度，医务人员有不使病情加重的义务，故也不能排除医疗单位或医务人员承担违约责任的可能。

笔者认为，医疗事故中赔偿责任的竞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它是由于民法将民事责任划分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所造成的。因此，必须首先承认责任竞合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应允许病员或其家属根据医疗事故的具体情况，选择行使其中的一种请求权。但在审判实践中，除少数地区和案件中允许病员或其家属依照违约责任取得赔偿外，“多适用侵权责任而不支持违约请求”。

三、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分配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明显不对等。一方是掌握专门医学知识的医务人员，而另一方却是缺乏相应医学知识的患者，患者明显处于弱者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患者方就医方存在过错负举证之责，无疑是对患者方求偿权的一种否定，这很难体现法律的公正。20世纪立法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保护弱者的权益来体现法律的公正，处于弱者地位的患者当然成为被保护的对象之一。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医疗损害的大量出现和医疗过失责任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逐步完善，法官裁判明显偏重于保护患者方利益，在实体法中对医生过失的判定越来越严格，即使医方过失显著轻微，也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在诉讼法中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主观过错要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作法，即主观过错由被告负责举证。医方必须证明诊疗护理行为没有过错，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作法调整了双方不对等的关系，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益，以实现司法公正，也正是由于契约法在过错举证责任上对患者方更为有利，所以在七十年代后，由适用侵权责任向适用契约责任转化，已成为各国民法的发展趋势。

各国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举证责任倒置所坚持的原则也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有三种原则：

㈠、英美国家所坚持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Res Ipsa Loquitar）：过失必须要有合理的证据，但若事实显示导致损害发生的事物是在被告或其受雇人的管理之下，且依一般情形，如果对该事物之管理予以适当的注意损害就不会发生，这时被告若不能提出说明，即可以认为已有合理的证据证明该事故的发生是由被告的过失所致。⑥英美之所以采用此原则，有以下三点理由：

1、为避免“沉默共谋”现象的产生。“沉默共谋”（conspiracy of silence）：是指在医疗诉讼中，其他医师通常不愿意担任患方的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提供其专业知识作出对被告（医方）不利的证言的现象，相当于我们说的“医医相护”。

2、患者接受治疗时往往处于无意思状态。

3、医师比患者更接近证据。

㈡、德国所坚持的“表见证明”理论（Anscheinsbewises）：是指以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定型事象经过）为基础，从加害的客观的事情抽象地推断出“某种”过失这样的要件事实在这种场合，始终要推翻以上的抽象的，不特定的推定，使推定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对方当事人必须证明为排除经验法则的适用的足够的、具体的、特定的“特别的事情”的存在。⑦

㈢日本所坚持的“大概推定”，在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如依一般情况判断可以为“非因过失损害不致发生”，，此时若原告能证明损害已发生即有所谓“非因过失损害不致发生”的情形存在，即可推定被告有过失，被告必须就其无过失的事实或其行为无过失一点提出反证，否则难免受到败诉的判决。

笔者以为为了更好的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我们必须在构成要件上借鉴“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而在诉讼效果上借鉴“表见证明”理论或“大概推定”原则，形成我国所特有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在我国医疗纠纷中，有许多这样的情形，依据我国的医疗损害救济体制，患者却需要申请鉴定，而大多数鉴定意见都不认为这是医疗事故而得不到赔偿。如果适用“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被告医生则需反证其他的事情也可导致该损害结果，否则法官可判决被告败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于一般依生活经验无法判断医师是否有过失时，也可引进专家证人的证明，对“如果没有过失就不会发生损害”作一般的证明，而不是针对某个案，以防止出现“沉默共谋”。

四、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及赔偿标准〈一〉、概念医疗事故中的损害赔偿是指医疗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其是由于医疗损害行为所引起而在医疗单位与患者或其家属之间形成的债务。

〈二〉、主体确认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主体为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因医务人员是受医疗单位聘请或雇佣的业务人员，病员虽可有限制地选择医疗人员，却实际上是与医疗单位之间建立医疗服务关系。医疗单位应对医疗活动的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是统一的，都应当是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

〈三〉、法律依据《条例》在有关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行政处理与监督、赔偿方式、数额计算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法院处理医疗纠纷无疑应该遵循这些规定，但对于行政调解调解不了的案件且经医疗事故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案件，未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的案件，根据民法中“损益相当”的法律意旨，当事人仍应适用《民法通则》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法院主要应依《民法通则》的规定处理案件。⑧还应该看到，《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规定，但法院处理医疗纠纷不仅限于此，因此，《民法通则》仍然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法律规定。

〈四〉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及《条例》，笔者以为，医疗损害的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如下：

1、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2、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3、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4、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5、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6、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7、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8、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9、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10、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11、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侵权行为所导致结果，即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与损害程度；二是侵权行为人的过错责任，即主观上的过失行为；三是侵权人的侵权情节，即在治疗过程中采取的方法措施；四是侵权者与受害者双方的经济状况。⑨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的保险制度近年来，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医疗事故案件的赔偿额也不断增加，为确保损害赔偿能够实现以及医方的正常经营，人们希望通过保险的方式解决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由于医疗事故保险制度的构建是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对此进行专门性论述的文章很少，一般仅谈及医疗事故是社会保障，这一点与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医疗事故保险的现实极不相称，有文章介绍了美国医疗过失的保险制度，供我国行政管理部门参考借鉴。

笔者认为，医疗过失保险制度属一国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构建医疗过失保险制度时，就应当遵守我国的《保险法》及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惯例。

另外，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的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少，理论准备不足，应当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1.关于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的现状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综合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只是在局部地区或局部项目上实施，主要有三种方式：（1）区域性的综合医疗责任保险。如广西壮族自治区1988年实行的医疗事故保险，深圳90年代实行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试点等。（2）单位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某些地方的部分医疗单位开展的住院病人医疗事故保险等。（3）单项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保险。如某些医疗单位开展的眼科手术风险保险、母婴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病人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等。

2.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面临的困难构建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在进行具体工作之前，应当对我们面临的困难有比较充分的估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开展工作。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构建医疗过失保险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困难。（1）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广阔，可以赢利的保险领域、保险险种极其广泛，而医疗过失保险风险大，赢利低，商业保险不愿介入。进入90年代，我国相继建立了多家颇具实力的保险公司，虽然这些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较赢利的险种上。由于商业保险公司主要是为追求商业利润，所以对一些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的险种不愿介入。（2）对医疗单位来讲，发生医疗过失时，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和诉讼途径解决，宁愿与患方私了，他们参加医疗过失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大家知道，保险是通过共同承担风险来降低每个个体的风险，如果参加保险的医院不多，降低风险的目的就不会实现。（3）医疗过失保险制度的构建，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而且需要劳动部门、金融机构、财政部门等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协调工作才能顺利实现。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单凭一个行政部门或某一金融机构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医疗过失保险制度，必须由国务院统筹，各个相关部门联合办公才能较好地实现目的。

3.关于医疗保险制度设立的步骤上文谈到医疗过失保险不宜定位在商业保险的范畴，所以在该制度建立之初，应当由某一卫生行政管理区域的所有医院根据规模大小、等级以及以往的医疗过失记录，定期向该卫生行政部门交纳一定费用，建立一封闭性保险基金，开始时，该基金可以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当运作成熟以后，交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专门管理，采取这样的步骤有如下好处：首先基金建立伊始，由卫生行政机关管理，有利于基金的迅速建成。因卫生行政部门对各医院有行政管理关系，各医院尽管可能有抵触，但不得不交。其次在条件未成熟时，由行政机关管理，可以及时调整收费比例，调整各项制度。最后当基金建成后，各医疗单位得到收益，形成制度后，交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管理。社会保险机构是专门的资金管理部门，在投资、理财等方面比较擅长，交由它们管理，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4.保险赔偿医疗过失保险一般是以赔偿为基础，而不论是否由一次事故所致。⑩而保险赔偿应当包括：保险赔偿的依据，即保险公司依据什么对医疗单位赔偿；保险赔偿的金额，即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应赔偿多少金额。（1）关于保险赔偿的依据。主要应当有两个：一是法院生效判决；二是医疗过失的鉴定结论。法院的判决表明医疗过失的责任已经明确，可以据此对医疗单位赔偿。当医患双方不愿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时，也可以医疗鉴定结论作为赔偿的依据。（2）关于保险赔偿的金额。医疗过失保险属责任险，当发生医疗过失时，其保险赔偿的金额应当以实际赔偿责任为依据。也可由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定保险合同时约定一个最高限额，当实际损害不足该限额时，由保险公司全部赔偿，当实际损害超过该限额时，保险公司的赔偿以该限额为限。超过部分由投保人自行承担。

第8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环境污染具有缓慢性、间接性、复杂性等特点，环境侵权鉴定极其困难。随着环境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环境侵权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受害人求偿的变化，如资格的放宽、被告扩大、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巨额赔偿等等。但是企业排污难免，因此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甚至面临破产、倒闭。为了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促进经济循环发展，同时及时有效救济受害人，迫切需要将如此大的环境侵权责任风险转嫁出去，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国外有以下三种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第一种，以德国为代表，即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该国《环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为了保证某些特别危险设备的经营人能够承担本法规定的赔偿责任，设备经营人必须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约定一旦发生特定的损害，保险公司即予以赔偿”；第二种，以美国为代表，即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美国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可能引起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三种，以法国为代表，即采取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已成为了责任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促进了生态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产险的比例还不到3%，环境责任保险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是发展循环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2.环境责任保险的特征

(1)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责任保险，理所当然具有传统责任保险的特性，即具有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

但是传统的责任保险性质——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远远不能适应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为了扩大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有学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不仅具有第三者责任险的性质，也具有自我保险的性质。他们认为，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假如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笔者赞同此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基于自有场地得到的保险赔偿必须是由于外来原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对于由于投保人的原因(故意或过失或无过失)所致之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2)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环境权作为环境侵权对象在一些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运用，并有效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感。

(3)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4)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环境侵权受害者欲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或要求被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必须以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作为前提条件。在因果关系认定上，传统侵权行为法要求侵权行为是损害事实的“近因”，即直接原因，才能导致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传统保险法领域，近因原则被确立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因原则强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在环境侵权领域中的运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环境污染致害具有潜伏性、累积性、长期性、技术性等间接性特点，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链相当复杂，非通常手段所能确定，甚至以现有科技手段也难以做出说明，如果仍拘泥于传统直接因果关系理论，势必封闭了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救济大门。

为了减轻环境污染受害者的举证责任负担，迅速救济受害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应运而生。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证明方法，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具体地说，受害者只需证明如下二者：(1)行为人排放的污染物到达损害发生地区而发生作用；(2)该地区有多数同样的损害发生。此时，法院可据此推定因果关系存在，除非保险人或被保险人能举出反证来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否则就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这里涉及到盖然性的评判问题。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同，且环境侵权致害的复杂性又使其盖然性的证明程度有别于其他民事侵权的证明，根据环境侵权致害的特点，只要盖然性超过50%就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另外，危险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更新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原有危险也许不再存在另一方面，可能产生新的更大的危险。那么，以危险为基点的保险当然也随之而动，按照不同的情势，做出符合规律的调适。这也是保险从海上保险发展到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最后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因。不可否认，当今环境问题因其所具有的高度科技性、复杂性、损害程度深刻性以及范围的广阔性的特点，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新的危险。从重庆天然气井喷事件到沱江污染事件，无不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与可怕。保险制度对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是否能做出自己的回应?做出怎样的回应?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特点分析

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其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名称有所不同，如英国称之为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和属地清除责任保险，美国称之为污染法律责任保险。一般认为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

可保危险构成条件如下：(1)可保危险须为纯粹危险；(2)可保危险须为偶然危险(3)可保危险须是非故意危险(4)可保危险须是有重大损失可能性的危险，(5)可保危险须是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可能性的危险。

环境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自身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具体而言，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包括被保险人、保险人与第三人。被保险人往往是自身行为可能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第三人是因为投保人的危害环境行为使自身权益受到伤害，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的人。环境责任保险是与环境侵权相联系，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为前提。

由环境危险而产生的环境侵权具有高度科技性、复杂性，损害程度深刻性以及范围的广阔性等特点。因此，污染者往往无力负担如此庞大赔偿金额，只有宣告破产。最后造成纵然受害人得以胜诉求偿，但污染者却无力对所有受害人完全赔偿其损害，其结果将使受害人仍无法满足其请求权。让受害人自己承担由污染者所引起的伤害不合公平，那么，在二者博弈过程中，具有分散危险、分摊损失、经济补偿功能的保险成了解决矛盾的较好办法。具体而言.环境责任保险具有下列功能：

1.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及时补偿受害人的损害

环境侵权的特点决定了受害的范围广、程度深、影响久。仅靠加害人独自力量难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即便有能力承担，也需经过冗长的行政、司法程序定责之后。那样，往往错过了救助损失的最佳时机。而保险人通过收取保险费，组成保险基金，可以保险共同体之力填补受害人之损失。因基金的财力与能力相对于污染者显然更为雄厚，所以受害人因加害人财力不足无法获得赔偿之情形将不易发生。

2.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减轻污染者的负担

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对第三人的侵权赔偿。被保险人参保的目的乃是基于自身利益，避免因赔偿金额过大阻碍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情形出现。希望借助保险之分散危险、分摊损失功能，用少量的确定性的支出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意外发生后，自己不至遭受重创而导致从此一蹶不振。另外，被保险人参保环境责任险，也有助于增强企业信誉，提高企业形象。

3.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减少政府环境压力

鉴于政府的特殊角色，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担任了最后责任人的角色。但国家介入补偿无异是利用全民的税收作为财源，变成由全民对此污染负责，此已违反污染者负责原则，与现代环境法之趋势不合。发展环境责任保险通过风险分摊，可以减轻政府的环境负担，使被破坏了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能够及时得到重建和修复。

4.环境责任保险符合污染者共担原则

保险基金是由危险相近主体共同组成。具体到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因自身行为可能对周围环境带来危害之主体组合而成。所以，被保险人出资设立环境保险基金符合污染者负费原则。又因环境危害所具有的间接性、累积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危害结果的造成并非某一主体独立完成，所有被保险人的生产行为对环境阈值的突破都有贡献，仅仅让一主体承担似乎有违公平。

5.环境责任保险增加了预防环境危害的参与主体

保险合同订立后，为控制风险，保险法赋予保险人以勘查保险标的的权利，督促保险合同的义务人履行维持保险标的安全状况如缔约时的状态。我国《保险法》第36条第2款规定：“根据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标的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该条第4款规定：“保险人为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经被保险人同意，可以采取安全预防措施。”环境责任保险人为了降低赔付率，一定会请专业人士对投保人的环境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可以通过等级划分、费率浮动等措施督促投保人做好预防工作，从而减少环境事件的发生。

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对策

1.确定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为主的模式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责任保险市场不够成熟，环境问题日渐严重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有待提高，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宜采取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立法模式。凡从事高危有毒或废弃物处理的企业，如石油、印染、造纸、皮革、采矿等有毒、高危的行业，都必须按照政府监督下制定的价目表，缴纳保险费，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对于其他排污较轻的企业或者行业实行任意责任保险制度。为确保有法可依，必须在立法上以列举式的弹性条款明确强制责任保险和任意责任保险的各自范围。

2.完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法律的健全与执行的力度。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部分体现了环境责任保险的相关规定，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一直缺乏针对环境责任保险的系统规定，可以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1986)、《环境保护法》(1989)、《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水污染防治法》(1996)、《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如《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决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运载2000t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细察之下不难发现，这些法律法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更不用说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做出全面、明确的规定了。对此，首先应抓紧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完善现有环境污染责任立法，切实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严格责任制度，并增加环境责任保险的内容。其次，在时机成熟时可制定《环境问题的处理、赔偿和责任法》，促使污染企业积极承担赔偿责任。

3.合理界定承保范围

有鉴于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及企业保险意识等方面的现状，并出于环境责任保险公共利益性的考虑，笔者以为，我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界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1)既承保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行为，也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虽然只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就会产生污染物质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损害，这一确定性与保险风险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相符，但此类企业何时发生污染损害事故，造成后果如何并不确定，因而环境污染损害仍属不确定之风险，可以成为保险标的。不过，考虑到我国现状，笔者建议最好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即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待时机成熟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并且在承保累积性污染事故时，附加严格的限制条件。

(2)既承保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也承保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虽然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是环境责任保险本身所具公益性特点决定了它不应只针对第三人受到的损害，还应针对被保险人受到的损害。况且，倘若被保险人自有场地受到污染损害而无力治理，受损害的又何止是被保险人呢?

4.科学组建承保机构

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方环保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企业和公众环境意识不高，因此，对环境责任保险宜采取就地承保、分散风险的策略而由不同的保险机构来承办：即对于突发、意外的环境损害，由现有财产保险公司直接承保，并由政府出面引导保险公司建立共保联合体；而对于渐发的环境损害，由于其运作极具风险性，现有财产保险公司对此类环境责任保险并不热心，因此，可考虑借鉴美国做法组建专业的保险机构来开展相应的业务。依法设立的环境保护保险机构应定位于非盈利的政策性组织，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设立，受政府控制并接受政府监督。

5.合理选择投保方式

就我国而言，由于企业的保险意识普遍偏低，一些企业甚至对污染事故的发生抱侥幸心理，因此，如果单纯推行任意的环境责任保险显然无助于保护受害人的赔偿利益。反之，若全面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则剥夺了部分污染较轻企业的选择权，加重了企业负担，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我国最好实行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的投保方式。一方面对高危行业(如石油、化工、造纸、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采取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使之成为其在财政经济上必须遵守的法律条件；另一方面，对其它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如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或已采取清洁生产等有效环保措施的单位则由政府利用自身的威信积极加以引导，促使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

6.严格限定责任限额

根据保险法一般原理，保险公司之赔偿责任限于金钱给付，其数额遵循“损多少，赔多少”的原则。然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非常巨大，现阶段我国保险机构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又十分有限，如不对此类赔偿实行限额，其结果要么使部分保险人不愿承保，要么使部分保险人陷入困境甚至走向破产。显然，这种结果无疑不利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最终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而，我国也应对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给予严格的限定。

7.明确规定索赔时效

第9篇：保险赔偿的法律依据范文

一、劳动者遭受精神损害救济无门

首先，就立法而言，劳动者在遭受精神损害之后“无法可依”。

《劳动法》虽单设“劳动争议”一章，但并未规定劳动争议的范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8，26，56条的规定，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的劳动争议包括劳动合同的效力以及集体合同的履行，也没有解决因履行劳动合同造成劳动者精神损害的救济问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首次明确规定了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受案范围。至于第（五）项中的“赔偿金”是否包含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内容，参见《劳动合同法》第48，83，85，8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承担赔偿金大都是因为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而造成的劳动者的物质损失，赔偿金的计算也是以工资为标准对劳动者财产损害的填补，没有涉及劳动者的精神损害，所以此处的赔偿金应当是违约之诉的物质损害赔偿。整体来看，精神损害救济并未纳入此处的劳动争议范畴。因此，对于不属于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是不能提讼的。

其次，在司法层次上，劳动者遭受精神损害“求告无门”。

在陈某与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某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案中，某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是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必经的前置程序。原告要求两被告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先行处理，法院不作处理。在朱太明诉厦门瀚盛游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某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并未经过劳动仲裁裁决处理，而且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侵权案件，不属于本案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在盛曾文诉广州开煌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盛曾文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某人民法院认为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故不予支持。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劳动者提出精神损害诉请而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少之又少。法院一般以两个理由予以驳回：（一）劳动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先行处理；（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调解仲裁法》未规定当事人劳动者享有精神损害救济请求权。深入思考这两个原因，总归是劳动法对劳动者的精神损害救济权未予以保障。

二、法理探析

第一，精神损害救济权是劳动者的固有权利。首先，从人权角度。基本人权主要指涉及所有人的并影响和决定人的其他权利实现的上位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劳动者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和分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把《世界人权宣言》中对劳动者基本人权保障的内容加以具体化、规范化，我国于2001年加入了上述公约。基本人权是国家对劳动者作为“人”首先应得到的最低层次的保护，其中就包含了人格权的内容。而导致“人”的精神损害大都源于侵害人格权，如劳动者在工作时不幸被硫酸烧伤导致面部毁容，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应当享有对其人格权遭受侵害的进行救济的权利。其次，从劳动基本权角度来看。劳动者基本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据国际人权法、国家宪法、其他国内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或剥夺、不得施以不正当限制的，由国家承担相应义务的，居于基础地位、能够派生和统领具体权利，与劳动或劳动者密切相关的权利。而对劳动者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的权利也是根据国际人权法、我国宪法、民法及其他法律所享有的，不能任意剥夺，较劳动者其他权利的实现处于基础地位。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从最高层次我国公民的人格利益予以保障，对于劳动者更不应当区别对待。再次，从职业安全卫生权角度来看。《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我国在2005年的国家标准《职业安全卫生术语》（GB/T15236-94）第2.1款中规定：“职业安全卫生：以保障职工在职业活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为目的的工作领域及在法律、技术、设备、组织制度和教育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其中，“卫生”是指防止劳动中人的生理和心理受各种有害因素的慢性损害，即要保障人的身心健康。职业安全卫生权是关涉劳动者生命健康的一项重要的劳动者人权。就其权利性质而言，这一权利首先是劳动者人身权，其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生命健康权是人格权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这是自然人的最根本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之根基。所以生命健康权才受到多重法律的严密保护，也要求劳动法对其保护更为普遍和直接。

第二，从劳动法与民法的联系上看。无论将劳动法看作民法的特别法还是独立的法学部门，在归责原则上同民法存在较大的差别。“过失责任在民法中仍然是最重要原则之一，虽然民法中尤其是是民事特别法已有改采非过失主义原则，但过失责任仍然是最后求偿标准。在劳动法中，由于社会连带思想影响，在职业灾害补偿方面，以非过失责任为原则，配合社会法的劳工保险制度，则事实上接近‘结果注意原则’。”虽然劳动法已经从民法中发展和分化出来，但民法与劳动法仍然有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民法仍然是劳动法的基础。虽然民法的过失原则被劳动法予以重大修正，但是这是在这些原则与劳动者权利保障相冲突的情形下。如果劳动法对某些劳动者的某些权利未给予充分救济，那么适用民法上的过失原则对劳动者先给予民法一般意义上的保护也是符合法理的。如果一般民事主体由一般的民法部门法都可寻求司法救济，但当主体转变为劳资双方关系时却不能依据劳动法寻求救济，有违一般法理。

第三，从工伤保险赔偿制度与侵权损害救济的关系上来看。当劳动者在遭受工伤损害之后可能面临两种救济途径：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这两种救济途径各有特色，但工伤保险在工伤事故损害的救济方面相对侵权责任救济而言更为迅速且有效。而且工伤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企业为职工投保，意味着它已将工伤赔偿风险做了转嫁，免除了其责任，当发生工伤事故后，受害职工只能依工伤保险获得相应保险待遇。

我国现今的工伤保险模式为选择模式，即工伤事故案件同时符合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时，受害人只能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该模式曾为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一度采纳，但后来均被废止。从制度所具有的功能来看，工伤保险制度兼具对受害人补偿和对企业免责的功能，在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领域，具有替代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伤保险的主要功能在于及时补偿损失，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不应对工伤保险制度课以更高的功能要求。但随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也为了与世界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相接轨，笔者认为在处理工伤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上，应当扩大我国工伤保险待遇的范围，才可以较好地发挥工伤赔偿法律机制的赔偿及预防的双重功能。

三、立法设想

第一，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工伤保险待遇中。将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后增加一条：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人身利益，造成劳动者严重精神损害的，劳动者应当享受工伤待遇。

精神损害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痛苦，痛苦的有无和强烈程度因人而异，因而精神损害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这也导致了其认定评价上的困难。而一般精神损害的认定较严重精神损害更困难和复杂。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先规定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的“门槛”，要求其达到“严重”的标准，这样既保护了精神遭受严重侵害的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增加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伤保险机构的审查难度。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对现行法规定的一个妥协。规定对精神损害严重的人施以法律救济是介于法律无规定救济无门和对一切存在精神损害的劳动者予以救济两者中的一个折衷。在当今已存在较多劳动者严重损害的案件的情况下，先对精神权益遭受重大侵害的人予以工伤保险赋予救济的权利，较为适宜。

就实体立法而言，保险赔付的项目是可以包含精神损害赔偿的，比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保六安市分公司与李福国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请示的复函》（[2008]民一他字第25号）的解释，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就包括了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处理。

劳动者精神利益遭到损害源于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按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的不同可以分为下列情形，应区别对待：

1.第三人有过错而用人单位无过错。劳动者可以直接依据《侵权责任法》请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在侵权第三人没有实际赔偿能力或者无法具体确定的情形下，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虽然用人单位没有过错，但劳动者毕竟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工作和利益而受伤的，因而用人单位应当先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然后法律再赋予用人单位有向侵权之第三人进行追偿的权利，这样的解决方案保障了劳动者受到严重精神侵害之后能及时得到补偿和救助。

劳动者已经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获得工伤精神损害赔偿后，还能再要求第三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吗？笔者认为这建立在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之上。劳动者能不能以侵权为由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取决于工伤保险待遇是否“填平”了受害人的损害。

2.第三人和用人单位均有过错。此即第三人和用人单位共同侵权。劳动者既可以先请求工伤保险救济，也可以遭受共同侵权为由直接向人民法院。但劳动者获得的赔偿应当以受到的损害为限。

3.用人单位有过错而第三人无过错。如前所述，如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工伤保险待遇内，劳动者此时可直接请求工伤保险救济。但劳动者在工伤保险赔付之后能否再以侵权为由向用人单位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认为不应当。因为劳动者已经享有特别法上的特殊待遇，即在工伤之后能立即获得赔付的待遇，而且对此若有争议可以再申请劳动调解和仲裁，包括之后的劳动诉讼，再赔付劳动者精神损害赔偿金之后若再有争议，完全还有其他救济的渠道。

4.用人单位和第三人均无过错。在此情形下，出于对受害劳动者的体恤和补偿，而且劳动者的精神也遭到了严重损害，劳动者可以请求工伤医疗保险救济，但对此引起的劳动争议，不应当再有其他渠道的救济，因为用人单位和第三人均无过错，不宜对其施以过重的守法成本。

第三，怎样界定“严重精神损害赔偿”？

何为“严重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都未进行规定。因为精神损害是肉体疼痛、心理痛苦等主观的感受，只能依靠法官根据外部事实进行推断印证。但是，可以考虑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由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结合加害人的实施侵害行为的主观心态、行为方式、行为场所等情节可以推断受害人精神痛苦的严重程度。

某市一家内衣店的老板看了所谓的营销“圣经”后，突发奇想，在店内推行新的激励制度，两名业绩不佳的员工被罚跪店门口念“感恩的心”；某塑胶厂自2009年3月24日以来，就设专门房间对全厂员工进行搜查，每天三次，每次随机抽查24人，然后强制搜身。可以肯定，如果劳动者遭受了上述侵权行为，即便不能认定存在名誉受损等非财产损失，也足以认定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笔者认为认定“严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导致了严重精神疾病或者自杀自伤等极端外部表现；（二）加害人主观恶意非常明显；（三）从社会公众的一般心理感知能力出发普遍认为对劳动者的心理造成重大影响；（四）影响劳动者的终身劳动能力。

第四，其他劳动争议的精神损害救济针对除了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职业病的情形，其他劳动纠纷造成劳动者精神损害，应着力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中对进行调解和提交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扩大，应将严重精神损害救济劳动争议纳入“劳动争议”的范围。

第五，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1.当劳动者因工伤经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时，应当经一定资质以上的医院（如经过省人民政府指定）认定，当导致严重精神损害的劳动者也应当在上述医院就诊，工伤保险待遇应至少包含就诊的直接费用。

2.如劳动者的谨慎损害不是工伤造成的，则劳动者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就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鉴于精神损害的复杂性和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艰难性，目前世界各国大都规定由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数额。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0条可以为劳动仲裁委、法官提供比较全面和合法合理的参考：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此外，许多发达国家在司法实务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客观的司法价目表，这样做的考虑是为了实现“同样案件同样处理”，保持司法案件的相对一致性，并且可以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可预见性，促进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而不是动辄诉诸法院。但需要强调的是，司法价目表并非法定的赔偿数额，对仲裁委和法官并无绝对的约束力，只是参考而已。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张新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