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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20-02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型社区”是根据政府的需求、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建立起来的,其成立基础、运行资源和日常运作均受到政府的全面制约,加上政府职能部门对基层的管控意识强于服务意识,社区自治的理念和制度还远未形成,对这类新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过渡型社区的形成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了不同步现象。一方面在大城市农民工现象大量存在,他们在产业方式上脱离农业实现了非农化,而身份仍旧是农民。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追求高速的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将城市近郊的农民变为市民,形成了大量的“过渡型社区”。
本文的“过渡型社区”是指农村拆迁集中安置社区,在空间形态和文化特质上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形态的社区。为了城市空间发展和扩张的需要,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在城乡接合部通过征地开发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为节约失地农民的安置成本,政府一般采取统一规划修建安置点的办法,用较少的土地和空间集聚大量的失地农民。过渡型社区在空间形态上具有了城市社区特征,但其居民在生活状态、文化认同方面仍保留了农村社区的特征,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对立和冲突的现象,无疑给这类社区的治理带来了挑战,资金和资源的缺乏使治理问题更趋严峻。
二、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
过渡型社区脱胎于传统农村村落,基于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已经打破,无法回去。基于契约、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居民在被动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过渡型社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着困境和挑战。
(一)资源依赖性
地方政府在作为过渡型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搭建、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工作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社区的软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充实,为过渡型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演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过渡型社区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仍然值得关注,过渡型社区的居民是被动进入城市社区的,他们习惯于生活的低成本化,对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居民不愿对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进行投入。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背景下,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主要来源。失去土地对于那些缺乏非农技能的居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出租房屋维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无法实现非农就业的居民收入可能仅仅能够维持生活,有的甚至可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对于提升社区服务方面的投入他们根本无力承担。如果社区公共服务资源长期投入不足,必然导致社区治安状况恶化、卫生环境差的现象出现,过渡型社区很可能沦为贫民区。
(二)自治组织不健全
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承载着,在社区治理中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国家人、社区庇护者和服务提供者。在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的过渡型社区居委会在组织功能方面,已不能满足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对象上,村委会是按照户籍管理原则形成的,仅对集体经济组织内居民负责,为其提供服务。过渡性社区是在集中进行回迁安置基础上形成的,原来的村民可能被安置到了本社区以外的其他社区,有的社区则是安置了多个其他不同社区的居民,出现了大量“人户分离”社区。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一个住宅小区里有两个社区居委会相邻办公的现象,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很难给辖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另外,过渡型社区中大量的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必然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利影响。二是服务内容方面,村委会同时是集体经济组织,其服务内容主要是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其工作重心是沟渠疏通、塘坝维护,村民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过渡性社区形成后,农业集体经济已经解体,居民的服务需求主要体现在生活服务上,如社区环境卫生、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治安等。过渡型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重建、功能转型已成为社区实现良好治理的迫切需要。
(三)社区认同度不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凝聚力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至关重要,是衡量社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过渡型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度不高,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多数过渡性社区居民并不把自己当成是城市居民。过渡性社区典型地生活着两类居民:一类是失地农民。他们是由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转变而来,由于过渡性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并非居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存在着居民自我认知失调现象,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仍然是农民。对所居住生活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缺乏认同感,这严重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另一类是流动人口。过渡型社区位置离工业区相对较近,公共设施相对完善,房租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租住,这里已成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在大多数过渡型社区,其居住的外来人口数量已远超过本地人,有的甚至数倍于原住居民。但是,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社区服务之外,他们和原住居民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房东-租客”关系,难以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如何凝聚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成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共创的区域共同体成为过渡性社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利益相关者一词源自企业管理中形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以表示与一个组织的决策有利害或者利益关系的人。组织不仅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还需要给其他参与者相应的利益维护和行为暗示。这样才能在不断沟通互动中形成组织行动的基本契约,进而在治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维护组织的秩序,推动组织的发展。过渡型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与社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政府、居委会、个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冲突,正确认识和对待各自的利益和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摆脱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的前提。
(一)地方政府――资源注入的责任主体
地方政府是过渡型社区建设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是人口、治安、组织、党建、文教、环境等各方面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面对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先天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担负更多责任,保证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过渡型社区资源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比例进行资源配置,这显然已不能适应过渡型社区治理的需要。由于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大量过渡型社区社会治安差、环境卫生状况不佳等问题十分突出。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主体,政府应该将大量的外来人口纳入管理范围,逐步形成按照居住人口数量比例进行公共产品配置的新方式。在当前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社区资源投入主体仍然主要是政府。
(二)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的组织者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市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过渡型社区居委会都是从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行政色彩浓厚。这种以管理为取向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向以服务为取向转变。按照一定地域进行重新划定,对社区居委会进行重新组建。社区居委会可以根据治理需要,将社区居民重新组织起来,把管理权细化到小区、单元、楼栋,还权给小区业委会、单元管理委员会、楼栋自管小组等,使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教育的过程。
(三)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核心主体
社区发展本质上是对人的发展,面对人的发展在社区层面上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发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来实现。利益是促使人们走向一致的驱动机制,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在改善居住环境、服务设施等硬件上的功能,也包括在维护治安、秩序和化解矛盾等服务上的作用,它们影响居民的社区成就感和责任感。在调动过渡型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上,成都市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政府通过“惠民工程”,使公共财政为社区“民生项目”买单。财政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管理专项资金,解决了社区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专项资金的使用采取“问之于民”方式,开展什么项目由社区居民说了算。通过实施这些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民生项目”,直接改善了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通过政府给过渡型社区治理“输血”的方式,可以增进社区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社区意识的形成,推动社区的良好治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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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集体合作 社区 协作治理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基层社区如何实行优化治理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居民委员会模式碰到了各种困难和难题,尤其是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成为重点。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实现所有社区居民共同治理的最大化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集体合作方式。集体合作是完成协作治理的关键环节。无论什么时代的公共治理,要想实现一种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目标,就必须在与治理密切相关的主体客体关系上达到一种和谐共赢的状态。只有主客体对象的融合与合力才能确保治理方案的有效实施以及各种要素的力量的最大化发挥。集体合作正是这样的关系。
集体合作是通往协作治理的必经之途。集体合作能够在公共协商获取了充分信息、问题磋商、议题商订和方案抉择之后予以展开。集体合作是决策执行环节的重要条件。即使经过多重反复商议的决策如果没有公众的集体合作仍然不能够保证它按照公共的利益要求来执行下去。集体合作包含了社区中的公民、责任委托的代议者和专业服务人员,必须是多重力量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成功。集体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争论,而是具体项目的执行,所以集体合作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相关团体提供各种条件支持,帮助政策项目的顺利执行。集体合作常常是在微观层次的社区中展开,它切近每个公民,成为公民认知政治民主性与合法性,体验政治价值的直观经验。集体合作也是对公民认识能力和参与政治能力水平的检验,不具备良好参与能力的人也不具有合作能力,反过来,没有较好合作能力的人也不具有较好的政治参与能力。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地方和社区的民主水平显然需要大力提高。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集体合作包括专业化合作、民主化合作、社区化合作几种方式。几种方式分别从不同角度要求集体中的成员根据不同标准来合作执行政策项目。所谓专业化合作是指根据社区项目的特殊要求,大力吸收专业人才提供专业。这些专业人才扮演着提供帮助者角色。专业化合作试图改变专业知识人员和社区公众之间隔离的关系,改变专业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垄断者角色,向广大公众提供在地的、平等的、专业的服务。专业人才在协作治理中不再成为知识技术的专制者,而是将知识技术努力普及,帮助普通公民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技术,共同进行社区的专业性治理工作。专业化合作要求专业人员走出狭窄的专业性机构,将自己的技术特长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和社区公民一起致力于良好的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专业技术的开放直接带动了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提高,社区公民不再完全依赖于专业人员的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学习逐渐学会在有限的领域内自我治理、自我服务。专业化合作包括社区医疗、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经济等方面,专业化合作的全方位展开还能够带动社区的文化整合,有效地专业服务直接推进社区间的互相支持、互相了解,从而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地区亚文化。专业化合作也能够创造出一种自我治理、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亚文化,促进社区公民之间的认同和融合。
竹园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节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奉节府办[2016]98号)文件精神,全面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切实改善我镇农村居住环境,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领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2015—2018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203号)、《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节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奉节府办[2016]98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加快建设整洁卫生、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美丽农村。
(二)工作目标
按照县上“五个一”的统一要求,完善管理机制,完成我镇农村存量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目标任务,确保我镇9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得到集中处理。
2016年1月至2月底,完成农村生活垃圾工作机制建设和摸底调查,制定2016年度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2016年3月至6月底,完成辖区内60%存量垃圾治理。
2016年7月至11月底,完成辖区内所有存量垃圾治理,50%以上农村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完成3个贫困村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2017年年底前,所有农村居民聚集点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7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全面完成贫困村农村生活专项治理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2018年年底前,除偏远散居农户外,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全覆盖,9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二、主要任务
(一)目前现状
1、九龙村、无山村、建设村、红马村、龙潭村、五龙村、高治社区的河道、主干道两旁未发现明显暴露生活垃圾;亭子村、百步村、邓坪村、义和村、丰竹村、高治社区、建设村主干道两旁未发现明显暴露生活垃圾。
2、岔河村岔河子至岔河3组1.5公里河道地段、市场社区上拱桥至下拱桥1公里河道地段有明显暴露生活垃圾,规划区龙潭山庄桥下,马口湾堰塘外至赵大祝房前800米河沟地段、草坪村办公室及小学区域、摇钱沟至马口湾区域、市场社区、竹园社区、华吉村、亭子村、食品组公路外河坎坝边有较多存量生活垃圾,收运困难较大。
(二)工作任务
1、对目前存在存量生活垃圾的村(社区)立即进行清运处理,以后按照县上“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区域处理”的模式,建立“五有”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我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网络体系。
2、在全镇范围内广泛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农村居民增加环境保护意识、社会公德意识,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三、工作步骤
(一)筹备启动阶段(2016年1月至2016年2月)
2016年1月底,按照县上通知要求,成立奉节县竹园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领导小组,完成竹园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2月底,我镇全面启动宣传动员工作,同时也启动了存量生活垃圾治理和设施设备采购建设相关工作。
(二)全面实施阶段(2016年3月至至2018年6月)
加大人财物投入,全面启动我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逐年完成治理目标任务。基本建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体系,全面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完成我镇所有存量垃圾清运处理工作。
(三)总结评估阶段(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
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进行自检评估,总结经验,提出下一阶段工作目标和计划,形成长效管理机制,顺利迎接县上验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我镇成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解决我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中出现的难题,必要时将召开镇领导班子集体办公会进行研究讨论解决。
各村村委是本次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要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纳入到重要日程上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落实责任,确保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经费保障
按照县上要求,县财政从2016年起将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镇财政办应该相关程序每年向县财政申请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资金,以确保我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完成县上规定工作目标任务。
关键词:钉钉;互联网;城市社区管理
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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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按照区委和街道党工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区和谐,提升幸福指数”为实践主题,学习实践活动扎实有序推进。采取集中讲座学、上门帮扶学、信息互动学等多种学习方式,确保了参学全覆盖。开展“党员干部大走访”活动,设立征求意见箱、服务电话,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上门征询,开门纳谏,广泛征求意见。共征集到8个方面意见建议13条。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社区党支部召开了构造生活会,认真查找两委会班子及成员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会议召开情况,认真撰写分析检查报告,制订整改措施。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着重在突出服务求实效、突出和谐求实效、突出先进性求实效上下功夫,把为群众办实事、好事放在首位,促进了和谐社区建造。
二、落实党建目标治理责任,充分发挥党构造领导核心作用
1、抓班子建造。全面落实“”制度,加大对党员和社区干部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观念和理论水平。
2、抓党员治理。认真落实党支部年初制定的为民服务15项承诺。在党员治理上要求党员认真履行承诺,按照《》的基本要求,通过构造管和自我管,使党员达到思想领先、行动领先、本领领先,实现让构造满足、党员满足、群众满足、自己满足。切实履行好党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我们还以党建联席会为平台,进一步发挥单位党员的作用。长期以来各单位的党构造和党员积极参与支持社区建造,特别是多年资助社区内的特困户,改善他们的生活困境,受到了居民群众的好评。
3、抓主题活动。深化开放型党构造生活,不断提升社区党支部的服务水平。2009年我们共开展开放型党构造生活活动24次,参与群众5000余人次。通过开放型党构造生活活动,党员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拉近了党员和群众的距离,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社区党构造的凝聚力、战斗力、感召力。我社区的开放型党构造生活活动得到了中央、省、市、区党委部门的充分肯定,多家新闻媒体给予报道。
三、认真开展社区工作,保证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1、增强劳动保障工作。一是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全年共构造各类劳动保障政策宣传10次,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二是为下岗失业人员、“4050”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39人办理小额贷款82万元,累计安置就业1100人次,完成就业再就业的目标任务;三是及时为居民办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业务,全年共办理城镇医疗保险1219人;四是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治理工作,积极创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治理服务工作省级示范社区。已登记企业退休人员582人,构造退休人员外出活动6次。
2、规范低保工作。我社区现有低保户110户、249人,享受金额29952元。今年申请并通过审批的低保户有5户、11人,廉租房租金补贴3户,实物配租房2户。为两户低保户子女提供上学救助1600元。办理大学生困难救助5000元。
3、强化社区稳定工作。全年开展普法宣传活动12次,内容涉及老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知识、防抢防盗知识等,宣传覆盖面达90%以上。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8起。积极开展交通秩序整治、平安新城创建、国庆安保等工作。在安置帮教工作中,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积极与公安机关配合做好3名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及就业安置工作。
4、细化计划生育工作。增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治理,开展陕西省全员人口信息采集登记工作,经过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圆满完成统计任务。目前,社区总户数1412户,3514人(其中育龄妇女958人),流动人口198户,337人(其中育龄妇女166人)。
5、注重残疾人工作。今年对辖区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统计摸底,把社区孤寡老人列入社区残协扶贫帮困计划中。构造残疾人参加各类活动10次,为43名残疾人更换了第二代残疾证。帮助残疾人再就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12个。残疾居民田爱芬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获省妇联“福彩康乃馨救助行动”救助金2000元。残疾人再就业人员张斌获区残联自主创业奖励金1000元。
6、增强社区硬件建造。在省、市、区民政局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今年,投资20余万元建成了社区多功能活动室,配备投影仪等电教设备。使党支部、居委会有了固定的电教播放设备和活动场所,促进了社区各项活动的开展。
1.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5%,进入了从城市化数量提高到城市化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从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形成了资源型城市118座,占中国城市总量665座的18%,其中典型的资源型城市60座。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环境转型。其中经济转型作为原始动力也最为复杂,涉及到产业结构转型、运行机制转型、政府管理转型等多个方面。
唐山地处环渤海核心地区,距离北京140公里,距离天津120公里,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从1878年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开平矿务局的建立,唐山陆续诞生了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五个第一”,从第一口现代化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到第一件卫生陶瓷。
唐山也是一座历经灾难的城市。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最为惨烈的自然灾难,使24万人失去了生命,整个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在地震后的30多年来,唐山历经10年灾后重建,10年发展,100万人的工业城市重新建设起来,完成了城市的第一次“凤凰涅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唐山城市功能定位从工业城市向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的转变,唐山面临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凤凰涅槃”。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唐山市政府经过长期基础研究,制定了在城市建设中的三大策略,即新城策略、城市改造策略和生态治理策略。
2.新城建设中的生态城市建设
唐山城市总体规划提出2020年中心城区人口达到400万人以上,城市发展必须与产业布局的调整相适应,建设一系列新城,重点是建设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生态城与国家级曹妃甸工业区相配套,规划人口80万人。作为在沿海滩涂上建设起来的一座新城,曹妃甸生态城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一系列技术难题。首先是海岸防护系统的建设,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渤海海平面的逐年升高,如何在北方滨海地区不占一分耕地的前提下建设城市,首先需要解决就是风暴潮以及海水侵蚀问题;其次是在淡水缺乏的地区进行城市建设,进行重盐碱土壤改造,实现淡水和盐水的分离,保证环境建设。
面对这一系列的国际性规划建设难题,从2007年到2009年的2年里,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历经了前期研究、国际合作研究和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唐山汇集了当今世界最为优秀的设计力量,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生态城市设计理念。曹妃甸生态城的规划希望对21世纪中国沿海生态城市建设起到示范作用,特别是在示范节能减排、示范循环经济、示范知识型创新城市、示范节水节地集约发展、基于生态指标体系的整体规划等5个方面。
从2008年7月至今,基于与瑞典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全面合作,唐山市政府委托北欧最大的设计咨询公司瑞典的sweco公司和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成的联合设计团队,完成了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概念规划整合和最终的起步区法定规划的工作。这一规划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多个方面做了大胆探索,特别是是在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城市布局、城市绿色交通、城市能源系统和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突破了国内现行的许多设计规范。
曹妃甸生态城的生态指标体系是整个生态城市建设的内核,它包括7个子系统,30个具体方面,141项指标,为市政管理者、工程规划人员、开发商都提供了完整的指标。特别是为规划管理者面对建设生态城市的挑战提供了相应的指标支持。
指标强调建设紧凑、混合、方便、安全的新型城市环境
指标强调开放、灵活的街坊系统构成的高品质、高可达性街区
指标通过综合措施达到100% 绿色建筑和95% 的可再生能源
指标强调行人、非机动车和公交优先的安全便捷城市,小汽车占通勤出行量小于10%
指标强调在资源管理方面使城市垃圾作为资源充分回收利用,按照欧盟标准安全环保地进行处理,同时使废水、雨水得到充分回收利用。
曹妃甸生态城的城市结构首先是基于 TOD交通引导土地利用的思想,设计了环形的城市主干BRT交通走廊,在交通走廊的主要节点设置城市各级中心,同时引入了220*220小街坊城市网络,结合城市水网,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滨海城市形态。
曹妃甸生态城的绿色交通系统规划提出了步行城市和基于公共交通的城市理念,小汽车交通出行量仅占10%。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公共交通成为城市交通的主体。同时规划在道路系统的设计中,也打破了传统的基于小汽车交通的400*400米的大城市格网和800米-1200米的均匀主次干道网模式,而是大量采用小街坊的加密道路网格+交通走廊模式,保证了步行成为城市交通的主体。同时,在城市设计中,将城市轨道交通和单轨游览交通线进行了充分考虑。
曹妃甸生态城在能源与市政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生态城建立了完整的生态圈模型,将城市的污水、垃圾全部加以利用,创新性提出建立了城市一级的资源处理中心,将垃圾气体收集、黑水的收集都纳入城市强制性控制导则。在能源利用方面,生态城首先从大规模减少城市能源需求入手,特别是建筑能耗和城市交通能耗入手,同时引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使得城市的碳排放达到最低限。
当前,曹妃甸生态城已经进入全面的基础设施实施阶段,第一个实验项目-央企配套居住区项目已经开始,政府引导、开发商实施的公共伙伴关系正在建设中逐步形成。同时,如何在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规划中具体应用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仍然是困扰城市管理者的难题。
3、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中的生态治理治理之路
唐山作为工矿城市,130年的采煤历史给城市留下了近100平方公里的采煤塌陷区,这些地区大量土地被废弃,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成为城市的疮疤。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紧紧抓住生态修复这个核心理念,化腐朽为神奇,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治理工程。
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工程
通过对城市南部30平方公里的采煤塌陷区进行综合治理,形成28平方公里的城市大型郊野公园,成为唐山城市的新名片。南湖成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中心绿肺,明显提升了城市环境质量;同时,南湖中心生态公园的建设,形成城市向南拓展的“发动机”,成为城市旅游度假、体育休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功能平台。
城市环城水系工程
结合城市周边农业灌溉,对城市内原有的陡河、青龙河的进行治理,开挖人工运河,形成53公里长的环城水系,借鉴美国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在城市美化运动时代的经验,将城市内部的主要开敞空间连为一体,形成城市内部的绿色项链。
城市周边都市森林工程
结合塌陷区治理,在中心城区周边建设南湖、东湖、北部和西部4片都市森林,总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形成环城森林体系,奠定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大大提升了城市绿量。
4、旧城改造中的建筑节能改造
唐山作为震后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完成了城市的全面重建,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最早得到“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所以,唐山也没有经历大多数中国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改造。进入21世纪后,城市商业、文化、交通等各项功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区域中心城市的需要。2200万平方米既有住宅能耗高,舒适度差,据测算,住宅平均能耗指标为25kg标煤/m2·年,是现行节能50%标准的两倍多。同时,既有社区老龄化严重,社区物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市政设施老化。
在城市改造过程中,为了保障新城建设与旧区改造的平衡发展唐山选择了小规模渐进式改造的节能改造模式,没有采取大拆大建的传统模式。
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对470个居住区,7000栋住宅进行节能改造,涉及40万户近100万人口,使城市的基本细胞-居住社区基本实现生态化。
既有社区改造目标包括:
节约能源。通过节能改造,城市每年节能36万吨标煤,可减排92万吨二氧化碳,可扩大集中供热面积1000万m2,相当于新建一个规模为800MW的热源厂。
改善社区环境。对社区管线等市政设施,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文化设施进行全面更新,促进社区就业,针对社区老龄化等突出问题加强社会稳定;
政府与企业、居民共同投入,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保证社区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住宅改造模式上,唐山采用了三种模式,其中以节能改造模式为主,占全市改造总量的52%。作为融资主要渠道的拆改建模式选择区位条件较好,商业价值较高,利于引入社会资金的地区,占全市改造总量27% ,控制在30%以内。
[关键词]合作;地方政府;公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48-02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地方治理运动逐渐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展开。这是在世界各国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分权化改革、市场化推进的背景下,政府组织为有效回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危机、挑战而选择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地方治理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和职能的调整,也促进了公民社区的发展和日趋成熟,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与社区之间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地方治理是最贴近社会和公民的生活、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公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好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社区的天然优势,实现社区公民的权利,搞好社区建设,是每个社区都面临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转变
对于地方政府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是位于中央政府与中间政府(州、地区、省政府等)之下的最低一级的政府体系或是中间政府的分支机构,而另一种观点则将其视为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或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这两种观点对地方政府的定义均定位在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且位于其层级以下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在这里,为了更明确地界定和使用地方政府这一概念,有学者把地方政府定义为:一个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需要而在某一地区设置的具有垄断性地位的管理组织。这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概括性。
当今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公民对公共服务要求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了适应地方上内外环境变化的要求,化解来自各方的压力,地方政府应围绕着如何适应社会新环境下的角色和职能变化,服务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与自身创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需要,促进地方政府的创新,提高地方利用资源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就成为不容回避的政府改革的使命与任务。同时,地方政府还必须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分权化政策的实施、地方公共服务水准提高、资源有效分配、公共问题解决、公民参与和政治稳定等目标的实现。
在地方,最大的社会变化就是公民社区的快速发展。公民社区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的传统,以往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这种突出的变化把地方政府吸引到更加关注公民社区、更加关注社区内的公民上来。从而地方政府也由地方政府主导型的角色转变为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共同治理型的角色,以适应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公民社区的功能定位
社区这一概念有多种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吉斯和伯德格在《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的定义,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组成,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这一定义强调共同的利益、地域、群体。从社区的诸多定义来看,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地域意义上或人口学意义上来界定社区的。这些定义只是赋予社区这一概念一种最基本的内涵,并未涉及到它的高层次的意义。社区的高层次的涵义应该是治理意义上的社区,因为社区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地、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而且它还要依靠良好的社区治理来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公民权利,使社区处于有序的发展状态。
公民社区功能应定位在:一是根据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应作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二是为了维护公民利益而作为公民利益的代表参与或监督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三是基于公共管理需要而对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进行的组织与管理;四是促进社区公民热心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进一步提高社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社区民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五是与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为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社区治理与发展的环境。
三、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的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和公民社区之间合作是因为共同的公共利益与共同的公共责任所致,并且两者的合作有着现实的契合点,那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是以公民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政府为公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社区为社区内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必须加强合作,这样既可以全方位提供公共服务,又可以避免公共服务的重复提供;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又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
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非零和的,两者之间应建立起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以达到双赢目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这种互动与合作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体现在对地方上全局性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地方政策的制定上,体现在对社会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协调和监督控制上;另一方面,对于公民社区而言,要体现在对社区内部的、具体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上,体现在对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关切上,体现在对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配合上。
谋求公民社区的良好发展是地方政府长期的目标,也是公民社区自身的根本要求。事实上,只有公民社区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才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公民社区公共事务的开展也能够弥补地方政府行政机制运行的内在缺陷。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实现双赢、多赢的基本途径,选择合作模式正是对日益强大的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回应,也是最具活力和效力的社会选择与时代诉求的结果,更是开展地方治理运动的最佳促动形式。
四、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合作要求
当今的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全球化浪潮席卷所有国家,各国的分权化改革逐步地进行和完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对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
区间的这种合作关系要求它们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共同努力。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以围绕公共服务的提供为基本切入点,以对社区公民负责任和社区公民权的实现为前提,以形成能够产生双向互动的、有效的合作机制为目标。
1 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首先,地方政府应以增强其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强化管理责任为自身改革目标,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协调、解决涉及公民社区的特定公共问题作为基本工作内容,以协调、化解公民社区间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同时也应关注社区公民的利益和需要,正如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所说,“地方政府应该鼓励社区公民关注更大的社区,鼓励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为自己邻里和社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的责任。”
其次,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应打破以往的行政全能主义的倾向,体现公民社区的内在价值及其社会地位,为营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区新型管理体制奠定坚实的基础。地方政府应赋予公民社区一定的创新空间和适度的权力,但这绝不是说,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完全放手,而是要进一步在公民社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科学地推进公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它不但是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不断前进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而且还要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第三,把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有效地整合进地方治理结构中,地方政府应始终牢记在地方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依法、民主的基础上与公民社区建立彼此协商和合作的关系。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社会与道德责任的约束,形成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共同愿景;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地方合作治理制度化的规则,其中包括在治理结构下的分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冲突解决机制。而这一解决机制又可以通过促进公民社区良好发展来实现,因为“一个健康社区的存在本身就是消除冲突的一种工具”。
2 对公民社区的要求
第一,公民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公民社区是由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组成的,公民之间、公民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形成一种融洽的气氛,使他们在社区中有家的感觉。现在,社区中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也是公民社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的结合。公民社区要增强他们之间的互动性,为他们进行交流和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这不仅仅是公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本质,也是公民社区民主的本质。
第二,作为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公民社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区规划来推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社区规划是关于一定时期内社区发展的目标、社区发展的框架、社区发展的主要项目等的总体性计划及其决策过程。在制定公民社区发展规划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切实做到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与社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致力于公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对于公民社区规划来说,就必须以公民为本位,更应以社区内的公民与公民组织的健康发展为前提。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公民社区发展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助于优化社区结构及其功能,有助于协调社区内外关系和资源整合,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有助于促进社区公民的参与数量和质量,有助于促使普通意义上的或传统意义的社区向真正的公民社区的转变。
第三,公民社区要为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实现不同社会价值和公民权利提供便利的场所,要为社区公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的社会化的实现以及公民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等提供可靠的社会支持。公民社区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社区居民逐渐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明白应该如何成为社区的一员,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与,为了影响那些决定他们生活质量的决策而参与,为了公民社区的发展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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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完善养老的重大意义:
养老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受到各方面质疑时,我们更加需要清醒认识养老的重大意义:
①政府机构转变职能的尝试之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提到:“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是属于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购买养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不仅仅是政府对于解决养老问题的积极探索,更体现出政府在寻求职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尝试的步伐。
②政府是解决养老难题的金钥匙
社区养老因其投入大,服务人数多,服务种类丰富等独特优势倍受老年人的欢迎和认可。作为一种典型的养老形式,其发展必须紧跟社区服务,而这些仍暂时得不到满足,需要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视。
2、针对城市社区养老出现的资金困境的建议:
①由中央、省级或市级财政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②多渠道筹集资金;政府在拨款的前提下,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利用各种形式将福彩和体彩收益以及社会捐款等收入,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以减轻政府在养老资金方面存在的压力。
3、针对参与养老的企业管理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建议:
①成立老年人自治组织
建议在每个社区选举有能力、有影响力和有意向的老年人,成立专门的老年人自治组织,并由相关管理部门对其赋予一定的权力,使这一组织可以代表绝大多数老年人对企业提供的服务进行考评,同时也可以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当然还可以充当政府政策的宣传者、社会矛盾的协调者。〖JP〗
②将养老院以社会招标的形式委托给专门的管理企业来管理
政府对参与养老的企业监管不当,主要是由于政府部门自身特殊性的角色所决定的。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该招聘专业的管理人员,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用企业经营的相关经验来实现对养老院的管理,以提升养老院的运作效率,从而降低养老院的经营成本。
③政府定期召集各方利益代表开展关于养老的工作会议
政府应该每月召集老年人自治组织、参与养老企业联合会和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定期开会,汇报和总结上个月工作的具体情况,从中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也便于及时发现在养老模式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
结语
社区养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和载体,切实考虑老年人养老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多层次保障,多样化服务是社区养老服务的出发点。鉴于我国目前社区养老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养老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根本。加强社区养老服务事业,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推动社区养老向产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使其发展成为符合我国城市养老需求的新型养老模式。(作者单位: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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