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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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一、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分类

 

(一)综合经济法诉讼

 

我国的综合经济法诉讼学说从上世纪80年起始，这一过程中的主流依然是“大经济法”，其诉讼模式是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分别处理，这一处理措施对当时的经济纠纷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然依然有所不足，即综合经济法本身没有针对诉讼内容加以区别，导致部分纠纷无法解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二)独立的经济法诉讼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市场中的经济纠纷案件也越发多元化，部分经济案件被独立，这使得当时的经济诉讼程序出现了独立经济法诉讼说。这一措施能够依据不同的纠纷类型，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相对于综合经济法诉讼来说，对特殊性方面有了更全面的考虑，产生效果良好。但当前，我国既有的经济法体系导致诉讼制度、相关法律无法彻底分离，还难以完全实现独立的经济法诉讼。

 

(三)经济公益诉讼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关于公益的经济纠纷案件也不断增多，其中呈现出的经济公益的诉讼范围、内涵成为了学者研究重点：即依据起诉人的诉讼，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制裁、审批。经济公益诉讼也同样对经济纠纷特殊性进行了完善，但经济公益诉讼完善性不高，多数属于个人利益的纠纷范围，局限性较大，对其完善就必须要更多的经济法理论支持。

 

二、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的必要性

 

(一)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理论依据

 

要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国家法律就必须要不断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来说，其中利益错综复杂，成为了案件纠纷重点。只有对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才能够为其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首先，制定出合理的诉讼程序，执行科学的裁决，其判决结果才能被接受和认可，从而实现对经济领域秩序的维护;其次，现阶段的经济纠纷案件涉及到了国家、集体、个人多个层面，这必须要对其进行足够的重视。

 

(二)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的迫切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之初，人们对经济领域的概念不够清楚，导致制定的经济领域法律不够完善，市场上所引发的经济纠纷案件也未得到合理对待、处理。但伴随着市场发展，出现的经济纠纷案件在种类、数量上有了不同程度增长，还有部分案件是因为经济法本身、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完善性所导致，这促使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完善的紧迫性在不断提高。就目前来说，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需要包含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内容，还要涉及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等内容，这使得我国经济法内容更为复杂，必须要依靠更为完善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才能够为我国经济法发展提供助力。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相关策略

 

(一)持续完善我国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现行的经济领域法律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断复杂化，这就需要对经济领域的法律进行持续完善。同理，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本身和经济领域法律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首先，在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持续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对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进行更好的规范，树立起更为完善的立法观念，并且促进专门审判机构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让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得到更为长久的发展;其次，随着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快速发展，其完善作用能够有效的弥补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所呈现出的不足，更好的保障我国公民合法权益。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必须要对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加以完善，两者的紧密结合发展，才能够保证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二)逐步构建完善的经济诉讼模式框架

 

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纠纷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这就更需要持续的针对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其中对经济诉讼模式框架的完善尤为重要，对模式框架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目前来说，主要存在的三种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在我国一定时期、领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是经济诉讼模式构建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经济诉讼模式框架的完善，还需要更多类似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出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经济来对资源加以优化配置，但我国还以此为基础，实施了收入分配政策、宏观调监控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结合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使得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经济纠纷更为复杂，只有构建完善的经济诉讼模式框架，才能够真正的确保各种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得到全覆盖，保证越发多元化的经济纠纷得到科学合理的处理，让广大经营者和大众能够真正的接受、认可经济裁决结果。

 

(三)学习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加以完善

 

从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我国更完善、更成熟，其在市场经济领域上的法律也更完善和成熟，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亦然。为了能够促使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得以完善，可以对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这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目前世界上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其本身由于多方面因素，所施行的法律制度、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在对于这方面经验进行借鉴、学习的过程中，不单要学习到经济法责任体系的本质，还要了解其中的内涵，进而真正的让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能够学习到发达国家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成熟经验，确保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情况;其次，国外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过程中，做出了多方面的完善与努力，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务必要保证能够把握学习的重点，从而在短时间内对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最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差异较大，在成熟经验学习过程中，不能盲目照搬、学习他国诉讼程序模式，应当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情，将成熟经验充分与我国国情结合，制定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

第2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一、依法原则，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

二、自愿平等原则，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调解工作纪律

一、不得徇私舞弊；二、不得对纠纷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

三、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五、不得吃请受礼。

调解程序

一、受理纠纷：

1、当事人请求调解的纠纷及时调解；

2、发现纠纷要主动受理及时调解；

二、调查分析：

受理纠纷，要迅速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争议焦点，及时判明纠纷性质，是非曲直，进行研究分析；

三、调解：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充分说理，耐心疏导，学习法律规定，消除隔阂，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议。

汇报制度

一、每周向主管领导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二、每季向党委会汇报一次纠纷排查及调处工作情况；

三、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部署及时向党委会汇报；

四、每月向司法局汇报工作情况。

登记制度

一、受理民事、经济纠纷应填写登记表；

二、调解民事纠纷，调解结果要进行登记、建档保存；

第3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本文作者：、王长军 查字典原创投稿

浅谈民商事关于经济纠纷的审理及举证

王长君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如证人出国一时无法与之联系，持有重要书证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xx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xx]33号，20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起诉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xx)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 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

第4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第5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论文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前置程序

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未进一步设计出一套针对性强、程序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去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问题。鼓励公众参与保护环境不仅仅是人们道德上的善良愿望，同时也是每个人在实际环境保护行动中勇于参与、相互协助的积极行为。为切实实现公众维护环境的参与性，希望在立法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和建立诉讼前置程序四方面予以明确。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一）适格原告的理论依据——诉权理论

任何权利都应有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而提起诉讼的前提就是提起诉讼者应享有诉权。诉权是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公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民事权益的权利。诉权的内涵具有双重性，即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诉权的程序涵义即在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这种意义上的诉权的行使，旨在启动诉讼程序和从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具有将民事纠纷或争议引导到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功能。诉权的实体涵义是指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的请求，是审判权保护的核心对象。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诉权的完整内涵。从权利的角度看，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即为民事实体争议主体，此种主体拥有的诉权必然具有完整的双重涵义，但在特定条件下，诉权的双重涵义有可能分离，因为如果绝对地把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民事实体争议主体，就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民事权利得不到民事司法审判权的救济，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这无疑背离民事诉权的宗旨。因此，出于权利必须救济和解决民事纠纷等民事诉讼目的的考虑，赋予非实体争议主体的第三人以程序涵义诉权来维护实体争议主体的权益，从而扩大诉权主体范围，这种情况不构成对他人诉权的侵犯，这就解决了为他人利益而进行的客观诉讼主要是公益诉讼所存在的理论难题。当今“诉权”的赋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公益的需要。凡是涉及面广、影响重大、但非具体影响到特定公民的案件就必须扩大诉权的主体范围，以维护公共利益。如果公益和私益并存，法律不仅要保护公益，而且同时要保护相关私人利益，即在赋予私人诉权的同时，赋予环保组织、公民、检察官等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诉权”。这里“扩大诉权主体范围”、“赋予诉权”实质上就是变诉权当事人的单一化为多元化。

（二）适格原告的分类及制度构建

根据诉权理论和民法上对民事主体的分类，一般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分为以下几种：公民，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检察机关，环保行政部门。但是行政机关应该予以排除，因为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已经赋予了有关环境保护机关以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产生了环境污染事件，行政机关是要担负起行政不作为的责任，更不能提起诉讼。

1、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不仅具备参与相关活动的能力，而且基于其成员的要求与组织宗旨，理所当然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环保组织作为公益性组织，其成立的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斗争，改善公民及其后代的生活环境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宗旨。在它们成立的目的和宗旨的激励下，在环境事业热爱者的带动下，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内在动力，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由于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相当突出的一致性，这些社会团体作为民事公益诉讼适格的当事人有助于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由于其专业性使其成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最佳人选。但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有自己缺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制度的构建尽量避免这些缺陷。

首先是资金问题。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有专业的人员和技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团体，没有雄厚的资金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法院应该建立奖励机制，在污染企业缴纳的罚款里面拿出一定比例给提起诉讼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具体的比例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可以借鉴司法实践中有益的做法，如5％比较合理，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够缓解组织运转资金紧张的问题。

其次要限制其庭外和解的权利。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以后，很多企业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为了减少经济损失，也许会和组织的主管人员进行私人交易。为了不让环境保护组织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我们应该尽量禁止庭外和解的行为。但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加强办案效率，在法官审查同意，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许达成调解协议，而且法院有职责去监督调解协议的执行。

2、公民

公民可就已侵犯自己合法的私人利益同时又侵害了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原告身份向法院起诉。这是因为环境侵权案件必然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会波及到公民个人的利益。因此，公民在纯粹的公益诉讼中是具有诉的利益的，只要公民个人在诉讼中能够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利益具有社会公共性，并且正在受到侵害，他就应该具有原告资格。

按照环境权理论，似乎每个公民都有权对损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可是放在现实的司法程序中，公民诉讼的积极性问题则突出的显现出来。从公民诉讼的本质上来看，存在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其次，诉讼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利他”和“高成本”带来的矛盾是阻碍公民积极诉讼的一道屏障。为了激励公民个人提起诉讼，应建立起来相应的支持机构，如环保组织在物质上支持个人环境公益诉讼；媒体上应在在舆论上支持，对此诉讼进行全程报道，避免一部分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暗箱操作和打击报复；政府应该对于这类诉讼给予鼓励和物质支持，法院在可以在判决中拿出一定比例的罚款奖励原告。

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肇始于法国。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检察机关都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者”，以保护公益和维护法律为依据，对民事争执和经济纠纷进行干预。随着民法的基本原则由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在私法领域，国家干预民事活动日益加强。虽然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还没有做出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但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在少数，并且取得了相当成效。因此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充分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是必要的，使其能代表民事公益权利主体对侵害民事公益的行为提起并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维护广大公民的民事权利。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及其承担

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承担对民事公益诉讼影响重大，它直接影响了民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热情。其中法律规定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方承担，但为了避免滥诉的出现，一般要求原告预交诉讼费用，而且除个别类型的案件按件收费外，其他案件都是以诉讼标的额为依据来确定诉讼费用的。这种规定不利于激发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热情。若要在中国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诉讼费用收取方法：

（一）民事公益诉讼中免予预先收取诉讼费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涉及的标的额很大，诉讼费用也非常可观。如果要求原告预先支付诉讼费用，无疑会给原告造成巨大的负担，造成原告被迫放弃进行诉讼。但是为了防止滥诉的发生，需要收取原告一部分保证金，这个数额应当参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适当收取。在经过法院审查之后，合理的诉讼应当受理并返还保证金；若不合理，不但驳回起诉而且应当没收保证金以示惩罚。

（二）按件收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

中国按标的额收费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不合理。因为起诉人是为了公益而提起诉讼的，环境公益诉讼由于涉及到一定的技术问题，本来所需要的费用就比较大，而且案件的标的额通常都比较高，如果还按照传统的方法以标的额收费则会打消起诉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环境公益的保护，为此科学合理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就十分重要。因此可以使用按件收取诉讼费用的模式，这样可以做到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诉讼效果。

（三）合理分配诉讼费用

对于诉讼费用的承担，首要原则当然是败诉方承担。但如果是原告方败诉，对于在诉讼过程中花费的诉讼费用可以以以下几种情形负担：1、由国家财政负担一部分，因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是私益诉讼而是公益诉讼，为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但是由公民个人代行，故国家财政应当予以支持；2、进行诉讼费用保险。国家在保险公司益诉讼保险，根据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约定为民事公益诉讼提起人支付诉讼费用。适当引入诉讼保险机制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还利用商业资本大大降低了风险。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一）一般民事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普通民事案件中所实行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那么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变更和消灭的当事人，对存在、变更和消灭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在大多数案件中，按照上述标准分配证明责任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结果，但有时难免也会出现少数与公平正义要求相悖的例外情况，对少数例外情况的案件则需要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进行修正。

（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现行法律对环境污染案件的举证责任有着许多规定，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上述两个法律条文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没有改变。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潜伏性和复杂性特点决定了难以证明环境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污染和破坏后果的存在需要技术手段加以辨明。因此，因果关系乃至污染者之故意过失，往往需要专业知识和高科技为基础，甚至需要专业人才加以鉴定是否存在。对被害人而言，要其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与故意过失之存在，无疑有事实上的困难，甚至不可能。实践中，原告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虽然他们对侵权事实感触最深，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也比较大，但是由于环境侵权案件的专业知识要求很高，需要很多的检测设备，同时他们也没有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取证，提不出可靠的证据，负有此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会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无法实现救济之目的。这就要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必须打破传统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以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负担。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另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况且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企业一般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原告一方掌握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能力较弱，因此更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责任一般属于无过错责任，因而被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不再是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原告须对损害事实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被告须对有污染行为、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根据上述分析，环境公益诉讼按照上述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四、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第6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对丁某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刑事拘留、扣押财产的强制措施,属于非法插手经济纠纷,故此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刑事拘留、扣押财产的强制措施是刑事侦查行为。如果公安局的行为错误或违法,给丁某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应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解决,不能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故法院应裁定驳回丁某的起诉。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是:

    一、上杭县公安局根据润发公司报案对丁某以涉嫌诈骗立案,具备立案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发生;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而并非“确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就可以进行刑事立案。是否确实存在犯罪事实,则是刑事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的任务。本案中,润发公司向上杭县公安局报案认为丁某有诈骗行为,上杭县公安局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以涉嫌诈骗立案,具备立案条件。

    二、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的刑事拘留、取保候审、扣押财产等刑事强制措施,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是法律明确授权的行为,并非行政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事侦查行为。至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授权的行为,则可以推定为行政行为。

    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执法活动按照立案、拘留、预审的程序进行。本案中,上杭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报案报告、立案报告、刑事拘留证、对家属通知书、释放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等,这些均是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而并非按行政程序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应该属于刑事侦查行为。

第7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范文一

卖出人(以下简称甲方)：

买受人(以下简称乙方)：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PC130-7 (DBM0622) 挖掘机含BB破碎锤买卖和完成其它服务事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当事人及车俩情况

(一)甲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二)乙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

联系电话 ：

(三)卖出车辆基本情况：PC130-7 (DBM0622)挖掘机含BB破碎锤及相关配件。 颜 色 黄 购买日期 车架号码 。

第二条:价格：

经双方协商该车的转让价为人民币 ￥ 元(大写： 元。

第三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保证卖出挖掘机及DBB破碎锤的合法性以及不存在任何权属上的法律问题;应提供车辆真实情况和信息。在乙方购买之日起，挖掘机以前所有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乙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二)甲方应提供该车的各类证明、证件并确保真实有效。乙方将一次性付清余款，该机产权属乙方所有。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三条第1款，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应无条件接受退回的车辆并退回乙方全部车款并赔偿乙方相应的一切损失。

第五条 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调解不成的，可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条 其它

(一)本合同未约定的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本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由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范文二

甲方(卖方)： 乙方(买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现甲方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将两台小松二手挖掘机、一台二手破碎器以总价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整 )售给乙方，具体协议如下：

一、该合同标的物属甲、乙双方秉承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愿交易，自由买卖。

二、该两台二手挖机型号为：

1、小松PC360-7ME一台

2、小松PC300-7/TR300一台(含配套破碎器一台)

三、该合同内标的物在合同签订、买卖手续办理结束之日以前的任何债权债务、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交通事故、交通违法等事宜，所有责任由甲方负责。

三、该合同内标的物在合同签订、买卖手续办理结束之日以后的任何债权债务、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交通事故、交通违法等事宜，所有责任由乙方负责。

四、机械手续双方当面看清，(手续只有购机发票复印件4张;PC360-7ME合同复印件一份、液压破碎锤质量保证书复印件1张、服务报告复印件1张，无其它任何资料)。

五、购机款项以双方约定的两种付款方式进行：

1、现金人民币： ，由乙方(陈金成)名下人员 的个人账户转入到甲方 财务人员 个人账户，甲方并已确认收到该款项。

2、因甲方欠乙方股权转让款未付清，剩余未付挖机购买款 ，甲方在乙方股权转让款内扣除，该款项不计利息。

六、甲乙双方如有一方反悔，则必须向另一方赔偿违约金 元。

七、挖掘机、破碎器外况及发动机状况程度乙方自行了解清楚，签字购买后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八、此协议属双方自愿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即生效，并承担法律责任。如有任何分歧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解决不了，双方均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甲方：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地 址： 地 址：

年 月 日

二手挖掘机买卖合同范文三

卖出人(以下简称甲方)：

买受人(以下简称乙方)：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当事人及车俩情况

(一)甲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二)乙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

联系电话 ：

(三)卖出车辆基本情况：

颜 色 红

购买日期

车架号码 。

第二条:价格： 经双方协商该车的转让价为人民币 ￥ 元(大写： 元。)

第三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保证卖出挖掘机应提供车辆真实情况和信息。在乙方购买之日起，挖掘机以前所有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乙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挖掘机以后所有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二)甲方应提供该车的各类证明、证件并确保真实有效。乙方将一次性付清余款，该机产权属乙方所有。

本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由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8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离婚的增多就意味着家庭的不稳定，家庭的不稳定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  由此可见，离婚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昔日曾共同生活、亲密接触乃至有过甜蜜时光的夫妻，今日何以曲终人散、分道扬镳  。笔者分别从我院近十三年的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从近三年来审结的离婚案件中随机抽取了100件（判决和调解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一些微薄的结论，并提出一点拙见,以供大家参考。  

一.  从1991年——2003年十三年来离婚案件的数量分析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件数  218  169  193  235  205  224  207  219  187  228  261  227  212

占当年的比例  20%  12%  16%  15%  13%  21%  18%  20%  15%  21%  25%  23%  24%

（说明：因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民事统计，为了进行比较，从1991年起统一按大民事统计方法进行统计）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离婚案件的比例总体上是有所上升，并且占据民商事案件较大的比例。几年来，许多国家的离婚率直线上升。据美国统计，在过去100年间离婚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13倍，有1／3的初婚者以离婚告终。前苏联的离婚率也高达35%左右。我国1980年离婚率为4.75%，而到了1997年离婚率竟增加到13%，有的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5%。①

二、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抽样分析，离婚案件在实体上的新特点

（一）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结婚不到一年的有5件，占5%；结婚1—3年的15件，占15%；结婚3—5年的16件，占16%；结婚5—10年的30件，占30%；结婚10—20年的25件，占25%；结婚20年以上的9件，占9%。

（二）、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30—40岁的离婚的占34.5%，40—50岁离婚的占13.5%，50岁以上离婚的占5%。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女方起诉为58件，占58%；男方起诉为42件，占42%。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四）、离婚的原因比较集中

从分析表明，离婚的原因主要有：（1）.因一方存在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25件，占25%；（2）.  因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而导致离婚的23件，占23%  ；（3）.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的17件，占17%；（4）因双方感情不合分居而离婚的11件，占11%  ；（5）因一方患有严重的疾病的8件，占8%；（6）.  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4件，占4%（7）  .因一方被判处刑法而离婚的3件，占3%；（8）.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离婚的2件.  占2%；（9）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离婚的2件，占2%；  （10）.一方因网恋而导致离婚的1件，占1%。(11).其他案件4件，占4%。

（五）、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有88件，占88%。（不包括撤诉案件在内）

三、在程序上的新特点

（一）、举证困难。在证实夫妻感情破裂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比较少。书面证据主要就是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大部分判决或调解离婚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从统计的判决准予离婚的57件案件中，只有结婚常住人口登记卡，当事人的陈述的有42件，占70%。大部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从统计的12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的为8件，占67%。

（二）、公告送达的案件为11件，直接送达的为89件。

（三）、缺席的比例高，缺席审理的为24件，  占24%。

（四）、调解的比例比较低，调解结案的为31件，占31%。判决结案的为69件，占69%。（2003年我院一般民商案件的调解率为46%）。  

（五）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短期内（在6个月到一年内）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高，有19件，占19%；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19件中被判准予离婚的为18件，占95%。

三、上述现象存在原因的分析

（一）、为何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笔者以为：

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从分析表明，婚前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占18%，特别是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结婚时一方未到婚龄的占15%。

从婚后的感情建立来分析：结婚的时间长短中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30岁以下，一般结婚在10年以内，从时间上结婚10年以内的比例为36%；从年龄分析上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

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为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在1.5万—2万元，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及易导致离婚。

（二）、为何30岁以内的离婚率较高（达46.5%）

以前在农村，一谈到离婚，就觉得十分丢人。现在农村的青年在外打工的比较多，  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见得世面比原来的要宽阔的多。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加上现在的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对离婚的案件及离婚程序了解的比较  清楚。夫妻之间实在和不来，能够比较理智的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由于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的诱惑，一些人开始对自己在家务农的结发之妻感到不满，想方设法通过婚外情来寻找满足，有的想干脆加以抛弃。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提高，不再忍气吞声，一旦对婚姻不满，就可依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离婚后，妇女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外交往比较多，接触危及婚姻关系的不良因素的几率比较大，相对女方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有的丈夫养成了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有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对妻子任意打骂，还有的与他人同居，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欧美男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太太有外遇、要求太多、无法与亲戚很好相处及婚姻对自由限制过多。而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更多，主要有：丈夫大男子主义、不关心体贴妻子、婚外性关系、嗜酒及赌博、婚姻暴力（对妻子进行身体和心理虐待）、个性不合、性生活问题及财务困难等。

（五）、离婚原因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婚外情方面

从上面的分析表明，因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比例位居第一。成年人的婚外情,尤其是男性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从分析的数据反映，男性为15件，女性为10件,比例为1.5：1。据北京某区调查，由“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在1982年占总数的14％，1983年占30％，1988年达到了40％左右。在上海徐汇区的调查，随机抽出的633件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占了35％。武汉某区1995年1—7月受理离婚案件480件，其中因“第三者”插足的占了60％以上。而婚外情中，真正纯感情交往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都与性有关。巴尔的摩的心理学家葛莱丝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研究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偷腥”的主要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77％的女性认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常常是“陷入恋爱之中”，而这个比例在男性中只有43％。②婚外性关系的背后也隐藏着种种动机：对幻想的爱与性的追求，或对浪漫的寻求；好奇心（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婚前性检验的人）；妇女想证实自己的吸引力，男子想证实自己的男性气质；各种原因引起的性自卑；性厌烦；性试验；对自己伴侣的报复（即使是不让对方知道）；偶然遇到实现妄想的机会，以及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于有些人来说，婚外性关系的吸引力，在于其秘密性，他们说“猥亵”的性比“合法”的性更令人满足等等。当然也有出于性需要未能满足的情况。旅游、节假日、离家在外和晚会等，都会是引起婚外性关系的潜在因素，但通常只是短暂的。由于现在男女在外打工，机会都很多，这就增加了亲热的机会，使得婚外性关系更有可能。除此之外，大部分以夫妻感情不合、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为由的案件中，其实际上就隐含了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原因在内。新近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明确表明，自1984年以后明确提出因性生活问题而离婚的人数明显增加，目前在离婚夫妇中有23%以上认为性生活不和谐而不愿意将家庭维持下去，还有36%的离婚缘由系“第三者”插足所致。这样，直接由性因素造成的再加上“第三者”插足所致，在离婚案例中竟有半数以上与性有关。③

（五）、现在离婚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离婚案件有其独特的特点

1.  突出表现离婚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离婚率高的矛盾。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是人的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别人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摧测，加上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大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宁愿建一座庙，不愿拆一桩婚姻”的思想，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人是比较困难，但有些案件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人肯出来作证，另一方当事人又不答辩和参加开庭，通常如果是第一起诉的，以证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是第二次起诉的，一般仅以原告的陈述就判决离婚。

2.公告送达的案件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起诉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也是不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

3.对待离婚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大部分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是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因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不再重视调解的方式结案。

4.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离婚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离婚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第二次起诉在一定的意义上变成了判断是否准予离婚的又一新的标准。笔者在上述的分析中也提到，第一次起诉如果证据不足，被判决不准离婚后。通常法官会对当事人解释只有等下次起诉，当事人也会认为第二次起诉，法院一定会判决准予离婚。而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二次起诉后，即使证据不是很充分，一般也会判决准予离婚。这里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是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一年以上，视为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二是以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夫妻关系没有能够改善，因而认定其夫妻感情确以破裂。

四、思考与建议

民事案件无小事。单个看起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离婚案件比较简单，其实不然。在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离婚案件也是最为复杂，且最为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各类报纸也经常登有这类报道。

（一）、端正认识，抓好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但是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让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需要法官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工作。这又与司法效率相冲突。通常，我们对待事关重大社会生活特殊类型的案件，成立专门的法庭进行审理，如少年法庭，军人维权法庭等。在这里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各基层法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家庭法庭。配备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适当的女法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尽量挽回一个家庭。对这样的专门的法庭，不宜定经济指标，对它以一高一低两个比率来进行考量，即以调解结案率（高）和当事人重复起诉率（低）。

（二）、注重证据，加强职权干预。

婚姻案件不能把它简单当作一般的民事案件来处理。它不仅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问题，还要附带解决财产、子女问题。对单纯的夫妻感情，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加以干预，但对于因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重婚等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是有必要以公职权加以干预，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一些当事人确因证据不足，但又必须逃离枷锁婚姻（这里把一方利用婚姻家庭之名实行对另一方的虐待称之为枷锁婚姻），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即可以增加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

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不断的增多，夫妻平等、团结和睦的家庭已成为当代社会婚姻家庭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婚外性行为、包二奶的现象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一些舆论导向只注重自身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担当的社会责任。大部分人认为现在离婚率高的原因是年轻人看电视、电影多了，受其中的影响大深所致。我们要宣传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它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它为男女的性生活提供了最安全、最健康、最合法、最自由的空间；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最适应的场所。④

注释

①、③见(人民网2001-10-25/中新广东新闻网)  孟继贤《生活之谜：离婚，许多都有性问题》

第9篇：经济纠纷的起诉程序范文

一、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主要弊端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继承了前苏联的立法理念，强调公权力的主导作用，削弱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由于规范本身的不完善性，在实践中出现了“申诉的时间没有限制，次数没有限制，申诉的级别法院没有限制，案件的种类没有限制”的四无限现象。结合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民事再审程序的主要弊端体现在：

1、再审程序发动主体范围过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179、18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基于审判监督权可以引发再审，当事人行使申请权可能引发再审，人民检察院基于检察监督权可以引发再审。这看似完备的启动机制中，隐含着不合理的因素：民事再审程序的民事性质决定了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而法院依审判监督权而发动再审，实质是扩大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违反了裁判中立与诉审分离的原则；检察院因抗诉而发动的再审，检察权的介入会改变当事人双方对立、平等对抗的格局，使另一方当事人将会面对权力强大的检察机关。同时，检察院监督只针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判决，对于没有参与庭审的检察机关也很难主动发现裁判的错误，实践中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法律已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再引入权力对权利的救济，违背了私法自治的法则。从私权纠纷，意思自治的角度讲，应当排斥法院、检察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

2、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不合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主要源自民事诉讼法第178条、179条的规定，但这些相应规定都比较抽象和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缺省，导致审查的暗箱操作可能出现，诱导司法腐败，造成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第二，再审次数没有限制，久讼不决，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供证据，以推翻原判决，引发再审。这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是有一定益处的。但无休止的诉讼，不仅与既判力不相容，破坏法院判决的权威性，而且及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第三，法院审级设置不合理。在对再审受理法院的规定中，原审法院和上级法院一样对案件享有再审受理权。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并不合理的规定，原审法院一般多为基层法院，审级低，法官素质不高，不易发现自身裁判的错误，难以满足当事人追求实体公平的诉讼心理。同时作为一种纠错程序，原审法院自己否定自己在实践中不太现实，也违反了“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法官”的正义原则。所以应将再审案件一并由上级法院审理，对于由此而增加的负担，可以通过撤销基层法院告诉申诉庭来实现平衡。

3、当事人权能受限过度，申请再审权难以充分实现。在强职权主义立法理念的作用下，民事再审强调了国家的干预色彩，对当事人的权能进行了限制。在程序启动上，当事人享有的只是一种对生效裁判不服的“投诉”，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主观的法权，当事人享有的“投诉”成为法院发现错误判决的一种线索；在申请审查上，由于固有的地方保护，很多案件在法院、检察院、人大、政府等的共同作用下，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一种博奕。再审程序中的各种权力或利益（正当或不正当）相互较量，因而很难用独立的程序来规范；司法者虽然名为中立的裁判者，但实际上成为权衡各种力量大小的检测仪，从而使正义的天平常常倾斜。

民事诉讼程序是一种引导纠纷良性解决的机制，程序的缺陷必然会导致矛盾的不良演变，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秩序的正轨化。应当寻找一种合理的改革途径，改进现行的民事再审制度，使其更好地发挥效用和体现程序正义价值。

二、重构民事再审程序的基点

据法律年鉴的统计，1997年全国共审理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4760928件，其中上诉270147件，占案件总数的5.8%，其中终审裁判被再审的65442件，占二审案件总数的24.4%，其中原判决被变更的14480件，占再审案件总数的22.11%，如此高的再审率和改判率一方面说明了民事再审制度的功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判决的权威性未能彰显，民事再审程序本身存在很大的。结合对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弊端的，可以看出有两个倾向：

1、偏重实体公平，忽略程序正义。民事再审程序设计上就是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追求实体公平的理念，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基本上是由实体引发的可以看出立法上对实体的追求和程序正义的忽略，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固然重要，但如果抛开程序的正义，允许案件反复再审，势必会造成诉讼效率的低下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是统一的，为追求一种价值观念的实现，而破坏另一种价值观念的实现，将会影响法律的正常运作。实体公正的实现应予制约，制约的方式就是再审程序的设计须体现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同等的价值。”

2、强调权力压制权利。在再审启动中，当事人的申请权显得最为弱小和淡化，受到了法院审查权的限制，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和数量庞大的再审申请的矛盾中，当事人的申请权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而法院和检察院启动的再审，是一种没有限制的自由发动，对于胜诉的当事人来说，随时会担心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会因两院发动的再审而拱手让出，使确定的民事关系再度处于不稳定之中，之于判决的权威，之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都应扩张权利而限制权力。

这两个倾向充分突出了民事再审的弊端所在，在对民事再审程序的重构中，只有从实体与程序并重，扩张当事人的权利为基点，才能克服和解决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症结，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引入合理的诉讼轨道，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的启动均由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引发。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根据“有法益则有诉权”的法则，再审程序的发动只能由当事人，而非法院和检察院，这无疑是扩张了当事人的权利能力。同时，再审之诉作为有独立诉讼标的一级新的诉讼，则必须有相应的诉讼程序，彰显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平等抗辩权，从而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并重，实现效益效率原则。基于此，笔者认为，要妥善解决民事再审程序问题，就应当借鉴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实际，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在我国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加强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可以规范再审程序的运行，改变现在发起再审主体过多且不合理的混乱状态，而且也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从程序上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再审之诉设计构想

我国的再审程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而是承接在一、二审之后的一种非独立的纠错程序。将民事再审程序依照“实体与程序并重，扩张当事人权利”的基点演进为民事再审之诉后，其将变成一种规范意义上的诉，上必然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涉及到再审之诉、审查受理、判决等等一系列方面。结合对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借鉴性分析，作出如下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