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手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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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理念升级的必然趋势。智慧社会是信息社会的高级形态，智慧化是社会治理的全新赋能。智慧化与智能化一字之差，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模式、手段的转型升级。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强调新技术对人的服务属性和对城市发展实际产生的治理效能，它代表着理念更精细、管理更高效、服务更周全、生活更安全、体验更人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侧重于以人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过各种智能技术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术能力，对海量城市社会治理信息进行要素整合、主动感知、全面采集、数据积累、综合分析、快速反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主动发现和思考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进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树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好科技支撑的新钥匙和科技驱动的新动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机体运转过程的信息顺畅流通、动态全面掌握、预警预测精准、危机快速应对、经验及时总结，使制度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城市变得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举措。智慧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从低效率、粗放式、传统式向高效化、精准化、现代化迭代转型。为此，应当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用最领先理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成本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大脑，搭建触感灵敏、互联智能、开放共享的城市细胞神经和毛细血管。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市（县）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核心环节的全面统筹和精细设计，推动数据收集、管理、存储、共享、分析、挖掘、预测、决策手段和能力升级，健全融合市政、交通、卫生、教育、环境、应急、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型社会治理数据库，完善城市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综合平台，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准城市脉搏、激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善治，构建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维社会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为基于新技术的治理模式，可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具体载体和实现路径。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空间有效推动智慧互联、重心下沉、资源融合、全民参与、一体协作，使每个群众都能成为治理数据提供者、治理议题发起者、治理问题监督者、治理决策建议者、治理过程参与者。党wzf可以通过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层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协商为基调、以融合参与为特色的党群互动、政社共治、政企联动的自贸港市域社会治理新生态。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手段将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居民等自治主体组织动员起来，将物业管理、疾病防控、环境监测、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进入社区智慧平台，建立集线上政务、线上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社区居民通过智慧平台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夯实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优势，构建智慧社区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自贸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立场。应当把人民需求作为智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标准。

当前，人民群众的、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求日益增长，推动市（县）域社会治理智慧化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过建设更符合人民需求的聪明智慧城市，使人民群众得以更好地感受城市温度、参与城市治理、享受城市服务、共享城市红利，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2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多元主体；社会协同治理

一、“互联网+”战略下社会的新变化

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升级：“互联网+”战略下，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发展生态。目前，“互联网+”正在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极大改变了一些行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许多企业在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后发挥出了以往不具备的功能，从而使企业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转型，脱颖而出。首先，“互联网+”能够直接创造出新兴产业，促进了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其次，“互联网+”带动了传统产业变革。无论是工业制造还是农业生产，只要传统产业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都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总之，“互联网+”促进了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业等的融合创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

二、“互联网+”战略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因此成为必然要求。同时，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诸多特征也为多元主体协同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从当前中国网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43.8%的网民表示喜欢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可见，网络空间已成为中国网民平等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2]网络平台的平等性使来自社会底层草根群体的声音，能够突破传统媒体时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显著地被社会倾听并引发关注。这种来自网络的声音也正是普通民众要求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而网络的发展显然给予了他们满足参与社会治理需求的平台。

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共享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从网上获取、分享信息，发表意见，进行个性化选择。这内在地推动了社会治理开放性的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使更大数量、更广范围、更多类型的社会个体有了加强联系和互动的可能，大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协同。马克・格兰诺维特曾说：“互联网使我们对世界的情况了解更多，我们有了更多的弱连接，我们意识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观点。动员大众参加政治或其他活动更加容易。”如果将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那么形成多元主体整合性的社会协同治理，在互联网时代将成为可能。

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运用信息化工具，建立“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系统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还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各个社会治理协同主体之间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信息的获取、分析、整合及利用。实现了治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及全面覆盖。互联网搭建的信息协同技术平台就是要建立社会治理大信息系统，这一系统在硬件上要依托现有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相关通信企业，构筑信息协同大平台。同时，网络管理信息系统所具备的数据收集、分类筛选、计算和存储等功能，实现了对社会治理信息的锁定、跟踪、分析、整合、存储，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利用网络监督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监督机制

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权”与“利”，扩大公共监督，保障治理的公平与公正。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除了存在主体单一、效率低下的问题外，还存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果不公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治理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政府作为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常常对于社会问题反应迟缓、该管的事情不管，不该管的事情却大加干预。其次，其他治理主体，诸如企业、公民、社团组织等，又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性的参与社会治理，在参与治理过程中也不免存在各种非理性的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监督各治理主体及其治理行为成为了发挥社会协同治理功能的一大难题。然而，今天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曝光，似乎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不可否认，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高效、应用广泛的监督手段。尽管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但互联网时代，各治理主体通过网络形成的虚拟连接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决定其治理态度与治理行为。因此，网络平台既是合作协商平台，也是相互监督的平台。利用网络监督，有利于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监督机制。

四、实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协同治理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015年，“互联网+”无疑是最热的词汇，互联网技术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已然成为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在社会治理领域，实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结合，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协同治理的效率、创新社会协同治理的手段、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另外，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中国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要坚持创新驱动。而这里的“创新”显然也包括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模式和手段的创新。因此，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有利于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革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推行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社会协同治理，既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延伸，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需要。当然，从实践的角度看，对“互联网+”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推进过程应保持应有的理性。毕竟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而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如何使“互联网+”社会协同治理发挥正效应，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之，“互联网+”战略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还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我国社会的特征和现实情况，进一步的细化和具体化。

参考文献：

[1]骆毅，王国华.利用“互联网+”实现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关键举措研究――以美国“公众专利评审”项目分析为例[J].情报杂志，2015，34（10）.

第3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关键词：城市文化；治理；城市文化治理

引文

积极推进城市文化治理工作进展是当前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何塑造、保护、开发城市文化既是城市问题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

当今世界，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公共管理者的公认，重视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一座城市是否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关系到这座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城市文化治理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值得欣慰之处，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提出，对新的治理方式的摸索，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市民素质的提升等。这些进步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看到城市文化治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城市文化治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主体等多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1.2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1.2.1治理主体单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根本要义，现实情况中，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治理主体依旧只是政府一元，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效果不明显。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城市文化多元治理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治理力量得到壮大。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社会组织依旧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独立性不足、人才不足、协作能力不足等方面。1.2.2治理方式落后受传统行政模式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管理方法缺乏民主理念和服务精神。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方法属于专制型方法，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把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官”，把管理对象看作是普普通通的“民”，极大降低了城市文化治理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专制型的政府管理方法使得政府只注重统一性，忽视了差异性，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掩盖了人们的个性，他们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出来，致使行政工作单调乏味，缺乏灵活性，降低工作效率。②治理方式缺乏引导性。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然而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空白，治理工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不理解，从而产生各类矛盾。③治理技术手段更新滞后。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足，技术手段更新滞后，电子政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1.2.3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传统的城市文化管理领域政出多门，城市文化治理在资金投入方面存在资金投入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效益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城市文化治理资金投入不足，无法满足治理要求。1.2.4治理队伍建设滞后人是一切工作的实践主体，队伍建设关系到城市文化治理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队伍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治理队伍规模较小，队伍积极性不高以及队伍专业性不强等三个方面。

1.3各类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①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政府过度集权，宣传效果不佳。②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文化治理体系。③教育类城市文化治理：经费投入不足，服务质量较差。④生活类城市文化治理：不能充分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

2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在治理理念上缺乏服务意识和系统规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发展压力渐大，政府培养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势在必行。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管制的色彩大于公共服务的色彩，官本位思想横行，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率低下，政府短视等问题层出不穷。

2.2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确

治理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去中心化，即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原来的绝对核心角色转变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政府在公共管理总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市场分权、向社会甚至公众分权是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自身准确的角色定位是城市文化治理有序进行的关键。

2.3市场组织、市民等治理主体参与意识淡薄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城市中的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市民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市民等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不足，从而使的城市文化治理未能取得一定进展。

3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城市文化治理主体

①充分释放市场潜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类城市文化和生活类城市文化的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实现市场经济组织与政府对城市文化的共同治理。②充分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需要政府鼓励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谋求变革，追求创新，从而加速自身发展。③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文化的治理当中。公众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一方面需要政府要赋予公众一定的权利，包括政策制定前期举行市民听证会，通过网络渠道倾听市民政策建议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提高自身素养，养成城市主人翁意识，提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3.2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手段

①更新文化治理部门的设施设备，提高文化治理部门治理效率。设施设备的更新是创新治理手段的物质基础，没有先进的设施设备，治理手段智能化、科技化都无从谈起。这既需要文化部门引进相关人才，以合理选取设施设备，操作维修设施设备；也需要有合理的资金配置机制，以满足设施设备更新的需求。②转变文化治理部门工作人员观念。设施设备的更新不是创新治理手段的全部，如果人的观念得不到及时更新，再先进的设施设备也无法起到提升治理效率的作用。文化治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充分学习相关技术知识的同时，转变传统行政观念，奉行效率至上、服务群众的理念，尽快掌握新的治理手段。

3.3创新城市文化治理体制机制

首先，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投融资机制，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多种投入主体的城市文化发展机制。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合理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增进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改善社会力量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鼓励捐赠以吸引社会资金，转变传统的单一财政拨款形式，畅通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后，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为科学的城市文化治理投资机制提供立法支持。

3.4提高城市文化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①改革文化部门聘任制度，区分文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按照岗位要求择优聘用，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构建科学的社会评价机制；对管理人员实行直接聘任、推选聘任和委任等多种任用方式，建立竞聘上岗制度，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文化部门活力；对工勤人员实行合同聘任制，加强工勤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工勤人员的进管出环节。②完善文化部门聘后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辞退制度。对受聘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坚持客观、公正的考核原则，努力形成科学的领导评价机制，把考核结果作为晋升、奖惩、辞退的主要依据。

3.5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各类社会问题、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实行以以人为本为根本理念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势在必行。改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现状，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3.6提高市民参与度

由于政治类城市文化特殊性（政治性、权威性、敏感性）的关系，本文认为该类城市文化的治理主体应该包含政府和市民，政府作为当前政治类城市文化的最重要主体自然不用多提，市民对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的参与不足是其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完善治理主体最为关键的就是增进市民的参与。

4结束语

城市文化治理的要义在于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全面践行治理理念。因此，对“城市文化”和“治理”两个概念的认识深度直接影响城市文化治理的效果。论文以上述两个概念为重心，对城市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铺垫。

参考文献

[1]连玉明.中国城市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274.

第4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一、公共管理形式的具体概念分析

（一）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具有广泛性的公共特点的管理组织，而且在社会中不以经营利益为目的的事务组织活动都是公共管理模式范围内的，例如，广泛社会自治力量组织的活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它们都是由公共管理主体管理范畴内的，这些组织通过与政府一同进行合作，有效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并且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管理目标进行相关公共管理工作。但是近几年，在公共管理工作中，有效人认为可以将公共事务交给私人自主进行公共管理，进而出现了将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包给私人组织管理工作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由于私人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与公共管理思想不符，所以不可以将公共事务交给私人组织，要严格按照相应要求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确保公共事务能够正常实施。

（二）公共管理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公共事务，主要是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活动效率来体现的，它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也确保我国共享社会的成就发展。公共管理目标体系是具有多层次特点的，它最终的目标是提高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和促进我国各个利益发展，所以在实施公共管理体制时定要注重社会公平，有效提高社会发展效率，并对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力给与不断的支持，保障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为社会发展带来帮助，良好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三）对于公共管理形式来说，其管理手段和管理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围绕的范围是政治、法律（政策）和管理几个方面构成的公共管理形式。现今我国社会治理过程由于过分追求专业化要求，已经脱离了政治、法律（政策）和管理的手段，而在工作是只运用其中一种手段进行工作管理，但是随着公共管理形式的崛起，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所以的公共事务都需要将政治、法律和管理的手段进行结合，这样才能有效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因此，公共管理的手段是法治基础之上，在通过公众参与而提供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形式，通过依法治理、民主行政、科学管理三个基本方面所形成的公共管理手段。

（四）公共管理體系是通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所形成的，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关系形成的纽带，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项目为主要目标，传统的社会治理活动多数有政府来管理，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民主也逐渐的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机构，但公民权利也受政治途径所局限，民主治理形势完全没有发挥其作用，依然是政府垄断社会治理形势。而公共管理形式属于非政府组织和不同类型的自治力组织的管理范围，这样使得政府垄断社会治理形式受到的不小的>中击，所以政府现今已经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治理体系中去了。这样公共管理系统就会表现出良好的结构体系，有效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良好增强多元治理体系的互动形式。

二、公共行政形式到公共管理形式的变革过程

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这样才导致公共行政形成公共管理形式。我国的公共行政在工作中一直承受着社会治理的负担，并且在工作时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二十世纪末，发达的市场体系与先进的私有部门管理意识的衬托中，我国社会主流的公共部门出现管理效率逐渐下降，活力也渐渐匮乏等问题，而且因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财政危机事件、管理危机事件和信用危机事件，由于这些因素迫使人们对公共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发展进行从新审视。

我国的公共管理形式是直接通过公共行政形式中转变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还没有出现时，政府一直以公共行政为基本社会治理形式，可以说公共行政形式通过改革形成的公共管理形式，而公共管理形式的出现就意味着，以工业社会治理模式为代表的公共行政形式的终结，但这并不代表公共行政问题的完全消失，公共管理形式一定要根据公共行政形式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公共管理形式是具有多元治理主体合作而成的形式，这样也使原有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和分离形式进行转变，逐渐向融合统一的形式发展。而且相关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要与私人管理部门的管理形式相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项目，有效确保我国公共管理形式的良好发展。

三、结束语

我国公共管理形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形式，它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具有广泛性的公共特点的管理组织，公共管理形式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我国公共事务，建立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公共管理制度能为社会发展带来有利帮助，而且管理手段和管理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效保障公共管理制度的正常实施，为我国社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第5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关键词：公共治理　新农村建设　公共服务

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管理，政府应“转换职能角色”、“一是‘管什么’的转换，即从管理私人领域、竞争性领域、微观领域转换到管理公共领域、非竞争性领域、宏观经济领域；二是‘怎么管’的转变，即从直接的、行政的、参与式的管理转到间接的、民主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J，使政府从无所不能中解放出来。

因此，治理既不是统治，也不是行政和管理，而是指政府掌舵而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好的治理的核心含义就是政府的职能应该从“划船”到“掌舵”的转变；而公共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公共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公共治理的本质是打破政府的行政垄断，把原来由政府独自承担的公共服务转移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共团体共同承担，政府与私人机构的界限不那么明显了，在公私部门之问建立了伙伴关系；公共治理引入了市场竞争的管理方式，蔓张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当实行好政府公共治理。政府公共治理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是树立高效管理的理念。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必须是高效的，它对政府效能的要求比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更高。二是树立公平治理的政府理念。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普及，公众对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三是树立知识管理的政府治理理念。信息社会是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也是一个知识社会，对经济的管理无疑离不开法制，但主要管理方式是知识管理。四是树立“人本主义”的政府治理思想。传统的政府治理注重以“物”或“任务”为中心。领导者要求下属成为标准的“行政人”，以便实行规范的标准化管理，但这种使人异化为物的治理方式，不利于人的创造性。

一、政府掌舵、公众划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性任务，并确定“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行政府的公共服务型管理，采取政府掌舵，公众划桨的方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谐社会是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都能良性运转的社会，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公民的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在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社会治理能力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社会的治理过程应该是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有些事是政府应该做的，有些则不是”。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而非划桨”，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政策(掌舵)，而政策的具体执行(划桨)则是通过社会的自治来完成。首先，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的共众权力，而社会公众“当初把统治权交给一个人，只是为了公众的福利和安全”J，而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同时要求政府还权民，加速自身转型，即“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这种权力让渡和模式转型必然螫求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的管理职能；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着缺乏弹性手段、环节错综复杂等问题，而社会的自我管理又存在着动员能力薄弱、缺乏刚性手段等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适度平衡的关系结构，即在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社会效能的同时，善于通过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英群众代表会议等，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最后，由于经济形式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民主的进一步深入也使得社会的管理形式呈现多元兼容的格局，要建设和谐社会，单独依靠政府或社会都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发挥各种形式的组织作用，凝聚各种力量，消除和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实现各种组织、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在有效程度上的极大努力，使全面推进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巾央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政府为主、公私并存。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应实行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对整个公共管理部门格局的重新认识，是实现公共部门有效管理中不同的实施主体各自的定位、分¨1二和各自适当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统治。换言之，参与管理的主体已经不只是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全球层商、国家层面和地方性的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闯和1E政府间团际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甚至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舒层治理。在多元主体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有限政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政府的作范围缩小，政府不再是无所包的“全能型政府”。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按照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公域与私域界限的调整不同治理主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对象和客体，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行政管理硕士点首席导师)陶学荣教授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指出：在公共治理模式中“政府不应在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有资产经营功能，应该承担公共事物管理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功能，充当公平保障者、社会服务者角色”。。政府组织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是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公共治理范式中．管理主体是多元的，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组织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在现实社会事物的治理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应该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如在公共物品领域为了增加公共物品的数量，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对那些由政府提供缺乏的效率的项目，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予以充分的赋权和支持，对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供给采取资金补贴、订立合同、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与其他社会主体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生产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和物品供应的效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方向，要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政府要实行公共治理，完成好职能转换，因此，公众划桨，政府掌舵，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

第6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关键词：网络舆情 舆情治理 社交媒体 传统媒体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从边缘媒体的角色，已经发展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6.88亿网民，6.20亿手机网民，使网络成为各个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汇聚平台，成为最喧哗、最庞杂的舆论场。在互联网媒体化、社交化的态势下，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也在日趋紧密，社会的运转方式以及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准确掌握和及时研判舆情走势，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下，政府如何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舆情治理机制便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难点

网络舆情治理是指政府机构在掌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网络舆情的发展、扩散和消解进行干预与引导，发挥舆情对于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降低和消除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网络舆情由网民、政府、媒介等相关主体产生和推动。其发生过程是，与政府相关的舆情通过网络媒介产生、扩散，引发政府关注，政府根据舆情发展动态，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引导舆情，实现与网民的政治沟通。舆情治理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配合，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网络舆情产生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党的宣传阵地的传统媒体从不同角度推动引领着舆情的走向。然而，各个相关主体对于舆情的认识和应对方式由于体制、机制、资源以及意识等问题，使政府的舆情治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部门：新媒体平台作用甚微，被动应对成常态

目前政府对舆情的治理主要依托各职能部门的宣传部门和信息监管部门进行，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开通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方式建立专属的新媒体信息渠道。这类新媒体平台在日常运营中担任政策政绩宣传和规章制度公示的角色，信息以单向传播为主，未能对的热点及时回应，度较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人员尚未正确认识网络民意对于政府工作以及对政府形象的影响，未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社会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通常采取“事后救火”的方式被动应对，表明出政府部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也说明政府部门缺少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规律和传播手段的科学认识。

（二）传统媒体：话语权消解，用户关注度有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有大量专业和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内容生产方面有着绝对优势。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媒体精心打造的正面宣传话语在互联网中迅速被消解，网络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加剧了受众对于传统媒体宣传话语的不信任和抗拒。在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受众流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媒体的“受众”一跃成为新媒体的“用户”。受众流失，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下降，虽然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已经做过多种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十分有限。纵观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尝试，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众多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究其根本来讲，仍是乏善可陈，尚未出现平台级的新媒体应用产品，其影响力的实现依赖于商业型互联网企业搭建的超大规模用户平台。

（三）网络媒体平台：缺少行业自律，删帖行为推动舆情发酵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崛起，今日头条、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等移动新闻客户端强势发展，自媒体也随之迎来了新的巅峰。社交平台和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发展极大地释放了公众话语权，公众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众声喧哗”成为民间舆论场的代名词，网络谣言泛滥，网络水军肆虐，加之社交网络去中心化、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性，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出口，极易出现舆论难以控制的局面。网络媒体平台在内容制作、、转载等环节较为随意、缺乏监管，在内容违规后采取删帖等简单的处理方式，使得舆情不断发酵，甚至出现难以挽回的后果。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平台视商业利益为唯一追逐点，放任甚至炒作渲染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缺乏行业自律，有的利用法律监管的空白，通过技术手段营销不法和不实的信息，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置于不顾，给舆情的社会治理埋下各种隐患。

二、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建议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常态化舆情预警机制

在技术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作用下，各级政府部门基本建立了专属的信息渠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正有序推进。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以及政务微博、微信平台的信息成为民众获取政务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是民意的重要体现，舆论引导工作事关整个决策体系，不能单单依赖各级宣传部、网信办等主管部门，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岗位都应该具备舆情预警意识，将网络舆情作为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现阶段从新媒体平台上进行舆情采集、监控、研判、预警等工作已经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建立完善的分行业、分部门的舆情监督预警机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全员参与，并进行常态化运行。

此外，为了建立更有效的舆情治理机制，可以从信息源头着手，考虑把舆论引导工作纳入公务员培训科目，依托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行政机关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关舆情应对工作的培训，了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规律，自觉树立舆论引导的意识，强化舆情预警思维。

（二）信息安全管理部门应扩大对媒体的监管范围

新形势下，“媒体”这一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之前报社、电视台、杂志社等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享有绝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进入“万众皆媒”的时代，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级应用崛起，自媒体野蛮生长，各类微信公众号、大V的传播力、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某些传媒组织。因此舆论监管范围应该延伸，凡是参与时政新闻和评论的各类组织及个人都应该纳入管理对象的范畴。

与传统媒体相比，商业性互联网公司搭建的新媒体平台起步早、发展快、用户基数大，网络新闻客户端随即也成为用户接受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门户网站搭建的Apps，如新浪、网易、腾讯等新闻客户端，还是具有媒体属性的技术公司，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都应该成为舆论监管的重点。

（三）传统媒体应利用技术手段和资本手段建立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机制

传统媒体一直承担着舆论引导工作的重任。新形势下，传统媒体可以创新方式方法，继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舆情治理工作承载于新闻内容之中，而作为专业的新闻内容生产机构，传统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的革新，注重宣传方式的创新，当下流行的H5技术、VR技术、短视频等形式都可以成为借助的手段。传统媒体应一改长篇累牍的通稿式宣传模式，化繁为简，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碎片化、移动化、重社交、重互动的媒介消费习惯。在分众化传播的趋势下，传统媒体必须针对用户的不同属性，建立更具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传播机制，宣传信息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地方传媒集团运用资本手段收购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具备一定用户规模的社交平台、游戏平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以浙报传媒收购游戏平台边锋浩方为例，交易完成后，浙报传媒可以直接获取大量用户，在自家的平台上进行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更游刃有余，同时又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谓一举两得。

（四）社交媒体平台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目前国内的社交应用市场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各类信息汇聚的综合类应用，如QQ空间、微博等；另一类是细分、专业、小众的垂直类社交应用，如职场社交、社区社交、视频社交等。现阶段这两类社交应用都聚集了大规模的用户。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应用更易出现“失控”状态。因此，这类平台应该成为舆情治理的重点。因此，舆情治理需要将社交平台纳入管理体系，将其作为舆论引导和管理的主要途径，督促社交平台履行职能，自觉建立舆情采集、研判的机制，可以设置关键词，实时进行动态监测，并将之常态化、日常化；重视排查有害信息、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并报备主管部门；强化网络平台的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将网络信息安全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企业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期能间接加强对内容服务提供者的引导，确保互联网上的良性生态。

三、结束语

作为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政府以及舆情传播的媒介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情的走向，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网络舆情治理的无效化。为此，有必要在新媒体环境下研究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借助新媒体平台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破解网络舆情治理的难题，增加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持续性，使网络舆情对政府管理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佳慧.中国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政策研究：态势与走向[J].情报杂志，2015（5）：20- 22.

第7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 问题 解决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作为中央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为了保证教材结构的完整性，每门课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因此，教材本身在编排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容重复现象以及其他问题。

一、教材内容存在的问题

第一，同一门课程内部内容重复。例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在中国化、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部分，都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内容。

第二，不同的课程之间内容重复。例如：“概论”课中第三章理论和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内容重复较多。

第三，高校课程和中学课程内容重复且部分内容不一致。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和中学政治课程和历史课程内容重复较多，另外有少部分内容不一致。例如：“基本原理概论”中第四章第一节：“货币具有五种基本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中学政治教材对这部分的论述为“货币具有五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基本职能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二、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原因

为了保持教材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内容重复现象。另外，高校政治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各自为政，没有有效的衔接。各个阶段教学在具体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缺少沟通和交流，因此出现了高校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教材内容的重复、脱节和内容不一致等问题。

三、解决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途径

第一，完善教材体系。首先，对于高校教材体系中内容重复的问题，在编写中应注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针对不同的课程及不同内容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其次，应对中学教材和高校教材进行整体性规划，使课程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中学教材的编写主要为了应对高考，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理论性较强。高校教材的编写主要注重育人，注重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说空话、不讲大道理，帮助学生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困惑。在内容重复的情况下，应保持中学和高校教材内容的一致性，避免学生知识混淆。

第二，促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课程体系包括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需要促进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首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对整体性的理解是跨学科和跨专业的，需要打造一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团队，通过教学团队的共同研究和努力协同完成。对于重复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或是有些课程详讲，有些课程略讲；再或是采用专题教学法，各自设计内容不重复的专题，进行教学。其次，转化教学重心。从涉及理论观点的实际问题入手，讲授重心由知识传授向思维能力训练和具体问题解决转化，促进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或让学生参与课程讲授，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转化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再次，采取分级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公共课，学校和教师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分级教学。例如：可以将不同地区的生源、不同的专业的学生、中学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成为教学的设计者，针对不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杨乃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部分重复及其解决之道[J].高教论坛.2008，（3）

[2]王忠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4）

[3]包双叶，陈锡喜.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及其转化—从大学与中学思想政治教材内容重复现象谈起. [J].邯郸学院学报.2010，（6）

第8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社会矛盾的多发、矛盾化解的低效，很大程度上是领导者与决策者的思维取向问题，即过于强调控制取向的管理，而忽视“治理”（governance）的考量。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发展理念和实践方式，治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当代治理运动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组织转型与发展的产物；第二，当代治理的组织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既包含政府组织，但又不绝对局限在唯一的、单一中心的政府组织；第三，当代治理意味着国家和公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第四，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形成和社会网络组织体系的构建，是当代治理运动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的基础；第五，公民积极参与，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关系，是当代治理的社会与道德基础；第六，当代治理不仅表现为一定的制度构造，而且也表现为一定的发展进程；第七，当代治理的基本理念及善治的重要评价标准是参与、公开、透明、回应、公平、责任、合法性等重要原则；第八，各种利益关系进入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过程是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促使政府的功能及其领导者的行为取向和工作重点发生重要变化。具体到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本文将治理的理论取向和实践展开分解为目标、主体、理念、战略和方式等五个方面，通过对比分析传统管理思维与新的治理思维的差异，来确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一、治理目标：从同一到和谐

管理思维追求的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证社会秩序的实现和维持。控制的手段以法律的、行政的乃至暴力的为主，具有强制性特征。控制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秩序即整个社会的组织化与稳定性，以及对于国家权威命令、规则、意识形态的服从。以往政府权威者惯性地认为，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必须通过全方位的人身与思想控制来实现。当前，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以同一性思维为主导，认为社会的异质性必然蕴含着不稳定的隐患，追求一种“刚性稳定”。然而三十多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打破了我国原有的整体性利益格局，社会利益结构快速分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促使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成为现实。同时，单位社会的解体、户籍制度的松动以及阶级身份的废弃，共同导致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我国从一个“总体性社会”逐渐演变为“复调社会”。作为转型时期矛盾化解的目标取向，对于“和谐”的追求承认社会各群体与阶层在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以、尊重“他者”的思维来选择矛盾化解方式，力求将社会矛盾的根源消弭于社会整体的和谐中。在这个过程中，需正确处理共识与异议的关系。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权威决策还是民主决策，都尽量追求最终结果的代表性，即以决策共识的获得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认为异议的出现是对自身统治地位与合法性的挑战。对应于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就是力求将社会“异质”主体加以压制或排斥，认为同一的必然是稳定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共识的获取仅仅是一种“乌托邦”，而通过压制与排斥所取得的“共识”也是不道德的，合理的选择应该是通过尊重“他者”来创造出“我们”。在具有高度认同的“我们”之中，是不会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的，从而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谐状态。

二、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

就社会公共事务的承担主体而言，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三类。市场能够自发供给某些社会必需品，但存在盲目、滞后等“市场失灵”。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但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的“失灵”同样存在。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既不依赖政府的强制力，也不采用市场的自由交易机制，而是以其特殊的贴近民众的教育同化、倾诉发泄、交流沟通、互相帮助、激励引导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传统的管理思维过于倚重政府职能，忽视了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效用。应该说，即使是在公共治理的理念下，政府主体仍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矛盾化解主体，其权威性不容质疑。只是在治理实践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主体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都应当纳入到矛盾化解的主体范围之内。鉴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无法根除，当前应当强调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当前我国所实施的民间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对其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必须对约束性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为第三部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整合作用，预防、缓解、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总之，公共治理理念强调多中心性，即对于单一中心、单一权威的消解。我们对于我国社会矛盾化解合理的主体格局的预期是，在发挥政府主体主导性作用基础上的多元互动、协作的动态治理局面。

第9篇：社会治理手段范文

关键词：外部性；公共政策；科斯定理

1外部性内部化方法简介

1.1矫正税

矫正税又称庇古税，基本思路是负外部性的发出方必须对每单位的外部支付税收。其计算公式为T=MSC-MPC=MEC=E(X)T为矫正税MSC，MPC分别为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

从矫正税来讲，它能够促使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将社会成本考虑到其私人产生成本去，并产出与社会成本相符的数量，提供政府收入增加，并有效地减少污染。然而，矫正税也必然有其局限性，由于外部性成本计量上的困难，以及公共政策管理成本增高和寻租行为出现，使得矫正税的治理效果大大削弱。

1.2矫正性补贴

这类补贴主要针对正负两类外部性提供补助，对正外部性提供补助相当于扩大其外部影响以达到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而对负外部性提供补贴表明向污染者行贿。

（1）向正外部性提供补助。政府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厂商进行补贴，使产量达到市场效率量。

（2）向负外部性者提供补助。负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效是具负外部性的生产或消费的产品数量过多，为矫正负外部性，鼓励厂商和企业减少产量的行为给与补助。

1.3公共管制

指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其特殊行为。这个治理外部性的方法运用的范围较广，也是普遍的政府手段，但是它要求与负外部效应的生产函数一致，并且信息完全。

1.4第三种力量

依靠道德力量和舆论监督来抑制外部性，但是具有非强制性，非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1.5科斯定理与产权理论

科斯定理利用市场机制，从界定产权的角度解决外部性，使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手段又往前迈进一步。

2公共政策手段与科斯定理的比较

对外部效应的内部化两大手段的介绍，即以庇古税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手段和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产权理论资源协商解决外部性问题。税收和协商都是为了使外部效应内部化，都允许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目标通过成本收益比较选择最佳方案。而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约束和特定的外部性情形下，两大解决手段各有特点。因此，要充分地发挥两种手段的作用，必须清楚其特点及适用范围。

2.1庇古税的特点

政府通过征税使污染企业的产品定价考虑到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达到最佳产量。其特点有：

（1）征收矫正税能使厂商的生产函数在其私人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增加社会成本即对社会的外部性。从而在供求局部均衡体系中，这个新的供给曲线与消费者需求曲线的均衡点到达新的位置，使社会生产达到最优，减少污染产品的产量，使外部负效应内部化。

（2）庇古税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其负担社会成本损失，并且，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其缴纳的税越多，这势必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在厂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使下，厂商会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减少污染的排放量，从而使整个行业的污染情况得到改善。（3）根据庇古税的征税原理，其遵循向污染的产出方征税的准则。根据庇古税，政府在治理限制排污企业排放污染物方面有很强的控制力，一方面使厂商为其负外部性付出成本，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通过筹得资金，补偿受其负外部性的受害者，同时向正外部性企业提供补贴，提高其生产能力。再从税收的角度考虑，庇古税的增收能调节供给关系并且取代种种其他负外部性的收入来源，比如各种乱收费。

2.2基于科斯定理下的外部性治理特点

（1）科斯定理认为，外部性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项问题，而是相互性。只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解决是不公平的。其实外部性问题的实质是避免将损害扩大。

（2）科斯定理的核心在于产权明确，只要产权清晰，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论谁拥有产权，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可以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自我修正。因此，科斯定理的实质就是经济制度安排下产生的社会资源的不同配置结果。

（3）科斯定理在产权理论的阐述，揭示了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稀缺性导致的对资源使用的竞争性需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和科斯定理的产权原理都是针对有限的资源下调整社会间经济主体的资源配置，但侧重点不同。两种手段都对负外部性，特别是污染等社会环境问题提出治理的可能，但是就当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征收庇古税相对来讲是比产权理论下的自愿协商解决要产生的社会效应大，下面具体分析在这个方面庇古税的优势和产权理论下的不足。

3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对污染治理社会效应比较

（1）科斯定理要求，产权要明确，然而在实践中，不可能做到明确产权或界定产权的成本极高。

由于公共财产的产权具有模糊性，其使用权名义上属于公众，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公共财产而无须征得他人的同意或缴纳相应费用。明确产权所必需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不仅大大高于污染造成的损失，而且可能高达人类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样，自愿协商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介入市场机制，使损害者将其活动的社会成本考虑进来，纳入到其私人成本中去，即内部化。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征税（庇古税），因为政府可对外部不经济行为征税，例如对生产中出现的污染行为征税、对消费产生的污染征税等，使损害者自行负担损害成本，从而使外部性成本内在化，即通过使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2）科斯定理指向的主体数量较少的时候，才能有效的进行交易。针对负外部性的一项制度设计，但是仅仅将少数的社会经济主体考虑在内，那么其对负外部性的治理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实际经济生产是一项长期而且极端复杂的过程，其外部性产生也将会呈现多重性和复杂织的局面。因此，在有多方进行经济博弈的过程中，必然提高讨价还价的成本，很难使意见达成一致，从而阻碍了对负外部性的治理。

（3）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导致科斯的市场手段难以实现。由于人们对信息的不完全，以及双方拥有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甚至逆向选择。相反，受污染者由于所拥有的相关信息少，想争取权利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宁愿忍受负外部性的损害原因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在一般情况下，通过“自愿协商”即科斯定理解决环境问题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太高，同时在某些条件下，如涉及多方介入的产权争端和交易下，自愿协商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征收庇古税是一种更为可行和简单公平的方法，其难点在于，如何获取厂商的生产函数和相关的污染信息，使得征税更为有效合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