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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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论文摘要：分析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效应、新途径，归纳出在新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特点，提出了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六个新概念，即“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规模经济的虚拟性、规模经济的动态性、规模经济的开放性、规模经济的效率性、规模经济的模糊性，为指导高科技企业的规模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途径也产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1．新技术装备之“柔性”淡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最大区别在于：新技术之“新”主要体现在大量取代和大幅度扩充了人脑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人工智能和自适应能力的柔性生产系统。基于刚性的、固化的技术系统而得出的影响规模经济的原因，如生产规模的大导致组织协调成本上升，品种的频繁更换导致生产准备、结束费用提高等，在柔性生产系统中已变得微不足道。由于现代技术中“软技术”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技术含量的高低、技术贡献的大小不能简单地与技术装备的数量、价格挂钩；新技术革命使企业平均规模变小、使许多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成本差异变小已呈明显趋势。

2．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直接影响成本的作用强化。技术影响成本的渠道，分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类，其直接渠道通常是指由于采用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而导致的成本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重点领域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这些领域每次产生的新成果都会导致一次“成本革命”，即大幅度、迅速地降低成本，不断涌现的新成果导致生产成本呈现“阶梯状跌落”现象频繁发生。相比之下，技术影响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这种间接渠道对成本的影响幅度和影响速度远远小于直接渠道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新技术革命的环境下考虑“技术一一成本”关系时应将直接的“跌落成本”放在首位。

3．人际交流手段和管理技术的空前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企业发生大量的外部交易费用和内部组织协调费用，当这两部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到一定比重时，就会对企业的“规模——成本”特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这是因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空前进步，每个人都有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足够完备的信息，并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和利用非常便捷的工具与他人交流，使交易费用无论距离多么遥远、交易内容多么复杂都能降到极低水平，使内部管理费用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大幅度降低。信息经济的这种“零成本、低物耗、高收益”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用以分析企业规模经济现象的基础。

4．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使孤立的讨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新技术革命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智能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它使得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网络经济”。这种网络经济既是一种全天候运作的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它把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程度；网络经济又是一种“虚拟经济”，它把一部分经济活动转移到以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网络经济还是一种“直接经济”，它使得处于网络两个端点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使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由于上述“网络经济效应”越来越强烈，故处于网络时代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将自己孤立于网络之外，必须把自己看作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将企业规模经济问题放在网络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5．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讨论静态经济规模变得毫无意义。由新技术支撑的新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它的经济节奏大大加快，其典型表现是技术创新和开发周期缩短、技术淘汰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且每一次较大的技术更迭都会迅速打破原有的竞争格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技术冲击效应”。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孤立、静止地去研究某种技术关系或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现象，只能将技术看作一种时间效应，将技术在一定时段内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作为研究规模经济的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

新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企业”)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特点，上述关于新技术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导致在高科技企业里的规模经济现象与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笔者将关于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1．“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型企业是最高效的企业组织模式，企业规模大就能使产品成本低、产品质量好，使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强，于是，“大就是好”成为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规模价值观。然而，当社会跨人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型企业易患的“大企业病”将变得更加突出且危害更大，如反应迟钝和决策效率低使企业不能适应多变快变的市场环境，多层次金字塔型组织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扼杀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高科技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却越来越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市场适应能力强、生产经营惯性小、内部机制有利于创新，特别是技术进步缩小了规模对成本的影响，由先进的小型设备组成的柔性制造系统同样能以极低的生产成本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规模价值观应由“大就是好”向“小就是好”转变，企业的组织规模“为了强大而变小”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作思路。

2．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当企业组织规模缩小以后，如果遇到超出自身规模实力的市场机会时，企业是否需要通过扩充组织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呢?答案是：大可不必。在网络经济时代，小型企业照样可以经营大项目，其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国际互联网来放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同时“变小”又“变大”——组织实体变小为适度规模，同时通过网络整合外部资源以形成较大的经营规模，于是出现了诸如“网络企业”“电子空间企业”“虚拟企业”等新名词。这种跳出物质实体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来放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思路和做法，笔者将其称之为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其实质是给规模经济现象赋予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

3．规模经济的动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规模经济分析模型中，假定技术因素和其它经济变量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不考虑它们的时间效应和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在技术变动速度不快的环境下，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活动的差距是不大的。但是，这种静态假设用在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很快，很难分清技术的边界。因此，必须以一种动态性概念来理解高科技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高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不能保证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处于静态或“线状”变化特征，企业最佳规模或适度规模的选择范围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弹性带宽”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成本”特性既可能产生“阶梯状突变”，也可能产生“连续状渐变”。按照此种动态性概念，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必须具备较高的“柔性”和“自适应”能力，应尽量采用“软手段”来调整规模，而不是依赖新建、改建、扩建等“硬手段”来调整规模。

4．规模经济的开放性。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中，是将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个本来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按封闭性假设作一个简化处理，割裂两者的联系并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来讨论各自的特点。此种做法用在开放程度较低的市场环境中是可行的。然而，高科技企业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不但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这种开放性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开放性相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大，是一种全球化的开放；二是开放的深度和关联度更大，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高关联度的开放。当经济空间的开放程度达到这种高度时，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割裂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去讨论内部规模经济问题是毫无价值的，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圈子来认识规模经济现象，用“聚集经济”“企业集群规模经济”等新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规模决策。

5．规模经济的效率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单纯的利润目标，而是综合的、可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广义效益目标，高科技企业就更是如此。因为企业目标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关于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用一种关于规模经济的“效率性”标准来取代传统的“赢利性”或“成本性”标准。这种“效率性”标准，是成本降低率、市场占有率及其增长率、企业知名度、企

第2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74－03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智力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技术、知识的比较优势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资源比较优势，使得传统的以资源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知识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用包括规模经济、递增回报、垄断竞争和技术动态变化等因素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

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首先始于林德的差异产品的偏好相似理论。他认为消费者对垂直差异产品的不同偏好是引起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用水平差性产品和消费者的偏好需求特征解释产业内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通过进一步研究,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引入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出了包含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至此,以产品差异理论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本成熟。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贸易产生的动力。同时,规模经济理论和产品差异理论暗含即使在不存在技术水平差异和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贸易，解释了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继续迅猛发展,不仅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而且发达国家同新兴工业国间的产业内贸易也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以创新、开放和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和经济规模扩大。首先，从产品差异理论角度考虑，商品的水平和垂直差异――即商品品种和质量高低主要受生产技术、知识、设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产品差异是由各国生产商品的知识、技术差别决定。因此，表面上表现为品种差异或质量差异的产业内贸易的核心是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差异。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到来，各国普遍增加R&D投入，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各国知识、技术含量越来越不同，导致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一方面，知识的外溢和技术转移、国家之间类似的相当水平的R&D开支和技术模仿过程，使产品水平差异不断扩大，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商品的差异化创新很容易引起产品质量上的区别，而导致垂直性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其次，以开放性、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来临打破了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间的矛盾，为各国进行差异产品的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①。相似产品种类越多，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小，产品成本和价格越高，二者中任何一种效益的增加必然以牺牲另一种效益为代价。在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范围内，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必然加深了经济全球化程度，为各国的规模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知识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理论时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1]内部规模经济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其所在行业规模；外部规模经济则是外部经济性，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划分对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1.规模收益递增与国际贸易理论

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基础，替代古典贸易理论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条件，更现实地解释了发生在资源、技术、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指出国际贸易的动力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核心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知识经济时期，一方面知识、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极大地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虽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性，但是知识自身的低成本可复制性，使其较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利润垄断能力。

2.外部性与国际贸易理论

外部性包括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同内部规模效应一样，外部规模效应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外部性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企业的贸易优势不在于绝对要素优势差异，而在于某行业某时点的发展规模。当存在外部经济且其他条件相同时，大规模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具有形成行业规模的优势。这种行业优势有利于技术、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经济利益。知识经济时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各国贸易的影响。知识溢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积累和干中学缩小了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同发达国家间开展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外溢成为推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竞争、创新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三、知识经济与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一种，在目前国际贸易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垄断竞争主要用来说明贸易是如何解决各国面临的规模与种类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厂商数目和它们的定价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在较大的市场中通常有较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有更大的销售量，消费者还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丰富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任何国内市场都要大的世界市场。

垄断竞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结合的产物。首先，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相互作用。产品差异使一个厂商在确定它的产品价格时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但它不可能完全垄断，因为总是存在其它功能相同的替代品同它竞争，产品差异化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同时，一国消费者因收入水平和偏好对差异产品有不同需要，垄断竞争恰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化和多样化；其次，产品差异化又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厂商为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优势只能生产差异化产品。而垄断厂商在进行差异生产时，总是尽量使其产品差异化更多的反映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生活方式和特征，以便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创造贸易优势。

垄断竞争理论实质上还是利用规模经济而引致价格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这同传统经济理论是一致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成本的决定作用，认为低成本是扩大国际贸易的有力手段，即成本高就缺乏竞争优势，成本低就具有竞争优势。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再满足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引致的低成本所形成的暂时性垄断竞争,而是依靠长期知识领先而表现在商品质量、品种上对消费者形成的持续购买欲望和声誉的垄断。这种声誉优势并非短期内形成，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垄断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不仅仅是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丰缺形成，而是越来越靠知识、技术的结合而产生的“明星效应”对消费者形成吸引力而形成的。

四、知识经济与产品周期学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弗农第一次提出产品具有诞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新产品阶段是指创新国发明制造了该产品，并且垄断了这个产品的世界市场；产品成熟阶段指新产品的样型和性能都已经稳定，竞争优势由技术密集型国家向资本密集型国家转移；产品标准化阶段是指产品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生产技术广为扩散，变得普遍、简单，竞争优势由资本密集国家向劳动密集国家转移，因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生产，最后这些国家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接着，美国学者威尔斯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学说。他把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细分为两个阶段：模仿国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创新国产品进行竞争的时期和在创新国开始了进口竞争时期。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产品周期论。这个理论包括：第一阶段是创新国对某一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第二阶段是其他发达国家生产者开始生产这种新产品时期；第三阶段是外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再创新国开始进口竞争时期。

不难看出，产品周期学说是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演变。这一理论是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一大贡献。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周期理论日益显得陈旧。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全球传播，使产品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甚至消失。大量资料证明，在20世纪头十年，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约为40年，到30年代降为25年，50年代约为15年，70年代又缩减到8～9年，80年代是3～5年，而到2000年仅不到12个月，特别是IT产业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周期仅仅3～6个月，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莱斯特•瑟罗所说：“所谓‘产品周期’已不复存在。” 他认为“反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有兴趣运用他们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一样快。拥有专利的新产品技术未必在它的产地被使用，也未必是资助该技术的人在使用”[2]；其次，国际贸易的载体――跨国公司逐渐形成“双层网”结构，大大减少了技术的转移。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母公司是中枢神经，是技术创新的发生地。母公司同国外子公司之间是具有向心力的“网”，即国外子公司以母公司为核心，接受母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技术转移。这就是弗农产品周期论的雏形和理论来源。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受知识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由“向心力”形成的内部网的作用逐渐削弱，而由“离心力”构成的外部网却不断得到加强。所谓外部网是相对于内部网而言，指子公司不再完全依赖母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产品，同东道国其他企业合作，形成外部“局域网”。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外部“局域网”的集中地。当前，IBM、SUN、宝洁、杜邦、联合利华、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立、松下、诺和诺得、罗克威尔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百余所研究机构或实验室。这种内部网和外部网并存、共生就形成了典型“双层网”现象。很明显，“双层网”必将大大减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技术和创新产品的转移。“双层网”是跨国公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以加速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建立全球的新网络、进行全球技术开发的策略的结果。

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解释

伴随知识经济的临近和产业内贸易继续蓬勃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大，新的贸易问题不断被提出。美国和日本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美国出口反映了个人智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软件产品和金融服务，而日本在生产精密制造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汽车和高质量的电子产品；在具有同样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的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意大利的国际竞争力在于家具、服务设计等依靠少数杰出人物智慧的部门，而德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方面，出口客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国际贸易新理论只解释了技术水平相近，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并没有解释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历史和偶然因素决定，没有深刻探讨其背后的经济规律。

格罗斯曼和麦吉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建立在技术的不同性质上[3]。他们认为技术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力资源分工以及不同等级人力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各国不同的生产优势。技术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Super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这种技术符合“O――圆圈生产函数”，即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连续的，任何一道工序的失败或质量差异，都会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这就决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必须是互补的②。精密机械多要求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另一类是符合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指一部门的出色完成，会减少其他部门出色完成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是“高―低”模式，否则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高―低”模式有利于创新或技术难题的解决。因此尽管美国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的比率上相同，但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在其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属于“高―低”模式，更有利于表现个人创新，这两个国家分别在软件产业、金融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具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和德国采取互补的人力资源配置，更有利于精密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

[注 释]

①尤其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产品差异的扩大，必然减弱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的扩大，也必然影响产品差异化程度。

②“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是指较好地完成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将增加较好完成另一件任务的边际产品。详见 Gene M. 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 pp1255-1272.版，第26页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美]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 [M].海闻,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9.

[2][美]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

[3]Gene M.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1255-1273.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He Xiaoyin

（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第3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1 传统渔港

传统的渔港，依托码头满足渔轮进港卸货、补给、修整、出海捕捞生产，单一渔轮生产性功能，同时设施不健全，规模普遍偏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不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单一生产性功能的传统渔港被拆迁的案例时有发生，对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产业人员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2 中心渔港

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心渔港概念，并在全国主要沿海城市布局。中心渔港由传统的单一性功能向多元综合性功能的发展，在传统渔港功能基础上增加鱼货交易、活鱼暂养交易、深度加工、休闲渔业等功能。使中心渔港汇集了三个产业，形成集海上渔轮捕捞回港卸货、生产补给、修整维护、安全避风、活鱼暂养、产品仓储与交易、物流配送、休闲渔业、旅游餐饮等为一体产业集群平台，引领产业链延伸的相关产业集聚，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形成渔业产业经济圈。

3 中心渔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着力于中心渔港建设 针对传统渔港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的现状，为加强中心渔港促进渔业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我国的渔港建设应该着力于中心渔港的建设，对于构建渔业产业化平台、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渔业产业发展和渔业产业集群经济效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加大对中心渔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基础功能;拓展渔港功能的多元化;通过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发挥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效应，即以中心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渔业产业链为依托，集渔船避风、补给、水产品集散物流配送和深度加工、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以及产业链延伸企业的集聚，拉动渔业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构建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经济圈。

3.2 中心渔港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中心渔港已发展为多元化的产业聚集，是集渔业捕捞、养殖、加工生产，补给与避风相结合，信息服务、休闲旅游、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渔港。其建设不是单一渔业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交通、物流、旅游等，多行业、多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工程。因此在中心渔港建设中，必须发挥中心渔港的带动效应，宏观调控，加强多主体的沟通协作，使中心渔港的建设与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建设配套体系融为一体，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融合、与当前的社会发展相统一。

3.3 建设要致力于渔港经济发展 中心渔港的建设，除了应该完善其基础设施，与相关产业相协同，以此来提供给渔业生产更全面的服务保障;还必须注重对其经济功能的强化，加速渔港经济的发展。中心渔港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需求、渔业经济和渔港发展的必然;是渔业产业人员从事渔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涵盖渔业的一、二、三产业，涉及交通、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集合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要把中心渔港建成以渔港为平台，渔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功能区。如：新兴建设中的天津中心渔港，将成为地区的地标、渔业产业经济的标杆，它所带来的产业经济集群效应在推动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经济的繁荣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渔港经济发展：一是以港兴渔。以中心渔港的建设为依托，加速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以港兴业。以中心渔港为依托，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海洋运输、渔机修造、渔船、餐饮旅馆、物流配送、中介服务等。三是以港兴城。合理利用港区周围的土地资源，推进渔区的城镇化建设，使群众性渔港的渔民逐步转到中心渔港港区并逐步向城镇转移，解决转产渔民的再创业、就业问题，从而加速渔区城镇化进程。

3.4 规划的文化性 在中心渔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外，还要注重打造文化港口的观念，让文化在中心渔港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港口的建设的特色化和个性化能进一步促进渔港的建设和渔港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很强的辐射力和聚合力。在中心渔港建设过程中，融入我国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将其发扬光大，将成为国内渔港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3.5 规划的生态性 生态渔港是渔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主题，在渔港规划设计上，必须遵循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注重社会、自然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生态导向的作用，以长远的眼光规划中心渔港建设。

4 中心渔港的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是美国学者波特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实际上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运营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运营组织方式，是推动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中心渔港产业集群中涉及如下行业的企业：

捕捞业的渔具、设施、船舶制造与航修;渔获物的交易、物流配送、保鲜、等;养殖业的种苗，饲料、药业、物流等;加工业的加工保鲜技术、生物技术、包装业、仓储、物流配送;休闲渔业的旅游观光、餐饮业、购物，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物流、旅游等领域的行业。中心渔港的建设奠定了渔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渔业产业及产业链延伸相关企业入驻集聚运营，促进运营的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促进集群内部资源整合，提升了区域经济竞争力;在集群中的主体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临近性，中心点是渔港，其余集群内的各主体分布在这个中心周围;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集群内的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为各个企业所共享;集群内的科研机构、组织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汇集的优势使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集群的效应。

4.1 规模经济效应 中心渔港的渔业产业的集聚效应，聚集着大量相关且专业化的企业，同时吸引着产业链延伸的关联企业集聚，集聚的发展又产生了扩散效应，促进企业间运营的交流和传播，由此又推动了企业的入住经营。如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在进行了自我完善合理布局之后，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又将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向该集群集聚，伴随着关联企业的集聚，促使行业企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双向关联关系;同时，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将更加重视运营、技术的创新，以此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扩大，带动产业链中其余相关环节的生产、运营。产品市场会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资本市场的资金运作更加灵活，企业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成本更加低廉，集群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也会有显著提高等。在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内部，规模经济日趋合理、完善。专业化的生产、运营与专业化的分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应。

4.2 竞争效应 中心渔港经济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主体，分享细化分工而带来的高效率，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降低了运营成本;核心骨干企业在集群内部获得资源高效整合平台与空间;创新能力高、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高的核心骨干企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提升了市场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利于集群企业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特性进行相互比较，形成了一定的标准，由此将给企业带来竞争效应。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或者通过提高本企业产品与其他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企业产品的制定往往是依据市场需求，即用户接受程度而来;而同类企业面对的用户往往没有区别，因此，如果一个企业要在同类企业中获得市场认可，就必须生产出差异性产品。另外，经济集群的形成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消费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速的在众多产品中的寻求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品激励着企业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为企业创建了竞争的平台与空间，由此带来提升竞争效应，为集群中各个主体提供创新的条件，促进其发展。

4.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中心渔港渔业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渔业产业链的整合和延伸离不开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渔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涉及种苗培育、水产品深度加工、海洋生物制药、信息服务等产业，集群内部的创新和细化分工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衍生新企业，从而带来集群结构优化效应;对于规模小、低水平生产与运营、结构简单布局不合理的主体，推动其转型升级或淘汰;促使集群的各个主体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生产与运营能力和水平、提高产业资金量和追求附加值最大化的经济;甚至更大跨度、更多范围整合产业资源，使产业链延伸更长。以中心渔港为平台，以渔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延伸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产业集群企业的集聚、市场的需求促成专业市场和服务型行业的形成。中心渔港渔业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会使渔业结构低附加值区提升到高附加值区，从单一化的渔业运营转变到多元化的综合性运营;另一方面，中心渔港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渔业的经营利润和经营方式，传统渔港以扩大规模为主的粗放型生产逐渐转变为以提高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主导的集约型运营。由此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合理。

由上所述，中心渔港在渔业经济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而易见，集群效应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扩大，产业在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引导企业规模、效益扩大及渔业产业经济规模扩大和持续发展。

第4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浙江贸易发展；美国金融危机；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4-0012-10

2007～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引爆了全球性的经济灾难，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这场灾难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作为外贸大省之一的浙江，当然也在这场风波中遭受了较大冲击。2007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为176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1％；2008年进出口总额为211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3％。到了2009年，这一影响进一步加重，进出口总额只有187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1％。但从浙江省各个地市的情形来看，所受的影响程度却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省会杭州的下降幅度最大，为18.4％，宁波市下降10.4％，湖州市下降13.6％，绍兴市下降14％，嘉兴下降了13.3％。而温州和金华的进出口总额却只下降5.11％和2.22％。为什么同为浙江模式的10个地市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此外，危机之后，作为外贸强省的浙江从中将学到哪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呢?本文通过对浙江省10个地市近10年进出口总额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浙江各地市的出口贸易差异大多可以由当地经济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差异来解释，而较少由各地市吸引的外资数量的差异来解释。

一、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很多，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论》中把各种要素划分成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包括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波特认为，一个国家若同时具有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方面的优势，它就会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强者。否则，它就没有竞争力。此外，高级要素和基本要素相比对一国竞争优势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基本要素可以为一国提供一些初始的优势，但高级要素主要受个人在知识、技能、企业在生产以及政府公共投资的影响，因而通常能够强化一国在基本要素方面的优势。相反，若一国并不具有在基本要素方面的优势，但却可以通过高级要素方面的投资而强化其竞争优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理论在继承了以前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近年来，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规模经济的理论再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克鲁格曼指出，当两国或者两个地区在各方面都相同，而只是人口有区别的情况下，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实现规模生产所需最佳规模，因此产品价格更低，工人的薪水也会更高。从而更进一步吸引外来人口进入该地区，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促进该地区或国家的贸易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对外贸易发展因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大致分为两派：一个是研究国际环境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如吴长凤等(2000)收集了和我国大陆有贸易往来的1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对美元的间接汇率数据，利用计量模型研究了这些宏观因素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另一个是从国内的视角探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如谢昭琼(2002)从东西部对外贸易的差距出发，从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政策支持、资金状况、规模效应、运输条件、生态环境8个方面分析了导致东西部对外贸易差距的原因；白冰(2006)通过计量检验发现GDP、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个因素；连飞、李晓晨(2008)利用1983～2006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发现我国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都是利用全国总体或者一个省份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这样，就很难看出一个省份内部有关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差异，因为即使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就是一个地理区位、国家财政支持、固定投资、吸引外资较为集中的地市，而像温州、金华等地市却是财政支持较弱，地理区域不好，对外资依赖程度不强的地市。因此，深入省份内部各地市，通过更加详细的面板数据分析，就可以寻找到一些更加有意义的分析结果。本文就是以我国对外贸易强省浙江为例，通过对浙江省10个地级以上城市近10年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来探索造成浙江对外贸易差异的原因，并间接寻找浙江应对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对外贸易健康发展之路。

二、浙江省10地市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浙江省10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总值(EX)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初始选定的影响因素有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总值(FIX)、实际利用外资额(FDI)、规模以上工业产值(IND)。

(1)地区生产总值。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比较优势也越明显，出口能力也会较强。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会促进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国内生产乃是出口贸易的强大的工业后盾与产业支持。因此，将地区的GDP作为一个衡量对外贸易的解释变量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2)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外资对于我国外贸发展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短缺，大量外资的流入，弥补了这个缺口，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状况，使得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出口行业中得以显现，这在某种层面上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竞争力。但实际利用外资的作用并不宜给予过度重视。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代表，外资的作用到底将怎样影响浙江的对外贸易呢?这是本文分析的一个重点。

(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一个地区固定资产的投资水平，是影响一个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固定投资水平越高，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就越健全，其交通运输、通信、邮电等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也就越发达，而这些正是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代表了该地的生产能力，因为产值越高则其出口能力就越强。同时，较高的工业产值还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从而提高对外贸易的水平。在此，选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来研究工业生产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中，地区生产总值度量了经济规模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实际利用外资度量了浙江各地市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固定资产投资则度量了地方政府对当地基础设

施、机器设备等的重视程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浙江各地市的国有企业比重。由于本文的重点乃是要阐述地方政府、外资、当地工业基础、经济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其他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要素禀赋等诸多因素不予考虑。

(二)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1997～2006年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温州、金华、衢州、台州及丽水10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5个变量的年度数据，来对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局网站。

(三)计量前的预检验

为了准确地进行计量分析，必须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出现不真实的回归结论。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称为相同根的单位根检验，此方法假设面板数据界面序列有同样的单位根过程；第二类称为不同根的单位根检验，其假设是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

(1)相同单位根：对相同单位根检验，通常采用LLC检验，也就是采用ADF检验式形式。LLC检验的原假设为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均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备择假设为各截面数据均没有单位根。另外，对于相同单位根的检验我们还可以使用Breitung检验，但其与LLC方法类似，只是该方法与LLC检验法中变量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2)不同单位根：通常使用如下检验方法，即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也就是通过结合不同截面成员单位根检验的P值，构造出两个统计量，使之渐进服从于卡方分布和正态分布，从而来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

对浙江省1997～2006年10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我们分别进行了两种单位根检验，见表1所示。结果表明，二阶差分情况下，不管作相同单位根还是不同单位根的假设都可以拒绝面板数据具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不用担心虚假回归的问题。

(3)相关性分析。在回归之前给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很大，回归就可能存在伪回归的可能，因此有必要检验这些变量的相关系数问题。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可能会使回归结果产生一定偏差，因此在下面的回归中有必要进行相关变量的选择。

(二)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式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固定效应(FE)模型、随机效应(RE)模型被用作为对面板数据的处理。尽管通常我们可以根据数据进行初步的模型适应性检验，但是使用Hausman检验是检测哪一种模型更好的有用方法。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的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没有差别。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3是Hausman检验的结果：

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卡方统计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接受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本文数据的回归模型。

从实际研究的样本数据来看，当数据中所包含个体是所研究整体的所有单位时，也可以说当各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是比较合理的选择。本次研究主要分析浙江省各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因素，是对样本自身效应的研究，因此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应有统计上的合理性。

本文选用变截距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此模型可以描述样本个体的影响因素，并使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

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EXit=C+ai+yi+B1GDPit+B2FDIit+B3INDit+B4FIX+uit　(1)

其中，C是常数项，ai是i地区初始出口贸易水平对平均初始出口贸易总额的偏离程度。而yi表示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时期变化对出口贸易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三)单变量实证分析

为了弄清各个变量分别对出口额产生的影响，首先将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做单独的回归分析。

(1)从地区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地区的生产总值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在只考虑GDP的影响时，浙江各地市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该市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就会超过l亿元。这说明，当地经济规模的扩大、GDP总量的增加对当地对外贸易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2)从固定投资对当地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模型2的结果显示，浙江省各地市在固定资产上多投资1亿元，其出口贸易总额就会增长1.568亿元，其影响系数比地区GDP还要大，这说明，对浙江各地市而言，投资于当地的固定资产，不断改善当地企业和基础设施等对于刺激当地的出口具有明显作用。

(3)从工业生产总值对各地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模型3显示，其影响系数相对小很多。我们推测这主要与浙江的企业性质相关。浙江省主要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而浙江民营经济的绝大部分也是中小型家族企业，其数量占到了全省企业总数的98％以上，在全省GDP中的产出贡献也占到90％以上。其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全省的比重很小，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更少，因此，工业生产总值对外贸的发展具有较小贡献是符合浙江的基本情况的。

(4)从实际外资利用对当地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各地市实际利用外资对各地市的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非常符合浙江的实际情形，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浙江省是一个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省份，该省贸易发展主要依靠强大的民营企业，其对外资的利用程度并不太高。浙江的外资大多集中在杭州、宁波等较大城市，像温州、金华、绍兴等地更主要地是依赖当地民营中小型企业，它们的活力更强，因而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了相对较少的损失。

从实际情况看，与江苏省相比，浙江的外资利用额只有江苏的1/3，其加工贸易出口额只有江苏省的1/6；另外，外商喜欢投资于大型的国有企业，一方面风险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当地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样，外资企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而浙江绝大部分企业是民营的中小型企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度要小很多。综上可见，浙江出口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各地的民营企业和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政府对于固定资产的庞大投资，外资的贡献并不显著。

(四)多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更加准确地发现，当这些变量共同发生作用时的回归结果，下面还有必要使用多变量回归方法。

从表5可见，从模型结果来看，当单独使用GDP来解释出口贸易总额时，系数较大且在统计上显著，但是当我们逐渐增加其他解释变量诸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时，GDP的贡献度有所下降，而其他解释变量的贡献度上升，这充分证明，所选择的变量的确是影响浙江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

当我们将多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时，模型3的结果表明：GDP每增加1亿元就能使出口贸易总额增加0.45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每增加1亿元就会导致出口贸易总值增加0.0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l亿元就会使出口贸易总额增加0.55亿美元。从这些变量

的t检验值就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拟合优度也很好，说明该模型设定合理。由于GDP代表了当地的经济规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代表了当地的国有企业多寡，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因此，我们的计量结果表明，浙江的对外贸易发展更多地与当地的政府支持和当地庞大的经济规模相关，而较少地受到当地国有经济多寡的影响，很显然，外资在浙江的对外贸易发展中扮演着相对次要的地位。

(五)地区效应分析

为了准确地反映浙江各个地市对外贸易的差异程度，我们还检验了对外贸易的地区效应，见表6所示。

其中，n为横截面样本个数，T为时间，k为解释变量个数。LSDV为虚拟变量模型，Pooled为只有一个总常数项的混合模型。查F表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的临界值为5.43，而样本得出F=18.377。结论表明样本数据中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效应，说明这些影响浙江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别。

ai的值越小，代表该地区的自发贸易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观察表6发现宁波、温州、绍兴、台州4个城市的ai都低于－100，由历年的出口贸易总值可知，这4个城市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水平在浙江省都处于领先地位，他们每年出口值占据浙江省的很大比例。尽管自发贸易水平非常的低，但是上述地区GDP、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均处在较高水平，结果对这4个城市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衢州、舟山、丽水3个地方的ai都高于100，即他们的自发贸易水平很高，但是历年数据显示这几个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是较为落后，对整个浙江省的出口贸易值的贡献相对比较小。这说明，上述城市的解释变量数值的低下导致贸易出口量较小，即由于地区GDP、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及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落后使贸易发展也相对滞后。

(六)时间效应分析

为了考察时间因素对浙江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如下检验，见表7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F(9，87)=7.584，这表明，样本数据存在显著的时期效应，各地的出口贸易额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将数据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从1996～2002年，第二期从2003～2006年，我们的分期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结果表明，前后两期的回归系数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第一期GDP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到第二期时其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而第一期中对出口贸易额影响相对较小的IND与固定资产投资到了第二期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可能的原因是：在贸易早期，浙江省的企业虽然拥有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将其产品销往国外，但并没有形成专门化的产业集群。因此，这一阶段的贸易还是相对较低层次上的，只有地区经济规模也就是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额产生了较大影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区县形成了一批各有特色、具有专业化水准的产业集群并日益发展成为了以小商品为基础，低成本高回报的产业集群。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反映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社会进行专门化的、有目的性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等。一般而言，一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其基础设施就越完备，因而其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强。第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出口贸易的解释力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就表明了这一事实。同时，由于第二期企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企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因此，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产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1997-2006年浙江省10个地级市的出口贸易等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1　浙江省各个地市的出口贸易受到GDP、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工业产值的显著影响一个地区的GDP在其外贸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地区的外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GDP的影响作用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对外贸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未来浙江省应该进一步加强其固定资产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如丽江、衢州、嘉兴等，扩大公路交通以及通信设备的建设，这样才能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发挥。

2　外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第5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一、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节约资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要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是要求人们要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对于生产和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

我认为是生产而不应是消费，因为追求消费水平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从消费入手要求居民减少各种产品的消费，从另一个方面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抵触的，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不符合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国外看，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所以，不能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与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目标对立起来。

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水、节电的习惯，但这属于道德和教化的范畴，与采用税收、信贷、价格、法规等手段，强制限制居民消费的水平和领域是不同的。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的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作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有关调查已表明，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钱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是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的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以及企业规模过小，致使中国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倡规模经济。

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资源稀缺程度是通过市场价格自动反映的，没有必要人为拉高。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的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二、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以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则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财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钢铁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的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但是由于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例如汽车和房屋建筑中，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样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会是以电炉炼钢为主，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

对比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才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中国在目前的钢铁生产中，仍是以使用铁矿砂炼钢为主，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2004年，中国城市房屋面积达到149亿平方米，而1995年只有57•3亿平方米，说明目前超过60％以上的中国城市建筑物的使用年限不超过10年。2004年中国民用车拥有量为2821万辆，而1999年为1453万辆，说明接近一半的车辆使用年限不超过5年。中国目前的金属切削机床保有量约300万台，而2000年以来国内生产加进口量约为200万台，说明约有三分之二的机床使用年限不超过5年。在中国目前的钢铁消费中，房地产业约占了60％，机械工业占20％，汽车工业占了4％，以房屋平均50年使用年限、机床和汽车平均15年使用年限计算，至少在未来10年内都不会有大量蕴含在房屋、机床和汽车中的金属进入报废期和可回收期。而且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起步，汽车也才刚开始进入家庭，中国离居民主体已经基本满足了对物质产品需求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如果中国是在2030年前后才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则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钢铁业都可能不会进入以废钢铁循环为主的阶段。其他如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和塑料等资源的使用，也与钢铁的情况相当，都有一个在蓄积量达到一定程度，居民对以这些资源为原料的产品基本满足的时候，这些资源的循环使用时代才会到来。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即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促进提高资源的开采率，和支持企业对落后的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技术更新与换代，使中国的采矿业与制造业能尽快转换到节约资源的新的技术轨道上进行生产。

当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还是有很大空间，也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三、最大的节约是土地和水

生产要素由劳动力、资本、土地、水、能源和各类矿产资源组成。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

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就不同，这是因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会比较高，会引起生产要素间的价格替代。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而且平原面积狭窄，目前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日本也是国土和平原狭窄而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均平原只有700平方米，比中国还少，但是也搞成了现代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是由于日本的人口规模比中国少得多，可以从世界市场大量进口农产品，把农业问题放到国际市场去解决，从而可以把农业用地大量转到工业和城市化方面。而中国人口太多，世界市场养不起，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所以中国在工业与城市化过程面临的土地矛盾，比日本还要尖锐得多。

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三分之二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经济增长表现为当年新创造的GDP总值，发展则是财富的累积，这是增长与发展的根本区别。一个经济体可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将新创造的价值有效保存下来，或是保存率很低，社会发展不是停滞就是缓慢。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物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京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是随处可见。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是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滑的重要原因，也是福建、广东和上海面临的同样情况，以致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东冷西热”的情况。东部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得不从土地的存量空间寻找，这就得提高现有用地的土地容积率，具体做法就是得“拆旧盖新”。近5年来，中国城市正在出现“拆迁热”，平均计算，拆迁面积大约相当与当年竣工面积的20％。我做了一个粗略估算，如果拆迁面积的价值是新房屋面积的一半，则近些年由于拆迁所损失的房地产价值，全国每年都在五、六百亿元。近些年拆迁的大多还是老旧房屋，如果未来由于土地紧缺，不得不对城市中许多新建房屋也进行大规模拆迁，造成的财富损失就太大了，就会进入到“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第6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一、现有贸易理论及其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

国际贸易理论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领域的延伸，因而微观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就深深植根于这个领域，并集中体现为自由贸易理论，其最主要的规范结论就是，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贸易理论的现展虽然没有否定但却偏离了传统贸易理论，从修改其脱离经验现实的假定中来开辟自己的创新之路。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所据以建立的前提假定与中国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其对中国贸易问题的解释能力都存在着一些有待说明的问题。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及其利益的产生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基于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差异的“绝对成本”说（亚当?斯密，1776）和“比较成本”说（大卫?李嘉图，1817），还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资源配置理论（赫克歇尔，1919；俄林，1933），都认为实行自由贸易，为一国提供了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机会，抓住和利用这个机会，使有限的资源相对集中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就可以用最小的资源投入，通过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两个系统，既获得最大的产出，又满足国内需求。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所依赖的基本假定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在现实中又是不存在的。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一点已为新的贸易理论所揭示，并为国际贸易的实践所证实；目前中国的国内市场距完全竞争的市场还相去甚远；即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竞争的国内市场。更何况自由贸易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目标的，而现实中却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贫富悬殊、经济实力差距很大、由世界经济大国决定贸易规则、主导国际贸易的世界上，自由贸易只是一种理想，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行过。因为谁主动、单独地率先实行，谁就要丧失贸易利益；谁实行了适当的贸易保护，谁就能够加速发展，后来居上。虽然强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那只是要别国开放市场，以便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占有更多的贸易利益。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实力达到顶峰时，曾通过修改“航海条例”和废止“谷物法”，提出了（包括鸦片在内的）自由贸易，但在当时同中国的贸易中却是由东印度公司独家垄断。美国和德国的国力不敌英国，分别采取了汉密尔顿（1791）和李斯特（1841）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并利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当英国的世界经济领先地位丧失时，随即在20年代初通过“染料法”和“工业保护法”，放弃了自由贸易。二战以后，虽然从1947年开始的日内瓦回合到1995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在关贸总协定的范围内，通过多边谈判导致了各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关税的削减，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是，当日本、德国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适当的贸易保护而迅速地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了美国，在同美国的贸易中占有了更多的贸易利益时，美国又祭起了贸易保护的大旗，既然关税已经降低，非关税壁垒就成为主要的保护手段。可见，自由贸易虽然是人们不断追求而不可企及的理想目标，但是形形的贸易保护却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因此，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不是绝对的和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有机结合。

战略贸易理论（克鲁格曼，1979）是贸易理论在70年代末的重要发展。它借鉴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成果，改变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假定的束缚，而且摒弃了传统理论的二维假定，把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统一起来，同时恢复了外部经济的应有地位。其结果是，一方面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锁国的传统规范结论，为贸易利益的取得提供了新的解释，即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能够低价享受同类产品不同品种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的结果处于次优的境地，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市场运行的结果，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占领市场的战略性优势，或者分享外国垄断企业的利润，以取得更大的贸易利益，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最优的地位。战略贸易理论为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中国为一个大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更有利于战略产业的成长。但是，战略贸易政策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积极的干预，其贸易利益的取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战略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实施有赖于正确的产业政策相配套，战略产业的确定以及保护方式、保护力度和保护时限的选择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一切如同实施理想的计划一样，要求政策制定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其次，战略性贸易使政府的政策操作成为一种博弈，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很难料定，政府的效能直接关系到贸易的成败；再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后者造成的效率损失有可能超过该项政策所能带来的好处。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其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地还是一种部门间贸易。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之中，制度的扭曲和行为的失范，刺激了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削弱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作用和效率。

新增长（贸易）理论是一个涉及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等多个领域的边缘理论，其关注的中心是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在国际贸易格局变动及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决定作用。该理论以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1934）为基础，被称为熊彼特主义，其直接形成源自于弗农描述的“产品生命周期”（196）假想，认为每一种产品都经历了一个在发达国家发明、出口、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样几个阶段，进而构造了贸易动态均衡模型。如果说，传统贸易理论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说明了静态贸易格局，而不能满意地解释国际贸易格局随时间的变化，不能回答诸如“创造”比较优势、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那么，新增长（贸易）理论则着重于解释动态贸易利益的问题。由于该理论考察了技术的外溢问题，说明了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在发展中国家低生产成本的贸易竞争中衰落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发达国家的选择在于不断开发新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在于引进外资，加速技术进步，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贸易条件，以及保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利于知识技术的国际传递。在这里，技术进出口政策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如只有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加速技术吸收和技术转移；有效地吸收适合本国资源条件、要素价格的劳动密集技术，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迅速转换和升级；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不在于扩大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布极不均衡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王建业，1989）。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技术转移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它既可以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的限制，也可能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控制。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平，199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种贸易理论都有其真理成份，也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其对中国的贸易问题既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也有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因此，考察中国的贸易问题需要博采众说之长，并作出自己的创造。

二、中国国际贸易：一个“可竞争市场”模式

可竞争市场理论是鲍莫尔（W．Baumol，1982）等人提出的一种产业组织理论，它与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该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存在，但是，只要允许自由进入，即使一个产业部门只有少数几个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边际成本。在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中，上述的理论分析深入了一步，即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如果该产业的进入壁垒很高，新生产者的自由进入虽然可以使价格下降，但不会接近边际成本，进入者也要付出成本；如果该产业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由进入使价格降至边际成本，就会发生亏损；该理论只适用于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这样，自由进入就会形成收益递减，从而使价格接近边际成本。杨晓凯在评述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力图推进贸易理论。他认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自由进入和卷入市场商品的增加会加剧竞争，尽管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因规模经济而很少；但是却没有区分劳动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而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分工和交易费用，却可以用来解释企业制度的演进以及技术与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当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之间的消长关系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费用，而自由进入又没有固定费用时，就会形成一种帕累托最优式的竞争均衡，它不但决定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了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后者可以用均衡的贸易依存度（贸易额对收入的比率）来表征（杨小凯，1992）。

本文使用“可竞争市场”，意在用其描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和转型中的大国，其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变迁的模式所具有的特征。虽然前述的很多思想都会进入我们的分析，或者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启示，但是，本文的考察自有其独特的含义。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开放与小国的开放不同，其贸易的模式也就完全两样。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小国的开放可以实行贸易推动的外向型模式，把开放的目标主要放在扩大市场范围方面，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制度的安排，均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为转移，但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内需型的。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扩大开放，相反却恰恰表明中国更需要扩大开放。因为只有在开放中，中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所具有的缺失才能得到弥补，其发展的困难才能得到克服，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建设才能走上健康的轨道。这不仅有百多年的历史教训，而且有近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支持。不仅如此，这也表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贸易，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开拓国际市场，而在于拓展和提升国内市场，即借助于进入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并通过国际竞争的考验和磨炼，改造我们的经济贸易及其制度安排，提高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现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些方面已经显现出大国模式所具有的性质。这既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本文的讨论就是立足于这一基点之上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左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因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仍然具有潜在的性质。中国的市场需要扩展，而且需要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并且依靠竞争来迅速扩展。同样，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在进口产品中，机械设备占39.9％；在出口产品中，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约占37％，且出口市场比较集中；同时，加工贸易占40％以上。这是由中国产业结构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因此，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中国的贸易也需要升级。这种升级也需要在开放和竞争中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扩展和提升，中国产业和贸易的改造也就具有了可竞争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处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中的大国，其转变的方向是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因而，中国目前的变迁过程就是在创造一种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国模式。这就增加了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首先，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是极不均衡的，有些部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相对较快，有些则相对较慢，有些是大国特有的问题更需要特殊处理。例如，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贸易的自由化就是一个有很大限度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所产生的再就业压力，也直接决定着自由化的速度和方式的选择。其次，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应当而且需要相互适应。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大国，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和步骤如何选择才能达到这种适应，也与小国有着不同的要求。如进出口自由化的次序、程度和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再次，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与国际规范接轨，另一方面，又需要实现其本土化改造，不仅要创造出与大国模式相适应的形式，而且要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所有这一切必须而且只能在开放和竞争中完成。这既是一个逐步前进、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演化和瓜熟蒂落的结果，因而也是一个可竞争的过程。 作为一个大国模式的贸易自由化，中国的贸易的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国际贸易主要是类似而不同样的工业品之间的贸易，一方面，各种产品类似而又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产品的差异和特性，又使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与此相适应，各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呈现出一种垄断竞争的结构，三、五个大的生产厂家几乎提供了内需和出口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产品。与此不同，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和贸易，一方面是某种形式的政府垄断，另一方面是众多生产者和经营者达不到经济规模的过度竞争。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效率的。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造，也需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这样，中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发挥出来，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的大跨国企业抗衡，另一方面，也可在国际市场上与之一争高下。可见，面对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张也必须是可竞争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其所以没有采取现有国际贸易的某一种理论和政策，而提出和运用了产业组织理论中“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意在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大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博采各家之长，特别是其适用于我的部分，将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来解释中国的国际贸易，借以构造国际贸易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对外贸易及其管理采取“可竞争市场”的模式，其所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和具有的首要特征是自由进入。因为，自由进入是“可竞争市场”的基本条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正在逐步打破政府在这方面实行的垄断和管制，不断淡化贸易活动及其背后的官方（包括地方政府）色彩，减少以至取消贸易的创汇动机和实物动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汇率的自由化。这一切都是旨在为自由进入创造条件。 其次，中国“可竞争市场”的第二个原则和特征是，发展专业化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借以增大进入交易过程的产品的数量，从而促进和加剧市场竞争过程。目前，中国的很多产业，如家用电器等，正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从生产扩张走向生产集中，一方面形成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增大了产品交易的数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贸易的依存度。 再次，中国贸易“可竞争市场”的第三个含义和特征是，依托于巨大而潜在的国内市场，把技术知识的贸易摆在优先的地位，在市场换技术的交易中，一方面借助于开放国内市场和适当而有效的保护相结合，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开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拓展国际市场，在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以出让部分市场为代价，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从而在竞争中，使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不断提升。

三、中国如何分享贸易利益

从第一节的评述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共同任务在于对贸易利益作出解释。然而，这一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利益的产生或创造，二是贸易利益的分配或实现（任烈，1995）。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问题。传统贸易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贸易利益是怎样产生的，却没有说明贸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在自由贸易和完全竞争的假定中，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地解决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和新增长（贸易）理论虽然涉及到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但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讨论。其实，各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在同量的贸易之下，获取尽可能多的贸易利益，或者是用尽量少的贸易，获取同样多的贸易利益。不论是国际上有关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还是各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作出的安排和进行的管理，所直接涉及的都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这些协议和安排的产生和形成都是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各种保护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不过是有关各方参与贸易利益分配的手段而已。这就是各个国家都在一面讲自由贸易，一面实行保护贸易的原因，也是现实的国际贸易既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是完全的绝对保护（即闭关锁国），而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的结合或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管理方面的区别也在这里。 贸易利益的分配及其争夺不仅有一个区间，而且是围绕着贸易条件进行的。国际贸易作为一种合作和交易，其所产生的合作剩余就是贸易利益，贸易条件就是分享合作剩余的比例。如果说，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等一方面决定了贸易利益，同时也为贸易条件的决定奠定了基础，那么，贸易保护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变贸易条件，决定贸易利益的分配，进而影响到贸易利益的创造。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加以描述。

图中，A、B表示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OA和OB即构成贸易利益区间，PP线表示贸易利益，OD线表示贸易利益的分配，OA1和OB1分别表示两个国家各自分得的贸易利益。PP线向外的推移（如移到P′P′）表示贸易利益的扩展，OD线的转动（如转到OD′）表示贸易利益分配比例的变化。

目前，在世界事务和世界贸易中，仍然是经济发达的大国起着主导作用，现行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现有的贸易秩序也更多地体现了占优势地位的国家的利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自己的贸易利益为代价，出面保护弱者的利益，尽管任何一种贸易活动和贸易安排都会对第三者产生外部效应。不仅如此，发达大国的行为方式是以实力代替规则，当规则对其有利时就执行规则，当规则对其不利时，就违背规则或单方面修改规则，如以双边协定代替多边协定，以区域性安排代替全面开放，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等等。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绝对的公正和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正是由于穷国和弱国的合作和制衡，才形成了某种世界秩序，否则，这个世界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一定的保护，就会象有的经济学家感叹的那样，“帕累托最优可能是座地狱”，自由贸易对一些国家的很多产业意味着一场灾难。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吁，既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又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参加进去，按照现有的游戏规则去玩，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使自己强大起来。当自己进入发达行列，再来设法修改游戏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条件下，中国能够选择何种方式参与贸易利益的分配。

（1）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GATT）是二战后贸易自由化运动的产物，在其运行的46年中所进行的8个回合的贸易谈判都是多边谈判，所达成的贸易协定都是多边协定。从1995年元旦起，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接续关贸总协定的工作，虽然在管理上会有所加强，但其基本的行为原则和思维方式仍然是多边谈判和多边协定。很清楚，多边协定是各个国家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如果一方不同意，协议就很难达成。为了达成协议，关贸总协定设有很多“灰色区域”和“例外条款”，这就为各国在遵守基本协议的情况下留下了很大的活动余地。为了获取自己的贸易利益，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多边谈判和多边协定，一方面以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争取同情者和支持者，来换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在“灰色区域”的活动，充分运用各种“例外条款”来扩大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2）双边协定。双边协定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安排，中国进出口结构和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在同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中美签署的双边协定，又为日本和欧共体国家等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中美关于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的双边协定就是如此。由于没有其他的力量和矛盾可以利用，中国往往不得不基本接受或全盘接受美方的方案。因而应尽量减少双边谈判和双边协定。如果不得不进行双边谈判，也应当设法利用其对第三者产生的外部性，与此同时或在此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另一种双边谈判，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引入第三种势力。如与美、欧的飞机交易。

（3）区域性贸易安排。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区域自由贸易（关税对外统一，对内不统一）、关税同盟（对内对外统一关税），到经济和货币同盟（货物、人员、技术、资本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后的一种次优选择。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外，区域性贸易集团以水平分工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开放性和区域间的排他性为特征，其开放和保护均具有相对的性质。但是，其对内的贸易自由化和对外的某种保护却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其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不过，集团外国家对区域集团贸易的增长幅度小于集团内国家。从世界各种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前景出发，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这种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区域集团化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应充分利用贸易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即使不能参与某种区域性贸易安排，也应注意发展与各种区域性组织的对话和交流，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减少贸易摩擦，从中得到沟通和达成谅解，进而增加中国与这些区域性集团的合作和贸易。 （4）国际法和国内法。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即在与别国的交往中，如果出现对美国不利的情况，美国就援引国内的有关法律行事，即使这样做有违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美国与他国的协议和对对方的承诺。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经常搬出超级301条款对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就是一例。对此，我们应当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和做法。首先，我们要明确反对美国的这种大国强权行为，坚持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中按照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办事。因为既然是自己签署的协议和做出的承诺，就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实施，即便这样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致某些损害，或者由于条件的变化，原来的协议和承诺已经出现明显的不合理现象，那就应当提出来与对方或有关各方协商讨论，重新议定，而不应当以强凌弱，依据国内法律单方面行事。否则就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次，当别国违背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按国内法单方面行事时，应当针锋相对，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应再恪守原来的协议和承诺，捆住自己的手足，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为此，需要加快我们的贸易立法和涉外立法，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律师和执法工作者队伍。

第7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出现某些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时，市场机制的失效将导致“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对市场扭曲加以矫正。因此，政府通过各种规制行为（反垄断、价格管制、信息公开、产权界定、污染额度审批、提供并管理公共服务等）在有限范围内对市场机制加以矫正、控制甚至替代有充分的思想基础。正如萨缪尔森所说：“一只经修补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比纯粹的自由放任或无限制的官员的政治规则的制订的极端情况更有效率。”如果说新古典主义对政府管制行为的合理性还仅限于其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和修正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的功能增强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凯恩斯认为政府是公正的，民主政府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竞争能够较准确的反映社会意愿并为公众谋得利益，政府是市场的合理调节者，政府将可以借助于其所拥有的公共财货和国家信用的运用及示范主动性地调节经济中的注入和漏出，管理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方式可以分为五种（见图1）。其中，通过普通法、国有化和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归为政府的宏观行为，反托拉斯和管制属于政府的微观行为。反托拉斯法①即使是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引用成功的案例也不多，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以后，各国政府从增强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考虑，援引反托拉斯法拆分本国企业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管制、放松管制与再管制的实践是政府微观行为的主要方式。

二、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管制的收益成本比较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制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行政许可（即行政审批）实施经济规制，利用行政手段对资源配置、产品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以及企业进出市场的条件等方面进行行政限制与约束。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一些领域的管制行为是对市场缺陷的纠正，应有严格的法律基础和经济效益标准，并在严格的行政产权界定的边界内得到合理的增强；而在另一些领域的管制行为，则要改革、清理和放松，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替代政府管制实现资源配置。

（一）政府管制对市场缺陷纠正的收益政府管制在纠正市场缺陷过程中的收益表现为：（1）当资源和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经济外部性时，政府采取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确立环保标准和制定对发明及创新者的保护与激励，有助于限制外部负效应的产生和增进外部正效应的扩散及供给。（2）当资源无法规避免费搭乘而导致资源使用的拥挤和竞争无序时，政府实施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将解决拥挤和经济运行的紊乱。（3）当资源具有稀缺性、耗歇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时，政府进行行政管制可以避免资源的破环和灭绝，保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4）当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呈现显著的规模经济而使产业具有经济垄断特征时（电信、电力、供水、供热等），政府赋予其垄断经营权并对其实现经济、法律环节的规制，会充分发挥适度规模带来的成本降低和供给提高。（5）当某些资源价格的形成，存在谈判双方实力不对等或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利益侵犯时，政府保证信息通畅和实行限价措施的管制行为，将有助于保护弱势集团的利益和形成市场的有序竞争。（6）当经济出现持续的低迷并导致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丧失时，政府财货的运用将会改善预期和引导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尽快摆脱经济困扰。（7）当经济社会需要长期的市场竞争以形成产业的聚合并利用主导产业实现经济起飞时，政府对资源投向的引导及对主导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激励，能够加快一国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欠发达国家的赶超式发展。（8）政府管制如果以公开而透明的法律规章得以表现，那么就将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确立起一套引导经济行为的有序规则，有效解决经济中不对称信息所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尴尬。

（二）政府管制扭曲经济结构的成本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承认政府管制行为能够在有限领域交易费用极小化而实现对市场缺陷纠正的同时，也认识到政府管制行为会造成经济结构扭曲，使经济运行承担较为高昂的社会成本，从而主张放松政府管制。第一，由于进行行政决策和实施政府管制的人一样是有趋利动机的经济人，谋求自己或自己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缺乏像法人企业那样的利润及成本的硬约束。因此，政府行为将塑造公共利益的最优，本身就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判断。即便政府管制的动机是公共利益，限于信息及知识的缺乏和社会公众福利函数的不一致，政府管制的结果必然是一方获益另一方损失的“零和博弈”。第二，政府管制行为尤其是行政许可制度，使政府享有稀缺资源（如土地使用权、市场准入许可等）的分配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果稀缺资源的获得采取非竞争性的方式而又缺乏有力的行政监督，会使行政权力出现滥用，牺牲公共利益的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将会败坏政府形象和政府管制的声誉、破坏市场竞争的秩序和规则、打击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而经济结构交易规则、公共利益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会使社会经济出现严重的外部负效应。因此，政府管制实际上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上升。第三，行之有效而又科学规范的政府管制行为的确立和实施，得益于完全信息的获得和磋商协调机制的效率。界定产权，搜寻、甑别和处理信息，并进行社会公众之间漫长而又耗费巨大的磋商和举行行政行为审议“听证会等”，使政府管制承担高昂的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为了能使政府管制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实行公众之间的利益“补偿协议”，也会导致经济社会资源转换的成本增加。第四，在构建一个由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政府管制系统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那些被管理的人，而后使政府能够控制其自身。因此，纵使政府管制是有效率的，也必须界定政府管制行为的边界和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评价。而监控成本的出现也就在提高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造成机构庞杂和预算增加，从而减弱管制行为的灵活性和效率。

三、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管制的变迁模式及诱因

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丹尼尔?F?史普博认为，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1]44-48管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一种代替竞争政策的治理机制。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替代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这种替代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管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干预资源配置。同理，当政府行为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且产生了寻租、腐败等扭曲资源配置的市场绩效，也就是出现管制失灵现象时，政府将放松管制。政府管制的这一动态变迁模式，如图2所示。图2政府管制行为变迁随着市场条件改变和结构性的经济变化，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政府管制行为的变迁更为明显，“政府管制的历史是不断变换政府行为的重点和焦点的动态过程”[1]44-48。

（一）市场条件的变化是放松管制的外在诱因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通讯、铁路、公交、航空及银行等行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从外在因素分析,这些放松管制行为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那些影响整个经济或特殊产业的经济事件，例如，公众对失业和萧条的不满、贸易逆差、石油危机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主要指需求变动）和技术创新的发展，自然垄断领域内新企业加入所需的技术基础、最小经济规模等管制存在的根据已经薄弱或消失，有必要放松对这些产业的管制。[2]251-252在理论方面，伴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鲍莫尔（W.J.Baumol）等人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ofContestableMarket），为政府重新审视和制定相关产业的管制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放松管制有了理论基础。

（二）政府管制失灵是放松管制的内在诱因行之有效的最优管制能够消除市场带来的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然而，最优管制所需要的一系列严格条件①不能总是得到满足，政府常常并不能进行很好的管制，出现管制失灵。卡恩（A.E.Kahn）曾对管制失灵现象提出过批评，认为管制“压制技术革新，姑息无效率性，引起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升，发生严重的资源无效率配置，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那样的无益竞争扩大，拒绝采取在竞争市场中所提供的收费多样性和质量选择”[3]17。卡恩的批评有些过于严厉，但也反映了当时要求放松管制的强烈呼声。由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市场条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经济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发生了管制失灵，美国首先开始实行放松管制，其后是英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由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在西方兴起，其核心要素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放松管制，目的是改善企业效率，提供高质量和多元化的服务，使费率结构更加合理，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放松管制的实践在西方国家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行业的垄断程度迅速提高，中小企业倒闭加剧，企业间串谋现象增多，部分产品供给不足等。因此，西方国家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在部分领域又实行了再管制。再管制不是对原有政府管制的简单回归，而是伴随着管制松动产生的新的管制方式。

四、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分析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失灵和管制失灵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在动态经济中，这种行为边界是比较模糊和发展变化的。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运行需要政府管制，同时，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管制绩效的变化，政府管制行为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通过放松管制提高管制质量和效率。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政府管制行为有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我国的政府管制基本上属于行政性管制，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垄断经营者。放松管制，特别是改革行政性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富有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加强社会管理是丰富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

（一）彻底实现政企分离是政府放松管制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垄断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尚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部分垄断行业仍然被政府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经济绩效上不去，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下不来。在我国，放松管制首先要解决好政企分离问题，国有资产不但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有序退出，而且政府要在垄断性行业中转变角色，由垄断经营者转变为裁判，为潜在竞争者与在位者以及在位者之间的竞争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实行“非对称管制”，培育垄断行业新进入厂商的竞争实力“非对称管制”是指在同一个垄断行业中，对在位厂商和新进入厂商实行不同的管制政策，在防止在位厂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同时，对新进入厂商实行较为宽松和优惠的政策。[4]在放松管制初期，原有的在位厂商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凭借长期以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保持着对新进入厂商的竞争优势，它可以采用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交叉补贴等多种策略，削减新进入厂商的市场占有率，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初期，需要采取“非对称管制”措施，培育垄断行业新进入厂商的竞争实力。

第8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沪港服务贸易比较

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贸易结构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加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服务贸易的发展实质就是一国或者一个城市服务业国际化过程，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以一国或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基础，其核心是信息、金融、电信等高附加值行业领域。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逐渐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国际发达地区以及城市越来越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以此提升其综合竞争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和香港的服务贸易发展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服务贸易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行业领域不断拓展，经济总量有所提高。面临国际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上海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为指导方针，在加快货物贸易发展的同时，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水平，不断提升上海的竞争力和辐射力。香港作为国际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不仅货物贸易发达，而且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量较大。CEPA的实施也将为上海发展服务贸易带来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趋势下，很多人提出要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其实比较分析沪港两地的发展模式之后，上海与香港在服务贸易的延展上各有千秋，产业布局上也是既有梯度，又能互补。本文通过比较沪港两地服务贸易发展的情况，以香港有益的经验为借鉴，提出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战略构思。

区位经济特征及城市定位比较

（一）港——对外依附，非独立的经济结构

香港土地总面积1098平方公里，总人口接近700万。香港位于太平洋地区海、空交通要冲，北依内地珠江三角洲，是个典型的港口城市。香港是亚太航运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香港交通发达，京九铁路、广九铁路直达九龙车站，将香港和内地直接连通；区内地铁、轻铁贯穿南北，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连成一片。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港构成香港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是我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枢纽。但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香港一直以来都以服务业作为经济的支柱。而良好的区位优势则使香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集聚地。

从近几年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来看，主要是离岸贸易发展增值商贸服务模式。在香港服务输出各主要服务组别当中，“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组别最为重要。2003年，该组别中的89.5%是与离岸贸易(即“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有关。香港这种以离岸买卖货品的形式对外输出服务的方式，将各类商贸支持服务进行整合，促使提供高增值服务的贸易商发展。基于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强大的服务业与低税率自由贸易政策，加上法律制度健全，熟悉内地和海外市场的香港贸易商可以在服务贸易中提供包括授权、、认证、设计、技术支持、融资等一系列商贸活动。这种转变单纯的以货物运输传统的港口服务贸易模式，为基于离岸贸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贸服务的服务贸易模式，使香港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采购中心。

（二）沪——对外辐射，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我国最大的经贸中心，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我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是我国的工业重镇，门类最齐全，工业总产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上海，目前，上海正处在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只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区位优势仍是明显的，具体体现在：地理位置优越，上海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位于长江入海口、我国海岸线中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龙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支撑腹地广阔，上海拥有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广阔支撑腹地，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也可视作其腹地，这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国际区位优势突出，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太地区正在形成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经济长廊，上海正好位于其中心部位，而且在该经济长廊的诸大城市之中，上海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教育，市场容量最大，商业机会最多。

产业结构形成轨迹比较

（一）港——顺势而为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香港产业结构的演进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不但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不明确，各个时期各类产业各个行业调整的主线也不清晰，处于自发的变动状态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的浪潮，但香港却显得“漫不经心”或“力不从心”。香港政府仍然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无论对于主导产业或发展产业，还是衰退产业，都一律实行平等的财税政策，对那些急需扶植的高技术行业，也仍然以“量入为出”的原则行事，乃至于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甚至从没有动用财政拨款去支持科技开发。

（二）沪——政府作用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比重像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提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实践之后，上海发觉自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于是，上海决定将产业重心向第二产业回归。过去“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已转变为目前的“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

2004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公布《2004年上海产业发展报告》，将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战略观点、战略重点、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公布于众，目的为引导投资和企业决策。其中“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以电气行业和船舶行业重组为突破口，形成一批投资主体多元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装备集团”的发展思路赫然列在其中。上海的十一五规划中，社会投资总量为1.5万亿至2万亿，而投资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制造业基地。“先进制造业”被定位为上海新经济增长点。

进入2005年以来，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变化：上半年服务业增长率上升到9.6%；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制造业利用外资，说明经济驱动发生变化，服务业迎来发展机遇；上海经济亮点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可归入生产者服务业；从服务业产业结构来看，出现了多个新亮点，如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也开始形成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服务业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产业聚集区、聚集带，一些市郊的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变；服务贸易势头不错，上海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8.2%。这些变化清晰地表明上海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产业架构、新增长点和发展趋势，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选择。

从一系列上海政府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在不断调整发展方向，从一开始的“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一度转变为“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再转变为目前的“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政府实施政策导向，而非企业自主、自发的要求推进

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以上海在发展了一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来拉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因此，上海在对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上，还有一个认识、摸索和调整的过程。

服务贸易发展制约因素比较

（一）港——基础薄弱

香港服务业相对膨胀，其它产业相对萎缩，使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了某些失衡状态。1997年金融危机后，香港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的衰退，使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滑，由1998年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全球第3位下降为2004年的14位。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陷入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可归结为：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内地南部以降低成本和开拓国内市场，在香港重点发展服务业，结果使当时在香港的制造业工人，由90万人减少到25万人，而香港企业在内地雇用人员则多达500万。

制造业的北移，虽然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却造成两种负面结果：一是使香港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不仅损害了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和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因香港产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缺乏根基而危害了服务业本身。二是内地制造业丰厚的经营利润使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同时香港又奉行对经济的“不干涉”政策以及不重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使香港制造业升级和经济调整缓慢，整个经济更加依赖服务业，尤其是地产业和金融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应以第

一、二产业为基础和前提，一旦服务业失去了服务对象，就会变成无本之末，表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而以提供境外服务为主的服务业更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和影响。

（二）沪——体制、人才制约

上海部分服务贸易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虽有一定浮动但基本在国家行政管理控制之下。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较多，通信、铁路和航空运输等，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提升自身竞争力。另外，相对制造业而言，上海服务贸易的开放时间较晚，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不足。但随着我国相继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的实施，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服务贸易部门逐渐开放，将有助于我国的服务贸易企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打破部分行业垄断局面，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潜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法律法规不尽完善也制约上海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中国大陆没有制定涉及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规章和文件来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规范。这些规章和文件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影响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制约了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在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有所改观，但总体来看仍有待完善，需做进一步的努力。

专业人才缺乏是上海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近年来，沪上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快，但会计师、精算师、律师等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仍然比较缺乏，这也直接导致上海在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这些行业是当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领域。上海要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首先要加快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比较

对于一个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比较优势都具有相当的外部性，而产业驱动机制则具有内生性，这其实也是沪港两个城市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动力。研究表明，如果要寻求上海和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最根本的不同点，研究驱动机制的不同点是最主要的。

（一）港——知识驱动

知识型服务业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知识型服务业是指主要依赖于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公司和组织，为社会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由生产型知识服务业和消费型知识服务业所构成。其中生产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会计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研发服务、通信服务、建筑设计服务、技术工程服务、物流服务等；消费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房地产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出版和媒体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环境服务等。

香港近期以来走的就是知识经济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香港的主要功能已开始转到“知识引进”和“知识传播”上来，而知识型服务业正是实现这些功能的载体。香港早就明确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建立“知识型城市”城市发展战略。截止2002年，香港服务业已占GDP的86%，并同时提出了要把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的构想。可以说，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是当前衡量香港经济活力和竞争力高低的主要指标。

（二）沪——生产驱动

上海具备生产业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上海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发展生产业的要求。上海确立的建设国际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其中金融、贸易、航运三个中心均属于生产业的领域，主体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的。与香港相比，上海发展生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以生产业为主的驱动模式，是由上海特有的产业基础所决定的，国际产业的全球转移又为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优势和机遇在前文所述整合效应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上海区别于香港服务贸易战略发展模式。

沪港服务贸易合作的动力和意义

通过对沪港各自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地在服务贸易发展上各具特点、优劣并存。总体而言，香港服务贸易更发达、服务水平更高、市场制度更健全、更符合国际标准，在金融、银行、保险、法律、会展、影视、广告、物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但是香港目前却面临着服务市场窄小、发展空间有限、且营运成本高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上海经济已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具有区域性金融、贸易、制造中心的功能，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这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乘数效应将带动现代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为香港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可带动香港经济发展。上海服务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已达到50.95％，但其服务层次、服务范围以及服务品种都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上海可借助香港在现代金融、商业、物流以及服务中心的优势，加快整体软件建设，以促进发展。

由此可见，沪港合作的动力和意义很大。由于两地经济特征具有互补性，可通过合作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作用；两地在某些优势领域的合作（如金融、贸易），有助于两地优势领域总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巩固和提高其作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龙头城市的核心地位，成为两大三角洲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开放程度的加深，上海与香港要想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摒弃传统的“零和”竞争模式，吸收新的“双赢”模式，通过加强合作，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通常，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地区的服务贸易都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都有优势，也不可能都处于劣势。服务贸易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权衡考虑价值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保留和控制自己处于优势的环节，对处于劣势的环节则可以通过联合、合作等形式发散出去，这样有利于利润最大化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按照上述观点来看，沪港两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价值链不同环节中具有的优势，并通过合作取长补短，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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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凤，陈宪.上海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若干对策.上海改革，2004（11）

3.王艳杰.香港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评析.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7）

第9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区别范文

一、循环经济在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现状及其在会计领域的借鉴

(一)循环经济在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现状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差异，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上应该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日本在1995年制定了《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1998年制定了《家用电器回收法》，2000年制定了《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2001年制定和实施了《建设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绿色采购法》。这些法律按照“谁扔垃圾谁付钱”的原则，明确生产商和市民对容器包装物具有回收的责任并负担回收处理费用。因此日本在建设循环经济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环境保护局与全国物质循环利用联合会专门开设网站，宣传有关再生物质的知识，成立“美国回收利用日”组织，将每年的11月15日定为“回收利用日”。德国在循环经济的立法方面也卓有成效，1991年通过《包装条例》，1992年实施《限制废车条例》，1994年制定了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1998年制定了包装法令，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2000年制定了《200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等。从20世纪90年代德国推行循环经济的法律建设起到2004年，其GDP增长了两倍，但主要污染物却减少了近75％。20世纪末发达国家再生资源产业的规模为2500亿美元，到本世纪初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到2010年预计为18000亿美元的规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循环经济影响下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借鉴在美国，电力产业已经形成竞争性市场，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有益于环境的电力企业。许多学者就电力行业的相关的资源利用及环保信息披露开展了深入研究(Abe，1999；Biewald，1999)。随着二氧化硫(SO2)排放交易计划的实施，各参加交易的企业的S02排放、治理和交易的信息均完全向公众公开，并随时可以在网上查到。截止到2001年10月美国有20多个州制定了自己的电力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要求电力企业公布其燃料构成、能源效率，甚至是污染排放信息，这是少有的有关企业进行循环经济体系中的相关信息披露的规范。另外，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从1989年起，为配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指定工作小组(EITF)专门研究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并很快提出了“EITF89-13石棉消除成本会计”和“EITF90-8污染处理费用的资本化”。按照这两份文件，污染物的处理费用，一般都应作为当期费用支出处理(即费用化)，只有在满足下列3个条件时，才允许资本化处理：(1)延长了资产使用寿命，增大了资产的生产能力，或改进了其生产效率；(2)减少或防止以后的污染；(3)资产将被出售。美国会计学会(AAA)建议采用改变个别会计科目的办法来反映环境责任，美国的证券管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要求上市公司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对自身的环境表现进行实质性报告，但是金融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却从未将这样的要求纳入通用会计原则(GAAP)中(Janet，2000)。

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1996年10月提出一份《财务报告中的环境问题》讨论文件，详细述及环境成本核算、环境负债核算、或有环境负债、资源损害复原、信息披露等问题。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ACCA)1997年《环境报告和能源报告编制指南》。英国政府环境部在1997年2月颁布了一份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文件《环境报告与财务部门：走向良好实务》。它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份文件，起到规范化的作用。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1997年6月颁布了一份《财务报表审计中的环境事项之考虑》征求意见稿，主要针对环境法规、企业的环境风险评估和相关的内部控制。荷兰政府通过《环境管理法案》，强制要求260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向政府报告详细的有关循环经济行为的信息，包括排放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含氮(N)和磷(P)的污染物等的实物信息。

在发达国家，企业循环经济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发展趋势(Fred，2001)。而且采用实物信息而非价值信息进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可预见未来的主要努力方向。如果能够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规范，那么不同企业的环境行为就能够进行比较和评价；而结合已有的财务信息如总产出、利润等，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该企业的有关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的资料。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及对企业会计核算的新要求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1)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从其理论和各国实践来看，从宏观层面上建立发展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模式，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是建立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循环体系、确立战略制高点、塑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未来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2)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未来20～30年内我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因此，要改变现在和将来我国资源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现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就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通过改变生产工艺流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和能源量，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和减少资源消耗的目的。循环经济所遵循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对传统的经济结构提出了挑战，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绿色经济结构转型，并有利于建立节约型和高效率的绿色经济体系。(3)是克服国际贸易“绿色壁垒”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国对国际贸易产品的环保要求趋于严格。欧盟于2004年颁布了《废旧电子电气设备(WEEE)指令》和《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要求在今后欧盟市场上流通的电器生产商(包括其进口商和经销商)，必须承担支付报废产品的回收费用，欧盟市场上将禁止含有特定有害物质的产品出售及使用。欧盟两个指令无疑对我国电子电器产品制造商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为了保证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发展循环经济中应重视工程科学的基础作用和先进科技的研发，加快建立循环经济的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的绿色支撑技术开发体系，从而达到减少贸易壁垒，刺激产品出口的目的，这也有利于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存在着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上也做了战略性的规划。在中国首届循环经济发展高峰会上，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透露，循环经济是“十一五”规划中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国土资源部和环保局五部委正在围绕循环经济制订各自的相关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齐建国研究员在其主持的国家重大专项研究课题《中国循环经济战略――优先领域与政策体系研究》中，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其主要特征如下：首先，中国不能继续走发达国家从末端治理角度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我们必须从源头做起，在重视废弃物管理和再利用的同时，从资源的开采就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产业布局和优化产业组织，促进产业链和循环经济网络的形成。其次，通过规模经济和企业集聚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优势，以规模经济的形式进行产业组织构造，不能任由企业自己走原始积累再发展规模经济的道路。这里的规模经济指单个企业应达到经济规模和小企业在区域内的集聚分工与网络化。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难度大，也与产业分布过于分散化、小型化，不利于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处理有重要关系。第三，必须走政府、企业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资源节约政策仍然是当前中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尽管很多学者都正确地指出，循环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才具有生命力，但是，由于循环经济发展首先以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为目标，即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公益效益为目标，因此，没有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强力干预，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制度的创新比技术更重要。第四，走循环经济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道路。循环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但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短缺与环境压力的全部问题。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同等重视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和材料，对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进行替代，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这里我们不能把循环经济与高新技术对立起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也应该用循环经济的模式来发展，因为高新技术也有环境污染问题，也要消耗短缺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工业化的普遍生产模式。

因此笔者认为，会计核算中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要实现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必须树立适应循环经济这个大环境的观念。首先，社会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而自然环境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企业必须尽可能地适应社会环境，寻求最佳投资环境、融资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才能求得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而从发展循环的观点看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地从自然环境中取得资源，又要不断地将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如果企业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自然环境作为物质基础，求得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企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发展只能是空谈。其次，循环经济大环境下企业增强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要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企业立足自身经济利益，也应增大对再生资源的投入，通过循环经济特有的“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降低能源消耗，降低成本，把企业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所有物质和能量要在这样一种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再次，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特别是其中的资源、环境信息披露能使资源、环境行为表现好的企业在公众和社区获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中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能迫使环境行为表现差的企业加强污染控制，改善环境行为(王华，2000；Milne，1999)。有效的信息公开还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环境信息公开越充分，企业环境保护行为激励作用效果越明显(王华，2000)。因此，循环经济下会计工作必须承担计量绿色产品投入和产出，核算取得的资源资产和再生资源的利用，确认负有的资源利用责任、发生的相关费用及取得的再生资源的收益或损失等任务。并在全面地衡量企业的效益状况的前提下，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真实、可靠的有关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会计信息。

三、现行会计模式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局限性

现行会计的目标是借助会计对线性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为经营管理提供财务信息，并考核经营责任，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现行会计模式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现行会计模式侧重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侧重于再生资源的利用，没有将最新遇到的循环经济问题纳入会计研究的范围。表现为对循环经济环境下所涉及到的业务活动事

项的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和会计循环过程的不完整，缺乏对企业资源资产和再生资源资产、相关责任和费用的计量和核算，缺乏对企业取得的环境收益或损失的确认和再生资源产生的相关收益的计量和核算。(2)现行会计核算没有把企业视为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经济体，没有认识到经济运转和自然环境循环是紧密联系的。认为经济循环仅是从企业在环境中取得资源开始，到企业实现其产品，取得经济收益结束的线性过程。忽视了资源、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和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环境自身的物质补偿过程和企业从自然环境中取得资源造成的企业对自然环境的补偿责任。具体而言，没有将自然资源准确地确认为资产，没有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效益责任、环保责任确认为负债，没有将资源资本确认为所有者权益，没有专门反映确认资源循环过程中再生资源产生收入和费用以及利润。(3)现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仍一时无法彻底解决。如企业资源、环境信息披露的范围、技术规范、方式的确定等问题(平衡公开性与商业秘密间的关系)；企业各种资源信息的披露成本与风险核算的问题；如何对信息披露行为进行检查以及审计标准问题；环境信息披露失真导致损失的索赔与惩罚机制问题。

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会计理论认为没有凝结人类一般劳动的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不必对之进行确认和计量。但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也是资产，也具有效用性和稀缺性，应当并可能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朱学义，1999)。

四、循环经济会计模式的构建思路

(一)循环经济体系中会计应具备的特点循环经济会计与传统会计相比应具有以下特点：(1)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不同。传统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等，而循环经济下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和税务检查部门，通过企业提供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会计信息，了解企业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投入和取得的再生资源收益，综合起来作为进行宏观决策和对企业进行环保考核与奖惩、税收优惠的依据。此外，企业的外部投资者也需要根据企业提供的循环经济信息了解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状况，转化环境污染物为再生资源而获得的直接收益和税收优惠等情况，并由此判断企业获得的发展机会和前景，决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2)信息披露的形式不同。传统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主要是以财务报表为主，以报表附注、文字说明为辅，而循环经济会计计量确认的非量化信息较多，采用实物信息而非价值信息进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较多，需要采取较多的附注和文字说明。应对现行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应增加反映循环经济事项信息的报表和报告，如“再生资源收益明细表”等专门化报表和如“资源环境责任报告”类的专门化报告。(3)计量方法不同。传统会计采用货币计量方法，循环经济会计则不能采用单一的货币计量方法，而应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相结合的方法。采取两种方法结合的原因在于，资源资产是由自然界长期积累形成的，其中没有凝结人类劳动，无法按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确定其价值，应采用间接计量的方式确认其价值，而且自然资源的再生同期有很大的差别，难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相结合的方法，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可以提供更加完整准确的信息。(4)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不同。循环经济会计理论和实践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循环经济会计应在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核算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反映企业经营和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和价值转移过程。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是环境会计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循环经济会计正是基于企业与环境长期互利和共存关系，着眼于企业在资源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实现持续经营。失去了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营难以延续，会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基础。

(二)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构建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循环经济将由“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所构成的物质单行道流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变为“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型经济发展新模式，以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并保护生态环境。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是涉及企业经营行为和环境工作及其财务影响的信息。其形式具有多样化：既有定性的信息，也有定量的信息；既有货币信息，也有以实物、技术等指标表示的非货币信息。因此，对于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选择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制度强制性要求的最低量的相关信息披露；第二，建立企业自觉披露环境信息的机制；第三，资源会计信息、实物信息与一般财务信息的结合。一方面可以借鉴财务报告的思路，利用财务报表、报表附注以及财务情况说明书来揭示因资源、环境问题引起的财务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编制专门的“资源环境责任报告”来提供企业的资源及再生资源利用绩效状况。

一是循环经济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下的财务报告。具体包括：

1、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表是财务信息的主要载体，那么将资源和环境问题引起的财务影响纳入其中也是可行的。具体方法是在会计报表内增加合适的项目，对与循环经济有关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指标进行单独的披露。例如，在资产负债表中设置若于单独的项目，以反映企业拥有的资源资产、承担的补偿负债等；在利润表中增设专门的项目，以反映全部或部分的相关于资源、环境的保护支出，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利用再生资源所获得的收益等。

2、报表附注。环境会计报表的附注分为括号注释和底注两种形式。括号注释不宜过长，以便于阅读。企业用括号注释揭示以下信息：(1)循环经济会计的特定程序和方法，如直接环境效益采用影子价格法还是数学分解法；(2)说明再生资源项目的特征，如某种环境负债有无优先要求权；(3)按替代性计价方法得出的金额，如在按历史成本入账的环境资产后面列示其现行市价；(4)需要参见其他报表或本报表其他部分的说明。报表底注是在报表正文下面用一定的文字和数字表示的补充说明。循环经济会计的报表底注可揭示：(1)重要会计政策，如资源性资产的计价与摊销政策，再生资源产品利润的确认政策；(2)循环经济体系中会计变更事项，包括会计方法的变更、报告主体的改变、会计估计的改变等。

3、财务情况说明书。企业应该在财务情况说明书中列明有关循环经济体系下的会计信息的内容，但是主要内容应该在所附的“资源环境责任报告”中进行详细的披露。

二是资源环境责任报告。编制单独的资源环境责任报告便于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资源利用、环境行为和环境工作有全面的认识。资源环境责任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1、循环经济法规执行情况，包括执行的成绩和未能执行的原因。

2、资源耗费与再生利用情况，包括：(1)各类资源的名类及

获得途径、主要资源的获得价格，本会计期间耗用自然资源数量，包括水、电、煤、石油等的消耗用量；消耗自然资源给环境可能带来的损失，本企业所使用的原材料来自于其他企业再生资源的数量、价格。(2)本企业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金额、废弃物治理项目完成数，污染物处理能力，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包括对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品种和总量。(3)本企业的再生资源(污染物)的下游使用企业的名称及使用情况，回收利用的产品产量、产值、收入、利润等指标，所产生的各种间接的社会效益的情况。(4)对资源和环境的补偿、贡献情况，如厂区绿化率以及有偿或无偿承担的其他绿化任务，对非本企业直接责任的环境保护项目的投入或捐赠情况，(5)对开发新资源或替代资源的科研投入的方向及数量，从事资源再生利用的检测、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情况。(6)从事资源再生利用的生产人员的数量及劳动保护情况。(7)企业有效利用资源对社会产生的积极效果，企业对有害的废弃物进行再生利用所获得的政府对此的补贴和运用情况。(8)企业从事资源的再生利用的长远目标等。

3、环境治理情况，主要包括：(1)本企业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物的排放情况，包括排放总量及其所含的污染物质含量以及对环境和经济的直接危害和间接影响；企业对环境的损害情况及其治理措施，由于环境污染而支付的罚款。(2)环境治理质量指标的达标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3)有毒有害材料、物品的使用和保管情况。(4)发生的污染事故情况，包括污染性质、对环境和经济的危害，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损失金额。(5)从事环境治理、检测、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情况。(6)本企业所建立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情况。(7)其他污染治理措施和事项，如企业制定的环保规定、职工的环保培训、本企业取得的环保技术成果等。(8)企业对有害的环境影响结果进行治理后，政府对此的补贴和运用情况。(9)企业有效控制污染对社会产生的积极效果。(10)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长远目标等。

编制资源环境责任报告可以同时使用表格、文字、图形等多种方法。在编制初期，为简便和易于操作，可先以文字、图形和数量、技术指标等为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资源环境责任报告应该形成以列示一系列再生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项目投入、技术研发和使用，再生资源利用的直接收益和间接社会效益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指标表格。也就是说，资源环境责任报告应该逐步成为一种正规、严谨的信息报告工具。另外，资源环境责任报告需要适应多方面的信息需求，以便使企业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能够发挥最大效益；同时，资源环境责任报告需要进行审查验证，以保证环境信息披露的客观性和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