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与理性的博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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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企业竞争；博弈；完全理性；参与者行为

0 背景

西方博弈理论研究做了一个基本假设：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博弈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开展的。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被打破，现实生活中基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强烈影响和各种外部环境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博弈的参与者并不完全理性，信息也并不完全。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博弈研究，更准确的说中国的博弈研究就是在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事实基础上进行的。古人的智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大成智慧是在经验和实战的基础上考虑到双方的所有可能情况而衍生出的博弈智慧。在商业竞争中，企业会以自身获得最大利益为目的，但是同时也会根据实际的市场情况、竞争对手的策略变动计划，选择对己方利益最大对敌方利益最少的策略、中间策略、双赢策略或者双失策略。后面谈到的三种策略，是在商业博弈中的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体现。所以企业中既存在完全理性又存在不完全理性的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方式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参与者人的人格特征：感知与认识层面上的感性与理性并存。此背景下本篇讨论博弈参与者行为情况，并对各类情况进行分析。

1 故事

1.1 参与者的明确

我们在一个商业背景下阐述一个故事。有A、B两个公司企业（假定两个企业规模类似），消费者，旁观者政府，背景是在政府赋予相对完全市场权利条件下，充分竞争。

消费者没有直接参与竞争，但是是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A、B公司设定博弈策略的条件。在A、B两个公司博弈阶段，消费者不会自己制定策略来和A、B竞争，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影响选择队列或弃权以此来干系A、B公司竞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间接博弈参与者。所以在此归类为参与者之一。

对于两个公司来讲，竞争的产品市场。产品的关系，可以是同类产品，可以是相关产品，可以是不同类产品，也可以是实体或虚拟产品。消费者，即购买者，从事产品购买行为或非购买行为。A、B公司可以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合作关系。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我们看作是与公司的合作关系，非购买行为为不合作关系。此外，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关键角色以旁观者身份间接参与，在恰当时候作为协调者。

总体来讲，相对于有限的博弈边界企业竞争不限制理性。这是任何环境下默认的相对规则。

1.2 参与者的行为

上文简略提到几种情况，参与者之间有以下几种行为：企业A和企业B竞争市场或合作开拓市场，消费者购买使用或不购买使用企业产品，政府干预。鉴于讨论的意义，不考虑企业A和企业B放弃市场的行为。

企业进入市场，首先需要分析市场，搜集信息并处理，制定相应策略。鉴于前文的假定：两个企业规模类似，信息的搜集处理程度和策略制定的优越程度成正比。如《孙子兵法》第二章所说“未战而庙算”，则有如下讨论。根据A、B公司的关系，有下面几种不同情况。我们设A公司搜集处理的信息为信息集{A}，B公司搜集处理的信息为信息集{B}，收益概率为P。

在AB竞争时存在两种情况，根据人的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况，有如下解释。

当A和B竞争时，如果信息集{A}>{B}，那么A制定的策略会优于B，从而A盈利概率PA大于B盈利的概率PB。但PB存在着两种情况，大于0和小于0。根据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分析，当处在竞争情况下，两个参与者会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从而使获胜的一方达到最大的盈利而不顾及失败方的利益，他会以最大限度的盈利来制定策略霸占市场，从而导致失败方的利益破坏，所以当AB竞争时，会有PA>0>PB；而根据参与者的不完全理性分析，当双方竞争时，获胜方会存在给失败方留有余地的可能性，因为获胜方可能会有利用失败方促进自己长久获胜的长久备战不懈怠来促进产品的继续优化，通过失败方的策略调整也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来达到长远发展的目的，所以所以当AB竞争时，会有PA>PB>0。当当A和B竞争时，如果信息集{A}={B}，A、B的策略会具有类似效果，所以PA=PB。但根据人的完全理性分析，竞争双方都希望获得最大利益，所以会尽力使自己盈利，所以有PA=PB>0；根据人的不完全理性分析，当双方竞争时，可能存在恶性竞争，双方宁可鱼死网破也不愿让对方利益得逞，有“破釜沉舟”嫌疑，所以有PA=PB

当A、B合作，参与者完全理性时，会尽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双方是合作关系，A盈利会带动着B盈利，由于信息集的差异导致策略的差异，所以会有当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

对于消费者来讲，该参与者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福利的体现。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影响企业的行为，从而影响A、B企业的均衡态，使它处于动态均衡中，企业A、B所提供的产品所满足的消费者的需求、服务、功能就是企业的社会福利的一方面。我们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视为合作，不购买行为视为不合作。那么，消费者存在以下四种行为：与企业A合作与企业B不合作，与企业B合作与企业A不合作，与企业A、B均合作，与企业A、B均不合作。我们通过决策树来分析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与A企业合作与企业B不合作时，企业A会获得消费者提供的利益。那么消费者会选择A而不选择B的原因用逆向归纳来解释。企业要获得利益，要做出让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策略，通过产品的质量或价格等优势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而产品所提供的质量保证或价格优势等正是消费者获得利益的一方面，消费者关注所获得的产品能否满足个人需求能否达到其所注重的产品性价比，这里解释为产品提供的福利。

当A所提供的产品福利大于B时，那么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会选择A的的产品而与A合作，A盈利。以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可能已经习惯某企业的产品，不论双方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如何都不会影响消费者的决定，那么消费者可能选择与A合作，A盈利；消费者可能选择与B合作，B盈利。当A、B所提供的福利不相上下时，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可能选择A，A盈利，也可能选择B，B盈利，或者二者皆选，故有与企业A、B均合作，双方盈利。以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无关产品福利，消费者可能认为两者都可以选择，不抱有比较的态度，所以也会存在与企业A、B均合作，或者与企业A、B均不合作。当A所提供的福利小于B时，那么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会选择B的的产品而与B合作，B盈利。当A、B所提供的福利不满足消费者要求时，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不论双方哪方所提供的福利较高，消费者也选择均不合作。

2 总结

通过在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两种条件下对参与者多种可能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参与者处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况下时，做出的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相同。这与我们常规人始终完全理性条件下的博弈有着一定偏离和耦合。但是，这也正是实际中存在的多角度分析下的结果。实际中的分析更侧重于两种情况下的综合分析得出概率最大的可能情况，然后做出策略选择。又由于信息量的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博弈双方仍然可能做出差异策略表现出不同行为。这就类似于条件概率原理，只要条件有些许差异，分母就会改变，当你的策略即分子相同时表现出的行为是不尽相同的，而当策略有偏差时又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参考文献】

第2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产生与发展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产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成立于1973年6月，最初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荷兰、英国和美国的13个会计职业团体发起成立。IASC在其章程中提出两大目标：一是制定国际会计准则（IASs），现更名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推动其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和遵守；二是改进和协调会计准则（特别是各国国内准则）和程序，努力提高可比性。面对这两大目标，IASC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都存在疑虑，其认为，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为了争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遵守，在会计处理方法上往往进行了妥协和让步，从而保留的较多的备选方案，这就影响了可比性和透明度。20世纪80年代末，一项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全球执行情况的调查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起成员所在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执行程度，普遍较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其准则完全独立于国际会计准则。（Purivis and Diamond，1991）（转引自刘峰，2000）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改组之前，是一个完全由执业会计师组成的松散的、无稳定资金支持的民间组织，在此期间，其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73到1987年间，IASC颁布了一批实质性准则、解释公告、概念框架及其他指南，并有很多公司直接采用其准则体系以编制财务报表，同时有许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本国会计准则时予以参照，特别地，IASC制定的准则因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被其广泛采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本国的会计准则。然而，由于制定国际会计准则本身会影响各国现有会计准则制定者的既得利益，因此，那时候的国际会计准则要做到真正的“全球化”还为时过早。刘峰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其认为，如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努力，将国际会计准则转变成一种具有管制力的规则，必然的趋势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各国会计准则将会逐渐被国际会计准则取代，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存在也将显得没有必要。因此，在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起的、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度变迁中，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具有正的、较高的利益预期，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特别是那些已经存在较长时期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成为这一制度变迁的直接受害者：其必须要放弃已取得的各种资源优势，包括每年金额不菲的办公经费这一直接资源和因掌握了具有管制权威的准则制定权而带来的间接资源优势。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愿意自动退出。这样，各国的会计准则机构也必然要进行各种努力，以求自身的生存。（刘峰，2000）从1988年起，IASC从一个国家间的证券协调联合组织――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为了应对外界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质疑，也同样为了实现IASC成立之初的目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始致力于提高其准则的质量。1989年1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可比性促进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财务报表可比性”的征求意见稿（E32），其内容主要是删除大部分可自由选择的备选方案。此后，美国FASB开始逐步参与IASC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工作，特别是IASC改组之后，FASB与IASC的合作更加密切，主要表现在：2001年4月，IASC正式改组为IASB。改组后，美国在IASB及其他机构中处于“主发言人”的地位。2002年9月18日，FASB与IASB在美国诺沃克（Norwalk）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共同致力于建立高质量、相互兼容的会计准则，以向国内和国际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2002年10月29日，FASB与IASB正式达成协议，共同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FA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趋同作为双方的义务。2004年10月，在FASB与IASB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双方决定将改进并建立共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列合项目的工作日程。2005年，SEC“路线图”，以增进IFRS与美国GAAP的趋同。2006年，IASB与FASB更新了双方关于趋同的协议。

实际上，IASC改组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掌握。这其实也是使其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由表1可知，目前IASB的领导层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其人数比例高达43%，掌握了绝对的领导权。而且，从国家组成上来说，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尚难在IASB中占据席位。（特别从州际组成来说，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均有代表，唯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非洲没有代表。）就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在全球的发展状况来看，据2008年德勤（Deloitte & Touche LLP.）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FRs）进行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在未来几年内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包括智利（2009）、韩国（2009）、巴西（2010）、印度（2011）和加拿大（2011）。中国和日本目前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但是，两国已经同意与IASB合作。（Deloitte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 Deloitte & Touche LLP.2008.5）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全球化路径――博弈分析框架

（一）“最优反应动态”模型国际会计准则（IFRS）的全球推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各国从最初的“抵制”到目前的“普遍接受”，其间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下文拟采用博弈论中的“最优反应动态（Best Response Dynamics）”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该模型参考谢识予，2006）

假设博弈方的博弈内容是图1所示的得益矩阵表示的两人对称静态博弈，称其为“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s）。博弈双方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国家，博弈的内容是决定是否采纳国际会计准则。通过纳什均衡分析，该博弈具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采纳，采纳）和（不采纳，不采纳）。这两个纳什均衡中，后者明显帕累托优于前者。

显然，如果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那么，通常的结果应该是（不采纳，不采纳），这个协调博弈背后的经济意义是，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问题上，各国都存在明显的变迁成本，因此，在一次博弈中，博弈双方都乐于维持现有的准则体系，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负担变迁成本，从而表现出一种所谓 “理智的冷漠”。但是，当考虑博弈方对对方理性的信任问题，或者对风险的敏感性等其他因素，（采纳，采纳）也许就是更好的预测。也就是说，由于该博弈本身是一个有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即使博弈方都是高度理性的，博弈结果也有不确定性，很难做出完全保险的预测。具体来说，博弈方在初次博弈时可能只关心由会计准则变迁产生的变迁成本问题，而忽视了由不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这实际上是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与其他国家实现趋同带来的一项收益，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如果该项交易成本大于变迁成本，就应该采纳国际会计准则。这就是博弈方所谓的“有限理性”的实质。

接着，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上述博弈问题。假设博弈方虽然缺乏分析交互动态关系和预见能力，但是能够马上对上一阶段的博弈结果进行总结，并立即做出策略调整。当然，考虑到对手的策略也在调整，因此博弈方的策略调整针对上一期的对手肯定是正确的，但对当前的对手策略不一定正确，而这正体现了博弈方的有限理性。同时，假定共有5个博弈方分别处于图2圆周上的5个位置上，每个人都与各自的左邻右舍反复博弈。

既然博弈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在初次博弈时，每个位置的博弈方都既可能选择“不采纳”策略，也可能选择“采纳”策略。所以，初次的博弈总共有25=32种可能的结果。这32种情况包括一种全部选择“不采纳”策略和一种全部选择“采纳”策略，其他都是两种策略都有人采用。将这32种情况中对称的部分剔除出去，可以得到8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情况。对这些博弈方依据最优反应动态进行策略调整的规则进行分析，以观察通过重复博弈，是否会出现策略的收敛。假设xi（t）为在t时期博弈方i的邻居中选择“采纳”策略的邻居的数量，该数量有0，1，2三个可能值。选择“不采纳”策略的邻居数量相应的为2-xi（t） ，也有0，1，2三个可能值。针对第t期的相关情况xi（t），博弈方i选择“采纳”的得益为xi（t）×50+［2-xi（t）］×49，选择“不采纳”则得益为xi（t）×0+［2-xi（t）］×60。因此根据最优反应动态机制，当xi（t）×50+［2-xi（t）］×49>xi（t）×0+［2-xi（t）］×60，即 xi（t）>22/61时，博弈方i在t+1期会选择“采纳”策略，而当xi（t）×50+［2- xi（t）］×49

由于5个博弈方是完全相似的，因此上述法则对其来说都适用。不难证明，除了初次博弈时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策略这一种情况之外，从其他所有的情况出发，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最终都会收敛到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上面列举的8种情况中，除了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和都选择“不采纳”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6种情况选择“采纳”的博弈方的数量和位置有差异。下面讨论这6种情况是如何收敛到稳定状态的。首先，讨论初次博弈只有1个博弈方选择“采纳”的情况，根据上述的策略调整法则，给出最优反应动态的全过程。如图3所示，5个博弈方经过4个时期的反复策略调整，最终收敛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此时的最优反应动态就不再要求任何博弈方改变策略，这意味着选择“采纳”不仅是单个博弈方的稳定策略，而且是群体意义上的稳定策略。

此外，图3也同时包含了两个不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三个不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和四个博弈方选择“采纳”这三种情况。下文仅需分析两个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和三个相邻博弈方选择“采纳”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的调整，在图4和图5中给出。上述分析证明，在总共32种可能的初次博弈情况中，只有一种是稳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的状态，其余31种情况都会收敛于选择“采纳”的状态。虽然都选择“采纳”和都选择“不采纳”均是有限理性博弈方进行上述协调博弈的稳定状态，但是，前一种稳定状态显然更重要一些，因为博弈方的策略调整收敛到这种情况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一种情况。进一步推论，在该博弈中，当所有博弈方都选择“采纳”的稳定状态出现以后，如果有部分博弈方偏离了该状态，最优反应动态会使博弈方的策略很快返回到都选择“采纳”的状态中来，而与此相对应，所有博弈方都选择“不采纳”策略就是一种不稳定状态，某一个博弈方的偏离，最优反应动态都会使博弈方的策略离该状态越来越远。综上所述，证明了“采纳”策略是这个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上述博弈分析告诉人们，在国际会计准则产生初期，参考甚至直接采用该准则体系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尚未建立一套完整准则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推动了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其中的原因是，当两个在地缘上接壤或者商业往来频繁的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进而形成稳定的资本流时，透明的会计信息对双方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如果两国之间的会计准则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接受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准则体系以实现趋同，将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二）智猪博弈模型哪些国家会主动采纳国际会计准则，并致力于取得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将采用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boxed pigs game）来进行解释。（该博弈模型参考张维迎，2004）

该博弈的基本框架是，假设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安装一个按钮，控制着猪食的供应。按一下按钮会有a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按钮谁就需要支付c单位的成本。（这里，a>c>0）若大猪先到，大猪吃到a-b单位，小猪吃到b单位（a>c>b）；若同时到，大猪吃到a-d单位，小猪吃到d单位（a>d>c）；若小猪先到，大猪吃a-e单位，小猪吃到e单位（a>e>d>c）。图6中各符号的大小顺序为：a>e>d>c>b>0。这样，在重复剔除严格劣战略过程中，最终的均衡解取决于（a-e-c）的正负。若a-e-c>0，则最终的均衡解为（按，等待）；若a-e-c

将上述分析应用到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中，就不难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一直以来都是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主导这一事实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当其从一套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得到的收益大于接受该准则付出的变迁成本的时候，就有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强烈愿望。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搭便车”策略同样也是理性的选择。特别地，就美国而言，其在IASB中的地位可以说十分稳固，并且FASB一直致力于提高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以实现IFRS与美国GAAP的趋同，而事实上，这种“趋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国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变迁成本。其清楚地认识到，哪个国家掌握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哪个国家就会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

早在1998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就了题为“重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专题报告，其第二章“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面临的挑战”将这些具体因素归结为：国际资本市场、世界贸易、商业规则的国际化、国别会计准则、商业交易的创新、各类新式信息的需求、信息的电子传输、过渡与发展中及新近工业化国家。（刘峰，2000）在该专题报告十年后，这些因素依然影响着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既是国际会计准则全球化的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推动国际会计准则不断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纵观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其路径最终是由全球经济环境的变迁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但可以肯定，会计准则全球化将是大势所趋。我国目前努力实现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是完全顺应时展的，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甘泉、何力军：《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利益博弈与经济后果》，《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8期。

［2］刘峰：《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汪祥耀：《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泽夫：《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斯蒂芬・泽夫教授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7］Zeff.1978.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J］. 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December:56-63.

［8］Deloitte & Touche LLP.2008.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EB/OL］.see 省略. 20090212.

第3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在我们推崇的主体哲学中，理性与感性作为二元结构的对立面而存在，感性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而在消费文化下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充斥的当代视觉艺术就成为视觉感性发生的合理性契合处，广告、影视等视觉图像成为感望的表达媒介。迈克•费瑟斯通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道：“他们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够使与欲望，与、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流通起来，并将其推行开来。”[2]（P31）各种影像、图像大量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来满足人们以快乐为要求的，其所带来的视觉符号导致了一个仿真世界的出现，消解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距离，人们沉浸在这种“审美”的生活中，淡化了现实生活中工具理性模式化的思维，从而为感性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存在空间。当代视觉艺术凭借表达上的优势为感性正名，重新树立感性的价值。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对感性体验的表达让大众不再束缚于抽象的理念世界，颠覆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开始追求对世界的感性的体验，让现实的日常生活转变为一个充斥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以此让感性力量在空间上得到释放与满足。

感性体验取代了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位置，感性在社会主流文化层面获得推崇。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视觉艺术成为了推动欲望的“场域”，从而迎合了人们在消费文化下对感性快乐欲望的追求，它彰显了以欲望为旗号的消费商业文化出场的表征。当代视觉艺术在这种极致化的追求感性体验和感性的倡导下，使大众沉浸在了一个由影像符号所构建的虚拟的仿真世界，从而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界限，人们生存在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光环下，但这种抛弃了理性之本位的文化，成为了一种“毫无深度”的文化。“消费文化与电视产生了大量的影像与记号，从而产生了一个仿真的世界。在这个仿真的世界中，实在与意象之间的差异被消解，变成了极为表层的审美幻觉。

然而，对鲍德里亚来说，处于资本主义商品形式之逻辑核心的虚无主义———作为对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尼采主义———的发现，就是这样打破了所有的‘指涉性错觉’。”[2]（P79）当代视觉艺术当下正是以这种“毫无深度”的享受性的视觉性美学现实，来软化理性主义的神经，注重感性感观的美学原则被激发，使人们充分体会到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实现了彻底抛弃理性对其的引导性意义，走向了极致化感性的表达，感望与当代视觉艺术紧密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极致化的发展倾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批判工具理性的束缚性意义基础上走向了过分夸大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彻底抛弃了理性之于其存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的路径方向。因此，人们在观视这些视觉影像时，沉浸在虚幻的情景中，体会视觉冲击的美感，而剥离了理性精神的净化引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1]（P157）理性精神的丧失造成的就是视觉美感的意义性缺失，呈现的是空间的平面化画面，从而导致主体精神意义引导的匮乏。可以说，当代视觉艺术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抛弃了理性意义的引导，一味追求视觉感性的冲击，这种极致化的发展之路，造成了主体意义的消解，人在当代视觉的观视中无法得到价值论和生存论意义的引导，走向了感性主体的生存意义的虚无感。

在这种“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下，单一化的视觉感知成为艺术的依赖性因素，视觉感性体验被独立出来，并无限放大到了极致化的程度，当下视觉艺术作品丧失了深层意蕴的表达，严重背离了视觉艺术的发展要旨。虽然相对传统视觉艺术所倚重的深层意蕴这些因素，视觉感性的冲击在当下商业消费社会也足以吸引到大众的眼球，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复制的影像来满足人们的视觉消费需求。但是，当下视觉艺术作品的意蕴魅力逐渐丧失，缺少深厚意蕴对内容价值的支撑，完全依靠视觉感性的冲击。然而像这种走向了单薄化路径的视觉艺术是无法长期立足的。比如张艺谋导演的影视作品，前期作品《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在塑造手法上注重营造唯美画面，同时不忘内蕴深刻的人性的哲理揭示，这种深层的意蕴对主体人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然而随着商业氛围的渐浓，高科技拍摄技术的运用，其《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过度追求视觉画面的冲击，而忽略了内在意蕴的阐释，虽然在商业票房上攫取了利润，但其作品的发展却走向了极致化之路，以致当下其调整了发展路径，《山楂树之恋》等新近作品恢复到了意蕴的表达方向。我们也由此观视到视觉艺术所蕴含的内在意蕴，对艺术空间的展现表达和人性价值论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正视理性之于人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视觉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彻底抛弃了理性的引导，过度追求感性的表达，将最终走向主体精神意义的消解、灵魂的迷失而无家可归。

在对抗现代性的理性霸权地位运动中，除感性对理性的反抗之外，依靠审美的自律性也同样是当代视觉艺术对抗现代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代视觉艺术走向“纯艺术”的唯美主义视觉审美泛化的倾向，主张以“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的观念来对抗现实的世俗生活，让人们在精神世界实现对现实的洗礼，在超验的精神主体中忘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实现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当代视觉艺术所展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就是想通过这种艺术的自律实现与商业消费文化的反抗和抵制，在主体思想中通过美学的净化挣脱现实世俗的侵染，帮助人从工业文明的桎梏中超脱出来，最终达到审美化的生存境界。因此，当代视觉艺术为大众提供了一处唯美主义艺术自律的场所，大众希冀通过唯美主义的审美自律性来弥补世俗社会下的精神危机，实现唯美主义的审美救赎，使其灵魂得到拯救而免受功利化和物化的侵蚀。由此，当代视觉艺术追求唯美主义的视觉审美展现，注重视觉审美的外在形式对大众的冲击，为弥合大众对瞬时的体味，其发展中不断追求强烈的形式主义的展现，呈现出强调其形式因素的审美特征倾向。传统的视觉艺术在呈现中注重内在审美意蕴的表达，突出视觉效果下内涵的揭示，而将形式放到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就是重内容轻形式。然而，在当下消费社会的氛围中，当代视觉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方向性的把握，更加突出了形式的冲击这一因素。自唯美主义以来，形式开始摆脱其附属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艺术的核心范畴。比格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到：“艺术结构的形式———内容辩证法已越来越热衷于形式。较之于其形式层面，艺术作品的内容，其‘陈述’变得越加衰微，形式层面则被狭义的界定为审美的。”[3]由此可以看到形式已经在一定意义层面上与审美相契合，成为了审美的“代言人”，而艺术这一种作为升华了的情感表达和体验的独特表达形式，此时通过形式的表现性凸显了艺术的内在情感和意蕴。同时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王尔德也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他说：“艺术只有一条最高的法则，即形式的和谐的法则。”[4]其强调了艺术展现中美仅仅存在于艺术的形式的美，而不承认其内在指涉性的蕴含意义，这也就是詹明信在阐释后现代文化中所提出的“情感的消失”。詹明信认为，在后现代文化视野下，艺术作品的塑造趋向于肤浅，过去情感在艺术中的不断融合的现象不断褪去，情感因素逐渐趋于消失，艺术塑造中情感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模式被消解。与此相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也步入这一倾向，一切被形式所取代，表象形式成为事物的本体性特征。当代视觉艺术在其影响下，过度强调形式的重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一种平面化、无深度化的、极致化的形式主义的展现，而忽视甚至丢弃了价值和内涵意义的表达。因此，随着这种强调形式因素的艺术风气渐浓，其在艺术发展中的表达上也不断展现，而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就在这种强调形式的氛围下，不断强化这一发展模式，为迎合市场化及大众浅薄化的体验需求，对艺术的形式因素不断予以强化关注，试图通过唯美主义的视觉形式展现来让大众沉迷于其塑造的艺术世界。#p#分页标题#e#

第4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教育即生活，读书即品读教育、品读生活。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主持读书会，涉猎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性别教育等领域。本期读书会主要介绍美国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合作完成的著作――《理性动物》。

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人”的观点深入人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理性，二是自利，即人能够进行精确的计算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一观点受到包括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等的批判，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提出事实上人未必总是理性的，人也不需要或不应该总是经济理性的。具有进化心理学背景的美国心理学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则另辟蹊径，将讨论的焦点从“人是否是理性人”的争论中转移到从物种进化的“动物”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理性问题。观点别具一格，论述生动有趣，从另一角度拓宽我们对人类决策、人类理性的认识。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理性动物》（The Rational Animal）一书由两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合作完成。道格拉斯・肯里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是人类行为与进化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被誉为现代进化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心理学教授。他们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相结合，在《理性动物》中向我们生动地介绍了人脑是如何运作的最新科学证据。英文原版书中，《理性动物》一书还有副标题，即《进化如何使我们自己变得比我们所认为的更聪明》（How Evolution Made Us Smarter than We Think），明确地亮出其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该书于2014年首次出版中文版本，介绍对西方现有人类行为研究进展的最新成果。因其论述语言生动活泼，采用“案例―理论观点―案例”的反复推敲论证的方式层层推进，使其不仅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二、内容介绍

本书除去引言、结论及致谢部分，共分九章。每一章节内部，作者运用“案例―理论观点―案例”的论证方式，以有趣的经验现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对其进行解释，解释过程中又重新回到案例映证，而各个章节则是观点之间的层层递进。

1.从“理性人”到“理性动物”

关于人类决策理性与否的问题，包括古典经济学家、现代行为经济学家等已经做了大量的讨论。作为第三类科学家，即进化心理学家，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在“理性人”的论述外提出“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一些看似愚蠢、不理性的行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往往具有深度理性（deep rationality）。人类决策并非关于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层理性的特点。今天的选择并不仅仅是由当下可见的近因所决定的，更是由根植于潜意识中的一套祖传的精密机制的影响而造成的。比如，分析个体购买一块蛋糕这一行为的背后原因，近因可能是他饿了或者是他喜欢吃蛋糕，但远因则是高热量食物曾帮助人类的祖先积蓄能量，使他们得以在高营养食物匮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所谓理性动物，就是将人类看作和其他生物一样同样具有生存、繁衍等进化需求的物种，所以在分析人类行为的原因时不但要考虑表层近因，还应从进化需求中找到远因，即祖先留在我们身体中的遗传密码的作用。

但我们也应知道，人类的进化目标并非单一、完整的，而是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自我保存、繁衍后代、社会交往等互不相同的进化挑战，由此引出另一关键概念――次级自我（subselves）。

2.七个“次级自我”

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为应对不同的进化挑战而形成了七种不同类型的“次级自我”（见图1）。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七个“次级自我”依次登台。金字塔型的结构体现的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代表人类进化的最高目标是育儿，即繁衍后代。

七个“次级自我”可以被理解为经常存在的人类决策的前后不一致现象。不同的“次级自我”遵循不同的博弈规则。在双方都是冷血的理性经济人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遭受被他人背叛而承担更加严重的惩罚，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己首先做出背叛行为。但当博弈双方是亲属关系时，情况则会发生变化。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和我们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亲属获得进化的机会，同样意味着我们获得进化的胜利。由此，作者生动地阐述了“血浓于水”的道理。而且，不同的“次级自我”具有不同的认知偏见，导致其在做选择时的冒险倾向不同。如自我保护型的“次级自我”会使处于粮食危机中的赞比亚政府拒绝美国转基因食品的援助，原因是转基因食品对赞比亚人民来说，其安全性并不确定，人们宁愿暂时挨饿，也要避免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后果。而男性择偶型的“次级自我”则倾向于冒险，高估女性对其感兴趣的程度，以最大可能地实现其繁衍和基因延续的进化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做出前后不一致的决策，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改变自己对同一问题的想法，做决策时会感到纠结，难以取舍，这是我们的七个“次级自我”争斗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决策，则需要掌握激活或规避某个次级自我发挥作用的技巧。

3.快和慢的生命史对策

七个“次级自我”金字塔是每个生命体在个人生命历程中需要经历的进化路径。其中，位于较低层级的指向个人的存续目标，维持个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延续，而位于较高层级的则指向基因的繁殖目标，复制有机体的基因，使种族延续。由于个体所处的生存环境、掌握的资源总量和结构不同，导致其完成这一进化路径的方式也不同，这就形成快和慢不同的生命史对策。生物学家基于各种生物体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建立了一套“生活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缩短个体的存续进程，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繁殖努力的方式即“快生速死”的快对策，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个体的存续努力，并不急于繁衍后代的方式即慢对策。

快对策和慢对策的选择基于个体对环境的判断及在个人所拥有资源基础上的对环境掌控能力的判断。作者尤其提到个体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然而成长于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性、动荡不安、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的人，倾向于采用“快生速死”的生命史对策，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尽早地繁衍后代。因为生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选择尽早地完成最高层级的进化目标，其行为风格带有冒险和及时行乐的特征。而成长于安全、稳定、资源充足的环境中的人，倾向于采用慢对策。对他们而言，未来具有预见性，即使遇到可能的风险，他们也有充足的资源将之化解，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完成生育繁衍的任务。这类人的行为风格带有思维的缜密性、决策的长远性、计划性的特征。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两种生命史对策的优劣，而事实上，从个体实际的生存状况出发而进行的选择，从实现其进化目标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深层理性。

4.总结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讨论“理性动物”，为我们开辟一个理解人类行为的全新视角。人类行为的理性与否不仅可以从其所获的实际经济利益角度思考，还可从物种进化需求的角度进行解释。一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实际上会满足人类的某种进化需求，进而在进化过程中作为一套祖传的神秘机制被确立下来，隐藏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并影响我们的选择。与各个进化目标相对应的是不同的“次级自我”，出现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着各不相同的固有偏见及与人相处的博弈规则，导致当不同“次级自我”占据主导位置时，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由此，人类可以更加理解自身做出决策的原因和内在机制，重新审视决策行为理性与否的问题，防备深层理性的寄生虫。通过了解敌人、了解环境、了解自己的三种途径，我们可以规避深层理性被他人利用，使自身的进化需求真正得到满足。

三、主讲者评论

初次接触进化心理学，觉得新奇而有趣。不可否认，这是人类在对自身行为机制这一恒久且又充满神秘性、复杂性的问题探究之路上走出的又一重要的一步。一些观点也会让我们不禁会心一笑，或是豁然开朗，在被剖析的同时，似乎认为离我们自己也更近。这的确是一本阅读过程引人入胜、读后确有收获的著作，但也会让读者生发出更多的困惑，悬而未决。

“理性”“动物”，反复读着这几个简简单单的字，细细斟酌又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含义。什么是理性？理性看似熟悉，但追问起来却难道其究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等同于经济人的概念，是指人在自利之心的引导下对自身所获实际利益能够做出精确计算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此处的理性，是指人是具有过道德生活能力的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物种。理性也常常和科学、逻辑等概念关联，意指人对外部世界进行探求、追寻某种确定性的能力。那么，《理性动物》一书中的理性是指什么，人类是否总是需要理性？该书的逻辑似乎延续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意涵，指人类作为众多生物物种的其中之一，为保证个体基因进化进程的延续，力求有机体的生存、繁衍而做出的权衡努力。进化心理学中，人类的理性不是为了一时的、可见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满足个体的进化需求，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理性即精致的利己主义。

再看动物。此处的动物绝不单单作为一个名词而存在，它是指遵循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追求个体基因存活和延续最大可能性的动物性。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理性动物，但正如作者试图消解传统博弈论规则时所提到的：经济理性的市场规则只适用于一部分的人类决策，我们大多时候不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人类恰恰是在朋友面前可以不斤斤计较，只求付出和所得大体平衡，在后代面前可以自我牺牲、完全交付信任的物种。以“动物”之名勾勒出的七个“次级自我”模型，却恰恰是一副近乎完整的人性图景。人类究竟是不是理性动物，每个人心中都已有了一份保留答案，那是一份“我心自有明月”信仰的存在。

一、该书带给人们哪些触动及疑惑？

《理性动物》一书提出众多核心概念，如深层理性、进化目标、进化适应性、次级自我的进化层级等，并在论证过程中提出一些具体而有趣的观点或事例，如琳达问题、厌恶损失偏见、家庭经济学等。那么，该书会带给人们哪些触动与疑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理性，一些同学会说，“理性和非理性到底是指什么？”“理性有没有外部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理性分为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直觉理性，而且理性之间也会有冲突，那我们该如何选择？”“深层理性和感性有什么区别，深层理性是不是一种借口？”“教育者如何做到真正的理性？”也有人会提出，“这本书为什么解释不了释迦牟尼？”认为“人类决策是为进化目标服务的，那统一的进化目标该如何解释人类差异？”对“次级自我”这一概念，有的同学说，“在人类需求的进化层级中，相对于次级来说的主级是什么？”“相比于独立的七个‘次级自我’来说，有没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在起作用？”还有的同学提出，“是不是可以用本书的理论解释我们做过的所有错事，为它们找借口？”

整体而言，这些困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理论解释的限度问题，为什么书中观点不能解释某些人类行为，我们是否可以为所有行为寻找理由，抑或是借口吗？第二，关于理性的探讨，即何为理性，我们应如何运用理性？除个体因素之外，理性是否会和环境、文化因素相关？第三，关于次级自我的决策问题，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在“次级自我”之上是否有一个更上位、更具全局观的“自我”在起作用？

二、深层理性是否可以用于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

深层理性是否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有的同学指出，不看书，只想睡觉，这是不是在偷懒，但书中的观点则说明睡觉是身体的需要，需要休息或者需要更多的睡眠来长身体，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借用深层理性为所有的行为找借口？

还有的同学认为，深层理性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用深层理性来解释我们的一切行为，人类行为归根结底是要为自身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理性为什么成为我们做一切事情的理由？如果我们做某些事情不遵循理性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正当的。人不管是遵循经济理性也好，直觉理性也好，道德理性也好，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种舒服的状态。这种舒服的状态不一定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利，也可能是良心上的安宁，或是它符合我们的最直接判断，认为这样做最合适，并非最合适，但在这个情境中是最合适的。人肯定会考虑利害，但也不是要像书中说的用深层理性来解释所有的行为。”

也有的同学提出，即使是为我们自身的某些行为找借口的行为本身，同样也可从深层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释。“书中有提到一个存续努力，就是为了我们继续生存下去。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寻找借口，不仅仅是为了求得心安的状态，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存活下去。因为在我们做某件事情不断地感到内疚、感到自责时，这种状态下的人处于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如果一直处于这种的状态的话，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延续生命，没办法符合存续的进化。之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寻求一些看似借口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深层理性。”

也有的同学认为，深层理性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的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更多的人类行为是其无法解释的，甚至人性这一复杂问题是否可被研究也有待商榷。“作者基于一种基本的判断，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也会出现一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现象，于是创造出一个词，叫作深度理性。它的确有对的方面，但为什么这种观点解释不了释迦牟尼，解释不了如刘胡兰等烈士的行为？要想用一项研究企图解释人性，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人的魅力，人所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它的不可解释性，有它的客体性。”

三、何为理性？我们如何理解理性？

何谓理性，有的同学认为理性包含经济理性、道德理性、直觉理性，也有的同学提出可以用“合理性”理解深层理性的概念。“读这本书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是不理性的举动，但在一定的情境下，或是某个‘次级自我’的状态中，可能那个状态就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有可能是为了种族延续，或是其他，其中的‘理’包含更多生活意义上的常规含义。”

可以用哪些更通俗的话或者词语来解释“理”或“理性”，如，智慧、聪明、做事的理由、借口等。郑新蓉老师指出：“现在，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可暂且使用‘理性’这个词，但我们要回到它所描述的事实上。理性所描述的事实有其针对性，如经济理性，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基于个体的计算、计量、裁判，并根据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来进行计量。由于经济理性被过分地意识形态化，基本覆盖可解释的所有人类行为，使得其他学科就有意见了，如宗教、心理学。”回到事实、现象本身，不囿于概念，这应该是一股新的力量，可开拓我们的思路。

四、从快对策、慢对策中，如何反观自身和社会？

从社会学的角度，回归理性，这存在一个经验事实的讨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健康有保障的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是慢对策的。慢对策意味着计划性和目标性，认定一个目标后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进，并认为未来是可预知的，即使可能存在风险也有足够的资源规避这些风险的影响。而快对策往往具有冒险性，是“快生速死”的策略，因为对其而言，未来具有太强的不确定性，而使其宁愿选择及时行乐。选择快对策的原因既与其所处的环境及其对环境的判断有关，也与大脑认知可能看不到通过慢对策也可获得成功的路径有关。

反观自身，我们自己是属于慢对策还是快对策？在过程中、细节上，是慢对策还是快对策？进一步将眼光投诸于中国社会，哪些人是快对策的，哪些人是慢对策的？在家庭环境的安全和社会环境的安全之间如何做出平衡？即使家庭是安全的，但面对政策的不稳定与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快、慢对策的选择可能是基于个体对自身所处的阶层背景、家庭背景的安全性评估，或许也存在地域差异，会受到地域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备忘

这一理论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一是需求的多样性，并非今天投入明天就会有产出，存在长远投入和产出，通过繁衍把多样性呈现出来。二是解释了经济理性最不能解释的合作关系和群体关系，其解释范围有群体的，有家族的，有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的，更为宽泛、广泛。此外，它有一些数据性的显示。

第5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一、引言

十期间，生态环境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也已成为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必然要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政府、环保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报告其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情况的主要形式之一，既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也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多是基于影响因素和价值相关性两个方面采用大样本法构建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因素方面，Karim和Lacina等（2006）从公司特征出发，发现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等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公司绩效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之间的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价值相关性方面，MarlenePlumlee等（2009）将行业划分为环境敏感性行业和非环境敏感性行业，得出前者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后者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与预期现金流量负相关；但是胡华夏和胡东（2008）研究发现由于信息需求者并不关心环境信息，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与否并不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看出，目前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证方法，采用博弈方法的研究较少。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动因的研究中，大多利益相关者的文献仅限于研究一方相关者与信息披露的关系，将利益相关者汇总研究的比较少。正是基于此，本文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为主题，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不完全信息下的三方博弈模型进行相关研究。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三方博弈的作用机理

（一）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

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正是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促成了企业最终得以持续经营。由此，看出利益相关者之间息息相关，作为企业要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以达到更好的管理和治理有效资源。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环境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以及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得到的效用不同。（1）管理者的价值取向。相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一方面，管理者的职责之一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其经济目标，他就需要考虑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因此管理者的环境会计信息需求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全面具体。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再一职责是向股东反映其委托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可靠地信息，因此管理者必须披露环境信息造成的经济效益。（2）股东的价值取向。首先，为了避免自身遭受投资损失，进而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股东非常重视企业的环境会计所带来的问题是否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其次，股东为了自身价值创造，通过获取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激励，以确保管理层忠实于股东。所以，股东希望掌握全面的环境会计信息，明了环境影响，及时纠正企业活动，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3）注册会计师的价值取向。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便是独立公正的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计，这也是注册会计师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环境审计不仅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社会形象，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环境审计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之大，注册会计师为了增加其业务来源，也乐于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计。（4）证监会的价值取向。证监会的职责之一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证券市场健康运行。这其中有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则、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框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等。还有对会计事务所等相关机构的监管，包括：参与会计事务所的审批过程、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行为进行监管等。因此证监会需要知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履行情况。

（二）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两方博弈分析

从整个博弈全局的一般顺序出发，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的三方博弈必须以上市公司内部的博弈均衡为出发点，由此需要构建构建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1）模型的假设。假设1：博弈方公司股东与管理层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中管理层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股东考虑的是企业的价值升值假设2：管理层的战略空间（顺从，不顺从），股东的战略空间（激励，不激励）具体参数设置如下。A：为管理层按个人意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获得的效用；B：为股东未采取激励政策时股东获得的效用；H：为股东对管理层披露信息实施的激励成本；X：为管理层顺从股东的披露要求获得的额外效用；x：为管理层未顺从股东的披露要求通过激励政策获得的额外效用；Y：为管理层顺从时股东获得的额外效用。其中：x>0。（2）模型构建与分析。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管理层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拥有直接决定权，出于自利原则，管理层只披露那些对自身有益的信息，而不管隐瞒信息对股东的价值。这不仅影响了股东利益实现，还反映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缺陷。由于股东无法直接到公司经营治理过程中，相应的全面了解环境会计信息对其来说有些困难，出于理性原则，股东就要选择是否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以鼓励管理者采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再者管理层也会选择是否顺从股东的要求，这就要取决于政策对他们而言的额外收益。由此构建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博弈树如图1所示（M代表管理层，S代表股东）。其中①～③为管理层与股东双方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①：管理层的收益为A+X，股东的收益为B+Y。②：管理层的收益为A+x，股东的收益为B-H。③：管理层的收益为A，股东的收益为B。首先看M节点的策略选择，当管理层顺从股东的要求其所获得收益为A+X；当管理层不顺从股东的要求所获得收益为A+x。这里分两种情况：x>X时，管理层选择不顺从，也就是说此时股东的激励报酬过低，不足以让管理层放弃依个人意愿的披露；x<X时，管理层选择顺从，也就是说此时股东的激励报酬带来的额外收益大于按个人意愿披露的额外收益。再看S节点的策略选择，当股东选择不激励时获得收益为B-H；当股东选择激励时，这里同样分两种情况：x>X时，管理层的不顺从使得股东收益为B+Y；x<X时，管理层的顺从使得股东收益为B。综合考虑股东的两种策略其选择结果如下：当x>X时，股东选择不激励，此时收益为B；当x<X时，股东选择激励，此时收益为B+Y。在现实企业中，股东为获得企业价值最大化会制定一系列策略使管理层与自己站到同一立场。例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管理层出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相应的会做出增加企业价值的行动。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股东还需综合考虑支付报酬的方式、数量大小等因素，只有恰当的激励方案才会带来股东价值最大化。上述动态博弈模型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将展开重复博弈，最初也许股东的激励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随着股东对信息的掌握，其会加大激励力度，使得管理层改变策略，从而管理层与股东达到博弈均衡状态，结果便是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披露，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最终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三、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假设前提

假设1：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审计师也是偏向于利己的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证监会同样会考虑自身成本效益问题，故而也是理性的假设2：注册会计师在审查出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不真实时，上市公司可能会贿赂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到额外收益，可能会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出具不独立的审计意见假设3：注册会计师针对不同的公司选择不同的审计质量策略。一般的，高质量的审计策略要比低质量的审计策略所需成本要高假设4：证监会随机审查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对于查出虚假披露的上市公司给予行政处罚假设5：证监会的审查技术有限，不一定会审查出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上市公司，查出与否与由自然决定假设6：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有四个参与人，即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政府等监管部门和自然。设参与人的集合为I=｛1，2，3，N｝，其中1代表上市公司，2代表注册会计师，3代表证监会，N代表自然假设7：设S为参与人的策略集合，Sabk表示参与人a在第b个博弈阶段的第k个行动。那么S111=真实披露，S112=虚假披露，S221=高质量审计，S222=低质量审计，S231=独立意见，S232=非独立意见，S341=检查，S342=不检查，SN51=查出，SN51=查不出具体参数设置如下。V：为上市公司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的收益；v：为上市公司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获得的额外收益；B：为上市公司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成本；D：为正常情况下，上市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d：为公司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审计合谋支付给注册会计师的金额；C：为注册会计师采用低质量审计策略所耗用的审计成本；c：为注册会计师高质量审计策略比低质量策略多耗用的审计成本；F：为监管机构的检查成本；J：为审计师因选择独立审计，遭到上市公司的惩罚，即失去以后年度对该公司的审计及相关业务；L1：为当公司污染环境严重，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给企业带来的股价大幅下降、融资困难和声誉等的损失；L2：为上市公司虚假披露信息被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处罚金额；K1：为注册会计师因为合谋被查处造成的审计诚信缺失；K2：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被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监管机构处罚金额；P1：为外部审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概率；P2：为外部审计师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的概率；P3：为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随机抽查，被抽中的概率；P4：为监管机构查出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概率；r：为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

四、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博弈模型建立

博弈顺序为：第一阶段，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还是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第二阶段，由被聘请的会计事务所估测决定审计质量高低，是派出经验丰富和审计技术较高的审计人员执行审计工作，还是选择级别较低的审计人员审计上市公司；第三阶段，当注册会计师审查出上市公司作假时，注册会计师决定是出具独立的审计意见，还是接受上市公司的贿赂款，出具不独立的审计意见；第四阶段，政府监管机构对环境会计信息和审计意见进行抽查监管，上市公司可能会被抽查到，也可能被漏掉；最后一个阶段，政府监管部门对抽查到的公司进行审查，并不是百分百可以查出问题的，这由自然决定。由此本文构建了三人多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1）～（12）为各个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1）（S111,S221，S231，S341）=（V-B，D-C-c，-F）（2）（S111,S221，S231，S341）=（V-B，D-C-c，0）（3）（S111,S222，S231，S341）=（V-B，D-C，-F）（4）（S111,S222，S231，S342）=（V-B，D-C，0）（5）（S112,S221，S231）=（v-L1，D-C-c-J，0）（6）（S112,S221，S232，S341，SN5）=（v-L1-L2-d，D+d-C-c-K1-K2，L2+K2-F）（7）（S112,S221，S232，S341，SN52）=（v-d，D+d-C-c，-F）（8）（S112,S221，S232，S342）=（v-d，D+d-C-c，0）（9）（S112,S222，S231）=（v-L1，D-C-J，0）（10）（S112,S222，S232，S341，SN521）=（v-L1-L2-d，D+d-C-K1-K2，L2+K2-F）（11）（S112,S222，S232，S341，SN522）=（v-d，D+d-C，-F）（12）（S112,S222，S232，S342）=（v-d，D+d-C，0）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分析得出如下均衡结果：

（二）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条件

（1）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1））为：rP2（D-C-c）+（1-r）｛P2（D-C-c-J）+（1-P2）P3［P4（D+d-C-c-K1-K2）+（1-P4）（D+d-C-c）］+（1-P2）（1-P3）（D+d-C）｝（1）（2）注册会计师选择低质量审计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2））为：rP2（D-C）+（1-r）｛P2（D-C-J）+（1-P2）P3［P4（D+d-C-K1-K2）+（1-P4）（D+d-C）］+（1-P2）（1-P3）（D+d-C）｝（2）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条件为：E（U2（S221））>E（U2（S222））整理得出：rP2+（1-r）<0分析得出：审计独立性的概率和上市公司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越大，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可能性越大。

（三）注册会计师选择发表独立审计意见的条件

（1）注册会计师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31））为：r［P1（D-C-c）+（1-P1）（D-C）］+（1-r）［P1（D-C-c-J）+（1-P1）（D-C-J）］（3）（2）注册会计师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的期望收益E（U2（S232））为：P1｛P3［P4（D+d-C-c-K1-K2）+（1-P4）（D+d-C-c）］+（1-P3）（D+d-C-c）｝+（1-P1）｛P3［P4（D+d-C-K1-K2）+（1-P4）（D+d-C）］+（1-P3）（D+d-C）｝（4）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选择出具独立的审计意见策略的条件为：E（U2（S231））>E（U2（S232））整理得出：（1-r）J-P3P4（K1+K2）+d<0分析得出：审计独立性与上市公司真实披露信息的概率、监管机构的审查概率、监管机构的查出概率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受到的声誉和罚款损失成正比例关系。审计独立性与上市公司支付给注册会计师因审计合谋的贿赂款成反比。

（四）监管机构策略选择条件

监管机构选择审查策略的期望收益E（U3（S241））为：r［P1P2（-F）+（1-P1）P2（-F）］+（1-r）｛（1-P2）［P4（L2+K2-F）+（1-P4）（-F）］｝（5）监管机构选择不审查的期望收益等于0。监管机构倾向于选择审查策略的条件为：E（U3（S341））>0整理得出：-rFP2+（1-r）（1-P2）（P4L2+P4K2-F）>0（6）分析得出：加大政府监管部门监督审查的可能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政府监督审查技术和经验提高，即是提高审查质量；给予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法律罚款加大；监督审查的成本减少。此外，当上市公司可能受到的惩罚金额与审计师可能受到的惩罚金额大于监管机构的审查成本时，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概率越大，政府监管机构监督审查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加大。（五）上市公司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条件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信息的期望收益为：V-B（7）当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信息，注册会计师选择采取高质量的审计策略时，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1，S-1））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8）当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信息，注册会计师选择采取低质量的审计策略时，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2，S-1））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9）显然得知：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条件为：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V-B整理得出：v-P2L1-（1-P2）d-P3P4L1-P3P4L2<0分析得出：当L1<d时，P2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虚假披露信息。当L1>d时，P2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真实披露信息。当L1越大，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信息被公布，公司遭受的声誉、股价等方面的损失越大；当d越大，即上市公司贿赂给注册会计师的金额越多；当P3越大，即证监会监督审查的可能性越大；当L2越大，即上市公司虚假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受到证监会的处罚金额越多，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真实披露信息。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的三方博弈分析，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等都不同程度地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又会在某些方面阻碍着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因此我们可以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析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层次原因，而不是仅仅限于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角度分析其宏观表象原因。第一，上市公司角度。由于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层和股东双方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披露出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大部门上市公司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做到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同时，由于披露成本过高使得真实披露得到的社会形象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或者虚假披露获得的额外收益超过真实披露获得的额外收益；政策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如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惩罚力度的不明确，导致上市公司在提供环境会计信息过程中产生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外部审计师角度。审计市场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行为不规范，证监会等监管部门还未能实施有效监管；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还没有完全触及环境审计领域，缺乏环境审计的全方位知识体系，以至采用高质量审计手段还是低质量审计手段判断不足；当事务所出具了令公司不满意的审计意见时，公司可随意撤换事务所，使得事务所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容易造成审计合谋事件发生。第三，政府等监管部门角度。政府、证监会等部门在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好它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引者导的角色，现实中甚至存在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指标与公司合谋的现象；环境会计法规的不完善使得上司公司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不能有法可依；监管部门惩罚力度不够或者检查质量不高使得部分上市公司以及相关注册会计师疏于管理。

（二）建议

（1）加强公司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首先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克服信息供给的“有限理性”。此外，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企业的股东和管理层不仅要努力提高专业素能，还要进行常规性财经法规教育，以加强其守法意识，将其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2）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或鉴证业务时，理应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恪守职责，不受委托单位或其他单位的影响，出具真实的审计意见。同时，应该从加大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惩罚力度和规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行为两方面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3）加强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信息必须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力度：对于虚假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对公众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当严惩不贷，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没收非法收入的同时，应给予数额较高的罚款。

参考文献：

［1］胡华夏、胡冬：《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财会通讯》2008年第5期。

［2］包刚：《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财会通讯》2010年第10期。

第6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我钦佩这个女生，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没有被感动冲昏头脑。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捧着足够出一本书的情书来向你求爱——或者不是情书，是十克拉的钻戒呢？如果是宝马香车呢？如果是两百平米的房子呢？你当然会“十动”，但你能做到“然拒”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感性的一面和理性的一面，“十动”是感性的，“然拒”归理性管，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十动”的同时还保留着“然拒”的理智。

“十动然拒”也不仅仅适用于爱情事件。十动是诱惑，然拒是选择，我们也许还没有遇到过纠结的爱情，但其他纠结的选择，绝对经历过。

几年前，我在一家大名鼎鼎的公关公司工作。这是一份“看上去很美”的工作，有很多国际客户，高端大气上档次，更重要的是团队没大没小亲如一家，工作愉快。每天大家一起开会，每次头脑风暴都讨论得海阔天空，笑到肚子痛；一起写方案，分工合作，默契无间；一起加班，边吃盒饭边讨论工作，享受并肩作战的感觉；一起去给客户提案，个个衣冠楚楚，让实习生崇拜不已；年会时一起泡温泉，一起胡吃海塞，一起花天酒地，掏心掏肺的述职报告感动彼此。我是如此喜欢那里的氛围和状态，以至于有个朋友的公司急缺人，向我抛出薪水翻倍的橄榄枝的时候，我十动然拒了。

然而，三年之后，我又来了一次十动然拒，这一次面对的却是我一度那么热爱的工作。三年日夜不分的工作，我的头发大量脱落，白发开始生长，经历了这辈子第一次严重到几乎晕倒的低血糖，知道了原来胃疼的感觉就像一只手在胃里抓，腰肌劳损，肝气郁结。我失去了对个人生活的控制权，我不能对这一个周末、下一个假期有任何计划，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客户的一个电话都可以把我从周末睡懒觉的床上、和朋友聚会的KTV里、三亚星级酒店的游泳池里或者任何地方拖回电脑前。最重要的是，在与不同客户博弈拉锯的无数次交锋之后，我终于认识到，服务他们，不是我喜欢的工作。

于是我提出了辞职。上司找我谈话，让我留下，给我开出诱人的条件。我十分感动，因为他很少挽留要走的人；然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已经明白，我想要的生活不在那里。

三年之后又三年，被我十动然拒的前上司，自己也十动然拒了一把。他在公关圈摸爬滚打，凭着过人天资和拼命努力早早跻身高层，几年来收入已颇为可观，在业内也小有名声。但他偏说自己真正的爱好不是公关，要辞职去做一直感兴趣的移动新媒体。他这个职级的人辞职惊动的是大老板，大老板以惜才爱才著称，找他深谈多次，承诺让他不菲的薪水更上一层楼。可他最后还是拒绝了，跑到离家很远的中关村去上班，在一家新成立不久的新媒体小公司当一个小小的合伙人，拿着微薄的创业薪水。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职场中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十动然拒，有的是为了改变现状，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的是为了保持现状，因为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同样也有很多人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十动然拒，例如为了面子问题滞留在不称心的岗位上，或受了户口和待遇的诱惑而从事不喜欢的工作。谁都会享受十动，可更重要的是然拒，然拒的确没那么容易，但你真的愿意用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来承受勉强的后果吗？

第7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企业管理　人情模式　西方制度式管理　融合与冲击

一、人情主义

人情就是人与人在交往中产生的感情，而在中国这种关系显得尤为突出，作为儒家道德核心原则的“仁”，本身就包含着厚重感情，由此我们民族是极其重视人情世故的。刘义庆曾说过“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正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影响和积淀下，人情模式无论是在组织关系还是在人际关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是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传统交往的理论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遵循和继承，成为中国各种传统思想中影响最广泛的一种。这点可以从中国古代对“义利观”的探讨看出，据《左传・昭云十年》记载，子产对子皮说：“人之爱人，求之利也”，意思就是说，爱一个人，就是要为之谋利益，而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孟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也主张重义轻利，孔子就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然，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否定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可以看出重感情、讲义气的这种情愫在古代的中国就已深深扎下了根，并影响至今。

在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古代先哲们也提出了诸如仁爱观、忠恕之道等观点，其中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两点就是古代先哲们大都倡导“贵和”精神和“包容”精神，贵和精神就是主张和而不同，意思是说大家在社会中生存，要以和为先，和平共处，相互帮助，这与当今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包容精神就是说和别人相处，要多为别人着想，多关心别人，不要总是苛刻对人，从这两也可以看出，“仁”与“利他主义”是中国人际关系中显著的两个要素。正是这些情感认知、伦理认知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点的人情网，和谐而深远。

二、中国公司中的人情主义与科学管理

中国历朝各代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巩固这种复杂的人情网，有的基于血缘关系，有的则是基于地域关系，唯一特殊的就是十年的那段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中，人与人的联系被界限明显的阶级立场无情的划分起来，没有人情之说，只有阶级之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理性著称的西方管理制度当然也被善于学习的中国人引用起来，但古往今来，任何实行起来的制度无一不是附有所属社会的特点的，因此即使是在中国的公司制中，这种纷繁复杂的人情网还是被细密的编制了起来。如看到一部片子中描述说A是某公司的一个元老，为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不幸的是A某一天犯了错误，更糟的是还被同事抓到了，老总考虑再三，并且找A谈了话，最后还是决定留下A吧，但是扣几个月工资，毕竟功大于过嘛，这不，浓浓的人情味就体现出来了。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的人际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对别人恩情的回报，是一种的情感的交换行为，人情交往关键在于还不尽也道不明，这样人情关系才能不断地绵延发展下去。

公司管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对人的管理的，只有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的人员都积极有效的运作起来，整个公司才能有序高效的运转。说到人，那就不得不提到人的感情，对于公司的管理者来说，如何处理好员工的感情问题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人情关系的处理模式正是这个公司员工管理模型的深度体现，建立起良好的人情调控模式对于公司的发展无疑是起推动作用的。另一方面，从公司与公司相交的角度来看，良好的人际关系无疑也会增多公司之间的合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之间的互惠程度。因此并不是说带有中国人情味的公司制度就是不好的，如果淡淡的人隋为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人情其实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交往的良好感情基础，并不一定就是索取利益的工具。

西方企业管理制度的理性精神是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物，在以泰勒提出的“经纪人”假设的指导下，西方企业管理以科学理性为前提，追求利润最大化，用物质利益去鼓励员工，充分发挥了人性中机械理性的一面，但却排斥社会性与情感性，所以当时企业中的人已类似于不停运作的工具。毫无疑问，这种高效率的运营模式在刚开始必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时间一长，人毕竟不是机器，在高强度无情感性的工作环境中，必然会产生不满情绪，继而会影响工作效率。在这种背景之下，梅奥的“社会人”假设应运而生，强调职工的心态中追求感情、归属的一面，因此，要想长期保持高的生产效率，就不能忽视要从心理方面给予员工以关心。

由此看来，我国企业管理从突出情感，重视人的感情在公司发展中的作用到愈发看中科学管理体制的影响，西方企业从强调理性管理到发现人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都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人情因素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是双面的，既有积极影响，也有其消极影响。积极的人情因素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激发人的信心，从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消极的人情因素是有可能被压制，但其作用确实不能被忽略的。其次，中西方对于人情因素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基于几千年伦理型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人情远远大于制度的作用，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被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人们经常会付出许多努力去维持与朋友、同事、家人的良好关系。还有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现在而言，西方的经济发展还是远领先于东方的，因此，在由工业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人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经济社会中，我们会逐渐摆脱机器的束缚，转而依赖信息、创新力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因素的唯一来源就是人本身。所以人情因素在西方企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相反，对于东方企业来说，在还未达到富足程度的时候是，高效严格的管理制度则是必须的。

由此看来，从国企业管理，网络宣传、电子报宣传会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因此，五星人情主义在公司管理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发挥得好，还是能给公司带来较大的益处的，但中国有句成语说得好：过犹不及。从现状来看，在目前中国的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人情泛滥，理性不足的现象。先举个题外话：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药家鑫案，大伙的一致的观点是：杀，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怎么还能留着呢!不难看出，情感要素一直是埋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有时甚至于几乎超出了法制的影响，难怪有专家说中国的国情根本不适合搞依法治国。正是因为人情因子的蔓延，中国的许多公司也是在浓浓的人情氛围中运行的，久而久之，这无疑会对公司的发展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在情与理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成为每个希望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国企业的必修课。就目前看来，中国的企业在处理人际关系方

面存在着这几个问题：

一是受古代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人情关系常常带有很浓的地域性和血源性，对于家族内的、靠得近的人，我们更容易与他们发展友好关系，在企业中这就很容易形成小帮派，也易导致任人唯亲的现象的产生，因此这就会严重影响企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决策的公正性。当公司出于上升势头时，或许大家各安其事，各谋其利，不会有大的冲突，但一旦公司遇到挑战或危机，这些隐藏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小帮派各自为政，很难建立起统一战线去解决公司面临的危机。

二是一味的求和思想导致了企业的创新力不足，缺乏竞争能力。追求整体的一致性和和谐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特点，然而无疑的是过度的一致却会淹没企业中的一些好点子和新思路，当企业发展过度依赖旧的体系和技术，没有丝毫的革新之处时，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必然会变得狭窄，难以取得大的突破，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没有创新则意味着没有出路，只有居安思危，不断地突破创新，才可能保持领先地位。

其实说到底就是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还是过分注重感性的一面，没有发挥管理制度中应有的科学理性的作用，从而致使中国的管理制度很难向前发展，一直停留在科学管理的底层。

三、人情与理性的结合

就西方与东方的管理经验来看，过分的强调理性或是人情都是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的，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企业更加高效健康的运营下去。因此当面对当前中国企业中的人情主义现象时，我们并不需要喊着要全部根除，毕竟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良好的人情关系还是能起到极佳的作用的，所以我们也就没必要去重复西方企业“理性人”的老路，那如何才能将理性主义的作用真正发挥起来呢?

一是一定要建设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框架，让人情调控在给定的区域里运行，时刻提醒我们在发挥人情关系的时候，不要超过整体的理性框架，也就是在易于感情泛滥的时候用严格的制度、科学的管理体系来限制泛滥的情感因素，让理性成为一种主流。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企业也应该有企业的基本制度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融情于理，真正做到制度先行。

二是应该在意识上要逐渐建立起推崇理性、创新的观念，推动企业中的自由、平等氛围的形成，在追求和谐一致的同时，不能让个人主义完全消失，否则将会导致企业停滞不前，从目前的大环境来看，创新才是企业不断进步的源泉和根基，而创新的根源就是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也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这种思想才能生根发芽，最终演变为带动企业发展的武器。

第8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艺术；广告；商业；电影；公益广告

艺术与广告，是一个长久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却又始终没有定论的话题。有人说广告是艺术，有人说广告不是艺术；有人说广告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人说广告只是一种盈利的手段。有人把艺术看的很神圣，认为没有艺术感的广告不是好广告，也有人更重视效益，觉得没有必要无聊到在广告中玩弄艺术。但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广告商都已经有意无意的将艺术与广告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艺术也缺不了广告。那么我们该如何权衡艺术与广告的关系呢？

由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广告由老套的格式渐渐多元化，由针对性转化为意向性，由单纯变得复杂，由叫嚣、吹捧变为沉稳、现实。艺术同样由具体转化为抽象，再由抽象朝着现实方面转化。它们沿着各自不同的轨迹，逐渐地趋向同一个点，即现实。不同之处在于表达方式，一个婉转迂回，一个波涛汹涌。

艺术家在创作时，以其自身感受去成就作品，对于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事物可以不去理会，待作品完成后再去探讨和发现其价值。但广告创作者却不是这样，不管是否当时已有感受，他首先要确定作品的利益点，然后围绕着这种主题去创作。作品的价值一虚一实，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广告创作者在创作初期，要做足调研整理工作，再从中找感觉，以期作品推出后能够创造出最大的价值，而一旦作品出炉，其价值也就定格了，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水，除非在特定条件下，一些出色地作品被重新审视，但其价值也不会过分超出预期，就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某品牌广告或商业电影不断地推陈出新，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不断获得报酬；而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是根据自身的感觉去表达和发挥，其创作的空间和自由性极大，而博弈性也极大，在作品出世前，谁也不知道它能否被公众接受和喜欢，而随着时间推移，价值逐渐体现，甚至成为无价的宝贝，艺术大师文森特・凡・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习惯于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商业广告作品，如果转而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广告，反而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一直致力于市场调查研究、收集整理资料而后去开发文案的广告创作者好像一群务实的蜜蜂，而那些注重灵感反对亵渎灵魂的艺术家们反倒成为了沉浸于有价证券买卖活动的投机者。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都是价值，那么由艺术家来从事广告创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我看来，广告是艺术的感性与商业的理性结合的产物，不论从哪方面单一的去看待，都不会也不可能得到那种纯粹的结果。艺术创作需要感悟，商业活动需要追逐利益，可是，追逐利益何尝不需要遵循艺术的规律，艺术家们又何尝不需要现实的肯定，二者皆是要回归的。

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世界里，没有哪一项是不需要美的，即使每个人对美有不同的解读，各行各业对美有不同的定义。我们烹饪时讲究颜色，穿衣时讲究花色，住房时讲究格调，出门时讲究气场，这种种的讲究，无一不在以美的规律运行，甚至在生活中要讲究说话的艺术，在工作中要讲究做事的艺术，“艺术”、“美”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成为一种行为准则，那么广告主这种最多向社会呈现产品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家？而广告这种最多扑向大众感官的宣传手段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品？或许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形式的艺术违背了艺术的高尚与永恒，或许我们也不能接受这种艺术家的泛滥与低俗，但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的时代和国情，并不是会写字、能画画、识古董就称得上是懂艺术，那么有多少人真正懂艺术？至少大部分本土企业家和高材生对于现代艺术是一窍不通的。

我们经常看到些不入流的、低俗的、根本不适宜广而告之的宣传品在眼前晃来晃去，我们又总觉得艺术家是艺术家、商人是商人，试想如果那些由广告主买单的广告作品经过艺术家的包装考量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可现实却是艺术家的孤芳自赏和商人的盲目追逐，我们缺乏的是艺术的感性与商业理性的结合，而广告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结合形式，它作为文化，作为艺术，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比起其它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渗透力和强迫性。它从一开始就以争取更多的受众为基础，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而且自身也早已彻底社会化了。

然而，艺术家们所担心和反对的问题确实存在，资本的力量确实容易使人迷惑而导致艺术作品的艺术感缺失。到此不得不提由电影《变形金刚3》中中国赞助方的跨国植入而引发的对于植入性广告的热议。电影这种制造话题和体验的艺术形式一直以一种特殊的魔力抓着很多人的神经。近年来，随着植入式广告在好莱坞的成熟，国内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疯狂的石头》《杜拉拉升职记》《唐山大地震》无不在植入式广告上做足文章。

在那个制片方通过寻找赞助商植入广告以减轻成本压力的时代，广告植入还能服从创作大局，如《不见不散》中“十三，路易的，想吐我也不吐”的广告语植入，成为影片中灵光闪现的亮点，其巧妙程度在今天看来亦可称为植入式广告的经典案例。而《杜拉拉升职记》的问世，影响了国产电影制作的观念，即做好广告植入，即使不靠票房影片仍能回本，引发了人们对导演是资本还是艺术的质疑。

在植入广告迅猛增长之初，当广告对创作出现明显干扰时，为了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导演对植入广告的态度还较为谨慎。冯小刚就曾在拍摄《非诚勿扰》时，因为植入式广告的困扰而怒砸玻璃杯。而随着广告植入在资本运作上的成功，导演们的艺术底线出现集体失守，徐静蕾在为《杜拉拉升职记》做宣传时，就直接称广告植入越多越有面子。过去导演们还会以成本压力为由为广告太多而向观众致歉，现在导演们开始积极配合，肆无忌惮地在影片中穿插广告，亦敢冒牺牲影片质量的风险。

导演的态度差异直接体现出其地位的变化，他们既是艺术家也是商人，而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不平衡又让我们感受到在艺术创作中和商业推广中平衡的重要性。广告不是不可以植入，但广告植入不可以简单粗暴，有商业无美学已经给广告创作带来危机，造成艺术品位的下降。它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任何形式的商品都必须尊重艺术规律才具有更多商业价值。《阿凡达》、《建国大业》等利用自身影响力与商业资本进行博弈的资源置换方式已经显示出电影行业对于艺术与商业的思考，而在更多的领域，我们仍需对广告这种商业与艺术的结合物做更深更广的研究。在这个充满创意和商业敏感的时代，广告制作者只有从自身把握住这种商人的敏感性和艺术家的创造力，才能在资本与艺术的博弈中，既保证艺术质量又能获得商业利益。

相比于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则抛弃了一些浮华，以一种熠熠生辉的姿态诠释着艺术的价值。

公益广告所表现的是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是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为目的的非赢利性广告。它以一种社会关爱为己任的崭新姿态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扮演着社会监督、舆论宣传、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并遵循积极、进步、向上、健康的创作原则，将自己的思想与理念以独特的传播方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代的进步、发展、变化必然带来艺术的发展和广告形式的变化。作为个体行为的公益广告，体现了创作个体的艺术素养，也通过个体的艺术实践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进行着规范和强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公益广告的独特社会效益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富于创意的公益广告作品不断产生，那些新颖别致、热情友善、引人深思、给人启迪而又文采斐然的公益广告能让人耳目一新，心悦诚服，在受教育的同时得到了美的享受。

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生活的镜子，是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是人类展现其文化、艺术的创造力的窗口，是美学理想的大众化信物。它对人外在生活和内在精神的渗入和影响，连同它在社会活动中的结构和作用，已形成了一种综合性质的文化现象。而广告的艺术品质，又使广告本身横跨在实用与审美的两极之间，成为实用与审美的结合体，一个完全艺术化又实用化的艺术新形态。

参考文献

[1] 沈海晖，章建春.网络广告艺术[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4（2007.8重印）

第9篇：感性与理性的博弈范文

也许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深深地消费化了，但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符号化”“娱乐化”倾向。社会层化现象明显，“二代”大量存在并不时地显示出他们的权利占有，这些让我们深感社会壁垒的存在、社会层间边界的固化和社会个体自由流动的不易。区域分割和阶层发展不平衡使繁华之上应有的意识倾向，尚未独立出现或是出现却裹带着很多断痕。经济的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前提性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与之相应的接受心理、接受环境还没有形成，当代中国与消费社会也自然不会完整和全息。“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市场管理。”①所以，判定中国是否进入消费社会可能为时尚早。但是，“远”和“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经济基础的有效支撑，多元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这些共同体现到当下的文化存和审美走向上，让我们对“消费”已然扑面而来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符号、快餐、平面化的产品已相当普遍，雅与俗、地域差别、受众的年龄差别都在日渐消解。尽管消费社会不完全属于我们，但“消费社会”的效应已随处可见，且已经成为我们讨论电影生产和传播的最主要语境之一，它与传统的儒学理性观念一起构成了分析受众审美心理的基本场域。

 

现代与后现代在电影文化中的博弈

 

在符号表征已经完全取代了主体价值，过分逼真的虚拟，完全笼罩了客观现实的“大潮”面前，有人提出：美学时代终结了。他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已经不再是艺术和美的学科，而是一种感觉、感性的汇聚和体验。现代性的审美包含三个基本诉求，“一是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的本体论位置；二是艺术品代替传统宗教的形式，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宗教的功能；三是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所谓的审美态度”②。现代审美突出了“消费”特征，经济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已经相当的默契。与传统美学主张相比，它不再崇尚严格和审本文由收集整理慎批判技术理性，不再希望经由高扬诗意来实现主体价值，不再建立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上，也就不能在支撑沉重的精神结构和彻悟内容了。于是，美学死去了。当然，这是所谓的传统美学遁形。

 

与之相反，有人则把这种传媒及其产品向“大众”“消费”走近的过程，看作是一场新的美学革命。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定是植根于我们独特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既定语境，他的出现对于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的文化的政治性、墨守传统，止步不前，是有极其重要的革新的使命和作用的。这种文化样式的出现是与现代化的建设，社会的深入开放、文明同步的，对人们文化市场意识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引导和带动作用。③而美学是主体的思想体验和理性批判，一切观点和主张都应该立足和着眼在个体的无拘束和个性充分发散上。这样看来，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美学恰恰迎合和体现着这一诉求。只是美的体现方式和存在状态，联同批判它的时性都在发生一些不可捉摸但又实实在在的改变。从本质上看，改变是形式和包装，体验和感觉却是类似的。只是，这类体验可能是浅表的，是可能被更多的社会个体所感所受的，是略微地消除了某些差别的。

 

不仅如此，当下电影美学的抉择还体现在主导思潮的矛盾和悖论上。一直以来数千年儒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电影，这种影响，可能从生产、传播到接受每个环节都必须自觉和不自觉地遵从某种规范。道德、伦理的自律和主流的倡导一直压制者非理性的、感性的审美实践。或者说这些非审美的要素无时无刻不在规定着我们的审美活动。当消费社会来临，这些东西并未霎时消退，土崩瓦解，而是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这两类思潮体现在电影中，一方面是现实社会中不能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对产品和服务的完全占有和“过分”需求，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供给，人们便会期待在影视作品中能够得到。这种期待是人们对完整、完美期许的体现。《我的雷人男友》中对男友的期待，《非诚勿扰》中对大龄爱情的祝愿便是这样的反应。年轻的群族对精神的渴望渐渐弱化，高扬崇高理想的思维不再成为他们的至高理想。这样的前提下，过于强化直觉的感触和不求深刻的光影刺激，过去所言之娱乐片和艺术片的区隔已经相当模糊，甚至不再存在，而作为定型化的一些征兆反而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戒狂暴，贵领悟，重经验，轻逻辑，好历史，戒玄想，这些儒家长期倡导的实用理性，又一贯地塑造了国人既定的思维形态。这些碎片虽常被遗忘，但在特定的时候会让人们的选择和喜好出现某种类同。《耳朵大有福》《疯狂赛车》《斗牛》《小武》等对平民的关注，正是如此的一种体现。中西文化碰撞，传统理性与消费社会的非理性观念的渗透互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电影审美的基本意识生态。在悖论和矛盾中我们的电影是坚持传统美学，强调超验，还是流入大众文化，成为消费品或准消费品？电影似乎遁入各种矛盾和抉择中。

 

审美接受：解读当下电影生存状态的逻辑起点

 

电影审美是人们对电影的一种认同和审视，是人类发出的，与电影有关的社会行动的最高形式。审美接受则是这种行为的转入思想界域的源点。电影的审美其实质是人类思想、心理在光影和声音之中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电影艺术作为审美对象，必须纳入人类的价值目标体系内来实现，即将之视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对人的提升”④。如此，对电影的评鉴，要实现或贴近这一目标，电影审美才能完成他自身活动必须的整个链条。而人的思想变化和自由提升又有赖于美感的产生和体验，美感又发端于主体的接受和品评。这种接受既源于“期待视界”又来源于“眼前的刺激”。 不仅电影是呈现人类心性和行为的，电影艺术本身也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若只有情感信息发出者而没有接收者，交流便无从谈起，电影的短期或终极的功能也将无可发挥。一部影片如果深埋于库房，或是拒绝受众的接受，它们就将是永远未曾进入思想流通领域以兑现其价值的案头之作。所以电影艺术功用的发挥和价值实现，无法离开接受者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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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接受是电影传播链条上的最后环节，也是最负荷最重，最具制约性的环节。从传播主体、信息源、介质到受众的接受，传播过程的完成，传播效果的检验等都要以受众的接受为终端。不仅如此，这一环节还包含着对作品的再造，包含着过滤性的修正。审美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再创造，也是一种对艺术创造主体审美体验的主观物化形态和呈现。在这种体验中，接受主体和创造主体一样在体验着情与理，同样可以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心灵，并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电影作品之中，以获得愉悦和提升。这种再造不仅蕴涵着作品的本义，也反映了接受群体的历史、文化、地域、年龄、性别、信仰等诸多信息。这样一组包容完整的信息要比单纯的传者意识值得审看得多，也将更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观照当下的中国电影，深入研究审美接受是理解电影生存状态和发展倾向的关键。消费社会语境的存在和人们按消费社会的逻辑采取去的电影生产行动，使电影内涵从厚重走向肤浅，“一方面生产者不断重复、引导观众习惯这种电影模式，另一方面观众的习惯更强化了这种电影的模式，从而使电影变成了某种固定模式的标准产品，人的欣赏思维活动也变得单一而僵化”⑤。如此延伸，中国电影正在丧失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剩下的仅是一种断裂的、肤浅的、平面的电影符号。不仅如此，更多的信息还呈现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电影在拼命式地耍弄各种符号，加剧着电影的消费属性。继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之后，一种被称为“中国式”大片的影片类型大量喷涌。不管是本土还是港台，具有十足引领力的导演们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从饱受批评《十面埋伏》（2004）到被戏耍的毫无颜面的《无极》（2005），从难以下咽《夜宴》（2006）到过分强调造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还有香港导演陈可辛的《投名状》（2007），张之亮的《墨攻》。吴宇森《赤壁》总投资高达6个亿，把“中国式”电影的各种参数和指标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这些现象是中国电影之幸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中国式”大片一窝蜂地出现，大有非此不可之势，但一般都披上中国古代历史武侠的外衣，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人类的普遍情感和体验，在过度地渲染一种浪漫，绚丽乃至奢华风格的同时，刻意追求达到感官上的新奇和愉悦。这些电影除了给人们留有一点视觉和语言的刺激外，余韵寥寥。这只是问题的一角。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哪？当我们对这些进行叹息和反思时，我们难道该埋怨编导，埋怨演员，埋怨院线？似乎都过于狭隘。对明星的追慕、超高的票房、拥挤的影院和看后满满的骂娘声，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也许真的该认真解读一下受众，从受众的审美接受中反观我们的电影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