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批评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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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罗杰弗莱（RogerFry,1866-1934)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早年从氓博物馆学研宂，M于欧洲鉴藏圈的顶级鉴定大师，后来兴趣转向现代艺术，成为后印象派绘画运动的命名者、主要诠释者和现代艺术批评最卓越的实践者。他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观成为现代美学史的主导思想之一，著有《贝利尼》（1899)、《视'觉与设计》（1920)、《变形》（1926)、《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1927)等。《弗莱艺术批评文选》首次在中文世界里将罗杰弗莱的重要文章汇于一集，其中有对后印象派极富影响的辩护，也体现出他将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理论从学院化、教条化的倾向中拯救出来的努力，反映了他对艺术教育、博物馆业、建筑、设计艺术的多样兴趣。

     本书既为考察弗莱的艺术批评思想提供了重要文献，也为当下围绕艺术与审美经验的讨论提供了检验的机会。列奥施坦伯格（LeoSteinberg,1920-2011)是美国著名文艺复兴艺术史专家，20世纪铖杰出的艺术批评家之一，著有《文艺复兴艺术及现代健忘中的基督的性征》《米开朗琪罗敁后的绘画》《莱奥纳多永远的最后晚餐》《遭遇劳申伯格》和《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等。鉴于对美国艺术界的巨大影响，他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哈洛德罗森伯格（HaroldRosenberg)—起，被誉为美国“文化三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是他的艺术批评文集，涉及对罗丹、莫奈、毕加索、波洛克、贾斯伯约翰斯及其他当代艺术家的研宄。这些批评显示了他敏锐的目光、精确的观察，还有将严谨的形式分析融入图像学的主题分析的超常能力，堪称现代艺术的图像学研究的卓越范本。凭借这部评论20世纪艺术的书，施坦伯格将艺术批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Fried,1939-)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之一，著有《聚精会神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1980)、《库尔贝的现实主义》（1990)、《马奈的现代主义》(1996)、《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1998)等。作为晚期现代主义理论家的代表，弗雷德努力捍卫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深入批判极简主义艺术的破坏性。《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汇集了弗雷德批评生涯的代表作，其中包括为“三位美国画家展”所写的雄心勃勃的导论，以及划时代的论文《艺术与物性》。这些文章不仅提供了理解盛期和晚期现代主义的基本术语，而且开启了批判美国极简主义艺术的大门，直到今天仍在为人们矣于视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提供理论资源。而全书的长篇导论以及新近撰写的“中文版序”，则涉及了包括其批评思想演变、与格林伯格的分歧等广泛议题，为我们深化现代主义研究、反思当代艺术批评提供了重要参考。

 

 简罗伯森（JeanRobertson)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海隆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史教授，克雷格迈克丹尼尔（CraigMcDaniel)是印第安纳大学海隆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美术系主任。他们两人合作出版的《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聚焦于过去30年间反复出现的七大重要主题：身份、身体、时间、场所、语言、科学与精神性。第一章提供了对该阶段世界艺术潮流的-个简明的概括，分析f五种关键性的变化（新媒介的兴起、对多样性的日益关注、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以及与日常视觉文化的互动）如何导致艺术范围的急剧扩展。接下来的七章，每一章都介绍了一个主题，提供了对该主题的历史影响的纵览，分析了当代艺术家是如何在具体的作品里对该主题作出回应和表现的。中文译本根据英文第二版译出，包含对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和地理背最的艺术家（包括将近2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材料、理论观点和风格方法的分析。在时间上，它正好构成了影响深远的阿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的-个姐妹篇，从而将现当代艺术史研究推进到当下。

第2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美国具有公开反叛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学逐渐为消费社会所同化，高雅艺术与商业形式之间的分野正在消失，文学艺术广泛进入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当代的文化和文学呼唤着新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詹姆逊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上。1984年，他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入1991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在该书中，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并归纳出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中有些特征在人们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被经常引证和争论。该书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扩大，詹姆逊已不再限于20世纪文学批评和相关的叙事领域，而涉足音乐、绘画、电影、建筑以及大众文化等各个方面。1998年，詹姆逊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文化转向》，书中的八篇文章集中代表了詹姆逊研究后现代的最新成果。随着后现代“文化”的膨胀，詹姆逊展示的是空前庞杂的“文化文本”。不仅小说、音乐、绘画、建筑、影视及商业广告等文化载体和传播方式，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跨国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削弱等都进入了詹姆逊的研究视野。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詹姆逊从早期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分析转入后现代文化研究。他的这种转向不仅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展，也表现为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他前期的文学批评更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话，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被大大突出了，政治无意识开始向文化无意识转化，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开始转向多元共存的后现代思维[3]。

同时，我们看到，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而是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力求回答当前现实提出的问题。正如他在上海的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关注当下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鲜明特色。“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在詹姆逊那里，文化批评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一、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和批评观念

要研究詹姆逊对当代文化的看法，首先需要认真分析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后现代的“文化”概念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到现代主义，文化都被理解为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很高雅的事情，因此很自然地被理解为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这样便形成了文化圈层的自律性。詹姆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文化对各种事物的渗透或者说移入是普遍而深刻的现象，“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4](P381)，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成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4](P381)

詹姆逊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扩张时，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将文化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当今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一切艺术都被纳入商业文化之中。“美的生产也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乃至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与市场连在一起，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康德所标举的无功利的纯粹的审美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很难寻觅了。“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4](P148)。而商品生产将文化变为产品的同时，商品也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已含有文化的内容了，以致于人们难以说清麦当劳、可口可乐究竟是一种食品还是一种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5](P147-148)

詹姆逊关于“文化”的概念还有另一层含义，即运用“他者”的概念限定文化，或者说，把文化还原为不同形式的群体关系（从词义上讲，“文化”概念在19世纪的重新定义缘起于人类学家对地球上原始民族的观察）。詹姆逊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6](P420-421)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他赞同莫里斯的观点，“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有能力思考区域性、民族性、国际性行动和经验框架之间的关系的学科”[6](P440)，借此来更好地认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关联和差异。在研究中，他推崇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5](P11)。詹姆逊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正是通过一种群体或地域的文化去反观另一种文化的。而这种文化之间的互相观照，互相审视，可以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因此，詹姆逊反对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分离出某种不变的对象作孤立的研究。“对文化或者说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5](P7)。

第3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第三，生态批评会在复杂性过程中保持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以及深层含义时，我们将考虑越来越多的变量。这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我们感到不熟悉或有难度的材料，有些材料还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学的知识范畴，这个过程也会变得更有挑战性。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生态批评学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能对工程、物理、有机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对科幻小说和当代现实主义作出评估。

第4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周谷城“使情成体”说《文艺报》

在60年代初期“文艺调整”的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后发表《史学与美学》、《礼乐新解》、《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等文章,大力倡导“使情成体”说的表现论文学观念,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对当时文艺界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文学观念提出了质疑。

周谷城认为,情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美的源泉只能从斗争中来。没有斗争,便没有成败可言;没有成败可言,感情或情感便不会发生;情感不发生,美的来源一定枯竭。人的生活,可能不一定都有情感;美或艺术或艺术品,却是以感情为其源泉的”,“美的源泉,可能不单纯是情感,但主要的一定是情感”[1]。因此,文艺创作的过程,便是“使情成体”,因为“情感自己是不具形体的,不借外物以为条件,即不能成体”。所以作家要通过“客观移入主观”、“主观嵌入客观”的方式,赋予情感以形体[2]。同时,“情感自身是不具形体的,虽很真切,却无法感人;摄入形体,成为一件东西,便能任人用感觉器官接触,使整个人格受到感动。形体构成之日,即创作成就之时”[3]。这就是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主要内容,传达的是表现论的文学观念。

在建国后十七年中,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始终处于霸权地位。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强化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要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也限制了作家向内心世界的挖掘。因为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文学观,与提出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的批判文章多达数十篇。可以说,60年代学术界对周谷城的“使情成体”说的批判,是反映论的文学观念与表现论的文学观念的一次最为尖锐的冲突。

《文艺报》是关于“使情成体”说论争的主战场,共发表批判文章十余篇,周谷城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评王子野的艺术评论》、《评朱光潜的艺术评论》等予以回应,捍卫“使情成体”说的文学观念。其中,朱光潜对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批评,相当系统,也具学理性。朱光潜说:“周谷城的‘使情成体’的基本观点显然就是表现主义的观点而不是的反映论的观点”[4]。在批判周谷城的表现主义文学观时,朱光潜明确站在文学反映论的立场上,认为“反映论并不排除情感思想,而且很重视情感思想在反映过程中的作用,而单提表现主义,就会取消反映论,把艺术引回到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4]。朱光潜对反映论与表现主义的区别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从哲学基础上说,表现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反映论的哲学思想基础则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来说,表现主义把个人主观情感看作艺术的源泉,反映论则把客观现实生活看作艺术的源泉。从情与理的关系看,表现主义独尊情感、排斥理性,只讲以情感人,不讲以理服人,排除了文艺的思想性、倾向性、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反映论则坚决肯定艺术的目的性和自觉性,思想性和倾向性,认为世界观是创作方法的决定因素,所谓世界观是情与理的统一体,是意识形态的总的倾向。所以情与理在反映论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也是如此。从阶级观点上看,表现主义排斥阶级的观点,反映论则坚持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必然具有阶级性,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必然要从阶级观点来评定。从美学方法论上看,表现主义的艺术观单从情感的角度去看文艺,只是用意识去解释意识形态,把社会基础的根一刀砍掉,反映论的艺术观则从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来看文艺,既照顾到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更重要的是显示出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

针对朱光潜对“使情成体”说的批评,周谷城进行了反批评,在《文艺报》发表《评朱光潜的艺术评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周谷城首先与朱光潜争夺反映论的旗帜,他在文章中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指责朱光潜的观点是表现主义的,而自己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的。

可以说,周谷城与朱光潜之间,论争的焦点是表现主义的文艺观与反映论的文艺观之间的根本分歧。王子野认为,周谷城极力强调“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但不能说生活就是艺术的源泉”,其目的是想要证明,有的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有的社会生活不是艺术的源泉,有情感的社会生活才是艺术的源泉,没有情感的生活就不是艺术的源泉。朱光潜对周谷城的批评,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周谷城在形式逻辑方面的几个明显的漏洞。周谷城与朱光潜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精神分析与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冲突。

在当时的文学规范中,反映论的文学观念是居于霸权地位的。因而在面对朱光潜等人的批评时,周谷城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对于反映论这面旗帜的争夺,他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指责朱光潜的观点是表现主义的,而自己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的。在回应王子野的批评时,周谷城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以反映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周谷城之所以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为自己辩护,是有其苦衷的。但在忽视创作主体的重要性的时代,不管他使用什么方法为自己辩护,都是不可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胡啸、姚介厚、樊森指责周谷城:“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现实斗争,否定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而公开宣扬艺术创作是主观拥抱客观、是作家精神自我扩张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调”[5]。当时不少学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哲学观念出发,把周谷城的文学观看作“唯心论的创作论”。文哲认为:“感情是属于观念的范畴,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它不是物质现象,而是精神现象;不是源,而是流。就是按照周谷城的逻辑,艺术表达感情,而感情来自‘斗争’;那么,艺术的源泉也只能是‘斗争’本身,又怎能是感情呢?在这个问题上,周谷城故意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去寻找艺术的源泉,而从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艺术的源泉,用‘感情是艺术的源泉’来反对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能是企图割断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引导作家把艺术变成‘自我表现’的工具”[6]。冯景阳指出:“既然是存在决定意识,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情感,那么,不管思想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不能本末倒置,视情感为艺术的源泉。因为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头脑中便无所反映,情感便无所激发,思想便无所产生,而艺术创作,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7]。李尧则认为,周谷城强调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引起人的感情,并不能改变其唯心主义的实质,因为“他所说的斗争,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由于和现实发生了主客观矛盾,而产生的心身不统一的自我矛盾、自我斗争”,“这种‘斗争’和我们所说的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完全是两回事,而是一种纯属于主观精神的东西。这样,周谷城就把斗争的、阶级的、现实的、历史的客观内容给抽掉了,把社会的现实斗争缩小为艺术家个人的主观矛盾,以艺术家的身心痛苦来代替现实的斗争,并把这种作家艺术家的自我矛盾,自我斗争,‘痛苦难安’的精神活动当作艺术源泉和创作的推动力了。这种‘斗争’,其内容和实质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8]。

周谷城的“使情成体”说提出以后,在文艺界反响强烈,但随之引发了论争,遭到了批判。论争最初主要在《文艺报》展开,后来波及到其他多种刊物。关于周谷城“使情成体”说的论争最终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映论文学观念与表现论文学观念的最为尖锐的冲突,从而折射出当时文艺界的某一侧面。

参考文献:

[1]周谷城.礼乐新解[N].文汇报,1962-06-09.

[2]周谷城.史学与美学[N].光明日报,1961-03-16.

[3]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J].新建设,1962,(12).

[4]朱光潜.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评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体”说[J].文艺报,1963,(10).

[5]胡啸,姚介厚,樊森.周谷城“真实感情”说的真实面目[J].学术月刊,1965,(1).

[6]文哲.人民的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批判周谷城“感情是艺术的源泉”的谬论[J].湖南文学,1964,(11),(12).

[7]冯景阳.驳周谷城资产阶级艺术源泉论[J].吉林师大学报,1964,(2).

第5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双性同体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身于伦敦一个书香名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培养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剑桥等一流名校，可女儿却只能留守在家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儿时的不平等遭遇为伍尔夫日后投身女权运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她不仅成为西方女性文学评论的理论先锋，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她娴熟运用手中笔墨，为女性的独立解放摇旗呐喊，为推动女性文学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伍尔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既是女性潜心创作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心灵归属的精神空间。然而，伍尔夫感慨道，这样一间独立的书房对于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简·奥斯丁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种藏藏掖掖、时断时续的状态下完成。

伍尔夫认为，要使女性自由创作，充分展露其才华，除 了自己的一间房，还得拥有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只有这样双性同体，女性才有可能四处行走，置身于广阔的生活天地中，获取更丰富的写作素材和人生阅历。而不是像简·奥斯丁那样足不出户，因此她的生活阅历和活动空间决定了她的小说只能写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故事。让伍尔夫倍觉惋惜的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镑售出了她的几本小说的版权”，【1】 除了缺少人际交往和人生经验，生活拮据也是她不得以廉价出让的原因之一。所以伍尔夫设想，如果夏洛蒂拥有三百英镑的年金，如果她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将会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样不幸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她用一个男性的笔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耻笑和攻击。因为女性写书在当时被认为精神错乱，非疯即傻。不仅如此，乔治·艾略特由于爱上了有妇之夫而必须得隐居乡间“自绝于尘世”。【1】 可想而知，这将对她的创作产生多大的伤害！而在欧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门的托尔斯泰却能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各种场合，与各阶层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战场，记下生活与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才有了传世巨作《战争与和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假如托尔斯泰携一位有夫之妇“自绝于尘世”，是断然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战争与和平》的。

在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父权社会，很多女性不战而败，心甘情愿地成为“房间里的天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该与写作绝缘，浑然不觉地充当着男性的的女佣和附庸。自我牺牲、纯洁优雅是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们丧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尔夫除了哀其不幸，还怒其不争。为此，她大声疾呼：女性要独立，要成为自己，必须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强加于她们的道德桎梏，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动自由。

然而，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边缘化的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通过当时的一些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与男性分庭抗礼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伍尔夫不同于那些激烈声讨的激进女权运动者，而是另辟蹊径试图缓解两性冲突。她认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制度，而不仅仅是当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权的长期统治下，女性不仅是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执迷不悟的参与者。所以她劝诫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双性同体，先要认识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种自主又开放的女性自我，既独立于男性，又与男性、与整个世界有着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赖、相互促使的关系。”【2】 既然男权文化在两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难实现，不妨忘却幽怨与愤怒，承认两性的差异，将两性中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两性和谐共存。

二．“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

在伍尔夫看来，两性的和谐首先是“头脑的和谐”。【1】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人的情感和心理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断和女性的温柔体贴。伍尔夫沿袭“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奥兰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张特色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传体小说，对“双性同体”有着充分而精彩的诠释，是伍尔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性别的改变，改变了他的前途，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特性。”【3】 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年轻、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声，无人可比。”【3】 而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虽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无缺”，【3】 但此时的她却处于迷茫混乱的状态，对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权社会，无论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会的“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优雅高贵如奥兰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双性同体，因此奥兰多被剥夺了对祖传豪宅的继承权。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奥兰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来，除了性别，所有其他方面都与过去别无二致。为何曾经由他统治的世界仅仅因为性别的改变使她步履艰难？伍尔夫的一段男女有别的言论恰到好处地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所用，由他随意塑造。女子则小心翼翼，甚至疑虑重重地斜视这个世界。【3】

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即刻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她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轮番发现两性的弱点，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奥兰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不仅使其收获了双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诗作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奥兰多既是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的形象化表现，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理想化产物。在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尔夫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她认为男女两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从根本是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伦理价值标准。”【4】 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与男性和谐相处，与整个世界和谐共生。

三．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三重意义

首先，“伍尔夫作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意识、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学批评，她还改变了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理论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5】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为女性争取独立的物质环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上，她还呼吁女性应敢于冲破男性文化霸权为女性设定的缄默温顺的话语模式，要大胆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让男性、也让整个世界听到女性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独到见解。伍尔夫身先士卒，不断挑战男性文学规范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从女性立场出发，用女性话语进行女性写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评价伍尔夫时说，“她以自己的力量、失败及困惑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建筑师与设计者。”【6】

其次，伍尔夫作为把重建女性主体引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她不仅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还将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指向重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伍尔夫之前的女权先驱们倾向于向男性社会争取各种平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等，而自伍尔夫之后，女权运动就增加了一个新目标：在女性主体内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尔夫强调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时双性同体，也应与男性建立一种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开放包容的两性关系。女性应走出“自己的一间房”，与男性、与整个社会融合在一起。“尽管伍尔夫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8】，但纵观西方整部女权主义运动史，伍尔夫以其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成为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最后，伍尔夫作为把“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权文化的权威，又不局限于女权意识的单一，而是倡导男女两性同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伍尔夫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和谐并存，男人与女人不再是对立的二元，这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9】 “未来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它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对异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对自身性别的内省。”【10】 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两性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结语

总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后世女性文学批评开启了理论先河，也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所主张的在女性独立基础上的两性融合更为两性和谐共存开拓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1、62、84、85.

2.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立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4）:28-32.

3.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9、12、102、107.

4.张昕.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12)：221-225．

5.马睿.从伍尔夫到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99(3)：1-7.

6.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53

7.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形态[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1)：66-70.8.伍厚恺.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9.蔡岚岚.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双性同体”观[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6)：12-13.

10.叶匡政.我看中国女性解放60年[OL]. 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9/29/188269.html, 2009.

第6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了建筑设计理论之外，设计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从装饰艺术史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建筑装饰、室内设计和园林设计的历史，其中包含了家具、玻璃、陶瓷、银器等各种古董及其他收藏品的研究，这与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关系十分密切，这些研究配合了艺术收藏市场的需要，因此在器物造型及风格演化的细节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类型的研究缺乏对“设计”本身概念的探讨和领悟，缺乏对设计行为本身的研究，也就是说，这类研究针对的是“物”而非“事”。第二种研究方法的雏形基于艺术史与建筑史，其先驱是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他所撰写的《现代设计的先驱》(Pioneer of Modern Design)一书初版于1936年，他在书中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设计在现代世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正因如此，设计所呈现的形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本体论意义，这种意义的呈现即为设计史。佩夫斯纳强调的是恢复设计方法与设计实践的统一。他认为，设计史应该阐明的道理是：通过对设计的研究，去探寻设计作品与设计的社会意义之间的联系。

我国在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的。21世纪以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还集中于前面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产生的两种类型中的前一种，集中于对设计发展史中设计作品和设计师的描述与梳理工作上，而对于设计的社会学意义的探索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这种研究视角出发，设计史看起来与设计的行为过程是不相干的，这种研究模式似乎在试图回避从工艺史观或者说是装饰艺术史观出发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艺术商品化的背景，忽视了设计的人文要素以及对于设计本质意义的探寻，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设计研究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设计研究开始注意保持一种开放性和相对性，努力避免陷入过于具体的“物”的研究或者某种装饰风格或题材的研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南京艺术学院的袁熙D教授。他不但在自己的文论中为国内的设计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注意译介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与顾华明策划主编的“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几乎囊括了近年来国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创新观点，这对于国内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尤其对于初涉此研究领域的年轻学生来说，它具有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意义。《人造世界的策略：设计与设计研究论文集》就是该译丛收纳的著作之一，作者维克多・马格林作为一名优秀的设计研究学者，在2002年出版的这本著作中，提出要持一种国际性、跨学科领域的设计研究态度，并提供了自己对设计及其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思考。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必将促进国内的研究考虑设计中更多的人文因素，也必将使设计研究与设计批评相结合，去更深刻地认识当今社会背景下设计的本质和意义。

第7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作为俄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维萨利昂•别林斯基(1811－1848)对俄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却长期在俄罗斯和中国学术界遭到了严重曲解。一方面，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与德国文学理论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肯定其后期思想进步意义的同时，却忽视了他早期批评中的许多重要见解。因此，重新认识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正确评价他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或许是对这位批评家最好的纪念。

一、在早期论文《文学的幻想》(1834)中，别林斯基通过对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历史回顾，反对盲目摹仿西欧文学，热切呼唤一种真正植根于俄罗斯生活的民族文学。为此，他从史雷格尔兄弟那里借取了一个重要观念，即把文学看成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文学是人们“在自己的优美的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作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把那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现得无微不至，直触到最隐蔽的深处和脉搏”［1］10。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1］107。以这一标准来考察，别林斯基不禁深感失望，因为一部俄国文学史，“不过是通过盲目摹仿外国文学来创造自己的文学的这种失败尝试的历史而已”［1］110。甚至在普希金的创作中，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也只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因此，别林斯基热情期待着这样一天:“这一天总会来到，文明将以波涛汹涌之势泛滥俄国，民族的智能面貌将鲜明地凸现，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将在自己的作品上镌刻俄国精神的烙印”，“到了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文学，我们将不是欧洲人的摹仿者，而是他们的劲敌。”［1］124

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再次采纳了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文学分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两大类。他指出:“诗人或者根据全靠他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来决定的他那固有的理想，来再造生活;或者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1］147与此对应的，则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客观诗人和以席勒为代表的主观诗人之间的对比。在别林斯基看来，莎士比亚没有理想，没有同情，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那广无涯际的、包含万有的眼光，透入人类天性和真实生活的不可探究的圣殿。”［1］152而席勒的作品却是为了表现诗人的思想情绪而创作的，它“没有生活的真实，但却有感情的真实”［1］157。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往往将上述见解视为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石，但这一判断却是大可怀疑的。诚然，别林斯基在此多次使用了“现实的诗”、“生活的诗”等字眼，但我们却应当认识到，有关“理想的诗”与“现实的诗”、“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所作的区分，早在浪漫派批评家那里便已明确提出，何以一经别林斯基转述，就成了现实主义理论?何况除了俄国作家之外，别林斯基赞誉的是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拜伦、乔治•桑和詹姆斯•库柏等人，他们的创作与通常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也相去甚远，何以仅凭几个概念就断言别林斯基的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在此反复强调了文学创作的非目的性和非自觉性。在他看来，“创作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这便是它的基本法则。”［1］177具体地说，当诗人产生创作冲动，要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他是自觉的;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孕育中的作品就不再被诗人的意志所左右，因而，创作又是无目的和不自觉的。别林斯基甚至宣称:“诗人是他的对象的奴隶，因为不管是对象的抉择或是它的发展，他都无法过问，因为如果没有那绝对不依存于他的灵感，无论是命令、订货或是本人的意志都不能使他创作。”［1］180显然，这与他后期评论中坚持艺术必须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限于篇幅，我们无法逐一评述别林斯基的论著。不过，在他的早期批评中，还有三个理论问题应予以重视。这就是形象思维、典型化和有机整体论问题。虽然我们不难在德国批评家那里找到他们的理论渊源，但由于别林斯基对这些问题作了较多发挥，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

如果说有关创作非自觉性的说法主要来自康德的话，那么，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理论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强调:“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索，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实，不过不是表现在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诗人用形象思维;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2］96然而，尽管形象思维的理论表明了别林斯基对艺术规律的探讨，但所引发的问题也是毋庸讳言的。首先，由于该理论把诗歌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导致文学研究忽略了作品文本而滑入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领域。其次，形象思维的说法过分看重视觉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却忽视了其他艺术技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视觉意象只是诗歌艺术中的各种技巧之一，并不比其他技巧更特殊、更有效。而这也正是后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强调的。别林斯基也高度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把典型化视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他指出:“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化……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个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1］191在此，别林斯基借鉴了黑格尔的见解，将典型看作是体现某种普遍概念的代表，认为典型化就“意味着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2］102。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典型应当是高度个性化的，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只有在这条件下，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2］25同样，有机整体论也是别林斯基早期评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他看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没有最好的场面，因为里面也没有最坏的场面，一切都是出色的，都是艺术地构成那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142他甚至借用德国批评家的说法，把艺术作品比喻为植物的生长，“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2］251尽管这似乎是一种老生常谈，但别林斯基强调的却是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表明了他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直到后来，他才放弃了这一评价标准，代之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p#分页标题#e#

二、1841年，别林斯基雄心勃勃地计划撰写一部系统的诗学著作。从写作计划来看，此书规模相当庞大，意在“有系统地认识美学法则，以及以此为基础而有系统地认识祖国文学史”［3］2。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并未完成，仅仅写出了四篇论文———《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艺术的概念》、《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和《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就完成的这些论文看，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并不多，许多见解仍然来自于德国文学理论。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贬低别林斯基，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不难发现，别林斯基的体裁理论基本上照搬了黑格尔的观点，只是在个别细节上作了若干修正。在他看来，诗歌可以分为叙事诗歌、抒情诗歌和戏剧诗歌三类。叙事诗歌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诗歌，宛如建筑、雕刻和绘画;抒情诗歌是主观的、内在的诗歌，可以比作音乐;而戏剧则是叙事的客观性和抒情的主观性的统一。别林斯基称颂歌德和席勒是“抒情诗歌的两个完整世界”，也赞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司各特和彭斯的创作，而法国却没有抒情诗，其水准绝不超出民间歌谣之上。就戏剧而言，首先是莎士比亚，其次是德国悲剧，法国戏剧则“属于服装、时装以及良好古老时代的风习的历史的范围，但却跟艺术史毫无任何共通之处。”［3］79由此可见，直至19世纪40年代初，摒弃新古典主义趣味，拥护浪漫主义文学，仍然是别林斯基批评活动的基本倾向。

《艺术的概念》一文开宗明义，对艺术作了如此界说:“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用形象思维。”［3］93关于形象思维，这里无须赘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样两点:首先，别林斯基在此论述了黑格尔的哲学，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从宇宙到人类的精神，都看成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运动。而人类的精神发展则经历了从神话到艺术，最后到哲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次，所谓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其“直感”就意味着“存在以及毫无任何媒介而直接发于自身的行动”［3］103。别林斯基强调，“直感的”与“不自觉的”并非同一个意思，“现象的直感性是艺术的基本法则，确定不移到条件，赋予艺术崇高的、神秘的意义;可是，不自觉性不但不是艺术的必要的条件，并且是跟艺术敌对的、贬低艺术的”［3］107。这表明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已发生了变化，早期所推崇的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此时已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别林斯基也强化了历史主义观念。他指出:“文学的意思是指历史地发展起来并反映出民族意识的文辞作品。”［3］117“发展的有机的连贯性，构成着文学的特点，这也就是文学之所以有别于文辞和文录的地方。”［3］120因此，不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学，就不可能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不了解17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也就不可能理解现今的法国文学。但与《文学的幻想》不同的是，别林斯基在此承认，俄国民族文学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它“从来不曾有过，并且现在也不可能有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3］155。

《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继续讨论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由于别林斯基此时已较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因而他强调民族性只有与“一般人类事物”的共同性结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正如他所指出的:“人们在文学中仅仅要求写出‘民族性’，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在文学中要求完全不写‘民族性’，认为这样可以使文学为所有的人所理解，成为普遍的东西，就是说，人类的东西，也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虚乌有’……很显然，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3］186然而，贬低民间文学的观点却依然如故。因为，在别林斯基看来，民间诗歌产生于一个民族尚未自觉的婴儿时期，其内容只能为本民族所理解，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3］211。这当然是一种错误见解，在大量文学史事实面前将不攻自破。

三、大致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与前期推崇客观诗人而贬低主观诗人的立场不同，他转而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主观性，强调诗人的个性和激情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与前期崇尚艺术的自足性不同，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三，前期所持的有机整体论开始松动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并越来越多地从内容方面来看待文学作品的价值。当然，所有这些变化是与他整个世界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所知，别林斯基的早期评论是完全倾向于客观诗人这一边的。但在《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2)一文中，他却出人意外地把诗人的主观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看来，果戈理迈出的重要一步，便是在《死魂灵》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主观性。这当然不是指那种歪曲客观生活的主观性，而是强调作家在真实描写外部世界的同时，又注入了创作主体的强烈爱憎。正是这种主观性，“不许他以麻木的冷淡超脱于他所描写的世界之外，却迫使他通过自己泼辣的灵魂去引导外部世界的现象，再通过这一点，把泼辣的灵魂灌输到这些现象中”［3］414。因此，在别林斯基看来，《死魂灵》并不像那些御用文人所说的那样，是对俄国社会的丑化，而是对这个社会的丑恶现象的鞭挞，其中“洋溢着对俄国生活的丰饶种子的热情的、神经质的、带血丝的爱”。

在鸿篇巨制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中，别林斯基更把这种主观性称为“激情”，认为它是理解诗人个性和创作特点的关键。他指出:“每一部诗情作品都必须是激情的果实，必须被激情所渗透。没有激情，就不可能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诗人执笔作文，给予他以力量，让他有可能写完一部篇幅浩繁的作品。”［4］336当然，艺术中的激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把理智对意念的简单的理解转变为精气充沛的、强烈追求的对意念的爱”［4］335。就此而言，激情既是体现于作品中的统一的精神，也是创作活动本身的驱动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如果一个诗人决心从事创造活动，这就是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不可克服的热情推动他、驱策他去写作。这力量，这热情，就是激情。有了激情，诗人就爱上意念，像爱上一个美丽的、活生生的人一样，就热情如焚地被概念所渗透……”［4］334在早期批评论著中，别林斯基曾多次表述了有关艺术的自足性的思想。他声称:“诗人如果在作品中力图使你们从他的观点来看生活，那时他已经不再是诗人，却是一个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恶劣的、用意不良的、该诅咒的思想家，因为诗歌除了自身之外是没有目的的。”［1］24但在后期的批评活动中，别林斯基却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中强调:“我们的时代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赋予19世纪的艺术以历史倾向，这就意味着:天才地猜透了当代生活的秘密。”［3］584#p#分页标题#e#

第8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类型学 原型 欧式几何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1 历史与传统

类型学设计方法主要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切入，从本质上去探究建筑的原始意义。其实，在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它是一种设计方法，并非最近才形成的一种设计手段。类型学实质上是对现实建筑与城市的阅读，这与欧洲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广义上来讲，只要建筑设计中涉及到“原型”理念，并且后期能够分析得出其原型特征的，就属于建筑类型学的建筑范围之内。

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科尔孔认为，类型学的实质在于类型学思想辩证地解决了“历史”、“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即“不变”与“变”的关系问题。在运用类型学时，理性地对待历史与传统是极具重要性的，并且对其筛选和批评，对历史文化内容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社会和文化等特征进行有目的性的再设计。

2 类型形式

类型学设计方法除了尊重历史与传统以外，还需要一套特殊的“元语言”，即对构成建筑的几何要素语汇和基本组合方式。而几何原型在几何要素语汇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建筑设计的作用就如同字母至于文学作品，是建筑师感知与创作的源泉。而意大利的格拉西认为：“建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些类型（元语言）进行集合、排列、组合和重建”。

在朱文一博士论文《空间・符号・城市》中，在对中西方空间、符号、城市的比较研究中涉及到原型研究。这种“原型比较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出“中西方城市在物质形态构成方面上存在本质差异”，而这种“原型”就是对前者“不可再分的最小构成单元”的探索。这与类型学中提到的“元语言”意思相似，但是又有所区别，仅仅指物质上的、可见的最小单元。

对于“原型”概念的问题，浙江大学张毓峰教授关于建筑空间原型研究中提到：原型是“保持空间属性的不可分割的较小单位”或 “空间元”（保持空间的最小单位）。与上文中原型不同的是，这里提到了“空间”，建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便是“空间”。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涎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墉以为居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些文字描述了空间基本形成的原因――围合界面的状态决定了空间的存在。“原型”，不仅是“不可再分的最小构成单元”，而是一种具有空间属性及使用功能的形态，包括围合结构和其内部空间。

3 原型的作用

阿尔多・罗西曾说过，“在传统城市建筑中抽取的单纯几何体式用现代语言表达古典精神的最适宜元素”。原型对于建筑创作起到重要作用，就如同字母至于文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对原型的挖掘为建筑创作提供参考和引导。当面对设计无从下手或无法判断设计方向时，就可以参考同类建筑的原型，这是除地形限制以为的一种条件制约。但是参考不能仅停留在形式的模仿或功能的借鉴，而是结合原型的历时性和现实条件，进行一种“动态的”参考。

另一方面，延续建筑的历史和传统精神。“原型”是建筑与城市得以传承的本质，因此，合理地对原型深入解析和再创作，就可以达到传承建筑精神与城市文脉的目的，保证历史与传统的延续性，其中会涉及到原型的“复制”和“转译”两个过程。

最后一方面，将历史已经存在的原型作为设计的灵感来源，在此基础上进行建筑创新。无论是建筑的缘起，还是其他人造事物的产生，最初都是对自然的模仿，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凭空出现或产生，其创造或产生过程都会受到已有事物的影响，只是受影响程度不一。但是，以原型作为创作灵感，设计过程中一定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恰当的处理，不能是单纯地形式上的模仿。简单的照搬会造成思想上的懒惰，而且建筑作品也会毫无生气。国内市场习惯性模仿，因为设计周期短，又容易被认可，但是所有事物也包括建筑在内会因地制宜，是否适合，他们却不怎么考虑。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寻找创作灵感最好从挖掘原型开始，可使作品富有灵性和生气。

4欧式几何原型的运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建筑的追求经历了一个由简变繁再变简的过程。而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其形态的形式语言简洁不繁复，设计更为抽象，目的是对建筑形态要素的抽象和去意义化。而新理性主义建筑师也会采用建筑类型学手段，运用几何原形进行形态塑造，但是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为关注几何原型中蕴含的传统精神与历史文脉。在罗西的类型学观点中认为，“城市的建筑可以简约到几种基本类型即原型，这些基本类型存在于历史形成的传统城市建筑中”。在他通过纯粹几何体来演绎历史，并通过模仿或复制的手法表达对建筑某种形式永恒价值的追求，如连续的拱廊与列柱。简单的几何原型频繁地出现在建筑的平面及立面，显示出罗西对于该建筑形式语言的喜爱与继承；在建筑底层充满古典意味的廊柱，表达出罗西对米兰建筑中租屋形态的尊重与思考，以唤起出人们对历史建筑的记忆。该建筑用现代建筑语汇表达出生活体验与场所记忆。

在几何原型与建筑类型学结合的领域，瑞士建筑师马里奥・博塔也有着独特的设计理念。圆形，是其宗教建筑的创作中一定采用的几何原型，从最基本的几何原型入手，以原教堂中厅轴线为轴线，演变出新教堂的椭圆形平面，以倾斜切面作为结束建筑形态的终点是博塔的宗教建筑中常采用的几何手法。表达了对古老巴洛克教堂建筑平面形式的回归，同时也体现了现代环境下宗教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5 总结

在建筑类型学理论中存在这样的观点：任何设计源自原型（不仅仅是建筑学），但必须超越原型，只有这样，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才可以通过设计和创造的过程实现完美结合与进步，否者只会停滞在原型阶段。并且不同时期的科技水平、文明程度有所差异，所以建筑在相同媒介的作用下可以“相似”，而不能“相同”。建筑“美”源于历史，但是更多地要超越历史。建筑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不应该仅存在与表面，用建筑语汇去表达更深层次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汪丽君.建筑类型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17页

[2]沈克宁.当代建筑设计理论-有关意义的探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29页

[3]张侃侃.设计形态生成研究-关于设计形态的“塑”与“构”[D].天津大学.2011.78页

第9篇：建筑批评学论文范文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较文学首先从欧洲兴起，到现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欧美。它是一门年轻学科。从1816年“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提出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表明这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它的这种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离开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这一点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聚集在《比较文学评论》周围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们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他们有时着重探讨歌德在法国和英国或欧辛、卡莱尔、席勒在法国的威望以及影响和声誉等问题。这一学派发展了一套方法学，除了收集关于评论、翻译及影响等资料外，还仔细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时期给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诸如期刊、译者、沙龙和旅客等不同的传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的特殊气氛和文学环境。法国学派的这种影响研究对于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的了解.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死抱“事实联系”的做法并没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没有探寻比较文学间的文化内因，甚至对文化交流熟视无睹，淇视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现在看来这肯定是它的历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二战之后，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要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也就是广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提倡“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却又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无限，而且平行的扩大常常导致牵强附会的乱比，造成“无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从这一派来看，学科间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对于文化的差异的鉴别和分析，对于寻找文学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对于探求文学文化的互补互证，对于发现特定文化的文学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修正和补充。它们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基础。比较文学正是循着这一道路发生发展并且走到现在。同时这些理论也构成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基础。这是其巨大的理论贡献。可是尽管比较文学有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支持，仍然可以发现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响研究重实证、重考据，根本就排除了美学的文化的批评：它的跨越性也仅仅体现在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中，显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美国的平行研究虽然改变了“事实联系”，扩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显像仍然是虚弱的；由于它的随意性，主观性，让人很难相信其为科学。它的大跨越并没有体现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解读和比较必然要寻求文化之间的话语实践，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场替换。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场

比较文学的磨难不断，它的危机严重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找出路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寻求突破，比较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如果说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场应该属于“堂而皇之”，适应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新时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间的联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更是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和界限，全球性的时空紧缩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地球村”。商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带动了人员的大流动、文化的大传播，在这种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总体面貌。世界的多元变革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改变。多声共奏，杂语喧哗，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一体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选择，一体化和多元化成为新世纪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语境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出场了。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个学术背景；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自身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包括不断发表的论文都已经显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倾向。苏珊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经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跨文化研究已经登上比较文学的舞台了。跨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将会促进比较文学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文化一体化是不可能消灭多元文化的。尽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国际间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异类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时，仍然保持个体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所以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将是新世纪的格局。这样，在这种文化交流频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将会因为被给予的新的契机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善人类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影响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多种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寻求人类相异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等交流，探询不同民族的个性的文学流露，建设新的人文环境。正因为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它深人到文学的文化背景，掘动了文学之间最丰富的沃壤；它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补、互识、互证，推动比较文学进人新世纪的新天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和宽容为研究内容。新人文精神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文化沟通，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宽容、和谐统一、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p#分页标题#e#

三、国内的跨文化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