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与积累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文学史为主干，以经典文学作品为枝叶的分段式讲解。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学生对各个时期的文学会有一个大概的比较宽泛的了解。
1.学生的诵读与积累是课程实施的基础条件
首先，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领悟文学知识。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最基本的思维活动是调动自己的想象能力将语言文字转化为一定的场景和画面。另一方面，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将深邃的思想融入到故事叙述、感情抒发、场景描写等形象化表述之中，容纳了十分丰富的科学知识或思想内容。如果读者注重这种对话和交流的效果，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培养思维能力，而且必将不断地丰富见闻、开阔思路，从而领悟文学知识。
其次，勤读能够绿化心灵家园，有助于塑造完美人性。绿化心灵家园是经典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将人类所热爱、所困惑、所好奇、所痛苦的一切方面纳入文学范畴，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性命运、人生理想、个体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思想，因而文学亦被称为“人学”。文学形象总是散发着无穷的独特魅力，展示着无限广阔而复杂的人性世界。
再次，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体悟文学发展规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学现象、风格流派、文学思潮和审美特征。如果学生对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一知半解，那么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的互动、自由讨论等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学生只有通过大量阅读、背诵不同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断积累自身文学知识，才能在教师讲解文学现象和解读文学作品时提出不同的想法，从而在思想深度、审美境界等方面不断进步。因此，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体悟文学发展规律。
第四，只有勤读作品才能奠定扎实的文学功底。积累情感和知识是诵读的另一大好处。“腹有诗书气自华”，当学生将大量的文学作品烂熟于心时，便可以任其调用并将终身受益。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反复诵读，学生能够更好地感知作品意象，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与文章中体现的深意。
第五，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不管是启发式、讨论式还是探究式教学，只有当学生有了一定阅读量的积累之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才能有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也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简言之，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2.阅读需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一，博览与精读、熟读相结合。博览，是说阅读的涉猎范围要广泛，要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博览群书，拓宽视野，知识便会丰富起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思维就会变得活跃起来。精读、熟读尤其重要，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篇幅短小的美文要能熟读成诵，加以细细考究，可以从中悟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立意谋篇等写作方法与技巧。
第二，读与思相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就是说，读书应以学为先，学思并重。我们认为，读书的更高境界是多思重于多读。多思当然要以多读为基础，但是只有多思才可能产生质疑，也只有在质疑、解疑的过程中才能有所进步。如果不注重思考，根本就难以真正理解作品。就写作而言，尤其需要深思熟虑，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己独特的主张和见解。
第三，读与写相结合。常言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时应尽量注意“四到”，即眼到、心到、口到、手到。所谓手到，就是要勤做笔记、摘录，勤写心得、体会，逐渐养成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读写结合的良好习惯。作品所反映的不仅是丰富的现实生活和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主观体验，还有写作的一般规律，以及一定的写作技巧。我们在阅读时不仅能够理解作品的内容，而且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文章是什么”和“文章怎么样”的知觉印象，这印象就是“写作图式”的雏形。随着阅读的文章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对写作的立意、选材、布局等将发挥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心中的“写作图式”越来越完善，因鉴赏而生的创作灵感也越来越丰富。反过来，它又会影响阅读欣赏口味的形成，促进我们自觉进行阅读欣赏。
强化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历史知识的学习
让学生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他们学习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为此，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内容上的改革就应该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例如与古代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的整合。
1.课程内容改革要强调与古代文献学的整合
就中文系大学生而言，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体现为通过理性分析对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问题获得准确结论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看，中文系学生掌握的知识大多是书本上缺乏联系性的知识。他们普遍缺乏全面系统的历史学知识的学习，因而不善于从各个角度全面分析问题。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教育教学自身的需要，都要求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要强调与古代文献学的整合。系统的中国历史教育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似乎难以做到，但是教师最起码应该通过加强自身对古代文献学的了解，给学生介绍不同作家的生活时代、风格流派，以及文学思潮的兴起等，使学生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从而形成系统的、立体的感知与认识。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文史不分家。&rdqu o;
2.适当把一些历史知识搬到古代文学课堂上
在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难免会时常用到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比如，当学白所写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时，必须了解当年秦统一中国的相关历史；学习贾谊的《过秦论》时，假如学生不知道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与战国七雄大致分布的地理状况，就无法理解其中多次提到的“合纵”与“连横”的策略其实就是六国与秦的战争策略，也就无法全面深入地对文章进行把握和解读。由此可见，适时适量地将一些历史知识搬到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且大有益处的。
3.增设中国通史为公共必修课程
关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不仅要从课程教学内部着手，也应兼顾到课程设置的外部。学生通过以往的学习，只对一些历史大事件例如朝代更替等有所了解。因此，要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史知识水平，就应该把中国通史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来开设，并且教师在传授知识时重点应该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及对当时人文精神、社会思潮、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面。
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母语教育始终是以哲学为核心的经义教育。古时候中国大文学家生活、思想与社会实践的主流似乎并不是文学，许多文学家都是带有浓厚哲学思想色彩的经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且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与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与艺术价值。然而，一直以来，古代文学教学偏重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导致人们普遍缺乏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哲学解读意识。就笔者看来，从语言角度分析文本的解读方法是具有片面性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古代经典作品，不利于学生紧密结合作者所经历的生活去把握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同时也不符合我国数千年来科学人文教育的精神与基本思路。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上的改革还应努力增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
1.理解古典诗词须强化哲学解读意识
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诸多思想学说中以儒家与道家的影响最为深远。许多文学形态都体现了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这里以诗词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以性情胜、气象胜。比如诗经中大雅、颂等诗中赞叹祖先之长寿以及子孙之众多等，体现了赞美人的自然生命的平和与延续；如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体现了人与自然之相通；如辛弃疾的“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等体现了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的相生相依。
深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以神韵胜、胸襟胜。如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超尘俗以自化于自然；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表现出化自然物以归于虚灵；如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现出将人间惊天动地的历史化入寂寞天地。
2.理解古代戏曲和小说也须强化哲学解读意识
中国儒家与道家文化和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戏曲和小说。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兼济之志、求忠尽孝，亦或是遁迹江湖、超然物外。不论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或是其他人物形象，其言谈举止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儒道两家所提倡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人物的思想意识及行为都折射出了不同的哲学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若要更好地还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就必须增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领悟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总而言之，要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达到良好的效果，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课程改革：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与积累，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教育所涉及的历史学的学习，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哲学解读意识。
参考文献：
[1]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羊春秋.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M].长沙：岳麓书社，1982.
[3]巴金.巴金散文选：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4]张向云.中学语文诵读教学论[J].新课程改革与实践，2009，（13）.
[5]宋子俊.《红楼梦》中的哲学意蕴及曹雪芹思想的价值取向[J].红楼梦学刊，2006，（2）.
[6]杨实和.论《红楼梦》折射出的哲学理念[J].文学教育，2006，（17）.
[7]贾勇.新编大学语文[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第2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论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第3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第4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3]张万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论文的现代转换[J].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第5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用型教学
1应用型教学的背景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重视应用型教学是有其独特的专业背景、课时限制和现实需求。从专业背景来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具有优良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汉文化产业创新创业能力的卓越汉语国际传播人才”。［1］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知识构成更加强调语言学的重要性，除了常见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基础性课程外，还增加许多语言学的分支教学内容，如语音教学、汉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二语习得教学等内容。而文学部分虽然也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教学内容，并且也是专业平台课程，但这些文学性课程总体是辅的，并且紧紧围绕语言学教学服务。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以语言学教学为第一位，而文学处于从属地位。当然，文学的从属地位并非否定文学课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重要性，因为一名合格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除了能够流利地利用汉语进行国际教育和交流对话外，还必须能准确地理解、分析和鉴赏中国文学作品，并掌握和讲解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与此相适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时设置上也是以语言学课程为主导，而文学和文化课程的课时量占比则非常小。以本单位为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每周课时只有2学时，一般只开设2个学期，总课时量只有60学时左右。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每周有3学时，课程开设4个学期，总课时量达到360学时左右。相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实在是太少了，只占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时量的六分之一，但所授课的内容却是相同的，都是从先秦讲到清末，也是跨越几千年的文学史。如何做到在极为有限的课时中讲解完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每位授课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就应该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角度强调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性转化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强调文学知识的应用性和理论的普适性，让学生不仅掌握基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重视文学的应用能力，诸如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应用型教学实践，才能解决课时量少与课程内容多的突出矛盾，更能提高学生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对于文学教学的实践能力。从现实需求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喜欢学习中文，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倡导文化走出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而文化交流与对话除了语言学习本身之外，还包括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文学艺术等内容，这就要求文化教育者和交流者需要有较高的文学素质和文学交流能力。汉语教育专业所培养的师资队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除精通汉语的语言学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应用能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很好地阐释、讲解和宣扬中国文学和文化。
2应用型教学的目标导向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侧重于应用型教学，其教学目标导向应从三个方面来设定，即普及性与经典性的结合、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融合、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汇合。
2．1普及性与经典性的结合
这是指教学内容方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由于课时量少，以应用型为导向，不可能像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样做到授课知识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只能做到普及性与经典性相结合。所谓普及性，是指文学史知识讲解以基本普及为目标，把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文学史发展的概况做大致梳理。例如，魏晋南北朝文学所涉及的朝代复杂，作家繁多，文学史知识极为丰富，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等。就文学大家而言，此一时段所出现的大家并不多，只有东晋的陶渊明，但这一段又特别重要，它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又是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探索时期，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也就没有后来的唐代文学的出现。但限于课时的规定，又不能详细讲解此一时段，只能作简要的文学史线索梳理。其方法就是把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主要文学特色梳理出来。如建安文学主要作家“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以王粲和刘桢为代表的“建安七子”，以及蔡琰;此阶段的主要文学特征是建安风骨的形成。所谓经典性，是指挑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来讲解。同样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例，此段文学史所要作重要讲解就是东晋的陶渊明，而陶渊明的文体涉及到诗歌、辞赋和散文，重点是讲授诗歌，诗歌又以田园诗和咏怀诗为主，分别以《归园田居》和《饮酒》两个组诗为经典。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来看，可以借用王国维有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来概括其经典性，即《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经典性概括既归纳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体现了不同文体的所在历史时期。
2．2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融合
就课程性质而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并不仅仅限于教授文学，它还涉及到丰富的文化知识，因为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必须在文学讲授中融合相关的文化知识，而文学与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国文学自身的突出特征。具体而言，包括四方面的融合:一是文学与历史的融合。中国古代文论本身就强调知人论世，作家作品必须结合相关的历史知识才能准确和深刻地理解和批判。如讲解杜甫及其作品时，必须对杜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唐代史安之乱的历史知识有较充分的了解，才能深刻理解杜甫诗歌为什么被称为“诗史”，杜甫为什么会被称为“诗圣”。二是文学与哲学的融合。中国文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源于儒家和道家两种哲学思想，而古代文人绝大部分是属于“士”的阶层，特别宋明理学兴起以后，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如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杜甫与李白，前者的作品更多表现出儒家思想，后者的作品更多表现出道家思想，所以有“诗圣”与“诗仙”的区别，但本质上两人都是一样的，李白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只不过当理想无法实现时，而以道家的方式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三是文学与艺术的融合。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绘画和书法关系密切，诗词等韵文学最初就是合乐而作的，十分强调诗词的韵律性和音乐性;诗词创作还很强调绘画的技法，如王维的“诗中有画”，注重景物的层次感、用词的色彩感;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和绘画性，书法是诗词等文学的重要外在表现，因此两者都具有内在的神韵性。四是文学与宗教的融合。古代佛教与道教等宗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如志怪小说、神魔小说都是宗教文化发展的结果，讲解这些文学作品时离不开相关宗教文化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解重视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融合，既是讲授和理解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更是培养学生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应有的文学和文化讲解能力。
2．3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汇合
这是由课程的应用对象所决定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虽然是面向中国学生所开设的，但所培养的学生将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力量，其对象则是世界各国的受众。因此，中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学时，理应适当了解相对应的外国文学发展情况。这既有异质对比，也有同质对照。异质对比，如早期的中外史诗，中国早期的史诗一直被认为不够发达，只有《诗经大雅》当中有周始祖史诗5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篇幅都较短小;而古巴比伦有长篇叙事史诗《吉尔伽什》，古印度有《摩诃婆罗》和《罗摩衍那》，古希腊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称《荷马史诗》)。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史诗是以案头文字的书写方式流传，而外国史诗是以口传方式流传。就流传时间来看，周族史诗约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外国史诗除《吉尔伽什》外，都比周族史诗晚，《荷马史诗》流传于公元前8、9世纪，有文字记载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了，而《摩诃婆罗》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罗摩衍那》成书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这体现了中国文学早熟性特征，这是因为汉字产生得早，成熟得早。同质对照，如明代的汤显祖(1550—1616)与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都处于同一时代，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们都以戏剧创作著名，都擅长写情故事，以“情”来超越生死，以“梦”来实现理想。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时代呼应，体现了晚明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与世界的同步性。通过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汇合，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关文学与文化的教学能力。
3应用型教学的方法措施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应用型教学方法和措施包括三个方面，即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导的贯通、知识记忆与能力应用的融通、传统课堂与新型媒介的会通。
3．1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导的贯通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应用型教学应把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导融通好，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积极主动地学习，增强自学能力和应用能力。无论什么样类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引导是必要的。从应用型教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引导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知识梳理的引导，把每个朝代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特征归纳好，方便学生识记和拓展;二是文学作品理解的引导，启发学生如何准确分析文学作品。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时，要特别注意两种思维训练。一是发散思维，即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时不局限于常规思维和单一角度，而要有联想思维和逆向思维，能够从多维和多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杜甫有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课堂讲解此诗时，应由此诗之“哭”联想到杜甫其他的“哭”诗，并归纳出杜甫“哭”诗数量众多的文学现象及其原因;同时又可以跟李白诗歌以“笑”居多进行对比。二是审美思维，即让学生感受文学的美感性，认识到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异性。如苏轼有诗描写西湖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里用西施比西湖，把西湖之美具像化了，体现了文学的魅力。而更重要的是苏轼打破常规，用人体来比作物象，而不是以物象比喻人体，体现了创作上的逆向思维和独创性。学生学习主导性的完成要做到三个转型:第一，由单纯听课向试着讲说的转型。无论是文学史知识的归纳还是作品分析，都应该让学生充分参与进来。特别是作品分析，如诗歌讲解，从字词的解释到诗句的分析，再到诗歌的理解，都可以让学生来讲解，教师只需要做适当的引导即可，而不必做单向灌输。第二，由死记硬背向知识搜索转型。现在资讯发达，搜索引擎丰富，学生学了一些基础性常规知识进行必要记忆外，很多知识可以通过搜索来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一些基础性的文学史知识是需要背诵的，但是课堂所梳理的文学史知识是有限的，因此学生必须在课后进行补充和充实相关的知识点。如讲解明清文学，通常以小说史为主，对一些诗词等韵文学，只是点到为止，这需要学生根据相关线索去补充。同样，作品分析更离不开学生自主搜索。如字词的理解、诗词意象的归纳、叙事母题的嬗变，都需要学生根据教师的引导去完成搜索。第三，由个体学习向团队互助转型。个体学习是必要的，但要充分训练自学能力和应用能力，还需团队互助，包括课堂讨论和课后合作。尤其是课后合作，对于提升学生的自主性和应用性有很大帮助。如文学史知识的补充，如果史学知识只提到某位作家而没有具体讲解，其知识补充就包括作家生平经历、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等内容，由于涉及的作家众多，单凭一个人难以完成，这就必须依靠团队合作。
3．2知识记忆与能力应用的融通
知识记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知识记忆必须与能力应用相融通，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具体而言，学生的能力应用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文学吟诵能力。吟诵是古人对诗文的一种传统诵读方式，其目的是通过吟诵来体会诗文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韵味，因为汉字有着独特格律和韵调的。吟诵一方面需要准确处理平仄字的不同声调，做到平长仄短;另一方面要依字行腔，音高、音强和音长不固定，但始终依情而定腔调。吟诵与朗诵相同点都在于通过声音来理解诗文，不同点在于朗诵依诗文内容而断句，且读音一般以普通话为标准，而吟诵则是随音调吟咏，有相对自由的断句，且以两字居多，其发音不作统一的标准，可以是普通话，也可以是方言乃至古音。学生掌握一定的吟诵能力实际上是领会了古诗文与音乐的融通性，并且是对古诗文内容和情感理解达到了相当熟悉的程度。第二，书法书写能力。书法书写是对古诗文特别是诗词曲等韵文学的一种独特外在表现，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书法书写不单独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而且与古诗文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学生掌握一定书法书写技巧，十分有利于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学教学，让外国学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内在关联性。特别是当下的电子化时代，书法书写对于外国学生更具吸引力。第三，文本鉴赏能力。文本鉴赏能力是学生应用能力的一种重要表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定位作家的能力，即确认文本作者所处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如前面所提到的东晋陶渊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开创了田园派。二是定位作品的能力，即确认作品在作家所有作品中的地位。如《归园田居》组诗就是陶渊明的典型代表。三是作品的分析能力，包括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这些都牵涉到对文学史知识的熟悉程度和运用能力。第四，作品再创作能力。作品再创作能力也是学生应用能力的一种重要表现，主要体现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及其延拓能力，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作品翻译，主要是对诗文作品进行现代文翻译，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诗文篇章，此是再创作的基本能力。第二层次是作品改编，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现代改编，以便于人们对原作阅读和理解。如《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都可以通过改编的形式让外国人更易阅读和欣赏。汉语国际教育中，中国文学作品的文本改编是一种重要的授课素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层次是作品仿写，即对原诗词进行模仿创作。这种仿写要求较高，对于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运用。
第6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考核 改革 新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是衡量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质量和该专业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和学习能力的主要手段。它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学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人才中起到教学导向的作用：既能反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收到的成效、评判教学模式的科学与否，又能影响到教学环节能否有成效、顺利地展开。
《中国古代文学》这一课程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下分别简称《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部教材组成。在教学活动的授课环节，怎样权衡这两本教材的轻重主次，由教学的课程安排和教师的备课情况而定；在课程考核模式中，怎样安排考察的形式和考试的内容，则取决于教师对课程考核作用的认识程度。面对注重于走过场的、应试教育体制影响下的一次性闭卷考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教育体制之中，以顾及个性学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新型课程考核模式势在必行。而探索较为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形式，必须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这两项主要的教学活动中分析存在的不足。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整体上说，高校教学模式比之小学、中学，在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上都有了不少创新，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只是表面上、局部的创新，并不代表高校教育已经脱离了应试教育的窠臼。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是整体教学活动的两个部分，是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的。因此，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教学考核的成效。《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选》又是课堂教学的使用教材。怎样从中选择教学内容，怎样权衡两者的主次轻重则又是一个问题。下面主要从这些方面分析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重《文学史》轻《作品选》
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学史的发展情况，清楚它的脉络走向，认识在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学现象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对文学史理论和规律的感知与记忆，注重个体的继承性。文学史的学习是感知与记忆层面上的知识，它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作品选》的学习却需要感知、记忆与思维、能力以及智慧的参与，它是机动灵活的东西，注重个体的继承和创新性，需要不同人的接受品读与赏析来给它注入生命力。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虽然这门课名为“古代文学”，却并不是说偏重于史学知识的授予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个体赏析。
（二）重学生主体轻学生个体
大班教学就像生产过程中的批量生产，似乎约定俗成地偏重于普遍性的东西。在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往往会形成一种习惯，更注重面向于广大学生的教学。这种授课心理直接影响着授课内容，所教内容往往以那些普遍都能接受的知识为主。在选择作品讲解时，就倾向于已经普遍接触过甚至是熟读的作品。以先秦文学作品为例子，《诗经》不外乎《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而这些篇目在中学乃至小学都已经学过，可以大致由学生赏析，就不必由教师在课堂上多讲。注重学生的个体，就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触类旁通为主，培养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而不是从教师主观出发，进行灌输式的教学。
（三）依赖固定的《作品选》而忽视其他的选本
《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选本只是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篇目。“选”，毫无疑问，它存在着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在里面，教学中只能以它为基础，而要较为全面地把握所学文学史其中某一段的知识，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以所持有的选本为基础，抛砖引玉，激发学生更多地阅读作品的其他选本甚至是原著。古代文学无论从史学上来看还是从作品文化来看，都具有厚重感的特点。还是以先秦文学的《诗经》为例子，要想全面了解周代的农业生产状况，就要对《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各篇作品综合分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要在所备的教学内容之外，以鼓励学生的学习个性为主，让每位学生都有自己接受知识、自主学习的特点。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存在的弊病
高校每门独立科目的考核并不能完全排除不受其他科目考试形式的影响，相反，这种影响往往是起着连锁反应的，或者说已经有定死了的考试形式要求该门课就要这么考，只允许独立科目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创新。也正是因为这种规定死了的考试形式的存在，久而久之约束着每门课程按着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完成教学考核，因此，这种模式必须得冲破。
（一）在形式上，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尚未摆脱“一考”“一纸”“闭卷”的陈旧模式。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形式不能遵规导矩，因为这容易流于俗套。必须认识到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形式其空间是具有伸展性的，一旦人为地定死，相应的课堂教学就会受到它的牵绊，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就进入了应试教育的牢笼中。为什么很多教师有时候会在课堂上拔高嗓音提示：“大家注意了，这个内容很重要，画上星号（勾起来）”？为什么到了期末，最后一次课甚至成了“划考试重点”的课堂？就是因为这种考试模式的限制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的考核成了死记硬背答死题的考试，这种考试是没有意义的。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角度分析，这种考试形式使得学生形成一种过于坦然的心理：平时不需要积累、不需要能力、甚至不需要花课外时间学习，因为课堂上老师会划重点，期末老师还会着重点考点。这不利于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汉语言专业人才。相应地，从检验教师教学质量的角度来看，这种考核形式完全不能客观地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如果每个班的老师都一样地划出了重点，学生考试答题时就像在依样画葫芦，考试的结果自然就相当的尴尬。
（二）在考试内容上（以先秦文学为例），题型一概不变，没有灵活性，不能很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采用单一闭卷的形式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其考试内容毫无疑问地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最严重的弊端在于题目的含金量低，之所以说题目的含金量低并不是说试卷上的题目本身毫无价值，而是说题目的答案学生都已经背熟了，即便是完整地答出来那也已经是没有意义的答案了。并且这种为了考试的暂时记忆也很容易遗忘，不能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因为这种考试已经变异为具有功利性和应付式的工作，枯燥和机械的因素促使学生在考完试后像卸下包袱一样赶紧甩掉。古代文学试卷的题型不外乎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和赏析几大类。其中，填空题与选择题考察的是文学常识，名词解释考察学生对一些常见文学现象的理解，如“建安风骨”“互见法”等。简答题一般考察某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或是主要内容，如问“《诗经》的艺术风格（主要内容）”“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或者是某部文学作品中一个典型形象的分析，如“《庄子》寓言中的艺术形象”“《离骚》中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等。它考察的还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性认识，这种题目在教材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只要背下来就能比较完整地答出。论述题可以说是在简答题基础上的知识扩展，不同的是，它需要增加一些例子加以论述。如果说这几个题型比较具有主观题答题的成分，也就是说比较能够客观地考察学生的学识与能力的，那就是赏析题，和其他题型相比它含有个性的成分比较多，不同的赏析者具有不同的观点，言之有理即可。
总的来说，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多少应该把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还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相结合，不应该只停留在读读记记的层面上，在教学授课的环节应更多地提倡学生在把文学史与作品选结合学习以外，更多地关注原著的学习，在品读原著的过程中，能够结合文学史的知识提出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继承并发展古代文化。
三、改革创新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模式的一些可行性措施
（一）形式上的改革
首先，是形式的多样化。改变单调的一次性闭卷考试的形式，可以把考核的形式划分为几个部分，如增加平时作业、小论文、课堂小组专题讨论和期末闭卷考试，教师可以权衡每种考试形式的轻重确定所占分值的比率；也可以在每次课堂上针对一个专题的某个问题提问，规定以论述的形式口头阐述，覆盖整个班级。如“《左传》的人物言行中怎样体现出民本的思想？”这样的论述题就不必在闭卷考试之前点出再让学生强制性去记，而是在上课之前的预习环节要求学生阅读原著，在课堂上结合自己相关知识的积累加以论述。平时的作业可以把《文学史》和《作品选》结合起来而侧重于考察作品选的赏析，这种考察能够区分学生对某一作品的理解能力，通过每学期的几次课后作业，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各个学生赏析作品的能力和接受知识的水平；小论文部分的考察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教师可以提出小论文考察的要求，既规范了论文的写作要求，经过本科四年的积累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论文写作的水平，而不至于到了写毕业论文时还摸不清本科论文该怎么写；课堂小组专题讨论可以把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提出一个小专题，由小组随机抽取一个小专题，各个小组集思广益、分工合作把这个专题的知识整合好并以讨论的形式口头表达出来。
（二）形式的生动化
课堂教学忌讳的是灌输、填鸭式的教学，这种教学令教师与学生双方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教师机械地授课，学生被动地接受。因此，课堂教学一贯探索活泼生动、充满趣味性的模式，这是为了不断改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考核与课堂教学一样，也应该探索机动灵活的考核形式。并不是说要摒弃一切传统的考试方式，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继承与发展。古代文学课是一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古典与创新同发展的课程，它的考核形式也可以生动化、灵活化。如：设计古代文学的专题讨论，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以计分的形式纳入课程考核的范畴；分小组合作，以学生授课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以课件和小组成员的配合讲解作为评分的主要内容；《作品选》课堂随机抽查，能够督促学生背诵作品，熟悉作品；另外，也可以尝试开卷考试的形式，当然，这就需要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动了。
（三）内容上的创新
前面在分析古代文学教学考核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课堂教学中的漏洞，其中轻《作品选》重《文学史》是较为严重的一点。同样，在古代文学教学考核中，单凭一张试卷，考核的内容受到严重的限制，正是因为考核形式的固定性，这种限制就把《作品选》弃置于考核之列，即便是闭卷考试的那张卷子中含有默写或是作品赏析这类题型，那也显得《作品选》不够考核的分量，因为这种质量的《作品选》考核远远达不到预期考核的效果，所以很多时候，作品选就成了教材中一本如同“选修”的课本。提倡内容上的创新，就是要在考核题型中增加《作品选》的分量和质量，在对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考察中，也要尽量地向作品原著靠拢，特别是对于作品句读和翻译的考察，因为这涉及到作品最基础的知识，赏析就是在句读和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作品选》和《文学史》考核内容的划分外，它们各自的题型上也应该注重主观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是最好剔除一切的判断选择题，要清楚，每个学期的考核只有一次，注重的应该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里所说的内容创新特指的是试卷的题型来说的，只有突破了考核形式，在内容上才能更为丰富。
总之，古代文学的考核和其他一切课程科目的考核一样，要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科目类型的考核模式，传统的考核形式固然简便快捷，但新型的考核模式更是为了不断适应课程改革和科学教育的需要，因此，创新、灵活的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应该受到所有高校教育者的关注。
第7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 知识品格 知识选择 认知维度
中国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在这个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准备和教育体制的稳步推进准备。何谓文化自觉？先生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其中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需要进行观念的更新。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和观念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经向我们展示的是无力和脆弱；纯粹的语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则是无法接近知识深度的无奈和尴尬。所以文化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在当今时代，只有从知识形态本身入手，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实践力量。
目前，文学教育所承担的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学教育，因为，由智力出发的语言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文系学生所应习得的语言能力应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知识体系的认知和辨析之上，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处理好文学教育和知识本身的关系。从知识观出发的文学教育，将改变一切文学教育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学”理念在教育体系中的运用
“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是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中提出的，后经卡尔·曼海姆的发展成为一门引起广泛注意的学术成果。“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研究知识、思想的发生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将这一理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他将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的第五编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另印了单行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讨论知识和社会中一切运行体制、社会中一切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各种组织体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识和传承知识的主要载体。当今在教育学领域中越来越注重从“知识”视角来反思大学的身份，如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强调在知识传承中的大学身份：“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中心，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深深地卷入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中，反思当今大学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知识构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他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日益细致，而中文系的学生并不在这个知识领域中出入。
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同样开始关注知识本身。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人文学界又一杰出的哲学著作。它反思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欧洲背景下，古代知识系统得以向近代知识学科体系跃迁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话语内的历史性考察。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的裂变”①。无论马科斯·舍勒、卡尔·曼海姆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均从哲学的高度引领世界学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的知识传播途径，需要以“知识社会学”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现状。
二、课程体系中的知识选择和认知维度的扩展
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时，由教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进入到人文体系的传承中。现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知识传承渠道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篇章的选择与删改，是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人文教育来说，只有广阔的知识认知才能引导心灵产生整体的、深刻的观念认知。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应该关注与科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关注自然知识的社会属性，人文教育必须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扩展人的元认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学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类，在“作品选”的范畴内比较权威的有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之外，比较新的成果是近年来很多高校从文体的角度，重新编选古代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选”着重于对文体意识的培养。在“文学史”的范畴内，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预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从思想、语言、文学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大致构成了今天古代文学教育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国人基本的公共话语资源。
在现有的人文教育传承体系中，唯一缺乏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去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进行选编推广。编选这个行为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文化在当今价值的重估。对于古代文学教育，我们似乎过重于观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进入到人文体系的教育中。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体系，缺乏和传统知识体系（而不是观念体系）相勾连的机制。在文学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凭借一种知识反思把握中国的古代文学中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角度出发的选编，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作品。何谓文学经典？最早的文学经典即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早期文学中浑然不分的学术形态，体现的是人们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礼乐文化的传承中，所获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智力的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早期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客观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开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感知。语言的完善性能够与早期知识形态的完善性相容。因此，就知识与语言的关系看，所谓的文学实际上一种知识和语言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规定。
我们举例来反思一下古代文学作品选编中的盲点。对于《史记》的选编，基本每一个文学史、作品选，都选有本纪、世家，但竟没有一本选书、志。本纪与世家，是以人为主题，以情节为手法表现人文价值理念的文体形态，而书、志则是关于天文、地理、律历等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描述。这些知识本是每一个世纪中每一位文学学习者的知识修养，也应是我们这些从传统走过来的国人的基本知识修养，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竟从不关注。唐朝曾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创作应具备鲜明的知识品格和实践品格。伴随这种理念，唐代的文学界诞生了一种文体“记”，其创作数量惊人。唐代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应恢复“文以载道”的现实品格，韩柳古文运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也。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文章形态。关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选编，对其《永州八记》中稍稍涉及一点地学知识的散文，则宁缺而不选，文学对自然科学的排斥竟达到这种地步！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章应体现鲜明的知识品格，在今天的知识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弘扬。或者夸张一点说，这种选编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的一种背叛。
今天知识的分科，虽然使文学教育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即思考我们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和语言艺术。然而没有古代传统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就涉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今天在古代文学学术界，我们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体现了从知识出发，从而在知识的有序演进发展中，研究文学和文体的演变发展。如何去建构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历史……即人文自然科学史，或者说，当今的文学教育在教材选编上，选择吸收历史、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度、途径、方法如何？而同时，我们面对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冲击，我们肩负着建构我们今天新的知识、道德理念的任务，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助人文科学主义的具体变革，以认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构，是知识传承重要的一环。
三、科学知识的认知思维与语言艺术的关系
对于文学教育的核心——语言艺术教育，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反思。语言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唯一中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制约着人们共同的思维规律和形式。从语言艺术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须积极提倡小学功夫。小学中的训诂，其主要特征在于对于词语与词语间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观念正是建立在对事物特征的细微区别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选知识本身因为语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种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学教育却不去考虑语言教化对于价值理念的生成作用。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语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思维中产生的秩序，经过教育而逐渐扩展为了一种世俗智慧，同时语言也赋予这种思维以清晰性。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与熟知的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牢固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知识的层级、知识的转化关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个命题。
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科技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是科学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课程教学活动是完成知识传授和实施的重要过程。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再现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优秀，在于它细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第一步骤，是应展现文学用语言追捕事实的能力。而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文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学生的大脑中，词语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只不过牢记一些短语以备考试时使用，这种倾向使很多人的文学知识充满着大量毫无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词。这些语言从根本上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而是一堆零乱的词语碎片。这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中文系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散失。
知识的认知思维培养，在教育体系中，主要由教师承担。古代文学教师的任务，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典范，给予学生认识和鉴赏事物的一种指导，教师的角色必须是经典学家和经典的阐释者。所谓经典，即它在内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给以认识事物上的一种指导，所有今天的文学教育都是我们早期积累的知识的实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语言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文学研究和知识结合，将使文学语言获得本质的秩序和联系。
在今天科技作为知识网络的基础上，从西方到东方，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题。中国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文化本身具备着紧密的联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国文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本是殊途同归。于今天，我们提出通识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复兴的前奏。因此，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内在统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为文学教育者，应富有责任感，从知识的角度整理和认知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对人文知识思想的真正整理。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品格的培养，必需明其知识之构成。目前文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古文注释。在注释中会延展到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大约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没有深层的知识构成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但是，完全如现在的历史、地理学科，以具体而微的知识去解决自然问题，也不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应属的领地。建立人文科学的知识平台是需要觉悟后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的任务，虽然艰巨，但也有可循序渐进之处。
目前，我们应对策略中可以入手之处，是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第一，对遗忘的作家的发掘和文学家谱系的扩充。对于这一类的古代文学家主要研究他们的学者身份和知识修养。通过专门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比如王应麟、戴震、乾嘉学派，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当前的梳理脉络式、总结思想式、作家考录式，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知识修养。第二，着重一些文体的研究和写作，如赋体、记体。学术界关于这些文体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教育体系中对某些作品的强调，并引起大学生写作视点的转化。第三，对于类书的推广学习。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产生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通过竞赛、奖励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对实学文风的追求。古代文学教育者应当是人类拥有最合理知识的群体代表。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对于这样的知识进行选择。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虽以历史为主要依托，思考价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学生却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们虽以传统的文化来栽培学生的智力，但学生却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而当我们出现诸多问题，如道德阙如、理论过度西方化等观念传递障碍时，是否和某种深层的培养学生知识积累、思想习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这一点，我们缺乏反思。
自然科学知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是对知识背后的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秉承这种理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必将引起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大变革。
注释：
第8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关键词：神话；文学；民族精神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第9篇：中国古代文学范文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说起女性题材,我们不得不想起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但事实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且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坚决扞卫自己的人格尊严,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情意绵绵,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驰骋疆场,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一进卧房,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性格上也各具风采,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男权当道的我国封建社会,其实也不乏优秀的女性文学家,其中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