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导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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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科学导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物技术；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学分制
学分制既是一种教学管理制度，也是建立在学生学习自由基础上的一种教育理念。学分制有完全学分制和学年学分制之分。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多数实行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学分制，而是学年学分制。随着我国高校不断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许多高等院校的教学管理模式由以往学年制向学分制转变。与学年制相比，学分制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自主选择所修课程，因而较学年制有较大进步。为此，临沂大学自2008年开始全面实施学分制改革，推进课程的小型化建设，并制订相应的本科培养方案。
一、生物技术系列课程组成及课程开设简介
生物技术系列课程是临沂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生物技术专业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其系列课程主要包括《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与蛋白质工程》及《生物技术大实验》等。通过系列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掌握生物技术各项技术和成果在发酵菌种选育改良、细胞培养、酶制剂研发、蛋白质改造等领域的应用；熟悉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作物改良、新品种培育、疾病诊断和治疗、新药研发等领域的重大作用。通过综合性的生物技术大实验的设置，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设计和创新能力及实验操作技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及专业技能，为以后的专业实践学习及毕业后走向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工作岗位打下基础。2004年，《生物技术导论》作为一门综合性课程首先面向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开设。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师资力量的壮大以及实验室建设的日益完善，2006年，生物技术专业的《生物技术导论》扩展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与蛋白质工程》四门课程，并开设相应的实验，充分体现生物技术及其下游应用特性。而生物科学专业继续以《生物技术导论》的综合形式开课，作为本专业的方向选修课。
二、学分制下生物技术导论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
1.教学内容改革实践。①教学大纲的制定及授课学期的安排。由于生物技术系列课程具有涉及学科多、实用性较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特点，其基本理论和应用研究一直是非常活跃的领域。学分制下，教学大纲的制定应结合专业特色，将课程小型化、精致化。因此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我们精益求精，在制定教学大纲前，生物技术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共同讨论，集体拟定教学大纲，充分结合专业的特点和定位，结合培养方案，既能体现学科特色，达到培养目标，又避免内容重复。生物技术专业的《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与蛋白质工程》的理论教学大纲和实验教学大纲分别制定，为了突出实验技能训练，各门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实行1∶1的学时设置，各32个学时（共3学分）。生物科学专业制定《生物技术导论》教学大纲，实行模块化教学，实验方面开设综合性的“生物技术大实验”，根据教学内容，理论学时为48学时，实验学时32学时。在学期安排上，生物技术专业在第四学期开设必修课《基因工程》及其实验，第五学期开设《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与蛋白质工程》等系列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分情况进行选课。对于生物科学专业，在第五学期开设《生物技术导论》和《生物技术大实验》，既能与前面学科衔接，又能为后面的考研、就业提供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训练。②教材建设。教材建设必须以服务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提高教材质量为核心。学分制的实施和教学计划的调整，教材建设需走在前列。本课程在选择教材时优先使用近5年内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以这些教材为基础，设计教学内容，编制教学讲义，实现立体化授课，同时指定几本相关教材作为参考书，并利用专业网站进行课外学习资源。2.教学方式的改革实践。①采用多元的课堂教学形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选择和组合，要同教学内容、学生的特点及教师自身运用教学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主要是以教师单向授课为主，学生多为被动听课。为启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应根据生物技术系列课程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理论性强、内容抽象的知识采用讲解—教授式，如《基因工程》中基因工程操作的基本过程、目的基因的克隆和筛选等内容，通过教师的精心编排，尽量使抽象问题具体化、繁杂内容简明化、同类问题规律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而在讲基因治疗时，采用问题—探究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穿插启发性问题，运用引趣、设疑、类比、联想等方法能刺激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思考，也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例如，在讲基因治疗的作用时，先举一个乙肝病毒的例子，提示例子关键性，提出怎么办，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主动积极独立地思考，使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较快提高。翻转课堂是学生学习自主性和师生角色转换的重要体现。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由组合成学习小组，结合本组成员的兴趣，自主选择一个主题，调查研究，查阅文献，在课堂教学期间走上讲台为大家讲课，以此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表达沟通能力，增加师生之间的理解互信。对于一些较容易理解的内容，采用自学—辅导式教学方法，对于学生认知前提较好的内容，先由学生自己看教材，总结笔记，针对普遍问题和教学大纲要求讲解，然后归纳总结，使学生阅读教材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等方面受到实际锻炼，掌握自学方法，让学生自主学习。②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生物技术系列课程内容具有信息量大、抽象、应用性强的特点，如果使用传统教学手段，学生很难深刻理解这些内容。而使用媒体、影像资料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提供给学生最大的知识信息量。如基因工程中限制性内切酶、载体、重组DNA构建、PCR的原理等内容，比较抽象，学生理解比较困难，在讲授的基础上配以动画演示，把这些要素的应用展示给大家，生动直观形象地加深学生的理解程度。③改革实验教学，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如科学安排实验内容，根据学生反馈信息，调整实验指导方法、改革试验考查方式，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着重考核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验安排上主要分为3个层次：基础型实验、设计与综合型实验和研究型实验。通过基本实验技能训练，掌握基因工程最基本的实验技术及操作方法；掌握常规仪器设备原理及应用，培养数据处理和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通过综合实验培养学生多实验方法手段综合、多途径信息获取，以及科学分析推理的综合实验能力和独立操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设计实验，使学生能在教师指导下正确的进行实验设计，按自定实验方案操作、观察，获得实验数据，正确分析结论及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型实验是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引入科研、教改成果，使实验内容与科研应用项目密切联系，充分体现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相结合。如综合型实验“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转化与筛选”中，将以前单一分散的三个实验，按照其内在联系组合为综合性实验，不但使学生学到了感受态细胞制备方法、LB培养基的制备、质粒DNA的转化与筛选等3种基本实验技术，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同时，培养学生对基本技术和方法综合运用的能力。发酵工程实验中带领学生亲自操作发酵罐生产酸奶、米酒等产品，既掌握了发酵罐的结构，还体验了生产产品的乐趣。细胞工程实验中让学生自己取材，进行植物组织培养，观察植物是如何从一个愈伤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植株，体会植物细胞全能性的概念。
三、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在学分制指导下，通过对生物技术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了学生选课的自主性，大大激发了学生对生物技术相关课程的学习兴趣。在酸奶发酵和米酒发酵实验中，学生体会到生物技术并不是深不可测，在蛋白质改造和基因工程药物设计中，在显微注射和动物克隆原理和技术的学习中，学生认识到现代生物技术的博大精深。在实验课中，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积极设计自己组内的实验方案，并顺利完成一种植物的组织培养、完成酸奶制作和米酒酿制，实验结束后，学生们在实验报告的结尾都写出了自己的实验心得，体会收获的快乐。在教学互动环节，鼓励学生走上讲台，讲授自己所撰写的课程论文，通过此环节的锻炼，学生的总结及自我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注重学生科研能力的训练，先后申请了如“创新实验设计探究盐胁迫下纳离子对小麦种子萌发和幼苗离子毒害效应”、“低糖保健型石榴汁酸奶加工工艺的研究”、“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的抗逆性研究”等多个国家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基金，实验“叶用芥菜和白菜型油菜之间体细胞杂交体的RAPD鉴定”参加第十二届“挑战杯”山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并获得三等奖。目前生物技术导论申报校级特色课程，正在建设中。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显示，教学改革效果良好，并符合新世纪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现代生物技术人才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江天肃，张洪波，杨军，等.关于完全学分制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09，（6）：6-8.
[2]戴小珍，王兰，李红《.生物技术导论》课程特色教学模式的探索[J].课程教育研究，2012，（10）：166.
[3]张惠展.基因工程[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2篇：生物科学导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开放课程;创新人才;民族地方性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2-0120-02
一、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把一些优质的课程资源（包括音频、视频和文字资料）放在网站上，让全世界需要的人可以超越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免费获得。客观上，这种开放课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受益。英国在开放课程上行动最早，标志性事件为1969年英国成立了开放大学。英国广播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播开放大学节目，深受广大观众喜欢。随后英国在开放课程方面越做越好，在2006年又施行了“开放学习”计划。美国作为全球教育顶尖的国家在开放课程方面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迄今已有22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者成为英国的“开放学习”计划的践行者，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都有众多的免费开放课程，并且有很多课程提供视频和PDF格式的讲义，有的课程还提供作业和参考资料。不可否认，这些优秀的开放课程对许多大学老师都提出了挑战。
国内大学的开放课程较少，高质量并且可以免费获得的课程视频、音频及PDF讲义更是罕见。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和努力开拓的方向的背景下，我们对如何利用世界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资源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能抛砖引玉。
二、利用世界著名大学开放课程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
我们主要是考虑对于生物科学的本科生来说，如何利用世界著名大学与他们专业相关或者基本相同的课程来把专业知识和英语语言学得更好。阻碍中国学子接受英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包括遥远的路途、高额经济负担以及蹩脚的英语。随着世界著名大学，特别是英美国家的著名高校将本校的一些优质课程通过互联网对全世界免费开放，上述三大障碍中的遥远的路途、高额经济负担已不存在。只要坚持学习这些优质的开放课程，英语语言必将会越来越熟练。
我们选取生物科学专业4门最基本的世界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即麻省理工学院的《单变量微积分》和《生物学导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耶鲁大学的《进化、生态和行为的原则》来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研究。除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之外，其他三门课程在网易公开课皆有中文翻译，对于英语有困难或者刚接触英语课程的学生很有帮助。
本课题研究方法采用四组三年级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其中三组学生学习以上四门开放课程，三年二期学习《单变量微积分》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四年一期学习《生物学导论》，四年二期学习《进化、生态和行为原理》。一组学生作为对照，每组学生随机安排5个，共计选取20个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最后以参考全国英语大学六级考试成绩、课程考查成绩、毕业论文的成绩、考研究生成绩作为比较的标准来定量衡量学生学习了四门开放课程以后的效果的显著性，并参考学生的学结来定性总结研究效果。
三、利用世界著名大学开放课程促进创新人才培养的效果
民族地方性大学学生与重点大学学生在取录分数上有差别，但是民族地方性大学学生可以通过开放课程，使他们也能成为创新优秀人才和高、精、尖人才。通过世界著名大学开放课在吉首这个地区城市，大学生同样可以走进世界著名大学的课堂来学习。
世界著名大学的吸引力在于纯正英语语言、教学质量过硬、教师个人水平高，在教学方式上以启发和引导为主，课堂上师生互动多。对于绝大多数不可能去国外名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很难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这些名校的优势。美国哈佛大学及其他世界著名大学的网络开放课程为中国学生了解国外真实的教育状况提供了一个难道的渠道。能够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学习，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是全球众多学子的梦想。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不少的中国学生和家长对美国的著名大学也是心驰神往。值得庆幸的是，在网络普及的今天，原来遥不可及的得触手可得。我们所选取的20个学生，3个研究组中的15个学生全部考上研究生，而对照组只有2个考上研究生。这充分说明利用国外著名大学开放课程，可以促进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可以培养出更多创新优秀人才。
许多国人学英语十多年，往往不能大胆、自信和真正使用英语，究其原因，没有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来了解英语中单词的确切意思。在我们研究的20名学生中，研究组15人在考研究英语中最低分为52分，最高分高达81。而对照组中5名学生中，最低分为33分，最高57。我们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开放课程，可以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为学生成为高、精、尖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对于15名成功的学生，我们会跟踪他们的研究生及以后的表现，对于相关结果另文阐述。
四、2015年最知名的公开课
1.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开课。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已被世界公认为与牛津、剑桥、哈佛等老牌大学齐名的、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的世界一流大学。截止到2005年，已有61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过。其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享誉世界。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公开课程提供视频和PDF格式的讲义下载或直接观看。
2.英国开放大学公开课。英国开放大学项目计划始于2006年，现已将5400个小时的课程内容数字化并公开让公众免费获取。你可以从这里筛选自己想要的免费课程，主要范围有卫生，体育和心理学、教育、历史和艺术、语言学、资金和管理学、自然与环境、科学，数学和技术、政法等。
3.约翰・霍普金斯公开课。约翰・霍普金斯公开课的课程包括青少年健康、行为和健康、生物统计学、环境学、一般公共卫生、卫生政策、预防伤害、母亲和儿童健康、心理卫生、营养学、人口科学、公共卫生准备和难民卫生等。
4.斯坦福大学视频公开课资源网。斯坦福大学视频公开课资源网是一个免费的大学视频公开课资源，主要提供人机交互设计、Web应用程序、实用的Unix、算法设计与分析、离散概率等课程。该网站目前的视频公开课资源还不是很丰富，相信以后会逐步增加。
5.耶鲁大学公开课。耶鲁大学公开课涉及的话题众多，而且社会影响力也相当广泛。以全面、独特的视角告诉你如何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怎样对待生命，怎样对待竞争与合作，使你在人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练就克敌制胜的“法宝”，成就光明、积极的人生。
6.可汗学院公开课。可汗学院是一个非盈利性教育组织，由萨尔曼・可汗给亲戚的孩子讲授在线视频课程开始，然后迅速扩展，成功地从家庭走进了学校。通过该学院在线图书馆收藏的3500多个可汗学院教师的教学视频，用纯正英语向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
在网易公司网站的网易公开课中有专门的可汗学院公开课程可供免费学习。具体课程分为数学科学，包括40个不同数学分支，内容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数学内容，不仅可以学好数学，还可学好英语语言。第二部分是金融经济，包括现行经济状况、投资与估值、风险投资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和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可以充分满足经济和金融专业学生的需求。第三部分为考试准备，可以为更高要求的学生提供准确的试题解答。第四部分的内容为人文，可以为文科类学生提供重要的课程。
参考文献：
[1]詹泽慧，梅虎，詹涵舒，陈亚芝.中、英、美开放课程资源质量现状比较研究[J].比较教育研，2010，（1）.
[2]李晓阳.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程对我国精品课程建设的启示[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Through the Open Courses From Famou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LIU Bing
（College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第3篇：生物科学导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通识课程；完人教育；探究
中国分类号：G642
项目：南京理工大学精品课程培育项目，2011年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通识教育自1945年由哈佛大学倡导提出后，我国在1998年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大学在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具体实践中仍普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通识教育被赋予较多政治和经济功能、过分重视专业教育、缺乏主体性以及对大学精神的追求、通识教育的目标和课程教学的实施吻合度不够等。
一、 通识教育的起源和目标
1945年，哈佛大学发表《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即哈佛“红皮书”）提出：教育可分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部分。前者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主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后者则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报告所建议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课，以及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其他课程各一[1]。
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重在“育”而非“教”。之所以要以“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为榜样，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而这正是通识教育的终极追求。因为，教育不是车间里的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同一样的思维，而是开发、挖掘出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因为通识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
美国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有教养的人。台湾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通达有识见之人，包括培养有能力的工作者、生产者和培养懂得生活、了解生活之知识分子。香港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致力全人教育，目的是扩展学生视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对自身及社会有深刻的认识[2]。而我国号称以西式办学体制举办大学第一家的苏州大学的校训即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二、我国通识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识教育课程在我国大学的关注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弊端逐渐显露，培养出来的人才综合素质较低，因此提出要进行“通才教育、文理渗透”。1998年，进入全面推广阶段，通识教育逐步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研究的热点。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大学在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仍然普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通识教育被赋予较多政治和经济功能、过分重视专业教育、缺乏主体性以及对大学精神的追求、通识教育的目标和课程教学的实施相脱节等。通识教育是要培养满足现代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和“全人”；培养学生的知识文化素养，使其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对学生进行基本能力的训练，使学生具有合理的能力结构；培养大学生高雅的情趣和完善的人格结构，使其具有完美的人性。
三、完人教育渗透于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实践探索
既然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完人”，那么如何把完人教育渗透于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中，成为目前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亟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热点课题。本文根据在我校开设的比较成功的《化学与社会》通识教育课程实践中取得的教学经验对此做一些粗浅的探索。
首先，本文认为通识课程必须要选择治学严谨、情操高尚、品格优秀的教师作为任课老师，因为教师常常是学生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言行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而且也深刻影响他们建立自己正确的科学思想和价值判断。
其次，就是教学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灵活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通过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探究性学习方式，发现和发展学生的学习潜能，树立学生的学习自信心[4]。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完人教育渗透于各类通识教育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之中。教学中思想道德内容的深入挖掘和教育契机的随时捕捉，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一种教育的艺术[4]。在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内容，从局部看是细微的，但积水成渊。例如《化学与社会》这门课程，透过化学这个窗口，介绍化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揭示化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5]。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中，我们把专业知识教育、思想品质教育、和人格塑造教育进行系列组合，要求团队教师高度重视通识课程的指导思想，即“寓德育于智育”，坚决避免传授知识和素质教育两张皮的传统思想，充分利用化学学科的科学性、人文性、艺术性，通过介绍中外化学家的励志故事，为学生们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5]，引导学生从中获得良好的道德熏陶，提高道德判断力，端正价值取向，选择正确人生，增强社会责任感。
1、介绍我国古今化学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增强民族自豪感。
2、介绍古今中外化学家事迹，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3、介绍化学与医药、食品与环境关系，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要想把完人教育真正深入的贯彻到通识教育体系中，首先要端正对通识课程内涵的正确认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要高度重视通识课程在学生培养中的重要性，加强师资水平，优化课程体系；最后就是创新教学课件、丰富教学手段，科学设计教学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将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具有专业素养、健全人格、情趣高雅、道德高尚的“完人”。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C]。
[2]http：///link？url=rkMzo8pvmL-DquVfLp5rv4Q-TS4YeMJqnCkZQ8jHPlgYUCEHaXosKIjCNesrNcgn。
[3]韩露等：《浅论通识课堂教学“通”的精神在提高教学质量中的作用》[J]，《科教研究》2013（4）43-44。
第4篇：生物科学导论论文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