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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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摘要：论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年的数据已达到523%，较1992年增加1201%。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2000年到2008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39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长408%；企业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长476%；政府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长587%。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视角的解释，如人口结构因素［1］［2］［3］［4］［5］、经济增长因素［6］［7］、预防性储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门贡献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未来收入增长率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之比均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人口抚养比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却未对其构成影响。［1］Modigliani和Cao（2004）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由此看来，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结论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两篇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较为显著。（2）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3］

在较近的国内文献中，杨继军（2009）和汪伟（2009）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杨继军（2009）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显著；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且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 个百分点，储蓄率就增加0124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抚养比的弹性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故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两个急剧转变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的改革开放，以1978年为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变动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储蓄率的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型，并通过“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带来高储蓄。经济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响，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图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间国民储蓄率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根据该图可知，2000年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年份，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与他们的数据区间不同有关，同时根据该图可知，杨继军（2009）对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了负向关系。另外，由图2和图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别是在城镇地区，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在这里被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却有着正向影响。为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二者的关系，本文借鉴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时考察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关系，特别关注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另外，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财政手段的影响举足轻重，例如税收与财政支出会影响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因此居民储蓄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这个角度讲，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规模或支出规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财政政策这一变量，来进一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图2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图3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时纳入财政政策，故被解释变量分别选择城镇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农村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在解释变量里面，我们首先选择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指标，依据Horioka和Wan（2007）具体选用少儿抚养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抚养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差别，这里少儿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其次，我们选择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影响。以上解释变量为核心变量，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控制变量X，计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首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必要的储蓄率保证，因此这里引入GDP增长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故应该纳入表征转型特点的指标，故引入第三产业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产业比（trans_rate）以控制转型国家数据模型的稳健性；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居民储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关系，故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长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里将纳入城市化指标（urban_rate），具体使用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测度。

以上变量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EIC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财政政策影响，受个别省份的财政收支数据的限制，省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从1999年开始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从而保证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献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这里为了对比其结论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为主。（3）根据图2和图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高储蓄率的真实相关性。

本文使用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这个影响机制中，特别引入了财政收支比重，以分析当财政政策发生变化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是否受到明显的影响。具体而言，根据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这个由图1就可看出，但再观察图2和图3就会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储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并且这个特点在城镇地区极为明显，那么这个差异是否与财政政策的变化有关联？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际财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财政手段是否构成对“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城乡储蓄效应”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储蓄率的关系，根据Hausman检验，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为基本回归方程，意在分别考察忽略财政政策时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然后引入控制变量：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个指标，同时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两种抚养比，以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针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计算财政收支规模的最优门限值，为后面的财政收支区间分析作准备。

根据模型（1）和（2）可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非常显著，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两种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形成巨大反差，这与图2所显示的特点是一致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这个情况刚好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相反，这说明人口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为了稳健性起见，模型（3）和（4）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602减小至0575；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559减少至-0781。数据虽有少许变化，但总体上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原来的影响方向一致，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是稳健的，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结果相反。当引入控制变量后，在影响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几个因素中，最为突出的是二三产业比，它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881和685，前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后者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次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这说明影响城乡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产业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的转型特点对储蓄率的积累特性，其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系数较为显著，但在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二三产业比更适合控制转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长率在城镇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村方面却未通过检验，为此我们对模型（3）和（4）做了GLS回归，结果表明，该系数的t值概率分别为0509和0031，城镇居民方面未通过检验，而农村居民方面却较为显著，这个城乡差异不足以说明GD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结论相反。城市化水平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却不显著，这说明，城市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城镇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农村地区不明显，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财政政策影响的情况，城镇储蓄率方面，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644，财政支出系数为-0706，两个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易见收入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规模的扩张却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较大。农村储蓄率方面，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也较为显著，系数正负与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个控制变量中，只有二三产业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415，而财政支出系数为0748，容易发现这与城镇储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据模型（3）和（4）可知，引入财政收支比重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解释力度仍较强，同时财政收支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下面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由此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根据我们计算的财政收支规模门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过分析不同的财政收支区间来反映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不断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税收规模为465%，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713%，城乡储蓄率存在着相反的特点。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只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支出规模为399%，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剔除数据后，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标准差为757，最小值为851，最大值为5576，平均来看，财政收入比重没有超过465%，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影响。类似的，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最优税收规模为399%，而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也未超过这个门限值，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省际财政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601，标准差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来看，财政支出比重远超过门限值86%，故验证了表1中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储蓄率的系数值-0559。

根据表3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84%，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也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支出规模为86%，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无影响。

从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受到财政收支规模的制约，不同的税收规模与支出规模可能对应着相反的储蓄率效应。另外，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

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经济领域，老龄化会对消费、储蓄、投资、税收等发生冲击，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老龄化问题。［17］在这个宏观系统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平衡着储蓄与消费的互动，比如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如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增加通过挤出效应使得居民消费减少，从而改变了居民的储蓄水平。（2）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在年轻时会多储蓄而到年老时就会拿出储蓄部分来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应使得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3）人口老龄化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中位数大幅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收入就会随之减少，因而储蓄也相应减少。［18］

但是，根据中国数据的测算，结合表1可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大，而使农村居民储蓄率不断减小，可能的解释如下：（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是以城镇职工为主，对城镇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障，即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责任共担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各地区改革在制度和标准上都不统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趋势较为严重。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共有1900多个县级统筹单位，标准大多是“一地一策”，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正在试点的新农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同时存在多种制度。另外，没有纳入试点的农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个人养老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远不如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制度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老年人的收入不减，近年来政府又提高了养老金的支付额度，使得城镇老年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故其储蓄份额有所增加，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故农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远远不如城镇居民。（2）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这在城乡都是一致的，但城乡就业岗位性质的差别在于，城镇地区的岗位多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农村地区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对而言），这就使得城镇老年人仍可以有机会或有时间继续工作，以获得薪金收入。而农村老年人就会因身体的原因而走下岗位，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城镇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农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储蓄的重要来源，因而农村储蓄率必然下降。（3）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政策，［19］因而较容易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较多地使城镇老年人受益，而使农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却明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农村地区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在城市地区却无影响，可见财政压力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财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减少，这就影响到其储蓄水平。

关于少儿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少儿年龄人口不具备劳动能力，因而没有收入来源，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使得社会负储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少儿年龄人口。然而，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抚养小孩成本的城乡差异。一般认为，小孩需要抚养的阶段是指从一个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抚养一个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产前费用、生产费用、衣食住行、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不可预期的费用，而我国城乡地区在这些成本支出项目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线为594286元，而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线为196801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3312%。［20］这说明农村整体上的消费水平都远低于城镇，城镇的高消费水平使得城镇家庭抚养小孩的开销大大增加，从而可储蓄的部分就会相应地减少。而农村因其较低的消费水平而较小地影响其储蓄能力，但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储蓄效应系数为正数，也就是说，小孩数量的增加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储蓄水平。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农村一直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所以农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保证自己老了有人所养。（2）财政政策影响。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税或消费税的调整，很容易使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发生改变，而这却较小地影响到农村劳动者，因而抚养小孩数量明显会造成城乡家庭储蓄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所具有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消费性支出的挤出效应）会影响到城镇居民而不会影响农村居民，因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比较大，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则不会产生影响。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宏观角度改变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比例，从而传递到居民部门，影响其储蓄行为。（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体的运行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这个特征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而且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加之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转型调整所带来的储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通过宏观层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到储蓄能力。从以上原因来讲，我国高储蓄率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伴随着储蓄的减少，但就现状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单凭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的增长而忽视中国发展阶段的实质。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释放直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国家调控的方向应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为主，这些措施虽然看似较为传统，但考虑到中国高储蓄这个发展特点，它们的实施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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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0-12

第2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索洛模型;储蓄;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10-02

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讨论了储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关系。总体来讲,这三者之间是循环影响的,高储蓄会带来丰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会推动产出的增加,产出又决定了储蓄和资本积累……。但是,索洛认为,从长期来讲,高储蓄率并不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要归因于技术的进步。但是,高储蓄率影响产出水平和生活水平,储蓄率的上升将会导致一段时间内的更高增长并最终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平。

索洛的研究是以美国经济为主要对象的,而且在模型中设定了实际经济无法满足的苛刻假设,因而要对其理论进行严格的验证是比较困难的。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是个低储蓄率的国家,自1950年以来,其储蓄率平均只为18.6%;而中国一直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约在50%左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相对较小。与美国这个发达国家相比,储蓄应该有着更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的资本金融体制来进行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因此,索洛的有关储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结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本文要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

中国居民一直保持的极高的储蓄率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储蓄节俭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此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相对喜欢储蓄;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以前享有的福利逐渐消失,加之现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居民的家庭预防性储蓄还保持着较高水平;中国欠缺发达的金融体系使得人们缺乏借贷金融工具,那么就不得不为像买房买车等较大项目的支出进行提前储蓄;人口结构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中国高储蓄年龄群体人数众多,年龄在50～70岁的人群具有维持较高储蓄率和避免任何形式债务的倾向;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收入也在增加,这也造成了储蓄的增加,尤其是具有较高储蓄倾向的人群,他们收入的增加会更多地导致储蓄率的升高。

与高水平储蓄率一样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这两者之间关系如何?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储蓄和GDP的走势是高度一致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呈高度正相关性。

(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阐释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GDP来表示经济增长,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来表示储蓄s,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投资I。建立如下对数模型:

Ln(GDP)=Bo+B1Ln(s)B2Ln(I)+ε

其中,B;(i=0、1、2)为待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表示除基本因索外其他可能影响GDP的因素。

数据选取自1989-2008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lnGDP=2.6837+0.3305LnS+0.4938LnI

(2015)(3.83)　(5.06)

R2=0.9971,D.W.=6297,F=2995.414

回归结果表明,R2值和调整后的R2值都在99%以上,各项系数的t检验都显著。因此,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根据以上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储蓄s对经济增长GDP具有显著影响,从其回归系数0.3305可以知道,储蓄每1%的变动可以带来GDP33%的变动。但是,与投资变量I相比,投资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0.4938大于储蓄的回归系数0.3305,说明投资比储蓄更能带动经济增长。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用中国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与索洛关于美国经济的结论有所出入,中国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是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和长期推动作用的。

除此之外,索洛在模型中将储蓄和投资等同分析,即模型假定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但是,从以上中国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上看,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结果呢?―个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不健全,使得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

二、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要经过三个环节,即足够的国内储蓄、储蓄向投资转化、投资变为有效的产出。

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我们有较为充足的国内储蓄,因此我们在第一个环节不存在问题。但是,我们在另外两个环节上则存在着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一)储蓄向投资转化环节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处在比较低效的阶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金融体系不发达导致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比较单一。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够完善。金融工具的品种有限,不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使一部分投资无法向投资转化。其次,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竞争。目前中国从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从存款转向贷款。这种带垄断性的资金供求市场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再次,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实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单一而艰难,经常面临很高的融资门槛,这使得资金需求方难以获得资金,而巨额的储蓄却不能转为所用,储蓄向投资转化难以实现。另外,中国的利率制度降低了利率在调节储蓄一投资方面的作用。利率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当前实行管制利率,各银行的利率由中央银行统一规定并要求保持稳定。这样,利率就不能自由地反应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储蓄和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大大降低,利率对投资和储蓄的影响非常有限。最后,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性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储蓄一投资转化率很高,近90%。但是,居民部门的储蓄一投资转化率很低,只有3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国很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使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必然导致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心和忧虑。因而,预防性的储蓄也会加大,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现今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扩大需求的目标,也需要国家尽快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完善了社保体制,使人们无须再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大量储蓄,那么就会促进投资和需求的增加。

(二)投资转化为有效产出环节

投资无法转化为有效产出的问题,需要先进的技术水平来有效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索洛的“经济增长最终归因于先进技术”的结论是正确的。因此,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前提下,需要先进技术水平的支撑才能最终推动产出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储蓄具有较大的相关性,高储蓄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与索洛的结论有所出入。但是,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不如投资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环节还存在障碍。因此,中国需要加速相关体制的完善,创新先进技术,保持储蓄一投资的渠道畅通,促进储蓄向有效投资的转化,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宏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40-246.

[2]徐忠秀.中国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孔丽频.高储蓄率可能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N].中国改革报,2009-10-23(5).

第3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社会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不高，消费增长困难。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主要有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消费习惯及历史传统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的情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消费 消极因素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且就业困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从潜在状态转化为显现状态，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表现为既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又有就业结构性矛盾；既有来自城镇的就业压力，又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带来的压力；既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的需求，又有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需求。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有1000多万，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汇聚在一起，形成劳动力供给的高峰。

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给我国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扩大，2009年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各有来头，其中一增一失是就业两大难题来源。一增指的是，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一失即800万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蓝皮书指出，200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到2008年8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实现就业率为70％，2008年底，毕业大学生未能如期就业人数仍然有150万左右（汝信等，2008），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这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更大。大批农民工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现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据保守估计，2009年全国大约有650万农民工面临再就业问题（陈昌明，2009）。就山东来讲，2009年城镇劳动力供给超过190万人，预计全年最多可实现就业120万人。2010年毕业和近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60万人，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相当多的毕业生不能实现当期就业。返乡农民工节后回城的有181.0万人，占节前返乡的60.1%，较往年同期减少20%；2月底又新增返乡农民工17万人，全年至少有72万农民工在城镇无法就业。

就业的困难，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预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观心理，这也致使人们消费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即压缩了即期消费，增加银行储蓄。与居民预期收入下降相伴随的是居民预期支出上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预期收入减少和预期支出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当前消费的支出，扩大整个消费需求仍面临巨大压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两极分化的倾向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国由此成为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近年来，尽管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级分化倾向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43.8元，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个百分点，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把社保、义务教育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3∶1的警戒线。山东省农村人口占60％以上，本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农村消费额仅占35％。农村居民可支配的现金收入相对减少，致使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也使社会总消费额中农村居民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经1980-2005年（按五年一统计，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扬，从1978年的37.9%，经1980-2005年一路上扬，上涨了35.3个百分点（王石生，2007）。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扩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内部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扩大到2006年的7∶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当前我国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掌握着大多数居民储蓄，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据调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6，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85（夏兴萍，2005）。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仍将是今后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而且还会增加居民未来的支出和预期的消费。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

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改革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消费支出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最大隐患，而且，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费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储蓄以预防意外支出和未来的支出。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从而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还需要依靠自己来就医；就业制度中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困难，随着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来消费或是增加投资（黄国华，2007）。

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影响消费

目前，我国国有垄断资源程度还比较高。如在电信、电力、民航、铁道、邮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控制。国有垄断企业享有在市场准入、投资、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额的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国还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领域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群众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民生需要“减负”，而许多垄断企业却缺乏民生责任感，不从内部挖潜增效、节约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坚持产品的高价位，以维持自身高收入，两者的反差影响了人们对消费的支出。

消费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消费

消费习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美德，即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积蓄、轻消费、戒物欲、崇节俭，维持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安定，这种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观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王梦奎，2001）。而今我国居民仍保持着一概固守节俭、高储蓄的个人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数量上，居民养成了先积累、后消费的习惯，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

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经济学家查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Prasad）教授在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了最新论文，他们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的储蓄率也在稳步上升（周业安，2008）。到2008年储蓄率达到28.8％，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当前的储蓄率无论与我国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认为储蓄率较高的日本（6％）。高储蓄率意味着消费率较低，国内消费总需求不旺盛。更严重的结果是，高储蓄率加剧了我国内需不振的经济软肋，阻碍了我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不利于当前经济的复苏。

结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单纯通过某项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消费已不可能，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合措施解决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扩大就业为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扩大就业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经济支持，才能解决“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钱消费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这样才能解决“敢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缩小两极分化。至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需要新的消费观念的引入，需要坚强的经济基础。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改变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不断扩大消费领域。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才能有效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陈昌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09（2）

4.王石生.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科学决策月刊，2007（3）

5.夏兴萍.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宏观思考.宏观经济管理，2005（11）

6.黄国华.从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看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兰州学刊，2007（1）

7.王梦奎.中国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8.周业安.高储蓄率让人喜忧参半.上海证券报，2008-12-19

第4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进入2007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保持手上货币的绝对购买力成了一件大事。作者对当前我国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地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观点。

一、对通货膨胀的分析

1、通货膨胀的定义及其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体上可分为“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由于货币过度供应引起的。“过度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商品和劳务”。“物价派”主张用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价格水平的上升来定义通货膨胀。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当达到充分就业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已没有增加产量和就业的作用，物价便随货币供给的增加作同比例的上涨。

两派分歧的实质在于对物价上升原因的解释。我们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模型”来理解货币和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假设市场是一个天平，货币是天平的左边，物价是天平的右边。当市场上货币量超出实际需要货币量时，大量的货币追逐一定的物品，物价就会上升；当市场上货币量一定时，由于物品供给的减少，也会使物价上升。实际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区分，前一种情况下，是货币的绝对过剩，这种情况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绝对通货膨胀。后一种情况下，是货币的相对过剩，这种情况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称之为相对通货膨胀。

2、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从货币和物价两个方面去探索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1）货币流动性泛滥。2006年以来，货币流动性过剩状况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内外经济失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以及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原因，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当中，内需一直是不足的。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是靠大量的基础投资和迅猛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在我国强制结售汇体制下，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并且累积下来导致了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国外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今年前6个月，累计对外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庞大的外汇占款迫使央行不断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经过货币乘数作用之后，市面上创造出大量的可流通的存款货币，从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多，流动性过剩。②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利用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分解出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年间，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这意味着，推动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政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以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在增长。税收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福利开支却出现了相对下降。政府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机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而是更多地用于投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投资的冲动很大。

（2）物价水平持续上升。当前我国物价水平不断上升，有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影响。①国际方面的影响。自2005年中期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波快速上升的牛市。

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需求大增，导致矿产资源供给吃紧。以铜为代表，有效突破3000美元/吨的历史高价后，更是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内创下8825美元/吨的天价。由于战争、限产等原因，石油价格也持续走高，一度达到80美元/桶的高价，高盛等美国著名投行甚至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油价会突破100美元/桶的大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生物能源替代政策等使得国际粮食减产，面对没有减少的需求，国际粮价也持续走高。种种原因造成的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再通过进口成本传递到国内市场，引起同类产品的价格不断攀升。②国内方面的影响。定价权缺失是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在价格上没有主导权，一来有国家限价，二来本身进入门槛较低，秩序混乱。农副产品价格每上涨1个点，其结果是农资产品上涨几个点。绝对来看，好像价格上涨了，农民增收了，其实是由于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增加速度，所以反而是辛苦了一年，回头一算，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两种局面：产品生产成本是决定产品价格水平的内在因素，粮食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成为粮食价格上升的内在动力；农民开始考虑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不再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进城务工，农田抛荒比例明显增大，从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导致产不足需。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表现为稳定的、缓慢的上涨，即温和的通货膨胀。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在实际生活中，又区分为两种表现：一是在实物资产方面，表现为货币的相对过剩；二是在金融资产方面，表现为绝对过剩。因而在投资策略上也要分别对待。

二、通货膨胀对投资的直接影响及其策略

通货膨胀对投资的直接影响又可以视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投资机会。这种投资机会分布在实物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实物资产方面主要是实物资产供给不足，金融资产方面主要是追逐金融资产的货币太多。可以针对这两种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1、实物资产的投资策略

认清了上涨的本质在于供给不足之后，有助于我们制定明确的投资策略。

以铜为例。1992年以来，我国铜消费量激增，年均增长率15.16%。2002年消费量414.04万吨，占世界铜消费量1495.65万吨的27.68%（四分之一多）。已经超过美国（237.24万吨）、日本（116.39万吨）和德国（106.34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建国以来我国矿山共生产铜1113.94万吨，1999～2002年矿山产量在52万吨～59万吨之间徘徊，加上国内每年回收30多万吨废铜，国内原料生产的铜的供应量约85万吨～90万吨/年。以2000年的消费量239.5万吨为基数，假设从2000年到2020年间，我国铜年均消费增长率为10.0%，2010年的届时需求量约410万吨，2020年约665万吨，20年间累计需求量为8710万吨。2010年国内原料生产的铜，只能满足需求的20.49%，2020年为13.53%，供应严重不足，矛盾日趋扩大。像铜等矿产资源，煤、石油等一次性能源产品，生产投资周期长，可替代性差，如果发生短缺的现象，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它们的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就算因此而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政府和企业也只能接受而不可能违反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强硬措施。因而对于此类的实物资产投资，可以买入并长期持有至市场基本面发生改变为止。而像大米、猪肉等粮食，玉米、棉花等农产品，增加供给是一件不算很难的事情，因而，假如要对它们进行投资，只能是看准时机，快进快出，获得市场波动的价格差。

2、金融资产的投资策略

在当前的通货膨胀下，由于我国的低利率政策，实际上大家手头上的货币是不断贬值的。因而，不管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还是高收入家庭，保值增值成为了大家的一致共识。

从资金层面实现保值升值的途径无非是储蓄、住房、证券、保险、外汇。目前储蓄率持续低于CPI指数，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预期当中，因而储蓄、外汇基本上不会成为大家的投资选择，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保险只是备万一之需，解决意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涌入住房和证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住房受到了政策打压而且高企的房价超出了老百姓承受范围的情况下，面对火爆的股市，储蓄进行搬家便成为普通老百姓唯一的途径，股市的“疯狂”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解释，这种预期一旦形成，这将是一个过程，不会是短暂的结束。人与人、货币与资产之间的博弈生生不息的进行下去，直到预期改变为止。这场博弈在当前，主要表现为房价的高企并顽强上涨，股市的火爆并不断创出新高。在实际情况中，尽管房产价格高到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之上，供过于求（相对而言，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有效需求不足），股票价格远高于其内在价值，资产证券化率达到了100％以上，市盈率偏高（高出成熟市场一倍以上），但是，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博弈才刚开始，或者说是才开始不久，更精彩的在后面，后面还有充足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

但我们还是要明确一点，这场博弈的起点是大家的保值增值预期。如何保值增值呢？只有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分享国民经济的成果才行，做到这一点，惟有投资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蓝筹股才能实现。因此，博弈的重点是有价值的蓝筹股，而不是大多数人所喜爱但不适用的垃圾股。

地产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其牵涉面较广，又时刻会遭遇政府的大棒，作为投资对象来说，谨慎乐观对待为宜。

三、通货膨胀对投资的间接影响及其策略

通货膨胀是一把双刃剑，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超出一定程度后的通货膨胀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因而在对待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国家一直保持比较艺术的态度。既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又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就有进一步发展至恶化的趋势，通货膨胀对投资的间接影响就是要规避政府出台措施治理通货膨胀而带来的不利于投资的因素，同时发掘伴随之的新的投资机会。

对于实物资产领域对通货膨胀的贡献来说，治理起来相对简单，说白了就是要增加供给，比如现在的加大生猪繁殖，保障猪肉供应。而金融资产方面，很多变量不易统计，而且政策还有滞后效应，因而，调控的重点自然就在金融资产构成的通货膨胀方面。

这方面，调控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缓解和疏通流动性泛滥问题，政府已经采取加息、QDII、发行特别国债和人民币升值等措施，但这相对于当前的状况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循着上述提到的核心指导思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结合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政府有可能推出以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多次调整利率水平，最终使得实际利率为正并保持一定的正值

2、利用财政政策（减税、提高公共消费支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居民消费

3、加大农业直补力度，保障农民收入

4、加大大盘股（央企为主要代表）发行力度，扩大市场容量

5、放开黄金交易，增加投资渠道

第5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一般而言，流动性分为三个层次：货币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其中货币流动性是基础，下游的是市场流动性，本文探讨的银行系统流动性处于中间层次。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指的是该银行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其客户随时提取资金的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主要包括两方面：资产的流动性和负债的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以较低的成本适时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而流动性的水平主要取决于流动性供给与流动性需求，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额缺口即流动性缺口直接决定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状况。

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管理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原则之前，因而确保足够的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银行的流动性受到央行政策波动、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金融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逐步对外开放，国际收支持续多年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数量被动增加，从而流动性增加。此外，国内储蓄偏高也使得流动性出现过剩。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造成了严重影响，美国次贷危机产生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一些商业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因此纷纷倒闭。同时，这一危机也使得国内商业银行资金回收困难，各个银行谨慎贷款，使得流动性风险管理受到挑战。次贷危机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活动受到了一定的管制，银行惜贷行为明显，使得流动性呈现过剩现象。同时，银行支付结算体系的完善和信用货币的减少了人们对现金的需求，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大求现象突出。

因此，本文择取16家上市银行2008至2014年的数据，拟通过货币供应量、存贷比率和短期资产流动性比率等银行流动性度量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行衡量和比较研究，同时借鉴美德对于流动性的管理经验，寻找相关途径以实现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均衡。

二、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流动性受到宏观和微观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外部环境看，Allen and Gale（1998）指出对银行流动性有利的外部环境可以保证资产以合理的价格应对一般的流动性需求，但在不利环境下流动资产也会相对减少，实际清算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损害银行利益。从微观方面分析，商业银行内部各项存贷款的指标影响且反正的银行的流动性状况。吸收活期存款是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主要源泉之一。Dimond 和 Dybvig（1983）提出了流动性创造均衡模型，这一模型表明适当保障活期存款人利益，合理的活期存款比率有助于稳定存款，保持充分流动性创造能力。鲍红波（2006）提到用现金流来衡量银行流动性。此外，谢志华、杨瑾（2007）选取备付金比率和存贷比来衡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目前，人们较为关注银行流动性的现状，很多学者论文也提出了流动性过剩这一问题。陆磊（2007）指出了引起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种种原因。武静（2007）认为，造成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的银行被动负债的增加，而主动投资的渠道不够。冯学敏、何雁明（2007）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贷款不足，外汇储备等增加是造成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朱睿（2006）认为过多流动性会使得银行业过度竞争，非理性降低贷款条件，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朱庆（2006）提到针对流动性过剩，央行应该积极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同时要搭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机制。

三、商业银行流动性衡量与现状―以上市银行为例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受收到内外部多个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货币供应量、存贷比率和短期资产流动性比率三个指标，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行分析。

（一）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状况，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缺口在我国分为三个层次：M0是流通中的现金，M1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2是广义的货币发行量。其中，M1体现了货币存量的重要流动性特征，而M2体现了货币存量总额的变化特点。

由图1可以观测到我国2008到2014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M2的增长始终快于M1的增长，且M1与M2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货币流动性比率为M1/M2，由图可见至2014年分母M2已远大于分子M1，这意味着货币流动性比例处于下降趋势，表明居民和企业持有定期存款和储蓄的存款的意愿增强，货币的需求减弱，流动性过剩。

图1 2008-2014我国货币供应量

（二）存贷比率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业务日趋多样化，但是存款和贷款仍是资产与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存贷比率指的是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其公式为：存贷比率=（各项贷款总额/各项存款总额） *100%

一般而言，银行的各项贷款与存款比例不得超过75%，如果存贷比率较高，则说明银行将大部分资金用来发放流动性较低的贷款。根据表2中的数据所示，这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南京银行多次达到60%以下，存贷比不断下降，说明银行没有有效使用资金，大量资金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无法转换成贷款投放出去，这是银行流动性过剩表现的一个方面。

表2 2008―2014上市银行存贷比率 单位：%

（三）短期资产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是较为常用的流动性指标反映银行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其公式为：

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资产/全部负债）*100%

流动性比率不仅可以表现商业银行资金支付流动债务的能力，也反映了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供给的能力。该比率越高，反映银行的流动性越强。该比率一般应当保持在30%至45%左右。表中16个上市银行均有流动性比率超过40%的情况，2008年普遍较高以外，至2014年仍有多数银行的流动性比率在45%以上，这也表明银行存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表3 2008―2014上市银行短期资产流动性比率 单位：%

四、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与影响

（一）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

流动性过剩主要指的是货币的供应量超过了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很多，本文分别从供需两方面探究。

（1）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我国逐步对外开放，外汇体制也日益完善，近些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即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两方面的顺差。目前汇率条件下，基础货币被动增加，商业银行货币供给增加，流动性过剩。报告显示，2014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17亿美元。

（2）国内储蓄率过高，消费占GDP比重偏低。2014年12月末，我国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49.9万亿元，在世界储蓄排列中位置较前。由于我国社保体制、教育体制和住房体制等不完善，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居民更愿意选择较为保守的储蓄存款，消费也难以提高，货币的需求减弱，使得流动性过剩。

（3）银行信贷活动受管制，惜贷行为显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信贷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危机爆发重要原因，即货币供应量小雨需求量。各商业银行对于贷款更为谨慎，再加之近几年经济有过热苗头，政府加大对信贷活动的调控力度。贷款的减少也意味着货币需求的减弱。

（4）金融创新不足，资产配置单一。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运用于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尽管存在一定的创新产品，但还是缺乏化解存差替代产品和金融创新手段，当存款大幅增加，流动性过剩就很难避免。

（二）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影响

（1）不利于银行有效盈利。贷款是商业银行进行盈利的手段，但是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信贷增长困难，这就使得银行的利息显著下降。另外，国内储蓄率一向较高，成本负担较大。分业经营的条件下，存贷利差是银行盈利的主要渠道，流动性过剩无疑会增加营运和利息成本。另外，过高的流动性资金投向货币市场，使得货币市场利率走低，这对银行造成了又一打击，这些都挤压了银行的盈利空间。

（2）不利于央行政策的有效性发挥。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三种：加息、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即通过提高利率使得使用资金成本提高，借此减少流动性。公开市场操作即通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来控制流动性。其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相对严厉，借此来降低银行提高放款和信用创造的能力。尽管这三个手段有助于收缩流动性过剩，但是也使得过多资金沉淀在中央银行，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

（3）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流动性过剩给银行带来巨大的运营成本，这势必对银行的盈利造成冲击。这使得银行之间过度竞争，盲目追求大户，过分降低贷款利率，这使得不良贷款反弹，加剧银行贷款风险，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

五、美德两国商业银行对流动性过剩的管理

（一）美国

（1）最低备付金要求限制。根据美联储规定，美国境内所有银行对超过5200万美元的活期存款必须持有不少于10%的现金储备，对于5200万美元以下430万美元以上的必须持有的备付金。建立在活期存款基础上的备付金比率，有助于银行更好应对流动性过剩，即相应过多的活期短期资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稳定银行的经营。

（2）制定良好的流动性计划。一个良好的流动性计划有助于银行减少融资成本以及使得银行所需持有法定准备金最小化。美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通过利息流动性计划来对潜在的流动性问题进行预测，这一计划设计两方面：一是银行对其储备头寸最低要求实施管理，计划周期为法定两个星期；二是一年或一年以上资金的需要量。良好的流动性计划，有利于在源头上减少流动性过剩发生的可能性，对资金供需进行预估。

（二）德国

（1）特别最小准备金要求。德国的银行对于外国储蓄保持一个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此外还有额外边际准备金要求，从而来限制资金过多的流入。同时，准备金要求也赋予银行抵消权，即外国的负债被一定外国投资所抵消，准备金要求将被免除，这一措施有利于鼓励银行将资金配置到国外，从而较好的控制资金流入流出，避免双顺差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2）利息支付限制。利息支付限制即联邦政府禁止对外国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支付利息，但对于德国银行向外国银行借款则没有此项限制，一定程度限制外国资金的流入，减轻国际储备压力。

（3）差别再贴现配额。联邦银行在特别情况下会减少银行的再贴现配额，从而控制银行部分潜在的流动性头寸，间接调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六、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以上市银行为例

（一）积极实施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机制的有效传导

货币供应量对银行流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根据M2远大于M1的情况。中央银行应该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上调银行体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利率，短时间内缓解银行流动性过剩。同时，实施有效的货币传导，避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渗漏现象。

（二）稳定国际收支，完善外汇管理体制

（1）努力实现贸易平衡，适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流动性输入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热钱流入等。首先，我们要从思想上改变“贸易顺差一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认识，适当减少出口鼓励措施，使得出口降温。另外我国出口通常是低成本扩张，出口的质量和效率不高。因此，我们应该使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努力实现贸易平衡。

目前，外商投资占我国经济的比重较高，近几年我国主要以粗放式的方式吸引外资，这并不有利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当期经济环境下，我国应该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有选择的引进外资。

（2）设立最小准备金要求和利息支付限制。借鉴德国对于流动性过剩的管理，设立最小准备金要求和抵消权，从而有效控制资金的流入流出。目前，由于我国仍较依赖于外国资金，所以不能完全禁止利息的支付，而是相对减少利息。

（3）完善外汇管理体制，稳定外汇储备。在我国固化的汇率管理制度下使得流入的外汇资金通过结售汇转换成外汇储备，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被动增加。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在经常项目下完全的意愿结汇和售汇制度。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还有助于满足企业和个人的用汇需求。

（三）适当放松信贷管制，拓宽信贷领域

根据经济发展现状，适当放松信贷管制。银行要改变过于谨慎贷款的作风，促进信贷规模的扩大，调整信贷投向，重点培育消费信贷市场、小企业贷款市场和贸易融资市场。

（四）适当降低国内储蓄率，拉动消费

适当降低国内储蓄率，使得居民将多余的资金投向更为高效的其他理财产品，推动金融市场的全面发展。另外，储蓄率的降低也有利于降低银行的利息成本，推动银行积极性。同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解决医疗和住房问题，这有助于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第6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管理层希望加大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离不开资本市场，我们需要一个健康快速发展的强大的资本市场。因此，我们应该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资本市场需求为管理对象的传统理念，科学疏导资本市场需求，扩大资本市场供给，优化供给结构，维护资本市场的供求均衡，做大做强我国的资本市场，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从2005年5月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开始，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上证指数从改革之初的1000点（2005年6月6日为998点）上升到了2007年的6100点（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曾到达创纪录的6124点），市价总值也由改革之初的3万亿元发展到今天的30多万亿元。2007年8月9日，沪深两市总市值达到了创纪录的21.15万亿元，超过了2006年我国21.09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既是沪深总市值首次超过GDP，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化率正式超过了100％。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从制度规范，还是市场规模和市值成长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直接融资的比重快速上升。

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直接表现为股指的推高和股价的上涨，从而引起不少人的忧虑，他们主张对此采取措施。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需求为管理对象的传统理念有关。

长时期以来，我们实际上没有深刻理解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意义，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明显，需求政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导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主导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政策又演变成一种以抑制需求为重点的政策。市场如果出现了持续性上涨，通常都会归结为是由过量的需求造成的，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台抑制需求的政策，以防止所谓的资产泡沫化。如果长期实施这样的需求政策，必然严重压抑资本市场的成长，使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断地复制一个个运行周期。在这样的政策环境支配下，资本市场既没有任何发展，也不可能对实体经济的成长和金融体系变革起到任何积极作用。中国1990——2005年的资本市场基本上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二、资本市场需求的疏导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只有单一的现金、银行存款等形式，1980年我国发行第一期国库券开始，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随后，外币存款、保险等金融资产开始进入居民的金融资产组合之中。1990年、1991年深沪股票交易所相继设立，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幅度加快，股票、企业债、各类长短期国债等金融品种成为了居民金融资产的新宠。但由于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和运行规则的不完善，股票市场的发展波澜起伏，尽管规模扩张迅速，但市场动荡巨大，证券品种创新动力不足。居民储蓄存款随着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领域其他改革导致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不断增长，表现为总量和增幅的双高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从1992年到2004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1759.4亿元增长到119555.4亿元，增长近十倍；同期股票总市值从1048.13亿元增长到37055.57亿元，股票流通市值从861.62亿元增加到11688.64亿元；国债和企业债发展不平衡，企业债规模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从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制改革扫除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的制度，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2005年4月29日到现在，我国股票市场开始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历程，从2005年到2006年，股票总市值从32430亿元猛增到2006年底的89403亿元，同期银行存款却只从141051亿元增加到161587亿元，股票规模已经超过银行存款余额的50%。此外，短期融资券、各类基金、权证、证券化产品、各类信托产品等也纷纷登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开始进一步大幅度的变化。

近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实力的增强直接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2026元增加到2005年的10493元，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也从784元增加到3254元，不仅表现在量的增长，而且表现出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这一趋势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结构的日趋合理。

居民收入的增长必然导致边际消费的降低，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降低，到2005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6.7和45.5，均在50以下。这也反映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将有更多的资金投资于金融产品，这是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最为原始、最为长久的动力。

从结构上看，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扩大，社会资金的集中度在不断提高，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也在增加。据统计，社会资金的80%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别也在扩大，目前已经达到了4.84倍。显然，财富的结构性变动必然极大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的加快，利率、汇率、产品价格、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继续增加银行存款资产将会导致更大的风险，这也是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重要变量。

在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方面，证监会通过几年的市场整顿，特别是针对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问题，采取了区别对待、严格管理的整改措施，将证券公司分为创新类、规范类、问题类券商，分别进行管理，严肃了市场纪律，强化了市场秩序，证券公司的运作更为规范，截止2006年12月31日，我国证券公司数量降为104家。同时强化市场监管和信息披露，对各类市场信息和服务中介加强管理，其行为也日益规范。

在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方面，我国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修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力求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全面而稳步地推进我国资本市场运行规则的改革，重要的法律法规有：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2006年3月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06年5月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规范涉及到了投资者保护、证券承销、公司重组等关于市场运行的方方面面，是股权分制改革后对市场运行主要方面规则的重新安排和调整，从而建立起了基本完善的市场运行规则体系。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我国监管部门开始对整个金融业进行改革，在2006年推出了银行试办基金的政策，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始相互交叉、渗透，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崭新的组织模式开始浮出水面，形成了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主体的众多的金融控股公司。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金融资产结构大调整的时代，投资者期盼着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次匹配的多样化金融资产的出现。在金融资产结构正在发生裂变的今天，投资者越来越偏好收益与风险在较高层次匹配、并具有较好流动性的证券化金融资产。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各类金融资产的需求不能也不应该抑制，而是应该进行科学的疏导。疏导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它不但是一般投资者进入市场的管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也是证券化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对于丰富金融资产品种，促进金融资产结构向市场化、证券化方向转变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约有48%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人达9600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共同基金是美国资本市场投资主力。2000年之后，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三类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规模都在迅速增加，到2007年6月30日止，证券投资基金的证券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一万亿元，达到12400亿元；2006年底社保基金的资产规模也已经达到了2827亿元以上；保险资金的证券投资规模在2006年也达到了18493.8亿元的规模，这些机构投资者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二是恰当的税收政策。我们不应加重针对二级市场投资行为的税赋，更不能开征对资本市场发展有釜底抽薪作用的资本利得税，否则，试图通过疏导需求而使新增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以实现供求动态平衡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市场必然又回到以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三是，积极培育外部需求。虽然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已达30多万亿人民币，但无限制流通股不到总市值的1/3，中国市值前10位的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9.21万亿人民币，无限制流通股市值只有9035.71亿元，不到其市值的5%。禁售期过后，这些巨额流通股对市场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因此必须寻找与此相匹配的外部需求者。当然，扩大证券投资的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提供必要的汇率风险避险工具。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将面临汇率风险，因此，适当的汇率避险工具的提供是外国投资者急切需要的；其次是改善外汇管理，逐步取消相关限制。三、资本市场供给的优化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我国资本市场的政策倾向应该是发展性政策，这种发展性政策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供给主导型而不是需求主导型的。现行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的支点在于扩大供给、优化结构的同时合理疏导需求。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后果之一，就表现为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供求关系的失衡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以股票、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扬。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资金需求驱动下的中国股票等资产价格存在较为明显的泡沫化趋势，资产价格的上扬不能维持，就会导致泡沫的破灭。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中“垃圾股”不少，上市公司业绩不尽如人意，再加上市场中来自上市公司的种种不规范行为的披露，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运行质量无从做出准确判断而且信心不足，进而无法建立稳定的长期预期机制，致使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并购乃至发行上市决策普遍带有短期逐利取向，市场投机气氛非常强烈。

因此，扩大资本市场供给的核心是绩优上市资源的不断增加，此外还要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当前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核心是股票与公司债之间的协调）、股票市场内部（其核心是产业结构或者说成熟产业与新兴产业、主板与创业板之间的协调）、债券市场内部（核心问题是公司债市场的缺失）的结构失衡，进行资本市场供给的优化。资本市场供给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是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如果不通过证券供给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来加快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其变革，打破既存的“路径依赖”，就可能导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中国的机构被边缘化，而外资证券机构却控制高端业务，攫取高额利润。

第7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 消费结构 影响因素

引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迈入实施的第二个十年了。随着2011年“成渝经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思路的出炉，成都作为中国西部重镇、新一轮大开发的引擎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已经逐步形成了由一个特大城市、14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170余个小城镇、数千个新型社区等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根据成都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成都市流动办”）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记流动人口456.45万人，同比2011年的392.35万人，增加64万人，增幅16.34%。而作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区域，成都市温江区三年里流动人口增长了一倍，吸引了30.32万人到此，这也体现出成都市温江区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条件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调查当地流动人口的消费情况，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拉动该地区消费市场、改善消费结构、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剖析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为政府未来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使调查数据更具参考价值，项目调查组对此次调查对象有着严格的界定。本项目所指的流动人口需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流入成都市温江区的流动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区流动的人口；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短期内在温江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在本项目中不属于流动人口范畴；在温江居住的时间应达到半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因此本项目中所界定的流动人口为年龄年满16岁及以上的人员。

在本项目的调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阶段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先根据温江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所提供的该区流动人口总体数据，确定了1000份调查样本数；然后根据该区流动人口在各乡镇街道的大致分布情况，按照相应的比例配额；最后，确定具体的调查样本。在实际发放的1000份样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费现状导致恩格尔系数失灵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是指个体（或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这说明在各类消费的增长中，食物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因为食物消费属于维持生存的消费，当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支出会有一部分扩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费上。

因此，恩格尔系数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联合的《2011年四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2011年四川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36.79%。

而在对成都市温江区946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该地区流动人口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568元，食品支出仅占其收入的28.6%，即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为28.6%。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的界定，该地区流动人口已经属于富足阶层。那么，造成温江区流动人口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46位受访者中，其常住地为农村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为709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而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调查者表示进城务工是他们到此的主要原因，占农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见，该地区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仍是由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因此，造成该地区流动人口食物支出较低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房屋内，其基本饮食也都由雇主免费提供，仅仅有部分个体会因为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将极少的收入用于食品开支上，这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在食物上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费食宿的务工人员，也会本着“吃饱就行”的原则，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或汇款给老家，能省则省，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尽量节俭。这一点在对其消费观念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709人中有691位被调查者赞成“居家过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说明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存消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之下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状况了。

（二）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储蓄率

从温江区流动人口每月的储蓄情况来看，有491人每月会有不同金额的固定储蓄。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见：每月储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有17.8%的人每月储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资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储蓄在3000元以上。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温江区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储蓄额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那么，其形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似乎能对此现象做一解释。这一概念是由里兰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与此同时，其消费水平会急剧下降。该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

事实上，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行为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谨慎选择，而这种“消费风险”意识提高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流动人口不确定性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形成了其整体收入偏低的现状。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温江的946名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如非技术性劳力（占比26.2%）、服务行业人员（占比17.8%）等。真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仅占被调查者的3.9%和6.6%，共计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3%，即从事服务行业或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为总人数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年龄大多在30-49岁之间，即部分技术性从业者或个体经商户；而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个体商户每月超过5000元收入，这部分人群仅有41人。这样的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处处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保情况来看，在946名被调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单位）为其购买了保险的仅有6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而绝大部分的人员都没有购买保险。而在公司（单位）为其职工购买的各种保险中，最多的就是意外伤害险，占已购买保险的总人数的39.5%，以下依次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比为32.7%和20.1%。

最后，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在温江地区的流动人口中，有48%的人员从事现有的职业时间为一年以上，其中达到了三年时间的则有20%；现有工作六个月至一年的达27%，这三类人群基本达到了调查总量的三分之二，现有职业的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的则有25%。

以上各类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存在着的工作的流动性大、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实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大大强化了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意识。因此，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各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风险成为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的选择。

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群体结构形成汇款比例畸高

根据调查，946位受访者平均每月向老家汇款金额高达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会定期向老家汇出部分收入以补贴家用，而这部分群体中仅有89人来自城市，其余高达78.5%的人口其常住地为农村，而通过在城里赚钱补贴家用、赡养老人或供子女读书则是其进城的主要目的。

具体而言，每月向家庭补贴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达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补贴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当；每月向家庭补贴1000元的仅有62人。这样的高汇款比例势必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他们为了能够多攒钱，会尽可能节衣缩食，然后再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汇款比例的现象发生，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专门在他的《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释：一方面，借助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达克和卢卡斯所提出的“契约安排”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汇款现象。即汇款行为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项条款。而且这种契约关系天然地具有长期性。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则是：以进城务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流动人口常常将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们则定期将务工所得收入寄回，而农忙时他们也会回家帮忙。由此，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态势。不仅如此，当这些人员的工作受阻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回归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项消费支出结构特点

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较高的储蓄及汇款比例下，这部分支出已经占据了流动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则主要体现在其生活所必须的食品、住房和服装上，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娱乐方面的支出占比极少。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恩格尔系数较低，但其生活质量实质上并不高。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除食品消费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住房消费占比较重

一方面，在接受调查的946名被调查者中，有26%的从事非技术劳力的工作或者服务行业的人员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内，即使居住条件简陋，他们也不会外出租房，因为他们宁可暂住在城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也要尽量节省开支以便攒钱回家盖新房。这主要是受到传统的农村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还有61.8%的人群主要选择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费用为437.7元。这部分群体以18-25岁左右的人群为主，说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会更加强调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条件的舒适性以及配套设施的齐备等；除此以外，还有58位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在成都温江购房，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职业主要是以成都温江从事个体经营的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装消费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调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装消费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内购买服装的有625人，占总数的66.1%，这说明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服装方面的消费仍以实用为主，崇尚节俭仍是其主要的消费观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着要讲究质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费观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装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调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过300元用于购买服装的则有111人，占比11.5%，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这一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在工作较稳定、收入较高的条件下，部分流动人口还是会注重自身的衣着外表，他们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三）休闲娱乐消费支出两级分化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946名流动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或听广播；其次较为受欢迎的娱乐休闲方式是玩扑克或打麻将，占被调查总体的9.5%；与同乡或者亲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为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选择上网、睡觉等方式度过。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每月在休闲娱乐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没有。可见，在成都温江的流动人口并未与本地居民共享各种文化设施，他们的生活圈也并没有因为在成都温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还应看到，对于部分技术工人、个体商户而言，他们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闲娱乐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级管理岗位从业者每月在这方面的花销甚至已经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训支出严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关的教育及培训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约占85%）每年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训；而即使在接受了相关的教育培训的人群中，每年花费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训人员的绝大多数，大都为一些技术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其次，每年花费500元以上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比31%。可见，大部分流动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对自身培训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对其素质提高极为不利。

结论

有关消费问题的调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因消费者或访问员等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产生的消费者实际收入、实际消费与其填答的数值有误差的问题，这是类似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不足。但是，对于成都市和温江区政府而言，此次调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流动人口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并最终实现提升该地区未来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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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制造业转型创新体系金融服务多层次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55-05

一、引言

从2010年上半年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工业面临“增速回落、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加大和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1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并增强抵抗经济风险能力，只有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现有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粗略地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欧美模式，另一类是东亚国家模式。一方面，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使中国制造业无法重复欧美国家走过的老路，按部就班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原来行之有效的策略在新形势下障碍重重，引进－消化－替代－出口的东亚国家模式也难以为继，我国必须探索新的路径。

二、制造业创新体系的构建

（一）创新的概念和创新体系的第一层构架―产品价值链

创新是一条可行的出路。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五种情况：（1）采用新产品，（2）采用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掌控新的原材料来源，（5）实现新的工业组织2。如果把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采用新产品和新方法归为制造业的研发和设计环节，开辟新市场归为销售环节，然后把原材料的范围做适当地拓展，使其包含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前4种创新行为正好构成了完整的的价值链3。当然，仅仅做概念上的类比并不是本文的根本目的，前述联系的深刻理论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创新的物质供应链和实体经济基础，并提醒我们要善于区分创新和研究开发，科学技术之类概念，决不能简单将研发、高新技术等同于创新，因为创新概念的外延要广于研发、高新技术。通过研发或购买来获取高新技术，仅仅是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创新，判断一个经济行为是否是创新的经济标准在于，新的生产组合是能够比原来创造更大的价值，从而带来经济增长。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企业决策者来说非常重要。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制造业创新体系的第一层构架，即创新，首先表现为一个由不同增值环节组成的价值链，其次创新的关键在于对价值链上关键增值环节的掌控能力。但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价值链关键增值环节的掌控仅仅是创新能力的外在表象，在经济实践中我们常常观察到即使行业中的某些企业已经认识到要掌握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甚至已经采取了加大研发力度，开展品牌建设等各种尝试，但其结果往往不尽人意。

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从研究的侧重点看，价值链理论只反映了创新体系的一个层面，但并不完整。价值链理论侧重于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分析，但该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分工体制下，应如何利用外部机遇积累自身实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的指导（马海燕 2007）。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将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与知识创造过程结合起来考察。这自然引出了下文提到的创新体系的第二层构架，即知识价值链。

（二）创新体系的第二层构架 知识价值链

所谓知识价值链是指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知识运动过程可以用链状结构来描述，这种知识链起源于知识的获取，并最终体现为对组织有价值的具体的知识（黄卫国 2006）。同时，由于知识价值链输出的是企业价值链各个价值增值环节所需要的具体知识，所以知识价值链对价值链具有支撑作用，可以以下图来表示。

说明：制造业从制造环节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战略可以分成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产品价值链，共包括四个价值增值环节，分别是设计、制造、销售和品牌营销。其中销售在这里主要是指企业将产品销售给各级批发商，而品牌营销主要是指面向消费者的销售，是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环节。由虚线框起来的第二层次是知识价值链部分，具体又可以分成三个环节，从下往上分别是知识输入环节、知识转化环节、知识输出环节。在知识的输出环节，产品价值链和知识价值链实现了对接。

知识创造理论认为，隐性和显性知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是整个创新过程的关键（Ikujiro Nonaka 2000），而隐性知识4更宝贵，更能创造价值，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为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市场先入者，可以提前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垄断利润和更知名的品牌效应；而后入者，无论是在占据市场份额还是品牌上都落后于先入者。创新给企业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知识价值链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的知识型员工在创新决策过程、R&D过程、商业化生产过程、产品销售过程等阶段的创新能力，快速有效地开发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服务，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芮明杰等 2008）。

从上面的图示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的中国制造业所掌握的主要是与产品的生产、加工、组装有关的知识，而比较欠缺的是与设计、销售、物流有关的知识。如果一个企业在国际分工中专业化于加工组装环节，那么想要获取价值链上其他环节的知识是比较困难的，而要想有所创新就更加困难。因为如同产品价值链，知识的获取过程也需要吸收、转化、输出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试图通过购买某个品牌，或者购买某个成熟的设计或技术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相当于截取了知识创新链条中的某个环节，可能暂时有效，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从上图中还可以形象地看到，隐性知识在整个知识价值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隐性知识主要存在于知识型员工的头脑中，通过运用这些隐性知识，为企业提供图纸、设计、方案、工艺、制度等可以在企业内部有效交流的显性知识，并创造性的运用到具体的价值创造环节中，企业将获得源源不断的增长。但遗憾的是，隐性知识是无法编码化的知识，也就无法有效地、广泛地传递，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大量的获取，而凡是能够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的技术必定是可以编码的，能够有效表述的显性知识。

因此，如果某个制造行业单纯依靠市场交易获取其发展所需的技术，那么势必会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因为引进的是显性知识，而推动行业发展的却是催生了这一显性知识的隐性知识。由此引出一个推论就是：为了维护竞争优势，企业必定千方百计将核心技术留在内部，而不会任其扩散出去。在经济实践中，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推论。如赵志耘等（2009）的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保持竞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高端研发在国内，低端研发全球化”。同时，从技术层次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研发活动大都集中在应用领域。而且为了防止技术扩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以独资为主，即使合资，也要保证外资的控制权（赵志耘等 2009）。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在制造业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只有掌握了相关的显性和隐性知识，才能为价值链的关键增值环节提供智力支持。而显性知识的获得部分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更主要的是通过隐性知识转化并输出。隐性知识的获得则主要来自创新者的亲身实践和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如Durcker（1993）就指出，隐形知识难以用语言来解释，只能通过揣摩和实践来掌握。也就是说，创新能力的获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从无数次失败性尝试中获取经验的知识积累过程。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创新体系中，知识和技术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有了先进技术就万事大吉了。研究发现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5.62%5 ，而美、日、韩等国家这一比例均超过70％（胡海峰,罗惠良2009）。我国每年平均产生的2.5万项技术成果当中，“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并且转化成商品、形成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熊 波,陈 柳 2005）。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企业获得所需的知识，还是社会已产生的知识成果的有效转化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因此，创新体系的第二层架构需要金融系统来筹措资金、分散风险。这就引出了创新体系的第三层框架。

（三）创新体系的第三层构架 金融支撑体系

1.制造业在转型时存在融资困难

在与企业界人士交流时，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虽然认识到要向产业的高端转型，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即使有好的创意也无法实施，也没有能力引进高端研发设计人才，由于升级乏力，又反过来使企业长期局限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无法实现转型升级，形成了恶性循环”。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企业的创新活动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投入生产活动，而是存入了银行，这使得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参见图2）。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指出6，自1992年至2007年以来，在中国的储蓄结构中，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左右；政府储蓄占比从4.4%提高到8.1%；企业储蓄占比则从1992年的11.3％升至22.9%，涨幅较为明显（参见图3）。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较多，使得我国金融体系出现了资金闲置和资金短缺的情况同时并存的矛盾，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高储蓄也使我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压力。究其根源，创新型产业发展模式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体系仍然有待完善是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以投资和出口导向为主（斯蒂芬・罗奇20097，吴敬琏 20098），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面向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由于制造企业承接了大量跨国公司转移过来的生产加工业务，应用的技术较为成熟，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人们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前途具有较一致的预期，企业现金流和偿还能力较容易评估（巴曙松 2008）。因此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是与之相适应的，能够较为有效地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并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

但在制造业转型背景下，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在完成了为国家尽快积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经济基础的历史使命后，必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创新与均衡发展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而要想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型，就离不开与之配套的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型。

2.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对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

然而，现有金融体系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有转型需求的一般企业都缺乏很好的支持。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储蓄率过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在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制下，银行吸纳的储蓄大多贷放给了大型国有企业，导致这些企业一方面要向国家缴纳利润，另一方面还要向银行缴纳大量利息，企业的经营负担日益加重。根据黄金老（2009）的统计，“1998年－199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3.74％和61.83％，……到2009年5月底，全国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9％，……”多数年份下“我国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都在60％以上，甚至达到80％……”，而“工业企业60％的资产负债率，是普遍认可的资产负债率警戒线”（徐以升2009）。

第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对企业资信要求较高，不利于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创新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失败率较高，但一旦成功将对行业甚至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偏好较低，并不愿也不应该过多地承担创新失败的成本，因为这些成本本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因此，拥有良好创意的中小企业由于实力较弱，资信较差，因而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创新活动无法持续下去。

第三，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资本市场层次单一，资本的退出成本过高，因而其参与创新活动的意愿受到抑制。从国外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与相对应的融资结构来看，随着科技成果依次经历实验室阶段，产品化阶段，商业化阶段，产业化阶段等四个阶段，其融资结构也从风险投资或科技基金，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公开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等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获取阶段性的发展资金（熊波、陈柳 2005）。

3.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资本形成市场，解决制造业创新的资金来源问题

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通过发展包括一板市场、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使创新所需的资金来源多样化，从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衡发展。使企业的研发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由全社会均担，而不是由某个企业家、某个公司或某地方政府来承担。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成为创业者和资本市场的紧密纽带，带动包括养老金、保险金、投资银行等各种来源的资金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其价值。这个思想可以用下图4所示的三维架构的创新体系来说明。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向产业链延伸的战略是由三个平行的层次所构成的创新体系来实现的。上层虚线方框中表示金融服务体系，下层虚线方框中表示知识价值链，只有在这两个通常为人所忽略的层次支持下，制造业才能实现转型升级，表现为中间层面，也就是能为人们所直接观察到的从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向设计、销售、品牌营销环节延伸。

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产业中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研发阶段，对风险承受较弱的间接融资比例较低，直接融资比例较高。在制造阶段，风险降低，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直接融资比例较低。到了销售以及品牌营销阶段，通过股市和债市融资又成了主要手段但也会灵活运用间接融资渠道，因为这时企业一般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业务也比较成熟了，可以根据发展需要，灵活安排融资结构。

鉴于完善的金融体系对鼓励创新，支持制造业转型起着重要作用，金融管理当局的决策者要尽快下定决心切实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制订并出台可操作性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而对各类金融机构而言，应该善于敏锐把握制造业转型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如何将自身擅长的业务领域与制造业转型的需求相结合，提供制造业亟需的各类金融服务产品，从而在帮助其实现转型目标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式下的制造业转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注定了转型之路必将布满荆棘。在对制造业转型之路的艰难探索中，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作用。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仅仅认识到努力的方向还远远不够，要想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转型之路，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创新体系，而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研究清楚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问题。本文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产品价值链、知识价值链和金融服务体系三维架构所组成的创新体系，并分别探讨了各个层次对创新活动所起到的作用，但研究得还很不够，有必要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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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9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结构 2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3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3

第二章  文献综述 4

第一节  西方古典消费经济理论 4

第二节  西方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发展 5

第三节  当代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6

第三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 7

第一节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总体发展情况 7

第二节  用恩格尔定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9

第三节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10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引入 10

二、ELES模型的运用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11

三、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13

第四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比较分析 15

第一节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15

一、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 15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16

第二节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差异分析 17

一、浙江城乡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 17

二、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 17

三、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有显著差异 18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1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9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1

一、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行为 21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21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理顺供需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 22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释放居民储蓄，促进消费增长 22

五、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行为 23

【参考文献】 2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居民消费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偏好的综合体现。

众所周知，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影响消费的内部因素。近几年来，国内消费需求一直疲软。据调查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出现长期下降趋势，居民消费需求呈现明显不足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关系到城镇的发展，也关系到农村，甚至全社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良性循环，促进经济良性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由于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城镇较发达而农村比较落后，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别是一项反映城乡差别的重要指标，其集中体现为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方面的差异。过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建设小康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对于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生活条件改善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首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与此同时，消费的增长特别是边际消费逐年递减；“十一五”期间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而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低下的问题将是当前一个时期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因此如何扩大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目前各方面普迫关注的问题。

由以上几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研究消费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城镇居民或者农民的消费状况，并没有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把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并不多见，对浙江省的城乡消费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结构

本文以微观层面的居民消费者为分析对象，运用Excel等软件，收集1978-2006浙江省的实际数据(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等)，通过对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初步统计分析，来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消费环境，再针对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简单分析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最后，对分析数据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意见。

文章的主要内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般理论基础上的实证性分析。因此，总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理论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具体的来说，将采用以下的方法：

1、 文献分析法：主要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来支持论文的研究，包括学校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的藏书和期刊、电子期刊的全文检索、英特网的搜索引擎、各大专业网站等等；

2、 数据处理法：运用统计学原理进行系统调查，确定统计对象，进行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本文主要采取了比较恩格尔系数和建立ELES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方法对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 列表法与图示法：将整理好的数据列入表格，或作出相关图示，有助于直观、明了地进行分析处理；

4、 数理分析法：将整理好的数据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以期得出结论；

5、 综合实证分析法：将数据理论结合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比较分析。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点

正如本文的选题意义中所述，研究消费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多研究只是单方面的分析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单边的消费状况，并没有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把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并不多见，对浙江省的城乡消费情况的比较研究就更是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而本文最大的不足就是题目摄取范围偏大，以我本科四年学习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水平较难在有限的篇幅内用精练的文字表述全部的研究结果。这也是我论文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足而留下的遗憾。因此只得选取重点，即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方面下手，根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出的结果做出结论分析和提出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西方古典消费经济理论

威廉•配第（1623-1687）的消费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节制和不必要的 消费，以保证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他把消费区分为必要消费和不必要消费，他认为最不利于生产的是用于大吃大喝的消费，其次是用于购买衣料的消费。同时，他提出通过税收调节消费，主张通过征税的办法来控制资金的支出及用途，

亚当•斯密（1723-1790）也主张把资本积累放在首位，节制消费。他认为勤劳和节俭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区分了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以及它们不同的经济效果，主张以增加消费来促进国民财富增长，还首次提出了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费，继承了配第节制消费，保证财富积累的思想。

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主张的消费经济理论仍旧是强调资本及财富的积累，节制非生产性的消费。比斯密的消费思想更为深刻的是，他始终把工人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生产与消费、政府税收与人民消费水平等关系上，更多地强调限制政府的非生产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分析了消费欲望、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的问题，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价值可以提供出来交换这些商品，那对社会是一种有效需求。

魁奈（1694-1774）是重农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他的消费经济思想表现在：第一，特别重视消费对财富增长的影响作用。他认为消费是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抨击了法国重商主义的消费政策，提出了重农主义的消费政策。他认为有必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以便让他们消费更多的产品，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第三，提出了“纯产品”学说，主张必需品的供应要得到保证。

西斯蒙第（1773-1842）的消费观点主要有：第一，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消费决定积累、消费决定生产的基本观点。第二，提出了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理论。第三，强调政府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指导。他认为，政府应当指导人们消费，并采取措施发展消费品生产和便利消费品的销售，制定合理、公平的消费税制度，切实关心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节 西方当代消费经济理论发展

凯恩斯（1883-19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每个消费者都是根据其现期绝对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决定其消费支出和储蓄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支出固然也会增长，但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不断减少。他的绝对收入理论是假定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只受当期绝对收入影响，不受其过去收入和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杜森贝里（1918- )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中提出的相对收入从动态角度分析消费函数，是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一种修订和补充。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杜森贝里从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两方面解释了长期消费函数与短期消费函数的矛盾。他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使消费与收入偏离长期固定比例，但在长期过程中，人们的消费要受示范性和棘轮效应的影响，使收入与消费保持一个稳定关系。

弗里德曼（1912- ）消费函数在假定消费者行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认为在比较长的时间尽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是平稳的并从持久收入、持久消费、暂时收入、暂时消费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收入消费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关系。

莫迪里安尼（1918-200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并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他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即当前消费和计划消费）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

罗伯特•E•霍尔(1978)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引入了理性预期，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该假说认为，如果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估计和今后的消费都以理性预期为基础，那么，由消费或收入过去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过时信息对现期的消费变化不应有任何影响。

戴维森等人（1978）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模型（ECM）。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区分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它首先假定消费C与收入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C=KY，消费者将依据前期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对均衡比例K的偏离程度不断调整消费。因此， ECM 描述的是消费者利用控制变量C逼近或维持均衡比例K的过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把解释消费变量的长期与短期作用分离出来，并特别把长期作用的动态均衡机制显示出来

利兰德（1968）在《储蓄和不确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达到必要条件。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利兰德认为在引入不确定性之后，消费者不再只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有另一个防范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作用，其边际效用函数不再为线性函数。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使得消费者选择当期少消费而多储蓄。

第三节 当代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指出必须在消费理论框架内研究收入分配和总消费的关系，并总结了不同消费理论对收入分配与消费行为的看法，认为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但该文并未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经济。

范建勇、朱国林和严燕（2002）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特征，把我国消费者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分类，研究了他们不同的消费倾向，证明了我国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储蓄倾向偏高，中间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是消费需求的主力军，他们的研究完善了我国经济转型期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理论框架。

王玉华和孙凤(2001)利用1991-1998年的时间序列资料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出不确定性对即期消费有负影响的结论，我国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

施建淮、朱海婷（2004）利用1999-2003年35个大中城市居民储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然而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强烈，并且指出我国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问题才是储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叶海云（2000）从理论上证明伴随着消费变化而产生的流动性约束使我国居民不得不确立短期储蓄目标，其现期消费水平不是由现期流动性资产和收入水平而是由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储蓄目标决定，因而现期消费低于最优水平，但是他并没有为此结论提供实证证明。

刘建 民、欧阳俊、秦宛顺（2003）通过相关性检验得出我国居民总体消费增长与流动性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因此我国居民总体消费不存在流动性约束他们对不同收入组的城乡居民消费特征数据与借贷数据的分析也表明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特征与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行为特征不符合，从而得出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并未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结论。

第三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

第一节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总体发展情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作为沿海开放省市中的佼佼者，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升高，居民消费支出也不断跃上新台阶，从表3-1可以清楚地看到1978年以来浙江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情况（除恩格尔系数外，单位均为元）。

表3-1 历年浙江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表（1978-2006年）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人均消费性/

生活消费支出 食品支出 恩格尔系数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1978 332 165 301 157 — 93 — 59.1

1979 — 195 — 175 — 100 — 57.1

1980 488 219 428 192 — 109 — 56.8

1981 523 286 476 267 264 147 55.6 55.2

1982 530 346 471 302 270 170 57.3 56.3

1983 551 359 484 326 288 183 59.5 56.2

1984 669 446 795 369 407 202 51.3 54.6

1985 904 549 795 474 407 247 51.3 52.1

1986 1104 609 969 561 492 282 50.8 50.3

1987 1228 725 1100 659 570 320 51.8 48.6

1988 1589 902 1453 839 741 389 51.0 46.4

1989 1797 1011 1556 927 851 445 54.7 48.0

1990 1932 1099 1604 946 885 436 55.1 46.1

1991 2143 1211 1806 1027 992 518 55.0 50.5

1992 2619 1359 2154 1112 1111 548 51.6 49.2

1993 3626 1746 2856 1263 1417 633 49.4 50.2

1994 5066 2225 4079 1680 1945 800 47.4 47.6

1995 6221 2966 5263 2378 2489 1198 47.0 50.4

1996 6956 3463 5764 2702 2714 1367 46.9 50.6

1997 7359 3684 6170 2839 2723 1378 43.9 48.5

1998 7837 3815 6218 2891 2644 1362 42.5 47.1

1999 8428 3948 6522 2806 2629 1293 40.3 46.1

2000 9279 4254 7020 3231 2752 1406 39.2 43.5

2001 10465 4582 7952 3479 2888 1449 36.3 41.6

2002 11716 4940 8713 3693 3474 1508 37.9 40.8

2003 13180 5431 9713 4287 3558 1637 36.6 38.2

2004 14546 6096 10636 4659 3851 1839 36.2 39.5

2005 16294 6660 12254 5215 4140 2011 33.8 38.6

2006 18625 7335 13349 5762 4393 2141 32.9 37.2

本表格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  

表3-1中几项专有名词解释如下：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缴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所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商品支出和文化生活等非商品支出，不包括罚没、丢失款和缴纳的各种税款，也不包括个体劳动者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是反映和研究农民家庭实际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若将表3-1中的数据制成曲线图，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1978年以来浙江省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一直稳步上升，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增幅更是逐年变大。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总是明显高于农村，且增长曲线斜率明显大于农村，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发展速度和程度大于农村。

 图3-1 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支出曲线

第二节 用恩格尔定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是实现了的消费需求。对消费结构的研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应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普遍认为，分析消费结构，对于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变动方向，研究社会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趋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消费结构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且有广泛影响力的是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在研究英、法、德等国家不同阶层的家庭调查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定律：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比重则越小。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对于国家而言，越穷的国家，每个国民平均支出中购买食品的比例越大。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思格尔系数(%) = 食品支出总额 /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 100%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纪年代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划分贫富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关系如下：

EC＞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50＜EC≤60，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

40＜EC≤50，居民生活消费实现小康水平；

EC≤40，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浙江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分析我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将表3-1中的1978年以来反映我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的恩格尔数据绘制成折线图（见图3-2）。

从图3-2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标准，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81-1992年处于50到60之间，说明这一时期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段，1993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基本在40－50之间并逐年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达到小康水平，2003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开始小于40，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趋向富裕；浙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50-60之间，除了七十年代末期接近60，之后逐年下降并于1990年达到46.1，从这个数据说明八十年代末浙江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先进入小康，但九十年代初期三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重新回到50以上，直到1997年这个数值才回落并在以后继续下降。

 图3-2 浙江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折线图

总的看来,浙江省二十多年来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9.1%，到2006年的37.2%，城 镇的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无论城镇农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一直比农村的要低，消费水平较农村居民高。

第三节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引入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是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弥补了LES模型理论逻辑上的不足，是近年来研究居民消费的重要工具。ELES需求支出函数为：

piqi = piγi + βi ( I – pjγj )   i,j = 1,2,……,n       （1）

定义域：pi＞0,  0≤βi＜1,  Σβi≤1

在(1)式中，pi 为商品i的价格，为商品i的实际需求量，γi为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量，I为消费者总收入，βi 为消费者对于商品i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模型的解释是：消费者对商品i的需求支出额为两部分之和，第一部分为该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第二部分是总收入减去所有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商品i的部分，其边际消费倾向份额为βi 。

又有V = piqi，V为消费者进行各种消费的总支出，是由消费者购买行为内生地确定。可以将（1）式写成计量模型形式：

Vi = piqi = (piγi – βi pjγj ) + βiI + ui = bi + βiI + ui      （2）

其中ui为随即误差项，利用常用的最小二乘法可求出（2）式中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然后利用bi和βi的估计值可以求得商品i的基本需求支出piγi；

pjγj = bi + βi bi /（1 -  βi）     （3）

同时可以求出商品i的需求收入弹性ηi为：

ηi = （ӘVi / ӘI）* (I / Vi) = βi (I / Vi)      （4）

二、ELES模型的运用及相关数据的处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居民消费性支出分为8大类：食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和服务类。以下部分的计算将运用ELES模型，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分析。

1、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不同年份的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就可以构成时间序列数据。利用1996-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资料，可以综合整理得到时间序列数据，再利用EXCEL软件的“数据分析”功能，得出ELES模型中(2)式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见表3-2)。参数估计值下面括号中的数据为该参数的T检验值，R2为判定系数(R2<1, T、R2值越大，表明该线性越显著,通常T>2即可,表3-3同表3-2)。 

表3-2　ELFS参数估计表(时间序列数据)

支出项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380.566

（11.75） 0.166

（16.25） 0.964 529.253

（7.64） 0.214

（15.27） 0.959

衣着 79.460

（0.82） 0.065

（7.70） 0.856 -5.398

（-0.21） 0.046

（8.79） 0.885

家庭用品设备、服务 731.237

（8.43） -0.007

（-0.95） 0.082 37.648

（2.04） 0.031

（8.45） 0.877

医疗保健 -87.925

（-1.39） 0.058

（10.57） 0.918 -156.642

（-9.29） 0.083

（24.38） 0.983

交通和

通讯 -1017.920

（-7.24） 0.180

（14.78） 0.956 -355.451

（-8.81） 0.142

（17.33） 0.968

娱乐、教育文化 -304.778

（-3.96） 0.132

（19.71） 0.975 -246.865

（-6.81） 0.139

（18.89） 0.973

居住 -20.429

（-0.59） 0.068

（22.93） 0.981 12.892

（0.261） 0.132

（13.23） 0.946

杂项商品和服务 191.804

（3.94） 0.013

（2.99） 0.472 58.563

（3.23） 0.008

（2.27） 0.339

合计

消费支出 991.517

（5.41） 0.671

（39.14） 0.994 -125.951

（-1.14） 0.795

（35.48） 0.992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1996-2007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2中可以看出，各支出项目参数估计值中，不考虑杂项商品和服务项目后，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项目对应参数βi的估计值T过低，不能通过检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衣着项目对应参数bi偏低，R2也相对其他项目的判定系数偏低，而其余各项对应参数βi的估计值都能通过检验，并且判定系数R2都很高，线性显著。

2、按横截面数据分析

在对居民消费商品和劳务的种类进行分类的同时，为研究居民消费能力的层次性，还可按家庭的年收入不同进行等级分组，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同一年份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消费各类支出就可以构成截面数据。

利用2007年浙江统计年鉴资料，综合整理不同层次收入户各项消费支出得到2006年城乡居民消费的截面数据，同样利用EXCEL软件可以得到ELES模型中(2)式的参数bi和βi的估计值(见表3-3)。

表3-3　ELES参数估计表(横截面数据)

支出项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046.579

（13.20） 0.149

（16.71） 0.989 2483.836

（8.91） 0.105

（8.19） 0.931

衣着 94.269

（5.77） 0.036

（19.83） 0.992 135.467

（1.62） 0.067

（18.44） 0.986

家庭用品设备、服务 45.068

（3.51） 0.031

（21.61） 0.994 -66.943

（-2.77） 0.038

（35.73） 0.996

医疗保健 218.547

（8.94） 0.032

（11.69） 0.979 343.019

（2.96） 0.027

（5.35） 0.851

交通和

通讯 32.798

（0.72） 0.082

（16.06） 0.989 -1312.030

（-3.04） 0.214

（11.34） 0.963

娱乐、教育文化 195.298

（4.09） 0.072

（13.36） 0.983 332.046

（7.23） 0.088

（44.06） 0.997

居住 -85.127

（-1.48） 0.109

（16.78） 0.989 238.624

（4.19） 0.055

（22.143） 0.990

杂项商品和服务 22.035

（1.28） 0.014

（7.19） 0.328 -85.207

（-5.68） 0.0288

（43.95） 0.997

合计

消费支出 2068.815

（18.35） 0.618

（125.42） 0.9997 1555.963

（30.45） 0.573

（99.67） 0.9997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7》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3-3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支出项目参数估计值中，除去杂项商品和服务项目外的其他所有项目对应参数βi估计值都能通过检验，并且判定系数R2都很高。

三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由表3-2和表3-3可知，2006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1.8%，1995-2006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7.1%；2006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57.3%，1995-2006年边际消费倾向为79.5%。2006年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长期边际消费倾向都有所下降，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则下降了超过20个百分点。这个数据一方面验证了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于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浙江省城乡居民由于受到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社会制度改革和收入预期的影响，他们通过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对比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还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农村居民，但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2006年这一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却比农村居民高。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关注，说明近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已经大幅上升，而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更不确定，不得不放弃更大比例的现期消费支出，以更高的储蓄率来应对未来可能增加的支出。因此，稳定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进一步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对促进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比各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重点主要集中在食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几个方面，其边际消费倾向都较高；而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浙江省城乡居民食品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特别是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21.4%，虽然2006年城乡居民食品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减少，分别为 14.9%和 10.5%，但这还是表明目前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食品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最为重要的构成之一，且作为沿海经济开放较为高度的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落后于城市，而是已经开始赶超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两项支出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2006年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占据了首位(21.4%)，这说明经济发展强化了农村居民的时间和信息观念，特别是像发展民营、私营企业的乡镇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也说明教育制度改革对城乡居民支出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们反映了城乡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教育的重视，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这说明城乡居民对家庭高档耐用消费品及家庭劳务、医疗保健服务等较高档次的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浙江省城乡居民居住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的差别：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低，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体制改革前，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分房和相关住房保障，虽然1998年我国进行住房体制改革，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一段时间内城镇居民仍然不用为住房担心，其边际消费倾向并不高；而本世纪以来，由于不再享受单位分房等相关福利，买房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日益飙升的房价也使城镇居民身上的负担加重，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相比较而言，浙江省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长很快，其住房需求却比城镇居民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因此2006年数据表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在居住项目上的短期消费边际倾向为城镇（10.9%）高于农村（5.5%）。因此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消除各种影响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因素日益重要。

第四章 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政治、经济七存在着多重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别是这种二元结构的产物。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居民的生活也从贫穷经过温饱逐渐走向小康和富裕，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较抽象的“消费者”的不同具体形态主体，其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具有相当多和相当大程度的共性。但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依然存在，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只有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屠民的消费行为分开研究，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

第一节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消费行为的过程既是消费者的思维、心理过程，也是不断采取行动、产生方案、解决问题的过程。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包括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新古典经济理论将这些方面的因素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行为因素。

一、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

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为五方面：

1.消费选择自由

消费选择自由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和劳务时基本上不受限量、配额和短缺的约束。消费者在不同商品和劳务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消费品和劳务的主观偏好，以及其收入水平，即预算约束大小。

2.价格充分弹性

价格弹性是指当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数量或支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敏感程度。如果价格下降，消费者对其消费数量增加；相反，消费数量减小。这种增加和减小的幅度受商品和劳务价格弹性的影响，如果价格弹性较大，则购买数量的变化幅度就较大，相反幅度较小。

3.预算约束

预算约束是指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受到其实际收入的限制。

4.没有流动性约束

流动性约束可以一般地定义为某些个人没有能力用未来收入作担保而获得贷款。流动性约束大小，反映消费者能够用未来收入实现现时消费的可行程度大小，或者是其消费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能力大小。不能借入而又缺乏金融财富存量的家庭就是流动性受约束的家庭，因为他们所能做的最大消费就是当期所挣得的收入。如果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程度越高，消费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能力就越差，反之则说明消费在各时期的转化能力越大，即可以用未来收入实现现时消费可行性程度越高。

5.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消费者在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外部环境存在的一些风险性或不可预期性。包括收入不确定性和将来各种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很大，是消费者选择消费与储蓄 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并培植了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增强了消费者预期的困难，居民在消费安排上更加理性和谨慎，预防性储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加快。

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为四方面：

1、理性主体

即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认为的 “经济人”，特点即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消费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满足——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利润——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报酬。同时，“经纪人”的经济行为都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不存在经验的或随机的决策，因此又被称为理性人。

2、追求效用最大化

依据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消费者行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假定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消费过程中，理性主体——消费者是通过对消费品的合理组合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效用最大化。

3、规避风险

消费者规避风险与外部环境设定的不确定性相关，由于存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理性主体的消费者存在着规避风险行为，即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或进行劳务消费中力求风险最小。

4、时间偏好  

由于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消费的时间选择上，即对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上，消费者较看重现在消费，这就是时间偏好设定的基本点。

第二节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情况差异分析

    在考察不同的历史时期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

一、浙江城乡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行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明显，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不同。

改革开放以前，居民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先生产后消费的观念和政策中进行消费的。其消费行为是被束缚的，是近视的；其预算约束是一期的。所以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现期收入，近似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假说。

改革开放后，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城乡消费市场逐渐放开，城乡居民消费选择性增强。几十年的消费欲望被释放后，居民消费热情快速升温，产生了炫耀和攀比思想，同时，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有所放松，为居民实现跨期消费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浙江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更近似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假说。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冲击很大。一方面，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大为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所增加的各种预期消费支出大大提高，于是居民不得不为将来巨额的预期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跨期消费时间拉长，甚至是一生或隔代消费，其消费行为更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假说。

二、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性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较抽象的“消费者”的不同具体形态主体，其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设定具有相当多和相当大程度的共性。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多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具体表现在：

1.消费品分配方式的差异性

城镇居民享受低价供给，福利分配的消费品和各种补贴，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占有较大比重。

2.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同

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受工农产品比价变动的影响，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显著，改革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渐缩小，这一变化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3.消费者单位经济功能上的差异

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仅仅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而改革后，农村居民家庭一方面是消费活动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农村居民消费者的双重经济功能使其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掺杂在一起，并使其消费者行为增加了一个特定的外部环境设定，即生产经营投入和收入风险的约束。

4.福利制度不同

城镇居民享受包括保证就业和退休、福利性住房、各种补贴、公费医疗和劳保在内的各种福利制度，而农村居民手身份约束，不能享受这些待遇，福利制度的不同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明显的。

5.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的不同

城乡分割的历史形成农村居民在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上远远落后于城镇，拉开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

三、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有显著差异

由于城乡居民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不同变化，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者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表明，浙江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差异具体表现为：

1.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和收入取得方式具有明显差异

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农民收入迅速提高。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使城镇居民工资增加，补贴增加，其收入也提高了。从城乡对比来看，自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城乡居民这间的收入差距不仅得以保留，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在收入的取得方式上有明显差异，浙江城镇居民收入以货币形式为主，而农村居民收入有一定的比例实物收入。

2.浙江城乡居民资产存量形式和流动性约束存在一定差别

城镇居民资产存量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稳定上升，流动性增强相对而言，农村消费者实物资产比重较大，资产的流动性较差。城镇居民跨期消费的路径比农村居民要拉长和平坦些。

3.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差异明显

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自给性和商品性消费支出构成的差异，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主要部分是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费支出的货币化程度相应较高。而农村居民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特点，决定了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自给性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农村居民生活的货币性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生活的商品化、货币化消费程度提高，自给性消费在其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由于受农村产品特点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自给性消费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次，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构成有显著差异。城镇居民是单纯的消费活动主体，其支出以消费性支出为主，而农村居民消费者具有生 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为一体的双重身份。由于农村经济采取的形式，农村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中生产性支出占有突出位置。农村居民的个人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上期的纯收入水平和商品市场的供给与价格，还取决于生产的需要。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的差别，表现在购买行为与消费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差异。

1、恩格尔系数

总的看来,浙江省二十多年来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1%，到2006年的37.2%，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无论城镇农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一直比农村的要低，消费水平较农村居民高。更进一步分析：

（1）在外用餐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同时洋快餐、中餐店遍布大街小巷，为了得到较多的休闲时间，上班族在外用餐比例提高，据一份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城镇居民在外用餐率每年平均以近20%的速度增长，而农村居民在外用餐率增长速度很慢。

（2）购买加工食品增加。加工食品（尤其是深加工食品）的价值是原料食品的两倍至十几倍，而且近几年城市的超市快速发展也为居民购买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提供了方便，所以城镇居民购买加工食品成倍增长，这也是增加食品性支出的原因之一；而农村居民除农忙外，平时空余时间较多，因而通常更多的是购买低值的原料食品，自行加工食用，特别是在近几年现金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食品性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2、购买行为

尽管城乡居民存在许多消费热点，但是其购买具体产品的热点及其购买的时间都存在某些差异。

（1）出现的消费热点不同。目前城镇居民出现旅游热，浙江农村居民却表现得很冷清。据调查，浙江城镇居民目前有外出旅游者的家庭达86.9%，未来五年计划外出旅游的高达96%，计划跨省旅游的为73%，计划出国旅游的为33%，旅游消费逐渐升温；而农村居民对“未来五年内最大的支出项目”用于旅游的只有1.47%。

（2）出现购买热的时间不同。从市场产品普及率分析，浙江城镇居民出现家电（四大件）购买热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现饱和期，而农村居民出现这些产品购买热是90年代中期，饱和期则是90年代末，产生购买热的时间差城乡为十年，产生饱和期的时间差为五年。

3、影响因素

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因素很多，但从影响其购买行为的因素差异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消费意识的超前性与滞后性。影响城乡居民购买行为的差异，除了收入水平的差异因素之外，还与居民的消费意识有直接关系，城镇居民由于沟通信息比较方便，所以容易受现代消费价值观的影响，消费意识容易超前；农村居民则相反，容易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消费意识较滞后。因此，通常要以城市消费行为来影响与带动农村的消费行为。

（2）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不同。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意识的差异，城乡居民对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不同。城镇与农村居民在购买动机方面，虽然都把产品“性能”放在首位，但是对品牌与价格的关注程度就不同了，前者对“品牌”关注度居第二位，而“价格”居第三位，后者则恰好相反，“价格”居第二位，“品牌”则居五个因素中的第四位。

（3）影响购买行为信息来源不同。据小天鹅集团一份调查表明，城镇居民选择与购买产品的信息来源首先是广告（包括传统媒体广告与网络媒体广告），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调查显示，农村居民购买家电的信息来源首先是“看外观与性能”（占48.27%），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与推荐（占36.67%），其三是广告（占14.67%）。这也充分体现农村居民“眼见为实”的消费习惯。

另外，城乡居民购买行为还受消费价值取向、消费环境、消费政策、销售渠道等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关企业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方面都应认真地研究并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一、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行为

当然其前提必须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给居民消费提供宽松和健康的外部环境。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居民消费状况。改革开放引起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消费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国家富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最直接的利益。

   除了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保证外，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也很重要。随着居民需求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己形成。居民消费行为在经历了“填饱肚子”—“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消费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到“住”和“行”高层次消费上。商品化住宅，高档服装和居室文化商品的消费日益多样，同时，交通通讯，文化教育消费支出增加较快。中国未来的消费热点会集中在住房、文化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家用电器的升级换代和家庭轿车等方面。为此，为了引导浙江居民消费行为，相关政府和机构应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中，为热点消费品的生产开发和消费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满足有经济支付能力消费者高水平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在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收入差距的无序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政府要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就业机会，解决目前较突出的下岗、失业问题，改善企业体制，放开国有企业工资，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的激励机制等措施在较大范围提高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城镇居民除了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外，还要鼓励各类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和利用，允许人们取得各种合法收入，保护私有财产。

与此同时，还需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从边际倾向递减的规律可见，高收入户居民收入的提高带来的消费要远低于低收入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成为制约浙江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增长的障碍。因为，无论是消费结构的转换还是消费梯度的形成，不能仅仅依靠少数富裕阶层，要提高整体的消费倾向，使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同时加大扶贫力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启动消费。

三、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理顺供需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

浙江省目前出现的消费需求不旺盛、消费结构层次相对处于较低阶段，原因不仅仅是居民支付能力不够，供需脱节、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浙江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完成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并向富裕型迈进，消费结构也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化，对消费品的需求己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同时，城镇还有少数贫困居民，农村大部分居民消费还处于“生存型”和“数量扩张型”阶段。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将集中在住房、汽车、通讯旅游和文化娱乐等方面，而农村居民新的消费热点主要在于耐用消费品和子女教育。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应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另外，在产品结构调整中，既要大力开发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产品，也不能忽视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产品的生产开发，多层次产品结构是适应不同居民消费层次的客观要求。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居民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释放居民储蓄，促进消费增长

研究发现，上世纪年代末期，浙江城乡居民消费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表现突出，其重要原因是社会福利制度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造成居民工作不稳定，如下岗失业使人们降低未来收入的预期，另一方面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触及到消费者的福利待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程度的提高。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居民的风险预期，居民消费变得谨慎，这就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倾向。因此要加快改革步伐，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只有尽快使教育、医疗、养老、劳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明晰化，让居民切实了解到未来的各项支出多大成分由自己负担，多大成分由国家和集体负担，才能增加居民对未来各项支出的理性预期，从而保证其在储蓄与消费中理性地作出选择。相反，如果各项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到位，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必然会导致居民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以应付未来风险，从而对解决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针对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等缺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建立多种形式、多种资金筹措渠道、法定报销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在医疗保险，人身保险，失业救济等方面增加扶持力度，让居民解除后顾之忧，对自己未来的消费支出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五、分层次引导居民消费行为

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状况的差异，决定了要分收入层次促进消费，这将比针对总体的消费促进手段更为有效。

1、从城市居民看，应分三个层次促进消费：

（1）高层次消费——引导大额消费

对于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而言，因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比较小，收入增加或者是市场价格下降对其消费都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尽量促进他们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费，关键是丰富其消费内容、提升消费品位、引导其消费方向。比如开发适合这一群体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项目，减少对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的行政性干预，同时积极改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最终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2）中等收入消费——促进即期消费

主要以稳定收入增加和改变其心理预期为主。其一是要给他们以收入将会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其二是要尽快出台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改革的明确方案，让老百姓对未来的支出状况更加明朗，从而改善心理预期，从而增加当期消费。第三是改变居民对于我国价格走势的不正确认识。虽然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买方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价格水平一直下降。而且在加入WTO后也不是所有商品和服务都会大幅降价，像高级轿车和金融服务等有降价可能的商品是当前我国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费者还消费不着的。国家应给与消费者正确的引导，让居民充分认识到价格上升的可能性和变化趋势并合理安排即期消费。

当前，一方面要防止居民对未来消费升级换代进行大量的储蓄而不利于目前的消费启动，同时也要防止未来升级换代过于集中。当前应当细分消费群体的消费层次，维持消费升级的渐进性，使消费升级成为一个分层次、有步骤的稳定过程。对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消费信贷等方式引导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购房买车，对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娱乐消费，对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与换代。

（3）低收入消费——刺激日常消费

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将对促进整体消费带来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补贴，如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增加对失业(下岗)工人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等等。

2、从农村居民看，主要从两方面启动消费：

（1）对于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

他们的消费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且正受到各种障碍的制约。这些农民并不缺钱，但是在消费上缺乏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比如进城买房受到限制，子女进城上学受到一定的歧视；再加上农村市场消费环境的恶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消费，使得很多富裕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状况不相一致。对于这部分消费者，主要是对其消费进行科学的引导并且切实改善其消费环境。

（2）对于大部分农民

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其消费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增加这部分农民的消费，增加收入是关键。在当前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其他产业吸收第一产业的 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在农副业之外的收入有比较大的增长。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和保障农民进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促进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重新振兴乡镇企业，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从而使居民的各种需求转变为现实的消费以带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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