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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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千古文章四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汉族，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柳宗元，字子厚，汉族，河东人， 唐宋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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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古文运动发生在唐朝，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骈文而发起的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

所谓的“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而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华而不实。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却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未能扭转此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起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的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1.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2.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4.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5.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能出现轻心、怠心、昏气、矜气。6.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第3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1、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21帝，享国289年，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2、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家之一。祖籍河东，后迁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3、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

4、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上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最为出名的为《河东先生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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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着《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第5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第6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安阳是殷墟故地，因甲骨文而出了名，安阳小屯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从而成为考古界和古文字学界关注的焦点，这是近百年间的事。然而安阳的篆书创作包括甲骨文创作引起书界关注却是近30年的事。1982年，年届古稀的沙曼翁先生到安阳讲学，沙曼翁的书法篆刻艺术及书学思想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安阳的书法，可以说沙曼翁是安阳篆书创作的启蒙人。在沙先生的教导下，刘顺先生以甲骨文书法创作脱颖而出，刘顺的成功又带动和激励了一批作者投入篆书创作之中，其队伍之大、影响之广、成果之丰得到了全国书法界的赞许，成为当代书坛的“安阳现象”。其中刘颜涛就是这个篆书作者群体中的佼佼者。

颜涛的书法创作成果累累，获得过许多大奖，此是书坛共知，不必赘言。其创作以篆书为最，篆书中重在金文与甲骨文。他写金文与写甲骨文各具特点，其中又有血脉相通处。比较起来，颜涛写金文的点画要比写甲骨文苍涩厚重一些，甲骨文则在苍涩中加入了清爽，但都有一种逸笔草草的美，他用笔轻灵，不著死力，写得放松，解脱了原范本铸造或刻凿的形态，用长锋笔在生宣上表现自然书写的美，用笔起止脉络清爽，不但注意点画的质感形态，而且注重笔势关系。他不以行笔颤抖之状来求所谓的金石气，而是在逸笔爽爽中使人感到篆书厚朴的古趣。

在结构上，颜涛书金文或甲骨文与原生态的范本相比较，在保持自然变化之中，结构作了一定程度的“雅化”，增加了统一感和字与字之间的协调性。没有变化便没有生动，而没有统一便失古静之意，形态的生动与内在的安详在颜涛笔下和合如一。颜涛篆书在结构的变化与统一、静穆与飞动、欹侧与凝重的边沿保持平衡，用笔在金石意味与翰逸神飞之间寻找结合部，从而成功地形成了自己书篆的技法语言，在当代篆书创作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关于用篆问题，学者们站在古文字学的立场，讲究篆法的纯粹性，而书法家站在艺术创作的立场，讲究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不拘泥于篆法的“纯粹”。颜涛在进行金文创作，字不够用时敢于取小篆使之“金文化”而用之，这是书法家的手段。而写甲骨文，颜涛用字还保持着甲骨文篆法的“纯粹”，在甲骨文规定的必然中去寻求有度的自由。我想在用字上再放开一点也无妨，写甲骨文字不够用时也可以金文结构“甲骨化”，使之在形式上浑融无迹。这样在创作时文字的制约会少一些，路子也宽了一些，这样做是艺术创作的立场。当然这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古文字学功力，要知道把握“度”，不可犯因无知而无畏的错误。此是我个人的看法，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仅供颜涛参考。

曹宝麟(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颜涛是近十多年以来，逢大赛大展必能上榜的“老运动员”了。入展是如囊探物，得奖也实至名归。他所写的金文和甲骨文，尤其前者，已以妙趣横生的结体与老枝槎桠的线质形成招牌，获得评委的一致赞同，这也就是颜涛从不落空的原因。

凡书写古文字，因为隔世之感，能取得古意是最难的。汉人去秦未远，但《袁安》、《袁敞》二碑与李斯《峄山》、《之罘》等摩崖还是存在差距，更不用说唐代白诩“斯翁而下直至小生”的李阳冰了。又汉隶的古意，到唐代韩择木、蔡有邻那里几于澌灭，变为极度程式化的美术字，一直影响宋元明的1000年间，直到清代访碑风起始挽颓波，才称得上篆隶的中兴。我们去清最近，甲骨文的发现也刚过百年，这中断传统的接续，对今日施加的影响极其深远。我完全可以认为，刘颜涛写的甲骨文水平绝对超过罗振玉，他的金文也非黄牧甫可望其项背。我们庆幸刘颜涛的不懈努力，才使这个时代的古文字书写跃上一个新的高度。

刘颜涛的启示价值，我以为有两大因素值得总结。首先是客观方面。天时乃不必化太大气力即能搜集到丰富的古文字资料，条件远胜于清贤。地利即他生长在商朝故都安阳，也即甲骨出土的洹上殷墟。其老师——英年早逝的刘顺又是甲骨书写高手。颜涛得其真传发扬光大，一反乃师的清婉而鼓以苍劲，意味更为隽永。无刘顺即无颜涛，这是得天独厚的捷径。其次是主观方面。他出于至诚，感谢书法给予他地位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善，感念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使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总之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百折不回终能苦尽甘来。我觉得刘颜涛的成功足以参照但未必能复制，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

刘恒(中国书协学术部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世纪书法界的一个潮流是大量出土古代文字遗迹重新被发现和利用，其中尤以甲骨文书法的普及最为突出。刘颜涛生活在甲骨之乡安阳，所以他选择甲骨文作为自己书法实践的主要对象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有着得天独厚的熏陶滋养。

甲骨文距离今天时代久远，古奥生僻，对于书写甲骨文的人来说，认识并能运用字形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从刘颜涛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是花费巨大精力，下了大功夫的。老一辈书家书写甲骨文，多采用对联形式，其中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甲骨文字形较少，若作多字长篇，集缀不易。但刘颜涛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则大多是几十字甚至上百字的长篇诗文，除了要保证字形的准确，还要兼顾到假借代替以及同一个字在重复出现时不同写法的运用处理。由此可知，刘颜涛在平时一定是做了大量学习、研究、练习等案头准备工作。对于甲骨文这样的古文字的书写，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了解古文字学知识与研究情况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颜涛的甲骨文书法实践，蕴涵着作者对相关学科知识的研习及修养，而这正是一个合格书法家的必备的素质。

第7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这个课间显得十分漫长，同学们都想看看老师为什么会被扣信誉分？更何况这个可见也没有什么事干，只能呆呆的坐在属于自己的椅子上，慢慢的等待。但是，这个课间还是蛮有趣的。

有人说东梳义在小河作文库上发表的文章是抄得别人的，由于欧阳老师不知道，给他推上去了，于是就扣了信誉分。可是东梳义不愿意了。说的也是，你没有证据乱说人家干嘛。我很奇怪。一个课间，还等不及吗。再说，又没有证据，别乱说啊。东梳义听见了这句话，冲我笑了笑，接着于找事大王辩论。哈哈，他俩辩论可是有趣。

丁零......上课了。

故事，暂停了。

读书笔记——《韩愈》

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第8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A. 王昌龄 B.王维 C.李白 D.李商隐

2、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C )

A.岑参 B.白居易 C.韩愈 D.柳宗元

3、主张文章应“惟陈言之务去”的文学家是 ( A )

A.韩愈 B.柳宗元 C.欧阳修 D.王安石

4、 下列诗歌中属于绝句的是 ( D )

A.陶渊明《饮酒》 B.李白《行路难》

C.王维《山居秋暝》 D.杜牧《泊秦淮》

5、杜牧是唐朝哪个时期的诗人( B )

A.初唐 B.晚唐 C.中唐 D.盛唐

6.《将进酒》的作者是( C )

11、《行路难》中，以自然景象象征人世现实的是( C )

A.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B.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C.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D.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12、“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所用的修辞手法是( D )

A.反诘与比拟 B.设问与比拟 C.反诘与比喻 D.设问与比喻

13、宋代作家中，在诗词文赋以及书画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是 ( B )

A. 欧阳修 B. 苏拭 C 陆游 D、辛弃疾

14、“满地黄花堆积，惟淬损，如今有谁堪摘”诗句的作者是 ( A )

A、李清照 B.李白 C.李煜 D.李商隐

15、“中原干戈古亦闻”所用的修辞手法是( D )

A.用典 B.比拟 C.暗喻 D.借代

16、在盛唐诗坛上，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是( B )

A、王昌龄 B.王维 C.岑参 D .杜甫

17、下列诗歌作品属于七言律诗的有( D )

A、陶渊明《饮酒》(其五)B、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C、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D、杜甫《登高》

18、被誉为“唐宋家”之首的是( A )

A、韩愈 B、柳宗元 C、苏轼 D、欧阳修

19、下列诗歌中，属于格律诗的是 ( A )

A.《泊秦淮》 B.《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C.《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D.《短歌行》(对酒当歌)

20、《蜀相》一诗是一首 ( B )

A、乐府旧题 B、律诗 C、古风 D绝句

A白居易 B.杜甫 C.李白 D.李商隐

7、杜甫《蜀相》“两朝开济老臣心”中“老臣”是指( C )

A.曹操 B.李斯 C.诸葛亮 D.王安石

8、《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属于( D )

A.山水诗 B.乐府诗 C.田园诗 D.边塞诗

9、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是( C )

A.李白 B.李贺 C.白居易 D.杜牧

10、《前赤壁赋》行文内在情感变化的线索是( C )

第9篇：唐代古文运动范文

【关键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体育文化，世界上影响最大，差异最明显的是中西方体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式。但是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和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1中西方文化的对比

1.1地理位置的差异

中国古文明的地理位置位于东亚大陆，被太平洋、热带雨林、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形成与外界隔离的天然屏障，只有北面的古代游牧部落常常威胁中原地区，但由于中原经济文化处于优势，中国的古文明发展始终没有被打断。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给中国人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多顺从少抗争、多保守少创造；重人性、讲人治；强调贵贱、等级制度的民族性特征。

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西临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东南是黑海、里海，北临波罗的海、北冰洋，东部以乌拉尔山脉与亚洲相接。欧洲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适于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欧洲土地面积狭小，平原少、山地丘陵多，土地贫瘠，不宜于农业，只好向大海求生存，进行海外冒险掠夺。这就铸造了西方的进取精神和主体意识。

受西方地理文化背景的影响，西方民族的个性特征呈现出与东方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它重视个体的力量，强调对个体发展的尊重和宣扬，对外来世界存在天生的征服与探索欲望，对不断突破人类自我未知的极限有着不可思议的向往与追求。

1.2心理基础的不同

原始农业在中国是以女性为主的原始采集生活过渡而来。他们靠天吃饭，越是古代越是这样。因此，中华民族多感恩、依附心理。“中国古文明是本地区居民创造的。古文明建立发展的基础是农业。”〔1〕中华文化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强调人应与自然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多以个体的、娱乐性的、技艺性的、表演性的项目为主，如投壶、戏球、礼射等，而对抗性强、竞争性强、身体接触较多的运动项目，在中国开展很少，也难以流行。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体欲安，貌欲泰，言欲讷”有关。这种形态的竞技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相比，缺乏竞争性和开放性，反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意识的内倾性，与东方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方式相同步。

在古希腊代表的西方，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而不是直接依赖于自然。长期狩猎为主的游牧生活使希腊男性充满了勇武刚强，尊重个人的文明。他们认为战胜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竞争是西方体育运动的灵魂，他们强调超越自然、超越极限，其体育中表现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色彩。我们从古代西方比较盛行的单程赛跑、角力、拳击、赛车、赛马等竞技活动中就会感觉到西方体育的外向型性格的气息。西方大多体育项目都对规则、场地、器材做出严格规定，注重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立的、科学的、规范的体育理论体系。这些方面分别形成了中国人“内向情感型”和西方人“外向情感型”的民族性格和心理基础。

1.3信仰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先祖们一直崇拜图腾神，认为图腾是氏族人的祖先，人伦准则也以血缘关系辨亲疏，识远近。后来中国的体育文化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儒家思想的学说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儒家思想提倡 “仁”、“义”、“礼”、“智”、“信”, 强调 “礼”的规范, 把以竞技为主的体育也限制在礼的范围内, 这对后来的体育影响很大, 限制了体育思想的发展。后来程朱理学把儒家中的“仁”、“礼”学说进一步发展衍变成为“明人伦”的思想，而一直发展的养生活动中，医家与道家结合，道家与佛家融会，使养生思想与术士方法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神秘莫测。正是因为中国伦理文化的日渐成熟，礼仪禁忌的越来越多，人们才愈加不敢表现，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象朝着内敛、文弱一面发展。

古希腊在图腾崇拜以后，创造了以宙斯为主神的奥林匹克诸神，他们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个性。他们的关系不是从属的，而是平等的。他们视人为神圣，视人世为人生的娱乐场、竞技场。西方价值观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主宰”，人与自然界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他们将自然界作为人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重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抗争。在体育运动中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和向上的精神。

1.4文化的差别

中国体育文化在汉代初步形成一种崇尚阳刚之美、大气磅薄的英雄主义精神，并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但是随着专制统治的不断加深，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不断加强对人们的禁锢，使人们追求内在的修炼，以及身体与自然的气息沟通，不重竞技重欣赏，再加上传统儒、道、佛三家的中庸、和谐、平心等哲学理念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出现“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另外，雅、俗文化的长期分流，文人士大夫尚雅轻俗绝不与民间艺人合作，结果民间技艺只能口传身授，宫廷或官府的体育多数由皇帝钦定，因为环境氛围的严肃和上层社会保守观念的限制，也不可能形成多种技艺高度融合的体育形式〔2〕。因此中国一直未能产生广泛、普遍的形体审美观念，没有对身体形象的深入追求，因而中国历史上也就没有奥林匹克那样的推崇个性、以民为尊的竞技角逐，更没有出现浸泡着“平等”和“竞争”这一核心思想的体育观。

古希腊主流文化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追求身体的“力”与“美”，身体锻炼注重体育竞技运动。古希腊、斯巴达、罗马对儿童自小就进行身体和军事训练，重视身体的健美匀称，追求体育竞技的价值。西方传统体育主要着眼于力量、速度、灵敏等素质的提高，追求肌肉、骨骼、韧带等的外观强大及功能提高，参加赛跑、体操、标枪、拳击等极具竞争性的项目。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竞争精神, 勇于冒险的性格, 崇尚精英至上、骑士精神。在竞争中求生存, 在竞争中求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其项目设置理念上也体现出速度、高度、远度和重量等物理特征和追求个性极限潜能,充分展现的是生命的运动能力, 挑战生理极限的思维方式〔3〕。

2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由来已久，据考古发现，殷商甲骨文就有来自外国的龟甲，从两汉开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汉唐盛世，使中华文化不断充实新鲜活泼、丰富多彩的有益营养。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052年，齐国都城临淄曾开展盛大体育运动会，项目有蹴鞠、射箭、武术技击、角力、击剑、投石、超距、围棋等，其声势极为壮观，不亚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4〕公元600年，隋杨帝在丝绸之路的古都张掖举办了来自世界27国的商贸盛会，并进行了百戏、角抵、马术、乐舞等比赛。和唐代有通商交往的国家多达70余个，仅长安就居住和汇集国内外百万余人，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一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使中西文化交流掀起了新的。

随着世界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深入, 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世界各国间文化的交流、影响、互动日益加强。各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冲击中都向统一的方向发展。体育文化也在这一同化过程中呈现出交会融合的发展趋势。

3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

在现今社会，人们已进入激烈的竞争时代，快节奏、高频率的生活，使个体包括未成年的学生都因此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和优越，如果缺乏必要的调整和足够的承受能力，仍会对人造成身心损害。西方体育方式多为对抗性的，运动本身可以调节人的精神，但过分的胜负追求不符合工作紧张之后的放松要求，尤其不适合全民健身人群中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西方竞技体育过分地追求超越极限，高强度、超负荷的训练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局部的发展，一时的成绩，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许多运动员虽然身强力壮，退役后却疾病缠身，还带来了滥用兴奋剂、贿赂等等，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所以说西方的竞技体育在健身这一方面是有缺陷的，有悖于全民健身的宗旨。

中国传统体育中很少有激烈的竞争活动和对抗性项目, 也很少提供发挥人体创造性及能动性的机会, 造成人们缺乏积极探索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精神, 弱化了人积极进取性格的培养。中国传统体育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封建社会传下来的、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民间活动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健身，只应是摒弃传统健身思想中落后的观念，杜绝利用封建迷信惑众的现象，不断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经验上升到科学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4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

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等，这促使人们把眼光投向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们逐渐向海洋发展，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很多天然优良的港口，可以向大海深处前进。人们前进的步伐逐步增大，人们的发展模式也有了新的内涵，这就逐步带动了人们各方面的进步。传统体育文化已经不能满足日新月异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需要不断增加新鲜血液，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观念也逐渐融入中国体育文化。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奥运会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在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突破性地获得金牌32枚，其中射击4枚、跳水6枚、柔道1枚、举重5枚、游泳1枚、羽毛球3枚、乒乓球3枚、网球1枚、体操1枚、摔跤1枚、田径2枚、皮划艇1枚、跆拳道2枚、女排1枚。从中国获得的奖牌看，直接对抗性项目有4枚，隔网对抗性项目有8枚，完全不与对手接触项目有20枚。说明在中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下，中国体育在腾飞，竞争意识在增强，竞技能力在提高。

中国传统健身不仅进行外形肢体运动，还善于养内，典型项目是导引、气功、武术、太极拳等，它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

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但是精神颓废的生活让人们感到失望和厌倦，西方体育竞技对人体产生很大的运动损伤，使人们感到不满，西方人对东方体育中强调练养结合，动静平衡的体育思想很感兴趣，为缓解高科技带给人类的不良影响，满足人类精神需求，促进人类身心健康，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例如普拉提（Pilates）训练法就是由德国的约瑟夫?普拉提于1926年创立并推广的一种运动健身体系，它吸取了东西方文化，兼容了生理与心理的相关研究成果，融入了瑜珈、太极拳、芭蕾形体的一些理念，是针对肌肉形态、关节等外在的一种训练。

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等，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西方体育观念在强调战胜自我、战胜自然等体育精神、对于激励人们的斗志，积极进取方面有可取之处，对于局部系统器官有突出锻炼作用，竞技体育项目在弱化竞争性，降低难度的前提下也可用作健身运动的手段和方法。

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然性。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5结论

通过对古代中西体育文化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的体育文化虽然差异明显，但是互补性很强，而且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体育文化可以平衡西方体育的偏颇，西方体育文化可以改变中国体育的柔弱，具有互补作用。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继承、融合和发展对中国和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历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2.

〔2〕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丝绸之路体

育文化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1-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