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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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非法经营 食盐 食盐安全
食盐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正所谓“饭可不食，唯盐不可缺”。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节约成本，将大量工业用盐冒充食用加碘盐予以销售，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通过调研有关数据，笔者发现近五年来非法经营食盐案件数量逐年提升，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非法经营食盐案件的特点
（一）技术门槛低，违法受益高
非法经营食盐类犯罪具有技术门槛低，违法收益高的特点。犯罪分子只需购买一台灌装机、一台封口机和食盐包装袋，即可直接把工业盐灌装成精致加碘盐予以销售，从中赚取3倍以上差价。例如在王某某非法经营案中，崔某某以一万元的成本，购买机器，以每吨500元的价钱购置工业盐，简单分装后，其以每吨1500元的价格出售假冒食盐，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二）犯罪分子知法犯法，屡罚屡犯
犯罪分子熟知法律，为规避法律的惩治，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屡罚屡犯，不思悔改。例如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4人非法经营案中，李某某熟知非法经营食盐数量20吨以上，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曾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10吨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于是，李某某把其非法经营食盐的数量控制在20吨以下，其因非法经营食盐被行政处罚2次后又将其非法经营食盐的量控制在10吨以下，继而多次非法经营食盐。李某某非法经营食盐的总量高达100吨，现有法律却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取证困难，查处力度不足
非法经营食盐的经营者，往往将作案地点选取在村民出租的平房内，采取不挂牌、晚上经营的方式，这就加大了监管难度。此外，一些非法经营者采用将工业盐存放地与食盐加工点相分离的方式，躲避法律规制，增加侦查取证的困难。再者，这些非法经营者，对其进货、出货不作记录，且市场交易常使用假名，很多情况下，查处此类犯罪只能依据现场扣押的假盐，但又往往达不到定罪的法定数额、数量标准，容易导致定性困难，无法对该类犯罪行为给予有力打击。
（四）判处刑罚较轻，处罚不力
从处罚结果来看，自2010年以来，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判处刑罚的占案件数的80%，其中判处实刑的仅占案件数的32%，且均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对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处罚不力，客观上怂恿了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五）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
工业盐是化工原料，含有大量杂质且重金属超标，轻则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出现腹泻腹痛情况，重则引起神经系统损害，出现四肢麻木;工业盐中含有的亚硝酸盐，食用后可能会引起中毒，危及生命。犯罪分子将大量的工业盐直接分装成精致加碘盐，向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饭店甚至是学校食堂予以销售，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二、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危害性极大，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食盐市场秩序经济的冲击不容小视。而造成非法经营犯罪多发的原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有如下原因：
（一）制假者违法成本低、犯罪利润可观
由于制作和销售假盐的成本很小，而获得的非法利润却很大，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司法实践中，相较其它暴力型、经济型犯罪，制售假盐类犯罪的刑罚较轻，这和制假犯罪所带来的巨额利益相比，犯罪成本就很低，使得制假者敢于冒险。
（二）监管机制不畅通，监督检查难度较大
一是执法权受限，打击不力。制假窝点藏匿于民宅内，而工商执法人员不具备对民宅实施入室检查的主体资格，造成监管真空。实践中，制售假盐犯罪的案件来源依赖于群众的举报，监管部门职权行使不力。二是缺乏根治问题的长效机制。制假者善于与执法部门“打游击”，一检查就偃旗息鼓，不检查马上死灰复燃，彻底清除制售假盐的违法行为难度大。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致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现有法律虽然对非法经营食盐的数量有明确规定，但是此规定并不完善，对于司法实践中，不法分子屡屡销售10吨以下假盐的行为没有规范，放任了大量假盐不法分子。现行部分法律规范已颇显滞后，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四）消费者防范意识差，维权意识不高
一些消费者无识别真假食盐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使用工业盐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危害;一些消费者因这类假盐，销售价格低于一般食用盐价格，贪图便宜而购买;还有一些消费者购买后发现是假盐，但因损失较小，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惩治和预防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对策
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危害极大，必须严格惩治和预防，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经营食盐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理非法经营食盐犯罪。
（一）充分发挥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职能，加强市场监管，守好预防犯罪的第一道关口
工商、质监、食品卫生等都是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监管部门，这些部门数量多、职能多，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监管职能，加大对市场食盐销售的监管力度，把好关口，禁止假盐市场流通，进而消灭假盐市场。同时，盐业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各食盐销售部门的统一管理，提高对非法买卖工业盐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告知广大人民群众假盐的鉴别方法，深度宣传假盐的危害，营造全民防假、打假的氛围。
（二）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打击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合力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工商、质监、食品卫生、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建立规范化的情况通报、个案协调、介入引导等渠道，使信息共享、立案、案件移送成为常态性工作，形成打击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严密体系。同时，加大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非法经营食盐案件的监督力度，切实杜绝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等情况的出现，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法制宣传，发挥检察职能
一是强化法律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检察机关要做好法律宣传，特别是对涉及非法经营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等相关法律宣传，避免人民群众为“致富”而误入犯罪歧途。同时，引导并鼓励人民群众在权益受损时，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并提供相关线索，形成全社会参与打击制假售假活动的良好氛围。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实质作用。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等单位发放检察建议，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同时，在发出检察建议后及时与被建议单位协调沟通，当面释法说理、共同研究对策，切实发挥“检察建议”的实质作用。
（四）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一是加强对制售假盐类犯罪的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立法建议，弥补法律漏洞，避免不法分子钻法律漏洞继续实施非法经营犯罪。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形成高压震慑，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发挥刑罚震慑犯罪的作用，避免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制售假盐危害人民群众利益。
第2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邮寄 销售 药品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男，33岁，无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平日以从黄河道药品黑市和网上购买散装“药品”，重新包装后再销售为生。
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从网上分两次购买了四箱共计2400瓶“硝苯地平缓释片Ⅱ（伲福达）”药品。通过网络寻找到买主后，以李丽丽的名义先后两次通过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的德邦物流公司发货，以邮寄的方式将药品销售至江西景德镇和山东威海等地。经天津市药监局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销售的硝苯地平缓释片Ⅱ为假药。
2013年7月至2013年8月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使用李丽丽、张亚荣的名字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多次向董海光、邵来振等人销售药品，销售金额共计79520元。
2013年4月至2013年8月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在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与汶水路交口附近多次收购门冬胰岛素注射液、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及包装盒，后在西青区中北镇润姜家园B区6-1207、福悦里13-1708、运通花园20-1201等暂住处，将收购的药品经包装后向外销售。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被抓获时，扣押其用于经营的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997支，门冬胰岛素注射液610支，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预混30R）1810支，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预混50R）220支及空置包装盒等物品，价值226607.98元。被抽检的12支扣押的“药品”均为假药。
二、主要争议问题
本案审查过程中，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是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从黄河道药品黑市和网上多次购买“药品”，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再次销售，扣押的部分药品经鉴定为假药，能否将全部通过快递邮寄销售的物品都认定为销售假药。二是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多次从黄河道药品黑市上购买散装“药品”和包装盒，然后将包装盒上同批次的药品进行塑封后再销售，是否构成生产劣药罪。三是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多次从不同人手中收购“药品”，经过重新包装后再销售，被扣押的药品数量较大，经检验，被抽检的12支“药品”均鉴定为假药，能否凭借抽检“药品”的鉴定结论认定其为生产、销售假药罪。
围绕争议焦点一，主要形成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资格，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多种药品后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对外销售，并且被扣押的准备继续销售的药品均为假药（部分同批购买的“药品”已经销售）。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的规定，只要是销售假药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该认定为销售假药罪。张某某以前通过快递邮寄销售的药品也均按照销售假药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某被抓获时被扣押的“药品”经鉴定均为假药，其中一部分已经销售，剩余部分准备销售，因此已经确定为假药的“药品”，应当认定为销售假药罪。其他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销售的“药品”应根据证据情况认定为销售假药罪、非法经营罪或者不能按犯罪处理。
围绕争议焦点二，也主要形成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哪种意见都是建立在假设销售的药品不是假药的基础上。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某的行为构成生产劣药罪，张某某将收购来的“胰岛素”更换外包装，导致药品内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与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不同，误导购买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一）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二）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的规定，应当认定为生产劣药，根据其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某的行为只是将带有内包装的“药品”重新换了外包装，不属于更改有效期和生产批号，虽然“药品”内外包装的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有所不同，可能误导购买人，但毕竟内包装上的信息是准确的，根据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不能将生产劣药的规定做类推解释，因此张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生产劣药。
围绕争议焦点三，也主要形成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通过抽检的方法可以确定张某某销售的药品中有假药，而且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中不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或金额。因此通过抽检的方法确定被扣押的药品中有假药，就可以认定为销售假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某从黄河道黑市上从不同人手中多次购买“胰岛素”。并且张某某供述称“部分卖者说自己卖的胰岛素是从医院里买的，不是假药”。因此通过抽检的方法无法确认所有被扣押的“药品”均为假药。在定罪时应根据证据情况区别对待。
三、笔者的观点
针对争议焦点一，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其生产、销售都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刑法中专门设置了针对“药品”的犯罪，因此在认定时首先就要对“药品”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每种临床“药品”的生产都需要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都有“国药准字”的许可编号。本案中张某某被查扣的“药品”经鉴定为假药，销售此部分“药品”认定为销售假药罪没有争议。
本案中张某某没有取得销售药品的资质，对于其已经通过快递邮寄方式销售出去的“药品”，要视证据情况而定。销售假药罪比非法经营罪的追诉标准低，没有数量或者金额的限制。因此对于销售假药的行为，刑法打击的力度更大。如果可以查清张某某销售的“药品”为假药，甚至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危害后果，应当认定其犯销售假药罪。
本案中张某某自己供述称邮寄的物品是“药品”，是从黄河道药品黑市上收购的，也有部分是从网上购买的，对于“药品”的真伪无法确定。在邮寄时因为快递公司不能邮寄“药品”，因此就在快递单上写邮寄的是“保健品”。本案中除了邮寄单据外没有其它书证，邮寄的“药品”也没有找到，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某某销售的就是假药，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已经销售的药品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销售假药罪。
通过查找到的“药品”购买人，这些证人可以证实自己从张某某手中是以购买“药品”的名义购买的，但也不能确定药品的真假，并且物证已经无法找到。对于此部分犯罪行为，因张某某的销售金额达到非法经营罪的追诉标准，因此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针对争议焦点二，笔者也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张某某从黄河道药品黑市上收购胰岛素注射液和胰岛素注射液包装盒，其目的是将包装盒上相同生产批次的胰岛素注射液放在一起，每十盒再进行塑封，加价之后再次对外销售。张某某收购胰岛素注射液和包装盒次数多，也不能确定收购的胰岛素注射液是真药还是假药，并且没有将瓶内药品进行更换，因此不宜认定为生产假药。
张某某虽然对部分胰岛素注射液外包装进行更换，可能导致内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不一致，非常容易误导购买人，但是张某某的行为并非对药品的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进行涂抹、更改。购买人仔细核对药瓶上的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因此根据刑法禁止犯罪构成类推的基本原则，张某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生产劣药，也不用考虑其是否会造成严重危害。如果张某某收购的胰岛素注射液为假药，那么按照销售假药处理。
针对争议焦点三，笔者也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侦查机关对扣押的胰岛素注射液进行抽检，经过药品生产企业和药监局的认定，被抽检的12支胰岛素注射液均为假药。但是本案中被扣押的胰岛素注射液有3000多支，并且张某某供述“这些药品是在几个月里从不同的人手中多次购买的，购买的价格也只是比真药的价格略低，应该是有真的胰岛素注射液的”，因此侦查机关采用抽检的方法来确定被扣押的胰岛素注射液均为假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属于证据不足。张某某已经销售出去胰岛素注射液因没有物证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假药，很难予以认定。
第3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爆炸物 生产 生活 生产经营
一、本条解释的背景
众所周知，枪支、弹药以及爆炸物品潜在的危害后果极其严重，特别像爆炸物品，不仅能够引起爆炸，而且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容易对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隐患，而且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引发严重的刑事犯罪，这类犯罪的危害性大、涉及面广、影响恶劣。因此，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16日的《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同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都对本罪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并在量刑幅度上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罚制度。但对人们来说，爆炸物品又是人们生产、生活领域不可缺少的物品，特别是对于矿区的聚集地而言，由于大量的矿区如煤矿、铝矿、钼矿等存在，在生产的过程中对爆炸物品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这些爆炸物品维持着矿区正常的生产秩序。为了获得利益，有些人铤而走险，非法采矿，由于没有正规的爆炸物品来源，他们只能通过非法买卖甚至通过自己制造的方式获取爆炸物，这些都是爆炸物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大量存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为了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爆炸物品的人来说，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意不大，即被以严厉的刑罚处罚，有失公平，同时也违背了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因此，为解决《刑法》一百二十五条和最高院解释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最高院2009年11月9日对解释进行了修订，在修订后的解释中增加了第九条：“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以及因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二、本条解释的意义
在修改后的解释中增加的第九条，不仅解决了刑法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更有益于司法实践。这主要表现在：
（一）明确刑法以及解释和通知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涉爆案件的大量增多，以及日益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最高院的《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应运而生。虽然解释和通知的为涉爆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便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以《通知》为例，首先，通知的性质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而这种文件在审判中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从法理上看法院不能直接以通知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当然，为了解决问题，很多法院都会采用通知中的精神，但是判决书往往很模糊，不具有说服力。其次，通知中提到了对于确因生产、生活需要，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从轻处罚。这一规定考虑到实际情况，根据造成的危害程度对行为人定罪量刑，这一精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对于生产生活如何理解却没有进一步细致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也正因为解释及通知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新修改后的解释解决了这一问题。如前文所述，在修改后的解释中第九条规定，以列举的方式对生产生活做了限定，只有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以及因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的才能够从轻或免除处罚。这样就明确了生产生活的范围，更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应用。
（二）体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行为人所犯的罪行、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刑罚相适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中。本条解释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主要体现在：首先，涉爆案件社会危害大，涉及面广，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对于这类案件应当严厉查处，不姑息，不给犯罪人留有余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人身的安全。其次，由于爆炸物品又是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特别对于矿区聚集地来讲，爆炸物品的需求量更多。如果行为人确实是为了正常的生产活动或宗教风俗等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爆炸物品，那么相对于那些以爆炸物品为犯罪工具，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件来说，其主观恶性不大，又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同时也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损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它行为人适用同样的刑罚或动辄就认定情节严重有失公平，罚之过严。而修改后的解释解决了这种问题，对确实用于正常的生产生活而犯罪的行为人经教育后悔改的，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这较好的体现了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对本条解释的理解及建议
修改后的解释规定，行为人确实是由于筑路、建房、打井、修整宅基地和耕地等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实施运输爆炸物等非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那么如何理解生产、生活、生产经营活动对于本条的适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对生产、生活活动的理解及建议
依据条文的列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筑路、建房、打井、修整宅基地和耕地应当包括在这里所讲的生产、生活活动，但是是否仅限于这几种活动呢？还是类似这样的活动都可以算做是生产、生活活动呢？我们认为，这里的生产、生活活动应不仅限于条文中所列举的几种，其他的具有类似性质和特征的应当也包括在生产、生活活动中。理由在于条文在列举时提到“筑路、建房、打井、修整宅基地和耕地等”，那么就意味着除列举的几种情况以外还有其他的活动如果符合这种特征的行为也应包括在内，例如有些民间风俗、民间活动需要先用爆炸物品驱邪，或者冬季的打渔活动也会用到炸药等。这样理解可以避免过分的扩大打击范围，造成司法不公，有损法律尊严。同时这种列举也给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法律依据。除此之外，解释条文中还明确指出这样生产、生活活动应当是“正常的”，这里的“正常”应理解为生产、生活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是符合风俗民情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行为人借口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而实际上是不合法不合理的，那这种行为就不应当认定为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这种限定能够有效的防止行为人规避法律制裁。
（二）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理解及建议
我们注意到除了生产、生活活动外还包括生产经营活动，但是条文中并没有对什么是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解释说明。我们认为这里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指公司企业或者个体商户所实施的例如开矿、采掘等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是合法的，这就排除了那些非法的生产经营，例如私开矿区，滥挖滥采等。正如最高院的相关人员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样限定是符合法律精神和实际情况的。非法的经营活动本身就应当是被禁止的，为了实现这样非法的经营活动而采取的其他活动理应被禁止，这是因为这种非法经营活动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安全隐患，应当严厉打击，那么因此而实施的非法涉爆行为其安全性更是无从保障，因此更应当加以制止。同时现实的情况是对于非法的经营活动，行政执法机关近几年在不断的加大查处和惩治力度，这种非法经营活动也在不断减少，因此这样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第4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网络 刑法 著作权罪
一、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现状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作品的市场日益繁荣，与此同时，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也日益增多，因而加强对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这一问题理应提上日程。网络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所享有的著作权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此处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是网络著作权内涵之一，其权利归属于著作权的内容。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也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然而近年以来，网络著作权犯罪这一新型犯罪的数量在快速增长，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网络技术的独特性也导致了案件类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内容或者提供链接等网络传播方式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 侵犯网络著作权的犯罪在传播范围上具有广泛性，传播方式上具有隐蔽性和快速性，调查取证上具有复杂性，这些特点都为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增加了难度。因此，准确认定网络著作权犯罪，进一步丰富被害人权利救济方式，才能切实保护好网络著作权并促进其有序良性发展。
二、网络著作权犯罪刑法认定和刑事救济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司法认定是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并以“情节严重、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以此将其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相区分。同时，在网络著作权犯罪的认定中，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手段和方式做了列举性的规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上述规定显得不够全面。实践中，对该权利的救济方式上也多以民事救济为主，在刑事救济方面仍不健全。据统计，2011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案件59882件，其中著作权案件为35185件，而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又占到全部数量的60%左右。 在这些案件中，如何准确认定网络著作权的范围并及时有效地运用刑事法律手段惩治此类犯罪，对保护当事人的网络著作权十分重要。
（一）“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不利于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认定
在侵犯著作权的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较多考虑到该罪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是暴利的驱使，一般认为侵犯著作权罪是一种贪利型的犯罪，故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品传播和再现方式不断出新，加上互联网络的广泛普及，作品的流传的速度大大提高，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网络著作权犯罪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也远远重于一般的著作权犯罪。例如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通过特定的采集软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大肆在网络上非法复制书籍内容，存入服务器内，免费向他人提供网站链接或是供他人直接观看，或者吸引其他网站加盟自己的网站，成为其下一级目录会员，这样的网站随之产生大量流量、点击量以及会员数，而行为人则在此基础上吸引广告商在其网站上刊登广告收取高额费用。
上述情形属于典型的网络著作权犯罪。但在一些情况下，不以营利为目的却具有其他非法目的，进而实施的侵犯原作者网络著作权的行为同样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可以构成犯罪。由于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新型特点，加之立法的滞后性，以营利为目的会将很多同样具有严重危害的行为排除在外。比如行为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恶意损害他人名誉、财产等权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作品在网络上大量复制、发行和传播，使他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而实际上行为人自己并未从中直接获利。此种情形理应进行否定性评价，依法予以惩治，唯如此，才能对新形势下著作权保护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由此可见，“以营利为目的”主观要件的限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准确打击日益严重的网络著作权犯罪。
（二）网络著作权犯罪认定标准不够全面，取证难度大
我国刑法规定，将“情节严重”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作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门槛性标准，相应的犯罪形式也主要限于“发行、传播”等方式，虽然对“发行、传播”等做出了扩大解释，但是对于这种新型的网络犯罪来说依然不够全面。传统的侵犯著作权罪常以非法经营数额认定情节严重程度，而网络著作权中最易被侵害的是“复制权”和“传播权”。 现实中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和隐蔽性，犯罪人通过大量非法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并将其对不特定的公众公开，在认定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时，调查取证过程十分困难，使得侵权复制品的数量、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往往难以确定。同时，犯罪人通过提高自己网络服务器的访问量和知名度而实施的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可能会使被害人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在实践中，对访问量和点击率的认定并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这将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
（三）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措施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对网络著作权的救济多以民事救济而非刑事救济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与公众重视民事法律保护的习惯性认识有关，另一方面同目前刑法对著作权的保护措施不够健全不无关系。网络著作权犯罪通常会给权利人（被害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但由于犯罪数额不易确定，如何准确计算赔偿数额，依法适度合理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著作权的民事法律保护措施相对完善，有全面赔偿等原则，但是在刑法保护方面相对薄弱，并未确立与网络著作权犯罪所造成损害相适应的损害赔偿体系。司法实践中，因侵犯著作权犯罪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极为罕见，即便出现，在执行阶段也会遇到较大阻力，部分案件会就损害赔偿问题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三、完善网络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建议
在网络领域，做到切实保护著作权，一方面需要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准确认定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形式、内容和模式，对其犯罪构成要件加以适当修正；另一方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入手，加大对网络著作权的刑事救济力度。
（一）取消“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认定网络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
如上所述，鉴于网络著作权犯罪的特殊性，如果在犯罪构成上一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会使大量没有获取直接经济利益但同样严重损害权利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危害行为排除于刑法之外，显然不利于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和对权利人的保护。网络著作权犯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著作权犯罪，其造成的危害和严重后果不易于量化，违法犯罪所得与非法经营数额也都不易计算，给实际办案增加了较大难度。因此，可以考虑对这类犯罪作出不同于一般著作权犯罪的规定，比如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条件，使大量并不直接以营利为目的但同样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进入刑法视野，唯其如此，方能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活动。
（二）全面清晰地界定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形式和情节，逐步统一具体认定标准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试图为每一种作品利用方式和环节设置一种经济权利，便于权利人维护其著作权。但由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具有滞后性，赶不上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样看似完整的著作权保护体系就会出现疏漏， 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使执法和司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被动。故而，应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逐步扩大网络著作权的内涵，把各种新形式的作品使用方式归于其中，从而纳入到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保护的范畴之内。此外，可以考虑加强对各地方的调查研究，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逐步确立一套更加具体化、操作性强的犯罪认定标准，以便有效利用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办案效率，增强打击网络著作权犯罪活动的力度。
第5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涉众型经济案件中罪与非罪的定性问题是处理该类案件的重要难点之一。通过对“福鼎会案”与“万家购物网”案的考察，可知对涉众型经济案件的实体认定，需要剖析经济行为的运行模式和获利来源的实质，并分析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再据此对其予以罪与非罪的准确定性。与此同时，亦应当从三个方面规范经济行为、加强对经济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防范、遏制经济犯罪苗头，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实现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
关键词：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犯罪预防
中图分类号：DF7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6004906
O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the 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s and Its Prevention
——Taking the“Fuding Biding Case”and“Wanjia Shopping Network”Case for Examples
LIN Zhikun，ZHENG Hu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Ningde City，Ningde 352100，China）
Abstract：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e or noncrime of the 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s is one of the main difficulties to deal with such cases.Investigating the Fuding biding case and“wanjia shopping”network case，we know that the enti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which we need dissect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economic behavior and the nature of profit source and analyze its legitimacy，and then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crime or noncrime correctly.Meanwhile，we should regulate economic behavior；strengthen its guidance，management，supervision and prevention against economic crime；give more publicity an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to prevent mass related economic crimes.
Key words：mass related economic case；determination；prevention of crime
涉众型经济案件是对一类案件的统称，尽管法学界研究者常使用这一称谓，但是并未对其作出准确的概念界定。目前，对涉众型经济案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法学界，刑法学者的研究更多关注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众的经济犯罪。[1]根据公安部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9个典型案例和16种形态，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集中在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金融诈骗犯罪，同时还包括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证券犯罪以及农村经济犯罪和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涉众因素的经济犯罪。由此可见，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某行为危及了多数、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财产利益，触犯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而涉众型经济案件根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包含涉众型经济纠纷和涉众型经济犯罪两类。在司法实践中，涉众型经济案件罪与非罪的定性问题是该类案件的难点之一。笔者从具体案件出发，归纳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争议的难点所在，再结合案例，分析涉众型经济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并进一步探寻减少和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具体举措。
一、问题的提出
（一）“福鼎会案”与“万家购物网”案引发的思考
“福鼎会案”，即福鼎点头镇民间标会倒会事件（以下简称“福鼎会案”）。民间标会又称“互助会”，是群众在亲友之间通过互助方式积少成多筹措资金的一种方式。一个标单通常由一个会首和数十名会脚组成。筹集的资金既不直接投入生产，也不直接投入资本流通市场，而是依托参与者之间的裙带关系或者相互信任，由会脚竞标。所出利息高的会脚可以获取标会所筹资金的支配权。获得资金支配权的会脚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自由支配筹集的资金，并按照竞标条件支付给其他会脚承诺的利息。2011年以来，随着房地产等上游产业的衰退，所集资投入上游产业的会钱难以还本付息，加上少数参会人员恶意透标，将标会的钱用于购房、购车等挥霍，甚至参加赌博，因而出现倒会事件。福鼎标会的倒会事件波及该市5万多人，会套会总共牵扯资金60多亿，实际涉案金额15亿元左右。本案系2011年11月宁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组织侦办的“福鼎会案”。
“万家购物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万家购物网”是浙江省金华市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设立的网站。“万家购物网”并不直接提供商品服务，而是宣传其百业联盟运营模式，邀请商家加盟，让公众到万家购物加盟店消费。“万家购物网”在每个县域设一名区域商，由其推广介绍商家加盟。任何人只要填写一名“万家购物网”介绍人后均可以上网注册成为“万家购物网”开户会员，然后到加盟商处消费。网站要求加盟商上交会员所消费商品价格的16%，并宣称会拿出前一天上缴营业额16%中的10%均分给当天消费者，以消费满500元为一个积分返还点进行返还，直到会员原先所消费金额还完为止。另，该网站为了快速圈钱又提出“1元促销计划”的广告，即明确告诉会员每消费500元每天返还1元，500天内返还完毕。根据发展商家和发展消费者情况，“万家购物网”将商家和消费者分为四个层级：网站总部—各区域商—加盟商（含金牌商、金牌与普通加盟商）—开户会员，各区域商享受区域交易额15%返利，加盟商中金牌商享受其直荐会员消费额04%返点奖励，金牌则享受其直荐会员消费额02%返点奖励、普通加盟商需要努力发展会员成为金牌商和金牌后才能享受返点奖励。该网站极具欺骗性，要求商家上缴商品价格16%，其实很多商品利润空间根本达不到16%，商家就“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这部分价格转嫁到消费会员身上，因此会员通过“万家购物网”所购买商品价格远比正常商品价格高。网站发展到后期存在着消费会员只要上缴16%商品价格的钱做假单进行“虚拟交易”，就可得到网站100%商品价格金额返还，没有店铺的只要拍个店铺照片随便提供个工商执照复印件就可申请成为加盟商。该网站的最终结果就是资金链断裂，致使大量被卷入会员血本无归。本案系2012年5月宁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组织侦办的“万家购物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倒会事件并非新闻。当前标会融资往往还裹夹着“公司”、“投资”和“担保”等外衣，一旦标会得来资金在外所从事上游行业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倒闭。倒会潮不仅易引发标会所在地民间借贷的危机，也会冲击所在地区的经济秩序，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引发当地银行业的危机。“万家购物网”打着新型消费模式的经营方式，如果按照其面上的宣传让利，作为会员的消费者将获益。但该网站目的是为了“圈钱”，里面大量“虚拟交易”和网站不及时返利的事实导致消费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大量会员利益遭到损害，不仅导致消费者大量无休止的投诉，甚至严重影响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福鼎倒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虽然涉及不同领域：一个涉及备受关注的民间借贷，一个涉及商业领域的新兴消费模式，但是两案均有一定共同之处：其一，“福鼎倒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均发生在经济活动领域，且影响人数多、范围广、金额大，同属公安部规定的涉众型经济案件的范畴；其二，案件定性存在争议。“福鼎会案”存在着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还是已经涉及金融安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争议；而“万家购物网”的运营模式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还是已构成一种传销行为，抑或是一种集资诈骗行为，也难有定论。换言之，类似案件都存在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界定不清的问题。
（二）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难点之所在
“福鼎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属于典型的涉众型经济案件，处理该类案件的难点在于行为的定性。“福鼎会案”是民间借贷融资行为，民间借贷在我国一直有存在的空间。但是在利息越来越高，部分参会人员将资金用于高利贷或者非法活动，因而出现跑会等行为时，这种互助行为是否仍然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抑或已经发展成了涉及金融安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万家购物网”的运营模式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其发展会员必须填写介绍人并将会员进行等级划分并根据所属级别进行层级返利的行为是否已构成一种传销行为？由于其返利的无法实现，是否又衍化成一种集资诈骗行为？其推出的500元500天内返还的“一元促销计划”承诺也极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特征。类似案件都存在难以界定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的问题。
理论界将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的案件纳入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1]31，[2]1112，将其称为疑难型刑民交叉案件。[4]涉众型经济行为是合法的民事行为，还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抑或为经济犯罪，这是处理涉众型经济案件的重要难点之一。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之难点所在，即为涉众型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问题。该类案件之所以定性困难，主要是因为其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其行为往往具有合法经济行为的表现形式，其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过于严格，会对市场经济行为造成干扰，阻碍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但倘若对具有潜在危害的涉众型经济行为不加规范，一旦危害结果发生，就会涉及众多社会公民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当，还极易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当前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日益朝多元化方面发展，涉众型经济行为层出不穷，这些涉众型经济行为不同于传统经济行为，其违法性判断更加困难。
区分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判断行为方式是否具有违法性。如果其行为仅属于民法规制的范围，刑法对其未作规定的，那么该行为仅属于民事违法行为；如果该行为方式同时应受到刑法和民法的制裁，则需要进行第二步判断。第二步是程度的判断。对于违法程度，刑法分则往往通过“数量和金额”、“手段方式”、“社会影响”、“对象”、“结果”、“时间”、“地点”、“主观目的”、“动机”等方面体现违法性的严重性。[5]，[6]77有的程度方面的规定刑法在罪状中已有明确体现，即使罪状未作明确规定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司法经验也往往有所规定。相比而言，界定行为的违法性是认定涉众型经济案件的难点所在。而在经济形式不断变化、经济行为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中，界定具体经营行为方式的类型成为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的难点所在，也是该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共同问题。
二、涉众型经济案件定性争议的解决思路
罪与非罪的认定是刑法学研究的任务。在讨论犯罪认定时，有必要探讨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性的关系。刑法仅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重大的生命财产利益”[7]，因此，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果联系到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关系，在社会发展需要和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刑法立法者对包括民事违法行为在内的违法行为进行比较筛选，将社会危害性大、违法性严重的行为规定在刑法规范中，并制定与其危害性相匹配的刑罚。由此可见，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之间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尽管明确了区分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性质之关键所在，但在具体案件中，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之间的程度差异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准确定属于刑事犯罪还是民事违法并非易事。由于涉众型经济案件与经济纠纷紧密关联，使得其在实体的刑民交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下文以“福鼎会案”和“万家购物网”案件定性为例展开具体剖析。
（一）“福鼎会案”：合法民间借贷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福鼎会案”中，标会成员均是民事自然人主体，参与者都是自愿的，且对收益和风险事先均有认识，所有参与者都有均等参与竞标的机会，可以说标会参与者的行为符合民事行为的形式条件。但是标会参与者进行资金筹集，然后由参与者支配资金，并给其他参与者支付利息的借贷行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抑或为非法集资行为，则需要对其行为方式作进一步界定。
区分公民之间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界定：第一，合同当事人。民间借贷行为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特定的，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多具有比较稳定且密切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的认识程度和信任度较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表现为借款一方是特定的，而出资方是不特定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出资人，且一般涉及多人。第二，合同的形成。民间借贷行为中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协商，并根据自由意思表示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形成口头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合同的成立一般由筹集方单方制定书面合同，并以此向所有社会公众发出要约，出资方对于合同的形式没有意思表示的权利，通过存款签字达成合同。第三，合同利率等内容。民间借贷合同内容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和借款期限均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内容中的权利义务完全由筹集方一方决定，这属于民法上的格式合同。第四，资金的用途和去向。民间借贷行为中借款人往往将资金用于满足其生活需要或者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筹集的资金一般按照更高利率借贷给他人，或者用于其他资本投资等资产升值活动，甚至可能用于其他非法犯罪活动。
福鼎标会由一个会首发动，数名会脚参加而组成。会首一旦发动标会，只要具备资金，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成为会脚，“福鼎会案”中就出现城关很多人员跑到点头镇去加会，甚至周边温州地区很多人也跑过来加会。参加标会的会脚需要提交会首发动时规定的资金。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会首是筹款者，会脚是存款人。由于竞标有一定周期（或者月，或者日，甚至半日），但是使用标会资金的期限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说借款的期限是由会首按照其印制会单明确规定的。另外，尽管标会筹集的资金由会脚竞争轮流使用，但是在笔者看来，标会资金的使用者及其去向并不影响会首组织标会并筹集资金的行为，由会脚支配资金的行为不过是标会借贷给会脚使用的行为。尽管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对象可能有重复，但是标会支付利息的返本付息行为以及借贷给他人并收取费用的行为已经和银行的存贷行为无异，因此其筹款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由于民间个体并无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因此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根据“福鼎标会”的金额，其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如果以正常的标会形式收集资金的，属于变相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行为。当然在标会活动中，不乏部分人员利用投资者盲目追求利差或高额回报的心理弱点，实施各种诈骗方法，非法骗取、占有受害群众的投资款。这样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行为，如果达到集资诈骗罪的金额要求的，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二）“万家购物网”：新型销售模式还是传销行为
“万家购物网”的运营模式是一种新型的销售模式，其发展会员必须填写介绍人并将会员进行等级划分和根据所属级别进行层级返利的行为是否已构成一种传销行为？由于其返利的无法实现，是否又衍化成一种集资诈骗行为？其推出的500元500天内返还的“一元促销计划”承诺也极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特征。换言之，类似案件都存在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行为界定不清的问题。对于难以界定是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行为的涉众型经济案件，不能完全依据其行为方式定性，也不能完全依据其影响定性，需要剖析经济行为的运行模式和获利来源的实质，分析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揭开其打着民商事行为或者经济活动的幌子而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的“面纱”，对其准确定性。
在销售活动中，通过抽奖、打折和返利等形式的促销手段并不少见。但是要申请成为“万家购物网”会员需要上线介绍人，加盟商根据销售金额及吸纳会员人数进行分级，并以此为根据支付加盟商不同比例的奖励金额，这与传统传销行为在形式上极为相似。如果认同“万家购物网”的行为是正常的促销形式，那么其属于民事行为，其促销手段虽有违市场经济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仍不构经济犯罪。如果“万家购物网”的行为属于传销行为，根据其网站的覆盖范围、涉案金额及其影响，部分行为人应当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断万家购物网站的行为是正常的促销行为还是传销行为，需要对其营销模式进行分析。
第一，运行模式。根据“万家购物”联盟返利模式，网站返还给加盟商和会员的资金来源于会员的消费，而加盟商为提高销售量和营业额，将上交费用转嫁在消费者（会员）头上。如果此模式能够一直运行，那么消费者能够真正享受促销优惠，如果网站不兑现或者不能兑现，则消费者的权利无法实现。“万家购物网”不仅未能实现对消费者的预期返利承诺，反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符合让消费者受惠的促销行为。
第二，经营的真实性。“万家购物网”推出“1元促销计划”，明确消费500元500天内返还完毕，但又宣称具体返利多少是根据前一天的交易额定，并且对每天的积分多少不予保证，且送完为止。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宣传前后不一致，误导了消费者。在具体的经营行为中，“万家购物网”按照后一种方式给消费者返利，而根据后一种返利方式，消费者受惠的可能性和受惠金额都是不确定的，且该网站有时宣称网站维护甚至停止返利，也即万家购物的经营行为不具有真实性。
第三，返利的可行性。购物返利的额度取决于上一日的交易额和有效积分权总数，如果交易额的增幅跟不上有效积分权数的增幅，就会导致返利额度越来越少，但事实交易额变化不大，而有效积分权数呈几何级数增长。网站用于返利的资金来源于加盟商向其交纳销售和服务金额的提成。要实现返利的持续跟进，需要后来更多的消费人数和消费金额作为补充，如果后期数量跟进不足，必将导致资金链的断裂而使活动难以为继。现有返利需要后期经营活动的跟进和补充的返利模式使得返利的可行性大打折扣。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万家购物网”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促销模式的内容，与促销的目的和具体运作相左。“万家购物网”对以消费金额作为会员申请的条件，以发展会员作为加盟商的条件，并以发展的邀请人作为申请注册的必备条件等行为，已经是一种变相的传销行为。由于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范围广，应当追究相关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刑事责任。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
涉众型经济案件的准确定性是处理该类案件关键所在，但是，以上两个典型案件，也同样促使我们认真反思另一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预防。市场经济的不健全是涉众型经济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要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必须从市场经济角度入手，发现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减少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的土壤。此外，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决定了作为其他部门法后盾和保障的刑法具有谦抑性，谦抑性要求刑法仅有在其他法律（主要包括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的时候才启动。因此应当尽可能地运用刑罚外手段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进行预防。要减少和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健全经济监管机制，规范市场经济活动。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规范经济行为，加强对经济行为的引导和管理
经济活动活跃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为防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正确引导。具体要求是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是又需要对经济活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确立标准，以防止违法经济活动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障碍。尤其对于新型经营模式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应当对其加以鼓励和支持，以实现活跃市场，满足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新型经济模式的可行性和规范性进行及时审查，一旦出现与法律抵触或者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应当及时加以引导纠正，必要的时候应当谨慎对待，加强监管。
规范经济行为的渠道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市场监管主体应当及时了解市场经济活动变化，通过经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市场准入部门应当严格市场准入制度，严格审查市场主体的准入资质。具体而言，工商登记部门应当严格审查市场主体注册资本的真实性以及资金的来源，且严格监测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否在注册经营范围内；税收部门应严格审查市场主体的税收情况，质检部门要严格产品质量的检测。对于目前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的金融领域，在加强金融公司准入资质严格审查的情况下，经贸委和银监局应当对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来源和投资用途的流动进行严格监管，避免大面积的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的卷入。另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监管有章可循。对于尚无法律法规加以规制的领域，例如民间借贷，应当尽快立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实现对其监管，正确引导民间资金规范流转。对定性有冲突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协调一致；对规定模糊的法律规定应当尽可能具体详尽，明确适用标准和权利义务。
（二）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防范，遏制经济犯罪苗头
在引导经济行为的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当对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监督，防范合法的经济行为演变为非法的经济犯罪，遏制经济犯罪的苗头。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防范主要由经济主管和监管部门进行。监管部门通过市场主体的税收状况、经营内容和盈利情况等对其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对于新型的经济活动，对其营利模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分析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是否有损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是否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秩序，是否会危机金融体系和经济安全。对于经营活动存在异常情况的，监管机构应当加强监测，并主动排查风险，及时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防患于未然。
在发现可疑问题后，监管机构应当及时备案，且立即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对经济行为进行及时甄别定性。对于定性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披露。如果经营活动定性为合法，应当及时撤销相关检测，减少对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妨碍；如果经营活动被定性为非法，应当果断处置。对于曾经因为非法经营活动受过处罚或者备案过的市场参与主体，应当加重监管。
当发现有违法或者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时，相关监管机构应当果断处置，防止经济行为的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或恶化。具体而言，监管机构应当及时备案，侦查机关应当及时介入。应当及时制止相应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纠正其不实宣传，维护市场秩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取缔资格、冻结财产等方式控制涉案人员和资产，保护证据，防止事态扩大或失控。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各监管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协作，保证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
有关机构和组织在社会大众中进行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宣传，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参与经济活动，防止其因为盲目轻信或者被利益所诱惑，导致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宣传内容既包括合法经济行为的形式、违法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包括相关权利义务内容及其救济途径。尤其对于新型的涉众型经济行为，相关机关应当及时发现和研究违法涉众型经济行为的新形式、新特点，帮助社会公众认清非法经济行为的本质和危害，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对于社会公众受到损害的权益应当及时予以救济，且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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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在丰富了商务活动的运行模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而其中又以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最为突出。本文从电子商务发展的商标权制度的影响出发，重点论述了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其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
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商标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但与此同时，网上商标侵权也愈演愈烈，商标侵权手段花样翻新。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使网上争夺顾客注意力的竞赛迅速白热化——已经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为“眼球大战”，谁能够锁定客户的注意，谁就可以在网络时代生存。而在网络空间利用他人商标，尤其是知名商标来招徕注意力，显然是一条快捷之道，这种利用他人商标提高自身知名度，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对商标权人合法利益的侵害。
一、网络技术对商标权制度的影响
网络技术给传统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信息的及时交换和充分传播，对以地域性、时间性、专有性为根本特征的商标权制度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商标权的地域性趋于淡薄
除本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商标权只能依一定国家的法律产生，又只在依法产生的地域内有效，只在该国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国家都不承认其他国家或地区保护的商标权。并且，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国对商标权保护的内容往往有很大区别。因此，商标权的保护方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尽管保护商标权的国际条约的修订已经使其地域性呈减弱趋势，互联网的出现给商标权的地域性则带来了实质性的冲击。借助计算机网络这一新的工具，信息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和传播，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根本不受地域的限制。这样，国家之间的地域界限在互联网上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商标权保护的地域性特征也日趋淡化。
(二)商标权的时问性将受到更大限制
商标权不是永久性的法律权利，其财产权只在法定期限内有效。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保护期限为10年，期限届满后，权利人可申请续展。商标权受法律保护时间的长短，应以其在获得与其付出的智力劳动的社会贡献相抵的收益时问及信息更新的速度为标准。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中，由于互联网追求的高速率，加之技术更新的加快，使网络经济中的各种商标经营主体的成立、变化、终止频率也随之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其商标专有权的续展期应适当缩短。
(三)商标权的专有性面临挑战
商标权的专有性，是指该权利仅为权利主体所享有，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其他人均不得占有和使用。由于这种专有性是以地域性和专业类别为基础的，在网络环境中，商标权跨地域、跨行业类别的使用同几率扩大，就给商标权的确认、有偿使用、侵权监测及实施保护其专有权的实现带来困难。
二、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
(一)商标的域名抢注
所谓域名抢注，又称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是指注册人将他人的注册商标、企业名称等抢先注册为自己域名的行为。“域名抢注”一词最早见诸于国内大约是在1995年底。据有关统计，到1996年，我国已有600多个著名企业和商标在互联网上的域名被抢注，其中包括长虹、全聚德、荣宝斋、健力宝、五粮液、红塔山等。1997年《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发生在我国的大规模域名抢注行为才逐渐得到遏制，但域名抢注行为仍时有发生。在国外，域名抢注行为的出现还要早上几年，其中也不乏一些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件，如域名制度创设之初负责全球域名注册登记的机构——全球互联网络信息中心(Inter—NIC)的域名就曾一度被人抢注。
在实践中，域名抢注主要表现为将他人商标抢注为自己的域名。域名抢注既有对驰名商标所有人域名的抢注，也有对普通商标所有人域名的抢注由于驰名商标毕竟是少数且各国均普遍对之予以扩大化保护，如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均通过立法、行政或司法方法确立了域名不得与驰名商标相冲突的原则。故实践中，域名抢注更多地表现为对普通商标所有人域名的抢注。注册并使用域名可能给商标权人造成损害的表现主要有：
(1)域名持有人旨在出售域名谋取利益，向商标权人提出转让域名的要约时，其索要的出让价格非常高，致使商标权人蒙受巨大损失。
(2)域名持有人注册有关域名后使得商标权人无法利用自己的商标作域名，因而使其通过网络从事的经营活动受到严重的影响。
(3)域名持有人在相应的网站上从事与商标权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并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其与商标权人系同一人，或者至少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有意同商标权人交易的用户选择域名持有人进行交易，从而剥夺商标权人本来应当有的交易机会。
(4)在相应的网站或网页上传播损害商标权人形象与声誉的信息，从而贬损商标权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二)网页链接中的商标侵权
在因特网上，处于不同服务器上的文件可以通过超文本标记语言链接起来。只要上网浏览者在网页上点击超链接部分(又称“锚”)，另一个网页或者网页的另一部分内容就呈现在用户的计算机屏幕上。
用户之所以在上面轻轻点击就可以开启另一番天地，是因为网页上超链接部分嵌着被链接文件的网上地址(URL)，让用户的浏览器按照这些地址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被链接的网页。实践中，随意使用他人的知名商标、字号、商品(服务)名称作链接标志，以吸引浏览者的点击，这种链接行为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商标侵权行为。
(三)元标记构成的商标侵权
所谓元标记，是源代码的一种，是指位于网页超文本语言(HTML)的一种特殊代码，它不仅向浏览者提供某一页面的附加信息，而且也帮助一些搜索引擎进行页面分析，使导出的某一页面检索信息能正确地放人合适的目录中。因此，在网页的元标记中做文章，将他人的商标文字埋置于自己的元标记中，网民在通过搜索引擎查找他人商标时就会不知不觉访问该网页。网上搜索引擎的发展是推动元标记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包括Yahoo、Google等著名的网上搜索引擎都有同样的关键词检索功能，即在某个用户键入某个想要查找的主题词后，搜索引擎就按照网页源代码元标记中的关键词罗列查询结果。如果网页没有埋置关键词，搜索引擎的编码器就会或者扫描全部网页，或者扫描一定数量的网页文本，结果必然出错率高，且影响速度。因此，相比之下，通过埋置关键词检索就显得方便快捷。这种不经商标权人许可而使用商标作为关键词的行为明显构成对商标合法权益的侵犯。
(四)BBS上的商标侵权
BBS，即电子布告板系统，是因特网上一种重要的信息交互与通讯方式，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布告板一样，一旦有人设立了电子布告系统，人们就可以向上面上载信息或从那里下载信息。电子布告板系统的经营者往往不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将已注册商标作为吸引用户的标志放到公告系统中，由此引发侵权纠纷。
(五)电子商务中的其他商标侵权行为
此外，电子商务中还存在通过网络广告、远程登录数据库查索、电子邮件帐户以及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假冒、盗用他人的注册商标推销、兜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或在网上随意地诋毁他人商标信誉等侵权行为。
三、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关于商标侵权行为人的过错问题或归责原则问题，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侵权责任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相关单行法律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这些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其归责原则应适用过错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侵害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原则，但涉及赔偿责任，应考虑侵害人的主观因素，适用过错原则。
笔者认为，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侵权作为一种新兴的商标侵权行为模式，主要是利用了网络作为工具从事侵权行为，其侵权手段、使用工具以及对商标权人造成的损害较之传统商标侵权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归根到底它仍然是一种侵权行为，具有侵权行为的一般特征、属性，有关传统商标侵权行为的理论、概念等对于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侵权也是适用的。就归责原则而言，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惩罚侵权行为人、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使有过错者承担责任，而无过错的人则可以免除法律的追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电子商务以及整个互联网的正常运转。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
四、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要确定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首先必须确定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本质上讲，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和传统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没有根本的不同，相对于传统商务而言，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一种交易形式。但是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侵权行为毕竟是一种新型的商标侵权，其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侵害行为。它是指个人或组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实施的侵害他人合法商标权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包含作为方式也包含不作为的方式。前者如前文提及的擅自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作为域名或恶意抢注他人享有权利的知名商标、商号、或其它标识作为自己的商标，后者则包括电子公告板(BBS)经营者对他人随意上载的知名商标标识的行为置之不理。电子商务活动中对商标权的侵害行为，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可以是直接的加害行为，也可以是间接的加害行为，可以是单个人的加害行为，也可以是多数人的加害行为。
2．损害结果。无损害即无责任，损害结果是构成民事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在网络环境的损害结果是指一定的加害行为造成商标所有人合法利益的减少或灭失，商标的知名度手段损害，造成商标的淡化和商标价值的降低，最终将损害商标所有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
3．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关系。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因果关系是指侵害商标权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只有在行为人的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能要求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
4．主观过错。前文已经论述了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侵权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因而在电子商务商标侵权责任的认定中，过错要件是重要的必备要件之一，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即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行为侵犯他人商标权仍然实施或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的，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电子商务合理使用商标者的合法权益，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美国新制定的《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为例，在所列举的取得争议成功的三个条件中，域名所有人的恶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五、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由于电子商务中的商标侵权与传统商标侵权行为相比较，既有其特殊性，也存在共同之处，因此，就其法律责任而言，结合我国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主要应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类。
1．民事责任。我国新修改的《商标法》没有明确规定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处理电子商务中商标侵权行为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类：
(1)停止侵害行为。具体而言，法院可以责令侵权行为人及网络服务提供者(ISP)停止其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商标侵权行为，包括停止使用“抢注”域名、取消非法链接、停止在BBS电子公告系统、电子邮件系统中非法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
(2)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全球性使得网络商标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范围面更广，尤其对于驰名商标而言，容易造成商标所有人的非财产方面的损失，包括其商业信誉价值的损害。因此，此种情况下，法院通常会责令侵权行为人通过媒体澄清事实、消除影响，为受害人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
(3)赔偿损失。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侵权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O万元以下的赔偿”。电子商务的财务计算、影响范围等与传统的商业形式有很大不同，加之电子商务的全球性使得发生商标侵权的范围更广，因此发生商标侵权行为以后，给确定具体损失的赔偿数额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网络服务商的全球分布，很难获得侵权人的具体的销售财务记录，计算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自然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要准确计算被侵权人的损失，特别是商业声誉的损失也非易事。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采用足以弥补的最低赔偿原则，即足以弥补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侵权事实、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加以平衡，如责令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其必要且合理的诉讼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鉴定费等，以防止出现有的商标权人打赢了官司却输了钱的不合理现象发生。
第7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大立法 法治化 营商环境 淄博市
[中图分类号]D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015-02
随着当前国内经济格局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日益完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成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和完善，依法治国的水平不断提升，其在市场经济领域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准入、经营行为、竞争行为等都进行了全面而有效的规范。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本身的活力是实现这一预期的根本，但是也不能忽视完善的法治环境的重要保障作用。时至今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市场经济的法治化特征日益凸显，对各级人大继续加强立法工作提出了重大的考验。
一、构建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
（一）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发挥市场配置作用的基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但是这种配置作用的发挥又得益于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理想的环境中，资源、人才、智力等非生产资料均能够有序流动，但是如果有违背市场规则的主体及行为发生时，这种机制便不会按照预期的目标去运行。理想的市场便是良好的营商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人、物、资金都会受市场支配，还原市场在经济要素流动中的基础性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一渴求也更加明显。
（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支撑
正如上文所述，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特点，比如盲目性和滞后性，部分经营者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视市场秩序和规矩于不顾，非法经营、不正当竞争、生产伪劣产品等，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由于经济主体自身具有逐利性，必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制，才能最终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以淄博市为例，工商等行政部门通过多形式实现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扶持，比如建立中小企业定期交流平台，实现咨询畅通；逐步建立诚信机制，加大对违背诚信原则的市场主体行为曝光力度，在全市范围内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通过法治力量对秩序进行维护，一旦成立，便具有非常持久的稳定性，将会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外在的保障，激发内生动力。
（三）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必要保障
淄博市作为山东省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伴随着全省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淄博市经济格局日益开放，已经融入本身、全国乃至海外市场中。在经济新常态下，外资大量涌入，国企和私企交织，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形成竞争之势。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便显得非常重要，不仅为内部企业提供发展平台，对外也代表着本市乃至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换而言之，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内在属性。
二、人大立法在构建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结合淄博市人大立法实践，借鉴相关理论领域的成果，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地方人大立法在对营商环境保障方面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人大立法工作的思路存在偏差
近年来，淄博市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政务、搭建外资进入渠道，不断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和大型企业，实现了本地区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充。实现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淄博市人大机关从法律角度对客观经济环境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诚然，人大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其发挥职责的途径便是设立法律。在人大立法实践中，其在每年年初都会明确年度立法计划，明确年度立法的方向、内容，其中多数是关于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的，对于营商环境的涉及非常之有限。究其原因，是因为相比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事项，营商环境具有虚拟性、不可视性，因此在效果导向的立法思路指导下，必然会忽视实效不够明显的营商环境构建。
（二）人大立法缺少必要的调研
人大的立法活动离不开实践的支持，这种支持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实践中充分调研，搜集社情民意，了解基层的所需所盼，从而提高立法质量和民主性。同样，在构建营商环境时，由于这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涉及市场主体的特点、竞争行为、法律调控力度和效果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无形中增加了调查研究的难度。这种结果也反映到了客观现实中，很多立法活动调研不够深入，有的只是走过场，甚至部分根本没有调研，如此一来就导致了人大关于营商环境构建领域的立法滞后、质量低下，无法达到协调经济发展的预期效果。
三、发挥人大立法作用，改善营商环境的对策和建议
人大作为地方立法机构，其在营商关系构建和优化方面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立法活动来实现的。
（一）转变立法思路，突出立法重点
要摒弃以往大而全的思路，人大立法相关主体要认识到，立法活动不可能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人大立法方面，要充分结合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注重发挥立法的引领性作用，找准亟需解决的环节和方面，并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实现对具体事务的约束。从实践层面砜矗人大和地方党委、政府应该保持密切的互动和联系，及时沟通地方社会建设情况，对于需要通过法律进行约束的，必须迅速启动立法程序。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对立法活动进行全过程的监测，避免在立法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
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上讲，人大立法还要认真解决立法体例大、条款空、可操作性不强等粗放型问题，坚持精细化的立法方向，确保立法体例精简、内容详实、总体管用。要结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以往不适应客观形势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改废等多种形式，实现对该领域的规范和约束，提高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指导性和约束性。
（二）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立法质量
地方人大部门要对全年调研工作进行细分和分解，明确不同阶段，比如每月、每季度需要完成的调研任务，派遣不同的调查小组，深入社区、企业、乡村等多个区域开展调查研究，调查不同类别的企业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在和内在问题，找准问题焦点。要运用归纳法、演绎法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搜集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和提炼，明确立法的方向，为市场经济环境的营造奠定基础。
在立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既要保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着力构建公平教育和自由竞争的秩序。因此，以人大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部门，要在恰当的时间内介入纠纷调处中，履行宏观调控的职责；发挥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明确边界，市场能够自主调整的行业和领域，放权让市场自行处理；市场处理不了的，应该交由政府来行使宏观调控职责。在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基础上，要创新监管体制和机制，建立健全信用监管体系。
（三）公平解决争议，降低维权成本
权利具有可诉性，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商事争议是否能够获得及时公正的解决，涉及市场主体权益是否能够得到维护、市场秩序是否真正得到建立。因此，人大立法应该将工作中心放在建立快捷公正的多元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新情况：企业之间的纠纷呈现出标的小、纠纷解决快的特点。因此立法就应该顺应这种思路，逐步构建起纠纷调解和解决流程，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在友好协商不成的基础上，逐步探索调解路径；如果调解不成，则应该通过双方当事人彼此订立的仲裁协议或是仲裁条款，寻找有权限的部门进行仲裁；如果不同意仲裁或是缺少仲裁协议，则应该诉之于司法审判。当然，为了更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可以将仲裁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既通过法律手段，让当事人签署仲裁协议，增加一条纠纷解决的渠道，又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协调市场经济的功能。
四、结语
地方人大作为监督部门和立法部门，其自身职责有着非常丰富的层次性，在构建健康的营商环境方面，人大机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实现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全方位、动态化监督。本篇论文，笔者结合淄博市人大立法工作开展情况，尝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诸如立法思路偏差、缺少调查研究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立法思路、加强调查研究、公平解决争议等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从更加长远角度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成熟的立法经验，并根据客观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及时调整思路，才能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为构建健康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乔金茹.浅谈地方立法的中需要把握几个问题[J].人大建设，2012（10）.
第8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酒吧的所在是八廓街一间地道的老房子，有着厚重而倾斜的外墙，窗户外面绘着粗大黑框，而窗户开进一米厚的墙体，坐在屋里感觉好像是在岩洞里。酒吧就在居民大院旁，门前街上整天有小孩淘气玩耍，这也是进八廓街的一条较隐密的小道。老板郝原来在铁路局工作，开火车，后来在北京开酒吧。他在拉萨的酒吧仅为维生，非以赚钱为目的，经常锁着门，自己去大昭寺前磕长头，或者在八廓街转经，或者去周边爬山。
我常在那里喝酒，听郝弹着吉它唱歌，不唱歌的时候就聊天，或者一边发呆，一边听天棚上老鼠打架的声音。有几个藏大的女学生因为勤工俭学白天常在店里，格拉教我学过一些藏语，她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毕业分去遥远的藏东；还有一个女孩子梦想环游世界，总是结交各国的小伙子们，梦想似乎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总是在最后一刻溜走。
那一年“在哪都是生活”里来的都是郝的朋友，我也这样认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朋友。优秀的歌手宋，在拉萨把意大利女友送上飞机后，口袋里几乎没有一毛钱。还好有一把曼陀铃，宋用这把琴在八廓街上唱歌。后来天冷得没法弹琴，他就给人们朗读惠特曼，藏族人很买帐的，也许他们听不懂，却一定比其它人更懂得生活的艺术。
从喇嘛还俗的东，一边在酒吧打工，一边学习拍摄纪录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曾经在拉卜楞的大扎仓受过系统的教育，东的领会力超强，很快他已经拍出了成熟的短片，娶了一个日本女孩子，生了孩子。我许久不见东了，时不时从他的博客“浪珠瓦”上，得知依然在藏区拍他的纪录片。
我们也管一个研究唐卡的台湾女孩子叫“台湾普姆”(藏语管女孩叫“普姆”)，她写的论文云山雾罩，高深莫测，后来她去青海教书，远在台湾的男友也放弃了台湾的事业，千里驰逐而去。
有一个很酷的小伙子，身背十来把飞刀，骑车从南方而来，他的自行车前把也可拆下来，变身为一件厉害的防身武器――这样的“神人”不在少数。
有时我们一起去转经或爬山。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帕容卡后山上到色拉乌孜，郝给我们当向导，带我们去看时轮金刚的三只眼睛，一只在帕容卡，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宫殿之下；一只在半山腰阿尼闭关处；还有一只是一眼能治胃病的泉水；我们从那里下山，到达下面的小尼寺和小村子。同行的还有一个过路的歌手吴和她的朋友张，后者留着地道的朋克头，是当时全拉萨最酷的女孩。后来我们的生活都被改变。郝被地痞逼得远离拉萨，数年不知音信，几年后才听说远在深圳开了新的酒吧；歌手吴次年再次来到拉萨，一住就是三年，写歌和恋爱；她的朋友张不久即剃发出家去修行了。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在拉萨有所得。那两年有些背包客住在拉萨，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聚众坐在大昭寺门前晒太阳、嗑瓜子，挥霍着大把的光阴。像绝大多数游客一样，将镜头肆无忌惮地对准做大礼拜的人们，甚至未获得认可就用闪光狂闪，而对身边伸着小手乞讨的小孩子们不闻不问，殊不知，大礼拜也是一种布施，并非只是一种宗教的“民俗”而已。
第9篇：非法经营论文范文
关键词：初次分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相关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在整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收入差距却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巨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占80%-90%，基本决定了最终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初次分配开始。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完善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初次分配的相关理论评述
国外关于初次分配的专门文献较少，而国内的文献大多是专注于初次分配的效率。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后，国内研究初次分配公平的文献开始增多。
（一）生产要素如何参与国民收入分配
古典学派认为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要素所有者按其持有要素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收入。斯密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但至少足以维持他的生活或者家庭开支。此外，工资还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且不能脱离国家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资本的最低利润率必须高于足以补偿损失的部分，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利润会随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下降；地租是土地生产物的售价中扣除工资和利润后的余额，余额的大小取决于土地生成物的需求和价格。穆勒认为工资基金是一个定量，在短期，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的供求，而在长期，取决于工人人数。李嘉图认为收入分配是社会总产品按照边际原则和剩余原则在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克拉克认为在自由竞争状态下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要素所有者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对生产贡献大小而获得的收入，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决定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与上述分析稍有不同的是，马歇尔认为工业组织也是创造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国民收入主要是在这四种生产要素之间分配。各生产要素的价格应该取决于各要素的供求价格的均衡。
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并不创造价值，只是转移价值。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而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却日益增加，最终的结果是劳动者的工资越来越低，而资本家却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樊纲也坚持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只是凭借其对资本的所有权介入价值的分配。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相对不足，从而劳动的价格较低，而资本的收益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成为稀缺要素，其价格会上升，而资本的供应会相对过剩，其收益会下降，两种生产要素的收益最终会趋于均衡，二元经济变成一元经济。
（二）强调初次分配对国民收入及最终收入格局的重要性
Tetsuji和Okazak认为我国内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与初次分配密切相关，而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金融收入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因素[1]。Clark通过对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后，认为收入分配的初始不平等对未来经济具有较大的不利作用[2]。Saunders认为税收等再分配手段难以矫正市场因素对收入不公平产生的巨大影响，为此在解决收入不公平的措施中，通过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刺激就业比提供福利性措施更为重要。Fogel也认为税收具有潜在的非激励效应，在调整收入差距时，税收的调节效应会部分丧失[1]。在Saunders和Fogel看来，初次分配对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影响，而仅仅通过再分配很难矫正初次分配不公。白重恩和钱振杰认为，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下降，而再分配阶段不是居民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3]。所以，增加我国的居民收入必须从初次分配入手。
二、中国初次分配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
初次分配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应的分别是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按照国际统计口径，1993－2005年，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总降幅为6.11个百分点，年均降幅为0.47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呈现上升趋势，增幅为1.86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营业盈余则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增幅为4.25个百分点，年均增幅0.33％。这说明我国的初次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而居民劳动收入呈下降趋势。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高投资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偏向政府和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且持续下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我国外向型企业劳动者的收入受制于国外。低消费使得我国内需严重不足，制约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抑制了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不相适应。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偏低，发展缓慢。2009年，我国的第三产业仅占GDP比重为42.6%，较1993年仅增加了8.9个百分点，吸收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34.1%，较1993年仅增加了12.9个百分点，而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高达80%。长期发展滞后的第三产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挤进第二产业，造成了该产业内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进而导致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另外，目前我国国民素质在总体上还较低，低素质劳动力供过于求，高素质劳动力紧缺，不合理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也扩大了不同素质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机会不均等
机会不均等主要是指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不均等。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随着中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接受专业教育的机会，但目前我国的教育公平性问题依然突出。一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城市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过度供给和农村地区基本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农村地区在办学条件、教育经费、师资配备等资源配置上较城市严重不足。二是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较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而目前我国还不足4%，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较少的教育支出难以保证教育的公平性。
就业机会均等是保证居民初次分配公平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在就业方面的公共支出较少，针对弱势群体和失业者提供的培训和教育项目也大多流于形式，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就业机会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改善。在就业招聘中，招聘单位会对应聘者的性别、身高和学历等进行不合理的限定，大量存在的就业歧视和不公平的招聘行为剥夺了劳动者均等的就业机会。
（三）保证初次分配公平的制度不健全也不完善
制度对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作用。而目前我国保证初次分配公平的制度既不健全也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农村地区，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清晰，农民不仅没有共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其正常的经营权也屡遭侵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增城市用地80%来源于农民集体用地。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利强制与农民进行不公平交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巨额的差价收益严重挤占了本应属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企业内部，科学合理的用工制度和薪酬制度尚未形成。一是在劳动者和企业关系上，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企业招聘临时工、合同工，导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量存在，劳动者报酬被大量压榨和扣押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是企业内部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尚未健全，企业职工无法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工会形同虚设，我国的《工会法》至今没有明确规定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或资方就工资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急需建立和完善。
城乡关系上，独特城乡二元结构，不仅阻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在教育质量、就业机会和资本供给等方面，城市居民要远远优于农民，收入分配严重向城市倾斜，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在行业间，约束垄断行业收入的法规制度存在许多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垄断行业凭借行业性质和政策保护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一是我国的《反垄断法》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该法对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和分配行为并没有效的约束力。二是现行的行业法律大部分是以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为目的。另外，我国实施的价格听证制度大多流于形式，价格听证会大多成为地方政府做出涨价决策的“过场”。
（四）大量非法非合理收入的存在
我国的非法非合理收入主要有个人私占公共资产获得的收入、政府部门的腐败收入、企业和个人通过非法经营获得的非法收入和垄断行业的不合理收入。
在公有制经济向为非公有制经济转型中，由于非公有化的程序不规范，大量的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资产。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由于监管缺位，大量国有资产被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无偿分给个人。另一方面，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私人转化为资本，通过投资获取了高额收益。公共资源成为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取个人利益的重要途径。
政府监管不作为造成了大量的非法收入和腐败收入。一方面，政府管理的“缺位”或“越位”，使一部分市场经营者获通过非法经营获得大量的非法收入；另一面，政府大量设租和抽租行为，不仅使政府官员获得大量腐败收入，还扰乱原有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企业和居民的合法收入被非法和腐败收入所挤占。
三、促进中国初次分配公平的对策建议
我国的初次分配现状既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更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此，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尽快做出调整。
（一）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现代服务业
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的特征，这就必然导致初次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所以应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首先应积极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其次要拉长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实现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生产服务有机结合。同时，应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不断提高工业生产与经营的效率。此外，要不断增强工业化战略、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力，促进“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协调以及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增加。
（二）提高教育和就业的公平性，促进机会均等
应提高政府就业和公共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中的比重，为教育公平提供财力支持。尽快消除由城乡二元制度设计造成的城乡不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和师资建设状况，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在扩大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的同时，应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要积极发展特殊教育，保证特殊群体拥有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鼓励自主创业和努力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必须破除制度障碍，尽快建立统一灵活的就业市场，促进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并健全相应的就业服务体系。要严厉制止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行为，促进公平公正用人制度的建立，增加招聘的透明度，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支农惠农政策，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
的现状。三是要推行农民兼职化等措施，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缩小城乡初次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交易土地产权来实现的。而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流转，进而不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必须进行改革。一是要界定好农户宅基地产权，实现宅基地的自由流转和置换方式的创新。二是要明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范围，在保证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经营权的条件下，促进土地的流转和变现。此外，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农业协同组织，来解决农业的规模生产问题和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问题。
（四）建立健全工资形成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从国际经验看，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工会形式的集体谈判制度，对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收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具有关键作用。一是将现行的《最低工资制度》提升到法律层面，细划最低工资层次和范围，科学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其实施的权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二是完善我国的《工会法》，应明确规定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雇主或资方就工资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提高工会的相对独立性。三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尽早出台我国工会组织罢工的合法程序，并为劳资谈判双方提供信息、调停和仲裁等方面的服务。另外，为了防止雇主拖延和克扣劳动者工资，应在借鉴国外工资优先权和强制保险等做法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的工资支付保证制度。
（五）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非合理收入
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通过非法途径将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资产。为此必须做好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工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严格规范各种程序；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和有效监督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约束。
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依法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收入，对各种非法收入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应建立对公权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制定专门和系统的反腐败法律，并成立独立和权威的机构负责法律的有效实施，严厉打击并防止政府的各种腐败行为。
目前，我国行业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差异的结果，而是垄断行业凭借行业性质和政策保护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利益。要打破行业垄断。一是要消除各种行业保护法律，尽快出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增强相关法律对垄断行为的约束力，促进市场参与者地位的平等和公平竞争。二是完善价格听证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三是提高垄断行业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并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明确合理的工资等级制度，防止企业内部职工和高管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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