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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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2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风险的定义是一个极具广泛而又深刻的含义，早在 1955年，A. H. Mowbray 等研究定义为“风险就是不确定”；
要想准确把握风险的概念，我认为必须从这几个角度出发：
①辨别清楚风险与危险的区别。风险主要和人或组织的行为有关，而危险则不是；
②把握风险的成因。风险主要是客观引起的，客观条件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人们无法控制，但可以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性，对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③风险是可能的结果与目标所发生的背离，不同的诱发因素，背离程度不同，在实际工程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会计博士毕业论文写作难点怎么攻克
④风险负偏离与正偏离，大多学者对风险的负偏离研究居多，正偏离研究居少，但它属于风险收益的范畴，所以也要予以重视，鼓励人们勇于承担风险，获得收益。
1983 年，日本学者武井勋在其著作《风险理论》中，提出风险定义具有的三要素：
①风险与不确定性有差异。
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③风险可以被测算。在此基础上风险的新定义为:“风险是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 ；
第3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哈贝马斯（MoralConsciousnessandCommunicativeAction,33ff）指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一样，都力图解释competence（解决特定类型的经验－分析或道德－实践问题的能力）。两个人都接受建构论的学习概念（constructivistconceptoflearning）。从而提出一套学习的等级制，分为诸层次或阶段。随着阶段的上升，日趋复杂、抽象、一般和可逆转的。但柯尔伯格不仅将皮亚杰有关认知发展的理论延伸到了道德发展领域，而且超验了皮亚杰将道德发展划分为他治（heteronomy）和自治（autonomy）的简单论述，而是划分了6个阶段，主要考虑逻辑思维、角色扮演、社会视角与道德推理。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他对许多儿童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
二、一个故事
柯尔伯格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故事评价”
有一位妇女因患罕见的癌症而濒临死亡，医生认为有一种可以救她的药，即该市一位药剂师最近发明的一种镭。药剂师以十倍于成本的价格2000元出售该药。得病的妇女的丈夫Heinz向每一位熟人借钱，但总共只凑够了一半左右的钱，他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危在旦夕，请他便宜售药，或是迟些日子付款，但药剂师拒绝了。Heinz绝望了，闯进药店，为妻子偷了药。
丈夫是否应该偷药，为什么？
〖按：请试着分析这一故事，可以作为第一部分的作业，以下的讨论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最好先得出自己的初步结论〗
参考阅读：
1．柯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哲学》，魏贤超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特别是“道德阶段与道德化——认知发展探讨”，以及附录一。
2．吉利根，《不同的声音》，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吉利根曾参与了柯尔伯格的许多重要研究，这本书是她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柯尔伯格理论进行的批评性讨论（特别参见前三章），不过在女性主义内部也有许多人批评她的观点是反女性主义的。
三、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简介
他将道德的发展划定为以下三个重要的水平，每个水平依次包含两个阶段，共有6个道德发展阶段：
1．水平1前习俗性道德：
在这一水平，逻辑推理局限于具体直觉，在具体经验和观察中进行学习
·第一阶段：他治道德
社会视角：自我中心的世界观，不能考虑不同行动者在利益与视角方面的差异。
道德判断：行善避恶的原因是避免来自权威的较高权力的惩罚
偷窃问题：为什么不：因为会有人看见，叫警察
Heinz困境：问题是，他去药店偷药对不对，如果对，为什么？：只要他不被警察抓住，就行，因为这样他可以帮助他的妻子；如果他被警察抓住，就不行，因为这样他就帮不了他的妻子。
·第二阶段：个人主义、工具性目标和交换
社会视角：个人学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世界观，因此他们处于冲突之中，因此必须进行利益调适；
道德判断：只要遵守规则有助于个人利益，个人就应该遵守规则。但他也必须让别人遵守规则。
因此，交换、交易和协议应该为涉及到的各方利益服务。
偷窃：商店老板不喜欢这样的做法，而当你想要别的东西，老板会把你撵出商店。
Heinz：对于海因茨来说，他妻子的生命的重要性，要比对于药剂师药的重要性重要。
2．水平二、习俗性道德
在这一水平上，个人力图针对具体现象进行部分的逻辑运算
·第三阶段：人际的相互期待，关系和人际遵从
社会视角：个人开始意识到他所属于的群体，以及他与别人分享的情感、期待和异治。个人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服从那些他与别人分享的利益，并站在别人立场考虑问题道德判断：做正确的事，就意味着满足个人的期待，特别是来自朋友和家庭的期待。
偷窃：你的家人或朋友会对你评价很糟。
海因茨困境：应该，否则就对他的妻子不好。
·第四阶段：社会系统和良知
社会视角：个人能够采纳整个社会系统的视角，超出与朋友和同伴的人际视角来看待问题。个人之间的关系被放在了社会的整个社会系统中来理解。
道德判断：行为正确就意味着做社会的法律所规定的事。如果人人为所欲为，社会的秩序就会崩溃。
偷窃：这违反法律。
海因茨困境：偷窃是违法的。但它也如果不帮助垂死的人也同样是违反法律的。因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社会成员的生命都重于任何物质财产，所以海因茨做得没错。
3．水平3。后习俗的道德
逻辑推理：个人能够进行抽象的逻辑推理。
·第五阶段：社会契约或效用和个人权利
社会视角：个人将社会关系看作是由人们基于平等的权利与社会机会自愿达到的契约性协议来调控的。
道德判断：做正确的事要求考虑他人的权利。人们必须彼此达成协议，以确保所有人的权利。这样做的原因是所有的人都生而平等。
偷窃：偷窃冒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
海因茨困境：每个人都有生命权和财产权。这里妻子的生命权与药剂师的财产权相冲突，不过当生命与财产发生冲突时，生命更高。
·第六阶段：普遍性的伦理原则
社会视角：个人力图从人性和理性的普遍视角来看待社会关系。
道德判断：做正确的事就是做普遍有效的原则提供了根据的行为。一旦法律不能从这样的原则获得根据，人们就必须偏离法律，对抗法律。
偷窃：不对。因为这个行动基于武断地运用权力，而不是以普遍根据为基础的合法行为
海因茨困境：任何不迫使药剂师的财产权让位于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的义务的法律都是不正当的。
药剂师不采取行动来挽救生命冒犯了道德法则。海因茨应该向药剂师指明这一点，如果他不能说服药剂师，也不能从法庭获得支持，他就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一困境。但在这样做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药剂师的损失。
4．几点讨论
普遍取向的道德观，较高的阶段也是较好的阶段。其道德哲学假设（1）可以捍卫普遍主义和认知主义的立场，来对抗根植于经验主义传统的道德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2）康德路线的形式主义伦理优于功利论和契约论。
揭示了他的道德发展心理学的哲学前提：其普遍性的道德观，并非指基于所有文化，而是指就道德原则而言是普遍的。方法论上的非相对主义。
第4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和播出手段主要有微波、卫星、光缆3种，本文简述了的广播电视移动接收的制式及技术。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随着广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移动接收成为发展方向之一。广播电视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移动接收的进展却不尽人意。即使是调频广播，在汽车高速行驶中的接收也往往遇到困难。电视的移动接收问题要比广播的移动接收困难得多，所以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引起广电界的重视。
一、移动电视
移动电视是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的重要应用。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在应用需求上要求实现移动和便携接收的功能，使整个技术系统的要求最高。它具备无线数字系统所共有的优点，较之卫星接收，有实现容易、价格低廉的特点；较之有线接收不易受城市施工建设、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断网影响。移动和便携的独特优势使该系统能满足现代信息社会“信息到人”的要求，也就是无论何人何时在何地均能任意获取他想得到的信息。
二、移动接收制式
众所周知，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目前有多种制式，除了国外正在使用的几种标准外，还有我国自己提出的若干种制式。这些制式总体上可以分为单载波方式和多载波方式两类，美国用的ATSC是单载波的，欧洲的DVB-T是多载波的。国外主要有三种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欧洲的DVB-T(DigitalVideoBroadcasting-Terrestrial)、美国的ATSC(AdvancedTelevisionSystemsCommittee)和日本的ISDB-T(IntegratedServicesDigitalBroadcastingTerrestrial)(综合业务数字广播)。
ATSC采用的是单载波调制方式(VSB)，抗多径干扰和抗多谱勒效应能力差，难以建立单频网和进行移动接收。ISDB-T虽然支持单频网和移动接收的应用要求，但是该技术应用较少。从世界各地对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的采用情况来看，DVB-T标准较ATSC和ISDB-T更具优势。DVB-T是欧洲DVB系列标准中较新的一个标准(此外还有有线数字电视标准DVB-C，以及卫星数字电视标准DVB-S)，也是最复杂的DVB传输系统。此标准是1998年2月批准通过的。DVB-T标准的核心是MPEG-2数字视音频压缩编码，采用编码正交频分复用COFDM(Coded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Multiplexing)调制方式，适用于大范围多发射机的8k载波方式。为高清晰度电视(HDTV)信号传输提供大于20Mbps的净荷码率，支持简单天线室内固定接收。为标准清晰度电视(SDTV)信号传输提供大于5Mbps的净荷码率，并能在车速移动条件下支持移动接收。具有单频组网能力。目前采用DVB-T标准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西班牙、挪威等欧洲国家及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其它国家。其中新加坡和德国等国将移动接收和手持设备作为主要方向。欧洲的DVB-T标准最初是为便携和固定接收而设计，它采用的是COFDM（编码正交频分复用）多载波调制方式，其调制参数（如星座图、编码率、保护间隔等）可调，可提供120种常规模式和1200种分级模式。随后，针对DVB-T(DigitalvideobroadcastingTerrestrial)在移动接收中的不足，人们提出了一种DVB-H的制式专门用于移动接收，而原有的数字音频广播（DAB）也发展到播出多媒体。DVB-H(Digitalvideobroadcastinghandheld)，通过地面数字广播网络向便携/手持终端提供多媒体业务所制定的传输标准。该标准是欧洲的数字电视标准DVB-T的扩展应用。和DVB-T相比，DVB-H终端具有功耗更低、移动接收和抗干扰性更强的特点，因此该标准适用于移动电话、手持计算机等小型便携设备通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络接收信号。也可以说DVB-H标准依托DVB-T传输系统，通过增加一定的附加功能和改进技术使手机等手持便携设备能够在固定和移动状态下稳定地接收广播电视信号。DVB-H采用时分数字多媒体广播带宽、以脉冲方式发送各频道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除接收所需频道的数据外，调谐器电路在其它时间均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可有效减少耗电。DVB-H的基本商业要求是用电池供电的小的屏幕移动终端。它应该能够在手提式的，移动的和室内的环境中，使用单一天线接收多媒体业务。目前看来，数字移动电视非数字电视地面广播莫属。中国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于2006年8月18日颁布(GB20600-2006)，并自200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标地面数字电视标准简称为DTMB-DigitalTerrestrialMultimediaBroadcasting。较早时也称为DMBTH)。DMB-TH采用了PN序列填充的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用(TDS-OFDM)多载波调制技术，这种独特的先进技术有机地将信号在时域和频域的传输结合起来，在频域传送有效载荷，在时域通过扩频技术传送控制信号以便进行同步、信道估计，实现快速码字捕获和稳健的同步跟踪性能。DMB-TH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较好地支持移动接收，高清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组网。
三、小结
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作为当前的技术热点，尽管它的市场前景和受众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它的技术还在发展中。它还有着信号衰落、多普勒效应、覆盖网的建设，接收机（特别是便携机）的耗电，接收天线的安装等问题，所以要说哪一种制式最适合移动接收还为时尚早，因为每种制式都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改进其技术，从而改善其移动接收的性能。
参考文献：
[1]都研美,刘峰.浅谈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技术[J].广西轻工业,2007(05).
第5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和播出手段主要有微波、卫星、光缆3种，本文简述了的广播电视移动接收的制式及技术。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随着广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移动接收成为发展方向之一。广播电视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移动接收的进展却不尽人意。即使是调频广播，在汽车高速行驶中的接收也往往遇到困难。电视的移动接收问题要比广播的移动接收困难得多，所以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引起广电界的重视。
一、移动电视
移动电视是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的重要应用。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在应用需求上要求实现移动和便携接收的功能，使整个技术系统的要求最高。它具备无线数字系统所共有的优点，较之卫星接收，有实现容易、价格低廉的特点；较之有线接收不易受城市施工建设、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断网影响。移动和便携的独特优势使该系统能满足现代信息社会“信息到人”的要求，也就是无论何人何时在何地均能任意获取他想得到的信息。
二、移动接收制式
众所周知，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目前有多种制式，除了国外正在使用的几种标准外，还有我国自己提出的若干种制式。这些制式总体上可以分为单载波方式和多载波方式两类，美国用的ATSC是单载波的，欧洲的DVB-T是多载波的。国外主要有三种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欧洲的DVB-T(DigitalVideoBroadcasting-Terrestrial)、美国的ATSC(AdvancedTelevisionSystemsCommittee)和日本的ISDB-T(IntegratedServicesDigitalBroadcastingTerrestrial)(综合业务数字广播)。
ATSC采用的是单载波调制方式(VSB)，抗多径干扰和抗多谱勒效应能力差，难以建立单频网和进行移动接收。ISDB-T虽然支持单频网和移动接收的应用要求，但是该技术应用较少。从世界各地对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标准的采用情况来看，DVB-T标准较ATSC和ISDB-T更具优势。DVB-T是欧洲DVB系列标准中较新的一个标准(此外还有有线数字电视标准DVB-C，以及卫星数字电视标准DVB-S)，也是最复杂的DVB传输系统。此标准是1998年2月批准通过的。DVB-T标准的核心是MPEG-2数字视音频压缩编码，采用编码正交频分复用COFDM(Coded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Multiplexing)调制方式，适用于大范围多发射机的8k载波方式。为高清晰度电视(HDTV)信号传输提供大于20Mbps的净荷码率，支持简单天线室内固定接收。为标准清晰度电视(SDTV)信号传输提供大于5Mbps的净荷码率，并能在车速移动条件下支持移动接收。具有单频组网能力。目前采用DVB-T标准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西班牙、挪威等欧洲国家及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其它国家。其中新加坡和德国等国将移动接收和手持设备作为主要方向。欧洲的DVB-T标准最初是为便携和固定接收而设计，它采用的是COFDM（编码正交频分复用）多载波调制方式，其调制参数（如星座图、编码率、保护间隔等）可调，可提供120种常规模式和1200种分级模式。随后，针对DVB-T(DigitalvideobroadcastingTerrestrial)在移动接收中的不足，人们提出了一种DVB-H的制式专门用于移动接收，而原有的数字音频广播（DAB）也发展到播出多媒体。DVB-H(Digitalvideobroadcastinghandheld)，通过地面数字广播网络向便携/手持终端提供多媒体业务所制定的传输标准。该标准是欧洲的数字电视标准DVB-T的扩展应用。和DVB-T相比，DVB-H终端具有功耗更低、移动接收和抗干扰性更强的特点，因此该标准适用于移动电话、手持计算机等小型便携设备通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网络接收信号。也可以说DVB-H标准依托DVB-T传输系统，通过增加一定的附加功能和改进技术使手机等手持便携设备能够在固定和移动状态下稳定地接收广播电视信号。DVB-H采用时分数字多媒体广播带宽、以脉冲方式发送各频道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除接收所需频道的数据外，调谐器电路在其它时间均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可有效减少耗电。DVB-H的基本商业要求是用电池供电的小的屏幕移动终端。它应该能够在手提式的，移动的和室内的环境中，使用单一天线接收多媒体业务。目前看来，数字移动电视非数字电视地面广播莫属。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于2006年8月18日颁布(GB20600-2006)，并自200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标地面数字电视标准简称为DTMB-DigitalTerrestrialMultimediaBroadcasting。较早时也称为DMBTH)。DMB-TH采用了PN序列填充的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用(TDS-OFDM)多载波调制技术，这种独特的先进技术有机地将信号在时域和频域的传输结合起来，在频域传送有效载荷，在时域通过扩频技术传送控制信号以便进行同步、信道估计，实现快速码字捕获和稳健的同步跟踪性能。DMB-TH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较好地支持移动接收，高清数字电视广播，单频组网。
三、小结
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作为当前的技术热点，尽管它的市场前景和受众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它的技术还在发展中。它还有着信号衰落、多普勒效应、覆盖网的建设，接收机（特别是便携机）的耗电，接收天线的安装等问题，所以要说哪一种制式最适合移动接收还为时尚早，因为每种制式都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改进其技术，从而改善其移动接收的性能。
参考文献：
[1]都研美,刘峰.浅谈数字电视地面广播技术[J].广西轻工业,2007(05).
第6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一、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是广播电视生存之本
我国的广播电视业是各级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负有社会教育使命。因此，它不可能象国外的广播电视一样全部推向市场，节目也不可能全部由市场来决定取舍。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是我国广播电视生存、发展之本。但是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观点来观察、考虑向题，就不能不考虑听众、观众的精神食粮的多样性。因为没有人听、没有人看的节目，肯定是没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广播电视社会主义性质，遵循党和国家制定的关于文化思想的各项方针的前提条件下，尽量考虑听众、观众精神需求，研究广播电视消费市场的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办好节目。那么，如何在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广播电视节目既使大家喜闻乐见，又不"追风"、"媚俗"呢？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其一是政治性。我国的广播电视从它诞生开始，就是执政党打击敌人、教育鼓舞引导人民的工具。"喉舌"这种属性不是中国的专利，是世界各国通用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必须牢固掌握这个工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广播电视既要把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传达贯彻到人民群众之中去，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怎样去遵照执行，又要将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过程，以及取得的效果和他们的呼声要求反馈出来，成为联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粱。对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导向正确与否，不仅仅影响着社会舆论，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影响着自身，广播电视在代表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就有了自身生存的基础和发展前景。
其二是大众性和社会性。广播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体，从广义上讲，它的服务对象包括所有的人，广播电视的第一属性就是大众性。广播电视是社会化的产物，他的第一责任就是把人们引向正义的、符合道德与伦理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提高人们辨别是非曲直、邪恶和正义、真与假、伪与善的辨别能力。大众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广播电视要多宣传报道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倡导"三贴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对空》等栏目之所以受欢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了大众性和社会性这一关键。
其三是知识性和艺术性。知识性和艺术性有基础知识、科普知识等无所不包。同时，又是分层次的，什么样的人接受什么样的知识和艺术，什么样的知识和艺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授，很值得研究和推敲。现有多数地方台，缺乏对知识性、艺术性的整体构思，既无系统又少趣味，呆板僵化，枯燥无味。因而办知识性、艺术性节目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潜力可挖。特别是现在人们对广播电视的知识性、艺术性要求愈来愈高，粗制滥造的节目已越来越没有市场，再好的选题，再好的主持人，如果缺乏艺术的造诣和包装，也不会受欢迎。因此，一定要把提高专业人才的修养和素质放到一个重要位置上来，只有有了高素质的艺术人才，广播电视才会生产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才会制造出好的"精神食粮"。同时要开发、扩大信息源，建立稳固的信息网络，尽快搭上网络快车，综合信息，吸纳精品。
其四是服务性。广播电视的服务不是特定的专对一人一事的服务，而是一种对社会的整体服务，它们有的以广告面目出现，有的通过制作的节目形式出现，已经形成了一种提供社会服务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形式，并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广播电视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主动地为合作方提供真诚有效的服务。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让服务深入到市场和生活领域当中去，服务性节目的生命力将会更强。在这一点上，交通广播宣传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近亲繁殖培养不出优良品种"，封闭式办节目，视野有限，思路偏窄，容易落入一个模式。我们广播电视界以外的部门拥有许多人才，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往往和我们不尽相同；有些专业人员对专业问题的把握强过我们。目前广播电视节目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远远超过过去，我们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很多人已充分认识到利用"外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在一些节目中已把认识变为现实。像交通广播宣传、法制类节目，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现今一样繁荣。
二、有"经营广播电视"的思维是广播电视发展之基
回顾中国的历史，无视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教训很多。历史是面镜子，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小到一个系统、一个单位的事业发展，缺少开放和发展意识都会如此。特别是新世纪面对新生媒体、先进媒体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广播电视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要有"大"思维，要杜绝急功近利和小富既安的思想，参与市场、参与竞争，多渠道向外延伸拓展发展项目，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把新世纪的广播电视不断做好、做强，做大。
一是要有产业意识，有经营广播电视的思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随着国内外竞争的日趋激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已被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同仁所认识。如何经营好这份产业，就要求我们有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维。这就好比一个企业要生存发展，首先要有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样才能赢得市场；其次要以质取胜，这样才能站稳市场；其三要有远景规划，适时开发新产品，才能永久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要赢得观众、听众，提高收听收视率，就要了解观众需求，生产出广播电视精品。同时，要抓住有利时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要在硬件设施的完善和队伍建设的优化上逐步纳入现代企业管理轨道，为将来的发展储备良好的物质与人才资源。
二是要多渠道探索创收途径，为广播电视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当务之急要与市场相结合，针对市场趋向，开辟相应的消费类节目。例如视频点播、股市行情等，一方面能增加创收，同时也给观众听众提供大量的实用信息和专业知识。其次利用广播电视传媒优势，以扩大广告、提供技术服务、创办实体等方式扩大创收。"一业为主，多业并举，利用媒体优势跨业经营"已在很多地方成为现实。象湖南广播电视台在自身广播电视节目办的异常活跃、新颖的同时，它的第三产业诸如世界之窗、宾馆等也十分庞大，为弥补事业发展经费不足，解决就业门路等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三是抓好网络建设和开发，在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同时，适时开办多项服务，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
三、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内部管理，这是广电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媒体的竞争说到底是节目的竞争，再进一步讲，是人才的竞争或者说是智力的竞争。这在县级广播电台还表现得不够突出和明显，但在中央级、省级一些大台我们就可看到。一个名播音、一个名主持人会带动一个节目甚至一个台的收听收视率。也许我们还不曾面临这方面的竞争，但我们一定要对现行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近亲繁殖等诸多不利于广电生存与发展的现象，予以扼制。否则，我们就生产不出精品、经营不好这份产业。
一是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全员聘用聘任制和末位淘汰制，逐步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广播电视行业特点的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组织合理调配、配套措施完善的管理体制，作到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第7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七年磨一剑
黄旦教授接下撰写这本书稿的任务，还是在1998年的夏季，成书却已到了2005年暑期。陆晔教授称之为“七年磨一剑”。她说，很多人在做研究写论文时若需要使用一些理论，都选择直接从中文教材中引用，而不是去阅读原著。当年我目睹黄老师逐字逐句地“抠”原著，把这些理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与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相关联，通过观照大的线索去理解和把握具体的理论。这样的治学态度值得敬佩，这种方法在纯粹的理论研究里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比如，内部新闻自由、把关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控制等问题，在以往很多研究里，尤其是国内的研究里，都只是轻描淡写就带过。而在《传者图像》一书中，给予了这部分内容一个分析视角，而且把它们整合到了传播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借此得以弥合新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理论缝隙。
孙玮教授也认为，黄旦教授的治学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界是非常少见的，其视野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新闻学（美国和欧洲传播学可能还有这样的做法：从本学科之外的领域来看该领域的问题），目前新闻学理论研究比较缺乏这样的视野。但是，若跨过新闻传播学来看，这种做法就有些共性。
曹晋副教授说，黄老师用七年写一本书的精神令人崇敬。目前盲目求量的评估体系影响了本土学术专著的出版水准，希望有更多这样原创的优秀著作能在国内出版社出版，慢慢摆脱我们全盘购买西方学术著作的局面，维护我们的文化边界，树立学界的良好风气。
吕新雨教授认为，《传者图像》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是把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这在方法论上是首创，该书很成功地消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壁垒，这是我们内部的跨学科。其二是该书的历史感，它把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性的问题放在一个历史框架下来理解，给我们以前熟悉的理论以新的视野。
黄芝晓教授说，我们曾经提过我们创造了复旦学派，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是这个学派的特点。在怎么融合的问题上，《传者图像》做了很好的探索。如何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解答新闻学的现象，比如内部新闻自由问题等，这是业界感受最深的，本书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对实践的关怀。
框架与边界
《传者图像》一书别开生面的，是它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框架。黄旦教授介绍说，现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史料的梳理，少的是通过一个逻辑线索，对它进行一个逻辑辨析。因此，我写这本书时，就希望找到一个点，能够把现有的传播理论都梳理一遍，于是找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虽然希望从这个点切入，然后贯穿所有传播理论的野心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存在着弥合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可能。有人说我的这个角度比较取巧，从新视角看老理论就呈现出新的东西。但我觉得不仅如此，其实通过这种梳理，肯定能加深对这些理论的认识。
对于这本书独特的理论框架，与会学者表示赞赏，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孙玮教授认为，《传者图像》用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线索来串是个比较奇特的想法，但这个做法本身有个疑问：这种描述是对历史的还原还是一种重新建构，即历史研究是去还原理论在那个历史现实情境中的意义，还是通过这样的梳理建构出一套新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另一个疑问是：这本书把社会科学其他视域引进到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当中，造成视野过大，那么边界在哪里？比如讲到新闻客观性时，若把视野再扩大，客观性问题就可与现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机制）的运作在美国及欧洲的变化密切相关，若把这个角度引进来看客观性，可能又会有新的结论。但是边界究竟在哪里？大家常说新闻无学，它没有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支撑整个学科。我们是要建立这个边界呢，还是要像文化研究一样打破这个边界？
黄旦教授解释说，从主体的角度来讲，任何的还原都是建构。但我的理解是，任何建构都应该是立足在还原的基础上，而非为了建构而歪曲原来的面貌，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还原的目的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学科边界，是个需要根据不同研究的主题在技巧上把握的问题。例如新闻客观性问题，它不仅是新闻的问题，也是各个学科的问题。我的任务是从新闻传播范围内进行阐释，是我们自己学科视域内的客观性。在这方面做到清楚明白，即是边界确立的依据。做研究应该有个目标，即通过研究去说明什么，不是无谓的掉书袋，为说而说。边界过于扩大后，讨论的就可能不是我们行内的问题了。我不赞同很多人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把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一个概念叠床架屋，然后层层地推演出来。比如从新闻真实里推出很多很多真实，作为个人爱好兴趣未尝不可，但绕来绕去，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必要性不明确，反而容易使人看糊涂。
针对《传者图像》的理论框架，吕新雨教授批评说：该书命名为《传者图像》，从媒介组织的内部和外部来讨论新闻客观主义，赋予它新的理解，这对新闻客观主义所作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个成立只是一半，到框架理论为止，问题出在此后。首先，应该在这本书的名字前加一个定语：西方的。这本书里没有处理中国的问题。虽然在读此书的前半部时（法兰克福学派前），我们都明白，它的问题意识是隐含在里面的，它和中国的新闻实践有内部的对话关系。但是到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就开始断裂，法兰克福学派这个章节基本上变成一个综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怎么样继续从传者图像，即从媒介组织生产的这个角度去看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一以贯之。这种断裂也中断了和我们之前批判性视野间的联系，包括对议程设置、内部新闻自由和媒介管理组织之间的张力的论述。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我们通向批判学派打通道路的。路虽已通，却停滞不前。
吕新雨教授认为，此书在处理框架理论的时候，作者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新闻学的内部是无法解释新闻学的。此书对框架理论非常重视，但是框架理论最强调的是从它来看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影响。民主和公共性是此书的主线，政治话语和框架隐含其中，并都可通过传者这个框架议题来体现。但在处理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时，这个框架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没有吸收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去讨论传者，即媒介组织的问题。
孙玮教授认为如果按照吕新雨教授的意见，可能就是另外一本书，因为这并不是作者试图要表达的。
思想的碰撞
围绕《传者图像》涉及的具体理论，与会学者也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陆晔教授着重对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她说，在西方，新闻报道的选择不得不考虑来自广告主的直接压力。但是在一些比较具有批判视野的学者眼中，这些所谓的从知识的新闻到娱乐的新闻到广告的新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广告的影响不在于来自广告商的直接的压力，即报道因触犯广告商的利益而不得刊出；而是在于整个商业化、消费主义的消费倾向，带来了很多影响，首先是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形态，使之越来越像广告，寻求感官刺激。另外，这种潜移默化的控制其实和消费主义有关。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研究里，也会谈到这些话题。但是《传者图像》中论及社会控制这一章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却在后面讲文化研究的章节中提到这点。黄旦教授对此回应说：来自信源的压力（包括广告主的信源）和来自消费主义的压力分属两个层面。消费主义按照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来说，属于文化的层面，来源于消费社会产生之后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其中对符号消费影响了新闻的形态。这是从文化的层面上去谈。如果这样来展开，就可能越出了此书要阐述的基本主旨。
《传者图像》一书在论述便士报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贡献时说，客观性是一辆马车，拉动它的两匹马一匹是商业，一匹是政治。因此便士报也强调公共性，而并不像通常新闻理论所说的只强调商业利益，或者是进行了一些技术的处理，为了迎合市场上不同的主体，它不得不把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抹掉。《传者图像》中提出，这两个秩序应该调换一下或者至少并排，实际上便士报首先是以自己的公共利益来赢得自己的读者，然后才赢得了市场。孙玮教授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本书中类似的许多论断颠覆了传统新闻学中长久以来被认同但并没有被仔细探究过的观点。但她也指出：事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和政治（或公共利益）之间也未必是两股冲突的力量，市场有时候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虽然有时也为政治服务。
对此，黄旦教授解释说：两架马车的提法是席勒提出的。便士报的兴起是以工人报刊的没落为代价的，便士报接过了工人报刊在启蒙时期对理性启蒙的重任。这和传统新闻学中提到的民主政治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市场和政治两者不可偏废，不能说哪个为先哪个为后，这是对席勒说法的一个小小纠正。
曹晋副教授说，西方媒介在与商业浪潮抗衡时，还创造了另类媒介，这在《传者图像》一书中没有提到。在商业冲击之下，新闻业内部的人员想到了另外一种改革的途径，去创办没有商业机制约束也没有权利控制能让弱势群体来参与的媒介，被称之为另类媒介或者独立媒介、激进媒介。期望通过去资本控制、去商业化和去本质化，并把专业主义的精神部分转到另类媒介的创办当中，使专业主义在媒介转型过程当中彰显其力量。现在另类媒介的声音已经非常响亮，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引起了关注。
曹晋副教授还提到，《传者图像》一书很有针对性地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了概括，但是对于传播政治学是否能称之为“学”，仍抱有疑虑。
第8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抗剥落剂;沥青;黏附性
沥青与集料的黏附性是评价沥青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直接影响沥青路面的使用质量和耐久性。良好的黏附性是保证沥青路面具有足够高温稳定性、良好的水稳定性以及良好的耐久性的重要条件。
酸性石料具有强度高、耐磨性能好等优点,是良好的筑路材料。然而由于酸性石料与沥青的黏附性不好,不能满足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所以在使用方面局限性很大。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经调查,省内酸性石料蕴藏量丰富,并且容易采集、加工。如果采用则可以节省大量的公路建设资金,大大降低公路造价。对于青海省而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恶劣的气候条件,单一的经济模式,青海省经济相对较为落后,公路发展相对滞后。公路建设应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为原则,以最小的资金投入、最低的施工成本、最好的使用质量为目标。因此,解决青海省特有酸性石料与沥青黏附性的技术问题具有非常重要、长远的现实意义。
沥青抗剥落剂是解决道路石油沥青与酸性石料黏附性较差问题的一种添加剂,可以通过降低沥青与集料之间的界面张力来提高沥青与集料之间的黏附力。目前市场上的抗剥落剂有很多种,根据青海省的气候条件、环境因素、经济水平以及施工方法,确定适合青海的抗剥落剂品种和掺配量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1研究的方案
1.1材料的选择
本课题的目的是研究改善青海地区酸性石料与沥青黏附性的技术。因此集料的母岩是根据青海路网规划,选取路网规划路线沿线分布较广的酸性石料花岗岩、砂岩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择碱性石灰岩作为对比。
根据《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2004)中关于沥青路面施工气候分区的划分,青海属于3-2-2区。昼夜温差大,紫外线照射强,沥青老化快。再加上考虑到青海省公路建设的资金等因素,本课题按照《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2004)的规定(见表1.1),选用青海常用的新疆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厂生产的道路石油沥青A-110#作为试验用沥青。
根据青海省的气候条件、环境因素、经济水平以及施工方法,初步筛选了四种抗剥落剂作为试验用抗剥落剂。分别是四川成都卡洛公司生产的卡洛胺抗剥落剂、西安公路研究所研发的PA-1型抗剥落剂、江苏镇江金阳道路材料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JT-K1型抗剥落剂、上海同济大学制备的TJ-066型抗剥落剂。
1.2实验方案
先将所选用的三种石料与克拉玛依A-110#原样沥青用水煮法进行黏附性等级评定,然后在将所选择的四种抗剥落剂以不同比例分别掺配于克拉玛依AH-110#沥青中,进行黏附性等级评价,通过对比,筛选出适合用于青海地区酸性石料的抗剥落剂的品种以及最佳掺配量。方案如图1所示。
将选定的比较适合青海公路建设的抗剥落剂(不少于两种),按最佳掺配量掺加到沥青中进行薄膜加热试验,对沥青老化前后的黏附性能进行比较。方案如图2所示。
1.3实验方法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评定沥青与矿料黏附性的试验方法。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有水煮法、水浸法、光电比色法和搅动水净吸附法等。本课题按照我国《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JTJ052-2000)的规定,采用水煮法评定沥青与集料的黏附性。具体步骤如下:
水煮法的具体方法是:
①将集料过筛,筛孔尺寸为19mm、13.2mm。选取粒径13.2mm~19mm,形状接近立方体的规则粗集料5个,用洁净的水洗净,放置温度为105℃±5℃的烘箱中烘干,然后放在干燥器中备用。
②将一个大烧杯盛水,放置到有石棉网的加热炉上煮沸。
③将集料逐个用细线在中部系牢,再放置105℃±5℃的烘箱内1h。
④准备沥青试样。
本课题采用的沥青是克拉玛依A-110#袋装沥青。从袋中表面沥青以下,侧面以内5cm以上部位取样。将取出的沥青试样放入盛样器皿中带盖放入恒温烘箱中,加热至完全熔化(烘箱温度设置为135℃~150℃)。将盛样器中的沥青通过0.6mm的滤筛过滤,立即分别装入5个擦拭干净并且干燥的沥青盛样器皿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沥青温度下降,可放入烘箱中适当加热,但加热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①逐个取出加热的矿料颗粒,用线提起,浸入沥青试样中45s后,轻轻拿出,注意使集料颗粒完全被沥青膜所裹覆。
②将裹覆附沥青的集料颗粒悬挂于试验架上,下面铺一张纸,使多余的沥青流掉。并在室温下冷却15min。
③待集料颗粒冷却后,逐个用细线提起,浸入盛有煮沸水的大烧杯中央,调整加热炉,使烧杯中的水保持微沸状态。(注意:微沸指的是容器表面后破裂的现象。)为避免脱落的沥青在取出集料颗粒时又粘回集料表面的现象,应及时将脱落漂浮在液体表面的沥青用纸粘走。
④浸煮3min后,将集料颗粒从液体中取出,观察集料颗粒表面沥青膜的剥落程度,按规定评定沥青与集料的黏附性等级(注意:为避免已脱落但仍聚集成团黏附在集料颗粒表面的沥青在取出颗粒时又铺展开,造成没有剥落的假象,应在未取出时就先观察沥青膜的剥落情况,做好记录)。
⑤同一试样应平行试验5个集料颗粒,并由两名以上经验丰富的试验人员分别评定后,取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沥青与集料黏附性的评定方法见表2。
先将所选择的石料按试验规程的要求制作成试验样本,进行沥青原样与集料的黏附性试验,试验结果见表3。
根据试验结果可知,克拉玛依沥青A-110#沥青虽然是路用石油沥青中各项指标均较好的沥青,但是与酸性石料的黏附性也不能满足规范要求的等级。除从西久线K676+900处取来的砂岩试样刚刚达到规范要求的黏附性等级Ⅳ级外,几乎没有符合规范要求不小于Ⅳ级的标准。而石灰岩均达到规范的要求,验证了酸性石料与沥青黏附性较差的事实。
为了能够准确地选择适用于青海酸性石料的沥青抗剥落剂以及确定抗剥落剂的合理掺量,本课题将四种抗剥落剂各按0.3%、0.4%、0.5%的剂量与克拉玛依沥青掺配,分别与所选择的石料试样进行黏附性试验,评定黏附性等级。实验结果见表4。
根据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花岗岩来说,卡洛胺、PA-1型、TJ-066型、JY-K1型四种抗剥落剂中卡洛胺和PA-1型这两种抗剥落剂改善效果明显。外掺0.3%的抗剥落剂时,已出现改善情况。当外掺0.4%时,有明显改善效果,黏附性等级能达到Ⅴ级,个别效果差一点的也达到了Ⅳ级,满足规范要求。TJ-066型和JY-K1型所需掺量大于卡洛胺和PA-1型,直到外掺0.5%时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效果。
对于砂岩来说,掺加抗剥落剂的确是改善与沥青黏附性的好办法,改善效果十分明显。从表4可以看出,0.3%的抗剥落剂就能改善砂岩集料与沥青的黏附性,已经能够满足规范要求。当外掺0.4%时,黏附性等级均能达到Ⅴ级。
对于石灰岩而言,由于集料本身与沥青的黏附性就好,就已经能够满足规范的要求,所以添加抗剥落剂改善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经过试验结果的分析,初步确定抗剥落剂优先选择的品种是卡洛胺和PA-1型抗剥落剂,最佳掺配量为0.4%。
为了进一步验证试验结果,针对0.4%的剂量进行了掺加剥落剂的沥青与集料黏附性的对比试验,结果见表5和图3、图4及图5所示。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对于花岗岩、砂岩等酸性石料来说,四种抗剥落剂中卡洛胺和PA-1型的所需掺量少,抗剥落效果明显,添加后的沥青黏附性能稳定。而TJ-066型、JY-K1型两种抗剥落剂需要的掺量大,添加后沥青的黏附性能不稳定。可以判定卡洛胺和PA-1型两种抗剥落剂与TJ-066型、JY-K1型两种抗剥落剂相比,抗剥落效果更好。
由于沥青混合料路面施工和使用过程中是暴露在大气环境中的,受光照、降水、气温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课题对掺加抗剥落剂后的沥青黏附性等级进行了沥青老化前后的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见表6。
通过试验说明,卡洛胺和PA-1型抗剥落剂适用于改善青海地区酸性石料与沥青的黏附性,抗剥落效果好并且稳定。
3结论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试验研究分析表明,针对青海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石料特点,卡洛胺、PA-1、TJ-066、JY-K1型四种抗剥落剂中,卡洛胺、PA-1两种抗剥落性能较好,适合用于青海地区的酸性石料,提高黏附性等级较明显,性能稳定。
(2)根据不同掺量的对比试验结果分析,并根据青海省公路工程施工实际情况和经济造价,确定出抗剥落剂的最佳掺量是0.4%。
(3)经耐久性抗老化试验验证,卡洛胺、PA-1两种抗剥落剂的性能稳定,老化前后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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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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