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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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在美国参与的重大海外战争中，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外，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之后的几次战争，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大有斩获，实力得到了增强。所以，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此次对伊战争不会亏本。1991年的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公认美国赚了钱。美国官方称，海湾战争总费用为610亿美元(换算成目前的币值约是800多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由34个国家组成，美国之外的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约占总兵力的24%，但它们支付了战争总费用的88%。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国就承担了其中的484亿美元。美国实际在海湾战争中只花了70亿美元，不足全部战争费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由于计算者角色身份和计算方式不同，目前存在不同的战争费用版本。

一种是美国官方的计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切尔·丹尼尔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他估计伊拉克战争所需费用大概在50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这远远低于此前白宫官员的估算。这一数字，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军费开支要少一些。如果按目前美元可比价格，当年的军费开支大约是8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超过6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预算是建立在能够速战速决的预测基础之上的。如果战争拖延长达一年，战争军费开支可能将增加到1400亿美元。不过，这也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根据美国国防部预算部门的估计，美军计划从攻打伊拉克，打败伊拉克，占领伊拉克，重建伊拉克，以及从攻入伊拉克第一天起就必须开始的人道援助，总共将花费高达950亿美元之巨。这还不包括萨达姆在做“困兽之斗”时，对伊拉克经济基础建设所进行破坏的复原经费。

美国国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军费及相关支出将令美国纳税人在今后数年间每年承担约200亿美元费用。对战争的直接军费开支的预测只是预测军事冲突代价的一部分，事实上，冲突后的各项花费可能更惊人。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维和士兵的人数将在7.5万到20万之间，维持和平的时间在5年到10年之间。如果按照目前在科索沃的美国维和士兵的花费——每人每年20万到25万美元，总额最少是750亿美元，最多是5000亿美元。

另一种是来自学界的计算。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对伊拉克战争：费用、后果和选择》报告中强调，对伊拉克开战的开销非常庞大。

首先是占领伊拉克和维和部队所需的庞大费用。占领伊拉克平均每年要花费170—450亿美元。如果战后的局势和阿富汗战后的局势一样敌对，这一数字可能还要更高。这还只是一年的费用，而战争可能“至少需要5年，甚至可能延长到20年。因此最保守的估计可达750～5000亿美元”。

根据诺德霍斯的估计，用于国家重建的费用可能达到300亿美元。如果马歇尔式的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二战后在德日推行的“西式民主”)在伊拉克实行，各种费用还要大幅增加。诺德霍斯估计，如果要使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伊朗或埃及持平，且伊的半片江山都有待重建(考虑到伊10年来所受的制裁和空袭的可能)。如果按照联合国为黎巴嫩、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标准，每个伊拉克人1年应该得到不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这样算来，重建投入应该在250亿美元一年，因为伊拉克人口大约是2500万。但伊拉克重建不仅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也缺少社会基础，因此应该至少将时间延长到6年，这将至少增加750亿美元。这样一来，伊拉克重建将从一般性重建所需的250亿扩张到近1000亿美元。

接着是对伊拉克甚至可能是其邻国的伤病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费用。考虑到其中的变量，这一数字很难确定，诺德霍斯估计有100—500万人将需要援助，按照1到4年的时间计算，这笔费用可能在10—100亿美元之间。

最后是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它给石油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最坏的局面是：石油产量减少25%，而油价攀升到75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也将随之上升到3美元/加仑。美国每年用于石油进口的费用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震动和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萧条。诺德霍斯相信，如果不考虑给石油市场带来的震动或生化武器的使用，战争的损失也可能达到16000亿美元。

诺德霍斯总结说，布什上台以来已花光了美国本年度36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盈余，现在美国正再次面临财政赤字。令人担心的是，庞大的军费支出将扩大布什政府财政赤字，影响教育、卫生、就业培训以及其它多项社会福利支出；这仗一打下去，美国虽然赢得胜利，但实际的经济以及政治付出将难以估计。

在战争中亏本还是发财?

战争对美国经济间接的影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经济连同美国经济一并会遭到重创。

分析家认为，美国消费者信心会因为对伊战争不断下跌，消费者开支是美国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占了大约2/3，如果消费者不花钱，美国经济就迟滞不进，而美国企业因担心恐怖袭击而用于加强安全防范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势必影响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利息水平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随着战争可能发生，经济势将受到更大打击。但经济学家担心，利息长期处于低水准，长久下去容易造成部分泡沫化现象。美国十分具权威的经济评议会最近对5000个美国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重。就业市场不佳和金融市场起不来，油价只升不降，以及战争不安情绪不断升高，与可能再出现的恐怖攻击威胁，令民众无心消费。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洛奇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会引起新的油价上涨，而对处于缓慢增长中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种石油冲击足以让它重陷衰退。如果油价从现在的每桶30美元涨到45美元，则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都要增加，对非能源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也会减少。企业可能更加不愿意去投资，而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都会降低。

石油产量上的减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猛升，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估计石油价格将会上涨3倍，高达每桶75美元(2002年平均每桶25美元多一点)，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因此将上涨至3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进口石油的费用每年将上涨2000亿美元。石油价格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持续两年半的时间，因此总额就成了5000亿美元。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大约是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按现在的美元价格)。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认为，如果对伊战争旷日持久，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今后10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9万亿美元。预计本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30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财年的赤字更将高达3070亿美元。对伊动武所花费用，就算以最保守的400亿美元计算，对政府财政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对伊战争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因为“倒萨”行动成功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增加。达拉斯的经济学家考斯格罗夫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放开，那么短期内油价会降到每桶15至20美元，这对世界经济是个利好。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的石油市场分析家谢明斯说得更加明确：美国正与英国、日本就石油储备问题进行协调，一旦对伊开战，以美国目前近6亿桶贮存总量的战略储备，每天可以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420万桶原油，这不仅足以弥补由于开战造成的中东石油缺口，而且还可以大赚一笔。

事实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虽然沙特和科威特分别在战争中损失了600亿和400亿美元，但是由于海湾战争后的每桶原油比战前高出20多美元的价格持续了一年，这又使得它们从出口石油的利润中得到了补偿。照此分析，这次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做到让军火和石油为战争埋单。再考虑到战后美国还可以从伊拉克获得巨大的战略与石油利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在此次“买卖”中绝不会亏本。

军火买卖也会在战后成为美国经济亮点。据专家估算，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其利润在50%以上。近年来，借助实战展示新式武器的性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推销新型武器的新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美国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将使用最新的适合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武器。例如，最新型的主战坦克M1A2，其数字化电子设备的比重达到90%。这些高科技新型武器，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水平所达不到的，要想拥有就得找美国买。所以，一旦仗打完了，就会引来大批订单，美国只需要做好收钱的准备就行了，美国的军火商们又要大发一笔了。

战争费用不等于经济成本

伊拉克仍将存在，虽然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时代行将结束。美国“改造伊拉克”的基础就是仿照阿富汗的方式重新安排伊拉克的权力格局。这就是美国不惜血本要萨达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第2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一）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起源苏姗•斯特兰奇（SusanStrange，1971）是研究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她认为国际货币的形成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根据政治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的使用，Strange将国际货币分成四类[4]：“宗主国货币”（Mastermoney）、“顶级货币”（Topcurrency）、“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鄄rency）以及“中性货币”（Neutralcurrency）。下面文中对四种货币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述。宗主国货币指霸权国或帝国主义国家迫使其他国家使用本国货币，即货币的发行国通过政治统治对附属国家或者殖民地使用该国货币施加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的英镑以及二战后法郎区的法郎是宗主国货币的典型代表。顶级货币指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货币发行国在世界经济中拥有绝对领先的经济优势，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为代表。协商货币指国家不是因为武力而是因自愿的原因支持外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其中“自愿的原因”指的是除了相关货币信誉、流动性和交易网络经济因素之外，同时还受到货币发行国提供的援助（aidpackages）、市场准入承诺或者军事保护的影响。正是由于外国对货币发行国存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voluntaryincentives）以增强这一关系。20世纪初期，由于与法国或德国存在紧密的经贸往来和金融联系，使得法国法郎或德国马克在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中性货币指货币的国际使用根本上源自强大的但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并且中性货币发行国缺乏促进该国货币国际化使用的偏好。例如，瑞士法郎和战后时期的德国马克就属于中性货币。同时，四种国际货币分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Strange，1971）。比如，英镑在成为顶级货币的同时，也是英镑区的宗主国货币；纵观英镑国际货币地位的兴衰，英镑经历了从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到协商货币的历史变迁。CatherineSchenk''''s（2010）以二战后日渐衰落的英镑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强化了Strange的整体分析。Schenk的分析表明英镑衰落这一进程的时机以及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过程所决定，这了Schenk先前认为英镑衰落是由经济惯性相联系的网络外部性或“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认识。英国通过展开双边外交协商，与英镑外汇储备国达成一致———英国为后者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英国官方明确保证后者所持有的英镑外汇储备的价值稳定，而相应地，后者获准进入英国国内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支持英镑的交换条件。

（二）政治因素④影响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两种方式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的四种分类为剖析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分析框架。Helleiner（2008）[5]以Strange（1971）国际货币概念为基础阐明政治因素影响国际货币地位的方式。（1）直接影响方式。直接影响指政治因素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不考虑经济决定因素。Helleiner（2008）认为政治对宗主国货币和协商货币发挥作用，而顶级货币和中性货币获得国际地位主要源自其内在经济吸引力，政治的作用相对有限。以宗主国货币为例，货币发行国对其附属国发挥强制权力是宗主国货币使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协商货币而言，发行国与支持发行国货币的外国以及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协商货币的国际使用。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当局通过美元化外交（dollarizationdiplomacy）在拉丁美洲积极推动美元的使用，使美元充当汇率的货币锚以及外汇储备，甚至于呼吁整个美洲国家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区，作为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2）间接影响方式。间接影响指政府通过对市场为基础的三个核心经济决定因素：信心、流动性和规模实施作用来鼓励或者阻止关键货币地位的形成。Walter（2006）认为国内政策与制度安排通过影响货币信誉和流动性从而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货币国际化的有利因素包括致力于维护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有限政府等。美联储在20世纪初建立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信贷（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为提升美元信誉和纽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欧洲政府当局未能建立统一欧元公债市场，又同时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欧元在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上难以与美元债券市场相匹敌。

二、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元为例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正式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迄今为止，美元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交易中拥有支配性地位，下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一）美元依赖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顶级货币学者ToruIwami（1996）[6]测算显示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870年就超过了英国，尽管如此，当时国际外汇储备货币主要是英镑、法郎和马克，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还可忽略不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牢牢占据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数据显示，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38%，英国的比重下降到14%[7]，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超过英国的两倍。20世纪20年代，在其他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美元是唯一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并可兑换的货币。随后，美国经济受益于战争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以及外部需求的增加，推动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这也可以从二战后相关数据中得到佐证———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的53.9%，出口贸易占到全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75%⑤。纽约也成为与伦敦相提并论的金融中心，为欧洲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筹措资金。美国凭借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了以“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清算支付手段和各国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元成为顶级货币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地位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依靠超强的经济实力为成为顶级货币后，美国政府通过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在“欧洲复兴援助计划”中提供“美元信贷”，欧洲各国则扩大美元在欧洲市场贸易、投融资计价结算使用。战后欧洲各国美元储备紧缺，而欧洲重建需进口美国产品并支付大量美元，形成“美元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欧洲国家提供短期美元贸易信贷⑥，同时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技术和设备各种形式向欧洲提供援助。二是美国通过为外国政府提供军事保护扩大美元的国际化使用。在第二次美元危机中，德国（当时是西德）没有加入法国批评或者挑战美元超级特权的阵营。出于安全考虑，西德在经济上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美国赤字，以继续持有美元储备为条件作为美国安全保护交换（zimmermann，2002）。美国和大多数欧洲人将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视为为各国联合防御（安全）而提供融资。不仅如此，美国的盟友如日本，阿拉伯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均依赖美国军事安全网。三是美国通过外交谈判进一步巩固美元石油计价货币地位。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为了维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秘密协议⑦。石油美元体系确保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引致市场对美元的额外需求。作为全球最大宗的贸易，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四是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市场，形成东亚美元本位。东亚美元本位制下东亚国家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并且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固定的汇率制度为东亚经济的稳步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东亚国家积累高额美元储备流回美国金融市场，为美国储蓄缺口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东亚国家与美国形成密切双赢依存关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使人民币地位与中国综合实力相匹配，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选择之一。政府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⑧。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际货币的分类以及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使用影响的两种方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分析重点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中涉及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以及区域影响力三个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研究。

（一）外交协商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协商（diplomaticnegotia鄄tion），即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双边协议来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鼓励签约政府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1）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指两个交易主体在一段时间内交换两种不同等值货币的行为，以此约定为基础签订的协定称为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最早的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是19世纪60年代美联储与14个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元-黄金比价以及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8]。人民币与美元相比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央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央行的目的在于在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为境外主体人民币使用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通过外交协商用政治因素来影响经济因素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方式。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陆续与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24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签署了总规模高达2.6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境外人民币流动性支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调节境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二是满足双边贸易、投融资活动中人民币结算支付和交易需求。三是搭建人民币清算交易网络平台。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广泛覆盖，为搭建离岸人民币交易网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多层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四是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直接兑换创造条件。本币货币互换为进一步活跃离岸人民币交易提供空间，同时也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开展直接交易创造了条件，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2）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一般指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一系列特别协议和条款，双方据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考虑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关程度，文中主要以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为分析对象。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允许两国本币（或只是人民币）用于两国跨境贸易的结算。自200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双边本币结算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可接受程度，人民币使用由最初的边境贸易扩展到一般贸易的本币结算。二是中国在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中推进双边本币结算。金砖国家银行通过签署金融合作协议⑨，稳步推进金砖国家间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为各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服务。如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本币结算份额2013年达到6.8%[9]，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贸易和能源项目上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本币结算份额的上升。三是中国与经贸密切往来的亚洲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两国贸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为双边货币直接兑换提供支撑。在双边货币实现直接兑换条件下，进一步带动双边本币结算。比如，中国是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韩元、澳元的直接兑换有助于双边本币结算。

（二）自愿激励与人民币国际化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自愿激励指由于外国对该国存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以增强这一关系。文章从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两方面展开分析。（1）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能够提高本国经济金融的相对稳定性，包括多元化央行外汇储备、推进本国货币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使用以及巩固本国金融市场的地位。①外国央行通过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多元化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以减小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潜在风险。从外汇储备余额来看，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合计12.1万亿美元，其中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五国外汇储备占全球比重高达75%[10]。新兴市场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资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储备美元资产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和货币错配等种种困境。目前，东南亚、东欧、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相关数据显示，全球至少已有40个国家的央行投资了人民币。②外国政府在人民币双边本币结算进程中可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给外国政府试图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使用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金砖国家双边本币结算为例，卢布国际化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符合双边共同利益；中巴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也与巴西在拉美南方共同体中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机制，试图降低美元为交易中介货币的结算方式相一致。当然要实现本币结算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双边货币汇率是否稳定，即两国金融市场是否健全，经济基本面是否稳定，这为完善本国金融市场提出了要求。③外国政府出于巩固本国金融市场地位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使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失衡状态发展到相对稳定状态，这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机遇。英国政府为了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人民币清算和结算谅解备忘录，为人民币在欧洲的离岸业务提供交易平台，并且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正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助推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显然，伦敦会主动参与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在经营人民币业务中获益，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不断扩大。中国政府渐进地允许部分外国金融机构参与人民币业务经营，为金融机构提供先期经营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政策和机会，使其获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从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事实上，自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许多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包括汇丰、渣打和花旗等在内，通过全球网络和丰富的跨境业务经验向其合作客户推荐人民币业务。国际银行为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企业提供交易费用折扣。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外汇与债券发行市场的快速增长，从而对伦敦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更好的参与人民币交易。

（三）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与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亚洲是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最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中国致力于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这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的使用。（1）中国以自身发展为根基，积极参与本地区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安全和经济发展。首先，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致力于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通过推动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之间互信，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与认同感。其次，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实现中国与自贸区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亚洲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亚洲国家更多依赖中国这一出口市场。自2002年以来，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的依赖超过了日本，且超出的幅度有扩大的趋势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即亚洲区域经济正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内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其中，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通过政府层面展开区域合作论坛，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之间在产业价值链融合、双边货币结算以及货币直接兑换合作。（2）中国利用自身充足资金开始在亚洲地区输出（官方）资本，加大资本与金融在外交战略中地位。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亚洲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弥补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的巨大资金缺口，加大亚洲区内投资和贷款，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推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国通过动员亚洲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不仅提升亚洲各国充裕资金的利用效率，还将提升中国在亚洲对外投资和贷款影响力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好道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3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引语：中国加入WTO以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逐步实现对入世前的承诺，同时也在完善一些法律法规规范国际贸易。但是，我们长时间以来遗留下来的东西依然对于我们之后的贸易操作有这很深刻的影响。从欧美的反华倾销到最近的俄销毁华人物品，无不一次在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或者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给我们所带来的遗憾。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很多，政治风险只的其一，也较难防御。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以下在国际贸易中对于政治风险的防御。我想如我们的国际贸易实体能做到举一反三，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做的更好，更大，更完美！ 一，国际事件的目的。 前段时间总书记还访俄呢，又举办了中俄建交60周年以及俄国汉语年和中国俄语年。很遗憾也很让人很惊讶的是在这大好的形势下，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华人价值20亿美圆的物品被销毁了。这是件遗憾的事.但是，我们足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做事方式方法。无论是大到利润之战——塞鲁及里亚，小到国民利益保护——销毁华人物品。这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大国的风范，说是说，做毫不手下留情，对我有利的我寸步不让！和有些国家一旦受到利益损害只是一味的谴责和严重谴责相比，那就是原子弹和手榴弹相比了！ 在国际世界里，没、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必有其起因和该国要想达到的目的。没有没有目的就发生事件的。韩国不顾国际态势一意孤行的研制核武器就是为和美国谈判引起美国的注意，想在国际大环境里战有一席之地；印尼前几天在我海域强行扣押我国渔民，也只是想想世界证明，这里是我的地方。你们来是对我的侵犯，我就要采取行动。是一种强化领土权利的行为；俄国这次行动无非是告诉在俄华人，你们不能意味的侵占我们的市场，拿你们有优势的产品来消灭我们的民族企业，如果和国际形式连起来，那么应该是要说，我们俄国的强大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都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和人民不受侵害。从而向世界想美国证明，我们的强大来自己我们强硬的态度，即使和是我们的盟友也不例外（前段时间，美国和俄国在为一块军事基地争的很厉害。） 二，我们华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特点及缺点。 大家都是知道我，国际贸易中有些风险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利润政治风险。前一段时间好好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点摩擦就翻脸呢？！这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我们只有在长期的合作的贸易中积累大量的经验关注以下时事动态在事件发生之前有所感知即使转移贸易。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对于华人来说，这是最办办到的事情。俄国销毁华人物品这不是第一次，再举例就说到法，德，美也多次反华倾销。所以，在这里就存在以下问题： 1，华人无论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即使是同在国外的华人也是只争价格。价格战是华人的一大缺点。 2，不注重提前预防，关注国际事态。中国古人说，商人重利。 3，在商业中原则性不强。 这三点不是想出来的，只要你注意华人经商的特点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外国人是争不过华人的。如果一个外国公司要和中国企业投标一个项目，往往都是中国企业胜出，因为中国企业的报价往往很低不到另外那个外国企业的三分之一。最后为利润就只有偷工减料了。再着，中国制造在那边，可以说市场上面机会都是。为什么呢？！价格太低廉了，没有一个国家的比的过。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就在那边工作，他告诉过我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在那边有一次，水龙头坏了。他去楼下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用了不要一个月又坏了，他还买了个又是那样。第三次再去买还是买了个中国知道的，因为找不到其他国家的。结果四个月用了五个水龙头。 现在的非洲的吸引了很多商人的地方，虽然那里危险很多。如果有机会你想做那边的市场，那么到那边看看也好。我听朋友讲那边很多商店超市都是中国人的。有时候当地政府会去整顿某一个华人的经营场所。其实原本不是那些政府的意愿，而是华人自己为了竞争自己的对手往往向当地政府告密自己的同胞。有些为了点点之争会大大出手。三，怎么样解决这些固有的问题。 有人可能觉得文章似乎有点跑题了，本来应该说是怎么样样避免政治风险的。但是不分析这些存在的问题 怎么避免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存在的风险就的从我们存在的问题来改变。如果我们做产品注重价格注重质量，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话说，还是我上面那个在外国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他有一个也在那边的朋友，女的，有一次他看见这个朋友穿了见漂亮的裙子就问是不是中国制造的。结果人家说，中国制造质量不好，穿一两次就坏了。朋友为了挽回面子说，我穿的这双李宁，已经3年了还好好好。所以，市场在于我们来做，就看你们怎么做了，又人可能越做越大，有人却越做越小。 国际贸易中要避免政治风险，就要注意时事。注意国家环境和自身的操作。这两方面的相互的，如果只重与国际形势那一定不是商人，是政治家；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操作是不是国际化，那肯定有潜在的风险再里面；如果能够不断结合国家形势来改变自己的各项操作逐渐国际化，那么肯定可以避免风险。四，论证结论的实际操作性。 在伟大的结论和言论说到底都是要，也应该到有实际意义能够站的主脚。有其实有很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它的理论系统成功，那么它的实力操作就是成功可以信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论证以下我们的观点和其他的那些东西在这里是不是真科学，那么我所说的到底有没有实际操作性？实际操作后能不能成功？好我论证如下： 依然以这次俄国消华物品事件为例。假如说，我们在俄的华人注意了以前俄国都是在什么前提下采用这样的行动的，或者说注意到了俄和美有争，是不是会有可能预测到这样的事情呢？！ 在国际贸易中很都法律法规和贸易条款都是在每次风险和实际操作中得到修改和证实的，包括海运单据，付款方式，贸易条款等。所以，在国际贸易总结以前的失误和不当逐步的积累经验显得很是重要。如果一味的只是强调防御和规范，而没有把这种行为提高到一定高度，从思想上引起注意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 我想再列举一个事例，我们有很多人是很喜欢炒股和买彩票的。股票有日本人发明K线图，彩票有人发明那贴在墙上用铅笔标注的连线图——我不知道叫做什么。我原来问过买彩票的老板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为了方便来买彩票的人分析。我想做这样一为了招引生意，二来是为了分析行情（买什么可以中奖）。如果我们把国家贸易中的市场看作是股票或者彩票市场。想想用我上面的方法能不能做到少亏稳胜迎合市场

第4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第5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6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 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内涵

第一，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合力”，决定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也是“合力”。 经济滞后、种族纽带、宗教狂热和青春膨胀将会合起来制造一场国内冲突的完美风暴。最容易受到暴力威胁的政权多落于全球化曲线之后，随着产业转型、高新技术发展与放松管制政策，出现了文化产业的国际化与集中化；于是，在文化传统的社会特征、社会关联性、政治性和属性之上，又加上了经济、产业、商业、技术等因素。进而言之，世界文化既成为一种重新占有、交错生成与交融混合的现象；又构成一台能产生利润、带动革新与提供就业的强劲经济发动机。就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带出了一个有两种争议观点的问题：或是，将文化视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或是要通过国际合作，以制定规则并建立起某种平衡。

第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对经济可以起反作用。全球化和地区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构成了互补和趋同的手段；一切相关谈判都要求在更广层次上的知识能力、更加复杂的技术性，并学会运用各国对上述手段的掌握程度。新的国际秩序仍要混合道德与权力，在权力方面，国际秩序需要依赖一个强国的出现；道德方面，此一强国是需要得到普遍国家的认同的，而且对国际和解最有帮助的是经济重建的方式。

二、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

在国际社会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国际政治越来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国际政治全球化发展下的主要问题：

第一，全球公共问题与全球政治权威。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是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而是特指全球层面面临的公共问题，以及在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全球政治权威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适应性强的国家将攫取技术革命的战利品，包括信息、生物、材料和纳米等技术能产生倍数增长的力量结合，它们再加上灵活的制造装置和方法，以及能源、水利和交通工程技术。应对公共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的重要职责，在政治学上尽量将公共权威限制在公共层面而不涉足私人领域，社会科学也把解决“公共困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全球政治领域中也不例外，全球政治学除了研究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之外，重点研究处理全球公共问题的公共权威的活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为全球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第二，全球政治矛盾。在全球政治整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构成了全球政治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决定全球政治发展的矛盾动力来自全球生产力与全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切全球政治现象都是全球资本与劳动互动、国家与世界经济基础特别是世界市场之问矛盾的反映。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在全球政治整体中还依然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和安全困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独霸企图与其它国家对霸权国家的反对，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

全球大多数人由于缺乏消费、流通和交换能力，而实际上被排除于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之外。犹有甚者对许多弱势国家而言，消费标准划下的世界文化产品固然意味着开放和丰富多样性，却也激发了文化贫困化和西方化的困扰。国际政治是属于政治领域，充满权力和斗争，而武力是首选、常用、终极的手段。而国际结构是水平的，但国际不存在一权威的调整者，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在无政府状态中，能力决定了单元的相似性及单元间的关系，这是存粹政治与权力的领域，单元间一切互动不受权威的指导和制约。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高目标；权力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国家首要关注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国家追寻的是权力的制衡。只要满足两条件：无政府秩序及系统是由求生存的个别行为体组成的系统，而构成这二条件，均势政治便可盛行。新现实主义的文化核心是安全，本质上是借用个体经济学里自利的个人主义推为国家主义，并再进一步地分析国际政治，谈个别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目的是要追求安全，而非权力；但是在国际政治的总体体系上，追求的目标是均势，即国家追求安全的结果。国际间在权力均势原则下形成支配体系和从属体系的主从关系，地方性权力性质的从属体系与支配体系关系越紧密，则会减少自主和独立空间，国家间紧密的高度互赖表示受普遍的脆弱性影响，这会使国家不愿置身于加深的相互依赖中。然后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就迫使经济遵从于政治收益。国际结构是水平的，但国际不存在一权威的调整者，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

参考文献：

[1]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J].国际观察，2016，（02）.

[2]张德华.国际政治理论下的当代中国与世界――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代》[J].出版广角，2015，（16）.

[3]李斌雄，赵亚男.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及要义[J].学习与实践，2016，（03）.

第7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关 键 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 正 文 】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 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 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 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 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 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第8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性的实践活动，其整个活动环节都要着眼于当前社会发展的潮流。当前，国与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发展也日益国际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面向整个国际社会，走向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用国际化的眼光和手段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不仅是顺应了社会发展，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发展必然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1]。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开展工作和发展自身。首先，要着眼于现在的国内情况，回首我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继承其中优秀的部分。其次，要昂首远望国际，用世界的视野去分析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不同的理论成功，用理性的思维进行深入的加工分析，选取当中的精华部分，去除腐朽消极的部分，用外来的理论和优秀成果武装我们，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发展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现在社会是开放式的社会，社会上的人也接触到了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过于站在阶级的角度去排斥不同意识形态的产物，要批判的去接受和采纳。现在和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会无可避免的面对着全方位的国际竞争环境，国与国之间的接触、交流甚至是抨击也会更加常见。因此，为了更好的服务人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站上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中求同存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全球化，世界各地区进一步呈现出一体化的现象。全球化的深层次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思想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交互和冲击而变得日益的繁荣，给思想政治教育也带来了新任务。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2]。我国早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策略，随着加入了WTO组织，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更加的深入，国际社会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的紧密。在全球化背景的影响下，思想文化的交锋已经成为各国之间软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政治阶级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为国家和阶级服务。我国当前建设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使人们的道德文化素质能够更加适应国际形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舞台上执行力的可行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顺应了全球化的发展环境，全球化让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更加的合理和可行。

（三）网络时代来临的必然选择

以电子计算机和数字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催生了网络的诞生，网络开启了世纪新纪元，网络已经是当前的一个时代标志。在当前这个国际化的社会中，国际互联网正进行着狂飙式的发展。全球上的个人网站、网络社区、网上商店早就开始以数十亿计算，网络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形态。21世纪以来，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四媒体。网络的发展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阵地。网络的信息传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富有感染力，宣传效果进一步提升，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巨大便利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可靠选择之一。

随着网络日益频繁的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这最终又不可避免的引领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走向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这一结果的产生则原由于网络载体特有传播特质。网络是没有国界的，网络可以随时随地的实现跨地域式的传播。因特网最开始于美国，但是很快收到世界各地的民众的欢迎，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普遍网络，网络的国际化地位早已体现。网络是世界各位人们的信息交流载体，信息传播者一旦把信息到网上则能够即时性的实现信息的传播和共享，分布在世界每一个地区的用户则能够非常快捷的进行信息的获取、选择和接受。网络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地球开始赋予了地球村的美誉称号。网络的传播没有国界的阻碍，世界各地的新思想和文化相互交流，通过网络载体，人们则更容易受到国际信息环境的影响，这又会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带来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则需国际化而顺应这一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应对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并且明文提出要认真贯彻和落实这一重要举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3]，针对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看清楚国际社会发展带来的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提出要培养一批有理想、有实力、有组织的高素质国际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升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的水平。

（一）坚守意识形态阵地，谨防他国的政治渗透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阶级性十分鲜明的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在当前这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是万万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存在和斗争，不能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而给他国的政治渗透已可乘之机，时刻谨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演变。

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通过与别国的思想文化交流和广泛的合作，用理性的智慧去处理不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不仅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的一个选择，还是应对国际复杂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各种外来的思想和文化不断的渗入我国，冲击着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腐朽的外来思想和无孔不入政治渗透，我们应该去如何作为去迎接这一挑战已经变得十分的紧迫和严峻。坚定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是一个首要选择和前提条件。另外，我们也要去比较分析在对外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欧美政治团体对我国分化和和平演变的策略，分析他们隐蔽的途径和方法，进入去更好的借鉴和反击。当然，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一味的去排斥别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十分准备的把握好这个度的权衡，去迎接国际间思想政治教育的交流，更好的应对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挑战。

（二）增强国际化的观念

国际化是当前的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发展潮流，与此同时，“国际化又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我们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还必须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国际化的观念，培养他们国际化思考问题的思维力和视野。

顺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潮流，增强我们的国际化观念，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固有思维和习惯性的传统思维，突破不同社会国家和不同政治体制的限制，适当的放开隔阂，积极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交流，在交流中进行鉴别，批判的吸收。另外，我们还要时刻警醒，谨记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挑战和危机，强化我们的忧患意识，在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中，发展和完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在，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紧密，国际化的组织也越来越多，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看待社会，达成共识共同应对整个世界的问题。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国际化观念，胸怀世界意识和关怀，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这些是必需的，更是紧要的。总而言之，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意识，使广大人们树立关心地球、公平竞争、友善合作，谋求本国的发展和维护整个国际和谐正义。

（三）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内容

在整个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超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层出不穷，人口问题、人于环境的问题、人本关怀问题、国际犯罪走私、恐怖主义等等共有问题现在成为了世界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标。所以，这些现象的出现，就给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提出了全球性的内容要求。简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教育人们，首先，一方面要学习和熟练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欧美政治经济现状；其次，不仅要通晓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问题，还要知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最后，还要熟知我国和国际的历史与发展形势，从全面的角度上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内容。

传统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时候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教育观，这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形势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出了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增加全球伦理、发展和发展的理念体系，借鉴他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最后，在我们大肆的进行国际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还要时刻对受教育进行警醒教育，要时刻防御混入其中的错误和虚假的传播内容，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

（四）注意多种教育策略的综合利用

随着国际社会间的合作和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型综合人才的培养也成为当前人才培养战略的目标之一。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我们就要反省过去单一和封闭的教育途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和模式的完善，提高国际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国际化形势下，要注意多种教育策略的综合利用。首先，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教育模式，改革传统原有的教育者以灌输为主的教育，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反馈，倾听他们的声音。还要改革课堂教学，应该与现实的理论实践紧密结果，增强教育客体的学习效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可操作性。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还应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载体。在现代社会，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都是十分的发达。传统载体特有的传播模式贴切了人们的习惯接收方式，新媒体新的传播特点也有着无与伦比的传播优势同样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综合利用多种载体的综合利用。再次，我们还要去研究世界其他国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去借鉴其中的可取之处，创新国际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一系列的策略都是为了在国际化的道路中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谋求更好的发展。

（五）正确的处理好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化是由我国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没有改变、更不会代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民族化”。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着眼于国际视野，用国际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把当前的国际形势紧密结合和应用到其中去。思想政治教育现民族化则倾向于本国的民族内的实际情况，强调以民族凝聚力发展为核心目标，发展本民族的事业。

现在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少数的发达国家掌控了世界绝大部分的财富，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只有把科学吸收到它们的传统文化中去， 把世界思潮吸收到它们自己的民族生活中去， 才能更新它们自己而又保持它们民族的特点”。我们不能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而忽视本国的实际情况，一味盲目的去接受国际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我们也不能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化而排斥国际社会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是辩证统一的，在不同的社会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应该要有不同的侧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在国际上的碰撞和交流中应该力求国外先进思想文化与本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想结合，这样创新出来的新策略就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整个社会。

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且这种发展趋势必定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间的合作进一步的加强而更加凸显。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这一趋势的必然性和出现的问题，制定可行性的应对策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才能取得更好的实效。

【参考文献】

[1]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J].思想理论研究，2007.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3]新华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

第9篇：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