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审计效率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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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内部控制 成本 审计师选择

一、引言

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然而有关成本的治理结论并未能得到一致统一。传统理论认为权冲突特征明显的公司面对较高的成本需要安排较好的治理机制来弥合冲突，更需要“降低成本的工具”的审计机制，对独立审计师的选择就应当倾向于选择质量较高的审计师来监督，很多经典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假设（Defond，1992；Joseph & Wong，2004）。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问题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两个方面。Fama（1983）最早指出独立董事的存在可以减少成本，此后Sheifer和Vishny（1997）、Singh等（2003）以及国内的诸多学者肖作平、陈德胜（2006）、高雷、宋顺林（2007） 、蔡吉甫（2007）等先后研究发现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债务融资以及投资者关系对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Jensen和Meckling（1976）首先认为独调入立审计服务通过对公司公开财务信息认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成本，起到治理作用。此外，企业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其重要作用开始日渐被学者们所重视，但研究很少。国内外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成本文献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层面。Bushman和Smith（2003）研究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管理者道德风险。杨玉凤（2010）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能够抑制成本。然而，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外部审计以及信息披露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抑制成本。然而，作为公司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对于成本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治理作用，总的来说研究很少，国内仅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情况，且针对第二类问题。其次，尽管已有研究显示：问题明显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但是，选择的外部审计对问题是否起到了治理作用还不得而知。2008年5月财政部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后，标志着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内部控制开始被很多学者的研究所重视，这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现代企业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或者出于治理意图选择的高质量外部审计是否对成本起到了治理作用？在问题的治理上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作用是否相同？企业如何权衡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以上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考察样本，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探讨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企业成本治理效果以及企业对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在治理方面的权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研究目的和已有文献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成本的治理。成本的产生是委托人为监督人是否产生损害自身利益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企业中对人的监督依赖于企业的治理机制。可见，有效的治理机制需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成本（Goh，2007等）。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保证着企业目标的完成，如果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则证明其内部控制有效，因此也应该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企业成本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以往研究发现，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曾颖、叶康涛2005；车宣称，2007等），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寄希望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实现有效治理。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起到治理企业问题的作用吗？本文认为，外部审计的本质作用在于为委托人利益提供保证而不是用于治理，企业对问题的治理更依赖于内部治理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外部审计对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或抑制作用不如内部控制明显

（2）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效果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出于制度的安排，企业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其业务执行效果进行审计，由于外部审计质量高低不同，作为高质量审计代表的四大或国内十大其保证审计质量的同时也会有较高的审计收费，意味着委托人要付出额外的高昂成本，由于内部治理机制对于问题的治理在先，理性委托人会视已有的治理效果而对事务所进行选择，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会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抑制成本，即本身包含了对于问题治理的信息，这种信号使得理性委托人会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用以节约成本，相反，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其对问题治理的效果不明显，此时委托人则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以保证自身利益。即外部治理机制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利益的前提下节约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沪市865家上市公司为原始研究样本，并且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剔除：金融类公司；财务数据异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444个实证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年报，所有的统计分析均由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完成。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1）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首先要制定评价标准并且要将其进行量化。但是内部控制指标构建目前处于尝试阶段，有问卷形式出现（张颖，2009；张川、沈红波等，2009）。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来看，以公开数据构建内部控制指标还不多，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是与否及详细程度（如Krishnan，2005；Doyle，2007a；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或者其披露内容反映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的程度（林钟高等，2007；杨德明等，2009）。仅以年报中是否提到“内部控制”代表是否披露、以披露文字的详细程度表示披露程度，使得内部控制变量设计的经济含义不明确（李享，2009）。虽然，目前沪市上市公司、深市中小企业板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为强制性披露，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审核意见的披露在2010年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实施前尚属于公司自愿的选择，因此在以是否披露为关注角度研究问题时，会存在较大偏误，可见上述两种方法构建内部控制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COSO报告将企业目标的实现视为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而五大要素的存在也是为了保证企业目标能够实现。可见，企业设计内部控制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以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更合理。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应当融于其管理流程（郑石桥，2008）而不是浮于企业的表面形式，有效的内部控制意味着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良好。而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即为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的结果，恰好可以反映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运行的情况（Robert H.Chenhall，2003）。基于此，本文以COSO报告下内部控制应当实现的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具体如下：IC =Operationk+Reportingk+Compliancek。其中：Operation1由“销售收入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Operation2由“销售收入与企业职工人数之比”来衡量。Reporting1为审计意见和财务报表是否重述这两个变量取值之和。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0；审计意见是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重述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未重述时，取值为0。Reporting2=。Total Accrual 表示剔除非经营性损益之后的营业利润计量，Abnormal/Normal Accrual分别表示不可操纵与可操纵应计利润，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分行业回归取得。Compliance1用是否违规来度量，当公司违规时，取值为-1；不违规时，取值为0。Compliance2用“营业外支出的罚没支出除以总资产来度量”。本文将这六个指标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然后加总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2）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成本定义后，存在没有合适的变量去衡量成本这种现象，从而导致学者们对该种成本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 Ang等（2000），Singh等（2003）采用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和营业费用率）、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成本。随着国际学术界对这两种替代指标认可后，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参考这种方法，如金雪军等（2005），李寿喜（2007），张兆国等（2008）都曾用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权益成本的衡量指标。本文借鉴学者们的方法，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净利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分别作为衡量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反映成本的综合财务绩效的测量变量，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管理费用率MFR，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表示，管理费用率越高表明企业成本越高。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管理费用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组织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主要包括董事会费、公司经费、业务招待费、工会经费、差旅费、办公费、各种折旧费和坏账准备等。其中，董事会费、聘用监督人员等费用体现出监督成本的内容；而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与管理人员的行为有密切关系，并且连同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反映了企业的剩余损失。第二，总资产周转率AT，用营业收入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示成本越低。它代表一个综合指标，当管理人员存在过度投资、偷懒、在职消费时会导致资产的无效使用，降低使用效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侧面反映了成本。第三，总资产收益率ROA，用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表示成本越低。它亦是一种综合指标，人用闲暇代替努力工作、投资不当等情况发生时，致使资产使用率较低，会导致企业净利润减少。（3）审计师选择。DeAngelo （1981）, DeFond（1992）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最早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审计服务质量，此后DeFond（1999），Francis（2004）用规模、品牌声誉表示审计质量，区分了“十大”和“非十大”事务所，可见不同的审计师事务所代表了不同的审计质量，审计质量不同，其提供的审计服务发挥的保证或者治理作用也会有差别。蔡春等（2005）发现“十大”比“非十大”更容易发现并且抑制错误的会计行为。漆江娜等（2004）检验出由“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比较低，高质量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更高。但是，四大或者十大审计收费要高于普通事务所，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本文借鉴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排名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BIG10：即普华永道中天、安永华明、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中瑞岳华、立信、信永中和、大信、万隆、利安达信隆作为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取值为1；非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0。

（4）控制变量。本文的假设将由4个模型展开，模型Ⅰ至模型Ⅲ以验证假设1与假设2，模型Ⅳ验证假设3。假设1与假设2的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为企业的问题特征变量，借鉴了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实际控制人性质。模型Ⅳ的控制变量主要为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因素，包括了问题特征变量（股权制衡，独立董事人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审计收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

（四）模型建立本文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1与假设2：

模型Ⅰ：MFR=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Ⅱ：AT=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Ⅲ：ROA=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针对假设3，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Ⅳ：BIG10=α0+α1IC+α2Fee+α3ROA+α4Size+α5DR+α6

DU+ζ

其中，α0 为常数项，αi 为相应指标的回归系数，i=1,2,3，……，ζ为残差变量，变量的定义同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结果显示，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三个变量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的极小值为-17.7918，极大值为14.5989，均值为0.0182，标准差为2.7465，说明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别很大。（表3）的结果显示除了内部控制之外，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企业营利能力）、企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十大与非十大事务所的审计收费的均值也有明显差别。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4）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对于成本有抑制作用，印证了本文的假设1。而审计师选择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没有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这说明外部审计对于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与本文的假设2相印证。而（表5）的结果显示，审计收费与十大事务所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质量外部审计对企业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内部控制与审计师选择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证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需要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越少，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小所，印证了本文的假设3。

（三）回归分析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一个模型的F值所对应的P值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各个模型整体上均具有统计意义。在假设1中，根据模型1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的显性成本；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的效率越高，对隐性成本有抑制作用；根据模型3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加企业的收益且对这两类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相吻合。 在假设2中，内部控制指标得出的结论与假设1中的一致。针对外部审计而言，高质量外部审计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的显性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根据模型2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向关系并但仅在0.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系数为0.116，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系数0.139，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隐性成本的抑制作用要远低于内部控制所起的效果；根据模型3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正向关系，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不能够使企业提升效率，起到综合抑制的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相吻合。模型还显示了公司规模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规模大的公司，所获得的收入较多，获利性强。公司成长性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说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其发生的管理费用较多，但是所获得的投资机会多，因此收益较高。此外，资本结构、股权制衡等代表企业权特征的变量与成本之间也存在显著关系。（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两个主要解释变量与审计师选择有显著的关系，而且审计收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高质量审计师事务所对企业来说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由于外部审计对于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此时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为委托人的自身利益提供更多的保证，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的企业本身的治理效果较好，则会倾向于选择小所，模型中内部控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本文的假设。模型的卡方值与P值显示了良好的拟合性，模型整体显著有效。此外，模型显示了企业盈利能力、股权集中程度对审计师选择也有影响，这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

（四）稳健性检验本文对研究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本文选取营业费用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重新检验发现原有的结论保持不变；将“十大”替换为“四大”作为审计师选择的变量，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结论成立。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明显影响了成本，但是外部审计则对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已有内部治理的效果影响下，企业选择外部审计会视内部控制治理效果与外部审计成本而定，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利益保证的作用，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由于在解决问题方面，外部审计更注重提供企业利益的保证，治理作用尚不具备，因此企业应该更注重加强自身内部控制的建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确认识外部审计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权衡成本，使内外部监督机制实现有机结合。对于成本的治理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本文的研究仅仅选择了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结论。此外，本文选用了成本的替代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成本衡量以及治理的研究还需深入，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系新疆财经大学校级课题“基于权变理论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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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企业组织　内部控制　审计　组织效率

关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历史渊源和逻辑联系的研究，对于梳理二者自身的发展脉络，从而准确地把握内部控制和审计的性质和功能至关重要，也是科学地分析一些现实问题的关键。既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内部控制和审计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范畴，只不过是审计摆脱详细审计（账项基础审计）模式之后，内部控制才被纳入审计之中，作为审计的对象和审计技术的基础，这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另一类认为审计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控制（蔡春，2001），由此以来，内部控制与审计是此控制与彼控制的关系，只不过是运用不同的控制手段作用于不同的控制对象，从而实现不同的控制功能，自然二者会出现交叉乃至互补。应该说，这两类观点出于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体系和核心线索，很难揭示二者本质上的逻辑联系，也很难解释二者互动和交叉发展的深层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说法似乎都不能自圆其说的缘由所在。

本文旨在从考察内部控制的产生和演进轨迹人手，探寻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内部控制与审计的互动与耦合，并引人组织效率的概念和简化的组织效率函数，以便在企业组织的框架内定格出内部控制和审计的性质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提供一条更为科学、合理、开阔的思路。本文的突出特点在于将内部控制和审计置于企业组织这一参照体系中进行研究，并且引人组织效率这一核心概念将二者联结起来。显然，本文的论述并非不能推广到非企业组织，之所以仅限于企业组织，只不过是出于研究的侧重点和方便性的考虑。

一、内部控制的产生和演进轨迹

内部控制必须与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理解，即它来自组织内部，针对组织内部，是为促使组织实现其所赋有的全部或者部分使命（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专门的活动。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组织是相关利益（或非利益，下同）主体的结合体，或者说它是一干相关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结，内部控制存在于（来自或者针对）这些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其目的在于从特定的角度协调某些关系；第二，内部控制是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能是有意（自觉）的，也可能是无意（自发）的，它并不依赖于外在的称谓或者被归结出来的概念。理解这两点，有助于我们把组织内部的控制（control in organizations）和对组织的控制（control of organizations）区分开来（桑德，2000），把概念化、程式化的内部控制和实质上的内部控制活动本身区分开来。从而避免陷入混淆和曲解。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内部控制是伴随着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宽泛而言，自从组织产生之后，伴随着组织追求其目标的努力，就催生了内部控制。企业组织的内部控制是伴随着企业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早期的分工、牵制、授权、汇报、稽查等都是内部控制活动。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内部控制最初是在组织中内生的，而不是外力（外部管制、规范的要求；审计）催生的。

内部控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组织的演进和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变化。内部控制的演进主要表现为控制目标、控制对象和控制手段的变化。按照通行的概括，内部控制的演进遵循着“内部牵制（internal check）——内部控制制度（internal control system）——内部控制结构（internal control structure）——内部控制整合框架（inter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的轨迹。应该说，这一概括大致上勾勒出了内部控制的发展进程。

但是，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内部控制的演进决不仅仅是概念的翻新。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发性（无意识的）内部控制——自觉性（有主观目的性的）内部控制——他律性（管制、规范要求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属性演变）、“零散的内部控制——专项的内部控制——系统的内部控制——综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对象的拓展）、“原始的内部控制——现代手段辅助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手段的进步）等很多线索去探求内部控制的演进轨迹。而且沿着这些追溯线索也能够找到内部控制与审计渊源关系的一些契合点。本文限于篇幅，只根据通行的线索进行论述。

1.内部牵制阶段。从原始的组织诞生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内部牵制阶段。这一阶段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职责的分工和业务流程及其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或交叉控制。内部牵制主要通过人员配备和职责划分、业务流程、簿记系统等来完成。其目标主要是防止组织内部的错误和舞弊，通过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有效性。

2.内部控制制度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制度阶段。这一阶段内部控制开始有了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划分，主要通过形成和推行一整套内部控制制度（方法和程序）来实施控制。内部控制的目标除了保护组织财产的安全之外，还包括增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

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内部控制的发展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把控制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与会计制度、控制程序一起纳入内部控制结构之中，并且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控制环境反映组织的各个利益关系主体（管理当局、所有者和其他利益关系主体）对内部控制的态度、看法和行为；会计制度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确认、分析、归类、记录和报告方法，旨在明确各项资产、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控制程序是管理当局所确定的方针和程序，以保证达到一定的目标。

4.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阶段。1992年9月，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通常以其首任主席的名字命名为Treadway委员会）的主办组织委员会（C0SO）了一份报告《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了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和五大要素，标志着内部控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地确保（reasonablyassure）：经营的效率和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对适用法规的遵循。内部控制要素包括：（1）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正直、道德价值观和能力，管理当局的理念和经营风格，管理当局确立权威性和责任、组织和开发员工的方法等；（2）风险评估，即为了达成组织目标而对相关的风险所进行的辨别与分析；（3）控制活动，是为了确保实现管理当局的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和程序，包括审批、授权、验证、确认、经营业绩的复核、资产的安全性等；（4）信息与沟通，是为了保证员工履行职责而必须识别、获取的信息及其沟通，信息系统中包括会计信息系统；（5）监控，即对内部控制实施质量的评价，主要包括经营过程中的持续监控（日常管理和监督，员工履行职责的行动等）、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的结合（C0SO，1992）。

二、审计模式的变革及其与内部控制的历史渊源和逻辑联系

尽管关于审计的属性有信息论、论、保险论等不同的诠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审计是一项独立的验证活动。相对于被审计的组织（或者，针对内部审计而言，为组织中的某一个局部）而言，审计是一种外来的验证。如果审计可以理解为经济控制的话，它应该是对组织（或局部）的控制。审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但为了简便起见，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审计，即19世纪中叶以后的审计。

审计模式是对审计技术和方法的内在结构尤其是主导因素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产物。审计模式也处在动态的变革之中。从全面（详细）审计发展到非全面（抽样）审计是审计模式变革的总体脉络；根据审计样本选取原则的进步，非全面审计也在不断演进。总的看来，审计模式的变革大致上已经、正在或者将要经历的轨迹为：账项基础审计（transactions based auditing）——制度基础审计（system based auditing）——风险导向审计（risk based auditing）——业务基础整合审计（business based integrated auditing）。

账项基础审计实质上是直接针对会计账目和数据所进行的详细审计，它于19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制度基础审计是通过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程度的审计模式，它大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风险导向审计立足于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并据此对审计进行规划，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业务基础整合审计尚在萌芽之中，其核心是根据以经营业务为基础的风险/控制评价来分配审计资源，也有人认为它是对风险导向审计的发展或改进（胡春元，2001）。

应该说，审计模式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不小的进步。从账项基础审计到制度基础审计完成了审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即由全面审计讲变为非全面审计，大大节省了审计成本。但是，制度基础审计和账项基础审计一样，都属于程序驱动审计（proceduresdrivenauditing），即规划审计时主要考虑的是遵循制度和形成账项的程序及其结果，是一种后验式的方法论导向。风险导向审计考虑了审计环境，以分析和评价审计风险为核心来规划审计，可以促使审计资源在不同风险水平的审计领域之上的合理配置。然而，制度基础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都是审计理论导向（auditingtheoryoriented）的，由于审计理论都是以一系列假设为前提的，很难与现实完全吻合，因而需要以经营业务为导向，针对主要经营业务进行风险/控制评价，据此分配审计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风险导向审计向业务基础整合审计的转变指导思想上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推动审计模式变革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审计目标定位的变化，而后者直接受到了所谓“期望沟距”（expectationgap，即社会公众对审计的期望与审计所实际达到的效果或者执行审计的人员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物质技术（例如抽样技术、信息技术等）、法律责任（尤其是诉讼和判例）和审计技术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审计的期望越来越高，一系列法律责任事件加大了其紧迫性，物质技术的发展也为更高的要求提供了可能性，审计职业界自身也积极参与和推动审计技术的发展和规范，这样，审计目标定位经历了查错揭弊、验证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验证财务报告与查错揭弊并重，最终转变为降低信息（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风险。显然，审计目标定位的变化几乎可以直接与审计模式的变革对应起来。

从表面上看，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历史渊源始于20世纪初早期审计著作中对内部牵制理论的描述。1936年，美国审计职业组织美国会计师协会（AIA）首次提出内部控制的概念（阎金锷等，1998）；直至40年代，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为核心，开发了制度基础审计。此后，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在审计目标定位这个大前提下，不断地互动、耦合。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审计程序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首次阐述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刘明辉，2001）。该定义十分宽泛，招来了审计职业界的非议。于是，审计程序委员会1953年颁布了第19号《审计程序说明》，区分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并在此后的第33号《审计程序说明》中明确指出注册会计师应主要检查会计控制。这种审计目标定位的窄化招致了社会公众的不满，于是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了第55号《审计准则公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取代了内部控制，取消了对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的划分，并且第一次把审计的目光引到分析审计环境上来，孕育了风险导向审计。此后，1992年，C0SO提出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6年，审计准则委员会了第78号《审计准则公告》，以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替代了内部控制结构。此后，开发业务基础整合审计模式开始被一些领先的审计职业机构提上日程。

由此可见，内部控制虽然是内生的，但其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审计的视野之后，在审计目标定位的主导下，其发展十分迅猛，并且同审计模式的变革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乃至基本耦合，从而呈现出外力促动发展的趋势。

三、引入“组织效率”概念的分析与解读

显然，前面的分析是建立在对零散事件的追溯和因果关系的推理上的，主观色彩比较浓厚，而且得出的是表面化的结论。为了找到一条更为科学、合理的思路，提高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需要跳出内部控制和/或审计本身，从一个新的视角找出参照体系。为此，我们不妨引入“组织效率”的概念。

在本文中，组织效率是指组织目标的达成情况。由于企业组织是许多主体契约的联结，因而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最优化模型。另外，组织的目标本身也是动态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组织自身的演进，其目标也会不断演变。就目前主流的看法而言，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向量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或经营成果）的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追求其目标、实现其使命的过程便是提高组织效率的过程。

从内部控制的三项目标看，显然它是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而且，它主要属于管理当局——实际对组织的财产及其经营行使控制权的的利益关系主体——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们不妨假设其他一切不变，将组织效率（OE）与内部控制（IC）的函数关系描述如下：

OE=f（IC）-g（IC）

其中，f（IC）表示内部控制效益（由于内部控制所导致的组织效率的提高），g（IC）表示内部控制成本（由于内部控制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以及内部控制对组织效率的牺牲）。显然，f（IC）和g（IC）都是随着内部控制的增加（深度、广度、精度等）而递增的。这样，自然就会得出一个最佳内部控制点的问题，即内部控制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与经济学上大多数成本效益权衡（trade-off）模型并无二致。

审计也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服务的，但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稍有不同。外部审计实际上是由独立的一方对组织效率水平和状况做出评价和签证，以便起到促进（直接提高组织效率，或者指引出更有效的组织资源配置）作用，因而它是组织效率的一个外生变量。至于内部审计，我们既可以从组织中的科层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干脆把它看作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我们姑且仅考虑外部审计（EA），也对组织效率函数做出单因素的简化，可以得出：

OE=h（EA）-k（EA）

其中，h（EA）表示审计效益（由于审计所促进的组织效率的提高或者避免的组织效率损失），k（EA）表示审计成本（由于审计而耗费的组织资源的机会成本）。同样可以知道h（EA）和k（EA）都是EA的单调递增函数，因而整个组织效率函数也变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模型。这样，审计也存在最佳边界的问题。

如果假设其他因素中立，引入内部控制和审计的双因素模型，可以得出新的组织效率函数：

OE=f（IC）-g（IC）+h（EA）-k（EA）

从理论上讲，尽管IC和EA一个是内生变量，一个是外生变量，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函数关系：对内部控制投入的组织资源越多，内部控制就越健全，所能增进组织效率的空间越大，从而审计的风险越小，审计的资源投入就可以越小，相应地，审计所能增进组织效率的空间也越小。从数学上叙述，就是IC与EA呈负相关，从而导致f（IC）与h（EA）、g（IC）与k（EA）呈负相关，这就意味着构成OE的4个消长变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依赖、此消彼长的函数关系。而这正是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互动与耦合的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述。

如果我们把审计也看作是一种控制的话，组织效率的双因素模型就可以用来说明控制（内部控制和作为外部控制的审计）与组织效率的关系，由此也可以探讨最佳控制水平的问题。

第3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内控控制质量；审计定价

一、引言

安然和世通等财务丑闻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广泛讨论。美国国会也被迫在2002年的时候颁布了萨班斯法案（以下简称SOX）。其中的301条款（SOX 301）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置审计委员会，并且审计委员会的成员需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无论是审计服务还是非审计服务，都需要经过审计委员会的批准，而且在审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的会计事项也需要及时的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显然，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充当的是监督者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也积极的借鉴了美国的做法，并在SOX 法案颁布不久，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在3-5年内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张为国、沈振宇， 2003）。截至 2005年底， 中国 A股中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已达到 701家， 并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是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是否有效，能否有效的提升内部控制的质量仍然饱受争议。本文就是以这样一个问题为切入点，从理论上阐述审计委员会的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作用。又由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质量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定价水平，所以笔者认为前面俩个的因素的关系会对审计的定价有一个显著的影响。

二、审计委员会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许多重大的改革致力于提高审计委员会的效率。然而，审计委员会是否能对财务报表进行实质上的监督仍然饱受争议。关于审计委员会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另一个是审计委员会开会的频繁程度。把这两个变量当做审计委员会效率的替代变量，但是研究结论也是有争议的。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大，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更专业，股东更重视内控的建设，内部控制的质量越好，审计委员会在监督财务报表的编制方面的效率越高。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既然一个规模大的审计委员会通常被认为的监督能力更强，那么在这中间必然会产生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即审计委员会只是形式是有效率但实质上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有效）。因此有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和内部控制缺陷的发生率（Zhang et al. 2007， Hoitash et al. 2009）和财务报表重述（Abbott et al. 2004）之间的关系是不显著的。类似的，用审计委员会的开会频繁程度来代表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审计委员会开会的次数越频繁，说明审计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责方面越勤勉。Abbott et al. （2004）发现审计委员会开会的频繁程度越高，财务报表重述发生概率越低。但是Hoitash et al. （2009）发现相反的结论，即，审计委员会的开会越频繁，内部控制缺陷的发生率越高。本文根据我国的国情，主要考虑审计委员会如下的二个个特征：独立性和规模。

（一）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内部控制质量

独立性是审计委员会的灵魂，审计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审计委员会才能够确保审计委员会在履行监督、控制、沟通、报告职能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包括形式上的独立和实质上的独立两种。形式上的独立指从表面上看相互之间不是利益相关者，没有利害关系。但是相对于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的独立更加的重要。只有满足实质上的独立性时，独立董事会在发现公司内控方面的缺陷时才能更加公正客观的发表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不会保持沉默。因此相对于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的独立更加的重要。只有具备独立性的审计委员会在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相关问题作出独立和客观的评价，才可以不受公司治理结构其他各方的干扰，才能够更加有效率的履行其职责，因此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高，那么内部控制的质量就会越好。

（二）审计委员会的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

审计委员会在公司中起到一种沟通桥梁的作用，它一方面要对会计信息的记录进行监督，并且对于生成的财务报告也要进行审核；另外审计委员会也肩负着公司内控的建设，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起到关键的作用。不论是对内部审计人员与高管层的监督与沟通，还是对于外部审计人员的监督与沟通，审计委员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于财务报告生成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密切的监督，而且对于发现的问题更是要及时的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及时的对发行的问题进行解决。而这一些的实现都需要有一个足够规模的审计委员会作为基础，如果审计委员会的规模不够大，那么审计委员会在有效的履行上述职责方面就会遇到大大的障碍，遇到问题可能应接不暇，向无头苍蝇一样，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管理和监督的缺失，即使能够发现财务报告生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可能由于沟通和处理的不及时对财务报告的质量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审计委员会的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是有关系的，即，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

大，那么各种职责的划分就更明确，各种职责的设置也更加完善，更加有助于审计委员会职责的履行，因此内部控制的质量越高。

三、内部控制的质量与审计定价

自 Simunic （1980）开创了审计定价经验研究的先河之后，学者们普遍发现客户规模、子公司的数量、应收账款与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对外担保金额、资产负债率、盈亏状况、公司治理水平、审计意见类型、盈余管理迹象、事务所的特征等是影响审计定价的相关因素。但是对于内部控制的质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的比较少。我国财政部为了便于与国际趋同，在2006年2月时也颁布了新的审计准则，明确提出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工作时，应充分了解并评估客户财务报告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即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时，正式从传统的账项为基础的审计模式变更到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审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时，首先要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评估重大错报风险。通过风险评估可以确定重点审计领域，对于风险较小的领域，可以降低实质性测试审计投入，使审计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审计定价相对下降；其次，如果客户整体风险相对较小，实质性测试的审计资源投入会整体下降，审计定价下降（潘克勤，2008）。（田利军，2010）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越高，审计证据的可靠性以及可利用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注册会计师可以用较少的审计投入来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在这样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收费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审计单位内控环境的好坏。注册会计师认为内控环境是一个企业财务环境的基调。内控环境好，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和可靠性。审计委员会作为对企业内控环境监督的一个部门，它的不同特征，如：独立性、规模、勤勉度等特征都会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规模越大、勤勉度越高，那么该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就越高。在这样的高质量内部环境的企业中，审计收费相对会低。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到的风险导向审计摸索下，好的内控减轻了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审计资源的投入降低，因此审计收费也相应的降低。

四、对策和建议

我国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引入较晚，更方面的制度也相对不太健全。但是近些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于审计委员会的讨论都比较多，而且我国也相继的出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政策。尽管如此，我们国家的审计委员会的制度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认为首先，应该提高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审计委员会的灵魂和根本，只有保持的独立性的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在发现公司关于内控方面的缺陷的时候，才有可能更加客观公正的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再者，提高审计委员的规模。我国的《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3-7名董事组成，但是对相关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平均人数仅为3-4人，独立董事的人数更是可见一斑。鉴于独立性对于审计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应该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小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因为人手的不足可能在面对公司内部控制的一些问题时会捉襟见肘，手忙脚乱。而且会因为分工的不明确，责任划分的不到位而影响审计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因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还是偏小，应积极的加大审计委员会规模的建设，使审计委员会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监督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同时降低审计费用。

参考文献：

[1]潘克勤.2008.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基于CCGI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1） ：106-112.

[2]阎达五，杨有红.2001.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J].会计研究（2） ：9-11.

[3]田利军.2010.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关系研究[A].

[4]张旺峰，张兆国，杨清香. 2011.内部控制与审计定价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65-72.

[5]张为国， 沈振宇. 2003 . 明确会计责任加强信息披露推动制度改革 - 美国 5萨班斯 - 奥克斯莱法 6 的启示. 中国证券报. 1月 11日第 12版

第4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内审；绩效审计；探讨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1-0046-03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及人民银行职能的转变，内部审计也要适应形势，转变思路，对自身工作做出调整，即由合规性审计向绩效审计转型。这既是内部审计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人民银行提高履职效能的内在要求。

一、开展绩效审计的条件日臻成熟

（一）绩效审计是发展方向

从世界范围看，绩效审计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政府审计的主流，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绩效审计制度。代表性的国家有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等国家。澳大利亚绩效审计占政府审计工作量的50%以上，瑞典和日本占40%以上。可见，绩效审计作为一种公认的审计方式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到2012年，我国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将开展绩效审计。在2008年公布的《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首次明确，到2012年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绩效审计方法体系。国家审计署曾经公开过的数据称，审计署涉及绩效审计的工作量已占全部审计工作量的4/5，全国占2/5左右。从2009年度开始，我国的山东青岛，江苏常州和徐州审计局，已率先印发了“绩效审计操作指南（试行）”，并开始执行。

（二）人民银行内部审计要由合规性审计向绩效审计转型

1998年内审部门设立之初，人民银行总行党委就明确提出了“由易到难，逐步提高，先抓财务资金内审，逐步加强行政执法内审，在此基础上审查运行效率”的内审工作总体思路。2005年3月，项俊波副行长在人民银行内审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绩效审计，促进人民银行提高工作效率”。2009年，陈自川司长在人民银行内审工作会议上讲到“要以内部控制审计和绩效性审计评价为突破口，稳步推进人民银行内审工作转型，逐步由单纯的合规性审计向管理审计、绩效审计方向转变和发展”。

（三）奠定了开展绩效审计的基础

人民银行目前开展的领导干部履职、内控专项等审计，都涉及到部分绩效审计内容。如领导干部履职审计，通过检查审计对象在履行内控管理，业务管理职责，传达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和金融法律法规，从合规性、充分性、有效性等方面对审计对象履职效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为传统内部审计向绩效审计迈进积累了经验。

近几年，人行各地内审部门结合实际，从各个业务层面探索性地开展了绩效审计。如人行菏泽市中支对国库绩效进行的审计、驻马店中支对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的绩效审计、忻州中支对机关财务进行的绩效审计，所涉及的重点、方式与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就绩效审计而言，已经做出有益的尝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内审人员素质的提升为开展绩效审计提供了保障

人民银行内审部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审人员的素质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学生分配和人员调整有许多年轻的有专业特长的人才充实到内审队伍中来，又通过学习培训提升了内审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天津分行辖区为例，近三年，与中国内部审计协会联合推出三期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培训，先后有30多人取得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此外，各地内审人员还通过其他学习培训渠道取得注册会计师等资格。人力资源的及时拥有，为内审部门开展绩效审计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建立绩效审计框架

（一）绩效审计概念

1986年召开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会议上对绩效审计的概念和目标加以明确。绩效审计就是“除了合规性审计，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审计，它涉及对公营部门管理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评价”。它要求采用现代审计技术方法，客观、系统地对一个组织履行职责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独立的判断和评价，力图实现下述目标：为公营部门改善一切资源的管理打好基础，使决策层、立法者和公众所利用的公营部门管理成果方面的信息质量得以提高，促使公营部门管理人员采用一定的程序对绩效做出报告，并确定更适当的经济责任。笔者认为绩效审计概念应是包括审计主体、客体、目标、职能、范围的一个概念框架，一个连贯、协调、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人民银行绩效审计主体应以各级行审计机构为主，客体应为各职能部门。

（二）绩效审计目标

人民银行内审工作的主要目标，应以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及履行的十三项职能为主要目标，从人力资源配置、资金投入成本、内部管理效率、财产保值增值、履职效能等方面进行评价，提出科学的合理化建议。

绩效审计目标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要把局部的现象和问题放到全局和宏观的高度去分析，寓监督于服务之中。二是通过绩效审计完善制度和法规，堵塞漏洞，达到标本兼治。三是通过绩效指标对比，使领导了解单位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的总量及其构成，特别是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以引起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四是通过绩效审计，影响和改变运行体制，推进法制进程。

（三）绩效审计职能

人民银行内部绩效审计的职能定位应当是：对一切内部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价；评价不是简单地用优劣给予概括，而是检查这些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效果并进行独立评价。

（四）绩效审计范围

人民银行绩效审计范围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有效性；二是承担维护金融稳定、防范辖区金融风险有效机制的建立与处置适时性；三是对同业拆借市场监督管理的效率性；四是履行外汇管理和监督的效率与效果性；五是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的保障性；六是开展反洗钱监测的效率与效果性；七是财务预算执行的实现程度；八是对内部成本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性；九是人民币管理与监督的效率；十是财产管理、资金使用的合法、真实与效率性。

（五）绩效审计程序

审计注重揭露问题，但站在效率、效果的层次上讲，单位领导更希望能够通过绩效审计评价，从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制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

目前，人民银行内部已有内审操作程序，这对审计之初的行业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要实现审计转型，开展内部绩效审计，就必须重新设计适合绩效审计运行的程序。如：评价指标的计算与测试程序、评估与评价程序、问卷测试程序、外调与内调谈话程序等，都应当有具体的程序标准。

（六）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审计对象绩效高低的尺度。结合我国央行现阶段的审计工作水平，总行应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性的绩效审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包括：评价资源占用的标准；评价资源利用的标准；评价管理活动的标准;评价社会效益和金融生态效益的标准。要围绕效率和效益，增加测试指标，统一测试口径，量化计算公式等。

三、推进绩效审计的开展

（一）开展绩效审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人民银行开展绩效审计，从理论体系上应重点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法律法规方面要建立明确的绩效审计制度。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内审部门是否有权调阅和查看党委的人事研究，纪检部门对及案件的处理。如果不从法规层面上就这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就很难有效、深入地开展绩效审计工作。二是要重点研究绩效审计质量的保证和控制机制问题。三是研究绩效审计的方法问题。目前,绩效审计理论研究最薄弱的就是对方法的研究不够，虽然近几年人民银行探索性地开展了绩效审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经验，但还缺乏具体的操作方式与方法。

（二）正确认识开展绩效审计的意义

首先，推进绩效审计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审计经验。在推进的过程中要注意总结经验，善于学习先进的经验，包括国家审计、社会审计以及内部审计同行的经验，通过学习找到差距、明确方向。其次要注意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无论是审计理论、成果，还是实践经验，都必须与内审工作实际相结合，在消化吸收审计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开展工作，实现再创新，体现人民银行内部绩效审计的特色。三是要认识到绩效审计不仅是审计发展的产物，也是内部审计发展的必由之路。绩效审计对改进人民银行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促进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廉洁高效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和完善内控与风险管理，从制度上、机制上解决问题，确保人民银行依法、正确、有效履行职能。

（三）妥善处理绩效审计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绩效审计较之于其他审计面要广，绩效审计不能全面替代其他审计；诸如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其侧重点与绩效审计不同，二者无论在审计目标上，还是在审计标准、审计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开展绩效审计要正确处理好与监督服务、其他审计、内控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关系，不能用绩效审计包揽其他审计。

绩效审计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得到较快发展，完成传统财务审计向以绩效审计为中心的转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实施绩效审计较早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处于领先行列，比如北美的加拿大、美国，西欧的英国和北欧的瑞典等，有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审计机关还总结出一些相对成熟的绩效审计方法和规律。人民银行这几年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审计自身也基本具备了这方面的能力，客观上要求审计手段要及时跟进。人民银行在履职过程中，不仅存在合法合规的问题，也存在经济节约、效率效果的问题，内部审计应对此做出评价，根据经济、效率和效能原则，剔除无效、低效和浪费，从制度上、机制上解决问题，提升履职效能。

参考文献：

[1]崔振龙，《绩效审计的中国模式》，《现代审计与经济》，2006（1）。

[2]IIA修订的“国际内部审计标准”。

[3]刘家义，《关于绩效审计的初步思考》，《审计研究》，2004（6）。

[4]朱桂芹，《刍议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瓶颈及对策》，《》，2007（2）。

第5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风险导向审计；内部审计；指导；运用

风险导向审计是在账项基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执行的风险导向模型是“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我国在2006年2月对审计准则进行大幅度调整，将传统审计风险模型修改为新的审计风险模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是以系统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为指导，以降低信息风险为根本目的，以控制审计业务风险为中心，以降低审计风险为根本途径。

一、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本质

第一，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是一种新的审计基本方法。传统审计风险模型的审计方法实质上仍然是制度基础审计方法的延伸，它从分析客户会计报表的固有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着手，根据内部控制测试的结果决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则是从企业的战略分析入手，通过“战略分析-环节分析-会计报表剩余风险分析”的基本思路，决定实质性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并建立了企业会计报表风险与企业战略风险之间的逻辑联系。

第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摒弃了传统审计简化主义的认知模式，代之以复杂系统的认知模式，并引入战略管理分析工具。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思考方法是系统理论所指导的复杂系统认知模式。审计要有效地把握会计报表的错报风险，就必须从企业的战略管理活动着手分析，对战略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必须将企业置于广泛的经济网络中进行系统分析。从方法论上讲，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比传统的制度基础审计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对企业了解得更透。

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内部审计中的运用

第一，准确确定审计的重点和范围。运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从分析风险入手，准确确定审计的重点和范围，在审计准备阶段，就加大防范力度，即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性测试的结果，充分关注被审单位的特殊风险，确定总体审计风险概率和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概率，将审计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确保内部审计能够发现业务经营活动中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存在的风险隐患，达到实现防范风险的目的。

第二，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强调从宏观上对风险进行评估，但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微观层面的操作风险。因此，应继续实施内部控制测试，并分析重点，实施实质性测试。在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两阶段中，审计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关键，也是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因此，应结合重大风险各因素的综合分析与判断，将审计资源向重点风险领域倾斜，以实现“全面审计、突出重点”，在提高审计效率与效果的同时，强化企业风险管理。

第三，实现审计手段电子化，提高审计工作质量。一要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内部控制风险的评估，确定标准内部控制的模型，并经常调整、完善，以提高内部控制风险的评估效率及其准确性。二要运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分析性测试，提高分析的速度和准确性，扩展分析的范围。三要运用计算机进行统计抽样，避免人工抽样检查的不足，有效降低审计风险。四要构建完整的审计信息系统，推进风险导向审计与非现场审计有机结合，提高内部审计的质量和效率。

三、内部审计实施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措施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是为适应企业经营高风险的特点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为量化审计风险、减轻审计责任、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一种审计方法。为加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内部审计中的运用，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建立内部控制评价的新模式。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中，内部审计更加关心的问题主要是：控制风险的目标是什么，控制要解决的问题，这种控制是否先进有效，控制风险有多大，是否影响管理当局的决策等。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新的审计环境要求审计人员应通过与企业管理层进行有效沟通的方式，采用新的评价模式，为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

第二，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实效性。在审计技术方面，风险分析和计算机应用甚少，由此降低了审计工作效率。因此，内部审计在转变目标定位，树立管理理念的同时，更要重视审计工作的实效性，以确保审计建议的落实。

第三，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对企业而言，需要界定风险范围、理顺风险责任、建立风险模型和风险防范机制，这就是要靠实施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走出一条迎接风险、化解风险之路。因此要求内审人员都应加强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技能，提高内审人员对风险的敏感度，以风险为导向做好内部审计工作。

总之，企业内部审计开展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是内部审计的必然发展趋势，既是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企业内部审计坚持开展对企业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的检查、评价和报告，促进企业改进管理、实现目标和增加价值，无疑是企业内部的一种最好资源。在实践中，尚无完整的模式可参照执行，即使有关现代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准则出台后，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因此，内部审计师在现阶段，应首先接受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在执行过程中，将风险评估贯穿审计的全过程，不断探索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方法，将审计风险降低到最低可接受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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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一、论文对民营企业内部审计产生的动因进行了论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共有制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国的民营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为活跃流通、繁荣市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安置下岗职工和富于劳动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小富即安”思想严重;家族管理现象普遍,公司治理较薄弱;扩张中的融资“瓶颈”等。民营企业要想实现更高的目标,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发展内部审计。

    在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上,民营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权明晰程度,前者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清晰,而后者国家作为一个产权主体,看似明确,实则模糊;二是委托代理关系,前者或者所有者直接从事企业经营管理,从而不存在股东与经营者层面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者所有者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委托人和代理人主体明确、委托代理链简洁、关系简单,后者所有者不可能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委托代理关系一定存在,而且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主体不明确、关系模糊、委托代理层级较多。

    民营企业设立内部审计制度是企业自身的一种内在的主动需求。在民营企业,其外部产权明晰,不存在多级代理。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当存在个人行为的外在性时就会有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在企业的团队生产中,如果没有监督者的监督就会有偷懒、虚报业绩、转移企业财物等现状的发生。当存在委托责任关系就会有受托责任人对委托人是否尽心尽职,有没有如实履行受托责任等问题。作为理性人的民营企业的业主(股东)当然就会想方设法杜绝这些增加企业内部成本影响到其自身财富增长的因素,但依靠其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尤其是当企业规模大、生产经营复杂、生产经营场所分散时,业主(股东)控制的距离太远,难以实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即使是业主(股东)能够对企业实施有效控制,使企业团队努力工作,但企业团队内各个职能部门所作出的努力是否能够如愿以偿的给业主(股东)带来效益,增加其财富,有赖于外部人的评价,因为一个人或组织难以对自己的工作好坏和努力的结果作出正确的评价和预测。设立内部审计机构,建立一个专司内部监督控制职能的部门,有利于协助业主(股东)组织和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二、论文从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目标与职能进行了论述

    1、大家一致认为,内部审计目标是内部审计行为的出发点,是内部审计活动所要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所以内部审计目标必须反映所服务企业的性质,并受制于客观经济环境。民营企业内部审计必然反映的是民营企业的本质特性及其内部审计的本质要求。

    民营企业的内部审计目标是单一的,就是在于为组织增加价值和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它通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目标就是反映民营企业最本质的内生变量的产权属性和公司治理属性。民营企业的股东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身财富的不断增长,而在有效的公司治理构架下,经营者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在这个组织目标统辖下,内部审计目标就是在于协助组织成员增加企业价值和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帮助组织实现目标。

    2、内部审计职能是围绕实现内部审计目标而内生的固有功能,它受到审计目标的影响,所以审计职能也会受到企业特性的影响。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企业的内部审计具有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而民营企业更重视的是服务职能。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是自身发展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从事内部审计活动,目的就是在于充分利用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协助和保证组织实现目标。除了国有企业一般的评价和控制等服务性职能外,因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和公司治理属性不同,还突出明晰产权和咨询等服务性功能。民营企业的产权属性表现为外部的明晰性和内部的模糊性,公司治理上表现为存在构建合理公司治理的基础,产权属性决定了民营企业拥有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所不具有的一项特殊服务功能-明晰内部产权,而存在构架合理公司治理基础的属性决定了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的咨询服务功能。

    因此,咨询是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服务职能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个存在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民营企业,经营者的目标与股东目标一致,领导团队追求价值增值,内审必须帮助组织实现这个目标,企业的生产经营极其复杂多变,内审凭借自己的独有身份和优势,采用参与式的审计方式,以服务为导向,为企业提供保证咨询服务。其所涉及的服务咨询领域包括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决策、项目投资、销售市场景气状况等战略性决策,也包括了物资采购、生产工艺,产品促销效果、人力资源管理、后勤服务系统效率、信息系统设计与运行等技术和运营性决策,内审人员通过与经营者的交流自己的审计结论协助经营者改善经营效益。

    三、论文对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管理体制进行了阐述

    “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和管理取决于民营企业本身”,这是这次所有论文的一个共同点。在民营企业,无论是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治理结构还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单边治理结构,经营者都有动力把内部审计机构安排成最具有工作效率和效能的组织结构,影响内审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是内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了提高内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民营企业应把内部审计机构直接设置在股东会或董事会的领导下。对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业主(股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股东会人数不多,工作机制和决策机制灵活,能够对内部审计机构进行管理,内部审计机构可以直接隶属于股东会的领导,保障审计人员的绝对权威。对于规模大,按公司制运行的民营企业则应将内部审计机构设在董事会的领导之下。

    在管理体制上,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只受本单位的领导,对本单位的上级负责。在业务上受内部审计协会的指导,具体表现应为执行遵守《中国内部审计条例》和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制定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等行业准则和规章。

    四、论文探讨了审计内容与重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财务审计为基础,以管理审计为重点。民营企业进行财务审计是一项基础工作,是进行管理审计的基础。民营企业进行财务审计评价内部控制系统,一是保证企业组织科学合理,生产流程规范运行;二是保证内部控制系统提供的信息真实及时,以便保证实现审计目标,提供决策有用性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发挥内审的管理职责,实施管理审计,达到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内审人员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组织成员,提高组织机构的效率,合理配置经济资源,达到企业经营的既定目标。

第7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IT投资；审计决策；审计意见；审计收费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浪潮推动市场经济主体快速步入大数据时代，企业日益注重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IT）的投资与运用，其中企业资源管理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是企业重要的IT投资之一。ERP技术融合了先进的IT技术与管理思想，针对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再造，运用IT技术整合协调贯穿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信息流以提高管理水平。企业ERP类IT投资不但改变了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还使得审计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IT审计环境可能对审计人员面临的审计风险产生影响，其采取的审计方法、审计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对其审计决策产生影响。对于事务所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审计决策表现在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两个方面。IT投资对外部审计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究竟会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本文对此展开研究。已有审计理论主要从企业和审计师特征这两个层面来构建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模型，而在企业特征层面很少有研究将企业信息技术因素纳入其中。本文把企业IT投资作为企业层面的信息技术特征，将其纳入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模型中，能够丰富IT审计环境下的审计理论研究，拓展对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此外，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师的风险识别能力以及决策行为会对审计质量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研究我国企业IT投资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我国审计师在面对IT审计环境时的风险识别能力与风险管理战略。本文的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现有关于IT投资对企业运营管理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一方面主要考察IT投资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则主要考察IT投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多证据表明企业IT投资不仅能够改善经营业绩与加强成本管理，而且能够改善管理层经营决策所需要依赖的信息环境，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精确性，增强高级经理人投资决策行为的科学性［1］。Morris和Laksmana（2011）发现IT投资企业报告了更少的内控缺陷［2］。IT投资会提高企业日常管理业务活动所需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和透明度［3］，改善管理层对未来的盈余预测质量［1］。然而，关于IT投资对上市公司会计审计活动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Brazel和Dang（2008）发现实施ERP类IT投资企业的会计盈余信息质量下降［4］，但Morris和Laksmana（2010）在研究设计中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IT投资企业盈余信息质量有所提高［5］。张子余等（2016）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反映我国企业IT投资会降低会计盈余信息质量，有微弱证据表明盈余信息质量有所提高［6］。关于ERP系统对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的影响，Han等（2015）认为IT投资增加了审计风险，提高了风险溢价；以CI（computer　intelligence）数据库2000～2009年的美国公司为样本，他们发现企业IT投资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在IT审计环境下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7］。综上，我国企业IT投资对外部审计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不利于理解IT投资对我国企业外部审计决策的影响路径与机理，不利于理解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面临IT审计环境时所采取的风险管理策略。为此本文展开相应研究，本文与以往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国外相关研究认为IT投资会增加审计风险，从而提高风险溢价与审计收费；而本文则揭示了我国企业IT投资对审计决策行为的影响路径与影响机理在于：IT审计环境下外部审计收费的提高不是由于重大错报风险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于追加审计程序以及学习成本增加，造成审计效率降低引起的。

（二）研究假设如果外部审计的重大错报风险加大，出于法律与自身信誉风险的考虑，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会更加谨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提高［8］；反之，审计人员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不会降低。因此，在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下，审计师要审慎评估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需要对审计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分别进行识别与评估。首先，需要对控制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如果在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IT系统中恰当植入关键控制点，会降低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反之，如果ERP系统没有较好整合系统与植入关键控制点，IT投资企业存在较多内控缺陷，外部审计控制风险将可能提高。Morris（2011）发现ERP类IT投资企业报告更少的内控缺陷［2］；曾建光（2012）发现IT投资能降低两种内部控制实施成本———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以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监督成本［9］；张子余等（2016）认为我国企业IT投资能提高财务报告内控有效性［6］。据此我们倾向于认为IT投资并没有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风险。其次，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还需要对固有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企业IT投资能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环境以及舞弊动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审计固有风险。第一，当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较差时，其固有风险水平较高；反之，当IT投资改善了企业经营业绩时，其固有风险会随之降低。而有较多经验证据表明企业IT投资会对其经营业绩改善产生积极影响［10］［11］。第二，当被审计单位存在有提供虚假会计报表动机时，固有风险相对较大。企业IT系统投资不仅为财务报告编制提供基础，还为各部门业绩考核与评价提供重要业绩数字，数字篡改会引发企业内部业绩评价部门相关人员的激烈争议。此外黄志忠和张娟（2012）还认为IT系统中数据更改需要高层授权，不精心设计容易导致系统崩溃［12］，对系统崩溃的担忧以及业绩考核相关部门对业绩数字的高度关注，这两种力量有利于制约被审计单位提供虚假报表的动机。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企业IT投资不会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最后，如果IT系统本身存在明显系统缺陷，在ERP系统设计与运行过程中，操作者有意或无意造成的缺陷所产生的安全漏洞会增加外部审计的固有风险，某一环节问题可能波及其他相关联的诸多环节，此时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可能增加。但我们不倾向于认为现在较为成熟的ERP类IT投资会存在明显安全漏洞与系统缺陷。尽管如此，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分析，我们谨慎提出下列竞争性假设：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对于实施ERP类IT投资企业，审计师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会降低（不会降低）。外部审计的审计收费首先会受到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变化的影响。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IT投资使得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增加，此时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程度降低，需要增加审计程序，审计费用增加。反之，如果IT投资使得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减少，此时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程度提高，不需要增加审计程序与审计费用。外部审计的审计收费还会受到审计效率的影响。当IT系统提高了数据输入的及时性，降低了数据输入错误率时，审计工作效率提高，审计费用降低。然而，当企业进行IT投资时，审计师需要扩大审计范围，增加新的审计程序，这将降低审计效率，增加审计费用；审计师在面对IT审计环境时需要学习新的IT审计知识，学习在IT审计环境下专业审计判断的能力，增加的学习成本降低了审计效率，提高了审计费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下列竞争性假设：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我国企业IT投资会提高（不会提高）审计收费。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为控制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采用对照组方法进行研究，给IT投资企业寻找配对样本，将没有进行IT投资的配对样本与进行IT投资的上市公司样本混合在一起进行检验，对照组研究方法能够解决遗漏重要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估计偏误问题。譬如，近十几年来审计监管逐渐加强，对事务所审计决策产生了影响，如果只运用IT投资样本进行检验，很容易将审计监管变化因素与企业IT投资带来的变化混为一谈。运用对照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选取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在年报中首次公开披露实施ERP类IT投资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然后给每家当年实施IT投资的企业寻找没有进行IT投资的配对样本。本文按照不放回抽样方法抽取配对样本，给IT投资企业按照行业相同、年度相同、总资产规模最接近原则寻找配对样本，每个配对样本的总资产在IT投资企业资产规模的正负20％以内。表1列示了成功配对的361组IT投资公司与配对样本的描述统计量，IT投资公司与配对公司资产规模的描述统计量非常接近。我们保留IT投资企业与配对样本在IT投资企业投资前三年与后三年的数据，研究样本时间的跨度是2000～2013年。其中，年报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以及新浪财经公告，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ta－ta12．0。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在上下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定我们采用如下logit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1进行检验。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是表示清洁审计意见的哑变量CleanOpin，变量定义见表2。CleanOpin＝k1IT＿post×ERP＋k2IT＿post＋k3control＋εit（1）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在Simunic（1980）、Ke等（2014）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如下固定效应模型［13］［14］。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是审计费用Ln（AF）。Ln（AF）＝β1IT＿post×ERP＋β2IT＿post＋β3control＋εit（2）另外，本文参考Simunic（1980）与Ke等（2014）的相关研究［13］［14］，控制了影响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的其他因素，最终将上市公司规模（SIZE）、业务复杂程度（ARINV、FOROPS）、财务风险（LIQ、LEV）、盈利能力（ROE、LOSS、CFO）、审计师特征（BIG4）等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2。四、实证检验与分析（一）描述性统计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与已有研究一致，将审计费用取对数，取对数后的均值为13．213，标准差是0．646。审计意见的平均值为0．953，说明绝大多数公司被出具了清洁审计意见（不附加任何说明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内部控制指数得分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999．75，均值是679．66，符合得分分布特征。应收账款存货与总资产的比值（ARINV）的最小值为1．4％，最大值为73％，样本间差异较大。流动比率（LIQ）的平均值为1．743，表明样本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好。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值为0．485，表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整体合理。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的样本企业仅占6．7％。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均值为6．2％，表明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水平一般。

（二）回归分析表4列示了我国企业IT投资对清洁审计意见影响的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Ⅰ）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0．387，在10％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意味着我国企业在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Ⅱ）为考虑控制变量的logit模型混合回归结果，（Ⅲ）为考虑控制变量的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这两种情况下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虽然都大于0但并不显著，表明我国企业在IT投资前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无显著变化。控制变量LEV与LOS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以及亏损企业获取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降低。总之，表4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我国上市公司在IT投资前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并没有显著变化。接下来利用模型（2）来检验我国企业IT投资对外部审计收费的影响。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的不可观测的公司层面因素。表5列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Ⅳ）为不考虑控制变量时的估计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0．072，在1％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意味着我国企业在IT投资后审计费用显著提高。（Ⅴ）为考虑控制变量时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0．052，仍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另外，表5两种回归中IT＿post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意味着对应的非IT投资企业审计费用也随时间显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没有进行IT投资的配对企业，逐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因素也使得事务所审计收费显著提高。在控制变量中，SIZE、BIG4的系数在1％水平上都显著大于0，这表明被审计单位规模越大以及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审计费用显著提高。

（三）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企业IT投资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6。表6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是因为Hausman检验发现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Ⅵ）列示了不考虑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为11．951，在5％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我国企业IT投资后内控有效性显著提高。（Ⅶ）列示了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交叉项IT＿post×ERP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我国上市公司在IT投资前后内控有效性水平无显著变化。除此之外，我们重新定义审计意见，设置变量OPINION：当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O－PINION取值为4，审计意见为无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时OPINION取值为3，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或保留意见加事项段时OPINION取值为2，审计意见为无法发表意见时OPINION取值为1，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时OPINION取值为0。然后运用ordinal　logit模型进行检验，结论与表4保持一致，这说明我国企业IT投资后被出具更好审计意见的概率无显著变化。另外，在前面本文是按照年度相同、行业相同、资产接近的原则进行配对，其中行业是根据字母行业编码选择相同行业，现在我们根据更加细分的字母加两位数字行业编码进行行业配对，为227个IT投资公司成功配对了227个没有进行IT投资的上市公司。运用新的样本，我们按照表4～6的分析顺序再次进行相关检验，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四）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分析根据上述检验结论我们对重大错报风险展开进一步分析，重大错报风险分为财务报告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与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首先，考察我国企业IT投资是否会影响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通常，如果企业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显著增加，此时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会降低。该命题的逆否命题为“如果企业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显著降低，则企业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没有显著增加”。由于原命题和逆否命题是等价命题，逆否命题也应当为真命题。根据本文发现的“企业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显著降低”，可推断我国企业IT投资后财务报告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无显著增加，这与张子余等（2016）发现的盈余信息质量无显著变化的证据保持一致［6］。其次，还需要考察我国企业IT投资是否会影响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细分为控制风险与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取决于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我国企业IT投资后的内控有效性水平无显著变化，可知我国上市公司IT投资后的控制风险无显著变化。王立彦等（2007）、张露等（2013）均发现企业ERP投资对经营业绩改善有积极作用［10］［11］。当ERP类IT投资改善了企业经营业绩时，其固有风险会随之降低。因此，我们认为IT投资没有提高控制风险与固有风险，没有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综上，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IT投资不会提高财务报告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也不会提高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我国企业IT投资没有影响重大错报风险，意味着我国企业IT投资后外部审计费用显著提高的原因不在于重大错报风险增加。外部审计面对企业新的IT审计环境时需要重新设计或追加审计程序以及增加IT审计学习成本，这会降低审计效率、提高审计费用。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IT投资与外部审计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企业在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无显著变化，与张子余等（2016）发现的我国企业IT投资后盈余信息质量没有显著变化的证据相吻合［6］。（2）我国企业IT投资后外部审计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没有降低，与曾建光（2012）发现的内部成本降低的逻辑保持一致［9］。（3）我国上市企业在IT投资后的外部审计费用有显著提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理解会计师事务所在面对新的IT审计环境时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提高审计收费，调整审计程序，客观出具审计意见。从对影响路径的深入分析中可知，我国企业IT投资对外部审计的影响机理在于：首先，我国上市公司的IT投资没有降低内控有效性水平，没有提高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无显著变化，企业在IT投资后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显著变化；其次，外部审计费用显著提高的原因不在于重大错报风险所带来的审计风险提高，而在于追加审计程序以及IT审计学习成本的增加，两者降低了审计效率，提高了审计费用。关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运用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考察事务所对IT审计环境下重大错报风险的分析检查判断过程。基于本文分析可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企业IT投资后在流程再造过程中需要合理设置内控关键控制点，将内部控制关键控制点合理嵌入ERP系统运行中，以进一步提高内控有效性，降低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第二，与系统供应商保持紧密联系，加强对IT系统缺陷的后期维护。系统供应商作为系统的生产者，对该系统的缺陷以及运作流程了解较多，系统使用者应该与供应商加强沟通，以降低IT系统的固有风险。第三，会计事务所需要不断加强对IT审计人员的培训学习，学习与研究如何运用大数据背景下的IT审计技术，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收费，以提高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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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作为资本市场一种消极因素，势必为使用内部控制信息各方利益相关者带来一定的经济后果。伴随SOX法案的实施，美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变革对全球内部控制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各国纷纷涌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变革的浪潮中。我国自2008年以来，相继颁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入强制审计并披露阶段。本文通过对近年国内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有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文献较丰富，为深入分析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研究素材。

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会计信息质量

(一)国外研究可靠性是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报告目标的要求，有效的内部控制被认为有助于阻止或及时发现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舞弊，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Doyleet al.(2007)用705家从2002年8月至2005年11月期间至少披露一项重大缺陷的公司作为样本公司，研究应计质量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普遍与较差的还未实现的应计盈余存在关联。Goh et al.(2011)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稳健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有效的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机制有利于保持盈余的稳健性。Luet al.(2011) 以加拿大独特的内部控制监管制度为研究背景，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对应计质量形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某种程度上，通过提高外部监督审计师可以减少内部控制缺陷对应计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这种替代效应很小。Bedard et al.(2012)研究发现不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类型如何，未改进达两年之久的内部控制问题与异常应计盈余显著相关。报告重大缺陷历史的公司，相比没有报告重大缺陷历史的公司，在其上一次重大缺陷报告之后，财务信息错报的可能性会持续两年之久，而其影响以非线性的速度下降。至少当某些内部审计工作由外部审计人员执行时，财务报告质量会提高。高质量的内部审计职能，不论是否外包，都与较低的会计风险相关。

(二)国内研究我国学者孙芳城等(2011)探讨内部控制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越好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被最终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董望等(2011)的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提高了应计质量，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投资者对盈余反应越大。刘启亮等(2013)的研究也表明较好的内部控制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有提升作用，然而，这样的提升作用只出现在公司高管权力不集中的情况下。肖华等(2013)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持续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从而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成效初显。余海宗等(2013)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方红星等(2014)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内部控制信息的自愿披露确实能增加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李万福等(2014)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导致更大的盈余噪音和更多的异常应计，其中，治理层面内部控制缺陷相比会计层面内部控制缺陷，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更加严重。上市公司不论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普遍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只是手段不同。

公司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监督是确保公司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内外两种治理机制。这两种内外治理机制对公司具体盈余操纵行为的治理也存在相互影响。池国华等(2012)认为个人投资者在进行风险投资决策时，相对于管理层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更倾向于使用外部审计人员提供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杨德明等(2010)研究发现，随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审计人员发现盈余管理的概率显著降低，从而表明内部控制与独立的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张嘉兴等(2014)则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在抑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这一替代关系受到企业性质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与上述文献研究结论相反，范经华等(2013) 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与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这两种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方面存在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由上可见，国内外文献普遍认可内部控制是解决公司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代理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内部控制审计也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关于内部控制与独立审计在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方面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国内学者的结论却不尽一致。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

(一)国外研究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问题后，银行会增加贷款利率;公司改进先前的内部控制缺陷后，银行会降低贷款利率。平均而言，如果企业披露了重大缺陷，公开交易的贷款利差会增加。未能改进重大缺陷的公司更可能错过呈报的最后期限和面临债务资本成本的增加。当企业经历一个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贷款人会减少以金融契约和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绩效定价规定的使用，而使用其他替代选择。Sahbaugh-Skaife et al.(2009) 在控制其它风险因素后，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有更高的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和权益资本成本。审计师确认内部控制有效后，其权益成本发生显著变化，在50到150个基点的范围内波动。Ognevaet al.(2007)使用多个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与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相比，权益成本较高。然而，在控制了公司原始特征与分析师预测偏差后，较高的权益成本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联系就消失了，即得出了内部控制缺陷并不直接与较高的权益成本相关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张然等(2012)发现那些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其资金成本较低，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鉴证报告的公司，其资金成本更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债权人会感知到更多的保护信号，并通过放宽债务契约条件表现出来，此时债权人会倾向持有更多的债务资本以及偏好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更长的债务期限。就上市公司整体而言，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和银企关联对缓解企业融资问题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与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改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但却无法根除其对信贷约束的负面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金融市场不发达地区以及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的行业里表现更为明显。郭泽光等(2015)认为受制于我国当下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事实，目前内部控制对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有限。

总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债务履约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这在国内外文献中得到了大体一致的结论，虽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比例极低。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市场反应与投资者信心

(一)国外研究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信息含量取决于内部控制缺陷分类的严重程度。资本市场对内部控制缺陷和重大缺陷披露是负的价格反映。投资者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反应是调整投资风险评估的水平。对一般投资者而言，当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财务报告后附的是否定审计意见的内部控制报告时，他们普遍会降低对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信心。Wu et al.(2014)的研究就提供了不论是单一作用还是联合作用，管理者法律责任和内部控制审计在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市场价格上都有作用的经验证据。上述反应不仅仅来自于资本市场及投资者，Petrovits et al.(2011) 的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通过捐赠者捐赠和政府机构补助所获取的资金来源，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负相关，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内部控制信息做出反应。

(二)国内研究内部控制报告自愿披露作为一项信号机制，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资本市场更活跃的股票交易和更低的股票价格波动，从而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越能增进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信任度。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投资者对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会做出积极回应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股票价格下跌。个人投资者对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具有明显的风险认知，对不披露缺陷或者仅披露的重要缺陷并没有进行差异化的风险认知反应。否定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降低投资者对标准无保留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信心，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

显而易见，国内外研究均认可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市场会对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进行价格反应，投资者会根据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严重性程度调整自己的风险认知，进而做出自己的投资判断。

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审计反应

(一)国外研究Goh et al.以财务困境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意见(MWO)增加了审计师对财务紧张公司发布持续经营意见(GCO)的可能性。未能改进重大缺陷的公司，随着重大缺陷数量的增加，表现为审计费用大幅度攀升和审计师辞职的较高可能性。研究还发现，未改进公司更容易收到修改的审计意见和持续经营意见。会计事务所在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会增加审计收费，尤其是在内部控制问题严重的情况下。Abbott et al.研究发现内部审计职能(IAF)提供的外部审计帮助会显著降低审计收费。内部审计职能强大的组织监督地位、预算资源投入、内部审计外包服务会显著降低审计收费。Patterson et al. 研究模型表明SOX法案实施结果导致审计风险增加。Hoag et al.以大样本研究20042007年四年间按照404条款出具的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关系，发现改进重大缺陷的公司审计费用下降，而相应的费用下降情况却不会立即发生。

(二)国内研究杨德明等(2010)认为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而这种替代效应随着审计费用的提高(降低)而有所弱化(强化)。李越冬等(2014)在进一步检验了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相互替代作用的基础上，还发现企业内部重大缺陷的存在会导致独立审计费用增加的现象在国有企业里更加严重。张旺锋等(2011)的研究揭示了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审计收费的机理，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外部审计人员开展风险导向审计，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带来审计质量的提升，并导致审计收费的降低。盖地等(2013)的研究则揭示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的不对称性，认为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导致其独立审计费用增加，但内部控制缺陷的改进对降低独立审计收费的作用有限。另外，还有一些文献探究了内部控制对高管的权力制衡状况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发现。牟韶红(2014)认为企业高管权力越大，独立审计收费越高;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约束高管权力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所带来的内部控制失效问题，从而可降低审计收费。

对国外与国内开展内部控制信息与审计收费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外的研究文献更多、更深入，也更成熟。

五、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其他经济后果

(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高管责任国外研究多角度关注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赔偿机制的关系。Hsu etal.研究薪酬委员会是否会使用审计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审计意见去调整CEO/CFO赔偿结果，是否依赖薪酬委员会财务专家水平去加强内部控制。通过使用不同的财务专家测量方式，发现这种关系在有更高水平财务专家的公司里更明显。由此进一步验证了薪酬委员会包含财务专家董事的重要性。Hoitash et al.的研究模型中将因变量定义为CFO赔偿变量，包括：总赔偿额、奖金赔偿额、股权赔偿额和工资。CFO总赔偿额、奖金赔偿额和股权赔偿额，经分别检验发现，每一项赔偿额都与内部控制报告重大缺陷的披露(不论是ICMW存在性还是ICMW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且在经济意义显著。此外，具体账户层面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公司整体层面的ICMWs是相对的)披露与CFO补偿之间也存在这种效应，这突出了CFO职业的特殊性，即CFO责任大小与赔偿金额息息相关。CFO在内部控制监督合规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SOX法案颁布后CFO更需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因此，CFO赔偿结果可能部分取决于内部控制报告质量。针对企业高管处理会计信息的不当性，公司实行高管薪酬追回条款后，财务报告重述率下降，投资者和审计人员认为补偿追回条款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审计风险。特别是，企业采取高管薪酬追回条款后，企业盈余质量增加。

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卢锐等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在国有控制上市公司里协同性更强。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在不断提升。罗莉等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呈现出不对称的变化(粘性)，意味着薪酬制度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但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抑制高管薪酬粘性这一特征。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投资关系国内外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颇多，但致力于研究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的文献较少。李万福等首次从投资效率角度研究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当企业面临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时，公司较差的内部控制质量会加剧这一现象的发生。研究结论表明，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是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Cheng et al.为探讨SOX法案强制披露的成本效益性，研究了按照SOX法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投资行为，发现这些公司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前，公司财务状况有约束时会出现投资不足，公司财务状况无约束时会出现投资过度，然而，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后，公司的投资效率会大大提高。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都能够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两者在抑制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存在分工效应，即公司治理主要抑制意愿性非效率投资，而内部控制主要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然而，在管理层权力过于集中的国有上市公司里，这种抑制作用大大减弱。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其现金持有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内部存在的过度投资问题，有利于企业高效地持有现金。

六、结论

第9篇：内部审计效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 高等院校；　经济责任审计；　效益审计理念

2010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印发与实施对经济责任审计在项目组织、审计内容、审计方法、审计评价与结果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定》拓宽了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明确提到效益在经济责任中的重要性。在新形势、新要求下，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如何引入效益审计理念成为当前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的意义

效益审计，又称绩效审计，从20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发达国家国家审计的主要任务，其核心理念经历了从“2E”到“3E”再到“5E”的发展。“5E”分别是：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效果性（Effectiveness）、环保性（Environment）、权益性或公平性（Equity）。

经济责任审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审计业务，而高校经济责任审计起步更晚，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审计对象来看，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主要为：高校各院系、教辅单位、机关部处、附属单位、校办产业、后勤管理部门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从审计内容来看，目前高校审计内容主要有：财务收支、内部控制、教学科研和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纪及廉洁自律；从审计模式来看，高校内部审计属于间接委托模式，即高校领导班子和国家之间是一种转委托的关系，高校领导班子充当了审计委托人的角色。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受高校领导班子（或党的组织部门）的委托，对高校中层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鉴证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

近年来，高校经济责任审计逐步优化，但在实务操作中仍然存在不足：传统经济责任审计大多数基于会计账面资料，侧重于真实、合法、合规性审计，在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等方面有所忽略。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规范被审计人的行政行为，有助于被审计人切实履职

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可以增强高校领导干部“成本—效益”意识。从制度上规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政方式；从思想上促进领导干部积极履行效益责任，避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无效益的短期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根本上加强学校领导干部的自身素养和管理能力，避免因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而导致严重损失或浪费。

（二）有利于提高内部审计质量，降低审计人的审计风险

如果说真实、合法、合规性审计质量是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基础，那么效益审计理念则是这一基础的“两翼”。即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既要夯实高校被审计者任职期间真实、合法、合规性审计，又要抓好高校被审计者重大决策、内部控制、专项投资、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方面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审计。两者密切联系，缺一不可。两元并举可以促进审计质量的提高，避免经济责任审计的片面性，更加科学、公正、全面地评价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降低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的审计风险。

（三）有利于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强化审计结果的运用

经济责任的核心是权责结合——“有绩论奖，有过施罚”，引入效益审计理念后，高校审计单位出具更科学、更公正、更全面的审计报告，这一方面可以强化审计结果的运用；另一方面为高校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的人事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等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四）有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在经济责任审计的视角下，领导干部的“德能勤”可概括为三点：廉政、勤政、善政。此三点分别体现了经济责任中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可促进高校领导干部的“德能勤”，有助于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发展观，从而避免腐败的滋生，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与此同时，有助于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二、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的途径探讨

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拟从经济责任审计目标、审计技术方法、审计内容以及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过程四个维度来贯彻效益审计理念。

（一）维度一：经济责任审计目标

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总体目标是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考察和评价领导干部作为经济责任人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引入效益理念后，高校经济责任仍不改变原来的总体目标，而是在具体目标上进一步突出效益性。

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高校经济责任审计引入效益审计理念后的具体目标有：第一，被审计人提供的反映经济行为状况与结果的报告、指标、数据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公允性和透明性；第二，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在行使权力、经济决策与开展经济活动时，遵循特定标准、原则、法律法规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如：是否专款专用、是否挤占（或挪用）资金、是否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第三，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在履行职务时所达到的节省程度、效率与效果，如：资源配置的经济性、经济活动管理的效率性、投资项目的效果性、有无重大的经济损失等。这三方面并无轻重之分——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特之处，又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都是经济责任审计具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