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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血管新生
治疗性血管新生被形象地称之为“药物促进的心脏自身搭桥”,目前已成为治疗冠心病的新选择之一。血管新生及其治疗性应用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国外已开始早期的临床研究。鸡胚绒毛尿囊膜模型(CAM)简单、方便、观察指标明确,是目前较常用的促血管生成药物的体内模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冯玲教授等人在《速效救心丸对鸡胚尿囊膜血管生成的影响》中采用了鸡胚绒毛尿囊膜模型(CAM),研究了速效救心丸对CAM血管新生作用的影响。结果显示,速效救心丸大、小剂量组对CAM一级、二级与总血管数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生理盐水和正常大鼠血清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冯玲教授等人在《速效救心丸对大鼠心梗模型血管新生作用的影响》中指出:“速效救心丸能显著减少心肌梗死面积,显著增加梗死边缘区CD34细胞的数量,能显著增加梗死边缘区的血管面密度(MVD),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抗动脉粥样硬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郭传勇等所撰写的《速效救心丸抗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和心肌损伤保护作用的系列研究》中运用生物化学、组织化学、电镜、放免、细胞生物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较为系统地观察并证实了速效救心丸对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和心肌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理,结果显示:①速效救心丸(JXW)对中毒性心肌细胞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具有增加PGI2水平,改善PGI2/ TXA2比值,以及氧自由基清除作用,是其具有心肌细胞保护作用的主要机制。②JXW具有明显的抑制大鼠主动脉AS斑块的形成作用,与其降低血清TC、TG,升高HDL及其亚型HDL2C,从而显著降低ASI,升高抗ASI有关。③JXW具有抑制VSMC的增殖作用,并且主要作用于细胞周期中S期和分裂活性期,从而阻断了AS时的血管壁重建现象,为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和AS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8年在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曲竹秋教授指导的《速效救心丸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及机制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不同剂量速效救心丸预防性给药后,对大鼠主动脉形态学、血清中各项指标的影响,结果如下:①速效救心丸可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并呈剂量依赖性,当给药剂量为1 800 mg/(kg・日)时作用强度最大。可以明显减轻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程度,抑制血管平滑肌增生。②速效救心丸可以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大鼠血清TC、TG和LDL水平,升高HDL,具有良好的调脂作用。③速效救心丸可以上调主动脉壁ABCA1的表达。④速效救心丸有明显的抗脂质过氧化作用,能升高血清SOD水平,降低血清中MDAox-LDL水平。上调主动脉壁HO-1的表达。实验结果见图2。
改善脑血流
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的瑰宝,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及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国际中药市场年销售额约160亿美元,仅日本、韩国产品就占了近90%,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占7%,我国不足5%。在极为有限的出口额中,绝大多数还是原料初级品,并被境外用作生产“洋中药”的原料,然后又销回我国。据称,在国内市场上,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等地区进口 “洋中药”的消费超过1亿美元。我国中药业企业虽然有1000多家,但在规模上、真正符合国际生产标准的企业还太少。因此,中药走向现代化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据海关统计,今年1月~9月,我国中药出口额5.1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18.2%,其中,中药材出口额2.51亿美元、中成药出口额9704万美元,全年出口额有望达到7亿美元,但这个出口额还不及日本“救心丹”一个品种的销售额,而韩国仅“高丽参”一项药品的出口额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额的50%,且价格比我国人参的价格高出10倍左右。纵比可喜、横比堪忧的现状令人感到寒意阵阵,更危险的是,我国医药产业紧随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后尘,已开始一步步走进“微利时代”。
目前,我国中药研发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首先是资金投入的差距。根据国际水准测算,目前一个新药的研发投入需要8亿美元左右。在美国,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远远高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其平均比例收入要超过企业销售收入的15%,而我国仅为5%,有的还不足1%;第二是成果转化方面的差距。我国新药研发投资成本一般由国家投资的科研院所承担,企业拥有或投资的研发机构既少且小,以致新药研发环节与生产工艺环节严重脱节,研究工作一味的立足于实验室,不考虑企业的生产工艺与实验室之间的差异,脱离实际的结果是一些纯粹局限于试管和烧瓶的研究成果最终只能束之高阁,国际上重要的新药研发机构一般是由跨国药企设立或由其赞助的,研究始终紧扣生产与临床,成果转化率高;第三是制药设备的差距。比如说日本,虽然只有60多家汉方制剂生产企业,但其机械化、自动化以及工艺技术和管理的水平都非常高,特别是在中药有效成分提纯方面的科研创新和技术水平很高,药品疗效稳定,质量可控。而我国的中药制药设备目前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许多丹、丸、散、片都存在标准不一,质量不稳等问题;第四是中药研发后劲不足。中药新药研发品种没有真正的创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实施GMP认证后,生产能力提高了,甚至可以说是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迫切需要新品种,但因 GMP改造耗资巨大。中药生产企业普遍实力偏弱,资金缺乏。销售力量薄弱,面对现实,企业只好选择了资金投入少的品种,以解决生存问题。
中药研发存在的三大误区
目前,人们对中药研发的认知上还存在着不少误区:一是对接轨的曲解。有些人片面地理解为只有按照西药研制的方法达到国际标准才叫与世界接轨,却忽视了不管什么样的标准都是由人来制定的。国际上至今还没有中药标准,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理应承担起制定中药标准的重任。那时人们才会真正体会到,原来与世界接轨并不是一边倒,而是双向对接;第二个误区是只看到西药研制方法――模式生物研究美好的一面,却忽视了研制经费昂贵、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另一面。以癌症为例,模式生物研究是把人类癌细胞放进培养皿中培养,然后移植到实验小鼠身上使肿瘤生长,进而试用各种药物,从而找出能够治疗人类癌症的药物。但能治小鼠身上异种移植癌的药物,大多治不了实际癌症患者的肿瘤;三是过分地看重国际贸易额,常把份额太低看成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化”得不够的衡量标准。但现实是国际贸易中的中药并未挤入世界医药的主流队伍,尽管一味地去迎合人家的口味,人家还是把它打入了治病的“另类”行列中,也就是说,不管中药国际贸易额有多高,它在西方人的眼里,还只是一个次等“公民”。相信大家都不会承认这就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真正目标。
呼唤真正的创新中药
专家指出:在整个医药行业景气指数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与科研机构必须以风险投资的眼光来从事真正的中药创新,脚踏实地地研究开发药效成分和作用机理明确、质量可控、临床疗效稳定和毒副作用小的现代创新中药产品,培育大企业,进而开拓大市场。
具体来说,中药新药的研发应力求做到药味简单、配伍合理;主要药效成分明确、作用机理明确;质控最好以若干个主要药效成分为指标,工艺要相对简单、具有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特别是批与批之间的稳定性;剂型要有治疗学优势或特色,疗效要确切有优势,使用要安全科学合理。针对中药复方的处方大、适应证宽、针对性不强的情况,可通过拆方研究,找到药效物质,进而优选、拆分并研制出机理和适应证明确、质量可控的小复方、有效部位或单体成分新药。
中药的创新可从以下两个途径着手。一方面,从传统中药宝库入手。中国古今文献记载的药方汗牛充栋,有很多久经考验的安全有效良方,是新药开发的宝库,研究者完全可以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疗效明显的简单方,从医院制剂中寻找针对性强的复方进行再优化,从民间秘方、验方和民族药物中寻找疗效确切的单味药或复方药等。另一方面,从现代科技成果入手。现代技术已经可以完成高通量筛选技术,新靶标不断被发现,因此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实践经验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医临床信息挖掘系统,开展单味药、药对的有效部位研发、中药单体成分研发、中药药效成分衍生物开发等研发。
专家对中药研发的几点建议
降低院内中药制剂准入门槛
放宽审批限制,简化审批手续,对不具备制药条件的中小型医院或卫生院、诊所,允许其通过制药厂承包生产院内制剂,从而让每一张疗效好、真正有价值的中药处方都有变成成药的机会。这将给临床医生带来新的希望,激励大家去创新,在创新中提高认识:想让自己的药方变成成药,变成知识产权,不在临床上狠下苦工夫是绝对不行的。如此,无疑还将为准字药的诞生扩大了后备军。
按传统方法研制中药
取消部分“三致”试验
取消分离、提取活性成分等药理试验,不搞生物利用度和动力学测定……总之,在药理上摒弃所有西药研制方法的试验,只讲中药的五味四气、君臣佐使,只按中药药理和组方原则对其进行严格评审,但不完全排斥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那就是保留现代的毒理试验以严把终末关。
再者,对“三致”试验需要重新考虑。只有长期服用的药才作慢性毒理试验。慢性病妇女原则上不宜生育,也就是说,怀孕的慢性病人自然不多,只要注明“孕妇忌服”就可省去“致畸”试验。西药研制方法是通过打乱物体的整体结构而提取其单体成分,这种方法容易导致基因突变,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中药作为一种生物体,由于构成生命本身必有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机制,因此很难导致基因突变。何况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尽管“说不清道理”,却能有效地趋利避害,“致突变”试验也可省去,只保留“致癌”一项试验就可以。毒理试验是西药的研制方法之一,用它把最后一关,只能提高新药安全性,不会改变中药传统方法的研制程序。
如此,不仅可以大大地缩短研发周期,几倍甚至几十倍地降低研发经费,还可把人力、财力集中在疗效上,从而大大地提高新药申请成功的几率,企业都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进而为改型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只要专利保护把改型的权益也包括在内,知识产权就不会落到他人手里。
剂型改造与产品升级
基础研究要跟进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就像国外专家搞西药研发一样。它需要寻找药物筛选的靶点,但寻找药物靶点不是容易的事,像研究基因图谱、基因组学,就是希望找到致病过程的关键基因是什么,最后表达到哪个“点”上。同样中药研发也应该找一些有中药特异性表现的东西,也应该从中药中挖掘一些特效的靶点,这需要基础研究等各方面来共同完成。
叶祖光教授强调应加强符合中药特点的基础研究。在理论上、在基础研究上如果没有突破,那中药研发只能停留在现在的水准上。如果问近年来中药现代化最大的进展是什么?中药现代化在基础研究中取得的最大成绩是药学方面的进步。目前,国家对中医现代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只有了解病因、病机有什么特点,并做到基础研究到位。在新药研发方面才会有突破。如果基础研究不突破。新药研发就不会超前。医学研究不到位,药学研究就跟不上。
叶教授表示他们准备围绕这方面来做,现正在研究血管内皮损伤与糖尿病、高血压的关系。因为很多疾病都有血管损伤的表现。他们想看看中药在这方面到底起多大的作用,并试图探索中药治疗学特点。只有加强基础研究,尽快寻栈出具有中医中药特点的特性东西。这样才能促进中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根据自身设备、资金潜力与市场前景,像牛黄清心丸那样进行剂型改造与产品升级,并严格按照它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与试验条件进行研发。此类研发立项如在第二条建议中所获得的上市品种中挑选,不仅成功的把握更大,还可大大降低原来因申请成功率太低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并有权以新剂型或新技术申请专利,其前身传统成药的剩余专利保获期限也未丧失。
提取有效单体
像青蒿素那样完全按照西药的研制方法纯化出单体有效成分,应一律按照西药研发的条件与标准进行。这只能说是大量中药材、中药方剂以及前人经验为我国的西药研发者拓宽了药源,提供了方便,却不能说以西药的研制方法研发出新型中药。
建议设立“特需特办”制
即对申请治疗特殊病种而疗效特殊的新药以特殊的程序办理。特殊病种是指癌症、艾滋病、精神病或像SARS等突发的新型传染病。特殊疗效是指:①治愈现代医学还无法治愈的疾病。②疗效与某些西药相当甚至超过西药,如癌症晚期替代止痛。③能治疗西医暂时还没有药物治疗的疾病。特办是指:①减少某些试验环节,如癌症晚期替代麻醉止痛药免作毒理试验。②降低临床试验例数,简化评审程序,如治疗突发恶性传染病的药。③降低试验动物的等级。特办必备前提是全方无一味剧毒、大毒之品,并且基本无配伍禁忌,符合中药组方、制作原则。
建立中药新标准
如果把某项标准比作射击的靶子,与之接轨就是冲着靶子射击,打错靶子的射击只能得“0”环。世界至今还没有中药标准,在它制出之前,为中药与世界接轨的一切努力都是冲着“0”目标进行的。中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国人有责任、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起制定中药标准的重任,这个重任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还是刻不容缓的。
新药研发应突出中医特色
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表示,现代中药新药研发一定要在突出中医特色上下工夫,现代中药新药研发中心应该规格高、规模小、特色浓。他指出,尽管现代中药研发进行了十几年,国家科技部也一直在大力扶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产品。王永炎认为,我国目前现代中药研发的技术含量不高,针对性不强,未能突出中医特色。
王永炎指出,在以往中药研发中,特别是日本学者,都着力于研究汉代《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经典方剂,而对宋代《和剂局方》研究较少。因此,应该加强对《和剂局方》中的经典方剂的研究。此外,组分配伍研究是近年来现代中药研究的重点,其特点就是组分明确、质量可控,既能体现中医药特色,又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因此,中药新药研究过程中,加强组分配伍的研究必不可少。王永炎还建议,在构建中药新药研发平台并严格遵循GAP、GLP、GCP、GMP、GSP等规范的同时,也应重点考虑环境生态监测(EPA),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效保护中药资源,提升现代中药技术品质的效果。
无论是中医药科研单位还是中药生产企业,目前在新药研发过程中都遇到了瓶颈问题。中医药科研单位欠缺市场运作能力、缺乏建设资金、运营机制亟待创新;而中药生产企业的现代中药研发能力有待加强,且缺乏国际认证的产品。王永炎建议,依托中医药科研院所的“一库四平台”(药物信息数据库、化学提取分离与分析平台、制剂技术平台、药效筛选与评价平台、安全性评价平台),与企业形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套、优化集成的整体性布局,以提升新药自主创新和研究开发能力。
中药新药研发资源尚需整合
合理利用现代技术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中诞生了许多新概念、新方法,如波谱技术、立体化学、量子论及电子计算机等,它们不断向中药研究领域渗透,加上生理学、生物化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取得的进展,为中药基础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概念、技术和方法。中药基础性研究学科不断分化,正衍生出中药资源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毒理学、中药制剂学等多个新兴学科。许多专家指出,目前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滞后,理论与实践脱节。目前中医药学高等院校重理论轻临床倾向较普遍,中医药院校学生毕业后取得学位就留校任教,就连学位论文也往往是在动物身上完成而没有临床经验总结和数据,师承传授的中医传统教学方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在中药新药的研究中,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例如把水针想方设法改为粉针。”有专家告诉记者,大部分中药注射液经过长期临床应用证明其剂型是合理的,只有少数对热特别敏感的中药才适合做粉针剂。而现在所有的中药注射剂产品基本都有企业申报改为粉针,这不但可能产生新的用药不安全的隐患,而且必然导致用药费用的增加。这股对中药乱改剂型申报新药的风气应该得到遏制。同时专家还建议说,国家要在引导现代中药的研究方向上实行重大的政策突破,这样才能保证中药研发的正常进行。
1基础医学教师教学能力现状分析
1.1基础医学教师定义及来源
相对于临床医学而言,基础医学主要包括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等内容,是研究人体和疾病现象的本质及其生理病理规律的科学体系,是医学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整个医学发展的基础。基础医学教师是指在医学院校从事这些基础医学分支学科课程教学的教师。基础医学教师来源主要有3种:
(1)医学院校毕业后直接进入高职院校工作,占90%;
(2)临床医生向教师转岗,如外科医生转为人体解剖学教师,占4%;
(3)从科研院所进入高职院校任职,占6%。1.2基础医学教师教学现状与两难局面由于基础医学教师多是医学院校毕业后直接进入高职类院校进行教学工作的,没有接受过正规施教教育,缺乏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教学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又缺乏临床工作经验,因此,在教学中无法引入鲜活的临床案例,导致基础医学教育偏向于过多的理论化,“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普遍存在,而高职院校学生基础多较差,逻辑思维能力不强,因此,导致了基础医学教育与临床医学知识的脱节。
2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意义及必要性
2.1基础医学教师与“双师型”教师标准的差距
目前,我国还没有“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条例,各院校基本上是根据下列标准评定“双师型”人才素质的,即在具有讲师及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前提下,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2)近5年中有2年以上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3)近5年曾经主持或主要参与2项(或以上)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
(4)近5年曾经主持或主要参与2项(或以上)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使用效果良好,在市内同类院校中居先进水平;
(5)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准的高职高专教育师资培训中心经过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大多数高职院校基础医学教师即使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但由于仅只是考证,没有充分的临床实践经验,因此,与真正意义上的双师素质教师还存在很大差距,想缩小这一差距就需切实走向临床参与实践。
2.2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必然性与意义
教师专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性潮流,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教师教育新理念和新制度的建立,成为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和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成功策略。基础医学教师专业化发展是今后教师发展的趋势,与专业化贴近的首要关键就是要与临床进一步接轨。根据这一发展需要为基础医学教师制订适合自身特点的走向临床锻炼的计划,并给予适时的协助和教育,最终将最大化实现教师潜能。
3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实践方式及手段
影响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因素:
(1)制度层面把控是否到位;
(2)走向临床的方式是否合理;
(3)走向临床的考核标准是否量化。
3.1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制度化建设
为促进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内在驱动力,使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自修和反思。教师的自我发展是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不可低估的潜在动力,关键在于引导。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首先需在学校层面形成一定制度,使该项工作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根据作者对周边10所医药类高职院校的调研结果显示,只有2所学校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一般以鼓励和自愿原则开展走向临床工作。对其中121名基础医学教师、102名专业教师及90名行政人员进行的进一步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对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制度化建设工作给予了肯定。
3.2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实践方式
依托行业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积极鼓励并组织教师到医院参加工作实践。本校走向临床顶岗的方式多样化,
(1)以时间段划分为:①长期顶岗,利用半年、1年甚至更长时间完全在顶岗单位进行实践(如西南医院);②短期顶岗,利用寒暑假到医院顶岗(如附属医院);③间隔顶岗,利用平时排课间隔到医院顶岗(如每周只排3d课,2d到顶岗单位实践)。
(2)以学科对口划分为:①完全对口型,如生物化学(生化)教研室教师到医院生化检验科室进行顶岗实践,病理教研室教师到病理科顶岗实践;②不完全对口型,如病原生物学教研室教师到皮肤科进行顶岗实践,对皮肤科感染病知识进行学习,为部分对口型。
(3)以教师授课面向专业划分,如该教师的药理学课程面向的是护理专业则可选择在医院护理岗位进行顶岗实践;正常人体功能面向的是康复专业则可选择在医院康复科进行顶岗实践。以本校基础医学部为例,从2012年7月开始已有38人次到医院进行了顶岗实践,另已有医院专家、学者及高级技术人员6人次到本校进行讲座培训与教学活动。通过顶岗实践教师本人反馈自身教学有很大提升,特别是边实践、边顶岗的教师对教学效果的促进度较高,该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从临床中刚接触到的知识可及时、有效地应用到课堂中去,学生反映效果好,教学手段灵活,与临床结合紧密,学生受用度高。
3.3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考核模式
走向临床的考核模式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规范:
(1)临床实践的考勤管理通过医院与学校共同承担,并进行双向管理;
(2)实践能力和效果主要由医院方给出相应的评判标准,在实践完毕后作出相应的考核结论;
(3)学校结合医院给出的考核结论、综合表现及反哺理论教学的效果进行评分,评定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3个等次,根据学校相应制度给予一定奖惩。
3.4基础医学教师专业化与走向临床的联系
教师专业化理论认为,教师教育的本质不是简单地“重复”,而在于需要一定的“专业精神”、“专业理论”和“专业技巧”,并不断地进行改进、完善和创造。对基础医学教师而言,应着眼于进一步培养适应医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相关潜能。医学教师的服务对象是人,在教学中既要求医学教师传授广博的医学基础专业知识,更要求他们遵循教育规律,讲求教学方法,形成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走向临床这一举措可极大丰富基础医学教师的临床医学知识素材,弥补了原先基础医学教师过于理论化的教学方式,教师专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真正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基础医学教师走向临床的另一个积极作用是能激发教师的科研思维火花,能推动更多、更好的科研项目的申报。只有基础与临床结合后才能使课题更具有经济与社会价值,进一步提升学校软实力,促进学校长远发展。
4走向临床后反哺理论教学的研究与探索
4.1反哺理论教学的手段与方式多样化
走向临床后基础医学教师接触的临床案例较多,可充分应用到教学中,如项目导向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类似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和双语教学法等。以本校病理学教师为例,有2名教师参加了西南医院学年顶岗实践及6名教师参与了附属医院的边教学、边顶岗的实践活动。走向临床后教师收集了大量病例资料,初步具备了临床病理检查能力,能分析和诊断常见病理切片并报告结果。鉴于本校现阶段班级编制及学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病理学教师在教学中引入了类似PBL教学法,即应用教学思维,在课堂中引入了以问题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法,通过“分组思考、推荐汇报、总结归纳”等方式在学生中全面实施。根据实施后的效果反馈,学生普遍反映与传统教学法比较,新的教学法学习代入感更深,知识掌握得也更牢固。不同教学法实施要求比较。
4.2反哺理论教学采用“私人订制”形式
反哺理论教学体现了独特的“私人订制”形式,如本校中医康复专业《正常人体功能》的任课教师被安排在附属医院康复科进行了顶岗实践,实践后教师与中医康复理疗医生进行了亲密接触,了解了工作性质及常见病例和操作手法,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更能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岗位需求为导向,项目为引领,编写课程标准,进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等。这样形成了一整套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教学资源系统,学生受益无穷,为《正常人体功能》的教学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优秀资源。今后,教师的教学将会事半功倍,学生在职业生涯中也能熟练掌握机体各部位结构与功能,能做到“眼到、手到、口到、心到”,增强了学生诊治疾病的信心。
4.3促进反哺理论教学的激励机制
为保障教师进入临床实践后反哺理论教学的积极性,应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及完善的政策支撑。可将实践后的效果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如转化为教学改革论文的数量及质量,应用于教学改革的方式方法及教学效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考核结论为优秀者可在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外出进修、学年考核、评优评先等方面优先考虑。
4.4反哺理论教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