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工作计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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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图书编辑工作计划范文

关键词：RFID技术 采编 模式 建立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5（c）-0000-00

21世纪以来，信息科学技术不断飞速发展，各种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高校图书馆是一个学校的信息中心，是学校教学、科研得以顺利开展的有利保障，科学技术在高校图书馆的运用，对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了挑战，引起了新的变革和进步，促进了图书馆数字化的进程。图书馆数字化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图书馆的资源和管理手段进行数字化，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得以更好的利用，相关服务得以更好延伸。而RFID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的强大技术武器。

1 RFID技术的概念

RFID又称为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全称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于2O世纪9O年代开始兴起，作为一种自动识别（Auto Identification，Auto—Id）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进行空间藕合达到无接触信息传递的目的，以此识别所传递的信息。RFID技术被广泛运用到零售、物流等行业，相较于其他自动识别技术，其具有免接触、快速、批量、存储容量大、抗污染能力强、识别力强、可反复利用等特点[1]。因此将其与图书馆业务相结合，能够有效的提高图书馆借阅、典藏、检索及统计等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使读者得到更快更好的服务，从而使图书馆管理更好地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2 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化图书馆采编工作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2.1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化图书馆采编管理的变革

传统图书馆对图书的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力，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对图书的分类、借阅管理、整架和盘点上，人工操作不仅效率难以提高，还极易出现失误。对于图书馆的服务水平、资源管理能力等都是很大的考验。RFID技术的运用，是图书馆转变传统管理理念、追求科技进步的体现，它把高科技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有机的结合起来，工作人员工作起来更加节约时间、节约劳动力，使整体采编工作的效率得以提高，效益得以提升。因此才能够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保障图书馆更好地进行数字化管理。

2.2 RFID技术影响贯穿于图书馆的各个管理环节

图书馆对图书的管理是以图书采编基础完成的。无论是文献的采访、分编，还是对其的加工收藏、借阅流通，包括为读者办理的借阅卡，所有的业务都需要RFID技术的支持。因此，对于采编部门来讲，既需要完成对书目、文献的相关数据的采集，还需要完成安装RFID标签，并将相关的数据进行关联。巨大的工作量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一套可行的工作模式，那么很容易在操作过程中无章法可循，极易导致工作人员失误，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者损失。因此对于采编部门来说，建立一套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化图书馆采编工作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2.3新版图书带有RFID标签促使采编工作不断进步[2]

根据RFID的技术特点，目前很多新出版的图书，特别是外文出版物都直接贴上了RFID标签，这得益于RFID技术的日益成熟。另外随着相关标签和扫描设备等价格愈发便宜，这将会使整个出版行业在以后的出版物上都运用RFID技术。直接贴上RFID标签，不仅能够更好地为图书的发行、运输、销售过程中进行数据管理，也能够在借阅、典藏等环节上提供很大的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图书馆节约相关费用，促进了RFID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普及运用。图书馆采编工作应该以此为契机，不断探索开展图书的RFID采编模式，进行统一编目的可行性探讨。

3 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化图书馆采编工作模式的实现

对于图书馆来说，必须要与时俱进，根据自身特点引进新技术，创新管理方式，更新服务理念。RFID技术的应用，为智能化图书馆采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为图书馆管理的不断革新和进步提供了动力，为现代图书馆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提供了保障。

3.1根据RFID系统特点，修订、完善相关的图书采编工作细则

传统图书馆的采编工作十分复杂，要求也非常详细，因此也会产生许多漏洞。RFID系统的运用，能够改善传统的图书采编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应该根据其特点，简化完善相关的图书采编细则，使之更适用于高科技的图书管理工作。例如：传统的图书分类法，要求将图书进行最详细级别分类，以便于区分图书的排架及位置，但却加大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采用了RFID技术，在OPAC上新添了图书导航定位系统，能够指引读者快速准确找到所需图书。根据这种情况，可以对图书馆图书分类标引细则进行完善，包括：（1）不再用复分号分类长度超过9个字符位，如TP125.321—54简化为TP125.321。（2）不再用复分号分类H类和G类图书。（3）只用大类细分组配号，如H428.5：I631简化为H428.5：I。（4）不再按照《国际时代表》复分外国人物传记的分类号，如K648.216=422简化为K648.216[3]。类似于这样的细则修正，能够大大节约人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降低成本。

3.2根据RFID系统对编目数据的要求，及时修正数据控制中的问题

传统的图书编目很容易出现诸如：编制数据条形码与实际书目不相符，录入信息出现错别字、索书号出现错误等现象。但是RFID系统必须按照数据进行顺架排架，因此它对编目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很高，特别是对自动借还这个功能来说，需要十分准确的数据才能够顺利完成。这就要求我们对所编目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审核，在进行数据关联之前，及时的修正出现的各种错误问题。同时对于在上架排架时所发现的有问题的图书，也要及时退回，重新进行采编处理，以保证高质量的数据录入编目[4]。通过RFID系统能够将以前的采编数据重新全面的检验一遍，并进行及时的修正，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是也是“一劳永逸”，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基础和方便。

3.3建立信息数据交流平台，有效科学采编图书

为了更好的进行采访工作，需要根据读者需求进行数据统计，特别是对于期刊这种馆内借阅的刊物，更需要通过数据来分析其阅读价值，提高其利用率。RFID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图书期刊的借阅次数、情况，通过数据分析，更加准确的把握读者的需求及喜好，能够为图书采编工作提供多角度、全方位的数据信息，也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购置资金，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到最需要的图书上。同时，建立有效的信息平台，使学生们通过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也能够使工作人员了解最新的信息，最大限度的发挥工作人员的潜力，从而推动图书馆更加专业、更加全面的发展。

3.4强化采编人员的职业素质和工作能力

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特别是进行采编工作的人员，虽然工作量大，任务重，但是应该坚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RFID技术的运用，能够实时掌握图书资源的流动信息，对采编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采编人员，要不断更新图书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不断加强自身教育，熟练掌握图书馆相关的管理知识和网络信息技术知识，不断提高自己运用RFID技术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失误，扎实做好图书采访编目的工作，为读者提供更好地服务。当然作为图书馆来说，也应该加强宣传教育，为工作人员能力提高提供培训，真正培养出有知识、有能力、有道德的图书馆管理员，实现良性循环发展。

通过RFID技术，不断提升采编工作的质量，能够更好的为老师、学生提供丰富的文献、信息，满足高校的教学及科研的信息要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数字化。虽然RFID技术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化图书馆采编工作模式的建立并非易事，还需要时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参考文献

[1]邵仰东. 基于RFID技术的图书馆采编工作研究[J].图书馆论坛， 2012，7（32）：113-116.

[2]周晓光.射频识别RFID技术原理与应用实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第2篇：图书编辑工作计划范文

一

多年来，国内相当一部分出版社（非凡是自然科技类出版社）实行按学科分工确定岗位的编辑业务体制。以学科划分编辑室，在编辑室中往往再划分学科组，按人头再细分各人分管的分支学科，责任编辑负责自选题至发稿全过程的业务。

在这样的运行体制下，为了“多出书”，不少出版社仍然以年发稿字数、附加品种数等作为对编辑人员个人的主要业务考核指标。组稿、审稿作为编辑加工的“编前工作”，难以和发稿字数平行地计算工作量，客观上淡化了策划、组稿、审稿的意义。显然，这不利于出版社的整体发展。

而且，编辑人员受学科分工的限制，为了完成发稿任务，即使有意愿、有热情，也不太可能主动进入相邻学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策划、组稿业务。在图书出版业日益激烈、跨学科全方位的竞争面前，尽管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却缺乏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造成潜在的策划效能浪费和市场效益缺失。

在这样的运行体制下，图书编辑室组什么稿、出什么样的书，书稿质量的评价，加工质量的控制几乎都完全取决于责任编辑个人，很难从整体上导入市场竞争意识进行有效的营销管理和指导性干预。“责任编辑”的意义从出版社内部来看，以不仅仅是某一部书的特定责编，而是出版社该学科的责任编辑了。换句话说，出版社某一学科图书出版状况，其整体规划上的独创性、系统性，其学术水平，其编辑构想，其稿件加工质量等等，无不取决于分管该学科的责任编辑的个人业务素养，而往往并不都准确地体现出版社的整体素质。例如，让一个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且有进取心的编辑甲，或者让一个才工作不久、又对编辑工作缺乏全面熟悉和热情的编辑乙来分别掌管同一学科的编辑出版业务，两者的工作所反映出的、被读者认为是代表出版社水准的面貌会相差很远；或者是当主管A学科的责编的素质才干明显强于主管相邻的B学科的责编乙时，出版社A学科和B学科图书的选题质量、出版物质量就会出现明显差异。读者自然因此会认为摘要：该出版社的A学科的图书质量高，B学科的则不行，造成出版社整体品牌形象的缺损。

再者，“编辑工作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工艺”。仅仅于此还不够，我们说编辑工作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它的创造性体现在编辑人员构成用于指导完成选题、组稿和审稿的、带有独创性的选题构思、组稿构思和审稿构思（统称为编辑构思）上；编辑工作又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它的技术性体现在编辑加工、版式处理过程中严格维护出版社特有的格式、体例和整体质量水平，从而体现出版社出版物的整体个性即品牌特色上。

谈到编辑构思，一部书的作者在写作伊始，要先构思书的结构、取材和叙述方法，那么，编辑在编书之前，是否也有必要先完成一个构思呢？“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乎无算乎。”虽然选题还未列选，编辑人员的包括该学科出书规划、该书对应于特定读者对象的策划及其内容的编排结构、作者的物色及对其写作上的要求、该书的装祯设计思想、营销宣传方案等构思就应当初步形成了。从本质上讲，编辑构思同样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体现了因人而异的风格和个性。同样的选题，即使是为名家出专著，也同样可以提出不同的编辑构思，而按不同的编辑构思编出来的书，其风格、面貌和质量、水准都会有很大差别。假如只有作者的构思而没有编辑构思，编辑工作就成了只是技术性的加工整理工作，编辑活动成了被动盲目的行为。依靠于等稿上门，创造性便无从谈起，创造的喜悦和乐趣也随之消失。这正是编辑家和“匠”的区别所在。和过去相比，在今天图书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编辑工作早已不再仅仅是“为人作嫁”了。

谈到编辑加工，我们认为，只要做好了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完全有可能简化编辑加工的工作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仅对书稿进行文字加工和单纯技术性处理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编辑加工是一门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复杂技巧，是一门每个编辑人员都必须精益求精方能真正入门的基本功。

由上述可见，选题组稿（包括指导作者写作）审稿和其后的编辑加工相比，它们在工作性质、工作形式和工作内容上都有明显不同。具体反映在编辑业务中，就形成了各工作阶段责任编辑的职能的不同。

然而，那种按学科分工的业务工作体制使得编辑们疲于完成发稿任务指标，很难激励他们面向市场独立思维，以充分的自主性去关注选题策划、组稿、审稿，也就很难在较短时期内有效地调整出版社选题的整体结构，很难顾及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大型工程诸如重点综合类丛书、文库书、工具书等等了。

而且，假如只有学科分工而无职能的分工，责任编辑被动地“死守”某一学科，在该学科范围内他必须交叉地进行多部书稿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统改校样等工作，从而对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实际上，并非每一名编辑人员都既能从事创造性编辑工作，又能出色地完成技术性编辑工作的。尽管我们认为，精于编辑业务而成为全才、通才是可能的，但是人又确实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正如有人长于策划、而有人却适于行动一样，编辑工作中也是有人善于组稿、而有人却更长于编辑加工。加上人又各有所好，有人喜好组稿、思维灵敏活跃，有人则更喜欢独处、专心伏案推敲书稿。在只有学科分工的工作体制下，编审、副编审和编辑、助理编辑同样提出选题、进行组稿和编辑加工，从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也不利于激励编辑人员积极钻研，提高业务水平，不利于调动各层次编辑人员的工作激情。

为了充分发挥编辑人员所长，量才用人，使每一名编辑都能各得其所；为了调动编辑群体的积极性，从整体上提高出版社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提高运营效率，增强出版社在行业内和国际图书市场的竞争能力，有必要在编辑工作中强化职能分工而淡化学科的分工。

我们既然承认编辑工作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工艺；编辑工作中有创造性工作、技术性工作和行政性工作之分；我们又既然承认编辑人员往往是各有所长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答应并鼓励编辑根据自己之所长，作为编辑工作过程中某一环节的职能编辑，以全身心投入于其中，发挥最大效能呢？“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关键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工作体制，答应并激励编辑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自主地选择特定职能的编辑工作，身心交融地完成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随着社会进步和文化产业信息化的发展，更新编辑业务及其管理体制早已成为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而随着图书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改造早已沿袭多年的以学科分工为基本构架的工作体制，尽快转向以职能分工为主、以信息化手段为基础的新的工作体制。

二

在上面所述基础上，我们进入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以高级编辑人员为学科带头人、建立职能分工新体制的具体设想摘要：

（一）以学科带头人为组织和决策人，编辑组（室）内设立策划（组稿）、审稿和加工编辑等职能。策划、运营团队作为出版社保持核心竞争力的灵魂，绝对应当保留在社内运营体制的核心地位上。而技术加工环节，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在社内设立独立核算的书稿编辑加工公司，也可以通过社内的专业公司将部分书稿技术加工业务外包给社会上专业书稿编辑或公司去完成。

一部书稿付印前的业务运作，分为组稿和加工两大阶段。策划（组稿）编辑（以下简称策划编辑）的职能包括策划选题、组稿、指导作者写作并带动在其四周的审稿、加工人员形成的工作团队有序运转。组稿工作结束的标志为一个优秀选题列入社（室）出版计划，并伴之以一个完整、成熟的编辑构思的初步形成（可以反映在图书选题策划方案中）。

审稿编辑的职能为组织审查、完成对书稿的审读评价，提出完善的书稿修改方案，确认书稿质量并收定稿。审稿工作完成的标志为收定稿，伴之以审读报告（对书稿的鉴定评价）的产生。

加工编辑的职能为对书稿做文字加工和技术处理，使之达到符合出版要求、达到可以交排版制作使之能顺利作业的质量水准，并负责统改校样。

我们可以根据图书形态的进化，调整并完善对编辑加工的概念界定，从而重新定义加工编辑的工作内容。今天的图书，从以往传统的文字内容为主，以文带图，正文中有少量插图，或将插图集中在几页铜版纸上做成插页的“字书”，已经进化到以图带文，图文并茂的时代。图文浅显易读、版面生动活泼，不但更方便于阅读，迎合了读者大大提高了的阅读欣赏品位，“图书”之名副其实的进化也更新了编辑加工的观念。我们可以考虑将加工编辑、版式设计的技术编辑统称为技术编辑，其业务职能从只对书稿文字做编辑加工，扩展到包含书稿的文字、插图处理，图文的版式处理等书稿后端处理各环节。

在以策划编辑为核心的运作团队单位内，审稿编辑和加工编辑（或称技术编辑）均只对组稿编辑负责，由组稿编辑对他们进行业务监督和考核。

我们必须承认，策划编辑、审稿编辑是编辑室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工作因人作风而异干起来各有不同，但并不是每个编辑人员都能胜任的。然而高级编辑的形成并不完全以职称为其唯一依据，领高级职称衔的编辑人员做专职的加工技术编辑、发行营销编辑以保证出版社正常业务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也是完全必要的（只要合理解决考核工作量、奖励机制等新问题）。给每个编辑人员一定的实践体验时间，让他们在竞争中正确地熟悉自身的强长弱短，从而重新选择确立自身的职能地位，确立长远的、有自信的发展方向，也许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育才途径。这里还有一个对年龄和资历、能力和特长之间关系的观念更新的过程。

（二）实行职能分工后，原来各编辑之间的学科分工便随之逐步淡化，策划编辑可以在编辑室（组）所辖各分支学科内全方位开展活动。在策划编辑队伍和技术（加工）编辑队伍分别形成且相对稳定后，可以扩展到在编辑部甚至全社范围内打破学科分工界限，让策划编辑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形象地讲，这如同唐僧去西天圣地取经超度孙悟空那样，揭开如来佛五行山顶的那张“庵嘛尼叭弥牟”镇山压帖儿，石破天惊之下，必然有一批如孙悟空那样的策划能人（或称达人）脱颖而出。

（三）在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出版社，选题、收定稿及其加工任务的布置可由编辑组（室）统一计划管理。一部书稿的策划或审稿编辑通常不再担任该书的加工责任编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可以分解，或者以多人署名而策划编辑领签。在质量管理上，除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质量管理之外，还可以实行自后向前的纵向质量管理，即加工编辑监督审稿编辑的工作质量，审稿编辑监督策划编辑的工作质量。这样做有利于互相监督促进，提高编辑各环节的圆滑运行。

（四）推行职能分工体制的关键之一是工作量的考核方法新问题。策划、审稿必须要能独立地和编辑加工平行地计算工作量并作为年度考核指标。

前面已经讨论过，策划、审稿和编辑加工在工作性质、工作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单用字数来考核三者的工作量已变得不合理，因为组稿字数、审稿字数和发稿字数三者所分别表征的工作量并不等值，至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不十分确切地举例来看，假如说组稿20万字等值于发稿20万字的工作量，审稿20万字则很难和前二者等值。即便是出于鼓励将编辑工作的重心前移，暂定三者等值，那么组稿40万字、审稿40万字和发稿40万字的工作量也肯定不能等值。而只有设立能对三者作相对等值的考核指标，才能顺利解决诸如奖金分配、工作分配、职能的自身确立以及工作量统一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新问题。

考虑到鼓励编辑前移工作重心，从策划选题开始就重视工作质量，我们设想用一种粗略的非线性的积分制来统一评估考核三者（即组、审、编）的工作量。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使之具体化摘要：

假定以20万字稿件计，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三者的工作量被认为基本相等，定为10分，则给出下表供讨论用摘要：

20万字组稿10分/审稿10分/编辑加工10分

40万字组稿15分/审稿10-15分/编辑加工20分

60万字组稿20分/审稿15分/编辑加工25分

选择这一组数值仅仅是为了形象地描述我们的设想以引起讨论。假如设想合理，这一分值系统的合理确立并不很困难，更何况它是可以根据出版社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的。

实行积分制统一考核年度工作量，譬如可以设定助理编辑年工作量为60分，编辑为100分，副编审、编审为120分。以此确定个人年度工作内容和计划。编辑室的工作计划在此基础上综合而成，它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编辑可以以组稿为主，也可以以加工为主，根据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实际状况，在过渡时期，应当鼓励编辑人员逐步过渡，即大部精力扑一头，或在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做组稿工作兼做少量加工发稿，或主要做案头的编辑技术加工兼做少量的组稿工作。

在当前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应当从运营管理体制上鼓励编辑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到策划选题上去。只有多策划好选题，多出适销对路、重印率高的好书，才是出版社的发展出路所在。策划、组稿编辑工作出色应当重奖。最终，一个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合理结构一定是摘要：

策划编辑人数≤审稿编辑人数≤技术加工编辑人数（含外聘编辑）

三

第3篇：图书编辑工作计划范文

一、完善组织制度，注重组织自身素质建设

学生会成员的素质决定着这个队伍的素质，加强学生会成员素质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在新一年度中，我会配合好左晨晓主席做好学生会成员素质的提升工作，同时更做好编辑、宣传两部门的成员素质提高。

1、完善学生会部门规章制度，使学生会13部(处)按照标准一致的部门制度，奖赏一致。

2、实行"每周例会"制度，编辑部、宣传部两部门实行每周例会制度，并要求做好会议记录，提高例会的效率，实现办事高效率。自己并会不定时参与两部门的例会。

3、我会引导编辑宣传两部门多次进行部门的沟通交流，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召开两部门共同会议，举办活动，聚餐等多种途径增进两部门的交流，增强两部门的交流与合作。4、宣传部主要负责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编辑部则会承办一些部门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工作中，要进一步增加活动组织奖赏制度。

二、加大初期培训，注重新干事的培训工作

编辑部、宣传部的纳新工作已经结束，前期工作也已经在有条不紊的开展中。宣传部、编辑部是学院学生组织中仅有的对于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部门，培训工作必不可少，两个部门的前期工作也主要以加强内部成员的培训为主。一年中，我会时刻关注编辑部、宣传部两部门的新干事的培训工作。宣传部、编辑部两部门的培训工作中，我会引导两个部门开展工作。

1、前期的培训工作中，首先要让每个干事了解本部门的日常工作，让每个人熟悉各类总结、各种新闻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新闻、总结写作方面的不同之处，通过往年的具体的优秀新闻、总结进行具体的讲解。

2、在理论培训工作开展的同时，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时进行"模拟训练"，让他们实际动手去写。将干事分配到部长、副部长手中，实行"结对子帮扶导师制"政策，针对干事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纠正和面对面的指导。

3、在"模拟训练"完成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要进入"实战演练"阶段。将平时简单的日常工作分配到每个人手中，让干事配合完成，在相互交流与讨论中，提高业务水平。

三、做好基础工作，打造学院精品活动。

学生会宣传部、编辑部的工作直接或简接的决定着学院一年来的工作质量。学生会宣传部负责着数学科学学院三大学生组织的活动、学院领导出席活动等学院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编辑部负责着学院活动的总结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力争：

1、学院宣传工作做出成绩。会积极与校外媒体进行沟通，让外界及时了解学院工作的最新动态，向外界宣传聊大数科院的精神风范。

2、编辑总结写出创新。编辑部要进一步加强创新力度，是我院总结编辑工作再上台阶，为我院在基层团支部建设、科技文化艺术节、挑战者杯等活动中争先创优，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院的活动只有打造出活动品牌，方能做出数学科学学院活动特色;只有加强学生活动的品牌意识，才能策划出优秀的学生活动;只有站在广大数学学子的立场上，才能举办出深受学生喜爱的活动。

1、延续往年优秀活动品牌，举办"第四届数字读书节"、"第二届读书交流会"等读书推荐活动。在图书推荐书目上进行创新，使所推荐的图书能更好的为广大学生喜爱。

2、编辑部在举办征文活动时，确保征文主题的选择适合时宜，适合学院需要。

3、加大活动创新力度，我们编辑、宣传部门会根据社会热点进行活动设计。

四、加强对外交流，促进组织开展对外合作。

新一年度中，学院内三大学生组织应该积极组织交流与合作，一起描绘数学科学学院的美好明天。学生会也应加强与其他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更好的为数学科学学院服务。

1、我们会积极与校级学生组织搞好交流，配合好校级组织的工作，认真并高质量的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

2、我们会与学院内社团联合会、宿舍自律委员会搞好合作。三大组织一起携手共建数学科学学院的学生组织，一起描绘学院美好未来。

3、我们会与其他优秀学院开展座谈交流会，借鉴其他学院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组织内的自我检查与自我改正。以便更好的为学院服务。

五、积极筹备学校活动

基层团支部建设活动月，科技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挑战者"杯等活动，是展现我院成绩的重要平台。

1、认真策划组织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使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

第4篇：图书编辑工作计划范文

Q：集团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了两次飞跃，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有创新。您怎么理解当前形式下期刊集团的内涵式发展及突破？ 

A：“十二五”期间，原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名称变更了两次。这两次更名是集团调整发展思路的结果，也是内涵式发展基础上扩大自身影响力、向外拓展的举措。但这不过是集团抓住了两次发展机遇，还不能说是“飞跃”，更谈不上“创新”。我们仅仅是为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些准备，做了一些尝试。其实，广西期刊传媒集团目前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目前，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还是传统期刊的发行，集团在互联网时代的期刊出版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个探索阶段也许需要几年。 

这也是目前期刊界同人都面临的问题：传统期刊经营面临危机，新的业态尚不明朗。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刊业现实，我和同事们强调，要对传统期刊出版和以媒体融合为特点的新的期刊模式同样重视，并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期刊出版模式。 

2015年，很多名刊大刊经营业绩下滑，微信朋友圈里的期刊界同行时不时发出某某期刊停办的消息。焦虑、悲观的情绪在弥漫。我也在思考期刊行业的走向。如果能静下心来，认真读读年度期刊行业的数据分析，我想，大概能了解各类期刊的走势。这些年来，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少儿出版物在各类出版物中逆势上扬。另外，我和同事们分析全国期刊经营状况时发现，越是个性化和专业性越强的期刊越有生命力。那么，我们认为，既然是“期刊传媒集团”，还是要立足于“期刊”，由期刊出版经营为基础，向跨界传媒发展，并在传统期刊和媒体融合发展并重中探索互联网时代期刊出版经营模式。这也就是这几年来广西期刊传媒集团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思路。 

广西期刊传媒集团的前身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以少儿期刊的经营出版见长，出版了品种齐全的小学生期刊。《作文大王》《奇趣百科》《数学大王》等是国内少儿期刊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作文大王》还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最近这些期刊的发行量还在增加。近几年，集团在各期刊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各期刊杂志社，引导各杂志社独立核算，提高出版经营效益。同时，由集团统筹，下大力气为传统期刊引进新技术，实现读者线下阅读与线上参与性阅读相结合，实现传统期刊出版与互联网技术的衔接。集团所属的少儿期刊社不仅仅要编辑出版一本纸质期刊，还要围绕“作文大王”这一品牌做大量的编辑出版工作。一方面，基本上做到通过新技术实现对读者的立体增值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多介质的编辑出版活动探索数字化出版模式，引导读者参与到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来。这大大增加了传统期刊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了传统期刊的影响力。  

例如，一位小读者花钱订阅了《作文大王》，除了每月能获得期刊，同时还能成为集团少儿期刊的读者会员。在不久的将来，“作文生态圈”建设好以后，每一位读者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自主建构自己的“作文生态圈”，在平台上创办自己的《作文大王》。“作文大王”这一品牌是广西期刊传媒集团的，也是所有中小学可以使用的。在传统期刊出版时代，《作文大王》每月只能出版一本纸刊，通过邮局发行到全国各地，《作文大王》是出版活动的中心，读者订阅《作文大王》，多是被动阅读、被动接受。而现在，除了纸刊之外，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作文生态圈”把期刊出版经营活动的外延扩大了，每位读者都可以把自己的作文上传到平台上，通过自助编辑平台编辑自己的专属电子期刊，自己设计封面，自己画插图，也可以通过与其他读者协作，完成电子期刊的编辑工作。多媒体技术使《作文大王》从静态纸质期刊延伸到动态媒体融合的复合性期刊，读者可以上传音频展示“口语作文”，也可以上传视频展示“作文”的背景资料。这种读者专属的数字期刊可以伴随读者成长，即使将来读者长大了，他们的数字期刊还保存在我们的“作文生态圈”里，见证读者成长的足迹。当然，一个班级、一个年级、一所学校都可以在“作文生态圈”里创办自己的《作文大王》电子刊。这样一来，“作文生态圈”也具有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功能。把互联、互通、共产、共享的互联网生态思维模式真正融入“作文生态圈”的构建。我认为，传统的编辑出版职业功能也将自然升级到“新版本”，《作文大王》的编辑将由纸媒的筛选内容、编辑出版、期刊转型到为读者提供开放式平台，依托互联网技术通过文化创意与读者实现作文这一文化活动的共享。而作文是什么？作文不仅仅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学习作文也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作文应该是一个人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活动，其基本的功能就是社交功能。“作文生态圈”将把作文作为国民的基本素养和国民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期刊这样的“内涵式”发展，既是媒体融合的必然，又拓展了传统期刊出版经营领域，提高了传统期刊的传播价值。 

如果集团所属的期刊都能围绕受众（读者）做好这样的媒体生态圈的建构，我们的期刊就不会没落——比如《作文大王》。或许《作文大王》的纸刊将来会消失，但“作文大王”这一文化品牌还会存在，围绕这一品牌的期刊传媒活动也还会继续，消失的只是出版活动的一些介质。 

基于对期刊出版这样的认知，我觉得集团“内涵式发展”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没有内涵式发展，也就没有拓展外延的基础。 

Q：在这种内涵式发展的大背景下，广西期刊传媒集团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 

A：期刊产业，或者说期刊界，近十年来我所感受到的突出情绪就是焦虑不安，以及焦虑不安情绪下行动上的挣扎。所谓“内涵式发展”，从消极意义上说，或许是因为期刊社对媒体大变革时代及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的茫然不知所措，而回过头关上门来思量怎么打理自己的领地；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是期刊社想通过打理好自己的领地，靠修炼内功谋求发展。这样的“内涵式发展”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媒体企业发展的大趋势？我觉得未必。广西期刊传媒集团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且不谈如何发展，先考虑如何生存，可能更现实。

广西师范大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广西期刊传媒集团的主办单位。两年前，分管出版的副校长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同人座谈，谈到出版社是出版社员工“安身立命”的同人事业。“安身立命”这个词用在这里，让我颇有感触。正如稻盛和夫所说，我们处在一个“不安的时代”“看不清未来”。个人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文化影响力是所有效益的保障，我们做有精神追求的传媒集团” 

“广西期刊传媒集团为什么而存在？”这是我经常反思的问题。一个期刊出版企业的存在意义，在于“开启民智，传承文明”。对企业内部而言，能够使每一位同人在工作中提升心性，完善自己；对企业文化影响力所到之处，能够让作者、读者感受到企业传播的情感和精神，这就是存在的意义。我的老师、古典文学家张葆全教授曾和我谈到一个出版企业的文化影响力，比如开明书店。虽然开明书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开明书店出版的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人。文化影响力就是开明书店的灵魂。张葆全老师希望广西期刊传媒集团也是有灵魂的文化企业。 

所有的企业都要谋求利润，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以利润作为文化企业是否成功的基本衡量指标，在浮躁不安的变革时代，期刊传媒业在发展中容易迷失方向。我想把广西期刊传媒集团做成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传媒集团。这种精神追求就是在企业发展中的每一步，我们都不忘初心，以文化影响力作为企业经营业绩的基本衡量指标。正是因为不以利润为最核心的经营目标，广西期刊传媒集团在经营发展中能够以比较宽松的心态，给经销商更多的利益，给作者更多的利益，给读者更多的利益，给员工更多的利益，给更多的关联方更多的利益。那么，利益都给出去了，企业的利益在哪里？我想，能够给集团的关联方的利益越多，集团获得的利益就越多——因为集团的最大利益就是文化影响力。 

我记得十多年前，广西期刊传媒集团的前身广西师范大学杂志社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少儿期刊的每一位作者复信，与小作者、交流思想，评点小作者来稿。按照这一办刊举措，社里聘请了一百多名大学生复信员，每年增加了数十万元的投入。也就是说，仅仅为了给小读者增加个性化交流的“利益”，杂志社每年在账面上就减少数十万元的利润。这对一个几十名员工的杂志社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因此每年十多万小作者、小读者都能收到我们的复信，直到现在，很多当年的小读者已经大学毕业了，还会想起我们这个杂志社，想起他们订阅过的《作文大王》等少儿期刊。还读者来桂林旅游时，专门来寻找他们少年时发表信交往过的栏目主持人“阿木老叔”。小作者、小读者从我们出版的杂志里，从我们类似复信这样的办刊活动里受到了影响，这就是我们收获的利益。再如，集团把更多的利益给员工，让员工与集团一起成长。新入职的员工一年有几十次培训，把行业内的名家请到集团来给员工讲课，让新员工一入职就能向行业内领军人物学习，与在行业内取得良好业绩的同行交流。集团推荐员工外出参加各种行业内的培训，并鼓励员工把学习心得在集团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与同人在各个层面的“读书会”等进行交流。在员工生活方面，集团结合自身经营情况，稳步提高同人收入，使大家在桂林、南宁等城市能够有中等收入，不必操心衣食住行。这样把利益向员工倾斜，集团的利润看似降低了，但每位员工都能保证相对宽松的生活状态，过上体面的生活。员工的工作状态良好，集团不但稳定了团队，培养了一批同集团成长的同人，也形成了开放的学习型的企业文化，吸引了大批广西区内外大学毕业生进入集团，也有留学英国、法国的研究生进入集团工作。这些新员工进入集团，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眼光，这便是集团发展的动力。人力成本不应成为企业的负担，当人力成本被认为是负担的时候，企业就要找自己的问题。  

“集团经营管理也要数字化螺旋式发展，厚积薄发、简约不简单” 

集团经营管理中谋求简约化，尽可能减少损耗。梁漱溟在《思维的层次和境界》里说：“辨察愈密，追究愈深，零碎的知识，片段的见解，都没有了；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个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研究学问是这样，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是如此。这些年，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的图书出得不少，企业管理成为显学。在期刊传媒集团的发展中，我觉得似乎不能以一个“管理”为中心。制度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过度强调制度管理却忽略文化企业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自我发展诉求，往往会陷入制度的烦琐化，消耗掉文化企业的生命力。我认为，制度可以有，但是这样的制度多是束之高阁的。当集团发展与同人个人发展融为一体，每位员工都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愉快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时，企业管理制度的存在就只是一个影子。 

当然，这样的简约也是由繁复来的。近十几年，广西期刊传媒集团一直为期刊出版流程管理纠结。这一过程经历了期刊出版流程由编辑部管理的模式到由杂志社管理的模式，总结起来，还是以人来管理，由编辑部主任到杂志社社长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要由编辑部主任或杂志社社长掌控每种期刊的出版流程，对文字编辑、美术设计、印刷等各个环节的责任人来说，是被动式管理，编辑部主任或杂志社社长要在各个环节上协调，管理工作繁重。前年，集团建成数字化期刊出版平台，解决了期刊出版流程管理问题。通过数字化期刊出版平台，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我们很快把出版流程透明化。每位责任人的工作计划、工作状态、工作预期都在线上显示，且能做到各方面即时交流沟通。 

广西期刊传媒集团在广西期刊出版界率先研发并使用了“全媒体期刊协同编纂平台”，使困扰多年的期刊出版流程管理问题迎刃而解。这个“全媒体期刊协同编纂平台”不仅让一本期刊的出版流程管理简约化，也使集团跨地域整合期刊出版资源有了管理上的技术保障。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总部在桂林，以前，跨地域组建期刊编辑部、跨地域整合期刊出版资源相对容易，但对这些期刊进行有效管理却颇费心力。有了这个系统，所有的期刊编辑流程都能够在网上完成。十几年前，集团主办的《新营销》杂志，为了便利一线城市的采访组稿，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派驻组稿编辑，在广州组建编辑部完成编辑流程。当时，我负责《新营销》的终审工作，每月要求广州编辑部用快递把初审复审后的稿件邮到桂林来终审，由于要考虑到期刊发行的时效，稿件到终审环节，离印刷时间已经很短了，终审往往流于走程序，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除重点把握书稿导向及选题价值外，我对里面稿件的取舍很难决断。现在有了这个系统，这一问题已经不是问题。期刊的终审责任人能够在线即时调阅稿件，与复审责任人进行沟通，每个环节的责任人可以即时响应，异地协同完成编辑审稿工作。这个系统被评为广西数字化出版转型的示范项目，也是广西期刊传媒集团作为“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应用试点单位”所承担的一个子项目，这个项目的实施，对期刊出版的集约化及实现期刊集团的跨地域发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兼容、共享，携手共进打造期刊出版文化‘生态圈’是集团的未来。”  

2015年11月起，我有一年时间在北京大学出版业管理研修班学习。在这个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教育司和光华基金主办的研修班上，同学们来自各个出版社、出版集团。课间大家讨论得最多的是互联网思维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传媒业发展趋势。互联网已经成为传媒生存发展的生态背景，这个话题已经超越以往经常讨论的数字化出版的问题。互联网思维是“道”，数字化出版是“术”。很多时候，我们为“术”的瞬息万变而焦虑，纠结于“术”的不断更新，被动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