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银行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民生银行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如何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列举了英国巴克莱银行与我国民生银行风险管理的成功案例，并对二者的风险管理经验进行分析，旨在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有所启迪。

美国花旗银行主席及总裁沃尔特威斯顿有一句名言：“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银行间竞争的日趋激烈、银行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宽和规模的不断膨胀，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某些高风险业务所带来的风险有可能在转瞬间葬送整个银行。然而作为经济的核心，金融大厦的坍塌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动荡。

当前，如何把握风险与利润、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使银行既不承受过大的风险，又能保持适当的发展，是每个处在新的竞争环境中的银行经营者必须深思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由于风险管理不善致使银行经营失败的情况频频发生，然而也不乏在风险管理方面表现出色的银行。就让我们走进这些中外银行，分享它们的成功经验。

一、巴克莱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克莱银行是英国的四大银行之一，在英国设有2100多家分行，在全球60多个国家经营业务。近十几年以来，巴克莱银行十分注重不断拓展其业务的广度和深度，资产和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巴克莱银行各项业务快速拓展的过程中，成功的风险管理为其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构造风险管理系统——结构清晰，权责明确

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银行一样，巴克莱银行具有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不仅如此，在这一系统内，对风险的管理分工非常明确，而且职责清晰。具体来说，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识别和管理业务线条的风险；风险总监负责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分类风险主管及其团队负责风险控制框架的建立与监控；业务风险团队负责协助业务条线负责人识别并管理其总体业务风险；内部审计独立地检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环境。完善清晰的结构与权责明确的分工为防范风险布下了天罗地网，为巴克莱银行成功进行风险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风险偏好体系——保证业绩，控制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克莱银行一直在内部使用风险偏好体系。风险偏好体系的具体方法是，通过未来三年的业务规划，估计收益波动的可能性及实现这些业务规划的资本需求，将这些与目标资本比率、红利等因素相对比，并将这些结果转化为每个主要业务板块规划的风险容量。风险偏好的数值要通过估计集团对宏观经济事件的敏感性来进行验证(这种估计是利用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来完成的)。巴克莱银行集团信用风险总监安德鲁·布鲁斯认为，巴克莱银行风险管理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十几年来通过建立风险偏好体系，加强限额管理，强化了经济资本在集团内部的运用。而风险偏好体系的运用也是国际活跃的银行风险管理成功的普遍经验。

(三)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手段先进，数据充分

与其他银行一样，信用风险是巴克莱银行最大的风险。据统计，巴克莱银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经济资本被配置到各业务条线的信用风险上。对于信用风险的管理，巴克莱银行主要利用五步风险管理程序(即指导、评估、控制、报告、管理和分析)以及基于COSO的内部控制体系来进行。巴克莱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较为成熟，主要利用自己的历史数据和其他外部信息，通过银行内部风险评级系统来对借贷者、交易对手以及零售客户进行评级。与此同时，巴克莱也采用一些外部开发的模型和评级工具，当然这些外部开发的模型及评级工具必须经过巴克莱银行的相关验证。

二、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

民生银行是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于1996年。在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今天，民生银行却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风险管理道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民生银行如何应对日益多样化的信用风险。

(一)重视贷前调查——充分检验，防范风险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是广州地区唯一实行“预授信申报公示”制度的银行。当年广东南海华光集团骗贷屡屡得逞，“洗劫”了广州数家银行近74亿元人民币。然而该集团存在的风险却无法逃过民生银行的火眼金睛。下载论文

南海华光集团曾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当广州分行收到南海华光集团的有关资料后，立即进入其受理贷款申请的检测达标通道，这第一道关卡就是大名鼎鼎的“预授信申报公示”。预授信申报公示制度是广州分行2002年上半年刚刚推出的新制度，目的就是为化解一些常见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风险。其实这套制度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当银行接到授信申请时，在银行内部网站上将南海华光集团的有关材料进行为期7日的“公示”，广而告之，广泛征求意见，听取群众的呼声。预授信制度不但大大节省了支行具体经办人员实地贷前调查的工作量，而且使调查渠道更为广泛、通达，使授信通道更为透明、民主、公开，很难出现漏网之鱼，为自身保护提供了安全绿色屏障。南海华光集团的申请也正是在公示期间，由于该行员工们陆续提供的华光集团的相关信息显示出其众多漏洞，经有关部门认真分析核实后，而被多票否决，实现了防患风险于未然。

(二)加强贷后检查——重视结果，更重过程

尽管贷前调查与贷中审查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款项贷出后就“一劳永逸”，贷后管理也绝对不可小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管风险控制的副行长赵继臣说，在杭州分行，风险控制高于业务发展。银行不良资产反映的是结果，但产生却是在过程，因此对于分行来讲，过程控制重于结果控制，注重贷后管理是保证信贷资产质量的基础和关键。

杭州分行曾为杭州某企业贷款400万元人民币，然而该企业的两幢房产早在2003年9月就被法院查封，分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分行组织相关人员多次与借款人、保证人联系，制订清收措施。经过各项艰苦努力的工作和与当事人谈判，终于在贷款到期前一天全额收回了400万元贷款的本息。

另外，在对湖州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续授信现场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在生产经营、销售渠道及财务等方面均存在问题，检查人员随即向分行贷审会提出了不能给予其续授信的理由，果断退出，避免了后来其他贷款行因来不及收贷而最终采取法律补救手段情况的发生。检查过程中，杭州分行还了解到安吉某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存在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分行配合支行几次到安吉，与企业和政府联系落实分期还款计划，并积极争取到了总行的支持，分三期收回了全部贷款本息。可见在贷款业务中，过程控制至关重要。杭州分行正是通过贷后管理，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将风险“扼杀于摇篮中”。

(三)培养风险意识——认识到位，团结一心

民生银行的一位领导曾说过，“银行经营同质化趋势很强，民生银行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靠的是员工们工作拼搏、热情、坚韧、执着。”是什么力量鼓舞激励着民生员工?我们应该看到，民生银行尤为注重员工队伍业务培训、案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通过多样化、实用化、层次化的培训方式，生动活泼地为员工的实际工作注入了新鲜活力，大大强化了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规范了他们的业务操作，对真正做到按章办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所谓意识决定行动，有了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做后盾，才有了广大员工在风险防范方面更强的行动力。在高度风险意识熏陶下，风险防范观念深入到了每一位民生银行员工的内心，使风险防范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成为民生企业文化的重要灵魂。

三、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中外银行成功案例带来的启迪

(一)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

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是有效实现风险管理的前提。外资银行大多具备独立的内部监督机制，其内部监督部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并实行垂直管理。分支机构的内部监督部门往往与本级机构相互独立，或者在分支机构不设内部监督部门，内部监督的职责直接由总行的内部监督部门实施。

巴克莱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结构清晰，权责明确，是外资银行成熟风险管理系统的典型。再来看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2004年，民生银行华北、华东和华南授信评审中心——风险管理的核心机构，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成立。评审人员“直系”隶属于总行，是总行的“嫡亲”，而与分行没有任何血缘——人事和经济利益联系，这使得总分行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审贷分离”，从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层行领导者的长官意志可能带来的授信业务经营性风险。实践表明，民生银行的独立评审与区域授信评审中tk,等制度非常成功。

(二)完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

完善操作规章制度是银行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保证。银行业务人员由于受自身素质和外界条件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约束，在进行风险评价和判定时，难免会带有个人倾向，造成判定结果有失公正。通过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严密的规章制度，能够使银行员工避免主观主义和随意性，做到公正、合理地判定风险。

巴克莱银行作为一家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牌银行，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十分完善与周密。在民生银行，各项内控制度建设也紧随业务的发展步步推进。一笔信贷业务，从贷前调查到评审，从放款到贷后管理，直至最后的责任追究，分行都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制度，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体系建设

建立与完善信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重要举措。信用评级体系往往独立于信贷和审批部门的信用管理部门，肩负着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征信、信用档案管理、信用记录监控等职能。信用管理部门在授信前做出的客户信用分析报告，是银行的信贷决策机构决定能否给予授信的依据之一，在授信后定期向信贷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做出的信用监控报告，更是银行衡量信用风险大小的重要指标。

巴克莱银行经过长期发展，其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并且拥有较为充分的历史数据，为其测量与防范信用风险提供了保障。在我国，尽管银行信用评级体系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差距，但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例如民生银行对申请授信的客户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并以此作为信贷审批的重要依据。在数据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银行也走在全国同业中的前列。该行率先采用全国数据大集中的模式，将全行所有业务的数据处理集中在总行，为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四)树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不能回避风险，只能管理风险。实践证明，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是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灵魂，只有将风险管理从高深的理论变为所有从业人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风险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风险管理意识和理念必须贯彻到全行全员，贯彻到业务拓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银行的每位员工在做每一笔业务时都应考虑到风险因素，贯彻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思想，始终把控制风险与创造利润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经过长时间发展，风险管理观念在大多数外资银行早已深人人心。而对民生银行来说，正是由于民生银行上下都把风险管理放到突出位置，各级行领导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使得员工达成共识，才使民生银行在风险管理进程中硕果累累。

(五)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第2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关键词］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降;双升;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8-0052-04

不良贷款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的一大隐患,是金融体系不稳定,银行出现亏损和倒闭,诱发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自采取贷款五级分类方法以来,不良贷款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大部分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了“双降”。但是,结合不良贷款五级分类结构变化以及行业结构来看,次级类、可疑类不良贷款迁徙率双双上升、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说明不良贷款“双降”背后存在较大的隐忧。为了能够清晰地阐述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现状,本文选取了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总资产排名前五位的银行的年报数据作为依托,这五家银行分别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这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早,并且已经上市,发展较为成熟,能够突出地反映我国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

1 五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分析

1.1 不良贷款“双降”

根据银监会年报披露,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5.7亿元,比上年减少71.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双降”。但是,伴随不良贷款比率“双降”的是26.83%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总量的上升和较高的核销比率,因而不良贷款的“双降”存在稀释因素。

如右图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以上降至0.7%以下,其中,兴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低已至0.42%,比率最高的民生银行,也只有0.69%。同时,五家银行的年报数据显示,这三年五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在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的“双降”从表面上反映了几家银行资产质量的普遍提高。

但是,对比每年的核销比率,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是通过较高的核销比率实现的,核销比率最高的是民生银行,2008―2010年都维持在10%以上,兴业银行虽然2010年核销比率只有1.96%,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2008年的数据高至20.9%,而招商、浦发和中信三家银行的核销比率保持在7%至11%之间。五家银行维持如此高的核销比率,缩小了不良贷款比率的分母,为不良贷款余额的降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银行核销比率取决于贷款拨备率以及核销成本,从表1可以看出,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2008―2010年上升了一倍,除兴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逐年下降外,其他三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都在迅速提升,为不良贷款的核销做了充分的资金准备。同时,2008年汶川地震后,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核销因地震无法偿还的债务。2009年财政部放宽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关于中小企业和涉农不良贷款核销的自,单笔数额在500万元以下的贷款,经追索一年后可以核销,由此大幅度简化了核销程序,降低了银行贷款核销的操作成本,提供了银行提高核销比率的动力。

民生银行[]270.45[]206.04[]150.04 数据来源：五家商业银行2008―2010年年报计算及整理得出。

1.2 不良贷款迁徙率 “双升”

如表2所示,2008―2010年,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正常类贷款迁徙率都在持续下降,平均值最高的浦发银行,也只有2.24%。这表明,五家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向下迁徙的速度放缓。由于正常类贷款迁徙率是不良贷款产生的第一道关口,且基数较大,对其他几级不良贷款的绝对额影响较大。再看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除民生银行2010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上升外,其他四家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都在逐年下降,但是,关注其三年平均值可以发现,除中信银行比率较低,为6.25%外,其余四家皆在10%左右。由于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是不良贷款反弹的诱因,其比率持续走高表明正常类贷款正以每年10%的速度转为不良贷款,未来不良贷款的形成压力增大。

再看次级类贷款迁徙率,五家商业银行的次级类贷款迁徙率平均值在28%至63.28%之间,即存量不良贷款每年约以45%的速度恶化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横向来看,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次级类贷款迁徙率逐年上升,兴业银行在2010年甚至达到了63.28%,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则是在2009年速降后又迅速上升,民生银行在2009年升至82.19%后下降。最后看可疑类贷款迁徙率,从纵向看,五家商业银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平均值在10%至38%之间,说明2008―2010年,五家商业银行损失类贷款每年约以20%的速度增长。从横向看,招商、浦发和兴业三家银行的可疑类贷款迁徙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分别增加了2倍和5倍,而中信和民生三年来降速最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性,一些贷款客户的财务恶化状况在2009年才出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关注类贷款可操作性比较大,逾期不超过三个月的都可以作为关注类贷款,因而一些本应划入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的项目在早期都划入了关注类,导致后期次级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波动性较大。

1.3 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

从表3可以看出,从企业贷款行业投向看,五家商业银行中,制造业比重都是最高的,其中,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都在20%以上。这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关系着各行业的发展,对其一些重点行业放贷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大力支持,甚至还能获得政府贷款补贴。另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制造业客户涵盖纺织、石油、医药、装备制造等30大类行业,因而整体贷款比重比较大,不良贷款比率也比较高(五家商业银行约在1%)。

再看批发零售业,五家商业银行中,批发零售业占比虽然参差不一,在5.83%至12.93%之间,但是不良贷款率都在1%以上。这是由于批发零售业客户多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财务制度尚不健全,银行在贷款审核时成本较高,因而提出了更高的贷款利率,反过来却成为企业的负担,再加上企业信用意识不强,贷款到期时赖账违约状况时有发生,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隐患。

最后看房地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属于敏感性行业,各家银行贷款给房地产业的客户时,既要符合监管当局信贷政策的要求,又要从自身利益和资产安全性角度出发,衡量机会成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因而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各家银行对风险的掌控和防范的措施及实施效果不同,造成不良贷款率也有差别。如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房地产业贷款占比相差无几,但是不良贷款率却相差0.28个百分点,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房地产行业贷款占比只有0.1%之差,不良贷款率却相差约1个百分点。

2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

2.1 外部原因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银监会监管要求变化,都会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减和结构产生影响。从2007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中央银行再度启用信贷规模控制,并按季控制,每家银行每年的信贷规模都受到一定的指标限制。如果央行在某一季度准予发放的贷款增加,一些银行急于释放信贷冲动,获取利差收入盲目地增加贷款总量,忽视了资产的安全性,就会引起不良贷款的产生。而银监会对银行的贷款流向以及审核程序都有一定的监管要求,如2010年银监会出台多项指导意见,从“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引导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出台,对信贷规模进行严格控制,特别是一些敏感行业,如房地产开发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在100点以下,监管当局限制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开发业,致使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再融资困难,缺乏稳定的现金流维持其建造,形成烂尾工程或工程延期,造成贷款逾期或者贷款损失,催生不良贷款。

2.2 来自企业的原因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时间比较晚,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企业信用意识不高,银行因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蒙受损失。一些效益不高的企业为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其现金流,不惜通过关联交易及伪造贷款申请书的方式瞒过银行的审核；而贷款发放后,这些企业又通过编造或伪造财务信息,对银行的监督蒙混过关；贷款到期后,企业在经营中由于遇到经营困难,遭受损失,或者虽有偿还能力,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履行还款义务,冒险违约拖延贷款,甚至赖账不偿还贷款,为银行收回贷款造成重重阻碍。

2.3 源于银行自身的原因

(1)银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不健全,信贷人员素质不高,信贷员对贷款申请审查不严,盲目放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信贷人员贷款前的调查不充分。银行给企业每笔贷款都应该是度身定做的,如果给企业过量的贷款,企业一定会将多余的部分用于其他未经银行审查的项目,无形中加大了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员工教育和培训方面存在着内容上重知识技能轻心态与观念教养,培训结果上重短期效率轻长期效益等问题,一些银行信贷工作人员为了在贷款业务中获取私人利益背离了职业道德,通过虚假担保等违规操作帮助亲属及自身贷款,到期违约拖欠贷款,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

(2)产权属性国有化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受到政府干预。由于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建立在全民公有制基础上的,是以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部门及其附属的国有企业为股权结构主体,因而必然存在着政府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如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是国有大型企业作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都是由地方政府财政出资或者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因而这些银行的董事长和最高经营层的人选最终都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重大经营决策有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左右,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业绩考虑,为了增加项目建设,发展当地经济,往往对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项目调查、信贷决策等经营活动直接干预,在自身财政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违规或变相为效益低下的项目提供担保,导致银行决策失误,资产质量低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出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规模扩张的需要,忽视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形成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也不时发生。

3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防范不良贷款的对策与建议

3.1 在监管当局限制信贷规模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票据融资、委托贷款和担保贷款等业务

首先,票据融资业务的操作尽量不占或少占信贷规模,如采用买入返售对卖出回购套作模式,既能提高赢利水平,又能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委托贷款和担保贷款不占用银行的信贷资金,银行也能够免予承担贷款损失的风险,又能够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银行还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其次,政府鼓励对中小企业担保贷款,对于向中小企业担保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在担保贷款中,银行要注意严格审核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对担保抵押物进行详细地审查,防止互相担保、连环担保的现象出现。

3.2 建立企业贷款保险制度

贷款业务发生时,由贷款企业、银行与财产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订立保证贷款合约,企业自己为受益人,企业每年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以企业贷款对应的抵押物为保险标的,当借款企业在借款期限内暂时失去还贷能力时,由财产保险公司负责向银行还本付息,而当在保险公司可承受的期限内借款企业收入流恢复后再向保险公司偿还垫付资金。这样银行就成功地把一部分风险转给了保险公司,减少了不良贷款的发生概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参与了银行的信贷决策,对于防止银行决策失误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3.3 建立多人贷款监督激励机制,改革员工管理模式,提高信贷人员业务素质

在进行每一单贷款审核时,都要有三位信贷人员的签名和盖章,贷款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提高员工对于防范不良贷款的风险意识。在贷款发放后,由已经签字的每位信贷人员定期与客户进行信息沟通,并且把员工对于客户的信息熟悉和准确度作为衡量其绩效工资的一部分,激励员工实时关注客户贷款资金流向,以便于客户出现偿债危机时银行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3.4 引入股权激励机制,进行公私混合型股份制改造,抗衡政府的行政干预

公私混合型股份制改造,尽管股东多元化,但共同的目标取向(赢利)则使激励约束更加集中,力度进一步加强。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通过购买银行的股票,成为银行的股东,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当地方政府强制银行接受其项目融资要求时,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出于私人利益考虑,倾向于排斥贷款给那些会给银行经营带来较大影响,易产生不良资产的项目,对这些项目采取更有利于银行长远发展的融资方式,如银团贷款、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地方政府筹集项目资金。而贷款给地方政府后,银行工作人员出于主人翁意识,对于贷后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项目资金流向加强监督,以及时评估政府偿债能力,确保资金确实用于项目建设。

参考文献：

［1］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2008―2010年年报［R］.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2011.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年报［R］.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

［3］喻小梅.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8

［4］陆岷峰,张玉洁.中小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思考［J］.金融教学研究,2011(3):60-64.

［5］屠德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与对策［J］.世界经济况,2009(2):23-27

［6］庄庆.建立中小企业贷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J］.上海金融,2003(11):57-58

第3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结构 资本充足率

一、引言

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风险管理与经营效益都直接影响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作为金融中介体系的主体，其盈利性与安全性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在国家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在上市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我国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欠缺，金融体系完善程度不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能完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巴塞尔协议Ⅲ》中规定了银行最低的资本比率标准，即银行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最低为8%，其中核心资本比率至少为4%。而我国上市银行的各项指数则远高于此；我国上市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信用环境较差；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善，所有者功能丧失，当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严重经济形势时，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风险管理暴露了不少的问题。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和深发展7家上市银行2009—2012年6月的金融年报，通过统计、对比及图表分析，得出有关结论。

关于资本结构，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作为评价指标，而将上市商业银行银行的净利润、总资产以及资产利润率选为经营能力的测量标准，从横向与纵向两个层次思考其内在联系，提出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与经营绩效，强化银行风险管理意识的建议。

三、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分析

（一）银行资本结构指标——资本充足率

银行资本或净值是累计计算的银行总资本与总负债的账面价值的差额，它代表持股人对银行的所有权。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的构成

商业银行的资本不仅是银行注册、经营和上市的关键支柱，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成为银行危机的“缓冲剂”。在提供良好的信用支持，保护其在公众中的优质信用形象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其经营能力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旧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对商业银行从事的其他表内表外业务所面临的风险进行的资本监管的要求。《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就是为了设置资本充足的高指标，减少银行杠杆风险，使银行稳步运营。同时，避免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而欺骗公众的行为发生。

资本结构不仅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与结构，进而对其经营发展、盈利水平产生作用，还会间接地对存款者的信心造成暗示，多方面综合作用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下表是部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有关数据。

表1 2011年我国部分上市商业银行的经济指标比较表

从表1来看，在2011年末，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3.17%，较2010年提高了0.90个百分点；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2.90%，相比上一年增长了0.39个百分点；交行资本充足率为12.40%，同比只上升了0.08个百分点，是样本银行中增长最少的；而2011年末招行、兴业、民生及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均未超过12%。

图2 2011年我国部分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与资产利润率比较图

从图2的比较图我们可以看出，工行、招行和民生银行的资产利润率较高，分别为1.346%、1.293%和1.253%，相对来说，深发展的资产利润率最低，甚至没有达到1.0%，只有0.817%。可见，合适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盈利性有重要作用。

但是，高资本充足率并不一定代表高资产利润率，例如，招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11.53%，但其资产利润率却高达1.293%，位居样本银行的第二位。但资本充足率相差不大的深发展，资产利润率却最低。

（二）银行资本结构指标——核心资本充足率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金融体系不太完善，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构成中——核心资本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国现在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远远高于《巴塞尔协议Ⅲ》中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相对而言，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质量则差了很多，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比拟，在资金来源上也相对单一。

图3 2011年我国部分上市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

与资产利润率比较图

核心资本是奠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因素，也是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指标的关键。从图3中，可以发现：较高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并不能为商业银行产生经济效益，即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与其资产利润率并不是成正相关的。比较典型的就是招商银行与中国银行。在样本银行中，前者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在2011年虽然只有8.22%（已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但其资产利润率却超过了交行及中国银行，达到了1.29%；对比明显的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在2011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10.07%，与工商银行相同，可是，在经营绩效方面，其盈利性指标却刚刚超过了1.00%。

通过对资产利用效率的分析发现，中国银行的总资产报酬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租赁比与净贷款较低、积极性贷款组合不足、贷款的平均利率低等。另外，招商银行表外业务的高速拓展，以及非传统的费用收入，也会有效地提高盈利性。可见，上市银行要提高其经营效率，保持一个合理比例的资本结构是必要的。

核心资本充足率之所以与银行盈利性不成正比，是因为商业银行不同于常规性企业，作为特殊的社会行业，它的财务杠杆作用非常强。因为核心资本的筹资成本相对于附属资本很高，因此，即使这部分资本创造了一定的利润，但在高成本的影响下，就会相形见绌。核心资本带来的利润增长无法相抵其成本率的增长，无法为银行的经营成果提供帮助。

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因而，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其资本结构中大多是债务性结构，资本构成的质量并不高。在银行盈利能力方面，因为其附属资本充足率较高，因此财务杠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银行流动性指标——不良贷款率

贷款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因此，对银行贷款风险度的评估就至关重要。高额的不良贷款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品质产生消极作用，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提高，资产安全性下降，破产几率提升，最重要的是降低了资本充足率，造成公众对银行产生信任威胁，而资本充足率的降低则会使银行储蓄成本增加，而银行为了追求利润的实现，反而不会考虑贷款企业的资产信用状况，这样就会形成更多的不良贷款。长期发展下去，商业银行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相比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我国上市银行仍然以存贷款为主要业务，成本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与表外业务尚未充分发展，利润主要集中在传统业务方面。所以，对我国上市银行来说，如何合理解决已有不良贷款，控制不良贷款率，就尤为重要。

图4 2011年我国部分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

与资产充足率比较图

不良贷款是严重影响银行盈利性与安全性的重要因素。在图4里，可以发现不良贷款率与资产利润率是负相关关系。一个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必定会对应一个较低的总资产报酬率。

一般而言，借款人的风险大小是我国确定贷款限额的参考因素。虽然我国已有相关审批制度，但是，因为评估方法简单化、评估因素单一化、评估依据静态化、评估公式主观化，再加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曾经固有的政企不分，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高额不良贷款。不良资产率较高作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的一项弊病。整体社会信用观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频发以及未能实施高标准会计准则等因素都交叉存在于各个类别之中。

（四）我国商业银行各项经济指标的走向

随着我国逐渐放宽金融领域，加强银行改制，我国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改革（如图5）。

图5 2009—2012年6月各项指标的走向

图5（a）—（d）分别表示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2009-2012.6各项指标的走向。

可以发现，工行与中国银行在2009年上市后，资产利润率有所提高，不良贷款率明显减少，净利润逐年上升（截止时间为2012年6月）；交行和民生银行由于改制时间较早，近几年资产利润率与不良贷款率基本稳定，资本充足率维持在10%以上。

同时，通过趋势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商业银行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依旧很高；利润增长幅度相对股份制银行而言并不大；不良贷款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相对国际银行来说依旧很高。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的提升空间很大。

四、结论与建议

（一）增加附属资本，扩宽资本金来源渠道

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商业银行因为它的独特性，其资本在金融杠杆方面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作为银行的重要金融杠杆，资本起着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作用。

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过高，而附属资本的额度则相对较少。以摩根士丹利资本（N-ISCI）世界指数为例，金融类股占17%。在美国，19%的银行也已在NASDAQ上市。所以，我国上市银行不应局限于某一种筹资渠道。例如，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在国际银行界已被广泛使用的次级债券，基于银行资本与长期债券互换的理论，实现债权的资金杠杆作用。同时，作为债权人，其要求的权益介于普通债券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筹资成本较低。

在中国银行通过内源性融资和市场化增资的同时，还应保证一个适合的次级债券市场。只有次级债券能够在金融市场自由流通，债权人才会放心的进行投资；而且债券市场需要有足够的交易量和良好的流动性，投资者也要具备相当的资产规模，以保证银行资产状况和价格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使投资者以低成本得到市场交易的信息，并对发债银行进行风险评估的激励，形成优良有效的市场约束，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

在自主调节的同时，一部适应市场的金融法规、一个及时有力的监管机构、一个严谨分明的运行框架都会对次级债券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宏观的政府调控，保证市场价格揭示机制的完整，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在商业银行的其他方面，政府应大力发展股权投资业务，出台相关政策建议，促进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放宽金融外汇管制，对境外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资金汇兑帮助，并提高QDII投资额度。

中国国有银行要深化改革，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保持适度的经营杠杆率、利润率和安全的资本充足率就是一个不二的出路。中国银行业需要放缓数年来不尽理性、稳健、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速度，以有效内控银行资产风险状况。

（二）控制不良贷款率，合理处置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的成因复杂，不仅有主观因素，还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良贷款会增加银行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链条，降低银行资产质量，是蕴藏着巨大危险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我们在处置不良资产时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的银行危机。

对不良贷款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把部分贷款转移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账目下，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企业的投资主体，把债权转为股权，将银行和国有企业双向关系转为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三角关系。第二，将不良贷款集中，重新分割组合向市场出售。此方法不仅可以剥离不良资产，减少银行风险，还可通过证券化提高资本充足率。第三，出售。短时间就能直接收回资金，信息成本低，交易双方的成本收益分摊结构相对清晰，能一次性将不良贷款剥离。第四，通过提高债权回收率，获得相应选择权，减少不良贷款损失，提高资产安全性；同时，也可改善企业经营，调动其还债积极性。第五，合资。运用市场力量，同时辅以双赢观念来经营。商业银行可以同时得到股权利益和处置不良资产的整体利益。

（三）加强业务结构优化调整和表外业务管理

盈利结构向多元化均衡方面转变，不断向非信贷方向发展，积极扩展表外业务种类，重视发展潜力巨大且风险小收益高的金融领域。为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加大科技投入，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第4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九五”至今，在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基本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药创制体系，农药创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十二五”期间，农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在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绿色生态农药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为今后我国农药创制水平的整体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为进一步加强联盟内外农药创制人员之间的交流，开拓创新思路和理念，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促进我国新农药的研究开发工作，持续提高我国新农药创制的整体水平，农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将于5月份在济南组织召开“第十届全国新农药创制学术交流会”。现将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 会议内容

1、大会专题报告：大会邀请了3位国内著名专家做大会报告

农药创制基础研究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

中国工程院钱旭红院士

我国农药登记管理政策修改最新动态及其对农药创制的影响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季颖研究员

有机合成方法学研究最新进展及其在农药创制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吕龙研究员

2、新农药创制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分大会交流和分组交流两部分，通过交流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并予与奖励。

二、 会议主办单位：农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

会议协办单位：山东省农药研究所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承办单位：北京广源资信精细化工科技发展中心

三、会议具体安排

1、会议时间：2013年5月25日—28日（25日全天报到）

2、会议地点：山东颐正大厦（山东省济南市历山路108号）

3、收费标准：参会代表注册费为2200元/人，学生代表注册费为1700元/人。5月15日前（以汇款日期为准）注册的代表注册费优惠200元。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会议代表家属餐费为200元/天（不含早餐）。

标准间价格：标准间390元/天（含双人早餐）, 单间390元/天（含单人早餐）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

张 博010-64263170，13501345177

黄文耀010-64246974，13911519300

传真： 010-64263173 E-mail：

备注：注册费用请电汇至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安定门支行

户名：北京广源资信精细化工科技发展中心

帐号：0108014170008743

回执请于5月20日之前邮件（）或传真（010-64263173）发回

农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第5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公司行为的成本收益理论，对我国银行在短期内开展内部评级进行了成本收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预测，得出以下结论：现阶段我国个体银行内部评级成本大于收益，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果不明显；银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水平将影响到内部评级的成本收益；银行需要积极为内部评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缩短时间跨度使边际收益的增长速度加快。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来，各国银行业已经不同程度进行了新资本协议的准备与实施。内部评级法(IRB)作为新资本协议的核心，优越性已得到多国银行的检验。但是，受地区差异的影响，我国转轨型经济体制使得银行业在实施内部评级中的基础条件明显差于发达国家。本文将我国银行业短期内部评级技术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与预测，使银行内部评级体系更有层次和效率，减少政策实施的盲目性。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Hayes(1895)最先从经济学意义上提出了风险的定义，认为风险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FrankH．knight(1921)在其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提出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问题，认为风险是能够用具体的概率来表示经济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结果的，不确定性无法用概率表示。马克维兹(1952)开创了风险管理定量化的时代，在《资产组合选择》的论文中提出将方差用于金融风险计量。KMV公司(1993)利用BSM模型提出了著名的信用风险监测模型(CreditMonitorMode1)，基于股权理论计算出非预期损失并用于衡量信用风险的大小。J．P摩根银行(1994)1提出市场风险测量和管理的新工具Var。JP摩根和KMV(1997)共同开发出信用风险的度量技术(CreditMes)，采用二阶段法度量信用风险。十国集团中央银行签订了巴塞尔资本协议(1998)，规定了银行信用风险的风险权重，并要求银行资本比率达到8％。2004年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强调内部评级体系是风险管理的核心原则，建立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两维评级体系。

国内学者结合新资本协议展开了研究，武剑(2005)围绕新资本协议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对违约损失率(LGD)的测算要求、计算方法和模型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尚金峰(2006)提出了内部评级法的本土化研究，考虑将地区金融风险作为调整系数对内部评级法的评级结果进行调整。巴曙松(2006)从金融体系、银行结构方面对欧美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进行了差异比较，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提出欧美行为将重塑全球银行业结构，对实施差异化国际监管协调提出了要求，指出受差异化影响个体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成本收益尚难断言。赵锡军(2006)从宏观经济效应的角度分析了《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贷运行的影响，提出要慎重选择《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时机。

国外银行业在风险管理理念上迈步较早，国内学者在技术层面针对风险管理技术的创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成本收益方面对欧美及我国银行业实施效应进行了预测。但以上研究对我国银行在特殊环境中短期内实施内部评级的成本收益还没有详细的研究。本文运用公司行为理论对我国银行实施内部评级的成本收益问题进行分析。

二、基于公司行为的成本收益理论分析

从短期生产实现长期生产最优化，必然要经历生产流程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公司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在经营中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有三种可能：利润最大、亏损最小或盈亏平衡。

(一)公司短期行为的分析

公司短期行为是在生产过程中受到生产规模、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和行业特点等限制，短期内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固定不变，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可变的行为。短期内充分使用资源的前提下，产量取决于可变要素的投入。总成本曲线呈现上升趋势。边际成本曲线先降后升是一般状态，即随着投入要素量的增加，起初，边际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递减，当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时，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增。实际生产中，有时边际成本并不随着产量发生变化。因为平均成本直到生产满负荷之后才会提高，才能引起边际成本的变化。当边际成本不变时，总成本曲线表现为一条直线。总成本曲线在上升过程中的陡峭或平缓是由边际成本的增减决定，总收益曲线在上升过程中的陡峭或平缓是由边际收益的增减决定。

当短期内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公司实现了既定技术水平下的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仅意味着达到暂时最优状态，公司必须在下一阶段提高技术水平，尽最大可能性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公司长期行为的分析

公司长期行为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扩大产量，全部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长期总成本(U C)曲线表示在每个产量水平上由最优规模产出的最小成本。对长期经营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需要考虑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影响。如图l所示，在长期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制造一种产品中单位产量所要求的资源数量递减。投入要素以及相关成本的递减称为学习效应，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1下移到LAC2。规模经济是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不同行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规模扩大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产生微弱或者是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表现为生产从IAC1的A点移动到B点。在厂商的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的扩张过程中，会先后出现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

在长期生产过程中，成本收益是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作用效果是否明显，需要考虑到具体的行业特征。

(三)技术密集型公司相对短期行为分析

如图2所示，技术密集型公司在相对短的时期内，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不断突破生产边界，并在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成本收益随产量增加的变动情况。横轴Q表示产量，纵轴TR表示生产总收益，TC表示生产总成本。文中将生产技术水平逐步更新但未达到长期最优的生产状态时所经历的生产阶段定义为相对短期。不同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经历的时间跨度不同，对于技术密集型，当由短期不变的技术水平实现长期既定产量水平上，由最优生产规模生产出来的最小成本时，必然经历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作用过程。因为存在前期技术开发的成本支出C1，最初成本必定大于收益。A～B表示技术进步的成本支出，当既定的技术供给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时，就产生了技术创新。假设每一技术水平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不变，则成本收益曲线均为直线。Q1、Q2、Q3、Q4、Q5、Q把生产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其中0一Q1、Q2一Q3、Q3一Q4、Q5一Q表示既定技术水平下的生产过程。Q1一Q2、Q4一Q5表示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的过程。在0一Q2阶段，MRMC。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使收益曲线上升逐渐陡峭，成本曲线上升渐缓，最终实现收益大于成本。

三、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成本收益分析

内部评级代表了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发展方向，文中对内部评级的研究即是对风险管理一个层面的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开展内部评级是不断进步技术条件下投入产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必定权衡成本收益。

(一)内部评级成本收益的区域差异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内部评级初期实施成本大于收益。但内部评级代表了国际银行的发展方向，已经实施内部评级的银行长期都获益。不同的是，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在与时间和竞争对手赛跑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努力，所经历的时间、花费成本和获得收益不同。这一阶段成本收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大型银行业外部有完善的企业征信制度，内部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理念以及资本金支持，实施内部评级成本大于收益的阶段相对短暂。我国转轨型经济中，银行业存在一系列制度弊端，如缺乏完善的内外部个人和企业信贷数据库、健全的风险管理框架以及风险管理文化等，要开展内部评级必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由于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当银行股份制改革逐渐深入时，其暴露的问题仅通过短期行为是无法克服的。因此，考虑到我国特殊的银行业体系，在短期内实施内部评级，成本收益以怎样的趋势变动，将关系到银行业内部评级开展的层次性和效率。

(二)内部评级成本收益的具体分析

从内部评级体系特点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影响的角度看，短期内会带来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同时伴随着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显性收益体现在：1．银行整体资产质量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内部评级的基础上开展经济资本、授信审批、贷款定价等信贷资产管理业务，使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缓解，增强资产风险的敏感性；2．银行新增贷款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内部评级的开展过程中，银行提高了风险经营意识，对新放贷款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以及追踪，对某些信贷企业的信用评级以及违约概率测算，增强了银行资产运作的安全性，新增贷款质量改善；3．银行资产结构会有一定程度的优化。引入风险调整后资产收益率(RAROC)绩效考核机制，银行会重点发展风险低增值潜力大的资产业务，有利于银行业务的相互激励，促进低风险的个人零售贷款的增长。

隐性收益表现在：1．先进管理理念的引入，使银行内部风险经营意识增强，从业人员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利于全行人员素质的提高；2．国际银行界将用新资本协议的制度规定衡量银行实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必然会增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显性成本体现在：1．内部评级的系统开发上，包括信息技术的实施费用与集成成本，聘用专业人员设计分析模型、系统正常维持费用等。风险数据分布在整个经济体系，量化并跟踪较为困难。《亚洲银行家》、安永等机构的调查以及国内几家银行的实践都表明，缺乏规范的、高质量的、充足的数据是商业银行开发内部评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而数据清洗、信息系统建设都要投入大量成本；2．克服原有体制变迁路径依赖性的成本也很大。如构建健全的风险管理框架需要克服原有风险管理制度对银行业的影响。

隐性成本体现在：1．由于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以及技术不成熟，盲目使用内部评级可能造成对风险的错误评估或评估不完善，影响信贷业务发展；2．由于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敏感性提高，受到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限制，信贷业务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覆盖而无法开展。

本文将我国银行业内部评级技术逐步成熟的过程定义为界于短期和长期间的相对短的时期，在该阶段技术生产要素不断变动，但业务并没有达到最优规模的最小成本。为便于分析有如下假设：1．由于风险管理技术水平等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制约，内部评级开发需要分阶段进行，每一阶段技术水平不变，但整个技术水平逐渐进步；2．风险资产为该风险管理过程的原材料，被实施内部评级并用于基础信贷业务管理的风险资产为该

风险管理过程的产品；3．产量用风险资产的个数表示，体现了内部评级的深度和广度。

依照产量Q1、Q2、Q3、Q4、Q5…将生产过程划分为代表不同技术水平的生产阶段，在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技术水平逐渐进步。我国银行在开展内部评级前已有系统开发、数据库建设和人员管理培训，以及风险管理框架构建等固定成本的投入非常巨大。同时，每一阶段的技术更替都要付出开发成本。

0一Q1是第一阶段，Q1表示既定技术水平下最大负荷能力时的产量。考虑到内外部环境不成熟，收益在低水平上缓慢增长。新技术投入需要克服原有效率低下的体制束缚，当产量增加，成本曲线陡峭上升。因此，这一阶段MR

在未来还会有第四、五…阶段，学习效应使银行内部评级技术水平逐渐成熟，业务增加使规模经济的效果明显，平均成本下降，最终实现收益大于成本。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内部评级是受到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影响显著的生产活动，我国银行处于技术研发阶段，内部评级的环境有待完善，MR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加大力度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尽快实现MR>MC。当20o7年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时，我国银行业要学会与竞争者赛跑，改变效率的银行风险经营，内部评级为我国银行业提供了一个契机。

第二，我国商业银行在每个阶段进行内部评级管理，应该尽量缩小成本支出，使成本与收益差距缩小。差距缩小的方法是在银行内部尽快完善信贷数据库建设、健全风险管理框架、建设良好的风险经营文化，减少在内部评级开展过程中因为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成本或损失。所以说，内部评级不仅是技术开发，而是整个银行风险经营体系的更新。

四、实证分析

受到现有条件的限制，实施内部评级的风险资产数据难以获得，在实证中采用时间递进来衡量内部评级风险资产数量Q(随着时间推移，产量增加)和带来的成本收益。我国银行业在开展内部评级初期，显性收益和成本可以做简单量化，隐性收益和成本大部分难以量化。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难以量化，但可以预计。内部评级每增加一个风险资产的评级，都要进行数据收集、清洗和计量，收益要在规模基础上体现。

(一)银行内部评级的收益

1．不良贷款。银行业整体的资产质量可以用不良贷款率衡量。表1为我国各大银行2004年至2006年以来，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情况。

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我国各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06上半年，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总体处在较低的水平。其中几大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招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不良贷款率较2004年和20o5年有小幅度下降，这几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受益于内部评级带来的先进风险管理理念以及良好的银行业风险经营氛围。央行外汇注资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剥离，使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有大幅度下降。农业银行开展了经济资本的绩效考核机制，不良贷款率虽有小幅度下降，但仍居高不下，削弱了内部评级的效果。

2．新增不良贷款。新增不良贷款率可直观体现银行业内部评级的实施成果。国有银行在完成不良贷款剥离后，新增不良贷款率直接关系到经营效应。如果某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那么它的新增不良贷款率绝对不能超过0．94％，否则只要5年就将陷于困境(徐滇庆，2004)。

我国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显示，招商银行的新增不良贷款率处于较低水平，民生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率较低华夏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率比较低。三者均在1％以下。但也有部分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率偏高。工商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率超过l％，200o年至2004年，中国银行对客户内部评级体系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调整，2002年和2003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2．37％、16．3％(新增不良贷款率1．67％)，明显超过了警戒线。

对新增不良贷款率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风险经营体系对内部评级的收益影响很大。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新增不良贷款率较低，受益于长期良好的风险经营意识，内部评级获得较好收益。工商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的新增不良贷款率偏高，收益不是很明显。

(二)银行内部评级的成本

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各国银行都必须进行数据储存和标准化，开发足够的风险模型和分析框架。亚洲银行研究发现，一家银行通过内部评级方法达到协议要求所需总费用为50o0万～l亿美元之间；伦敦市场研究机构Datamonitor最新权威调查表明，受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因素的影响，在欧洲，金融机构用于风险管理预测分析的费用在2006年有望达到48亿美元；在美国金融机构中，用于风险管理的费用将占年均IT预算的9％。可见，内部评级的开发费用巨大。如果我国大型银行从2003年开发内部评级，2010年完成，假设每家银行完成内部评级的开发费用为一亿美元，则7年内年均每年内部评级的费用约为1428万美元。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现状，内部评级的隐性成本也不小。

实证只是初步的和前瞻性的，结论正确与否有待内部评级全面推开之后才能得到进一步检验。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银行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开展内部评级成本收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预测，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现阶段我国银行内部评级成本大于收益，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的效果不明显。伴随未来业务的扩张和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充分发挥作用，内部评级将逐步受益。

第6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诈骗 数款行为 金额累加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男，1965年10月16日，汉族，高中文化，无业。1997年6月因犯贩卖物品牟利罪，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张某，男，1983年7月22日生，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中心员工。被告人俞某，男，1983年10月7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中心三部员工。

被告人张某、俞某、陈某结伙，于2008年9月至12月间，经预谋，由被告人张某、俞某利用工作便利得到的客户资料，分别冒用和某、武某、王某的名义至光大银行申请办理三张信用卡（卡号分别为3568390001979999、3568390001993347、4062522823 653 274），由被告人陈某谎称申请人系其公司员工，通过银行核卡程序。后共从上述三张信用卡内套取现金人民币48000元，其中被告人陈某得款2000元，余款由被告人张某、俞某分赃花用。案发后，被告人张某、俞某已全额退赔赃款。

被告人陈某自2008年4月起，先后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领两张信用卡（分别为4218709971050915、4063661357774368，）后透支取款、消费，并经银行多次催收仍不予归还。至案发，共计透支银行本金人民币56967．31元。

另查明，被告人陈某、张某、俞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交待了上述犯罪事实。

二、分歧焦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骗领并使用”和“恶意透支”在行为上属于不同性质，在手段上就不具类似性，在危害上来讲也不具等价性。“骗领并使用”行为危害性更大，同时在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在很多“恶意透支“的行为背后，银行的审核不力甚至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工作指标帮助他人用虚假的材料申领信用卡，因此，银行方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基于这样的现实，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同时既然信用卡诈骗对四种情形均有具体的金额和量刑幅度的规定，就应当按照各自所涉及的款项进行分别计算。在本案中，由于两者都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因此对被告人陈庆宝只能按数额较大标准量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骗领并使用”和“恶意透支”作为同一罪名的两种犯罪行为，只是不同罪状的表述而已，其犯罪的性质是一致的，均是信用卡诈骗的行为，因此，犯罪数额可以累加，分别计算将因为刑格的限制而产生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但因二者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司法结束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形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后者的量刑金额均是前者的2倍，因此，可以按比例打折累计计算。在本案中，应将恶意透支的数额打对折后与其他信用卡诈骗行为的数额累加计算。

第三种意见认为，“骗领并使用”和“恶意透支”是同一罪名下的两种犯罪行为，其犯罪数额虽然可以累加，但在数额认定标准不同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的按比例折算后累加，而是应当按照刑法的谦抑原则，适用处罚较轻的恶意透支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处罚，但在合计犯罪数额后不影响量刑幅度的，应采取从一重处的原则。

三、法理研究

（一）被告人陈某的行为触犯信用卡诈骗的两款行为，犯罪金额应当累加

我国刑法对经济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基本采用数额制，即根据犯罪数额作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量刑的主要标准。行为的数额往往直观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当多次违法行为以其累计的数额达到犯罪行为所要求的量时，事物就会发生质变而升格，这是符合质量互变的一般规律的。因此我们在认定具体犯罪数额时，数额进行累加是一项基本原则，就如非经济犯罪中，同时具有几种行为，应作为情节处理一样。在我国刑法分则金融诈骗罪表述多为“有下列情形之一”，并具体加以列举，尽管罪状中规定了多种行为方式，但在具体构成的要求上是相同的，并且它们的本质特征一致，刑法进行的也是等值评价，因此可以进行累计。在本案中，虽然“骗领并使用”和“恶意透支”的行为有可能在社会危害性上不尽相同，但它侵犯的法益是相同的，因此将犯罪数额进行累加也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如果在触犯同一罪名下两个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情况下不对犯罪数额进行累加，将完全有可能因刑格的限制而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同时也会为行为人规避刑法提供了机会，在走私犯罪中“蚂蚁搬家式”小额走私活动的猖獗就是最好的例证。以本案为例，如果犯罪数额不可以累加，被告人陈某冒用和恶意透支的行为均只构成数额较大的标准，只能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量刑。假设被告人的行为是两次恶意透支，且数额分别为五万元，则被告人将会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是大于后者的，至少是相同的，若是不对数额进行累加，将会出现罪重而刑轻的情况。

因此，被告人陈某的犯罪行为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的第一款第一项“以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并使用”及第四项“恶意透支”，这两种犯罪情形仅是信用卡诈骗罪罪状表述的两种不同手法。信用卡诈骗罪作为纯正的数额犯，如对其所列的四种犯罪情形分别评价后予以量刑，将会因刑格的限制而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因此在两款行为分别构罪的情况下，应当对两款的犯罪金额予以累加后综合量刑。

（二）累加的科学性问题

由于信用卡犯罪的复杂性，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数额标准和量刑幅度。对骗领并使用信用卡实施犯罪规定了比较严的数额标准，而对恶意透支犯罪的数额规定高于其他类型的信用卡犯罪，其原因在于恶意透支的社会危害轻于其他信用卡诈骗。刑法第196条和《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使用伪造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为“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则为上述三种情形规定数额的二倍。因此，对多种款项的金额的不同规定，引发了如何科学累加的问题。

首先，不能简单累加。尽管“骗领并使用”和“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犯罪中的两种不同情形，但从刑法的理论上讲，属于同种数罪。而对于同种数罪是不能简单累加的。因为这样处罚会导致罪刑不均衡。因为N次有期徒刑的同种犯罪行为，即使并罚，按照限制加重的理论，也不可能并罚出无期徒刑，但是如果简单累加，作为一次总的犯罪行为处理，能有可能出现无期徒刑的量刑结果，何况，这二种行为在量刑幅度的金额规定上还存有不同，因此，简单累加不具科学性。

其次，不能折算累加。尽管骗领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的金额规定是恶意透支行为的一半，但不能简单的按照比例进行折算后累加。因为信用卡诈骗设置有三挡刑格，简单折算后累加也会因刑格限制导致罪行不相适应。

第7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危机 处理 公共管理机关 社会公众 影响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的飞速发展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网络环境下的人类社会在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方面变得日趋复杂和多样化，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按照传统的危机处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界及公众的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部门或者是普通的公民个人，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应对危机的理念、组织、协调以及相关部门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资源配置方面等方面，无不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网络危机下的处理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被逐步实践和加以应用的。

二、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的的影响

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的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处理，还是网络危机下的处理，一般都是在公共管理机关的主导下进行的。两者的区别只是处理理念、机构设置、处理模式、处理平台方面存在差异，其主导方面还在于公共管理机关引导、指挥、沟通和协调。因此，研究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公共管理机关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网络危机下的处理相关理论的发展。

1、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理念上的影响

首先，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应当抓住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发展这个奇迹契机，由精通网络专业知识、社会经验丰富处理危机专业人员同包括法律专家、经济专家、会计师、经济师、自动化控制专家、工程师等人员在内的专家组成专业性的危机处理团队，专门处理网络危机，科学、合理地建立健全各类网络危机处理的流程，用流程处理模式代替传统的处理模式，实现网络危机下的信息对称。其次，是要在变官本位理念为服务理念，以为广大网民提供高效、优质的网络信息服务作为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处理网络危机的立足点。同广大网民建立一种真实的、公开的、相互信任和理解、透明的信息共享服务。取得广大网民对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工作人员的信任，促使网民的言论顺应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引导，实现网民的自我约束，从而将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引发不良影响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第三是注重将网络危机下的处理效益性理念深入到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工作人员的信念中，并且在具体的危机处理过程中予以落实。第四是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在危机处理时间观念上的影响。

2、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处理危机机构设置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根据网络危机的出现状况，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改变了危机处理的机构设置。例如在四川雅安地震的处理过程中，改变了以前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救援。按照总理的要求，四川省委、省政府作为危机处理的主要机关，全面负责震后处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各个方面的力量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做好帮助和支持。地震信息披露工作也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牵头组织实施。由于四川省委、省政府指挥、协调、沟通工作做得较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中央各个部门、地方与其它相关方面接触和互动到位，使整个社会对地震的状况、以及政府相关公共管理部门的准备、救援以及进展满意度较高，得到了外界的一致认可。其次是整合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内部关于网络危机下的处理机构的设置，围绕网络危机下的处理的需求设置诸如突发公共事件领导组织、危机教育机构等部门，建立起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政府部门的危机应对，特别是演练教育的娴熟使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在危机出现时危机处理运行机制有效地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3、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模式的影响

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政府公共管理机关危机处理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管理机关以“行业+地理分布”的危机处理模式替代了传统的“一刀切”的危机处理模式。仍以四川雅安地震的处理过程为例，在危机处理中，始终以四川省委、省政府牵头组织，供电、供水、交通、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企业行会、红十字等慈善组织同四川省委、省政府相互协调，共同开展抗震救灾工作。4月20日，地震发生后，金融机构启动应急服务机制预案，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东亚银行、渣打中国共向向四川灾区人民捐款9665万元用于救灾工作；保险业在中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的倡议下，不仅赔付了逾千万的保险金，而且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人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泰康人寿、新华保险、中华保险、阳光保险、华安保险、生命人寿、建信人寿、友邦保险、中意人寿四川灾区人民捐款6800万元。国内各大企业也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国家能源局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领导协调小组按照雅安电网结线图，快速部署电网抢修、电力恢复供应工作，并组织840余人的应急队伍，调集211台发电机、12辆发电车携带卫星通讯设施等赶赴灾区，协同四川省电力公司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灾区大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保局紧急抽调设备、人员、试剂，科学有序开展水质安全应急监测，确保了灾区用水安全。

三、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社会公众的影响

1、网络危机下的处理使社会公众将网络作为其表达诉求的平台

网络危机下的处理使社会公众将网络作为其表达诉求的平台是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社会公众的首要的影响。社会公众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社会大众看到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快速、有效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将自己的诉求通过网络这个平台予以，并且有可能采取夸大其词地方法，试图引起更多民众的支持和各方舆论的支持，从而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期尽快达到满足自己经济利益的目的。

2、网络成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的平台

网络成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的平台是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社会公众的第二个的影响。随着我国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使公众参与我国社会管理的热情空前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能，但是在民众参与社会管理途径没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况下，网络由于其表达意愿，参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自由行和便利性，成为广大网民青睐的对象，网络逐步成成为公众表达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的平台。网络传播的开放性特点为给广大网民提供了良好的表达自己思想、规划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生活的途径，同时，网络信息传播的高速性和网络覆盖面的无限性又成为迅速控制危机的有力保证。公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参政议政意愿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同政府的“共建共治”，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没有有效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过于单一，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资源配置还很不合理。同时，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对网络危机下的处理的重视程度使广大网民看到了众参与社会管理可能，通过关注网络信息和参与对相关危机事件的评论及出谋划策实现自己参与社会管理的梦想。因此，网络危机下的处理对公众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网络成为了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表达诉求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沈岳.新媒体在政府危机公关中的负面效应及政府对策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11

[2]张丽莉.从危机传播视角看新媒体环境下的突发事件传播[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5月31日

[3]刘嘉.新媒体介入前后危机传播比较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5月31

第8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关键词】 商业银行绩效； 资本监管； 非利息收入； RAROC

【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81-05

一、引言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银行监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资本充足率成为各国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和国际标准；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将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由制度建设推向了逐步实施阶段。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各界对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的反思，并导致《巴塞尔协议Ⅲ》的迅速出台。我国也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等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措施。杨柳等[1]提出，高的资本充足率一方面为银行的实力和支付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经营成本。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往往会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失去发展活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降低等。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何影响？有多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绩效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局对资本充足率实施更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我国银行应及时调整经营模式，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陆晶晶[2]提出中间业务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因其不占用银行资产、不受存贷利率影响、风险小、服务形式多等优势，成为银行收益新的增长点和银行未来重点发展业务。目前，我国各个银行逐渐意识到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性，纷纷积极开拓非利息收入市场。李浩然和马晓娇[3]通过比较发现，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非利息收入有利于稳定银行收入，降低银行风险，而有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发展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够达到风险分散效应，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调整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于银行的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分析研究这两个因素，可以为我国银行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加快调整银行的业务方向，从而有益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分别从资本监管或者非利息收入某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吴玮[4]研究发现在实施资本监管后，银行对贷款加强监管，使不良贷款率降低。另外，资本监管还有利于银行业务的转型，银行会减缓扩张贷款业务，这使得银行利润主要来源大大缩水，因此银行不得不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非利息收入。王文佳[5]认为近几年我国银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监管压力下，资本监管对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没有形成有效约束，但对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有较好的监管效果。许友传[6]在对57家银行有关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监管压力对我国银行业资本调整和风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监管压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的影响，但对核心资本率变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蒋莉[7]认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对我国16家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手续费佣金收入相关性比较显著，其他非利息收入跟银行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娄迎春[8]通过实证分析法对银行绩效与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银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认为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占比小，非利息收入每笔业务平均承担的费用过高所致。王珊珊[9]通过考察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段玉琴[1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但对国有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如股份制银行明显；另外非利息收入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稳定银行收入。尹超[11]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正影响。通过发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合理的途径。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很少考虑外部因素即资本监管和内部因素即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综合影响。另外，在考虑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时，主要集中研究盈利水平或者风险水平的某一方面，而较少从盈利和风险综合平衡的角度去考察银行的绩效。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各商业银行年报。选取了其中10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2007―2014年度的数据，涵盖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两大主要的商业银行类型。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样本银行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绩效的综合影响，而不是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所以本文考虑采用变截距模型，如公式1。

（三）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整体业务收入比例作为衡量银行非利息收益的指标（NIR），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而采用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同时，选取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解释如表1。

其中，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综合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同时，参考窦尔翔等[12]的计算RAROC的方法，即假设ROC等于ROE，分别取各银行的移动标准差（3期移动平均）作为计算RAROC的分母，以权益收益率（ROE）作为分子，从而计算出各银行在2008―2013年度各年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的值。本文构建了以下指标，以反映经过风险调整的银行盈利能力，见公式2。

RAROCi，t=ROEi，t/σROEi，t （2）

其中，σROEi，t表示银行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权益收益率的移动标准差，RAROCi，t表示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表5是样本银行CAR、NIR、ROE和RAROC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从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较好，样本银行中的资本充足率（CAR）都达到了巴塞尔协议中最低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平均值达到11.84%。

2.我国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业收入的比例（NIR）相对不高。样本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为17.2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均值来看，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的占比最大，比值为31.58%，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从中央银行分得了国际结算业务这一有竞争力的非利息业务的缘由。非国有控股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大的是招商银行，达到19.90%，浦发银行占比最小，为9.62%。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占比差距较大，非利息业务发展不平衡。

3.样本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平均为12.90%，银行权益收益率（ROE）相对较低。权益收益率是上市银行重要的盈利性指标，样本银行ROE均值仅为18.62%，上市银行整体绩效水平偏低。RO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在非国有控股银行，浦发银行的ROE值最大，为30.03%，华夏银行的ROE值最小，为11.20%，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绩效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按RAROC和ROE均值排名在前五的上市商业银存在差异。按RAROC排名，排在第一名的是兴业银行，达到22.49%；而按ROE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招商银行，ROE值为21.94%；都排名在前五名的只有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这说明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银行绩效指标跟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纯绩收益效指标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也说明了考虑风险的必要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计算ROE时的净利润没有像计算RAROC时的经济资本那样考虑是否真实反映了银行当中存在的不同风险。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考虑风险的RAROC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即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利用EViews 5.1软件对前文公式（1）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该回归结果通过了F检验的显著性检验。CAR的系数通过T检验，并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直观反映出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但是同时影响的程度比较小，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CAR系数为正，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提高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以上回归结果说明，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对CAR要求的提高，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强，银行对贷款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为信贷业务提供了正向的激励：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成为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稀缺资源，银行不敢轻易放贷，从而不仅减少了不良贷款业务降低不良贷款成本，也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资本监管对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回归结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的收益系数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提升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加了收益。但是，由于T检验的不显著，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该结果与蒋莉[7]的研究结论一致。当前银行界的非利息收入波动性比较大，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内部构成因素还不够完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受非利息业务成本因素的影响。以上原因可能致使其与银行绩效关系不显著。

从表6中还可以发现，所选择的控制变量能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资产总额自然对数（Y1）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是显著的，说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的受到资产规模影响。Y1的系数为正，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跟银行的资本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Y2）的系数也为正，对银行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T检验不显著；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自然对数（Y3）系数为负，但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二）基于不考虑风险的RO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公式（1）中的RAROC，探讨CAR、NIR等变量对其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中，回归的结果表明该模型调整的拟合优度只有0.124452，相比前面用RAROC的评估方法，调整的拟合优度达到0.323832，拟合优度相对较低，模型比较不理想。同时，回归结果表明，没有通过F检验，CAR、NIR、Y3对ROE的解释并不显著，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检验，用ROE的模型没有比RAROC的模型好，也表明了RAROC相比ROE是一个更好的绩效指标。

值得关注的一点，在此次模型检验中，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CAR）跟权益收益率（ROE）负相关，ROE的提高，并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和利润。相反的，在上面的模型中，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提高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提高银行绩效。这主要是由于在计算ROE时只反映了绩效当中的收益因素，没考虑风险因素。相反，RAROC考虑了风险因素，解决了ROE指标存在的单一问题，这表明运用RAROC绩效评价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通过风险调整测算的RAROC指标更能准确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情况，增强了其绩效评估的有效性。

五、结论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综合考虑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RAROC综合反映绩效中的收益和风险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后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与纯收益指标ROE不相关。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仅使得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有所下降，还降低了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速度，使银行主要营业收入――利息收入缩水，但同时也促使银行从粗犷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降低了经营风险。因此，我国监管部门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

另外，模型中非利息收入与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关系。从参考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蒋莉[7]和娄迎春[8]也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结论。但是当他们考虑细分不同类型非利息收入时，却可以发现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份额对银行的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其发展还未能够构成规模经济，不能为商业银行绩效带来显著效应，提高银行绩效。商业银行管理层应加强对非利息业务的拓展，加强银行自身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 杨柳，潘焕学，胡彦君，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联性研究[J].金融经济（理论版），2014（16）：74-79.

[2] 陆晶晶.多目标行业贷款组合优化模型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 李浩然，马晓娇. 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综述[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10）：104-106.

[4] 吴玮. 资本监管与银行贷款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J].上海金融，2011（5）：60-64.

[5] 王文佳. 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与资产风险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许友传.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J].经济评论，2011（1）：79-86.

[7] 蒋莉.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D].江苏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8] 娄迎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师，2008（4）：240-241.

[9] 王珊珊.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绩效关系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0] 段玉琴.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D].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第9篇：民生银行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债券资本结构;权益资本结构

一、引言

资本结构(capitalstructure)，是指企业筹措资金的各种来源、组合及其相互之间的构成及比例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构成企业的各种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包括有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从狭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即长期资本。现代财务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关系到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确定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商业银行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并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它与其他企业一样，以利润为目标。商业银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企业。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经营对象的差异。工商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但是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一样，受《公司法》的约束和调整，其财务目标同样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一个能够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代国际商业银行体系正在悄然兴起。这既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又形成了巨大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尽快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尤其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的缓冲期已结束，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为迎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形成的挑战，国内的商业银行纷纷选择了上市，因此，研究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于维持国内金融秩序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改善银行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分析

银行资本结构与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相比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债权资本结构的特殊性

银行的债权资本主要包括：银行长期债务和分散的小额存款。二者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相同。银行，作为从事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贷放的负债经营性行业，具有资产负债率高和债权结构分散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债权资本在银行全部资本中占很高的比率，银行债权人与银行内部经理人员之间的成本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银行的债权结构较一般企业来说较为分散，难以发挥大债权人治理结构下的监督与控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降低银行债权成本的难度。

2．银行资本的高杠杆性

银行的自有资本相对于其负债和资产是微不足道的，其净值很低，银行主要是利用负债来形成资产并进行经营，即银行用较低低的净值撬动较高的负债，可以说银行资本具有高杠杆性。正因为银行的杠杆作用巨大，银行能否筹集到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性、业务种类、管理质量、与资本水平等，而不是其负债与权益的比率。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债权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1．资产负债率高，债务规模大

银行是负债经营性企业，负债是银行经营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债务规模庞大。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负债总额是91505．16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78％，中国建设银行的负债总额是70878．9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81％；从股份制银行来看，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负债总额分别为14920．16、12677．24、4580．39、9996．78和7042．16亿元，负债占资本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94．92％、96．82％、96．54％、94．81％和96．25％。虽然高负债比率能够获得很高的财务杠杠利益，但是它也会带来很高的财务风险。

2．各项存款构成银行债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都在负债资本中均占有很大比重。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是8O．02％，工商银行是80．65％，建设银行89．96％；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中，中信银行最高，达86．58％，兴业银行最低也达65．07％。这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负债资本结构比较单一。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权益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权益资本是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代表着商业银行的所有权。权益资本来源渠道有两个：一是通过内部融资，即银行通过自身经营所获利润积累的资金，主要体现在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项上；二是外部权益资本融资，即外部投资者投入的权益性资金。根据投资主体身份不同，权益资本又划分为国家资本金、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及外商资本金。

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表现出以下弊端：

1．资本金不足

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重要制度。它规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限度。资本充足率指标现已作为衡量单个银行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重要指标，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水平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大体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深发展达到了1O％的稳健水平，但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金充足率还有差距。

2．不良贷款依然存在

虽然不良贷款的比重，2008年相比较2007、2006年下降了很多，但是它的存在依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银行资本，造成银行资本结构的不合理。

三、优化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贷款率高已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此类缺陷，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

一般意义上讲，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三个途径：一是利润留成，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通过资本金市场来补充资本金，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三是私募扩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原有股东增加投资来达到增加资本金的目的。上市银行除了一般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外，应充分利用上市这一筹资的渠道，可以采用发行股票等方式，并且严密控制这种方式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

提高资产的质量，降低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1．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

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可以从两方面来人手：第一，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第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份额。

2．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

要实现这一方案，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减少高风险资产的份额，例如，可以采用出售高风险资产的方法，将风险转移出去；第二，提高发放贷款的质量，不能单纯强调数量，应从源头上控制贷款质量，例如，了解贷款客户的资信、贷款的投向等等。

(三)加强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