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法责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第2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关键字：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市场行为原则，高效市场原则

经济法基本理论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基本原则是重中之重。基本原则是联系宗旨和规则的桥梁，而且，基本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一个部门法的特征。可以说没有经济法基本原则，就没有经济法部门。因此，在停止了经济法概念的争论之后，经济法学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经济法基本理论的实质性研究，其中，非常多的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试图从法理学、民法学的研究入手，另辟蹊径，对基本原则理论做出诠释，进而提出经济法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对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阐释，以期对实践中的经济法问题进行解释、应用于实践。已经有多篇论文面世，而且新近出版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一、分析方法及标准

首先来看在法学理论中对基本原则的定义：

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中给出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定义：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

周旺生编著的《法理学》中给出的法的基本原则的定义：这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他给法的原则下的定义：法中所存在的可作为法的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

其他法理学著作大同小异，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出几个方面：1、体现法的根本价值，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则应体现该部门法的根本价值；2、在法的体系中具有上位阶性质，具有指导、规范法的规则的性质；3、是一定的法的体系的中枢。

在法律英语中，法的基本原则包含两层意思：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门。

综上，笔者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定义为，体现经济法宗旨和根本价值，对经济法的活动具有普遍指导作用，集中体现经济法的特性，是经济法最高的法律原则。

民法理论研究在法学理论中是最成熟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民法关于基本原则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径对我们研究经济法有非常强的指导、借鉴作用。在开始经济法基本原则探讨之前，我先分析一下民法的基本原则的一些情况。

民法基本原则初时有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原则。在民法最典型的子部门法-合同法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出，这三大原则分别是：构建制度前提的基本原则，行为的基本原则，以及后果责任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中三大基本原则，跟法理学中关于法的规范的构成要素：前提假设，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当然法律学界现在较流行二要素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前提假设”部分可能是一个很强的制度，而制度在任何一个法律条文中没有必要反复的重述，否则有失精炼）现在我国民法学理论中有许多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欠缺根本性。比如，在民法实务中被视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它在实务适用甚广而且普遍适用于各个子部门法，但是它跟三大基本原则仍然无法匹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原则仍然可以由上述三大基本原则推导得出（推导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原则要想作为基本原则，除了要具备高度、普适、特色等特征外，还必须具备根本性，就是在本部门法的至上性，由此，可以得出各个基本原则的独立性和整体的自足性。

上述分析方法恰好与西方管理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基本构架以及分析方法上想吻合。法律中的结构表现为制度；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是模式化的行为；行为绩效在法律中就是法律对该涉法行为的评价，即法律后果。因此，两种分析方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两个方法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因为法律所关注的是一定制度下，一定主体的一定行为的法律判断（即在法律上的后果），而管理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企业环境）下，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的行为能够如何产生的效用。理论的契合的原因载于实践中评判标准的制度化，只能对外在的表现进行评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分析基本原则的方法，就是从本部门法法的规范的各个构成要素群中各提炼出一个基本原则，由此构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即，分别对经济法制度进行分析，并得出关于制度构建方面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读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上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的法律后果的产生以及形式等进行分析，得出构建经济法法律后果的基本原则。

回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分析中来，现在中国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取得共识，经济法的产生在于市场失灵的突显，因此政府（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指广义政府）进入市场进行干预，根据传统公法理论，政府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即对政府失灵的事前控制），即“无法律授权即无行为”。由此，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产生了经济法。因此在许多经济法学家看来，经济法就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当然，许多经济法学者对于“干预”一词的称谓进行了诸多探讨，得出了管理、协调、调制等等政府行为的称谓，，在探讨的过程中，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的特征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对经济法行为理论的构筑，以及经济法其他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指导。在此，笔者使用干预而不用其他（因为其他三个词我认为都有所缺憾：管理不能突显行为的经济性，协调排斥了不当行为的法律管辖，调制似乎不够包容（经济法体系宽狭，虽属观点差异，总觉有缺憾））。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有三个；

二、这三个基本原则分别属于制度、行为、后果范畴；

三、它们都是经济法中最高的原则，可以推导出一系列子原则，包括一些普遍适用于经济法的原则；

四、三个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经济法各子部门法。

本文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

一、制度范畴的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

二、行为范畴的基本原则：市场行为原则；

三、后果范畴的基本原则：高效市场原则。

二、原则各论

本文对经济法基本原则重在阐释，对其论证从简，以节约篇幅。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阐释也尽量全面，但是由于基本原则规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因此，阐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本文将尽量展现基本原则规范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

该原则在满足高度、普遍原则方面毋庸置疑，在根本性至上性上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经济法根源于市场失灵，直接来源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即授权国家干预并对干预行为进行规范。因此，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干预市场失灵是整个经济法建立的基础，其他经济法制度的都是因为干预的需要而建立的。从该原则出发，经济法必须遵从以下制度原则。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市场基础的认同；其次，体现在国家在引进新制度时的态度必须优先考虑市场机制；再次，国家干预主体事关经济全局，其职能、行为方式必须由法律规定；最后，经济法的干预行为必须本着干预的目的而作为，即以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为直接目的。

本原则从它的反面进行解释也就是，非市场失灵部分国家不应干预。因此，可以得出经济法是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的。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即市场失灵，市场又是不断变化的，此时的市场失灵到彼时市场也许就运行正常了，此时市场无法自我调节，到彼时市场就可以自我调节了。因此，经济法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安定性，法律制定和执行部门应当对经济法存在的基础进行监控、条件改变以后必须相应改变相关法律制度。在市场主体来说，有权要求在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时要求放宽或者取消国家干预，或者改变干预方式。

1、市场基础原则

一国只有先建立市场经济才有所谓的市场失灵，才称得上干预市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指计划经济，国家统一计划，各个企业单位都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存在就是执行国家计划，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根本就无所谓市场，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国家对于资源配置的调整，收入分配的改变，投融资制度的存废，以及经济运行中的破坏秩序的行为的规制都通过行政行为来完成，即使有市场，也是严格限制的不反映市场基本调节机制的半市场。该原则在“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下，为国家的干预圈定了一个范围。它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或者其他一切行为时，都绝不能破坏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这点在我国尤其应该强调。战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实行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许多实例（如东西德，朝韩）都表明，在现在的生产力条件下坚持市场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需要。市场机制的坚持，是经济法立法必须首先坚持的原则。其次，在其他经济力量破坏了市场的基础地位时，国家就应当介入进行干预。

2、市场优先原则

国家干预的是失灵了的市场，那么市场失灵与否由谁说了算就是关乎市场基础地位的问题。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应该在市场失灵时予以干预以期矫正，也就是说，市场失灵在先，国家干预在后。国家干预的是被市场证明了市场办不到或者办不好的事（当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而不是国家任意圈定范围，设置莫须有的限制。在中国，对该原则的违反比比皆是，但凡有点权力的部门乱设关卡，各地方乱设许可，办事瞎吹风凭长官个人意志。前一阶段中国金融法学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业对内的开放问题，中国决策层考虑的不是如何开放而是是否开放，不是进入门槛有多高而是是否该有门，不是监管问题而是扼杀。在没有经过市场的洗礼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如果是因为畏惧市场会破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封锁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将问题百出，最终被市场所否定。因此，市场优先原则可以明确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关于国家不敢放开的制度上的行为。

3、机关职能法定原则

由于经济法涉及国家市场秩序和制度建设，因此，对于经济法的执法机关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指定法律。首先，突显机构建立的程序以及各种因素的充分考虑。国家对于国家机构的建立，尤其是涉及经济秩序公民财产安全的重要部门的建立，必须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法律的制定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经过辩论，协商，投票，有的甚至公布草案公开讨论，对于各方面因素考虑比较周全，能够比较正确的反映市场的需求。机构建立的任意性，必然导致市场的反对。其次，机构的职能由法律规定，可以明确分工，明确职责，避免有利争权力，无利相推委，搞得国家机构逐利行为滋生，办事效率低下，权力的自由性导致机构权力的膨胀，国家权威的丧失。最后，根据公法原理“无法律授权既无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将导致其任何行为因无法律依据而无效，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此可以举出一例：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定位于事业单位，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职能部门竟然是一个事业单位着实无法满足设立的初衷，因此，国务院以及最高院认可了它的规章制定权，使其拥有地地道道的部级机关的权能，但是设立它的依据仅仅是行政法规。经济法中的干预主体比如中央银行、反垄断机构，从各国实践看，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为了保证其独立性，必须以法律形式规定其组织机构和行为方式，以保证其独立行使职权。

4、公共目的性原则

国家进入市场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建立有效竞争并稳定增长的市场秩序，并非为了获取收益，一般情况下是为了让大部分市场主体从国家的行为中获益，以刺激他们继续留在市场中，增强对市场的信心。现在中国还有许多国家部门借口干预市场从事营利性活动。在此要区分消费性活动和经营性活动。经营性活动是违法的，而消费性活动并不是干预市场的行为，而是本部门作为一个民事进行的民事活动。经济法规范所期望的干预行为，必须是以经济法为依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行为。干预的公共目的性，是区分公法主体市场行为的主要标准，也是连接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制度”与市场行为原则两大基本原则的桥梁。

（二）市场行为原则

经济法的两个特性：经济性和规制性，其实就是国家经济行为的两个特性。国家的市场行为既是市场行为必然具有经济性，由于是出于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同时具有规制性，所以国家市场行为是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统一。下面将就国家的市场行为种类以及其权源作一探讨。

市场行为原则要求经济法的两大主体，国家和市场主体都要遵循市场行为原则。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律，一旦破坏了市场竞争的的原则，就会收到国家的干预；同时国家的干预行为也要本着市场行为的原则进行，采取一切可能降低对市场秩序的影响，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不干预，市场调节不好的适当干预，市场无法调节的主动承担，第二，要求国家的干预行为能够遵循市场行为原则就是要求，能够用市场行为解决的用市场行为，能够不限制市场主体权利的不限制其权利。

遵循市场行为原则最主要的是要遵循产权明确和价格决定机制。国家市场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信息相关、交易、财税、赠与、诉讼。这些行为的性质在下文会逐一详细分析。

1、信息相关行为

现代社会被称之为信息社会，足见信息在我们社会的重要性。国家在社会信息的采集、公布、预测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信息相关的行为，权力来源主要是，市场主体的知情权。虽然，市场主体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作为市场的构成元素，必须公开一部分作为获得市场信息的交换，必要的信息公开时市场交易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有关市场的信息越充分，市场主体做出的市场行为就越理性，良好经济秩序就越容易得到维护，也更容易传导国家的政策倾向。市场信息的良好把握是进行其他经济法行为的前提，因此，国家必须非常重视、并做好信息相关行为。

经济法学研究的信息相关的行为，主要有：国家关于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以及国家的要求，该部分构成了企业法、监管法、规制法的主体；国家对于市场信息的收集、公布和预测等，该部分构成了统计法、预算法、计划法等。

2、市场交易行为

交易行为是国家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也是经济法主要子部门法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宏观调控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交易行为权力来源于经济的波动性和国家的公共性。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都带有明显的波动性，而且这种波动具有相当的规律性，这就为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和信息中心而存在，拥有国内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财力和信息，其行为在一国最具有中立性和可行性。因此，国家调节经济成为各国的主要职能之一。

该行为要求国家在进入市场时应当作为交易的一方，当然由于国家进入市场的公共目的性，也有一些区别于一般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特征。

（1）公共目的性：国家的交易行为并非为了贱买贵卖，谋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任何经济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由于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力和最充分的信息，赋予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市场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只是调节的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

（2）反周期性：由于国家的调节行为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所以它的交易行为应当是在经济过分高涨时打压，经济低迷时拉升。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是的价格普遍低于正常价格时，国家予以高价的收购，保护生产者利益；同样在由于经济周期原因使得价格普遍过高，国家通过大量平价投放基础资源，如粮食、原油等等储备物质，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抑制经济过热。

（3）基础性：由于国家调节经济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些比较重要而商品进行，比如，基础生活资料-粮食、汽油；基础生产资料-煤、石油、钢铁、棉花等；金融交易行为，如货币、期货。

由于交易行为市场化程度最高，因此，其执行机构必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为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如果没有充分的权限，则很有可能贻误最佳的调节时机。

3、财税行为

财税行为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行为，税收是组建国家的经济基础，财政则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财税行为是国家取得和支出的主要形式，其方向可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且其对市场的扭曲是基于国家的强大信息库的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是对市场长远发展的一种适当扭曲市场的行为，这样引导其向有利于经济法目标的方向发展。由于财政和税收的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而且该行为的特殊性质，无法归入其他行为种类。对于财税行为，论述颇丰。

4、赠与行为

国家的存在意在保障人权，而人权中最为重要者不外生命和健康。另外，由于稳定增长市场的存在必须以稳定社会为前提，因此，为了获得稳定的发展机会，收入高的人群必须忍受国家对于收入过低人群的资助。同时，国家这部分支出可以使国家的经济选择权转移到个人手中，使得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理性。该行为的理论基础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主要在于以众人之仁代替个人之仁。

国家的赠与行为，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行为。

（1）失业救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企业都担负保障职员的生命健康养老等等问题。我们应当以国家的公共利益行为基点，释放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让所有的市场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国家应当尽量引导企业注重经济效率，不断的开发新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发挥国家的优势，担负起企业在员工正常的使用而造成的失业，而给这部分人以一定的资助。

（2）救助：个人没有义务负担其他人的生存所需，而国家则有责任。国家对于该国的国民的社会救助义务已经为很多国家的宪法所肯认。个人的财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有求任何个人承担如此的义务。

5、诉讼行为

市场行为中难免引起纠纷，所以，诉讼行为作为市场行为的附带权利也是实体权利实现的保障。除了国家为了执法引起的诉讼之外，国家还担负着涉及面广、众多个人提讼会造成极大的非效率的讼行为。这部分诉讼行为的权力来源于被侵害人的诉讼权利，以及社会秩序遭受破坏而引起的自身的诉讼权利。这部分可以借鉴外国的集团诉讼以及公益诉讼制度。该部分诉讼行为在我国可以设计为经济法中的公诉，它构成了经济诉讼制度的基础。

（三）高效市场原则

经济法法律后果范畴下的基本原则归纳为高效市场原则。此处后果范畴的基本原则被称之为后果原则，而非归责原则或者责任原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归责原则是民法或者刑法中的称谓，是法的后果原则在民法中的具体化，在民法中，法律后果的主要问题的法律责任（即不利后果）的分配，法律后果中没有其他的有利后果。因此，民法中的后果原则称为归责原则。而经济法则不然，经济法中后果模式的分类应当以奖励、维护、否定、制裁为主要，并不以简单的合法和非法为根据。民法体现个人意志，国家在其中只是扮演纠纷裁判者；而经济法中，国家却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经济法中的后果范畴的有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评判，也有国家行为的评判。

在经济法中，高效市场有其比较特定的含义，指一种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经济秩序，很多学者归纳的平衡协调原则也是应有之一。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市场秩序是各国追求的有效经济环境，因此，以此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的适法性判断标准体现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和法制目标，在具体的案件中，也有利于法院在审判时使用法律。高效市场有别于有效竞争市场，有效竞争市场是一种竞争状态，而高效市场是一种动态的有利于长期高速发展的市场状态。

在适用该基本原则中，双方当事人提供其行为对经济秩序的影响的证明，由执法机关综合考虑法治、社会环境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来评判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比如，反垄断法中，对垄断行为定义的易变性就是高效市场原则的具体体现，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垄断行为对市场的影响，而对垄断行为的定义作出适当的修正。

以下就高效市场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果产生的原因、后果的作用原则、后果的种类。

1、导致经济法后果的原因

经济法中后果的产生原因在于主体行为对高效市场（具体指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经济秩序）的影响。奖励的行为是对高效起到创建、促进作用的行为；维护的行为是与国家追求的高效市场精神相符合的行为；否定的行为是与高效市场相违背的行为，但是国家法律尚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制裁的行为是违反高效市场社会的要求，法律明确规定其违法性并做出制裁规定的。

2、经济法后果作用的原则

对于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则依法办理；如果该行为是新出现的行为，则应当视其对高效市场的作用对该行为予以评价。由于经济法规范一般都比较原则，因此，在经济法中，不必拘泥于其他公法中严格的后果法定原则，而可以适用类推。由于经济法执法机构一般兼具司法、行政性质，因此，在法的规范创制方面可以给予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促进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3、经济法后果的总结与设计

后果种类设计中，笔者一秉高效市场原则，在此处体现高效市场原则的最主要的的方面是，保护现存生产力，并进行高效率的改造，同时尽最大可能的保护私法的主体地位，而限制其乱法行为的可能性。对经济法主体的不同性质的行为设计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且法律后果的涉及考虑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最小损害原则，这样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

对经济法主体的后果模式设计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对干预主体关注较少，是由于，公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形式基本上是一样的，经济法没有必要特例独行另搞一套。而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后果则必须重新进行设计，是因为经济法的特定法律价值和目标以及作用方式。

（1）奖励：

物质奖励：奖金、免税、资源（含土地等）优惠使用

精神奖励：授予荣誉称号

奖励后果是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对高效市场起到创建、促进作用，而由国家代表社会对其进行表彰奖励的法律后果。在经济法上，这种法律后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国家对其所控制的资源进行优惠分配，这样可以给国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各国都广泛使用的方法。

（2）维护：确认、保护、引导

维护后果是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认可，或者追认。私法上所谓“法无禁止即是自由”，但是近代法制对私权主体，在经济法上体现为市场主体，基本上是被框定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才被视为合法。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行为工具日新月异，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在经济法中规定对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市场行为予以确认和保护，并进行引导。

（3）否定：仅仅制止该行为，不予处罚。

由于市场主体的投机性，很可能引至市场主体的行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和经济法精神，破坏高效市场经济秩序。对于法律未明确做出制裁规定的行为，国家只能否定其法律上的正当性，而不能要求其承担公法上的制裁。

（4）制裁：

①积极制裁：强制提高技术水平、强制合作

经济法中的制裁行为，同样本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建立高效市场的原则，对市场主体能够但是殆于促进生产力时，强制其采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制裁措施。这也是在现代社会，防止垄断者在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基于公共利益，对私权的一种干涉，但具体实施仍是市场主体。

②消极制裁：

Ⅰ、行为能力限制：

定价权：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还应扩展到垄断行业；

股权：表决权的限制：法国等已经在法律中明确做出规定：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票在一定条件下不得行使表决权；

交易权：国家可以限制其交易对象，主要是外国交易者；

收购权：反垄断法关于兼并的规定；

人事权：董事制度，从业资格的规定，特殊行业董事的任职资格

资金使用权：法律关于收益的用途的规定

在市场主体行为违法法律，并且有进一步违反法律的可能性时，法律可以设置其行为能力限制，这样，可以即保证市场主体的相对独立地位，又保护公共利益，而且，这种制裁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弊端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更加小。有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Ⅱ、市场主体资格否定：强制分拆、国有化、解散

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否定，是在市场主体的存在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效市场的秩序无法协调时，所采用的制裁性最强的制裁方式。这些制裁措施在各国已经广泛使用，反垄断法中要求的分拆；早期各国对承担部分央行职能的私人银行进行国有化成为独立的公法组织；现在行政法对主体的否认。

三、结语

该三大基本原则，全面揭示并体现了经济法产生的基础、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规范、以及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体系。三大基本原则分别统管经济法规范构成要素的一个方面：制度前提、行为模式、后果模式，为经济法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基本原则规范。基于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经济法的独立性不言自明，其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别显而易见。

本文限于篇幅，未对经济法基本原则同经济法的其他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交叉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解决，将对经济法其他基本范畴理论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也将更好的衔接各主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经济法上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诉讼理论，笔者将陆续在本文基础上推出自己的观点，希望不啻批评指正。

注释：

[1]傅智文（1981—），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本科毕业。

王淇（1980—），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诉硕士研究生，该校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79。

[3]周旺生编著：《法理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组编，北京大学远程教育法学试用教材，P86。

[4]转引自：钱玉林：经济法基本原则之初探，《法学》1995年第1期，见《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

[5]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28。

[6]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7]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8]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9]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0]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4].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邱本。经济法原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8].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9].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J]，法商研究。1998（6）。

[10].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J]，中国法学。2001（2）。

[11].刘江琴。法国三大民法原则历史发展之探析[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2].李永清。经济法基本原则刍议[J]，当代法学。2002（5）。

[13].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J]，现代法学。2000（5）。

[14].李君。本质的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J]，当代法学。2002（4）。

[15].张永清。经济法基本原则刍议[J]，当代法学。2002（5）。

[16].刘桂清，佘胜勇。论经济法基本原则[J]，当代法学。2000（5）。

第3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刑事责任能力法律关系评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壮年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障碍及精神活动不协调。在我国，精神分裂症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中约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症状的支配，常常出现伤害、凶杀、、放火等严重危害的行为，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涉及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有的因外伤或其它原因而发病，而涉及法律关系评定问题。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精神分裂症概述

精神分裂症属于内因性疾病。一般认为，遗传、个性缺陷等内在病理因素是导致发病的主要原因，而躯体因素、社会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诱发原因。

该症患者通常意识清晰、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其病程分持续进行和间断发作两种形式。持续进行者病程往往迁延不愈，逐渐呈精神衰退状态。间断发作者在病情发作一段时间后，间隔以缓解期，缓解期精神活动可基本恢复正常，也可遗留一定的精神症状或精神缺损。但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渐出现精神衰退；也有的仅发作一次，缓解后不再发作且无精神缺损者。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对所实施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辨认能力以及有意识的控制能力。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造成危害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据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有以下三种分法：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处于衰退期，精神活动不稳或残余病态观念诱使，可能作出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该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即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作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作案，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病程完全平息，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一般原则，但每个安静都具有特殊性，要具体案件具体，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精神，首先确定医学诊断，明确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何种病程阶段。然后分析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因果关系进行评定。

三、精神分裂症法律关系的评定

法律关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损害及相关的问题。精神损害是人体受机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现的精神障碍。法律关系的评定将直接关系到对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及赔偿问题。其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

如果重度颅脑损伤以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或分裂症样精神病，应评定为重伤。后果较轻的，可根据实践情况评定为轻伤或轻微伤。需要注意的是，对颅脑损害所致精神障碍程度评定，一般需由损失起经过半年以上的观察后方可作出评定。

（二）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

由于精神损害的特殊性，在评定只有间接因果关系的案件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伤害后果、过错原则等具体情况，全面，综合评定。如果轻微或轻度颅脑损伤，或躯体损伤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则可参照《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作出相应评定。如果精神创伤后出现精神分裂症且两者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则可评定为轻微伤，但加害人必须承担“一次性”精神损害赔偿金。

由于关系的评定十分复杂，而我国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只能根据“伤”与“病”的关系，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文，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定。

结语

精神分裂症是典型且高发的精神疾病，同时也是涉及各种法律最多的一组疾病。有效地探讨和精神分裂症及其刑事责任能力和法律关系等相关问题，不仅能推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种相关问题的解决，也能保障广大公民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

1、《司法精神病学》曾绪承主编群众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2、《司法精神医学基础》郑瞻培主编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林准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4、《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孙东东主编出版社1992年版

第4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 法经济学/医疗事故/责任分配/风险分散

内容提要: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分配原则可以发现：通过加重院方的责任并不能有效防范医疗事故的发生，反而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权益。医疗事故责任的合理分配应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将医疗事故责任确定在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有效点上，同时将医疗风险予以分散，并辅之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的新形式与新机构、建立公共卫生的政府诉讼制度。

一、经济分析在法律领域的运用

二、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分配原则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4]由此，我们评价现有关于医疗责任分配原则优劣的标准，也应当是其实施的社会效果是否符合其制定的目的。显然，我们的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尽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更好地保护患者的权利。那么，我国目前的医疗事故处理机制是否满足了这一需要?目前所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的方案，其主要依据在于2002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同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这两部法规中，对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医疗事故的内涵、医疗事故鉴定及赔偿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对医院一方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规定》第4条即众人所熟知的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通过对医院一方责任的加重，尤其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对医院采取了过错推定原则。使患者一方在举证上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医患双方的力量对比(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并不悬殊，甚至有时患者还可能处于优势地位)。那么，这种医疗责任的举证分配原则是否能够达到立法者预期的社会效果?下文的论述得出了与立法初衷相反的结论：

首先，医院方可能会因为过度的担心而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医疗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况且现实中的疾病状况是复杂多样的，它不会和医学教科书的内容严格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某些危急情况下，或者是出现了临床上少见甚至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这时候就需要医务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医疗技术常规，大胆采用新的或临床试验性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不予以实施就可能误过治疗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对医院的责任规定过于严格，就有可能导致医务人员在对病人施行治疗时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于为了回避医疗风险而拖延对病人的抢救，或者采用最为安全保险但实际效果不佳的保守治疗方法。

其次，医院方为了避免风险还可能采取过度预防措施。由于患者的体质不同，因而相对的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对有些患者可能不能适用特定的药物或治疗，所以在进行某些治疗前必须要对患者进行一定的身体检查，这就像我们在注射青霉素之前需要“皮试”一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检查，或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常规检查就可以了。但在严格的责任原则下，医院为了躲避风险，很可能会要求患者做出不必要的诸项检查，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突况，或者借以逃避将来可能出现的治疗纠纷或诉讼。这就必然会大幅度增加治疗成本，加重患者的负担。

最后，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医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医疗活动是具有探索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尽管随着医学的进步，过去许多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例如肺结核，都已经得以克服，但是医学并非无所不能，如果期望所有疾病都可以预防和治疗仍然是不现实的。[5]人的疾病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探索，在这期间可能还会有新的疾病产生出来，非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即使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也可能会出现料想不到的变化，诸如产生无法预料的药物副作用或者并发症等，这也是自然科学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其必须面对的风险。[6]而且医疗风险的产生是复杂的，对某些病症，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可能仍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时如果要求医院对自己的行为提供确定的证据，恐怕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难道这种风险要由患者承担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医疗事故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如果单纯地把它推给患者承担并不合理的话，那么一味地加重医院责任，由其来承担风险，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不但如此，正如上文所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但不会保护患者利益，反而会不利于患者。

针对上述困境，寻找出较为合理的医疗责任与风险承担方式和最大限度分散风险的途径，正是本文下面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医疗事故责任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医疗风险是否是可以消除的?如果可以消除，我们就应该致力于如何消除医疗风险;否则，就应该公平的分配风险。

医疗事故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正像科斯所分析的：“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8]对于医疗事故，人们一般把它看作医院一方给患者一方造成了损害，所以要解决的关键就是如何防止医院造成侵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具有双向性：如果只注重避免对患者的损害，就将会加重医院的责任，使其遭受损害，所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医、患就像是天平的两端，责任的砝码拨向哪一边，在风险发生时，那一方就要全部承担或者较多地承担损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这个责任“有效点”的合适位置?

从经济学上的视角看，侵权责任体系的目标就是要使事故造成的损害和预防成本这两者之和实现最小化，而对于这一成本的变化趋势，则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表示。正如下图所示，假设横轴x代表在医疗中的预防水平，竖轴y代表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在简单化的理想模型中，假设社会上只存在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害成本两种成本。那么医疗事故发生的概率A将会随着预防水平(x)的提高而降低，但是为了减少医疗事故所付出的预防成本B则会随着预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当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害成本两者相加时，就得出医疗事故问题的总的社会成本曲线(A+B)。

这样，最后得到的曲线A+B就是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在这条抛物线上存在一个最低点x'，也就是社会总成本最小的预防水平，而这也是我们要在医疗事故责任中寻找的有效点。在确定了预防水平的有效点之后，需要分析在医疗中的预防动力问题。我们知道，医疗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与之相应，对医疗事故的预防也是一种双边预防，即医院和患者都应当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果只有一方采取，那就很难防止事故的发生。在治疗期间，一方面，医院必须要认真负责，以谨慎的态度，选择适当的治疗方式;对应的，患者也有协助、说明、告知等义务，如向院方医生诚实告知自身的病状、病史以及自己的特殊体质，遵照医嘱进行服药和休养等。其中任何一方的疏于预防，都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律的上升，进而增加事故损害的成本。从这种互动的关系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中，如果趋向于加重医院一方的责任，则会促使医院采取较高的预防水平，而相应的，患者就会采取较低的预防水平，并且医院方的责任越严格，患者方就会越疏于防范;相反，如果趋向于减轻医院一方的责任，就会促使患者提高防范水平，而医院就将疏于防范。那么假设两种极端的情形，一是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院一方承担全部责任;二是医院完全不承担责任，就会出现下面的列表中的情况。

医 院 患 者

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严格预防水平 不预防

医院完全不承担责任 不预防 严格预防水平

而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两种效果无疑都不是我们追求的。极端严格的预防水平将会导致预防成本的急剧增加，而另一方的不预防又会使医疗事故易于发生，增大事故损害的成本，因此单纯追加一方的责任并不是减少医疗事故问题社会总成本的有效方式。在一定的限度内，加重责任可能会降低社会的成本，但是如果责任的加重超过了适当的界限，则会导致社会成本的不降反增。当加重医院的责任时，在一定的限度内可能会达到医疗事故的减少，社会成本的节约，但是一旦越过了临界点，责任原则的副作用就会显现出来，而且会随着责任严格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明显，所以溢出临界点之后的范围就是责任原则的禁止区域。[9]由此看来，医疗事故问题并不能够通过单方加重院方责任来解决，而且一旦进入责任禁区，其后果恰恰将适得其反。由此可见，在如何分配医疗事故的责任风险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一概而论地主张由医院一方包揽风险，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将风险推卸到患者一方，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公平地分配风险的责任点，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成本的最小化。

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这个风险划分的责任点，本身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责任点虽然在理论上是确定的，因为经过数学、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换算，我们总可以得出一个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的点;但是在实践中，这个责任点却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在现实中，一切社会资源与成本都处于不断流变中，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参数进行换算。但这并不意味着分配风险的责任点毫无意义，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指导风险分配机制的规划思路。根据这一思想，医疗事故的责任划分不可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划分过程，这种一刀切的规划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医疗事故的责任状况，责任成本的界定是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考量到医院和患者双方的具体状况。同时，虽然医疗事故的责任点本身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但这不是说它是不能操作的，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数据统计和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责任点范围，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允许具体的责任点有一定的上线浮动幅度，从而保证其相对的灵活性，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同时，根据责任点划分的原则，有一些硬性的责任承担是医患双方所不能推卸和避免的，例如，院方应该保证患者的知情权，确保患者明白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医院也必须保证提供具备相应资格的医师、以及确保在治疗过程中认真负责等，这是院方的义务;而对于患者来说，则应该如实地向医生陈述病情、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等。但是，也正是因为责任点确定的困难，以及单纯依靠风险责任的划分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化解风险，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措施，这就是通过下方中的其它机制来分散医疗事故的责任风险。

四、医疗事故责任风险的分散机制

上文的预设只是在医院和患者双方间分配医疗事故的风险。在这两方主体中，医疗风险要么由医院承担，要么由患者承担，要么由双方分担，只涉及到如何分配风险，而不存在化解风险的问题。但社会并不像假设的模型这么简单，实际上，在这一关系中还会有其他主体的参与，而且参与主体越分散、数量越多，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0]所以由分散的社会主体来承担医疗事故的部分风险，其效果无疑将优于仅在医患双方间分配。因此，如何分散医疗事故的风险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主张建构以下制度化解这一问题。

第一、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的新形式与新机构。在我国， 医疗执业面临的风险是医疗责任导致的索赔风险， 同时衍生出医疗纠纷处理风险， 归根结底还是医疗过失责任的索赔风险。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疗发展， 不能适应公众对于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的要求， 这除了完善立法，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外， 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移医疗执业风险， 是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符合国际医疗风险管理的通用方法。因此选择一种符合我国实情的医疗责任保险形式， 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十分必要。

首先，设立医疗责任保险信托公司。一方面，该机构的设立在法律制度层面具有可行性。所谓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通常委托人(医疗机构或者医师)通过信托合同委托某一机构， 按照委托目的以及约定的程序对医疗过失行为进行赔偿。根据我国信托法规定，对医疗卫生事业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受国家的鼓励。可见，医疗责任保险信托，从法律层面和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在现实角度，该机构的设立也具有可操作性。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受托人的确定， 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 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并且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应当检查受托人处理公益信托事务的情况及财产状况。受托人应当至少每年一次做出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报告， 经信托监察人认可后， 报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核准， 并由受托人予以公告。

再次，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由公权力强制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旨在对受害者的补偿， 预防如果责任保险的保障额度不足， 受害者可能仍得不到足额赔偿时的救济。在公权力介入医疗责任保险时，应考虑大、中、小医院和个体行医者面临的医疗风险。作为强制式的保险， 应明确规定最低保险限额， 而且保单不设免赔额， 以防投保人通过投保低额保险来规避其投保责任， 损害受害患者的利益; 强制保险仅在对患者提供最基本的保护， 并非提供完全充分的保障。它要求保险人接受任何合法行医者的风险， 由政府进行必要的费率干预， 以降低保险人承保权限和风险选择能力。

第二、建立公共卫生的政府诉讼制度

--------------------------------------------------------------------------------

注释: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4]耶林。法律，作为目的的手段，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5]曾二秀：《侵权法制度选择的理论、方法与规则 –欧美侵权冲突法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6] 孙厚纯：《完善医疗事故赔偿的设想》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7]赵新河：《简论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制度》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0(3)。

[9]张乃根：《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39-40页。。

第5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选择 山区农村 经济 协同发展

山区迫切需要科学地开展综合开发。农民拥有充分的主体性，广泛而深刻的参与性，使得农村改革发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绩效良好，既体现了让农民提高收入的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农民也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和社会多方利益主体得益显著增加。但是各种矛盾的产生导致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一、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矛盾及其成因

1.山民的贫困与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

权利缺失，是从资源匮乏和机会缺乏角度理解的，有剥夺与排斥之义。农民的权利贫困则是其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权利、机会的缺乏所致。恶劣环境下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济波动、社会混乱状态下，山区农村贫困者的脆弱性更易受到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被边缘化;土地产权处置、资源分配、就业、教育、医疗、社保都无发言权，少有受尊重(如盲流、泥腿子、农民工等称谓)、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如只能被局限在脏、重、累、险工作领域)。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元结构，进城农民工只能在条件差、工资低的次级市场上寻活计，是城市的编外国民，很难实现市民化的成功。

2.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权利缺失与发展的制度性陷阱的形成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

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

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

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

(1)外部驱动力

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

(2)内部驱动力

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

第6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

第7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因金融全球化而迅速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在危机的爆发、扩展、抵御以及全面控制中，监管当局的努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利率展开的。利率的“降低—上调—再降低—再上调”过程地昭示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总是与经济的周期波动相伴而生。从经济法角度看，每一次的利率调控都必然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一种政府与市场的“辨证施治”。这里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如何协调；二是法律如何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进行救济。例如，经济法制度如何为政府的调控活动提供保障而非束缚？如何保证调控活动沿循正常轨道？如何在调控失效时进行责任清算？换言之，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制度如何应对经济的大幅波动？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各国经济法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涉及到经济法制度设计、法律运作等相对“宏观”的问题，但构成法律制度的“细胞”是法律规范，我们可以从经济法的规范结构入手。同时，法的规范结构与其功能有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经济法有无危机调控功能，以及在这种功能之下，经济法应具备怎样的规范结构论文下载。

二、经济法功能的两个维度

经济法的直接功能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以下简称调制）活动。调制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形势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济学家从历史的角度把经济的交替繁荣和衰退视为一种“经济周期”，从这个角度看，调制活动的开展必须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幅、熨平经济周期。

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政府的调控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周期性，进而要求经济法的制度运作也应进行周期变易。“经济周期—政府调控周期—经济法周期”的内在逻辑关系要求经济法应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所预计，并在执行中允许执法机关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差异性的调控制度。基于此，我们会认识到，经济法的功能应当是复合型的——不仅要为经济平稳时的常规性调制提供支持，也要对经济波动时的对策性调制加以保障。

换言之，在经济运行的不同时期，经济法的功能体现是有差异的。当一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或波动不大时，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保障正常调制活动的进行；但如果经济波动迅速，陷入过冷或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这时就难以再依赖于一些常规性的调制措施，而应当大力救市，甚至不惜以“重典”治“乱世”。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正常时的经济法功能称为常规化调制功能或“常态功能”的话，则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发生危机时，经济法的功能便是一种危机调控功能或“异态功能”。

常态功能是经济法在大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功能，是经济法的最基本功能。经济法的主要常态功能，是保障并约束常规化调制行为，是在一国经济按正常轨道运行时经济法所体现的保驾护航功能。经济法的异态功能也可看作是在常规调制失效或失败时经济法所具备的自我施救功能。常规调制活动的失败并不会导致经济法自身陷入危机，因固有的动态性、回应性存在，经济法能迅速对客观经济形势予以重新判断，并据此确立有针对性的特别调制措施。

三、功能视角下的经济法规范结构

（一）经济法的规范类型

经济法功能由其规范结构决定。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必须同时具有保障常态功能的规范类型与保障异态功能的规范类型。由于常态功能体现于经济发展平稳获波动不大时，这时的经济形势一般可通过经验予以预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大致是确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较为具体的形式规定于法律之中。这类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称其为“规则性规范”。

异态功能是经济大幅波动时的经济法功能，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定时很难预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类规范也就很难在法律中以明确的内容规定下来。而且既然是具有“救市”使命的异态功能，就必须强调“相机抉择”、因势而变，法律过多的限制反而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但同时，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法制经济，任何情况下的政府调制行为都不应脱离法律的限制，“相机抉择”绝非随意而为，经济法自然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调制行为设置规范约束。一方面需要约束，另一方面又不能规定过细，这就决定了这类法律规范必然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且存在可变因素。这类规范我们可称之为“标准性规范”。

与常态功能相对应的“规则性规范”，以及与异态功能相对应的“标准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类型上的一对“二元结构”。由常态功能的基础性地位决定，“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主体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主要是调控性规范，大多情况下是一些“裁量性规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经济法规范体系中属于“边缘性规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中，“内核性规范”的种类差异并不明显，而“边缘性规范”则无一定之规，且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其目的就是有针对性地对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整”。

（二）经济法上的行为及程序问题

在市场已经无法自救，常规化的调控手段也已失效的时候，经济法的异态功能就直观地表现为“政府救市”。但另一方面，不论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国家干预，都有一个“法定性”问题。政府出钱救助市场，无论是提供贴息贷款，还是购买不良债务，起码需要经过国会或议会的审批，这是“议会保留原则”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经济法异态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政府干预，但干预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干预必须是一种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调制。合法的调控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实质与形式两个要素。政府该不该救市、何时救市、救市的程度等属于实质性问题，而救市计划制定、审批与实施程序等则是形式上问题。由于政府救市多是市场极度不稳定时的极端或应急性措施，将其实质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明确规定于法律之中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因而就产生评判标准多元化的难题。从各国历史看，不论哪种救市计划出台，褒贬不一的声音总会出现。这是一个单靠法律很难解决的问题，尤其对经济法来说，如果它还要致力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对市场自身不抱绝对信心的话，它就必须相信政府的行为。因而这里的合法性更多地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具体到经济法中，则主要是调制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危机调控手段的政府救市，其实质合法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非具体规则。

在更加关注目的、实行结果导向的时候，形式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法中，形式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政府调控的时机、手段、程度、范围等实体内容需要政府自身进行裁量的话，那么调控计划的制定、审批、调整、监督等程序内容则应严格遵循法定原则。经济法对非常规化调制行为的控制，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体现为经济法上的各种程序制度。

具体来说，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是，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救市措施，其决策与执行都应在一种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并允许相关主体的参与、监督；在制度层面，危机调控程序法定化又体现为一系列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程序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制度，在经济法上的典型表现是“议会保留原则”。

在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市场调节及常规调制均告无效的时候，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救市，而是如何保证救市行为正当性主要是公平性的问题。法律制度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因而，强调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制度运行或行为运作过程之中。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因此在保障公平方面，典型的能被直接感知的仪式性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最终的救市计划内容怎样，只要是拿到国会讨论并获通过的计划，都应当认定是不存在公平性问题的。因为有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是否公平可以自由讨论，如果救市计划不公平，在国会讨论中就应否决它。这正是强调程序法定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危机调控权及相应的责任承担

在危机调控情况下，增大调制主体的权限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制定出来是用来指导未来的，人们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了法律内容的粗细。经济危机具有不可预测性，危机调控必须反周期而行，因而危机调控的时机、手段、幅度、频率等也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个角度看，要想使得经济法的危机调控功能切实有效，经济法的总体任务应当是授权而非限权。这是作为现代公法的经济法与传统公法的重要区别之一。

当然，限制危机调控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并不应通过规则控制的方式，即不能将危机调控权的运作牢牢控制在具有明确内容的法律规则之下，不能通过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方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如果说非要建立一种控制方式，那么这种控制更多地只能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但是，仅有这种控制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政府救市中，一项被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救市计划，在形式上已满足了法定化的要求，但计划内容是否最为恰当、具体措施能否尽数实施、资金流向能否保证公平，以及救市效果如何检验、计划失败时的责任承担等种种实质性问题，因其专业性、复杂性较强，势必难以依靠法律控制。

事实上，在专业性较强的经济法发展到今天，寻求控制调控权的方式不能再是经验主义的，传统公法所建立的一整套控制公权的方法、技术并不一定适合经济法领域，甚至在危机调控的背景之下，传统控权方式的适用，还可能会限制调控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经济法中，最有效的权力控制机制应当是提高调制主体的专业化水平与独立化程度。

在危机调控过程中，还有一个与权力的授予与控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调制主体的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来源于权利（力）的不当行使或对义务的违反。但正如前面所说，危机调控权主要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也都是内容不完整的“标准性规范”，这种情况下，法律责任的设置无疑是困难的。即使把危机调控权看作是调制主体的职责，这种职责严格来说也不同于法律义务，在调制主体不履行这些职责的情况下，将难以进行法律责任追究。此外，危机调控权的行使很多情况下并不针对特定主体，也就难以表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体制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时，经济法自然很难对这些行为设置明确的、严格的法律责任。

因为上述原因存在，以法律手段追究危机调控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必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法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如果将将责任的含义扩大化，包含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那么，经济危机下的责任清算，就不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的责任追究也就有了可能。具体而言，在危机调控中，可能存在两种需要问责政府的情况：一是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危机的发生；二是政府危机调控措施不当、无效或失败。作为法律责任的替代，在这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要求调制主体承担政治责任。如果官员问责制的运行能够体系化与制度化，在危机调控中缺少法律责任，或许并不会妨碍经济法功能的实现。

四、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功能的层级性决定了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与经济法上的多种“二元结构”[6]是紧密相联的，是经济法规范结构的必然表现。具体而言，经济法规范结构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主体、行为、程序、权义及责任各个方面，广义上还包括规范类型。由于这种非均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并构成了经济法制度设置与制度运作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现象称为经济法规范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原理”。对这一原理，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第一，规范类型结构的非均衡性。从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看，经济法规范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确行为模式、内容相对稳定的“规则性规范”，二是内容相对抽象、具有较大弹性、存在可变因素的“标准性规范”。两种规范的功能不同，它们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也就有别。“规则性规范”构成了经济法规范的主体，属于“内核性规范”，而“标准性规范”则处于边缘地位，属于“边缘性规范”。

第二，行为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行为主要有调制行为与对策行为两类，但这两类行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经济法行为体系中，调制行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对经济法功能实现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对策行为的采取，一般情况下需以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因而处于从属地位。

第三，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经济法上的权义结构非均衡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同一主体的权义在经济法不同部门中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即调制主体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力较多、义务较少，在市场规制法中则既有权力也有义务，甚至更多地强调法律对规制权的限制，而调制受体在市场规制法中义务多于权利，在宏观调控法中权利多于义务；二是作为整体，经济法上两类主体之间的权利或义务分布也是非均衡的，即权力（利）规范的分布主要向调制主体倾斜，而义务规范的分布则主要集中于调制受体。

第四，责任结构的非均衡性。责任与权义相联，权义结构的非均衡性使得经济法上的责任设置也具有偏在性。总体而言，经济法对调制受体的责任规定较多，对调制主体的责任规定较少，甚至很多领域没有调制主体实体责任的规定。

五、结语

第8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供货合同；合同管理；履约风险防范

供货合同在履约过程中，常由于合同签订不规范、履约过程管理粗放引起合同履约纠纷，使履约方遭受损失，增加了管理成本，如何防范合同履约风险，提高合同履约工作效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管理。

一、使用案例教育，强化法律意识，尤其提高对合同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大量通过合同来确定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并以此约束对方进行经济活动，达到交易目的。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积极普及合同法等相关经济法律法规，使管理者掌握合同的订立、生效、构成要素、违约责任等知识，对于提高合同管理及执行效率，有着重要意义。而以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合同案例为学习对象，通过对实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矛盾、困惑进行解析，并探讨相应的解决办法、思路、对策等，可以调动管理者学习经济法律法规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探索兴趣，使其学会由此及彼、融会贯通，从而实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进而为实现合同行为等经济活动的规范管理打下良好的法律理论基础。

二、提前介入，做好合同签订工作管理

（一）深入了解签约对象，做好对签约方的资信调查

首先，做好签约方主体资格的审查。签约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1）营业执照。核对对方营业执照，及其核定的经营范围，查看其营业执照的经营期限、注册资本，是否年检，可登录工商管理部门网站进行相关查验。（2）税务登记证。税务登记证是税务机关核发给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凭证，它不仅是判断合同对方能否为企业开具发票的凭据，也是验定其开具的发票是否有效的依据。税务登记证的核对可以通过登录税务局相关网站进行税号查询、核对，如果在网上无法查询，也可以打电话到注册地工商机关和税务机关询问。（3）资质证书。资质证书是国家授予企业从事某种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证书。诸如建筑行业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等，均为企业的资质证书。可通过登录相关管理部门网站核查该类证书真伪。

签约方是自然人的，应注重审查其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通过要求其提供身份证、详细的家庭地址、联系方法及个人的其他情况等资料，进行实地考察和确认。

其次，做好签约方代表的资格调查。主要对以下几类人员资格进行审查，并收集相关资料：

（1）法定代表人：应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印章的确认；（2）委托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载明姓名/名称、事项、权限、期限、签名、盖章）、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确认。

（二）规范合同文本，加强合同条款审查工作

供货合同应以书面形式定立，合同文本应规范，做到用词准确、订立合同的各方意思表示清楚，对权利义务的约定明确，避免产生歧义。对于合同构成要素，尤其是合同标的的描述、规格及质量标准的认定、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送货条款、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要仔细斟酌，充分考虑法律规定、行业标准或交易习惯。首先，供货产品的规格要清晰具体，避免供需要求出现差错。其次，应明确约定供货产品的质量标准、检验方法、检验期限及质量问题的处理方式，避免质量纠纷；第三，合同金额应注意大小写一致，明确付款方式、付款日期以及供货发票开具要求，避免付款风险；第四，应当注意审查违约责任中有无不平等的违约责任条款，避免合同缔约过失风险；第五，应明确约定送货地点，送货方式，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分担方法，收货方的经办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当对方更换新的经办人时，应当要求对方提供授权委托书。从而为解决履约纠纷中的举证问题，防止合同履约风险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注意合同生效要件的确认

首先，签约双方应在达成一致的合同文本上加盖单位公章，加盖的公章应清晰可辨。其次，法人代表应在合同文本法人代表处亲笔签名，由委托人签名的，法人委托人应提供有效、规范的委托书证明。第三，合同文本不得涂改，若不得已出现涂改，应由签约双方在所有涂改处盖章确认。第四，注意合同附件资料的审查，尤其是营业执照复印件的审查，签约双方应在各自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盖章确认。

三、建立合同管理工作机制，促进合同管理工作的规范有序

企业内部，合同从起草、签订到履约、结束，有一个流转的过程。在这个流转过程中，对各个环节间的衔接、监督与管理，对于合同的顺利实现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应在企业主动建立合同管理工作机制，通过分解细化合同管理流程，分清工作界面，划分各个部门的权责范围，达到流程通畅、管理高效的工作目标。首先，应统一合同管理的归口部门，防止令出多头，组织混乱；其次，应根据合同重要程度做好授权管理的界面划分，严格授权程序，兼顾灵活性与严肃性，确保有效授权，提高管理效率；第三，注重部门分工与协作，明确各部门的权责范围，对重要的工作节点应充分细化管理过程，确保流程畅通；第四，建立履约跟踪机制，设立专人跟踪合同履约情况，及时收集并向履约管理部门反馈履约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管理部门应根据反馈情况及时做出分析和应对，防范履约风险。

四、加强履约风险防范注意事项的归纳、整理和知识普及

履约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货风险

交货风险常常由于货物交接过程不规范、单据缺失或确认方式无效造成。譬如，供货方对送货单据的签收规定不明确，送货单上经常只有收货方工作人员的签名，没有加盖公章，这就会在法律上产生交货义务履行与否的证明问题，因为是个人签收，很可能产生法律风险隐患。因此，在货物交接环节，应明确交接单据要求，交接单据应以书面形式设立，要求收货方提供身份证明资料，并在交接单据上签字，注明收货日期并加盖公章，或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收货方指定人员签收即为有效，同时约定收货方收货应提交的资料，如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另外，合同双方应约定做好及时对账确认工作，并形成严格的纪律。

（二）付款风险

对于收货方而言，付款风险主要反映在对供货方开具的发票或付款收据的审验工作上，在审验工作中，应根据国家关于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发票构成要素包括出票方收票方信息、发票专用章签章、发票金额、相关价款税款的计算是否正确等等进行严格审查；对于收据管理，应规范收据格式及内容，包括收款人名称、收款金额、对应的合同名称或编号；款项是否已支付、收款方的公章等等。

（三）收款风险

对于收款方而言，应加强对付款方出具的商业票据，包括支票、商业汇票等等的审验，审验人应熟悉国家票据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审查出票信息、出票日期、出票金额及背书签章的有效性。

（四）信誉风险

应定期对合作对象资信情况包括主体资格情况、给付能力情况、经营情况、产能情况等等进行回访和调查，尤其对于出现公司分立合并、法人变更、重大法律诉讼纠纷等情况，更应做好密切跟踪；另外，应加强往来款项的对账管理，形成固定机制，防止出现信誉风险导致的履约风险。

（五）举证风险

举证风险体现在举证资料的缺失、不规范及无效性上，因此，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应注重履约过程中的往来函件、会谈纪要、业务单据、债权凭证等资料的规范性要求以及以上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工作。当出现合同履约纠纷时，应善于使用包括律师联系函、催交函等法律文书，从而做好应对法律纠纷的法律举证保障工作。

第9篇：经济法责论文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 宏观调控政策 法治 国家干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已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2013年，新的“国五条”房地产调控措施正式出台，但是，经过近两个月的实行，“新国五条”在各地区效果并不明显，不少地区甚至名存实亡，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房产调控方面与中央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一方面指出了目前房地产调控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足，中央调控政策在操作性和灵活性上存在诸多问题，房地产调控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中，房地产主体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加之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房地产市场经济法律十分混乱。从经济法的视野审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升级，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法制化已势在必行。只有将经济法理念运用于地产调控的实践之中，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合理性建议，同时从金融、税收、土地等各方面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才能有效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1、“新国五条”政策实施效果的现状及评析

因次贷危机之故，中央2008年出台的“4万亿”救市计划中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收益快、操作空间大的房地产行业，导致中国房地产自2009年一直处于“高烧不退”的现状，房价居高不下。由于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钢筋水泥”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政府财政体系，国务院相继出台的“国十一条”、“国十条”等房地产调控措施并未抑制房价飞涨的态势。在面对“越涨越调、越涨越调”的外部质疑时，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再次重拳出击，彰显决心，“新国五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然而，其实施一年来，虽然较之前限购、限价、限贷力度更大，但目前看来，房价调控目标、问责制等直接目标似乎并没有对市场有所影响。从一线城市房价来看，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在全年房价同比涨幅中位居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3年9月开始，四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0%，大幅领先二线城市。而从2013全年来看，除了一季度的同比涨幅低于10%，显得较为温和以外，从4月开始，四大一线城市房价可谓高歌猛进，每月同比涨幅几乎以平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抑制“地王”出现上，国五条的目标亦未得到充分体现。据不完全统计，从“新国五条”出台至今，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陆续共诞生了13个“地王”，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750亿元。地王项目的入市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周边楼盘的价格；在“新国五条”的具体实施过程上，也有瑕疵存在。“新国五条”细则虽然在限购、限贷、个税、限价等方面明显升级，尤其是二手房转让按照20%交纳个人所得税，影响面甚大。但后来各地出台的地方细则中，并没充分反映“新国五条”细则，此外，政策里面提到的问责制，在实际操作中，也没从严执行。

2、“新国五条”空调的原因分析

2.1、中央与地方的调控目标不一致

中央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管家”，应以全体国民的利益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符合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目标，通过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央政府使各地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异。中央政府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诉求要简单得多。我国现行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指标。地方官员为求显眼的政绩，往往青睐于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业具有投资额巨大、迅速拉升国民生产总值、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的多重“功效”，有利于地方宫员升迁。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存在依赖感。根据我国现行土地制度规定，土地出让金的大部分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更多地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来解决财力不足的困境。所以，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地方政府控制房价的意愿并不强烈。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利益诉讼不同，中央政府控制房价的政策常被地方政府化解。例如中央政府在2008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房地产的措施，被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结果扩大了对房地产业的支持力度，使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得不到执行，房地产调控达不到预期结果，沦为“空调”。

2.2、调控手段失当

从目前的调控手段来看，政府频繁的使用行政手段，过多的用行政命令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由于调控政策的出台缺乏法律程序，也由于部委之间缺乏协调，各自为政，宏观调控政策内容往往相互冲突，缺乏应有的统一，丧失了政策文件的权威性。一部关于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出台，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规范宏观调控，是解决房地产调控这些问题的根本。没有一套完备的房地产调控基本法律制度体系和应有的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则，导致具有预见力和预防的措施、政策少之又少，房地产调控会往往陷入一种落后的事后补救状态，疲于应付，调控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房地产市场何时出台何种税收政策，可以说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甚至被人称道：因为不确定，使投机者不敢轻易入市，从而达到调控目的。这完全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竞争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确定的公共服务，包括法律、政策。政府提供的法律、政策必须是公开的、确定的，市场参与者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

2.3、法律体系不健全

2.3.1、房地产产权制度不健全

一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在现有的土地使用制度之下，由于产权流转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土地入市交易成本较高。由于房地产开发活动中，土地价格是带有基础性作用的，高成本的土地价格终究要通过房地产市场价格表现出来。二是城市基础设施产权制度不健全。城市经济是一个综合的有机体，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业和部门都与其他行业和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城市交通、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等众多部门和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利益造成房地产业开发成本上升。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房地产业与配套部门关系混乱的结果，实际上是城市基础设施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关系混乱的表现。

2.3.2、房地产价格的形成和调节机制不完善。一是房地产生产环节分摊成本较大；二是房地产生产领域产业化程度不高，本身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三是房地产企业经营的目标是追逐垄断利润。房地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造成价格偏离价值。在消费领域，企业处于有利地位，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使定价权明显偏向有利的方面，从而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在我国，由于本身的法律体制还不健全，房地产市场也缺乏相关的法律进行调控。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的法规条文针对性不强，对房地产经济活动各个环节乃至细节问题都规定不明确，因而落实起来比较困难。

3、国外地产调控的经验和启示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都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都面临过或正面临着“房价过高、市场失灵”的难题。由于房地产市场具有垄断竞争性、周期性和外部性等特点，市场失灵问题较为严重，需要政府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本节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例，试图发现和归纳各国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特点，并在海外各国经验和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带有规律性的共性内容。这些带有规律性的共性特征的启示，对指导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实践有着现实的意义。

3.1、较为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国外地产调控较为成功的国家十分注重相关法律的建设，从制度上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与了保证，推动调控的法制化进程。

美国的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特点是调控的法制化，其以稳定房地产市场为主要目标，围绕国民的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监管、房地产金融管理、土地供应等方面展开立法准备。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美国通过联邦立法，相继出台多种法律法规，重要的法规有《住宅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宅与城市发展法》和《住宅自有者贷款法》等。除此之外，各州政府也相继对操作办法和操作模式做出了细致的方法，为法律施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样，我们的近邻日本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日本尤其注重完备的住房组织和统一的政策体系的建立。立法机构相继出台《住宅金融公库法》（1950年）、《公营住宅法》（1951年）、《日本住宅公团法》（1955年）、《城市住房计划法》（1966年）等法律，其条文具体细致，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执行过程中很少有因法律模棱两可问题引发争议；与之相配合，日本政府也建立一系列机构和法规，落实住房建设规划。借助日本住宅金融公库、公营住宅、公团住宅等金融和社会机构，针对住宅绝对困难人群、比较困难人群采取直接救济、间接救济、直接供应、租金补助等办法相结合，着力解决国民住房问题。

3.2、政策的连贯性较强

事物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断努力。国外地产调控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渐进过程。难能可贵的是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较好的较好的继承了以往的政策和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进步。

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却大量地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注重运用国家力量集中调动资源发展经济。日本政府特别注重住房建设规划的编制和指导，从1966年到2005年，先后制定八次住房建设五年计划，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提出各阶段的建设目标、规模、标准和措施，明确保障性住房的比例，从“一五”到“八五”分别为40.3%、40.1%、40.7%、45.45%、49.25%、50.68%、48.29%、50.78%。在日本各界的不懈努力下，日本的住房市场经历了二战前的个人建房到二战后公有供应，再到现阶段逐步走向市场化的转变。

相较于我国“十年九调”的房地产政策，国外的地产政策无疑更为稳定。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律手段固有的稳定性所致，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政策制定前，我们应从长远着手，对市场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期，避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

3.3、严格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管制

从二战对德国的国民经济和住房造成了巨大破坏，到1991年两德统一后住房状况混乱，再到现在相对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房地产价格。德国房地产市场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状态主要归功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严格的管制和引导措施。

在战后住房短缺时期，德国制定了房租管制政策，要求各地政府按照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指导租金水平，作为住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确定住房租金的参考价格。之后，随着德国经济状况的好转，各地方政府逐步以租房补贴制度取而代之来执行保障居民住房的职能。在德国，有《房租价格法》、《住房中介法》等法律法规对房租市场进行管制。此外，在德国大多数城市，住房管理机构、租房者协会、住房中间商协会等机构根据对各种住房的综合评估，制定出各类住房租金价目表，房屋租赁者和承租人必须在这个价目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确定具体的房租水平。

德国政府对房地产交易市场日常管制与监督也相当严格。德国制定了一整套法律并设立了一系列政府部门对不动产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房地产法律主要有《联邦建筑法》、《联邦规划法》等，并且各州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主要是对房地产交易的结果进行监督，如交易结果必须经公证处认证方可得到认可，并且公正处开出的《地产公证合同》必须经土地注册局注册方可有效。这些监督行为主要是为了规范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秩序，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政府通过严格的房地产交易管制，特别是土地流转基准价格的制定，可以有效杜绝房地产市场上不正当的交易行为，并保证房地产价格在合理的范围内浮动。

总体而言，我国地产调控政策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吸取国外调控政策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国的地产调控意义重大。

4、国家宏观调控与具体法律政策相结合的制调控机制的探索

4.1、加强宏观调控，制定和完善相应市场规则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房地产行业作为目前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这就需要国家运用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将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关注点放到相应市场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方面，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科学的制度性框架安排。

所谓的宏观调控是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而它在房地产行业中主要表现为国家凭借经济、法律和行政等调控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节和控制，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在供需总量和结构上的优化与平衡，实现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4.2、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增强政策执行力

面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最大限度的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和房产收入的依赖性。一方面中央制定政策前要进行充分调研，在制定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政策的落地性，不能只空喊口号，导致地方政府无法施行。也要综合考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差异性，在总体原则不变的情况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增加其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充分理解中央的政策，结合自身特点进行落实分析。要尽快拿出符合地方特点的解决方案并上报政府，试行阶段明确责任、权力、利益分配，同时阶段性的上报，配合中央进行政策微调。只有这样，政府对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效果才能充分展示，实现一种房产调控的长效机制。

4.3、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加强法律监督

由于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市场经济运作的复杂性，现有的房地产法律、法规尚不能全部覆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存在随意性大、多头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等不规范问题，致使国家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整合和合理的利用，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和混乱，因而在抓好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的完善，将宏观调控和微观法律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构建一张双轨制调控机制的蓝图。

项目编号：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专门项目（13XZ-BZX-070）。

参考文献：

[1]尹中立.房地产调控与宏观调控的矛盾与出路[J].国际经济评论.2007，6：10-11.

[2]余建源.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

[3]王伦强.当前房地产业的现状及其发展对策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022.

[4]刘水林.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反思与拓展[J].现代法学，2006，28（1）：43-51.

[5]黄伯佳.房价调控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7.

作者简介：